隨著習近平主席成功訪英，中英在經濟等領域的合作大步邁進。英國《金融時報》也於11月2日發文提及，中英雙邊關系迎來“黃金時代”。然而，這種“聯盟”在幾十年前的“撒切爾夫人時代”似乎難以想象。令人好奇的是，今天的英國人究竟怎麽看待中英關系以及中國經濟?

近期，在2015複旦全球領袖論壇期間，英國上議院中立議員、複旦管院國際顧問委員會副主席查爾斯·鮑威爾勛爵(Lord Charles Powell)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專訪。鮑威爾勛爵當年(即上世紀80年代前後)曾擔任英國前首相馬格利特·撒切爾夫人的私人秘書、外交顧問和國防顧問，英國當時經歷了巨大變革;眼下，現任首相卡梅倫掌管下的英國也正面臨全球經濟放緩的挑戰。同時，他也可謂是幾十年來中英關系發展的見證人。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外媒頻頻報道“英國是在質疑聲中擁抱中國”，但鮑威爾勛爵始終是中英關系的忠實擁護者。

中國應該更勇敢地推進改革

“幾乎令每一屆英國領導人後悔的就是——沒有更激進地推動改革。” 這是鮑威爾勛爵對於中國經濟改革的首要建議。其實，當年撒切爾夫人大刀闊斧地進行國企改革也為中國提供了借鑒。

他回憶稱：“1979年，英國社會、經濟形勢窘迫，罷工不斷、失業率高企，撒切爾夫人幾乎需要進行全面改革，包括改變經濟運行模式，如使人們有能力買房，並采取減稅、國企私有化等重磅措施，可謂是一次重大革命(revolution)。相比之下，其接下來的幾任首相如布萊爾、卡梅倫就任的時候，形勢更為有利。”

上個世紀70年代的英國已經陷入窘境，二戰結束之後，英國形成了一種“中央集權、管理、官僚體制和幹涉主義結合的政府風格”。 撒切爾夫人面臨國企效率低、財政壓力大等問題。由於工黨長期執行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經濟政策失效，導致公共財政開支不斷增加，而國有企業生產效益差，反過來加劇了這種危機。

當時，撒切爾夫人也認為 “政府本身並沒有錢，只有納稅人的錢”，因此必須削減政府的規模和公共支出。由此，撒切爾夫人將改革的大刀砍向了政府、工會、國企這樣低效的組織。

盡管撒切爾夫人時代和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國企改革背景、經濟問題都有所不同，但核心都存在一些國企的低效問題。

鮑威爾勛爵告訴記者，“1979年前後，英國的航空、房產等多數產業都是國有的，此後我們花了很長時間進行私有化，人們還需要適應和理解這一概念。我們也發現，私有化使得服務質量提高、成本下降，但如鐵路等產業要進行私有化是很難的，不論是在美國、英國或是中國。”

談到中國的國企改革，他也認為，中國已經下定決心推動經濟向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轉型，“盡管改革正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但有些推進的速度可以更快，如國企改革，至少在一個旁觀者來看，推動速度還不夠快。”當然他也承認，中英的政治背景不同，全面的私有化(full-scale privatization)難以實行，“但中國可以做的是進一步弱化政府在國企中扮演的角色。”

亞投行行長選金立群就對了

其實，促使中英關系迅速升溫的“催化劑”當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文稱“亞投行”)。2015年3月12日，英國不顧美國的反對，帶頭成為第一個加入亞投行的歐洲國家，此後德國、法國、意大利等七國集團（G7）國家悉數加入，當前G7國家中僅剩日本和美國沒有“入夥”。

“首先，我認為你們挑選了一位非常稱職的候任行長，金立群在英國非常有名，這是一個極好的開端;其次，我認為對於亞投行而言，需要保證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使得該多邊機構能夠順利運營。很顯然，金立群在這方面擁有諸多專業經歷，他曾就任亞洲開發銀行(ADB)副行長、投公司監事長等;此外，我們更希望看到好的投資項目，這種項目不應該是為了建立某種國家關系或有所傾向性，而是應該真正著眼有利全球經濟的項目，這樣才能取得各成員國的支持。” 鮑威爾勛爵相信，美國和日本最終也會加入亞投行。

話雖如此，他也坦言，“但這一切也遭到了一些質疑聲，例如有英國媒體說‘英國似乎與中國走得太近了’，美國也有類似的質疑。” 鮑威爾勛爵笑稱，“我們的媒體自由化程度極高，什麽都敢說。”

中國“溢出效應”有所誇大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也不斷加強。在8月11日人民幣一次性貶值引發全球市場波動後，各大外媒也紛紛表示“中國經濟放緩拖累全球”。

“對此，我並不想給出非黑即白的評論。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不少國家的經濟形勢在8月前就已經非常疲軟，歐洲經濟增長始終很糟糕，美國複蘇也不如預期的那麽強，因此不可能將問題都歸因於中國身上。” 鮑威爾勛爵對記者表示。

當然，他也指出，中國在8月發生的波動的確讓全球感到了緊張。“當前中國與全球經濟高度融合，所以不可能撇開中國不談。在我看來，全球媒體每天都在談論中國，不管我走到哪里，只要打開電視，幾乎都會看到談論中國的節目。”

（本報記者李雪瑩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