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央行(ECB)管委會成員、荷蘭央行行長Klaas Knot周二表示,歐洲央行可能采取進一步的寬松措施,包括收購政府債券,但他不確定這些措施能否有效提振歐元區的低通脹。
Knot說,歐洲央行不排除收購政府債券,即所謂的量化寬松,但他認為目前沒有理由推出這項措施,因成效令人質疑。他認為,當前許多歐元區國家以歷史低點的利率借款,歐洲央行沒有理由購買這種債券。
此前一天,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才表示考慮購買政府債券,刺激歐洲股市上漲。Knot則表示,歐洲央行已有很多抵禦低通脹的工具,但發揮成效需要時間。他還重申,歐元區的低通脹主要是油價下跌所致,目前也並無通縮跡象。
在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中,Knot普遍被視為立場較為鷹派的委員之一,他的立場通常也跟德國一致。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歐洲央行本周四將向歐洲銀行業提供第二輪旨在複蘇歐元區經濟和刺激銀行向中小企業放貸的四年期廉價貸款TLTRO(定向長期貸款計劃)。
不過,英國《金融時報》援引經濟學家稱,第二輪TLTRO的申用額度可能會讓人失望,因為該政策並不能解決歐元區面臨的問題。彭博社上周的調查顯示,分析師預計歐洲銀行業僅會申用1700億歐元的TLTRO,而歐洲央行可提供的總額為3170億歐元。
蘇格蘭皇家銀行宏觀信貸研究部門主管Alberto Gallo預計,額度只會用掉1200億歐元。他表示,“你可以喝下的啤酒是有限的:銀行並不需要流動性。”
華爾街見聞網站介紹過,TLTRO是歐洲央行刺激方案的主要工具,該行希望借此刺激歐洲信貸擴張,避免陷入通縮,並重振歐元區低迷的經濟。由於TLTRO是定向的,銀行在獲得歐洲央行超低利息的貸款後,必須用這些貸款向以企業為主的私人部門和家庭放貸,而不能用來買政府債券和用作住房抵押貸款。
歐洲央行9月實施了首輪TLTRO,以0.15%的固定利率向歐洲銀行業提供了826億歐元貸款,當時市場預期為1000億至3000億歐元。
英國《金融時報》援引的分析師們道出了問題所在:TLTRO是在信貸需求疲軟和銀行對於家庭和企業的償還能力保持謹慎的背景下實施的。與此同時,歐洲央行的存款負利率政策也抑制了銀行持有流動性的需求。
上周的歐洲央行貨幣政策會議結果顯示,該行最早或於2015年1月22日的貨幣政策會議上推出全面的QE。
不過,分析師警告稱,歐洲央行任何關於QE的決定都將取決於歐洲銀行業對本輪TLTRO的申用情況。如果銀行申請TLTRO火爆,歐洲央行采取進一步行動的壓力將會減小。
摩根士丹利歐洲金融服務研究部門主管Huw van Steenis表示:
這(第二輪申用情況)是從現在到一月的核心數據。歐洲央行的下一步將會明顯地受到TLTRO的申用和其他信貸情況變化的影響。
不過,TLTRO並非完全沒有用武之地。在上一輪拍賣出的826億歐元的TLTRO中,意大利和西班牙占到了45%。Fidentiis Equities分析師Fabrizio Bernardi當時接受彭博采訪時表示歐洲央行的TLTRO對於意大利銀行業來說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因和其他國家相比,意大利銀行業的整體借貸成本較高。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上周也表示,TLTRO的實施產生了“顯著的融資寬松效應”,近些年融資成本較高的部分地區最為受益。
van Steenis指出,歐元區南部申用TLTRO的額度高於其他地區的趨勢有望在第二輪得到延續,而歐元區北部的銀行業可能都不會去申用。他表示:
不確定的是不知道法國和比荷盧經濟聯盟(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的銀行業會怎麽做。 當前缺乏明顯的信號:有些說會申用部分,有些則表示不會。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本月瑞士央行突然放棄匯率下限所引發的“瑞郎風暴”尚未遠去,周四晚間的歐洲央行決議似乎有可能掀起一輪“歐元風暴”。數據顯示,在周三歐央行購債規模傳聞出現的時候,歐元的流動性接近歷史低點。這意味著市場很有可能經歷類似瑞郎的軋倉行情。
周三市場傳聞歐洲央行可能會在今天宣布每月500億歐元的開放式QE,盡管購債持續時間和消息的有效性並無法得到確認,但是市場依然出現了劇烈的震蕩。歐元在幾分鐘內出現了超過100點的振幅。
Nanex數據顯示,歐元當時的流動性接近歷史新低。傳聞所帶來的“預熱”行情就導致流動性不足使得市場十分擔憂:真正公布QE方案的時候市場或因為流動性問題而出現類似瑞郎的軋倉行情,尤其在目前歐元空頭規模極大的情況下。
本月15日瑞士央行取消歐元對瑞郎1.20的匯率下限,並將活期存款利率降至-0.75%。該意外消息引發瑞郎暴漲。由於市場市場流動性原因,許多瑞郎空倉無法平倉,導致多家外匯券商和銀行在本次“瑞郎風暴”中損失慘重。
最新CFTC數據顯示,1月13日當周歐元凈空頭創2014年12月份初期以來最大規模。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2014年12月24日,上海,一場名為“粉墨登場——魅力無窮的傳統戲劇”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場活動在華東理工大學校園舉行。圖為正在看京劇臉譜及介紹的大學生。 (CFP/圖)
對於人類這樣一種高度社會性的動物,面孔識別簡直太重要了。但是有些人卻不擅此道,還有的人是天生的臉盲患者。他們的冷漠並不是有意為之的結果。科學家正試圖從多個角度揭示這一令人尷尬的疾病。
38年前,美國宇航局(NASA)的火星探測器“維京1號”飛到了火星的上空,它對著一個名叫基多尼亞的地區拍攝了一系列照片。這本來是為了給後面的“維京2號”選擇合適的著陸地點。可是,天文學家們在收到的照片上發現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圖像。在某一張照片上,火星表面矗立著一個“人臉雕像”,眼睛、鼻子和嘴都清晰可辨,眼神似乎還在死死地盯著正在拍照的“維京1號”。
這張照片一經公開就引起了轟動。人們開始猜測那是不是外星文明留下的傑作。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也就是2001年,美國宇航局的另一架探測器“火星全球勘探者號”再次造訪該地。那個時候互聯網已經進入人們的生活,大量的網民焦急地等待美國宇航局公布更加細致的照片。然而,新拍攝的照片徹底否定了各種瘋狂的猜想。那個“火星人臉”只是地形和光影造成的錯覺,“臉”是不存在的。
這個真實的故事顯示了人類對面孔的敏感程度。生活中的例子比比皆是。哪怕是一座房子上有幾個位置恰到好處的窗戶,橙子上特別的皺紋,或者是裝了“眼睫毛”的汽車前燈,都可以讓人聯想到人臉。
在實驗室里,科學家發現,即便是最弱的線索,都可以激活人腦用於識別面孔的區域。在幾年前發表的一項研究里,科學家讓受試者玩了一個匿名捐款的遊戲,這些受試者在捐款之前會看到一個由三個黑點組成的圖案。有趣的地方在於,一部分受試者看到的圖案是上面兩個黑點、下面一個黑點,也就是分別位於眼睛和鼻子的位置;另一部分受試者看到的是“正常”的三角排列——上面一個黑點、下面兩個黑點。
結果,看到前一個圖案的人在進行捐贈行為時比看到後一個圖案的人要大方許多。盡管,每一個人在決定他的捐贈數額時都是完全匿名的,但“被人盯著看”的感覺讓前一部分受試者捐出了更多。
也許這些捐贈者沒有明確察覺人臉,但他們大腦中的一個區域——梭狀回——在他們看到三個黑點時變得活躍起來。梭狀回中的面部識別區正是被認為與面孔識別有很強關聯的腦區。
識別面孔對於人類這樣一種高度社會性的動物來說簡直太重要了。在兩個半月大的時候,嬰兒就已經會對笑臉報以微笑。這是嬰兒與母親進行互動的一種方式,也是其社會化的開端。面孔,或許是一個人出生之後最早賦予視覺意義並加以重視的物體。
中山大學的心理學研究生張華(化名)在周圍的同學看來是一個“高冷”的人。他走在路上,遇到老師和同學,常常不跟他們打招呼。但他的導師程樂華認為人們是誤解了他——張華並不是不願意跟熟人打招呼,而是認不出熟人的臉。
張華跟著程樂華學習已經有兩年了,但仍然會認不出程樂華。經常性地,只有當程樂華開口說話,張華才能從聲音中辨別出這是他的老師。
程樂華還遇到過另一名臉盲學生,他是這麽跟程樂華說的:大一時第一次見新同學,我問了四個男生的名字,然後很尷尬地發現,我問了同一個人四次。
這兩名學生所遇到的問題叫面孔失認癥,俗稱臉盲。這種癥狀最早得名並開始被系統研究是在整整70年前。
1944年,蘇聯紅軍向德國推進,一名36歲的德國中尉在戰事中負傷。他被送到戰地醫院,軍醫從他頭的後部取出一個彈片。傷愈之後,這名中尉發現奇怪的事情出現了——他不像以前那樣可以識別人臉了。
他隨後被送到斯圖加特附近的一所精神病醫院,在那里,醫生喬基姆·博達默(Joachim Bodamer)對他進行了細致的檢查。博達默把這名中尉結發七年的妻子打扮成護士,讓她與四名真護士站在一起,然後問中尉是否看出什麽問題。中尉表示,沒看出問題。他認不出穿上護士裝的妻子。甚至,在鏡子里看自己的時候,中尉也感到陌生。
博達默寫了一份長達47頁的醫學報告,其中把中尉所患的病癥稱為面孔失認癥。後來的醫生們發現,這種面部識別缺陷,可能出現在人的腦部受了外傷或是中風之後。
面孔失認癥和另一種被稱為“替身綜合征”的病癥是兩種非常奇怪的病癥,它們之間就像是鏡像關系。替身綜合征的患者能夠認出身邊熟悉的人的面孔,但他們對這些人缺乏熟悉感,他們會認為這些人是冒名頂替而來的;即便有很強的證據證明這些人並不是替身,替身綜合征患者也仍然會堅持他們的觀點。面孔失認癥患者的問題則表現在,看到熟悉的人的面孔時,他們無法將眼、口、耳、鼻等部位協調地從整體上進行理解,因而他們會對熟悉的人感到陌生。
不過,面孔失認癥的人一般來說對於識別面孔之外的其他物體並不存在困難。
這些現象的存在,讓許多科學家認為,人對人臉的識別與熟悉感是分開的過程,人對面孔的識別和對其他物體的識別也是不同的過程。在正常人的體驗中,面孔識別、熟悉感、其他物體的識別都是自然而然的過程,你察覺不出它們是由不同腦區參與控制的不同過程。只有缺陷出現了,你才發現它們是可以彼此分離的。
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心理科學系的喬安娜·帕蒂尼(Joanna Parketny)為了實驗室的研究項目,在互聯網上放了一套測試“臉盲”的試題。這個測試大概需要20分鐘,受試者會看到各種情形下的人臉,他們需要辨別出哪些是自己曾經見過的。
試題一開始很簡單,但越到後面就會越難。正常情況下,一個人識別的正確率應該在80%以上。如果低於了60%,那麽這個受試者就是臉盲了。正確率特別低的人,可能會被帕蒂尼請到他們的“腦與行為實驗室”,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帕蒂尼所研究的對象,不是那些腦部受傷後成為臉盲的人,而是在發育過程中成為臉盲的人。就像張華和那位把同一個人認了四次的同學,他們的頭部並沒有受過外傷,也沒有患過中風,他們的臉盲來自不一樣的過程。
根據一部分研究者的估計,英國人群中這種發育性臉盲患者的比例大約在1%到2%之間。帕蒂尼所在的實驗室正在嘗試找出這些發育性臉盲的人在處理面孔信息的時候與普通人究竟有何不同。
“我們的目標,是理解為什麽發育性臉盲的人在記憶和識別面孔時會有如此巨大的困難,”帕蒂尼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是跟他們的視覺記憶的質量有關呢,還是說他們感知面孔的方式就不一樣?又或者,也許他們編碼面孔信息的方式跟其他人是一樣的,但提取這些信息的過程出了問題?”
在實驗室里,帕蒂尼和同事用腦電圖的方式來查看普通人與臉盲患者在處理面孔信息時大腦活動的差異。
他們讓受試者看不同的人臉照片,有的圖是正著的,有的圖是倒著的。結果發現,正常人在看顛倒的人臉時,腦電波上會顯示出一種遲疑;而如果是臉盲患者來看兩種照片,腦電波就沒什麽區別。對於臉盲患者而言,臉是正的還是倒的,似乎是無所謂的。
同時,他們還發現,讓受試者把顛倒的人臉照片配對,臉盲患者比正常人做起來更輕松。
“所有這些都在告訴我們,臉盲患者在編碼面孔時更趨向於基於各個部位,他們把註意力放在了單個的特征上,比如眉毛或嘴的形狀,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樣上來就對面孔進行整體性的識別。這就解釋了為什麽把人臉顛倒過來並不會讓他們感到有多少差別。”帕蒂尼說。
帕蒂尼和同事還讓一些臉盲患者觀看名人的照片,這些人會認不出那些名人。這讓研究者懷疑,至少對於一部分臉盲患者來說,他們的大腦是可以儲存面孔身份信息的,但卻由於某種原因,他們無法有意識地提取這些信息。
美國《連線》雜誌幾年前報道過一位名叫比爾·舒瓦瑟(Bill Choisser)的臉盲患者。
他在小的時候,一直以為自己跟其他人都一樣,直到發現他的同學們都能在大街上認出自己的母親,而他不能。後來他當了律師,一直努力讓客戶認為他是稱職的,但實際上他在法庭上都認不出自己的客戶。直到48歲的時候,他才第一次在鏡子中認出了自己的臉。
這一次,舒瓦瑟還主要是根據新留出的發型認出自己的臉的。
“我之前訪問臉盲的時候,他們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臉盲。”程樂華正在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研究臉盲,“他們覺得自己不是臉盲的原因就是,‘在很遠的地方就能看到那個人啊,我就是認人啊,那幹嘛說我認人不行呢?我認人很好啊!’”
“為什麽他在遠處能認人呢?他不是看臉的,他是看身形的,這恰恰是臉盲的優勢。”程樂華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因為他不能去看臉了,一定要發展其他因素,因而從其他特征識別人的能力就發展得比較強。”
在1997年,舒瓦瑟建立了一個簡易的網站,把他了解到的臉盲知識都寫了出來,希望“同類”能夠看到,並建立聯系。在此之前,許多人被臉盲癥狀困擾,但並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問題。包括神經科學的研究者,也並未註意到除了創傷造成的臉盲外,還存在天生臉盲的這樣一個群體。
一個雅虎的郵件組也建立起來,世界各地的臉盲患者在這里講述自己遇到的生活問題。最終,這引起了一名正在攻讀神經科學博士的年輕人的註意。他叫布拉德·杜津(Brad Duchaine),1998年的夏天,他第一次接觸到發育性臉盲的患者,這也讓他第一次知道了舒瓦瑟的郵件組和網站。
自那個時候開始,杜津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到了今天,他已經成為臉盲這個研究領域中非常重要的一名研究者。
“我們已經發現,發育性的臉盲比早先所認為的更加普遍,”杜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它是具有家族聚集性的,患者的識別缺陷有時僅限於面孔,它與(腦部)右顳葉的功能失調有關。”
對於臉盲的家族聚集性這一點,杜津是最近幾年才在研究中予以確認的。此前,他曾碰到一些父親是臉盲、孩子也是臉盲的案例,於是他十分懷疑基因可能在起作用。
在隨後的研究中,杜津發現了一批有多個臉盲成員的家庭,最多的一家有八個臉盲患者。“在我們測試的發育性臉盲患者中,大約有40%到50%報告具有家族臉盲史。”杜津說,“我們對雙胞胎的研究也顯示面孔識別能力在人群中是具有高度遺傳性的。”
新出生的嬰兒的視力是很差的,他們只能分辨出一些明亮的光源,這就是為什麽你會發現嬰兒總是一動不動盯著光亮的地方看。在他們的眼里,大人的雙眼和嘴巴不過就是三個模糊的點,類似於本文開頭所講的捐款實驗中的黑點。
但是,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面孔對於嬰兒也有超強的吸引力。在1990年代初,科學家就發現人腦的內在設定就是對面孔敏感,小孩一出生其註意力就會跟著面孔或面孔狀的圖案走。而且,這個時候,他們是不能區別出不同的面孔的。
不過要不了多久,嬰兒就開始學會區分不同的面孔。到6個月大的時候,嬰兒就能夠記住他不曾見過的人臉了。這個時候,他們不但能夠區分人臉,還能夠區分猴子的臉。然而,正常情況下,到9個月大的時候,嬰兒就會失去區分猴子臉的能力。之後,一直到成年,他們就都只能區分人臉而不能區分猴子臉了。
人腦是存在一些窗口期的。就像語言的學習,如果你在兒時沒有學過某一種語言,那麽成年之後再學這種語言,不管你多麽努力,都不會跟母語完全一樣了。對面孔的識別也是如此。在最初的六個月里,人腦是會根據環境來確定哪些功能是必要的。
假如環境中出現較多的是人臉,那麽孩子就會形成對人臉的敏感。如果環境中是猴子臉居多,那麽孩子就會善於區分猴子臉,而不能區分人臉。科學家們在實驗室中用猴子做了實驗,結果猴子的表現也是如此。他們相信人也會這樣。在實驗中,研究者甚至一度戴著無臉的面罩餵養猴子,在這樣環境中長大的小猴子就成了徹底的臉盲——它們既不能識別人臉,也不能識別猴子臉。
同樣,這也是為什麽在成年人看來,外族人長得都一個樣。在他們嬰兒時期,看到最多的是同族人,所以大腦就選擇性地調整成只能識別同族人的面孔了。
有些嬰兒出生時就患有白內障,視物不清,他們長大一些之後,醫生用手術治好了白內障,他們的視力完全恢複正常。可是,由於錯過了形成人臉識別能力的窗口期,他們即便視力是正常的,但再也不能正常識別人臉了。
科學家已經註意到,臉盲與遺傳和早期發育都存在關系。
有趣的是,與臉盲相反,人群中還存在一些“超級認臉者”。帕蒂尼的那套臉盲測試題原本是設計用來測試英國人的,她和同事想要由此確定英國人群中臉盲的百分比。不過,她發現,這套試題在中國的社交網絡上流行了起來,許多中國人也在參與測試。
“看起來有些中國人非常善於識別白種人的面孔!”帕蒂尼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面孔識別是一條譜系,有的人被臉盲問題所困擾,另一些人則對面孔有超強的識別和記憶能力。”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超強的人臉識別能力是否可以超越種族,如果可以的話,這些人在人群中的比例又是如何。”帕蒂尼說。這是科學家尚未研究的問題。
自從1990年代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被用於研究臉盲以來,科學家已經發現了大腦的多個區域與之相關。它們包括儲存、提取和處理各種不同類型編碼信息的區域,以及那些複雜的將它們連接到一起的神經網絡。
“現在(科學界)的爭論不在於大腦中是否有一個用於面孔識別的專門區域,而在於人腦中是否存在一個專門的系統來執行這項任務。”帕蒂尼說。
現有的研究顯示,面孔識別的任務不止涉及早先發現的那些對人臉響應最大的腦區;換句話說,參與面孔識別的神經網絡比以前所想象的分布更廣。
“描繪出臉盲患者大腦中這些複雜的結構和功能,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帕蒂尼說。這些研究可能最終帶來能夠幫助到臉盲患者的方法。
程樂華最早開始研究臉盲的時候曾經懷疑過,臉盲是不是在理科生中比較多。但調查之後他發現,文科生臉盲的比例並不低於理科生。
他註意到,在他心理學公選課的60名學生中,有20名是臉盲。考慮到許多人可能本身是因尋求解決自身的某些困境才來選修心理學的,臉盲的比例會比一般性人群高,但三分之一仍然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比例。
在2008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有學者估計漢族人中臉盲的比例為1.9%。然而在程樂華看來,這可能遠遠低估了實際情況。
一段時間以來,程樂華幾乎每天都會在微信朋友圈發一兩條他遇到的臉盲患者的故事。他最近一條寫的是:“我現在看諜戰片都在想,接頭的人是臉盲怎麽辦?一定是狗血的劇情。”
杜津也認為,有必要讓公眾更多地理解臉盲,並且對於一些崗位來說,比如海關邊檢的工作人員,也需要考慮臉盲可能帶來的問題。
不是臉盲的人其實很難想象臉盲者看到的世界是怎麽樣的。程樂華現在正在發展一種全新的方法,來了解每一個臉盲患者看到的人臉是什麽樣子的。他並不認為臉盲完全是一種劣勢,在某些情況下,它也有可能是優勢。比如對於臉盲的心理咨詢師來說,他們就更能夠不受臉的幹擾,走進咨詢者的內心。
黑馬說:即使在電商飛速發展的今天,7-11依然保持著健康、快速、合乎理性的發展規模。這個發端於美國,中興於日本的便利店如今已經遍布世界。他們俘獲用戶的關鍵,就是令人發指地不斷改善顧客的體驗。比如,時刻關註天氣變化,來決定到底主要賣冷飲還是熱咖啡。
7-11已經成為日本消費文化的一個代表,但其實,他來源於美國。它的前身叫南大陸制冰公司,誕生於1937年,主要制造冰塊。後來為了擴大經營規模,這家公司開始售賣洗衣粉、面包、雞蛋、酸奶等日常用品。十年之後,這家公司更名為7-11.這個名字的含義是,倡導一種早睡早起的生活,七點起床,十一點睡覺。
1970年代,日本伊藤洋華堂的鈴木敏文將7-11引入到了日本,才開啟了7-11的偉大之路。
大約這個時候,鈴木敏文的生命開始和7-11產生了交匯。
1975年,7-11連鎖加盟店發展到69家,營業額突破了48億日元,更為可喜的是福島縣郡山市的虎丸店,創出了24小時全天候營業的業界新例;1980年,連鎖加盟店多達1000家;1984年,連鎖加盟店達到了2000家;1990年,連鎖加盟店翻了一番,達到4000家之多;1995年,連鎖加盟店超過了6000家;1999年,連鎖加盟店達到了8000家;2001年,連鎖加盟店發展到9125家……到了1989年,泡沫經濟崩潰時期,這家公司依然逆勢增長,鈴木敏文托管了7-11,成為這家美國便利店集團的實際掌控者。
鈴木敏文是個有遠見的企業家,他不僅依靠伊藤洋華堂這個大財閥,而且也敢於和墨守成規的財閥做出變革的鬥爭。那麽,他究竟為何能讓7-11成為零售業的王者呢?讓我們慢慢分析一下他的經營哲學,我相信,他的哲學不僅僅是對傳統零售業的反思與前瞻,更對電子商務領域有著借鑒作用,即使我的分析是淺嘗輒止的嘗試。
▲
鈴木敏文
▏第一, 深入人心的用戶體驗
鈴木敏文要求每一個管理者要對每一種產品、每一個店鋪、每一個員工都要有充分的了解。他特別要求每家店鋪都要對員工進行服務方面的培訓,讓他們給消費者最好的體驗。比如,7-11賣盒飯,有些顧客到晚了,盒飯售罄。這時候,7-11的店員會提醒你,去隔壁的便利店也能買到,有的甚至還給你推薦他們家的那種盒飯好吃。
這對很多企業來說是難以想象的,就好比你去索尼的櫃臺問松下的店鋪在哪。鈴木敏文以為,給客戶好的服務才能讓獲得他們的認可。他自己也善於聽取消費者的意見,比如,有個顧客給他寫信,說價簽標錯了,但員工當時態度不太好,只是冷冷地說,標錯了,不是這個價格。
鈴木馬上給這家店鋪寫信,要求整改,犯錯必須道歉。
鈴木敏文的確對大部分產品有著驚人的了解,而且他倡導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來改善用戶體驗。比如說,經過證明,桃子放在冰箱里三個小時之後的味道是最甜美的,於是,他就在店鋪里張貼海報,告訴消費者7-11的桃子舉世無雙;大米也是如此,長時間存放大米會影響口感,7-11提出,要把大米放在冰箱里,而消費者每次購買都要適量。
7-11很多產品是供貨商提供的,並沒有寫明使用方法。針對這樣的產品,鈴木敏文要求員工自己試吃、試用,然後為消費者提供使用的方法。
比如,他們曾經售賣一種方便面,包裝上沒寫使用方法。鈴木敏文讓員工自己挨個泡,結果找到了最佳口味的水量,然後貼了一個小告示貼在方便面的包裝上,告訴消費者怎麽泡。
還比如說糖果,每次有新產品來,鈴木都會要求員工觀察,糖果幾天會化開。然後提示消費者要在幾天之內吃完。
我不得不欽佩日本人對服務的追求。那些整日叫囂用戶體驗的公司,應該面對蒼穹、捫心自問,能否做到7-11對用戶的真正體貼,哪怕只做到10%也好。
▏第二, 防止銷售額至上
這一點非常重要,可以說,正是放棄了單純追求銷售額的策略,才讓7-11安全渡過了泡沫經濟,並且逆勢增長。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銷售額自然不用費勁兒就能隨勢而漲,但到了低迷時期,提升10%銷售額都極為艱難。鈴木敏文的策略是,註重利潤率的增長,減少庫存。“剔除銷售不好的產品,只賣那些好的產品,所以我們必須用嚴苛的目光來審視庫存。”
其實鈴木敏文沒有什麽特別好的方法,就是“審視每一件商品,仔細思考。”他要求每一個店員都要匯報每一件產品的情況,那些不好賣的東西要迅速清除。他提出了“單品管理”的概念,這是一項複雜的工作,但的確能提升利潤率。
鈴木敏文還指出,除了控制數量,更要緊的是提升產品的品質。他舉了一個例子,比如7-11不斷更新紅酒杯的樣式,有店員說,附近的很多人都買過了,為什麽還要更新?鈴木敏文的回答是,只要產品好,一定會有人重複買,不斷更新的。事實也是如此。
鈴木敏文對單品的管理讓人發指。7-11推出的紅豆飯廣受歡迎,但他們剛開始做的時候,味道相當一般。鈴木敏文讓負責紅豆飯的員工進行了仔細調研,最後發現,紅豆飯用蒸籠蒸才會激發紅豆的香味,而當時店里都是用水煮。於是,鈴木敏文下令,每家店鋪都購置了大型蒸籠,一時間,日本大街小巷都是紅豆味兒。
在產品關註方面,還有個故事能引人深思。當時,有個高管向鈴木敏文推薦新業務,他說,零售業現在幾乎飽和,要想持續發展,就要進入新的領域,比如開個飯館啥的。鈴木敏文問他,你吃過7-11的便當嗎。那哥們說,沒有。鈴木訓斥他說,如果連自己的產品都不夠了解,不想著提升已有業務的品質,即使讓他幹了新的行業,也肯定不會成功。
▏第三, 嚴苛的管理
咱們說了單品管理,而在日常管理上,鈴木敏文也從不妥協。他專門印制了“工作計劃表”,讓每一位員工清楚何時做何事,計劃表的橫軸是以小時為單位劃分的24小時時段,縱軸填寫的是店員姓名;工作計劃用直方圖的形式在表中體現出來,直方圖的起點和終點分別表示工作的起始時間和結束時間,工作內容填寫在直方圖的中央;工作項目有清掃、訂貨、檢驗商品、商品上架、檢查商品鮮度、布置商品陳列、檢查溫度、報刊退貨(這是7-11惟一可以退貨的商品)、補充消耗品、貨幣兌換、制定銷售日報,還有“空閑時做其他事”、“下班後到車站周圍走走看看”、“把東西放回原來的地方”、“空閑時不要竊竊私語”等各種指示和提醒語……他十分重視事後的檢查與評估,專門頒行了“工作檢查表”,列出所有作業項目,每個店員對照各個項目的要求檢查自己的執行情況;這種檢查一般以每半個月、一個月、二個月、三個月為單位進行;“工作檢查表”由本人和其他相關人員分別填寫,采用“0”和“X”標度實行兩段式評估,或者用1~3標度實行三段式評估,也有的用1~5標度實行五段式評估……為了規範結算時的待客行為,他專門印制了“待客行為效果表”,要求每一位店員不折不扣地做到:顧客結算時,必須高喊“歡迎您”;面對顧客時,同事之間不能竊竊私語,不能隨便聊天;要清楚地說明每件商品的名稱、價格,同時結帳;確認顧客預交款時,在未完全算完帳之前,不能把預交款放進收款機;在顧客購買盒飯或食品時,要詢問“需要加熱嗎”;顧客等待時,一定要說“讓您久等了”;只有一個人結帳,而有很多顧客等待時,要向同事高喊“請給顧客結帳”;當很多顧客在另一處等待結帳時,要說“請到這邊結帳”;加熱後的商品必須手持交給顧客,以保證商品是溫的……
他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把他的管理哲學命名為“假設與驗證”。這並不是一個什麽玄妙的哲學,比起“敬天愛人”來更加淺顯易懂,但很少有人能在實際工作中靈活有效地運用。
我們試著從7-11訂貨系統來驗證一下這個簡單的理論。鈴木敏文認為,持續關註才會有假設誕生,才能得以驗證,而持續關註的核心是專業體系。比如,他先假設,7-11里賣的米飯和飯團是不同種商品,所以需要不同的專業人士來管理訂貨體系。這些專業人士的任務就是驗證數據的可靠性,從而提升品質。
基於這個思想,7-11里都會有6、7個店員負責訂貨,他們不僅要關註單件產品的銷售情況、完成訂貨,還要從早中晚三個時段來分析貨品流轉。
這個思想的進一步升華,體現出鈴木敏文對於數據化的獨特觀點。在零售業,曾經有人提出過開辦無人管理超市的想法,也就是說,從進貨到銷售,都實現無人化管理,數據都基於POS機和計算機系統。
鈴木敏文對這種想法不屑一顧,他堅持認為,POS機和計算機系統,都需要人的掌控才能煥發生機,單品管理才能讓商品和服務具有靈魂,打破消費者的疲倦感。
伊藤洋華堂每周高層都會一起午餐,吃食是從一家高級餐廳定來的外賣,味道不錯,但吃的次數越多,大家就越覺得乏味。鈴木說,這就是消費者的疲倦感。他以為,就食品來說,要考慮大家不同的口味。很多店鋪認為,涼面這東西適合夏天吃,清爽可口,童叟無欺。但很多商家沒想到的是,天冷的時候,吃慣了那些暖心暖胃的食品,偶爾也想吃口涼面去去火。這就跟大冬天的很多人吃冰激淩一個道理。
所以,驗證假設這個理論的核心,其實還是從消費者出發,不放過任何細節。
▏第四點,關心那些看似沒用的東西
比如氣溫和天氣的濕度。鈴木以為,這些看似與事業無關的事情恰恰能發現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其實這個觀點真的很簡單,比如天氣變冷了,大家就要開始喝熱咖啡;天氣熱的時候,人們就需要喝涼爽的飲料。但能做到這一點其實也不容易。鈴木敏文要求店長每天都要詢問店員,今天天氣如何、溫度是多少,下周呢,下個月呢,全年呢……
本文為作者投稿,不代表本刊觀點,如需轉載或有疑問請聯系微信號heimage0001。
天堂與地獄——近期港股中那些令人瞠目結舌的暴漲暴跌 作者:小天 這是昨天(5月20日)發生在港股市場的一個暴跌:20分鐘,市值跌掉一半。故事的主角大家都已很熟悉了,前首富李河君的公司漢能(0566)。如果不臨時停牌,如果再持續交易哪怕5分鐘,我們很難預測漢能公司3000億的市值會不會如水蒸氣一樣全部蒸發掉。 這只是近期港股市場里一系列暴漲暴跌的案例之一。 作為全球資金的窪地,港股市場慢慢成為資本市場青睞的香餑餑。港股進入牛市的特征和後果之一,就是各路英豪,以及長期蟄伏的牛鬼蛇神一起出動,配合上沒有漲跌停板的機制,於是各種讓你目瞪口呆的漲跌就開始層出不窮:作為在港股汪洋大海中沈浮的投資者,你必須知道,在香港市場中,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你做不到的。在港股市場,有些股票的玩法,可能真和你想象的不一樣。一個月,可能讓你身價翻100倍,成為買樓買車的高富帥,也可能幾十分鐘,就讓你哭到底褲都沒有。 前幾天,有內地朋友誌得意滿地問我,你知道A股創業板漲了多少嗎,這半年漲了2.5倍了!有些創業板股票翻了3-4倍了,還有些都十倍了! 我回答說,你不妨看看港股,有半年漲100倍的,還有一個月漲50倍的。當然,也有20分鐘跌一半的。說完飄然而去,深藏功與名,剩下他獨自在風中淩亂。 不裝B。上圖上真相。 百靈達國際控股(02326.HK),2015年3月3日,它的股價只是0.260港幣,一個月後,2015年4月15日,股價0.450港幣,僅僅一個月股價上漲接近翻倍,夠爽了吧? 其實那只是剛開始,到今天(5月21日)上午,百靈達的股價已經達到了15塊港幣,市值300億。股價翻了多少倍,我幫你算算吧:15/0.26=57.7倍,2個月,接近60倍的漲幅。公司從一個5億市值的小公司,瞬間變成了300億市值的牛逼公司——是不是像童話故事一樣? 哪怕你投資10萬塊進去,想想兩個月不到,收獲到的竟是600萬元的賬面價值,在深圳或者上海,買個房,再買個車,是不是就是那麽隨意,那麽任性? 下圖是百靈達國際(02326.HK)今天上午10:30分的K線圖。當日上漲25%(這個漲幅絲毫不過分,因為前三個交易日,這個公司的日漲幅分別是42%、56%和39%)。 ![]() 可是,你應該聽過光良的那句歌詞:你哭著對我說,童話里都是騙人的! 我再帶你看看下午交易時段的情況(下圖是百靈達國際下午2:10分的K線圖): ![]() 請註意右邊的買賣檔那里:買盤空了,沒了。 沒有承接盤的情況,如果你還幻想著靠著這票買房買車,屌絲變高富帥,首先,你要考慮,怎麽賣出去。 說話間,百靈達國際(02326.HK)的運作團隊又把股價拉回去了,我的地盤我做主,怎麽跌下去怎麽漲回來,當日振幅74%!理論上意味著你當天可以在這個票上賺2倍。 ![]() 我們該怎麽辦呢,你說是出手呢,還是不出手呢,還是不出手呢(請謹慎謹慎再謹慎,因為確實看不懂啊)。 一般這類股票,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殼股了,很多都是莊家故意做市。因為公司從上市之後,所有的流通盤經過多年股價橫盤沈澱都已經被莊家搜集完成,然後在拉升過程中,漸漸的放風出去給市場,因為籌碼在初期拉升階段沒有外人參與,所以在拉升到一個平臺的過程中不會存在意誌不堅定的籌碼,在之後的爬坡過程中,總有些人會心動,會想跟著賺錢,所以從市場中進入的籌碼也慢慢的多了起來,在所有人都看不懂的時候,都已經十倍二十倍甚至這次這樣的五十倍了。 當市場的籌碼已經多到足夠讓運作團隊有一定盈利的時候,莊家在拉升中慢慢出貨,或者橫盤出貨,接著,你所見到的正如煙花爆竹一樣,擡頭仰望,欣賞美好光景,但是煙火的光總是那麽短暫,繁華散去之後,落到身上的只是燃燒剩下的灰燼,一地雞毛,甚至連雞毛都沒有。 最近港股中這種幺蛾子特別多,漢能薄膜發電(00566.HK),百靈達國際控股(02326.HK),甚至比如今天的高銀地產(00283.HK)、高銀金融(消息證實其為漢能薄膜的財務顧問),前幾天出現的恩達集團控股(01480.HK),去年的一只中國環保能源(00986.HK),現在看起來,貌似都是一樣的模式。他們的過程,就是沒有故事,也懶得講故事(講了養扇貝的故事,以後還要講扇貝離家出走的故事,煩),純炒作,漲了10倍了,你還不知道這公司怎麽回事。很多人稱之為財技,不過在財技利用上,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不過因為在現在港股市場炙手可熱,這種財技炒作所體現的效果,被完完全全的加強了。 ![]() ![]() 好了,看了這麽多,是不是有點心潮澎拜:港股市場里,真是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做不到的。 也許你會認為,是不是港股市場風險會更大?其實恰恰相反,上面說的這些股票,占比實在不高,香港幾千家上市公司,可能一年也就出現幾個這樣的股票,只是給港股市場帶來了一些關註度,並不會影響整個市場的整體趨勢的。但就這些少量的票,讓市場諸多貪婪資金如癡如醉,也吸引了大量眼光。 港股市場,絕對是一個可以充滿想象力的市場。按格隆匯大俠們的分析,港股這次是整個中國資本市場的崛起到完成資本輸出的歷史使命,再到人民幣國際化打開面對全世界的窗口。港股市場作為中國與世界資本市場對接的重要平臺,其漲跌效應,在中資和外資,大媽和小散的共同參與下,正處於被加強的過程中。整個參與到港股市場里的資金,已經從之前的純外資和香港本地資金,慢慢的發生本質上、結構上的徹底改變,這也是港股市場通過這次滬港通,包括之後的深港通,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所以,正處於“轉型期”的港股市場,必將會讓全世界聚焦,吸引眾多目光,我們要做的,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大轉型背景下,發掘出有業績,有故事的好股票,伴隨著價值窪地的水漲船高,開心的做投資。 煙花美好,但總是短暫,我們真正需要培養自己做到是處變不驚,順應歷史潮流,插上想象的翅膀,認真研究分析,做一個港股市場的弄潮兒。正如同格隆所言:“取勢、明道、優術”。 來源:港股那點事 利益聲明:本文內容和意見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的信息來源於公開渠道,並經過合理推斷。作者未持有以上公司股票。作者提供的信息和分析僅供投資者參考,據此入市,風險自擔! 格隆匯聲明:本文為格隆匯會員個人文章,不代表格隆匯觀點。格隆匯作為免費、開放、共享的海外投資研究交流平臺,並未持有任何關聯公司股票。轉載本文,請務必註明來源“港股那點事”。 |
《住在6號公寓的女人》的主角是109歲的鋼琴家、納粹大屠殺的幸存者愛麗絲·赫茲索默。一開始克拉克不想拍,題材太沈重,等他和老太太見面,又改變了主意——老太太智慧風趣,故事動人,這打動了他。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中國的紀錄片導演和工作者都非常優秀,出品的影片技術質量很高,覆蓋的面也很廣,但有時候,我希望他們能挖得深一點,去觀察人的內心。像《沿江而上》,就觸碰到了中國的一些核心價值,這就很有價值。”——馬爾科姆·克拉克
英國紀錄片導演馬爾科姆·克拉克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幾乎每年都來參加上海電影節,2015年6月,他受邀擔任上海電影節紀錄片單元評委會主席。在此之前,克拉克一直在為一部講述中美關系的紀錄片《善良的天使》做準備。他帶領團隊花了近兩年時間,穿梭中、美,甚至非洲、中東、加勒比海岸調研,試圖為中美關系註入新的理解。這部紀錄片有望2015年底完成拍攝。
克拉克的光環和奧斯卡有關,他的一部紀錄長片、兩部紀錄短片——1985年的《隱藏的士兵》和1988年的《你不必去死》、2013年的《住在6號公寓的女人:音樂把我拯救》分別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短片獎。《隱藏的士兵》講述一個美國的越戰老兵回家後無法面對生活,只能生活在美國野外的故事;《你不必去死》的主角是一個成功戰勝癌癥的男孩,痊愈後,還幫助其他男孩戰勝對疾病的恐懼;《住在6號公寓的女人》的主角是當時109歲的鋼琴家愛麗絲·赫茲索默,“6號”是她被囚於納粹集中營時居住的牢房編號,紀錄片講述了她如何通過音樂讓自己和他人從苦難的人生中得到解脫。
克拉克另一部納粹題材的紀錄片,2002年的《天堂的囚徒》,也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提名,這部紀錄片講述德國1930年代著名演員格隆·庫爾特悲劇的一生,庫爾特納粹時期被迫為納粹宣傳片演出,最終仍被殺害於集中營毒氣室。
克拉克的職業生涯從1970年代開始,他最早在BBC工作,從晚間新聞編導做起,做過紀錄片、娛樂節目、音樂節目的導演,後來到好萊塢工作,目前工作重心又轉移到了中國,拍攝中國題材的劇情片和紀錄電影。
四十多年的紀錄片拍攝經歷中,克拉克大多和“危險人物”相處。他的成名作《史蒂夫·比科的生與死》,講述了南非著名反種族隔離的政治活動家史蒂夫·比科的謀殺案,在南非秘密拍攝,和謀殺犯直接對話;《恐怖的樂土》,深入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敢死隊,調查敢死隊的內部運作;《養豬農場》是關於加拿大著名的連環殺手皮克頓的調查紀錄片,通過監獄對談,克拉克不僅成為皮克頓“唯一信任的朋友”,還拿到了很多獨家資料。
2015年6月17日,克拉克在上海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專訪。
南方周末:為什麽會用“善良的天使”來描繪中美關系?
克拉克:這來源於美國內戰結束時林肯的話。林肯說,“我們不是敵人,是朋友。我們友情的紐帶或會因我們情緒激動而繃緊,但絕不可折斷。我們天性中的那個善良的天使,終將輕撥起神秘的記憶之弦,而最美的樂音,也將從此奏響。”他的意思是,北方和南方停戰後,應當展現各自善良的一面,像天使的那一面,這樣雙方才能從戰爭中走出來,再次發展、前進。我覺得用來描述中美關系是很合適的:中美兩國都應該看到對方好的一面,善意地對待對方。
南方周末:《善良的天使》想講的是什麽樣的故事?
克拉克:還沒有拍完,折騰死我了。這部片子很複雜,我想通過一些有趣的內容,盡量描摹中國是什麽,以及21世紀中國的發展方向。我想探索的,其實是中美未來關系的可能,現在西方社會很多人是持悲觀態度的。
我意識到,要拍關於中國的影片,就要到世界各地去。中國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力量了,活動範圍已經覆蓋到了世界各國。所以這部片要拍一年,不是什麽瘋狂的事。我們花了近兩年的時間調研、找資源。
我想借這部影片向西方觀眾展示:中國是一個精彩、有趣,並且毫無威脅性的國家。我認為,中美關系只有一個最可能的走向——合作共贏。兩國有不同的利益點,但通過合作,能夠互補。我希望我的電影能呈現出這點。
我現在的這部紀錄片,想體現中國在全球的發展。比如最近中國開始執行的“一帶一路”政策。接下來的12至18個月,我還想拍一個專題系列紀錄片,記錄絲綢之路沿線的國家,可以把這個看成《善良的天使》的姐妹篇。《善良的天使》說的是中美關系,而後面這個系列會關註中國怎麽變成一種世界性的力量,它與周邊國家、亞洲各國,以及歐洲國家的關系是怎麽發展的。絲綢之路的中國鄰國一共有65個。我認為習近平是一個非常聰明的領導。他用一種很成熟的方式與世界各國打交道。“一帶一路”這個政策很好。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強國,正在和世界各國建立合作夥伴的關系。我對此很感興趣。
在我看來,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大大超過了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中國對於很多西方人來說,還是一個謎。紀錄片能向他們解釋,中國是怎樣的國家。中國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巨大的、複雜的、有趣的、刺激的地方,它能出產成千上萬的電影,能幫外國人解密中國。現在,很多西方人對中國是有懼怕的,他們不懂為什麽這個國家能發展那麽快,那麽高效,即便想了解,也沒有合適的途徑。通過這部紀錄片,我想說的是,中國並不是令人恐懼的國家。
南方周末:《善良的天使》由九個故事組成,其中一個故事是《變形金剛4》在中國進行的演員招募海選活動。為什麽會選用這個故事?
克拉克:《變形金剛》海選,是好萊塢與中國的碰撞。中國觀眾很喜歡這部電影,所以整個活動都很成功。我的朋友西德·甘尼斯(前奧斯卡電影節主席)是制片人,中國給他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在中國成立了電影公司,《變形金剛》正好是公司的項目之一,他本身就是中美深度合作的典型案例。我想表現的是,中美兩國在各方面都能合作,並從中受益。
南方周末:除了“變4”海選,《善良的天使》里另外的故事是什麽?
克拉克:我還是想留更多的驚喜給你們。紀錄片就像拼圖,我要決定哪些信息組合到一起。我不想拍一部關於高端人士,像金融家、律師這種人的電影,我想關註普通的美國人和中國人,他們怎麽看待這兩個國家8000英里的距離,想要如何和對方合作。
南方周末:評委和導演這兩種身份,你覺得差別是什麽?
克拉克:作為導演,我必須清楚這個領域發生了什麽。但這是有難度的,你怎麽知道中國現在有什麽紀錄片,韓國有什麽紀錄片?這次(當評委)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現在越來越多人對紀錄片感興趣,之前紀錄片是不被大家重視的。我最開始為BBC拍攝紀錄片,到後來去ABC,都是電視的形式,但現在紀錄片進了影院,這是好事。紀錄片導演有了更大的能量去影響這個世界。
南方周末:現在很多紀錄片通過網絡平臺進行傳播,你對這樣的變化有什麽看法?
克拉克:我覺得非常棒。我早年進BBC的時候,什麽都沒有,里面的人只給我了幾盒東西,就讓我去拍電影。那時什麽器械都很貴,現在不一樣了,在場的所有人,隨時都能拍電影,用智能手機就可以。這是一種非常民主的影片拍攝的過程,會催生一批年輕有活力的紀錄片導演。
南方周末:中國的紀錄片中,有沒有讓你印象深刻的?你在很多采訪中提到一部紀錄拳擊手的紀錄片《千錘百煉》(導演為加拿大華裔導演張僑勇),為什麽是它?
克拉克:我在加拿大的時候,有幾個同事對中國題材特別感興趣,他們拍了兩三部社會題材的紀錄片,《千錘百煉》是其中之一。還有一部也讓我印象深刻,《沿江而上》,講述三峽移民的故事。這些片子都從中國人之前沒有的視角來看事情,有些內容還沒有被關註過。中國的紀錄片導演和工作者都非常優秀,出品的影片技術質量很高,覆蓋的面也很廣,但有時候,我希望他們能挖得深一點,去觀察人的內心。像《沿江而上》,就觸碰到了中國的一些核心價值,這就很有價值。
這兩年因為拍電影,我常來中國。我觀察到的是,現在的中國人非常渴望對本國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前幾年,紀錄片受到的限制比較多,現在情況好多了,越來越多的紀錄片開始關註中國社會,揭露或發現一些問題。這些行為的受益人,就是中國觀眾。
南方周末:你覺得東西方在制作紀錄片的時候有什麽不同?
克拉克:我曾受中方的邀請來拍片。他們讓我“撰稿”一部紀錄片。我不能“寫”一個紀錄片,電影是一種視覺媒介,人們最先看到的是圖像,文字要服從圖像。如果按照這種思路拍片,影片會更帶感情,而不是訓導式的,看一部電影好像聽一堂課一樣。影片不應該“告訴你們該怎麽想”,應該尊重觀眾的自主性,讓他們有自己思考的空間。
我看到,中國紀錄片的教育性太強,缺乏情感。影片在情感上抓住了觀眾,他們自然會跟著走。
克拉克采訪過連環殺人犯、恐怖主義分子,總能獲得他們的信任,他認為這是因為他很好聊天,並且長得沒有威脅性。 (南方周末記者 李邑蘭/圖)
南方周末:你曾說過你不喜歡維納·赫爾佐格(德國紀錄片導演)的電影,但他善於選擇好的主題。什麽樣的主題是好主題?你怎樣選擇紀錄片的主題?
克拉克:赫爾佐格是我的好朋友,他聽到我那麽說很不開心。但他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導演,非常擅長選取紀錄片的主題。他之前拍過一個故事,講一個男人在熊群之間生活,最後被熊吃了。沖擊力非常強。
我可以談談“住在6號公寓的女人”愛麗絲的故事。我一開始是不想拍的,因為之前我拍了《天堂的囚徒》,也是關於納粹大屠殺的故事,那部片子得到了奧斯卡提名,觀眾反響也很好。但是拍這種片子太沈重了,所以我聽說愛麗絲是大屠殺的幸存者,就拒絕了。我不想再接觸類似的題材。僵持了9個月。後來我去倫敦,愛麗絲老太太也在那,所以我就去見見她。我和她獨處了30分鐘左右,覺得這是個好故事。愛麗絲一百多歲了,她聰明風趣,對一個電影工作者來說,簡直就是一座金礦,所以我馬上決定拍這部電影。
電影人對好故事有本能的直覺。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要讓觀眾感興趣,這種以觀眾為導向的意識,(在選擇拍攝題材的時候)要貫穿始終。
南方周末:戰爭題材永遠都能吸引眼球,但中國這類反映戰爭題材的影片和紀錄片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的關註卻有限,你認為原因是什麽?
克拉克:有一個好題材是不夠的,還要用合適的方式拍它。比如,中美關系的電影,如果只是讓兩個人不斷地談話,就會非常無聊。反之,如果是類似愛麗絲這樣的電影,沈重題材,講述方式卻很輕松,觀眾就會喜歡。手段很重要,如果你選了一個像大屠殺這樣很多人都拍過的題材,就要確保你的拍攝方式與前人不同。
南方周末:你拍片過程中遇到過資金問題嗎?
克拉克:每天都有資金問題。現在互聯網給紀錄片制作者很棒的機會,資源非常多,也有很多投資人在上面找可投資的項目。不過一個現實是,我在這個圈子很久了,很多人認識我,所以如果一個25歲的年輕人和我同時申請一筆資金,即便他比我還有才華,拍的東西比我好,我也會比他先拿到錢,只是因為我比較資深,別人會覺得我比較可靠。
不過,接下來的關於“一帶一路”的項目,需要到世界各地去拍攝,是個大項目,獲取資金對我們來說是一項挑戰。
南方周末: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怎麽平衡預算和影片的內容質量?
克拉克:永遠不要在影片質量上打折。你拍的片子要和上一部一樣好。大家的記憶都很短暫,沒人會記得你10年前拍過的東西。假如你的資金有限,只能做7個故事,而你有10個很棒的點子,那麽勇敢一點,把那3個拋棄,把剩下的7個做到最好。一旦你放棄影片的質量,你就失敗了。
南方周末:你遇到過投資方想在影片中植入廣告的情況嗎?
克拉克:沒有。主要是因為我比較強硬。如果他們要那麽做,我就會終止整個項目。那畢竟是我的名字,我的聲譽,我不能隨便毀掉。我不是有錢人、可以自己掏錢拍電影。我需要找投資,能靠的只有我的好名聲,以及影片的質量。一旦我開始做廣告,那麽我在電影圈就混不下去了。
南方周末:在你2011年的紀錄片《養豬農場》中,你和連環謀殺犯建立了交情,所以能得到獨家的一手資料。這對紀錄片很重要。你取得采訪對象信任的技巧是什麽?
克拉克:我跟你講個故事:我在紐約的時候,住的地方正好靠近公車的首發站,而我永遠是公車上的第一位乘客。每次,第二個上車的乘客總愛過來和我坐一起,和我聊天。我發誓我從來沒有邀請過他們,但他們就是愛來和我聊天。可能因為我是一個很好聊天的人,我長得一點都沒有威脅性。
我拍過很多以壞人為主題的片子,我采訪過連環殺人犯,采訪過自殺式恐怖主義分子。這些人都有自己的防禦機制,但是一旦他們解除了防衛,就會和你知無不言。在《養豬農場》中,我采訪那個殺了49個女人的連環殺人犯,是在監獄里,他正在等著他的審判。我們聊了45分鐘,後來他就開始給我寫信,希望我能回去再和他聊天。他做的事令人發指。我猜(他和我分享他的故事是因為)他覺得我沒有評判他,所以他才能打開心扉。
南方周末:你認為一部好的紀錄片,最理想的狀態是什麽?
克拉克:每個人對好紀錄片的定義都不同。對我來說,一部好的紀錄片能告訴我們這個我們自以為熟識的世界里令人震驚的一面。一部好紀錄片,就像學校里你最喜歡的老師,你想到要做數學題什麽的會很頭大,但你會很期待上這個老師的課,因為他能用你喜歡的方式,向你解釋事情的紋理。這種好的紀錄片其實很少,但這就是我理想中的紀錄片,它幫你打開這個世界,讓你用全新的角度打量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