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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央管國家公園開啟合作大門 三江源探索社會參與

首個中央直管國家公園——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11月2日在京宣布，嘗試社會參與的試點建設模式，計劃在未來四年間，通過科學指導、制度保障，營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保護地典範。

當日，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三江源管理局)、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等機構共同啟動“誕生在三江源-國家公園創行”項目。

三江源地區是亞洲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和全球最敏感的氣候啟動區之一。攝影/章軻

三江源區位於青海省南部，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河、瀾滄江三大河流的發源地，被譽為“中華水塔”。

三江源國家公園由黃河源園區、長江源園區、瀾滄江源園區組成，範圍劃定主要依托現有保護區等保護地劃定，同時兼顧原住民生產生活、生態體驗和環境教育可達性等因素。涉及4個縣12個鄉，53個村，面積12.31萬平方公里，共涉及人口6萬人，其中貧困人口近2萬人。2016年9月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正式成立。

專家介紹，三江源地區具有青藏高原生態系統和豐富生物多樣性的典型特征，是我國江河中下遊地區乃至東南亞區域生態環境安全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生態安全屏障。

2015年1月20日，國家發改委等十二部委聯合發布《建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標誌著我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改革正式啟動，並確定青海、北京、吉林、黑龍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雲南等9省市作為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省。

2015年12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今年3月5日，中辦、國辦正式印發《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標誌著中央批準的我國第一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正式啟動。這種全新體制試點探索是全國第一家，青海是第一個吃螃蟹的省份。

專家介紹，選擇在三江源頭典型和代表區域開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在解決生態環境局部退化趨勢尚未根本扭轉問題的同時，有助於解決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聯系還不夠緊密、社會參與生態保護程度不高的問題。社會組織和商業機構的加入，動員了社會力量參與，在國家公園模式下，為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打下了堅實基礎。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試點以來，究竟怎樣的國家公園體制才適合中國?怎樣的國家公園試點區才是生態文明制度的先行先試區?怎樣才是國家公園及其體制建設中有效擴大社會參與的最佳模式?等等，這些問題一直處於爭論之中。

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局長李曉南在合作項目啟動儀式上講話。攝影/章軻

“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必須遵循最嚴格的生態保護理念。”啟動儀式上，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局長李曉南表示，試點區將突出自然生態系統的嚴格保護、整體保護、系統保護的理念，一切活動安排服務和服從於“保護第一、公益優先”這個大目標。

李曉南表示，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將規範和引領社會力量參與建立我國首個國家公園，更好地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給子孫後代留下珍貴的自然遺產。“合作項目將以創新管理體制、探索多樣化保護管理模式、建立長效保護機制作為指導原則，力求在利益相關方的共同努力和關註下解決好當前三江源保護地體系中跨地區、跨部門的制度性問題。”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中國國家公園體制建設遵循堅持國家所有、全民共享原則，在此基礎上建立社會廣泛參與保護管理、科研監測、特許經營、誌願者服務、社會監督等方面的機制。包括但不限於：建立健全社會投資與捐贈制度;推行誌願者服務機制;建立社會參與合作機制;建立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合作參與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監督機制。

WWF中國總幹事盧思騁在啟動儀式上也表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是本屆政府治理當前保護地面臨的自然生態系統和行政管理破碎化問題的創新型途徑，盡管全球其他國家已有國家公園模式，但由於保護對象、自然社會特征和管理體制的巨大差異，國家公園體制建設在中國既要借鑒國際經驗，又要符合中國國情。

據本報記者了解，根據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三江源管理局)、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等機構2日簽署的合作協議，各方將就三江源國家公園保護項目展開長期戰略合作。

鑒於各方在各自領域所擁有的優勢，本著“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原則將在以下領域開展戰略性合作：支持生態保護和修複；以政府主導、WWF貢獻國際經驗與技術、企業參與的方式下共同保護重要生態系統和國際重要濕地；合作領域包括濕地保護、生物多樣性監測、公園解說體系規劃設計、社區工作、自然體驗、環境教育、遊憩活動開發和顧問等。

此外，合作內容還包括支持國家公園體制機制探索。共同在三江源區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促進機制、資金機制和社會參與機制，如基於生態系統價值評估的決策、因地制宜的生態補償政策建設、環境友好的生態示範導則等，更好地服務當地群眾及生態保護與發展需求。同時，促進形成誌願者服務機制。在各自平臺上就該項目展開生態公益宣傳，共同致力於帶動全社會關註和投入中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和自然生態保護事業。

國家林業局保護司司長張希武在啟動儀式上表示，國家公園建設不能光靠政府，需要各利益相關方的參與，三江源國家公園是各方共同參與的最好的平臺。

“國家公園建設，最核心的是理順管理體制。”國家發改委農經司原副司長方言在啟動儀式上說，目前中國的國家公園(保護區)建設多頭管理，管理重疊，資金重疊，而且各方還有各自的利益。

“三江源是中國的象征，對全球生態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因其獨特的生態系統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受到國際組織和企業關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蘇楊在啟動儀式上表示，國家公園試點區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先行先試區，是示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抓手，也是各類矛盾的集合體，應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探索中國國家公園的標準、分類體系、法律法規和管理體制。

大選亂象突顯美國社會分化

與往屆美國大選相比，在此前民主黨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拉票階段，本次美國大選不斷湧現出一些特殊的現象。

比如，作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在此前拉票階段出現的各種出格言論，甚至表態敗選後不一定會接受這一結果，著實讓美國選民沒了方向，也在某種程度上考驗著美國的選舉政治。

如何解讀特朗普的奇怪言論？他的一言一行會對尚處於觀望狀態的中間選民造成多大影響？他們還會像往屆大選那樣成為“中堅力量”嗎？

選民嚴重的兩極分化

沈逸（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中間選民定理並不是一種公理，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結構基礎之上的，其前提是中產階級在社會中占主導。但是現今美國社會的中產階級正在塌陷，中間選民定理也就自然會減弱。選民的傾向向兩極移動，美國政治的極化是對這種社會結構變化的直接反應。也就是說在這次美國大選中，中間選民定理是不適用的。

美國社會在兩極化，特朗普的支持人數可能在民調對象之外的。民調對象多為持自由主義的建制派，位於美國社會中上階層。特朗普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的過程中，一直受到共和黨主流媒體的嘲諷與不看好。這說明特朗普是反建制派的典型代表，是代表對於美國現狀不滿的人的訴求的，而這些人長期遊離於美國主流媒體之外的，因而這次選舉不到最後時刻是勝負難料的。特朗普是用一種特殊的行為風格來掩蓋政治精明，不按常理出牌並不等於亂出牌，特朗普實際上代表了一定數量的美國民眾。

唐慧雲（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2016年大選是在政黨極化和社會分裂的背景下舉行的。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極左的桑德斯現象和極右的特朗普現象。中間選民為此難以抉擇，中間選民是否參加投票還是未知數。

在美國以往的總統大選中，投票率積極性比較高的是中老年人。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50歲以上的中下層白人，男性居多，這部分人群肯定會去投票。年輕人在大選中的投票率一直比較低，但是2008年大選中，他們積極投票支持奧巴馬。

目前兩黨候選人的支持者基本固定，希拉里獲得上層白人以及少數族裔、女性支持；特朗普主要以中下層白人、男性為主。兩黨候選人在辯論中的觀點是在夯實自己的選民基礎。

年輕選民成為中間選民，他們對兩黨候選人都不喜歡。目前，希拉里團隊根據大數據分析，對潛在的支持者進行積極動員，希望獲得年輕選民的支持。特朗普是否民調落後也不能一概而論，主流美國媒體的民調顯示希拉里支持率高，社交媒體則顯示特朗普更勝一籌。

鄭宇（複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兩位候選人幾乎在所有問題達不成一致，這在歷史上很罕見的，歷史上兩黨在很多問題上是基本一致的。特朗普這種反對一切的主張，在起初得到了對美國現狀不滿的民眾的支持，但是後來這種為反對而反對，又提不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民眾對此有所疲憊。

從民調來看，三輪辯論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在第一輪時，特朗普的當選可能性為30%，現在已經只有8%。除非希拉里犯了非常嚴重的錯誤，目前特朗普當選的可能性非常低。

特朗普現象的考驗

鄭宇：這次媒體對於希拉里一邊倒的支持，要這樣理解：媒體宣傳中的金錢政治當然會有，但多數媒體有自己的政治傾向和價值觀，對於這種有傾向的媒體很難進行收買。大型媒體往往有比較左翼的立場，對民主黨有較多的偏好。當兩個候選者的差距不大的時候，對於兩者的支持與批評差異較少。

但是現在美國社會日益分裂，兩個候選人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這使得媒體對於共和黨的批評較多。另一方面，特朗普一些極端的政治主張引起了大多數媒體的反感。他個人的操守也存在一定問題，使得其招致了更多的批評，並不意味著共和黨的立場受到了媒體的批評，很多批評是針對特朗普本人的。

沈逸：如果特朗普不接受最終的選舉結果，會向最高法院提出訴訟，由最高法院判斷，這將是對於美國政治的一個巨大考驗。走向法院將是對美國社會走向重生還是走向分裂的一個巨大的考驗。美國政權合法性是由美國上層精英所設計的一套完整的體系，這次投票結果會證明在美國社會是精英階層占多數，還是普通民眾占多數。

唐慧雲：根據特朗普的一貫作風，如若敗選，有可能會發起司法訴訟。但即便出現這樣的情況，如2000年大選一樣，最高法院會進行裁決。問題是不少人擔心特朗普不接受裁決結果，從而引發一定的社會騷亂。2016年大選的各種混亂現象已經導致美國民主政治的國際形象受損。2016美國大選表明，美國政治需要自我調整和更新。美國人一直引以為豪的正是政治自我糾錯的能力，而2016年後這種糾錯能力到底如何，可能還有待長期觀察。

（本文由“複旦發展研究院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供稿）

全國前10月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4.8% 核電增長最猛

全國前十月社會用電量數據已經出爐。在發電情況方面，核電和水電的增速迅猛;而相比之下，火電增速緩慢。

11月11日，在國家發改委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秘書長李樸民介紹，今年前10月，全國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約4.8%。從發電情況看，初步統計， 1—10月份全國水電、核電、火電發電量同比分別增長7.3%、23%和1.9%。

值得關註的是，作為清潔能源，水電和核電未來還將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最近發布的《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下稱《規劃》)表示，堅持市場化消納機制，基本解決四川、雲南水電消納問題。強化政策措施，新建項目應提前落實市場空間，防止新棄水現象發生。

針對棄水問題，《規劃》指出，重點依托西南水電基地開發，建成金沙江中遊送電廣西、滇西北至廣東、四川水電外送、烏東德電站送兩廣輸電通道，開工建設白鶴灘電站外送工程，積極開展金沙江上遊等消納方案研究。

在核電方面，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核電在建規模最大的國家。根據《規劃》，“十三五”期間，全國將新增投產核電“約3000萬千瓦，開工3000萬千瓦以上，2020年裝機達5800萬千瓦”。

不過在火電方面，當前無論是總體的發電量還是發電利用小時都在下滑。

來自中電聯三季度的報告就顯示，前9月火電設備利用小時3071小時(煤電3166小時)、同比降低213小時，為近些年來同期最低水平，廣西、四川、雲南和西藏不足2000小時，其中雲南僅872小時。

由於擔心火電產能過剩，未來，中國火電的發展占比還將進一步收縮。《規劃》顯示，“十三五”期間，取消和推遲煤電建設項目1.5億千瓦以上，到2020年全國煤電裝機規模力爭控制在11億千瓦以內。全國實施煤電超低排放改造約4.2億千瓦，實施節能改造約3.4億千瓦，力爭淘汰落後煤電機組約2000萬千瓦。

但是，火電仍然是中國整體發電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十三五”新的政策中，國家希望戰線收縮的火電為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提供更多的調峰職能。

與此同時，李樸民介紹，各有關部門和企業共同努力促進風電、太陽能發電等清潔能源多發滿發。電網企業積極采取措施，進一步加大跨省跨區送受電調劑力度，預計今冬明春電力供應充足，發電結構將進一步優化。

社會用電量一直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風向標。據李樸民介紹，1—10月份，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全社會用電量增加，價格溫和上漲，有效投資力度加大，在補短板中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從用電結構來看，李樸民介紹，一、二、三產業和居民生活用電量同比分別增長5.1%、2.3%、11.6%和11.7%，增速同比分別回升2.1、3.3、4.5和7.1個百分點。三產和居民生活用電對全社會用電增長的貢獻率繼續大於二產。

三產用電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用電同比增長15.2%，商業、住宿和餐飲業用電同比增長9.9%，金融、房地產、商務及居民服務業用電同比增長12.6%。而工業用電中，采礦業用電出現了負增長，同比下降4.8%;制造業用電同比增長1.6%，四大高耗能行業用電增速總體偏低，其中鋼鐵和有色行業用電同比分別下降6.5%和1.6%，化工和建材行業用電同比分別增長1.8%和2.3%。

李克強：今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有把握較好完成

15日從中國政府網獲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4日主持召開座談會，就做好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等工作聽取有關專家、企業負責人的意見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出席。

會上，來自高校、研究機構、企業、醫院、地方住房保障中心的黃益平、沈明高、崔歷、馬正武、任正非、曾益新、顏江等圍繞當前經濟形勢和下一步走勢、如何更好解決民生領域重點問題等發了言。大家認為，當前中國經濟企穩回升，尤其是三季度以來許多指標好於預期，結構調整、民生改善呈現許多亮點，新動能加快成長，企業效益改善，這些都支撐了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信心。李克強與大家深入討論。他說，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上下共同努力，今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有把握較好完成，但要看到，當前國際環境中不確定因素增多，國內地區、行業經濟走勢分化也帶來較大挑戰。做好經濟工作，要落實新發展理念，穩定和完善宏觀政策，著力在鞏固“穩”的基礎上下功夫，多在積蓄“進”的力量上出實招，適度擴大總需求，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加突出提質增效，不斷擴大經濟向好態勢。

李克強說，要通過加快新舊動能轉換促進經濟轉型升級。近幾年新動能成長超出預期，並帶動了傳統動能煥發生機，兩者相輔相成，經濟結構出現可喜變化，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高校畢業生人數創歷史新高、去產能轉崗人員增多的情況下，正是新動能的成長為穩定就業提供了有力支撐。當前，地區、行業走勢分化既有陣痛，也孕育著希望。做強實體經濟，要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鼓勵社會力量利用“互聯網+”等搭建平臺，蓬勃開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實施“中國制造2025”，提高中國裝備技術水平和市場占有率，摁下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等新經濟成長和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快進鍵”。

李克強指出，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撬動發展、增添活力。我國擁有9億多勞動力、1.7億受過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的人才，這是發展最大的“金礦”。要進一步推動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實施“多證合一”等舉措，破除各種不合理的門檻和束縛，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環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措並舉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營造鼓勵幹事創業、寬容失誤失敗的氛圍，更大程度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通過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拓展發展空間。

李克強說，發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破解民生難題、回應民生關切、滿足民生需求也會增添發展動力。在當前財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況下，保基本的力度不能減弱，要確保穩住就業“基本盤”，守住養老金發放等民生底線。持續深化醫改，創新機制打破層級等壁壘，形成醫保與醫療協作、重點醫院與基層診所資源融合的利益共同體，使群眾享受質量更高、成本更低的醫療服務。加強住房保障工作，加快推動建立覆蓋面更廣特別是惠及新就業大學生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公租房體系，持續推進棚戶區改造，更好滿足創業者和住房困難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精準紮實、保質保量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用改善民生的新成效不斷淬煉發展“成色”。

李克強要求各部門密切跟蹤形勢變化，統籌把握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加強政策解讀，合理引導市場預期，多向專家學者、企業、基層問計求策，積極謀劃做好相關工作，為明年乃至未來發展奠定基礎。

劉延東、汪洋、楊晶、王勇參加座談會。

聯大通過決議，呼籲國際社會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安全環境

第71屆聯合國大會17日協商一致通過關於阿富汗問題決議，呼籲國際社會進一步凝聚援阿共識，在政治、經濟、安全領域向阿富汗提供援助。決議歡迎“一帶一路”等經濟合作倡議，敦促各方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加強阿富汗及地區經濟發展，呼籲國際社會為“一帶一路”倡議建設提供安全保障環境。

決議通過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劉結一向媒體表示，自安理會今年3月通過包括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內容的第2274號決議後，聯合國大會此次決議首次寫入“一帶一路”倡議，得到193個會員國的一致贊同，體現了國際社會對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普遍支持。

劉結一說，建設“一帶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為指引，以打造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為合作目標。中方希望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按照聯大決議規定，積極參與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為“一帶一路”倡議及項目實施提供安全保障環境，加強協調合作，促進互聯互通，更好造福有關各國人民。

田國立：綠色金融與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

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

上午好!

最近世界上發生了很多大事，特別是特朗普的上臺給世界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在這些不確定性中，我覺得有一個確定性就是追求綠色世界，多一些山清水秀，少一些霧霾。今天是一個霧霾天，正好和我要講的綠色金融主題相關。綠色金融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還是一種價值取向、一種理想追求。金融機構具有重大的資源配置權，金融機構的價值追求將可能成為改變世界未來的巨大力量。作為一名金融工作者，我想借此機會談一談綠色金融與金融機構的責任與追求。

▌首先，綠色金融的興起，契合了綠色發展的時代主題，意義重大

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中碩果累累，但也嘗到了環境汙染的苦果。美國湯姆斯河的“癌癥村”、倫敦的“霧都劫難”、日本的“水俁病”等事件，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

1962年，美國人蕾切爾•卡遜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首次對工業文明造成的生態破壞進行反思，喚醒了社會各界對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的意識。

50多年來，人類不斷反思自身生產和生活方式，努力改變“高消耗、高汙染”的增長模式。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系統闡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擁護和認可。

中國不能再走先汙染後治理的道路，邊發展邊治理的道路也行不通，為此，不管是政治家還是金融工作者都必須拿出勇氣和力量，投身到綠色發展中去，這是唯一能夠挽救地球並讓大家生活得更美好的途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

作為一項重要的創新性金融制度安排，綠色金融旨在引導和激勵更多社會資本投入綠色產業，同時有效抑制汙染性投資，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綠色金融的興起，正是我們所處時代的必然要求。

▌第二，綠色金融是推動綠色發展的重要力量，綠色金融必將改變世界

近年來，綠色發展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一致行動，各國紛紛出臺了綠色發展的願景目標和實施路線圖。要將這些願景目標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成果，綠色金融將發揮三大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是為全球綠色轉型提供“源頭活水”。

目前，全球金融資產中綠色金融占比僅10%，資金問題是制約綠色發展的主要瓶頸。據國際能源機構的估計，僅實現“2050年全球溫度增加不超過2攝氏度”的目標，就需增加36萬億美元的投資。大力推進綠色金融的發展，將極大地緩解綠色轉型的資金“饑渴癥”，拓展人類社會低碳、可持續發展的“新綠洲”。

二是創造新需求，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

通過發揮金融的杠桿作用,綠色金融可以將更多的資源配置到綠色、低碳和環保產業。我們估計，“十三五”時期，我國綠色產業及汙染防治年均投資至少達2萬億元人民幣，將有力地促進綠色GDP的增長。

三是改變金融價值理念，推進“負責任”的金融發展。

金融機構要保持適當盈利，這是對股東負責的要求。大型國有銀行也要給股東一個交代，但首先要擔當好社會責任。綠色金融代表著金融業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商機無限，就算一開始不賺錢，也應該要推進。除了大型國有銀行外，中小銀行和國外的金融機構在綠色金融上已經行動起來了。中國銀行作為國際化大銀行，需要用世界性的共同語言去改變世界，同時用行動去說話。

▌第三，發展綠色金融大有可為，是金融機構發展的新機遇

近年來，在全球綠色發展潮流的帶動下，我國從政府到企業層面都在積極行動，綠色金融發展日新月異，成為全球市場的“領頭羊”。截至2016年6月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信貸余額已超過7萬億元人民幣，約占各項貸款的9%。2016年前8個月，我國境內綠色債券發行規模接近1100億元人民幣，約占同期全球綠色債券發行量的35%，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發行市場。此外，各類綠色發展基金、碳金融、綠色保險等產品正在快速興起。金融機構及早布局和發展綠色金融，面臨新的機遇。

以中國銀行為例，2015年7月，中國銀行協助新疆金風科技公司完成3億美元境外債券發行，成為中資企業發行的首單綠色債券。兩周前，中國銀行以倫敦分行為主體，發行了5億美元的“綠色資產擔保債券”，這是全球首單兼具“雙重綠色屬性”的綠色資產擔保債券。綠色金融開辟了我行業務發展的新領域。

為迎接綠色金融新時代的到來，金融機構需要著力推進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一是在機構管理及企業文化建設中嵌入綠色金融理念。

金融機構要加快綠色金融頂層設計，在商業可持續的前提下，規劃好綠色金融重點發展領域。要建立綠色金融發展的長效機制，將綠色金融作為長期戰略來抓，持續加大對綠色環保行業的資金支持，有序壓縮、停止不符合國家綠色發展要求的金融支持。不斷完善綠色金融相關的風險管理政策，評估相關項目時，除了看經濟效益外，還要關註能夠去汙多少、降耗多少，降低碳排放量多少等，與政府、企業一起形成綠色發展的廣泛共識和文化氛圍。

二是持續加大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力度。

目前，綠色信貸已成為綠色金融的主要手段，金融機構在不斷完善綠色信貸產品種類、創新豐富綠色信貸工具、擴大綠色信貸服務範圍的同時，還要探索滿足不同融資條件需求的非信貸金融產品和服務，更多地支持政府相關部門發展綠色國債、綠色資產證券化等業務。同時，要推進金融跨界合作，積極探索綠色保險、綠色租賃、綠色信托、綠色理財、碳金融等新興產品，積極參與綠色發展基金及PPP項目，形成多元化、綜合化的綠色金融服務體系。在這方面，金融機構要肯坐冷板凳、下大工夫，設計出符合社會需求的金融產品來。

三是積極開展綠色金融國際交流與合作。

當前，全球綠色金融呈跨越式發展，具有廣闊的市場空間。在此背景下，發展綠色金融，更要有國際視野，充分利用好全球金融市場資源。中國銀行在這方面做了積極探索，充分感受到綠色金融產品在國際市場的活力。例如2016年7月，中國銀行作為牽頭主承銷商及簿記管理人，協助新開發銀行成功發行30億元人民幣綠色金融債券，募集資金將專項用於金磚國家、其他新興經濟體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綠色產業項目。這是中國銀行首次和國際開發機構合作，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人民幣綠色金融債券，吸引了境內外多元化的投資者踴躍認購，認購倍數達3.1倍。

可見，綠色金融可以成為中國金融機構走向國際市場的重要主題。目前，全球綠色金融推廣還只是處在起步階段，如能積極參與到綠色金融產品開發、綠色金融市場建立和完善、綠色金融發展規則的形成和制定，無疑將有利於提高我國金融機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主動權和影響力。

各位嘉賓，“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綠色金融是一篇大文章，既有對理想的追求，也有現實的利益，希望我們既帶著理想、也帶著投資者的遠見去參與到綠色金融的事業中去。

謝謝大家!

扶貧辦：引導社會資金投入農村公路建設

11月24日，國新辦就《“十三五”交通扶貧規劃》(下稱《規劃》)及交通扶貧工作開展情況舉行新聞發布會。交通運輸部副部長戴東昌，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歐青平介紹“十三五”交通扶貧規劃及交通扶貧工作開展情況，並答記者問。

引導社會資金投入農村公路建設

《規劃》提出，“十三五”期間進一步擴大交通扶貧範圍至1177個縣。歐青平對此表示，鼓勵企業、個人對交通扶貧項目的捐資捐助，引導社會資金投入農村公路建設，比如采取拍賣路權冠名權等形式來拓寬貧困地區交通扶貧的籌資渠道。

歐青平指出，打好交通扶貧攻堅戰，除了政府和交通運輸部門、扶貧部門要做好工作以外，同樣也要積極地發揮社會的力量，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參與。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進一步加大財政資金支持力度。特別是中央財政方面，前段時間，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支持貧困縣開展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試點的意見》，這為貧困地區整合各方面的涉農資金，去撬動社會資本、金融資本，增加交通扶貧的投入力度，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二是鼓勵企業、個人對交通扶貧項目的捐資捐助，引導社會資金投入農村公路建設。比如說，采取拍賣路權冠名權，以及“路、站、運一體化”開發沿線經營服務等形式來拓寬貧困地區交通扶貧的籌資渠道。

三是要重視動員廣大基層群眾的參與，積極構建政府主導、社會支持、群眾參與的農村公路建設管理體制，營造全民建路、愛路、護路的良好環境。

四是要廣泛宣傳交通扶貧政策、成就、經驗和典型事跡，激勵和推動各方面社會力量，共同支持和參與貧困地區交通建設。

交通部重點建設“四個路”

《規劃》要求，到2020年，貧困地區國家高速公路主線基本貫通，具備條件的縣城通二級及以上公路，鄉鎮、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車，全面建成“外通內聯、通村暢鄉、班車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運輸網絡，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好先行、做好保障，確保全面建成小康路上決不讓任何一個地方因交通而掉隊。

據交通運輸部副部長戴東昌介紹，為完成《規劃》的目標，“十三五”期間交通部將重點建設“四個路”：

一是推進骨幹通道外通內聯，著力建設區域發展和脫貧致富的“康莊大道路”。推進貧困地區骨幹通道外通內聯，促進資源要素便捷順暢流動，涉及1.6萬公里國家高速公路和4.6萬公里普通國道的提級改造。

二是實現農村公路通村暢鄉，著力建設貧困地區“幸福小康路”。突出“保基本、兜底線”，建設約23萬公里的通鄉鎮和建制村硬化路，到2019年，提前一年實現全國具備條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這個全面小康社會兜底性指標。建設約10.8萬公里通村硬化路，解決較大人口規模撤並建制村和“直過民族”地區20戶以上自然村的通暢問題。

三是提升農村公路安全水平，打造群眾出行的“平安放心路”。將實施30萬公里農村公路安保工程，改造農村公路危橋加強農村公路上的安全生命防護工程建設和1.5萬座危橋改造，對通客車村道上不符合安全通客車要求的窄路基路面路段合理進行加寬改造，提升農村公路安全水平。

四是“特色致富路”。推進“交通+特色產業”扶貧，打造“特色致富路”。建設約3.2萬公里資源路、旅遊路、產業園區路，進一步強化交通對產業扶貧的基礎支撐作用支持貧困地區特色產業發展。

此外，交通部還將進一步改善內河水運基礎設施，擬新增及改善航道里程2600公里，新增80個碼頭泊位，繼續改善農村水網地區的渡運條件;支持貧困地區改造建設縣城老舊客運站150個、鄉鎮客運綜合服務站1100個，實現具備條件的建制村通客車全覆蓋;會同相關部門著力構建縣、鄉、村三級農村物流配送網絡，推動農村物流發展。

讀書札記161121匱乏(下) 社會的失衡

讀書札記161121
匱乏(下) 社會的失衡
礎執筆

〈醫療福利〉
各國的醫療系統均應為社會福祉而設立。當醫院的營運是以賺取利潤為目標, 而不是以公共利益為本位, 便會使醫院和病患對立。假使醫生能透過濫開處方, 讓病人承擔過高的藥物成本；或者接受不必要的治療, 來達成獲利目標，就會造成醫患關係惡化, 甚至病患暴力報復。

在1980年代末之前, 中國雖窮, 但有良好的醫療系統, 人均壽命從1950年的41歲升至2009年的73歲。

過去毛澤東時代, 城市的社會福利由國有單位提供, 住房、教育、醫療、娛樂等, 雖然品質不高,但至少安全有保障,且近乎免費, 唯一的代價是所有個人活動皆在政府的嚴密註視之下。*** 在農村, 社會福利則由公社系統負責, 提供診所和「赤腳醫生」, 雖然水準不如城市, 但農民都可以獲得基本的醫療照護。
1980年後,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 人民公社被廢除, 改為「家庭聯產的承包責任制」。生產單位由國營退給私人,讓國營醫療服務出現真空, 赤腳醫生也因失業而另謀出路。到1990年代, 國企單位的福利體制也走到盡頭, 為提升產業效益, 國企不再承擔供養社會的義務。

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政策大轉向, 只顧追求經濟成長的策略, 非常有效, 但代價同樣巨大。隨著政策的改變, 財政支出優先考量市場經濟的成長, 未暇照顧社會的福利, 有如「把聽珍器鍛造為犁耙」。

1990年代舊醫療系統萎縮, 但政府沒有建立新的系統來取代，中國底層家庭因此從社會安全網中剔除。*** 城鎮居民每次看病, 個人自付份額攀升, 需承擔50%的費用。國家補貼消失後,公立醫院漸變成半私有機構，開始謀求營運利潤, 進而扭曲了醫療系統和醫生的行為。雖則醫療服務仍受政府監管, 定價低於實際成本, 但醫生會向病人推銷不必要且昂貴的藥物, 以達利潤目標。醫院從公共服務提供者變成生意人。

在美國, 醫療糾紛可透過訴訟來阻止醫療人員濫用權力； 不過在中國, 想阻止醫生不合理的的治療方案, 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訴諸暴力報復。醫療系統缺乏財政支持, 於是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醫病失衡的情況, 讓病患被敷衍處理。在病人在得不到適切的治療, 又無法伸訴的情況下, 「醫暴」事件成為中國醫療系統的特色。

〈教育〉
在農村人口占多數的貧窮國家, 國家的政策往往是城市偏向。因為資源有限, 分配給全體國民中的少數人, 要比分配給多數人來得劃算。相比農村, 城市的居民更接近政治權力中心。城市居民的支持, 對現存社會政治秩序的連續性更有價值, 因此傾向將利益分給城市, 好讓城市居民安心。中國也沒有例外。

以農村居民的「失」, 作為城市居民的「得」, 讓目前中央政府獲得來自城市中產階級的支持, 多於網路抗議或對官員腐敗的批判。城市中產雖是目前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 但卻對子女教育所面臨的困境卻深感不滿。

現時城市變得更加複雜更加分層化, 社會底層的居民被束縛在主流體制之中; 但在頂層, 最富有的一群則選擇脫離主流體制, 去海外追求更隨心所欲的生活方式。相對其他領域, 教育系統的態勢更為緊張, 因教育可決定人一生的行進路程。

教育長久以來在中國社會佔著獨特的地位。所謂 “一登龍門, 升價十倍”。過往的科舉制, 不論出身, 唯最有才幹和資格的人可進入統治階層, 扮演了社會等化器。現今則轉變為對高考的狂熱。
表面上, 高考提供了一次一視同仁的考核機會給全國的學生, 但實際上從一個人出生開始, 已註定是不平等的。中國的戶籍制度, 決定了在不同地區出生的人有不同的取錄分數線。教育資源有限, 城市居民獲得更多的分配, 加上各種特權、複雜化的入學管道，與及走後門等現象, 讓高考入學系統被嚴重扭曲, 例如超過半數的北大學生是來自政府官員、教授或高學歷的技術專家的家庭。

中國的教育體制將城市居民優先於農村家庭。不公平的制度讓公務員的後代可優先進入菁英的教育機構。一般中產對上層人士可輕易獲取各種教育資源, 感到充滿怒火, 但又意識到自己也從更多低層社會大眾手上獲得特權, 於是中產人士只能在內心矛盾中, 繼續和現實奮鬥。社會上層則選擇跳出中國目前的教育體制, 送孩子出國留學, 另謀更好的出路。

原先城市偏向政策的成功, 是因為城市居民能對社會穩定構成潛在威脅, 而農村居民較為孤立,又受地埋限制, 威脅較少。現今中國, 在城市工作的工人遠比留在農村的多。城市偏向的政策,意味著將資源從農村少數貧困人士手中, 轉移到城市富有的多數人士手中。於是原來用於穩定社會的機制, 變成了增加社會矛盾的源頭, 加大了社會的不穩定性。***

〈住房〉
中國的房屋政策受人口、經濟和政治三重壓力的影響。在經濟繁榮期, 都市化和收入增長, 讓大量人口成為潛在業主。另一方面, 政府採行金融抑制的政策, 令儲蓄資金從金融資產流向不動產。同時政府稅收依靠發展商的土地利用資金, 所以保持房屋供應短缺來提高房價。

中國的房屋政策也是城市偏向, 同樣也造成階層分裂。在中國的權力政治和經濟再分配中, 住宅扮演了複雜的角色, 政府並無多少可提供合理房價的方法。目前中國的住宅總量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 只是民眾期望不斷升高、人口結構的變化、長期的體制障礙等, 讓住宅的供應顯得不足。

過往, 住房是由國企單位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提供給城市員工居住。在1990-2000, 中國才開始向私有化政策過渡, 國企以折扣價格把這類福利房轉讓給員工, 讓企業可把資金專註主業, 同時員工則得到折扣房。
私有權帶來了穩定感和安全感, 讓之後的住宅市場打好了繁榮基礎。同時房產市場帶動了經濟成長, 令房地產和建築業在中國2007年的GDP佔了11%比重。擁有自己的房產也成為中產階級的象徵。

不過中國房市的繁榮建立在頻繁地剝削農民房屋基地和農田的基礎之上。當農村土地被劃為城市用地時, 地方政府可以將土地使用權轉讓給房地產開發商。如果政府不提供補償給農民, 他們並沒有權利救濟的管道。就算有補償, 政府一般也只計算農作物收入的損失, 而不會以城市用地的價格來賠償。結果農村拆遷常常誘發農村集體抗爭事件。

私有化的住宅市場, 為有權勢的官員、富有的企業、以及國企高管帶來了大筆財富。房價的上漲先是成為解決經濟成長的良方, 現在卻成了不能承擔的重負。政府明知問題所在, 但有諸多複雜的理由讓它不敢輕舉妄動。

不斷上升的離婚率、日漸式微的傳統社會紐帶, 以及對經濟和社會地位的焦慮, 使房產成為婚配擇偶的必要條件。當代中國男性想娶一個女性, 必須先為她購置住宅。價格合理的房屋陷入短缺, 既反映住宅的嚴重匱乏, 也反映中產階級過於理想的生活期待。過往農民工在城市只是臨時存在, 隨時可回農村生活。但過了多年, 農民工已無法再次回到農耕的生活模式, 他們只會不斷轉換城市, 尋找工作機會。將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生活, 是政府面臨的挑戰。

〈結語〉
任何一個國家自身都會面臨不少的問題, 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 問題只會更多。所以上述外國專家提出的問題, 只會是其中一小部分。如何改善, 甚至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就要看統治階層的智慧和行動力了。

《匱乏 In Line Behind A Billion People》 (2014) Damien Ma、William Adams

外交部評近期恐襲事件：反恐是國際社會共同職責

近日，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頻繁發生，造成多人傷亡，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0日表示，打擊一切形式的暴力恐怖行徑，應該成為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共同職責和優先任務。

華春瑩說，恐怖主義是人類公敵。當前極端恐怖勢力肆虐，國際反恐形勢複雜嚴峻。打擊一切形式的暴力恐怖行徑，應該成為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共同職責和優先任務。

她表示，中國堅決反對一切恐怖主義行徑，一直支持國際社會打擊恐怖主義的努力。

“我們認為，國際社會加強反恐合作，一是要摒棄‘雙重標準’，充分發揮聯合國在國際反恐鬥爭中的主導作用，形成合力;二是要妥善解決地區熱點問題，遏制恐怖主義蔓延擴散勢頭;三是要著眼長遠，采取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綜合治理手段，走標本兼治反恐之路。”華春瑩說。

7萬億財政投入績效堪憂，醫改升級可借社會力量

從2009年到2016年8年間，全國各級財政醫療衛生累計支出已近7萬億元。然而，財政對新醫改的巨大投入卻沒有換來民眾就醫滿意度的同步提升，醫患矛盾亦未明顯改善。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在17日的“社會力量助推醫改升級”研討會上表示，醫改已經不能滿足城鄉居民的新訴求，政府不可能包辦醫改，必須大力支持社會力量介入來促進醫改升級。

在“三醫聯動，醫保先行”成為醫改方針的當下，醫保基金經辦和管理部門也向社會力量發出“英雄帖”。

人社部社會保險事業管理中心副主任黃華波表示，異地結算、城鄉居民醫保整合、智能監控、大數據利用等列入醫保2017年工作重點的項目均需要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

目前全國年均衛生總費用突破4萬億元，其中，由醫保基金支付的約占1.5萬億元。這個1.5萬億元的蛋糕正在吸引資本的目光：海虹控股、平安保險、萬達、阿里巴巴等涉足醫療業務的上市公司早已開始圍繞醫保服務鏈和產業鏈進行布局。

近7萬億投入被低效消耗

財政部的數據顯示，2009年到2015年全國各級財政醫療衛生累計支出達到56400多億元，年均增幅達到20.8%。根據年初預算，2016年全國財政醫療衛生支出預算安排12363億元。據此推算，從2009年到2016年，全國各級財政醫療衛生累計支出將達到6.8萬億元。

新醫改以來，各級財政對於醫療衛生的投入一直都是慷慨的，醫療衛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從2008年的5.1%提高到2015年的6.8%。

2016年的預算顯示，全國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增長3%。各級財政醫療衛生預算安排比2015年增長3.7%，比同期全國財政支出預算增幅高1.3個百分點。其中，中央財政醫療衛生支出預算安排3731億元，比2015年增長9.3%，比同期中央財政支出預算增幅高3個百分點。

數萬億元的財政投入加速實現了全民醫保，大幅度提高了我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含金量，醫保報銷比例的提高也有效緩解了人民疾病醫療的後顧之憂，但各個階層對疾病問題仍然焦慮不安；醫生、醫保、患者難以達成利益共識，醫患矛盾突出，醫院存在的過度醫療也是導致醫保基金吃緊的重要原因之一。
鄭功成認為，民眾在醫療服務上的獲得感與財政的巨大投入不相匹配的原因，並非是老百姓期望上升太快，而是公共資源在實踐中被無效消耗或者低效消耗。

眾所周知，財政對於新醫改的投入有一大部分變成了患者不該吃的藥和不該做的檢查。醫改中各種問題導致的結果是公共資源浪費嚴重，不當醫療行為與藥價虛高帶來的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不僅損害了醫保制度的公平性與可持續性，也直接損害了醫療服務與醫藥供給的良性發展，導致醫患關系惡化。

鄭功成認為，必須優化醫療機制，在不損害制度公正的前提下力求效率提升。當務之急是強化監管機制，嚴格懲治醫療領域的腐敗與違法違規現象。

新醫改無法令人民滿意的另一個原因是跟不上民眾訴求的變化。民眾需要的不只是報銷多少醫療費用，而是穩定的安全預期，否則，即使報銷水平不斷提升，人們的疾病醫療後顧之憂依然不可能從根本上解除。

鄭功成說，當前不僅低收入階層畏懼疾病特別是重大疾病，即使是中產階層也同樣充滿著不安與焦慮。下一步醫改必須用確切的制度安排來為全體人民提供穩定的安全預期。

鄭功成看來，在醫改分歧巨大並遭遇阻力的條件下，調動社會力量特別是市場主體參與醫改是一條必由之路。只有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醫改，才能促使體制機制在變革中走向成熟定型。

醫保借力完善監管

清華大學就業與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三醫聯動中，公立醫院改革不到位固然是一大頑疾，但醫保部門也應該反思在“看病難”、“看病貴”、醫改目標流失等問題發生過程中需承擔的責任。

從1998年至今，中國用不到20年的時間，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醫療保險計劃，基本上實現了13億人醫療保險制度的全覆蓋。

楊燕綏說，2014年之前醫保只管基金收支平衡卻不知道如何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醫保部門作為醫療基金的守門人本應該構建抑制道德風險的信息系統，卻受限於醫保資金使用的信息不對稱，醫保只能站在醫院門外和醫生對話。

成都市醫保局副局長狄進在17日的研討會上表示，醫保經辦機構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三個，一是服務能力不能適應群眾對醫療保險服務可及性的需求；二是傳統經辦服務管理方式不能適應風險管控的要求；三是落後的管理型思維不能適應防控醫療衛生費用不合理增長的內在要求。

狄進表示，成都市從2013年引入第三方智能監控審核系統後，有效地解決了費用審核專業性、權威性不夠的問題，緩解了審核人員人手不足的現實矛盾。通過該系統，成都共審核完成住院醫療費用597.32萬人次，明細數據13.15億條，涉及審核預付金額255.93億元，實際扣款1.98億元，實際扣款比為1.02%。

成都市針對醫保對醫療機構財務管理上的監督不夠專業和深入的問題，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對定點醫療機構財務、藥品及材料“進銷存”關鍵環節進行審計。2015年，公開遴選5家事務所對全市200多家定點醫療機構進行專項審計，追回基金1000多萬元，扣減保證金2000多萬元。

醫保通過引入社會力量提高了管理能力，也提升了服務參保者的水平。“只有充分引入社會力量參與醫改，才能透過競爭提高效率與醫療服務質量。”鄭功成說。

社會力量參與醫改的空間

鄭功成表示，政府雖然可以主導醫改，但因存在公共資源有限、傳統體制機制束縛以及無法提供個性化服務的局限性，不可能包辦醫改。

21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要加快發展健康產業，支持社會力量以多種形式參與健康服務，推動醫療、養老、旅遊等深度融合，增加醫養資源有效供給。會議還確定了“十三五”期間深化醫改重點任務，其中之一就是創新綜合監管，放寬社會力量舉辦醫療機構準入要求， 加強事中事後監管。

2015年相關的統計公報顯示，全國衛生總費用達40587.7億元，其中，城鎮基本醫保基金支出9312億元，新農合基金支出2993.5億元，兩者相加醫保總計約為1.2萬億，按照每年約15%的支出增幅，到2016年底，醫保支付規模約為1.5萬億元。社會資本看中這1.5萬億元醫保基金所延伸出的服務鏈和產業鏈，紛紛主動與醫保部門進行合作。

黃華波認為，醫保管理部門引入社會力量參與醫保經辦，將有助於形成多元化的競爭格局，從而可以提高基本醫保經辦服務效率和質量。

黃華波說，全民參保計劃、全民聯網結算、城鄉居民整合、醫保省級統籌、電子社保、互聯網+、支付標準研究、談判機制研究等方面都需要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和深度參與。

海虹控股助理總裁韓煒表示，引入社會力量有助於緩解醫改所面臨的多種風險，如醫藥費用持續不合理增長所引發的基金風險、以醫患矛盾和欺詐騙保所代表的社會風險，以及缺人才、缺手段導致的治理體系不健全、治理能力有限等風險。

鄭功成表示，在引入社會力量時，政府需要奉行不歧視原則，放開能夠放開的服務內容，同時確保競爭環境公平，以質量與技術取勝，不搞本位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