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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國俊：要讓更多社會資本進入“綠色產業”

近幾年中國越來越重視綠色金融的發展，在中國的倡導下綠色金融首次寫入G20的峰會議程。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8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七部委於聯合印發了《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安國俊近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構建和完善綠色金融體系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各部門、地方政府、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多輪驅動。

我們未來要通過這種創新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引導和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綠色產業，包括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股票指數和相關產品，綠色發展基金、綠色保險和碳金融等金融工具，為綠色金融發展提供可持續推動力。

不過，他也強調，在現有的宏觀金融形勢和金融改革背景，以及全國低碳發展目標之下，我國的綠色發展面臨著很多融資挑戰。針對解決綠色投融資經常面臨的期限錯配、信息不對稱、產品和分析工具缺失等問題，如何通過發展創新金融工具和服務手段，多維度創新滿足綠色產業投融資需求值得各方合力推動。

綠色發展基金正當其時

《意見》明確提出，通過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動員社會資本，支持設立各類綠色發展基金，實行市場化運作。並且首次提出中央財政整合現有節能環保等專項資金設立國家綠色發展基金，同時鼓勵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發起區域性綠色發展基金。

安國俊認為，這就向社會各界發出了政策層面支持綠色投資的風向標，有利於激勵更多金融機構和社會資本開展綠色投融資，同時更有效地抑制汙染性投資。綠色發展基金的政策落地也會有助於提振投資者信心。

他介紹，從國際經驗來看，城市綠色轉型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金融和民資共同推動。例如，英國綠色投資銀行是世界上第一家專門致力於綠色經濟的投資銀行，它的作用是解決基礎設施融資中市場缺失的問題，通過調動私人資本來加快向綠色金融的轉型。綠色基金的發展勢必會對低碳經濟起到促進作用。

如何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通過綠色基金市場,帶動更多的民間資本進入到低碳環保行業?

安國俊認為，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對政府通過綠色金融帶動民間資本進入綠色投資領域已達成共識，而綠色發展基金可以充分運用政府與市場的雙輪驅動，有效化解金融創新的資金瓶頸問題，也一定會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在他看來，《意見》從中央政府層面和地方政府層面對綠色發展基金的設立路徑提出了明確的路線圖。建議中央財政整合現有節能環保等專項資金設立國家綠色發展基金，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發起區域性綠色發展基金。在實踐中，可以考慮以財政投入啟動資金，引入金融資本和民間資本成立綠色發展基金。

目前內蒙古、雲南、河北、湖北等已經紛紛建立起綠色發展基金和環保基金，同時，也可以考慮運用擔保基金有效地解決環保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擔保基金也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包括法國、臺灣、菲律賓等等。擔保基金可以涵蓋綠色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綠色債券、綠色PPP項目擔保等，並通過市場化、差別化的擔保政策、補貼政策、稅收優惠政策等綜合調整，以擔保的完善推進綠色產業融資的風險管理與激勵機制創新。

PPP模式助力綠色發展基金

《意見》指出，支持在綠色產業中引入PPP模式，鼓勵將節能減排降碳、環保和其他綠色項目與各種相關高收益項目打捆，建立公共物品性質的綠色服務收費機制。

安國俊告訴記者，從國際經驗來看,單靠政府資金已不能滿足大量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利用國際及國內民間私人資本進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PPP模式逐步成為應用廣泛的項目融資和實施模式。

他稱，首先，在大氣、水、土壤三個“十條”以及PPP等新模式的推進下，“十三五”環保市場潛力巨大。建立公共財政和私人資本合作的PPP模式綠色發展基金，提高社會資本參與環保產業的積極性，是推動綠色基金發展的重要路徑。綠色基金可以用於霧霾治理、水環境治理、土壤治理、汙染防制、清潔能源、綠化和風沙治理、資源利用效率和循環利用、綠色交通、綠色建築、生態保護和氣候適應等領域。基金可以通過銀行貸款、企業債、項目收益債券、資產證券化等市場化方式舉債並承擔償債責任。

第二、推動完善綠色項目PPP相關法規規章，鼓勵各地在總結現有PPP項目經驗的基礎上，出臺更加具有操作性的實施細則。鼓勵各類綠色發展基金支持以PPP模式操作的相關項目。應完善頂層設計，通過特許經營權等壯大綠色基金的實力，為綠色基金的發展註入持續推動力。

第三、鼓勵各級政府以多種形式發起或參與發起PPP模式的綠色發展基金。建議根據不同的綠色發展基金特點合理確定政府定位和參與方式。同時，政府出資的綠色發展基金要在確保執行國家綠色發展戰略及政策的前提下，按照市場化方式進行投資管理。當地政府在資金籌集和投向等方面發揮政策引導作用。

第四、有效發揮PPP融資支持基金的綠色發展引導作用

為提高社會資本參與PPP項目積極性，拓寬項目融資渠道、優化各方投資風險、中央與地方兩級政府都在積極探索成立PPP引導基金，包括財政部與國內10家大型金融機構共同發起設立1800億PPP融資支持基金，財政部與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四川及新疆等地都成立了不同規模的PPP引導基金。目前由省級政府或地市層面出資成立引導基金，再以此吸引金融機構和社會資本，合作成立產業基金母基金的方式比較普遍。

例如“山西省改善城市人居環境PPP投資引導基金”、江蘇PPP融資支持基金就是這種實例。其他地區可借鑒相應經驗，出臺這種PPP模式引導基金的法規和操作指南，並且更多發揮在低碳環保綠色產業的投資引導作用，為社會資本參與創造更多動力。

對於《意見》指出的地方政府可通過放寬市場準入、完善公共服務定價、實施特許經營模式、落實財稅和土地政策等措施，完善收益和成本風險共擔機制，支持綠色發展基金所投資的項目。

安國俊認為，如何加快財稅體制和投融資機制的改革，創新金融服務，通過體制上的創新來推動政府層面和企業層面等多元化的資金保障成為關註熱點等。而綠色基金無疑會成為城市綠色轉型的重要投融資工具。

另外，應陸續出臺具體政策鼓勵以解決民間資本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例如內蒙古自治區、江蘇省、浙江省、重慶市等設立民營企業投資引導基金，在低碳環保、市政基礎設施、先進裝備制造、科技成果轉化等領域扶持創新型企業發展等。另外，支持綠色基金發展的財稅金融政策在實踐中還需要不同層面予以推進落實。同時，要有效保障投資人的利益，真正搭建民間資金與政府項目之間的普惠橋梁。

綠色金融成為國際合作的新動力

《意見》指出，加強綠色金融的國際合作，支持社會資本和國際資本設立各類民間綠色投資基金。

安國俊對記者表示，應該說，國際投資的綠色化和環境社會責任的承擔已經成為關註熱點，而綠色基金也會成為全球綠色金融合作的重要路徑。

日前，中美建築節能與綠色發展基金作為剛結束的第八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重要成果之一正式推出。在基金的運作上，引入跨境的公私合作關系(PPP)這一創新模式。未來可以通過這種基金的模式鼓勵綠色金融國際合作，並共同創造綠色就業機會。

未來我們可以聯合全球的合作夥伴，通過PPP模式的綠色基金在一帶一路進行綠色投資，推動改善生態環境，促進綠色金融的國際合作。而亞投行、絲路基金、亞洲開發銀行、金磚銀行、國際金融公司等在推動亞太金融合作、“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方面也更多強調綠色投資。相信《指導意見》的頒布實施，有效助力綠色發展基金推動政企合作，拓寬綠色投融資和國際合作進程，加強責任投資者的培育，統籌協調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為綠色金融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多的助力。

廣州低保標準650元 社會救助面臨三大挑戰

低保標準相對較低;部門分割、基金統籌層級低制約社會救助的發展;基層社會救助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服務能力不足……目前，廣州社會救助正面臨三大挑戰。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日前共同發布《廣州藍皮書：廣州社會保障發展報告(2016)•社會救助》。藍皮書稱，從全國主要城市來看，廣州城鄉低保標準排第6位，低於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杭州。

社會救助是社會保障體系中一項基礎性的制度安排，是社會的“最後安全網”。藍皮書稱，廣州已於2010年出臺《廣州市調整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試行辦法》，建立測算與調整低保標準的規範做法。但發展至今，從橫向比較來看，廣州的低保標準仍然相對較低。數據顯示，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四地的低保標準超過700元/月，分別為790元/月、710元/月、705元/月、700元/月。2015年，廣州市城鎮與農村低保標準均為650元。

藍皮書介紹，廣州的低保標準占廣州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簡稱“替代率”)在過去15年呈現一個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25.8%下降到2014年的16.8%。全國的低保替代率水平都在較低水平，但與全國平均水平及主要城市相比，廣州的低保替代率水平甚至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及北京、上海，與廣州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嚴重不符。

此外，廣州部門分割、基金統籌層級低制約社會救助的發展。藍皮書介紹，目前，廣州社會救助部門分割情形依然存在，在廣州市職能部門以及群團組織中，民政局、教育局、住房保障辦、人社局、衛生局、工會、婦聯、殘聯等都直接參與進社會救助中，特別是在教育資助領域，多重分割的狀況容易導致政策重疊，扭曲社會救助的核心理念，降低了公共資源的分配公平性。

調查發現，社會救助中的統籌層級參差不同也制約著社會救助的公平性。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例，該項社會救助制度是政府對貧困人口實施的積極救濟手段，體現著保護公民基本生存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意義，但廣州低保資金現在仍然由區政府(個別區集體經濟組織仍然要承擔低保金)全部承擔財政支出的安排，增加了低保制度的不公平和操作困難，導致在現實中，同在廣州市內的低保戶，一方面，由於存在不同區之間的待遇差別，低保戶居住地改變後沒有戶口遷移的動力，造成大量人戶分離的個案，增加行政管理服務的成本;另一方面，由於地區利益的考慮，遷入地通常不鼓勵低保戶遷移戶口，並通過加強審查控制低保戶的遷入。

藍皮書介紹，目前，廣州住房保障中的限價房、公租房的集中安置安排，導致低保戶集中在白雲、荔灣等區，遷人不遷戶，進一步導致了人居分離的管理服務困難。無論是物理的流動性還是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流動代表了自由選擇，流動是改變生活狀態的最基本要求，如果社會救助造成了限制流動的因素，實際上也固化了貧困身份。要消除區域之間對低保戶遷移的排斥以及避免因資金負擔問題造成的該保不保，低保資金的統籌層次迫切需要提高。

“目前，在政策執行上相對薄弱的環節是基層政策執行者的貫徹實施能力。主要表現為基層民政在人力、財力、物力方面的投入不夠，尤其是人力資源配置不足。”藍皮書稱。

易綱：中國將引導更多社會資金投資綠色產業

隨著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杭州峰會的圓滿閉幕，中國在G20主席國任內完成所有既定議程的討論，並在多個領域展現全球影響力。其中，綠色金融作為此次峰會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充分展現了G20的全球領導力和中國在該領域的影響力。

為宣介杭州峰會所達成關於發展綠色金融的全球共識，9月6日，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在上海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八家機構共同舉辦綠色金融國際研討會，討論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發展綠色資本市場、培育綠色投資者，以及開展環境風險管理、強化環境信息和推動地方綠色金融實踐等議題。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研討會上發言稱，近年來，中國在綠色金融領域快速發展，不斷創新。從數據來看，目前中國的綠色信貸已經占到了全部貸款余額的10%，今年前7個月，中國發行的綠色債券已近1200億人民幣(或180億美元)，占全球同期發行的綠色債券的40%以上。

此外，中國是全球三個建立了“綠色信貸指標體系”的國家之一。中國是第一個由政府支持的機構，即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發布本國綠色債券界定標準的國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包括內蒙、雲南、河北、湖北在內的地方已經紛紛建立起綠色發展基金或環保基金。中國已經宣布2017年將啟動全國性的碳交易市場。

2016年，註定成為全球綠色金融發展的關鍵一年。中國借擔任G20主席國之際，首次將綠色金融納入了G20議題。通過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以及金融穩定理事會氣候相關金融風險披露小組的工作及研究報告，發展綠色金融正在成為G20和主要國家財經領導人的共識。

易綱透露，由中國人民銀行和英格蘭銀行共同主持的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已經獲得各國廣泛的支持，聯合國的環境規劃署擔任秘書處，研究小組共有80多位成員，來自G20成員國還有嘉賓國和國際組織，在中英主持下和各方的積極參與下，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做了大量的開創性的工作，在過去8個月召開了4次正式的會議，並且支持多次綠色金融相關的公開論壇，咨詢了許多非G20國家金融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研究小組認真研究了全球綠色金融所面臨的各種障礙，並就發展綠色金融提出了一系列倡議。

“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完成了G20綠色金融綜合報告，並且提交杭州峰會討論，昨天公布的G20杭州峰會公報高度評價我們綠色金融綜合報告”易綱說道。

在G20杭州峰會公報中，各成員國也表示出對於綠色金融的關註以及發展決心。

公報提出，為支持在環境可持續前提下的全球發展，有必要擴大綠色投融資。

目前，綠色金融的發展面臨許多挑戰，包括環境外部性內部化所面臨的困難、期限錯配、缺乏對綠色的清晰定義、信息不對稱和分析能力缺失等，但G20可以與私人部門一起提出許多應對這類挑戰的措施。公告表示，歡迎綠色金融研究小組提交的《二十國集團綠色金融綜合報告》和由其倡議的自願可選措施，以增強金融體系動員私人資本開展綠色投資的能力。

對於未來發展綠色金融的可行路徑，G20公報建議，可通過多項努力來發展綠色金融：提供清晰的戰略性政策信號與框架，推動綠色金融的自願原則，擴大能力建設的學習網絡，支持本地綠色債券市場發展，開展國際合作以推動跨境綠色債券投資，鼓勵並推動在環境與金融風險領域的知識共享，改善對綠色金融活動及其影響的評估方法。

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發展綠色金融並已取得顯著成果，對於未來該領域的繼續探索，也有了清晰的框架。

易綱表示，中國將在“十三五”規劃期間，努力在國內構建一個更為完整的綠色金融體系。中國將引導更多社會資金投入綠色產業，也歡迎國際投資者通過各種渠道投資於中國的綠色債券、綠色股票、綠色基金和綠色項目。

未來，在發展國內綠色金融的同時，易綱提出，中國將繼續與其他國家一道，在G20框架下和雙邊框架的合作下，共同推動全球綠色金融的發展，中國將推動一帶一路的建設，投資綠色化，中國也歡迎國際投資者通過各種渠道投資於中國的綠色債券綠色股票綠色基金和綠色項目。

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0.6% 預期10.2%

2016年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7540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2%，以下除特殊說明外均為名義增長)。其中，限額以上單位消費品零售額12250億元，增長8.5%。

2016年1-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10505億元，同比增長10.3%。其中，限額以上單位消費品零售額95101億元，增長7.6%。

按經營單位所在地分，8月份，城鎮消費品零售額23808億元，同比增長10.6%;鄉村消費品零售額3732億元，增長10.9%。1-8月份，城鎮消費品零售額181183億元，同比增長10.2%;鄉村消費品零售額29323億元，增長10.9%。

按消費類型分，8月份，餐飲收入3036億元，同比增長10.3%;商品零售24504億元，增長10.7%。1-8月份，餐飲收入22603億元，同比增長11.1%;商品零售187903億元，增長10.2%。

在商品零售中，8月份，限額以上單位商品零售11475億元，同比增長8.8%。1-8月份，限額以上單位商品零售89358億元，同比增長7.7%。

2016年1-8月份，全國網上零售額30210億元，同比增長26.7%。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24347億元，增長25.5%，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11.6%;在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中，吃、穿和用類商品分別增長30.3%、16.9%和28.5%。

央行：8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149.83萬億元 同比增長12.3%

初步統計，2016年8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149.83萬億元，同比增長12.3%。其中，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余額為101.48萬億元，同比增長13.5%;對實體經濟發放的外幣貸款折合人民幣余額為2.69萬億元，同比下降25.0%;委托貸款余額為12.38萬億元，同比增長22.5%;信托貸款余額為5.83萬億元，同比增長7.5%;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余額為4.03萬億元，同比下降37.6%;企業債券余額為17.00萬億元，同比增長29.8%;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余額為5.35萬億元，同比增長25.4%。

從結構看，2016年8月末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余額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67.7%，同比高0.7個百分點;對實體經濟發放的外幣貸款余額占比1.8%，同比低0.9個百分點;委托貸款余額占比8.3%，同比高0.7個百分點;信托貸款余額占比3.9%，同比低0.2個百分點;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余額占比2.7%，同比低2.1個百分點;企業債券余額占比11.3%，同比高1.5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余額占比3.6%，同比高0.4個百分點。

註1：社會融資規模存量是指一定時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實體經濟(境內非金融企業和個人)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余額。

註2：數據來源於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和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等部門。

註3：社會融資規模中的本外幣貸款是指一定時期內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人民幣和外幣貸款，不包括銀行業金融機構拆放給非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款項和境外貸款。

註4:2015年1月起，委托貸款統計制度進行了調整，將委托貸款劃分為現金管理項下的委托貸款和一般委托貸款。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委托貸款只包括由企事業單位及個人等委托人提供資金，由金融機構(即貸款人或受托人)根據委托人確定的貸款對象、用途、金額、期限、利率等向境內實體經濟代為發放、監督使用並協助收回的一般委托貸款。

註5:當期數據為初步統計數，同比增速為可比口徑數據。

點解個個要領展負社會責任，無人叫港鐵負社會責任 中環客

以前叫領匯嘅領展，相信係全香港最多關公災難嘅公司之一，次次啲外判商呀，新商鋪業主呀出咗事，最後隻鑊一定喺領展身上，好似領展仲係政府部門一樣。

只不過，中環客想提醒大家一樣嘢，雖然終審法院喺領展上市案嘅終極判決上，指領展有責任履行《房屋條例》部分原本屬於房委會嘅責任。但由公司擁有權嘅角度，領展其實同其他私人企業無分別，可能港鐵比領展更加應該負更多嘅社會責任。

本來照領展第一次上市嘅股東構成，由於房委會都係創始股東之一，咁作為房委會有份投資嘅公司，一如其他財政司司長法團投資嘅公司，公眾有理由要求領展孭一定社會責任。但喺第二次上市果陣，有高人叻到幫房委會甩曬啲股份，而班政客完全阻止唔到，喺公司管治上，領展做啲乜完全唔關房委會事，亦唔關政府事。啲政客講到領展仲係房委會旗下公司咁，但實際上，依家領展只不過係一隻外資摣莊嘅房地產信託基金，佢嘅責任就係為股東嘅最大回報，買賣同出租手上嘅物業。所以政客要求領展公有化（復歸港府所有），簡直黐線，政府要用市價買曬領展啲物業，而且部分賣咗俾其他公司嘅前房委會商場已經收唔番，而領展旗下有啲由私人發展商買返嚟嘅物業，好似將軍澳南豐廣場，亦唔知點處理。

相反，港鐵有成七成六股權喺財政司司長法團手上，根本上係公有企業，點解未見過有政客向港鐵抗議唔搞墟市？唔提供平租商場？有公有企業唔問，問個純私人企業孭飛，你班友無嘢嘛。

中環客

北京修法 超生最高10倍征收社會撫養費

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修改《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的決定（草案送審稿），昨天開始在北京市政府法制辦官網公開征求意見。根據該草案，不符合規定生育三個以上子女的夫妻，每多生育一個子女，將按照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至10倍征收社會撫養費。

據北京市統計局數據，2015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859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569。這就意味著，今年北京城鎮居民不符合規定生育第三個孩子最高將可能被征收528590元的社會撫養費。

不過，由於人均可支配收入這一數據會做動態調整，社會撫養費的最高征收額度也可能隨之調整。

第一財經記者對比發現，此次修改主要是取消原來條款中對違反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社會撫養費的規定，改為對不符合規定生育第三個及三個以上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第三個及三個以上子女的公民征收社會撫養費。

從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看，草案確定為征收基數的3至10倍，跟原辦法的征收標準一致。原《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2002年12月頒布。2016年3月24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明確不符合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口學者向第一財經表示，超生第三個孩子可能最高征收社會撫養費52萬元，這個標準有些過於高了。

北京此次修改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依據的仍然是2002年9月施行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該辦法沒有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標準，而是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自行規定。

據第一財經記者調查，在實際操作中，地方上大致按照3到10倍的征收基數征收社會撫養費，由此造成了各地征收標準不統一、管理混亂的狀況。為此，2014年11月，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送審稿)》將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限定為計征標準的三倍以下。不過，截至記者發稿，該條例尚未正式出臺。

上述人口學者表示，盡管《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還未正式出臺，但從其公開征求意見的條款看，“計征標準三倍以下”還是基本體現了對超生行為相對寬松的態度和思路。此次北京市在國家級條例未出臺的情況下，再次明確了3到10倍的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征收標準有些嚴了。

昨日同時公布的修法說明中強調，2016年初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使社會撫養費的具體征收對象發生變化，為貫徹落實上位法、確保政策平穩實施，特對原辦法進行修改。

除了征收範圍從兩孩以上修改為三孩以上外，此次修改還明確了子女數量計算標準。草案第十七條規定，當事人子女的數量，指當事人雙方曾生育和收養、並存活的子女數量之和。修法說明解釋，這一變化是為維護公民的知情權，確保計劃生育行政執法工作公開、公正。

摩拜：一場騎在單車上的社會實驗

2016年9月14日，北京二環內，一輛摩拜單車停靠在路邊的自行車停車位。（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我把摩拜叫做中國新制造，它提供了一個中國制造業的升級範本：制造業+公共服務。”諸大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胡瑋煒來到位於天津的北方最大自行車市場，發現里面什麽配件都能找到，但依然找不到一家願意跟摩拜深度合作的公司。最後，她被迫下決心自己成立一家工廠來生產自行車。

運營5個月以來，摩拜的單車經常被偷，有的則被撿垃圾的人扛走賣到廢品站。還有人把單車騎到小區，甚至自己家里，供私人使用。有的騎到停車場或者火車站候車廳，造成單車要麽被城管收走，要麽因為位置太偏，後續用戶找不到車，導致單車變成“僵屍車”。

每天吃完中飯或者晚飯，莊驥都會抽空騎上自己的自行車去“打獵”。這是一款搭配了專門拍照照明設備的自行車，他的獵物就是違停的摩拜單車。

莊驥在上海市消防局當了15年消防警官。自從加入摩拜單車獵人群，他就開始有了這個愛好。他在群里的網名叫“賞金獵人-了望狗”。

找到這些單車，拍照舉報，然後得到信用分，讓莊驥感覺自己像是在玩一個遊戲。摩拜的很多用戶都加入了獵人群。莊驥說，感覺自己就像一匹“獨狼”，在自己騎行可以覆蓋的“圍場”，四處尋找“獵物”，然後把“獵物”的照片發到群里“炫耀”。“運氣好”的時候，一次能抓十幾輛。他從2016年5月份開始用摩拜，到現在抓了兩百輛左右違停車。

這個群的公告的第一句話是：首先，咱不拿“公德”說事兒，那是這個“遊戲”的衍生品。在這個群里，騎車不是剛需，交友和切磋“遊戲戰術”才是剛需。所有新人必須先在群外經過“老獵人”（介紹人）私信培訓，介紹人向群內提交培訓內容拍屏，由群審核委員會（委員會成員保密）一致通過後入群。

莊驥還對摩拜建議，允許這些被抓的獵物，通過“勞改”的辦法，舉報其他違停單車，來增加信用分，恢複正常騎行收費待遇（80分以上）。

當然，也有特例，那就是面對正在逐漸開放的大學校園原則上不抓，理由是沒有必要傷害臨開放時的校園內的學生用戶感情。

“獵人需要柔性執法。”莊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摩拜單車是2016年4月份上線的一款自行車租賃軟件，目前在上海和北京運營，很快將在廣州開展業務。用戶下載摩拜單車App，註冊、認證並交299元的押金之後就可以搜索附近的摩拜單車，用手機掃一下車身上的二維碼，就能解鎖將車騎走。還車的時候隨便停，只要不放在影響交通的地方。鎖車後手機自動扣費，一般來說半小時內1元錢，跟很多城市的政府公共自行車收費差不多。

“我把摩拜叫做中國新制造，它提供了一個中國制造業的升級範本：制造業+公共服務。”諸大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諸大建是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2016年5月初的一天，他兒子下班後很興奮地說，早上從小區騎了一輛“摩拜單車”到地鐵，2公里左右的路程只花了1元錢，幾分鐘就到了。過去從他們小區到地鐵，住戶們要麽花二十多分鐘走路，要麽花幾元錢打個黑摩的，要麽花十幾元叫個滴滴或優步。

諸大建聽完後也很興奮。他是研究分享經濟和循環經濟的，經常到國外去交流，每每苦於找不到一個中國本土案例來討論。只能提一個瑞典的洗衣機公司，這個公司把洗衣機安裝到很多小區里，供用戶按次數租賃使用。

從汽車記者到自行車創業者

摩拜的投資名單里有創新工場、熊貓資本和愉悅資本。其中，汽車領域是熊貓資本的重點投資領域。而摩拜單車的創始人胡瑋煒，在創業之前做了多年的汽車記者。

胡瑋煒1982年出生於浙江東陽，父母經商。2004年，她從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新聞系畢業後，進入剛創刊的《每日經濟新聞》經濟部做汽車記者。後來又去了《新京報》《商業價值》和極客公園，做科技報道。

胡瑋煒為人低調。她猶豫了很久才接受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並在采訪中一直強調希望大家把摩拜當做一個初創公司來看待。

從汽車記者轉型科技記者後，胡瑋煒感覺汽車行業會發生巨大變化。在極客公園老板的支持下，她辭職並創辦了一個叫極客汽車的科技新媒體。

2014年的一天，胡瑋煒一個在奔馳中國設計中心工作的朋友告訴她，未來的個性出行工具會有一波革新潮流。蔚來汽車的董事長李斌問她，有沒有想過做共享出行項目。

“我有一種被擊中的感覺，立刻就說我想做這件事，然後李斌就投資了我。”胡瑋煒說，她在國外看到過類似的項目，而且作為用戶，對國內公共單車的痛點有深刻體會：車子不好看，辦卡很麻煩，取車還車要到固定地點。

摩拜的目標是，讓一個城市更適合騎行，讓更多人在0-5公里的出行範圍內選擇單車。對於5公里內的單車需求，胡瑋煒看到的一個數據是，每一百個人需要一輛自行車。以北京現在有2000萬人左右計算，大概就有20萬輛自行車需求市場。目前摩拜在北京和上海投放的車輛各在一萬輛左右。

能不能做一款無固定樁、隨取隨還的共享單車？胡瑋煒迅速組建了團隊，把之前在福特做技術的一個朋友拉過來作為合夥人。

在設計自行車的時候，胡瑋煒提了幾個要求：一是實心輪胎，不用擔心爆胎；二是沒有鏈條，不用擔心掉鏈子；三是車身要全鋁，不用擔心生銹。在經過好幾輪的設計比較後，最終，一個愛好騎行的汽車設計師的設計方案被采用。

產品設計好了之後，摩拜開始找生產商。一開始找的是一些傳統自行車公司，但這些公司要麽缺乏足夠誠意，把摩拜當“菜鳥”來糊弄，提出的一些配件價格遠超市場水平，要麽積極性不高。胡瑋煒的那幾點要求，相當於革新了自行車，對傳統廠商來說，意味著要重新調整生產線、培訓工人和重構供應鏈和質量標準。

於是胡瑋煒嘗試跟“攢電腦”一樣，到市場上去找人組裝。她來到位於天津的北方最大自行車市場，發現里面什麽配件都能找到，但依然找不到一家願意跟摩拜深度合作的公司。

最後，胡瑋煒被迫下決心自己成立一家工廠來生產自行車。

城市微觀運營里的門道

2015年底，在摩拜的產品快要成型，A輪融資快要結束的關鍵時候，胡瑋煒讓投資人幫自己物色一個運營能力非常強的CEO。

正好當時優步上海總經理王曉峰辭職，打算回加拿大發展。看到新聞後，胡瑋煒說服王曉峰加入摩拜。王曉峰畢業於廈門大學，學的是管理學，在寶潔、谷歌中國和騰訊工作過。

“我們就溝通了不到兩個小時，他是一個很直接和幹脆的人。而且非常專業、職業，執行力和行動力超強。在寶潔接受過系統的管理訓練，在優步帶領團隊打過很多仗。他身上有很多我完全沒有的東西。”胡瑋煒說。

擔任摩拜CEO後，王曉峰曾在微博上說，摩拜是iPhone1代。這似乎透露出摩拜做一個生態平臺的野心。無論是過去的蘋果公司，還是這幾年的小米公司，都是從一個硬件產品出發，延伸到了軟件和服務市場，並最終成為一個生態平臺。

摩拜單車剛出來時，正好趕上冬天，不太適合在北京等寒冷和有霧霾的北方城市推廣，於是將第一站鎖定上海。上海因為舉辦過世博會的緣故，整個城市劃了很多白線，圈出固定區域供自行車停放，能為摩拜節省不少市場和用戶教育的成本。

在選擇投放點的時候，胡瑋煒說，主要是根據自行車“眼睛”看到的區域。這個眼睛就是後臺數據，比如什麽地方的人打開App的次數最多，可能就需要往這些地方多投放一些車輛。一些商圈集中的地方成為主要投放點，比如上海的南京西路、人民廣場和靜安寺商圈。

摩拜還進入一些重點的社區和街道。比如，在上海，摩拜的一個主要投放點就在靜安區臨汾路街道，這個街道曾多次受到中央領導的視察。

此外，摩拜也會覆蓋一些政府機構所在地。摩拜在上海的一個推薦停放點就在上海市規劃與土地資源管理局附近。

胡瑋煒說，一開始摩拜並不想進校園，但很多需求主動找上門來。一些大學生把摩拜的單車騎到了大學里。還有，北京大學等學校想做無機動車校園，希望跟摩拜合作。幾乎每所高校都有大量歷屆畢業生留下來的廢舊單車，很多高校希望跟共享單車公司合作，鼓勵學生租車而非買車。進入校園後，摩拜幾乎是免費運行，比如學生身份用車，每單最低是一毛錢。

在宣傳和推廣上，除了找政府官員和高校領導試騎摩拜單車外，摩拜很重視跟城市的“毛細血管”合作。摩拜在上海就跟安幫成揚和日升等停車場合作，免費進駐他們在地鐵站的收費停車處。

2016年9月14日，北京二環內，一位女士掃碼後，將一輛摩拜單車騎走。（南方周末記者 張濤/圖）

用戶跟摩拜發生的化學反應

市場很大，但蛋糕不好啃。

運營5個月以來，摩拜的單車經常被偷，有的則被撿垃圾的人扛走賣到廢品站。還有人把單車騎到小區，甚至自己家里，供私人使用。有的騎到停車場或者火車站候車廳，造成單車要麽被城管收走，要麽因為位置太偏，後續用戶找不到車，導致單車變成“僵屍車”。還有一些黑摩的和黑三輪，覺得自己的生意被摩拜搶了，派人把摩拜上的二維碼給撕掉或者噴上黑漆。

為此，摩拜出臺了信用分規定。亂停一次扣20分，如果你的分數低於80分，用車成本按照半小時100元計算。你可以通過拍照舉報他人違停獲贈信用分，到達80分以上，將恢複1元/半小時的價格。

摩拜80%的用戶是80和90後，70後占10%以上。這些用戶正在深度影響著摩拜。莊驥這些獵人們就在幫摩拜解決違停問題。

胡瑋煒還專門問過莊驥，為什麽這麽熱衷舉報違停。莊驥說，只是想維護正義，覺得城市里就應該有騎士精神。

這些現象讓胡瑋煒很興奮，她認為以後摩拜很可能激發出用戶身上的其他情感元素。但她說摩拜目前還不知道怎麽把用戶和摩拜的這些“化學反應”運營起來。

不過，捕捉和運營這些“化學反應”對摩拜來說至關重要。如何從這些人身上，探索出更多的可能性，是未來摩拜的商業模式和產品模式的想象空間所在，也是摩拜生態圈搭建的最底層基礎。

實際上，很多用戶並不把摩拜當做通勤工具，而是當做健身甚至社交工具。目前摩拜單車有兩個用車高峰，一個是上下班高峰，主要是通勤需求。另一個是晚上十點，主要是休閑、鍛煉甚至是約會等使用場景。這兩個用車高峰各貢獻了一半的訂單量。

一些摩拜的粉絲甚至利用摩拜來做營銷，比如在微博上曬一張美女穿著小白鞋、騎摩拜單車的圖片，然後向用戶推銷這雙小白鞋。

騎酷(北京)科技是一家專註於智能車鎖和公租車系統解決方案的初創公司，該公司聯合創始人張文瑞認為，租車肯定是不賺錢的，必須要有其他的收入來源，共享單車未來的想象空間有很多，比如社交、電商、廣告和硬件銷售。

不過，胡瑋煒說，她更願意把摩拜單車當成一個社會運動，或者一場實驗。

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報告顯示，目前共享單車最發達的市場在歐洲，因為歐洲氣候條件比較好。比如法國的里昂和巴黎，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和丹麥的哥本哈根等，十分強調自行車的路權和道路資源分配，在這些城市，自行車出行是一種主流的生活方式。

諸大建說，從全球趨勢來看，城市出行模式的優先順序，一是步行，二是單車，三是公交和地鐵，四是小汽車。在他看來，過去幾十年中國很多城市的發展思路恰恰是倒過來，過分強調小汽車的發展。直到城市越來越擁堵之後，城市才意識到要發展自行車，並在路權保障上會向自行車和步行傾斜。

失敗者的名單很長

共享單車市場主要有兩類玩家，一類是政府主導的，不以盈利為目的，典型代表是法國巴黎的自行車共享系統Velib模式、中國杭州的共享自行車系統。杭州的模式是：政府引導、公司運作、政策保障、社會參與。

二是企業主導，以盈利為目的。典型代表是美國的花旗單車和中國的摩拜單車。只不過，摩拜的差異化在於無固定樁模式。

在中國，除了摩拜外，共享單車市場還有其他模式的玩家，最典型的是ofo（小黃車）。該公司公關總監李澤堃告訴南方周末記者，ofo主要服務大學生出行。大學生可拿自己單車與ofo簽共享合約，ofo對這些自有單車進行統一改造，並添加相應的視覺標識，再公開投放使用。共享自有單車的同學獲得終身免費使用ofo單車的福利，有時還能得到100元的補助。目前ofo甚至拓展到了校園里的電動車領域。在ofo的單車里，共享單車和ofo自主投放單車的比例是1∶3。

在聚焦校園市場之前，ofo也在校外市場做了一段時間，但最終聚焦到校園市場。一位ofo的員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們在校外市場吃了不少苦頭。“至於是什麽苦就不說了，他們（摩拜）自己趟一遍就知道了。”

張文瑞認為，自行車出行確實是一個大趨勢，但共享單車只是這個趨勢下的一個補充而已。在他看來，無論是摩拜還是ofo，天花板都比較明顯。

對摩拜來說，加大投放密度，會增加便捷性，但單車使用率會降低，尤其是一些偏遠地方，投放的車子很容易成為“僵屍車”。摩拜也曾對外透露，騎到外環的單車每3天才會有一次使用，失去共享單車的意義。但如果減少投放密度，又可能丟失用戶。如何拿捏和平衡，很考驗運營能力。

對於ofo，張文瑞認為，目前中國有3.7億輛的存量自行車，如果能盤活是一個很大市場。但他認為這很難做。畢竟，滴滴盤活存量汽車，是盤活了司機，自行車是完全交給用戶，這里面牽扯到信用體系和自行車報損率，是個很難賺錢的生意。

實際上，在共享單車市場上，已經有一大串的失敗者名單。先是一個叫甲乙木的公司，以每小時5毛錢的價格在北京出租自行車，但因為虧損嚴重賣給了一個叫方舟的公司。方舟一度是北京最大的公共單車租賃公司，但也因為虧損而倒閉。唯一支撐時間較長的是一個叫貝克藍圖的公司，它借的是北京奧運會綠色出行的政策東風，但最終也難逃虧損關張的厄運。

這些公司嘗試過很多賺錢的辦法，比如在車身噴塗廣告，或者在停車點賣飲料和礦泉水。但要麽遇到政策合法性的問題（廣告），要麽遭到城市市政市容監管部門的執法檢查。

政府主導的單車租賃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北京市曾經跟上海永久自行車公司合作，免費給北京市民提供自行車租賃，但一年後雙方就終止了合作。武漢市也曾跟一個叫鑫飛達的公司一起運營公共單車，並計劃合作到2017年，但在2014年就分手了。理由同樣是虧損嚴重，鑫飛達投放的公共單車被武漢公交集團接管。

這些公司基本都敗在高昂的運營成本上。當時就有媒體報道說，一個單車租賃公司要進一個地鐵站設點，要交150萬元準入費，另外每年還要25萬元的租金。要進入一所高校的話，則要給五十多萬元的贊助費。

胡瑋煒對南方周末記者提及一部講述Facebook創始人紮克伯格故事的電影《社交網絡》。她說自己特別欣賞紮克伯格在回應盈利質疑時的一句話：Facebook就是一個很酷的東西，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怎麽盈利。我們開一個party，不能說我晚上8點就結束了。

“咱們做一件很酷的事情，真的別給自己加上那麽多的條框。”胡瑋煒說。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信托貸款投資管理暫行辦法獲審議通過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9月26日消息，《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信托貸款投資管理暫行辦法(2016年修訂版)》於2016年9月20日正式發布實施。

辦法規定，社保基金信托貸款項目應符合國家產業政策，主要用於國家重點支持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房建設以及國家鼓勵發展的重點行業和領域。借款人原則上為資產規模較大、實力較強、發展前景較好的大中型企業。

受托管理社保基金信托資產的信托公司應符合以下條件實收資本不低於12億元，上年末經審計的凈資產不低於30億元。

為社保基金信托貸款項目提供擔保的銀行實收資本不低於80億元，資本充足率符合銀監部門的基本要求。為社保基金信托貸款項目提供擔保的大型企業凈資產不低於150億元;大型企業作為社保基金信托貸款項目擔保人，其信用評級不得低於償債主體信用評級;同一大型企業全部擔保金額占其凈資產的比例不得超過50%。

韓媒：韓反腐法施行首日 社會各界陷入混亂

9月28日，據韓聯社消息，韓國反腐法《禁止不正當請托與收受財物法》（以下簡稱《金英蘭法》）從28日零點起正式施行，政府部門、民眾生活都發生巨大變化。

《金英蘭法》大致分為禁止不正當請托、禁止收受財物、設定外部講課酬勞上限等三大部分，限定公職人員出於社交和禮儀考慮收受的食品（請吃、吃請）、禮品和紅白禮金數額分別不得超過3萬韓元、5萬韓元和1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80元、300元和600元)。很多人期待這一法案可改善韓國社會交際應酬文化、鏟除根深蒂固的公職腐敗，但因《金英蘭法》範圍廣泛，對每個案例很難作出明確判斷，公職社會、教育界、媒體界陷入混亂。

28日，全國政府機構相關部門接二連三地接到公務員們為詢問該法案具體內容打來的電話。慶尚南道政府相關部門就“訪問中央部門或上級部門時可否共餐或送禮物”等問題接受來電咨詢。慶尚南道教育廳相關人士表示，僅參考國民權益委員會和教育部發放的指南給予解答，但這是否有實際性的幫助，令人懷疑。

公職社會“可避免就避免”的氛圍快速擴散。慶尚南道監查官室用道政府公款購買600張“清廉飯票”發給各個部門，以避免公務員們和外部人士一起吃午餐。光州廣域市政府一個部門還取消了原定於29日的和媒體記者共進午餐的計劃。公務員們也自然而然地聚集到單位食堂內，京畿道道政府、光州廣域市市政府等的單位食堂都排起了長隊。

9月28日，韓國中央政府教育部單位食堂內情景。（圖：韓聯社）

報道稱，韓國高級餐廳的經營也受到了沖擊。位於釜山市政府大樓附近的一家高級餐廳在《金英蘭法》正式實施前一天的27日生意火爆，相反，28日沒有接到一個預訂晚餐的電話。首爾汝矣島附近的眾多高級日本料理店和鐘路區餐廳門庭冷落。鐘路區一家著名餐廳相關人士表示，餐廳也考慮過推出3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82元）以下的菜單，但估計效果不會很大，現在甚至想到了裁減部分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