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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賣一件衣服報一次關，那生意就別做了” 杭州“新經濟”倒逼政府改革

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體試驗區的示範區——跨貿小鎮。（視覺中國/圖）

無論是跨境電商試驗區，還是創新小鎮，杭州政府面對新經濟產業的快速發展，開始意識到必須改革陳舊的管理模式。企業的推動與信息分享，也加快了政府的改革進程。

“沒有改革就沒有這個行業。”丁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他是浙江執禦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執禦公司”）執行總裁，做的是服裝生意，曾經一度瀕臨絕境。跨境電商的模式出現，拯救了這家公司。

2015年3月份，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成立（以下簡稱“杭州綜試區”），相繼推出統計監測體系、風險防控體系等政務改革，跨境電商這一新型經濟業態得以能夠大面積施行運作開來。

但這一系列改革，卻是在執禦這樣的公司推動下才完成的。

僅僅一年多時間，執禦公司的業績實現了3—5倍的飆升。杭州綜試區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當年，杭州實現跨境電子商務出口22.73億美元，進口11.91億美元，拉動杭州外貿出口增長5.4個百分點。

新經濟遭遇制度瓶頸

“小語種也沒問題，我們可以在線實時客服。”穿梭於密密麻麻的展廳，丁偉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通過技術手段的不斷完善，他們基本克服了外語客服、退換貨的頑疾，“外國人在我們平臺買衣服，就像你在淘寶上買東西一樣方便。”

早在2006年，丁偉就與人合夥創建了一個時裝品牌。創業伊始，瞄準國際市場，始終堅持精益求精的高端路線，無論原材料篩選還是設計研發，都向國外一線奢侈品大牌看齊。但是苦於定位不到精準的目標消費群體，業績一直不溫不火。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外貿形勢一落千丈，公司一度淪落到虧損的邊緣。

杭州是著名的“電商之都”，彼時，電子商務這一消費習慣日漸普及。受此啟發，2010年之後，他開始嘗試利用網絡途徑，將衣服銷往海外。

最初，丁偉也想效仿在杭州大大小小遍地開花的電商企業，把產品直接展示、銷售給個體消費者，而不是國外大的零售巨頭。電子商務靈活、直接、個性化的特點，讓執禦公司在極短時間內打開了銷路。

不過，公司很快遭遇了制度瓶頸。按照一般貿易流程設計的監管模式，每一樁進出口交易，都要進行一次報關檢驗。為了杜絕偷稅漏稅、走私、騙稅等諸多問題，在通關、退稅、結匯等環節，都設置了嚴格的監管步驟。

監管的要求，決定了進出口貿易只能以批量的形式展開。而電子商務為了更好服務消費者，必須以種類多、小批次、交易頻繁的零售方式進行才有意義。執禦公司絞盡腦汁壓縮單筆交易的規模，努力在消費者習慣與監管需求間見尋求平衡。

但是政策的藩籬始終難以逾越。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副司長聶林海在2015年的一次演講中透露，當時全國進出口報關單大約為三千多萬單，而零售業務則超過1億單，監管部門不可能覆蓋如此龐大的新業務。

“原來報一次關都是一兩個集裝箱，人員、時間都是夠的，現在不行了。”丁偉向南方周末記者闡釋曾經的行業性難題。他認為舊制度是為傳統貿易模式量身定做，越來越適應不了新型商業活動的運作模式。

當然，矛盾並非無解的死局。依托於電子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一些出口企業開發了信息共享平臺，可以將出口企業的信息與政府部門實時共享，通過技術手段，對企業交易情況進行實時監控。但這一類技術的推廣應用，需要政府政策層面做出調整。

“不用擔心出問題，通過技術手段可以解決。”在電子商務領域深耕多年的巨頭阿里巴巴集團，也曾陷入與執禦公司相同的桎梏。阿里巴巴B2B市場部政府事務專家蔣曉官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政府在進出口政策中之所以設置重重監管步驟，是出於規避風險的考慮，但是這些風險現在可以通過技術手段予以避免。

市場自發培育的新業務發展壯大後，倒逼政府職能做出調整。

杭州夢想小鎮創業公司內部到處張貼著勵誌標語。（南方周末記者 李在磊/圖）

“沒有改革就沒有這個行業”

“如果賣一件衣服報一次關，那生意就別做了。”丁偉解釋，越來越多的企業向政府提出訴求，希望能夠簡化通關流程。

行業訴求得到了回應。2015年3月7日，國務院批複同意設立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先行先試，進行政策體系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探索。

實質性的改革，也先從技術層面找到突破口。通過與出口企業反複調研、磨合，杭州海關研發了跨境電子商務通關管理系統，將跨境電商數據接入海關監管系統，在國內率先打通了跨境網購下單、支付、物流等環節。

電商企業在進出口申報前，只需要通過跨境電子商務通關服務平臺向海關提交訂單、支付、物流等電子信息，同時根據進出口模式的不同，分別向海關提交《進出口貨物報關單》《進出境備案清單》或《商品申報清單》的電子數據，無需遞交任何紙質單證即可完成海關進出口申報。

這種“非侵入式檢查”，貨物甚至不需要拆封，海關、檢驗檢疫的工作人員實現在線同時辦公，各自盯著電子屏幕，通過X光機分辨物品是否超過郵包限值、是否已達征稅標準，以及是否有可疑違禁物品。

“現在基本上是數據化、透明化，這個生意就可以做了。”丁偉介紹，國外網友的消費習慣要求每單出口交易的量次越少越好，最好一件服裝也可以進行報關，但是傳統的通關監管辦法效率有上限，量次壓縮到一定程度後便無以為繼。改革之後，技術手段使得通關效率提升，完全能夠覆蓋小額度、個性化、多頻次的交易成本。

丁偉說，在改革之前，執禦一年的銷售額為1億元人民幣，現在已經突破1億元美金。

據《都市快報》報道，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設立一周年時，杭州海關累計驗放價值29.3億元的零售出口商品、價值40.1億元的進口商品，其間，跨境備案試點企業增加至2381家。

完成這一改革並不輕松。跨境電商購物包括貨源、報關、通關、物流、支付等環節，涉及海關、檢驗檢疫、外匯管理、市場監管、郵政管理等諸多部門的監管。

參與改革的杭州綜試區綜合保障部部長馬力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圍繞“六體系一平臺”的頂層設計，國家有關部委及省級部門給予綜試區很多支持。

目前，杭州綜試區已經出臺第二批制度創新清單，內容涵蓋金融服務、智能物流、信用保障、統計監測等10個方面30項措施。

“政府要跟在企業後邊”

新經濟帶來的新思維正滲入政府職能的毛細血管。

2016年7月，國家三部委發文，到2020年要培育1000個左右特色小鎮。在杭州，新一輪創新創業浪潮中，各式創業小鎮、基金小鎮、夢想小鎮已經遍地開花。有別於傳統的產業園模式，特色小鎮更符合互聯網產業小而美、高成長性的聚集方式。杭州順勢而為，培育、扶植這一新型產業業態。

其中，杭州未來科技城管委會（以下簡稱“科技城管委會”）下屬的“夢想小鎮”，與主打高精尖的互聯網巨頭小鎮、風險投資為主的創業基金小鎮等錯位發展，定位於年輕人互聯網創業。引入的項目門檻低、成長性好，但是風險也相對較高。

為了降低創業成本，規避創業風險，小鎮提供租金補貼、創業導師、社會資本等方面支持。但是，與簡單的“二房東”模式不同，科技城管委會的管理方式也與創業公司一樣與時俱進。

小鎮的“服務超市”引進了專業的中介機構，並開發了自己的政務APP，只要拿著手機就可以預約、購買服務，比如租用會議室等。

科技城管委會對每一個入駐的創業公司給予2萬元的補貼。有別於大水漫灌式的現金直接補貼，為了敦促被補貼企業專款專用，這2萬元以一種名為“創新券”的虛擬貨幣形式發放，可以在政務APP上購買財務、法務、商標、著作、知識產權、人力資源等各類服務，中介則憑虛擬貨幣與政府結算。

科技城管委會辦公室主任助理施婷婷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2萬元的創新券年底清空，保障不會被不活躍的僵屍企業浪費。而對於活躍的企業，還會產生積分，讓優惠補貼和政策更精準投放。

“企業比政府懂創新，政府應該跟在企業後邊。”杭州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以下簡稱“杭州經信委”）信息經濟推進處處長王理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為了適應新經濟增長形勢，他們單位內部機構設置都進行了調整、重組，將分管傳統產業科室合並，成立專管信息產業的部門，並將資源優化集中。

同時，事權下放、資金下放，讓更了解企業情況的區縣市落實具體政策。

新經濟改變的不僅僅是政府職能。杭州市上城區玉皇山南基金小鎮管委會副主任張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專門服務於創業公司的科技支行、文創支行等金融創新模式在杭州業已成熟。

落戶於基金小鎮的凱泰資本董事總裁段鈞鍇，就從銀行的這一小小創新當中受益。一年前，他們以風險投資的形式投資2900萬元給了一家手遊公司，但是遊戲屬於資金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行業，這筆風險投資並不能完全紓解遊戲公司的現金流壓力。他們就又向文創支行申請了一筆1000萬元的貸款。

“公司沒有固定資產，換作別的銀行，很難貸到錢。”段鈞鍇解釋，遊戲公司具有“輕資產、弱擔保”的屬性，但是開發出來的遊戲是一筆無形資產。換作傳統業務型的銀行，如果沒有固定資產擔保，很難拿到授信。

但文創支行對遊戲公司進行抵押評估時，用在線時間、會員數、活躍率的參數層層考核，最後給出了科學估值，認為即便該家公司沒有實體資產抵押，但虛擬資產同樣價值不菲，可以放貸。

可以在全國複制

王理生介紹，受到大的市場環境影響，杭州傳統產業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滑，但是新經濟業態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了傳統產業萎縮的速度。

杭州經信委提供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市實現信息經濟增加值2313.85億元，增長25%，占全市GDP的比重由2014年的18%上升到23%，對全市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5%。

2016年1-6月份，杭州全市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1193.76億元，同比增長26.2%。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杭州的半山電廠、蕭山電廠燃煤機組已關停。2015年實施合同能源管理項目135個，年節能13.85萬噸標準煤。

在這個過程當中，杭州實施高汙染煤小鍋爐淘汰改造，2015年累計完成10蒸噸/小時以下高汙染燃煤小鍋爐淘汰改造3180臺。

杭州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朱師鈞在總結杭州轉型升級經驗時認為，改革深入實施，激發了市場的活力。

杭州市場主體從2010年的49.15萬家，增長到2015年的75.46萬家，2016年6月底達到了81.02萬家。全國民營企業500強達55家，連續13年居全國城市第一。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每千人企業擁有數達到43.95戶，高出全國平均數值一倍以上。這說明，繁星密布的中小微企業越來越成為新經濟的組織模式。

阿里巴巴B2B市場部政府事務專家蔣曉官說，跨境電商的一系列革新使沒可能成為有可能，但是監管制度尤其是出口退稅環節，仍有進一步革新的空間，而這些空間同樣可以用技術手段填補。

對杭州綜試區寄予厚望的同時，他們也把目光投向改革開放前沿陣地廣東省。“我們在廣東也有很多業務，而且廣東是改革開放橋頭堡，希望能在廣東先行先試。”蔣曉官說，如果能爭取到突破口，不光阿里巴巴一家企業受益，整個行業都可以享受到改革紅利。而且，改革舉措可以在全國各地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