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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建議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到5000元

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兼總裁董明珠在提交給全國人大的議案中建議，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

董明珠在議案中指出，中國自1980年決定征收個人所得稅以來，在調解個人收入差距、貫徹公平稅負、實施合理負擔和增加財政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歷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個人所得稅法規、征收方式和計稅起點也經歷了多次調整，但目前仍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首先是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偏低。目前個人工資、薪金所得起征點為3500元。近年來隨著物價的上漲，3500元的收入在很多城市只能勉強維持溫飽，另外考慮到通貨膨脹，消費支出逐年增加，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意願受到抑制。一方面，不利於擴大內需，鼓勵居民消費等調結構政策的實施；另一方面不利於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其次是依據個人所得征稅，沒有考慮其所供養的家庭無收入人員。現行的個人所得稅納稅所得額是指個人所得，沒有考慮居民所供養的家庭無收入人員。事實上，由於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現階段的工薪階層基本上都有家庭無收入人員需要供養，年輕的工薪層需要供養子女，年齡稍大的工薪層需要供養老人。盡管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方式下，起征點的設置考慮了人均負擔率，但由於勞動者贍養的人口數不同，收入相同的人家庭經濟負擔輕重不同，如果以個人為單位征收個稅，對家庭人員多、從業人員少的顯然是不公正的。

因此，董明珠建議，根據近年來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增長情況，調高個人工資、薪金所得稅起征點至5000 元；並建立動態調整機制。同時，逐步建立以家庭為單位計算應納稅所得額的計稅方式，最大限度的體現稅負公平。

在今年提交的其它議案中，董明珠還建議，明確規定每類家電產品的安全使用年限，建立廢舊家電回收體系，嚴禁超期服役的廢舊家電進入二手市場和農村市場；此外，她還建議，鼓勵企業自主創新，打擊惡意搶註商標的行為，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並嚴厲懲治侵權行為。

艾滋孤兒管理模式空缺 專家建議將艾滋孤兒納入社會體系主渠道

據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發現現存活艾滋病感染者57.7萬例，死亡18.3萬。這些數據中，還有一個群體不能被遺忘，就是艾滋孤兒。

隨著我國艾滋病感染人數的增多，艾滋孤兒的數量也在不斷上升。艾滋孤兒面臨家庭結構缺失、經濟貧困、歧視和排斥等問題，對兒童身心發育造成了嚴重影響，需要得到生活、醫療、教育、心理等方面的更多的關懷和救助。

“盡管國家出臺了多項法規政策，為艾滋孤兒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醫療和教育，但分散的艾滋孤兒很難享受到這些福利。社會組織提供的關懷和管理，常常由於人員、資金和政策的限制難以為繼。政府和社會部門應該以身作則反對歧視艾滋病，將艾滋孤兒的管理常態化，和社會孤兒一起納入福利和教育等社會體系的主渠道，從而切實保障他們的權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據《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1》指出，估計2010年底，約有49.6~89.4萬在中國的兒童成為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其中2~2.7萬兒童因艾滋病失去父母雙方。

對此，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通過財政資金支持等多種形式對艾滋孤兒實施救助，也出臺了與艾滋孤兒生活、教育、醫療相關的法規政策，形成收養、家庭寄養、模擬家庭養育和機構供養等多種安置模式，還在艾滋病高發區設置了艾滋孤兒救助安置工作指導中心，對基層救助安置工作實施監管和指導等。

2017年1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這是今後5年引領、指導“十三五”時期我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提到，依法保障感染者和病人就醫、就業、入學等合法權益，落實社會保障政策，為孤兒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兒童及時、足額發放基本生活費，支持符合扶貧條件、有勞動能力的感染者和病人開展力所能及的生產活動，共享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

“但是對於分散的艾滋孤兒，存在許多的問題和局限性，其主要癥結在於艾滋孤兒難以納入救助、教育、福利和就業等方面的社會主渠道。其主要原因在於當地政府和社會部門不夠重視，制定的法規政策難以落到實處，缺乏對艾滋孤兒的規範性管理制度和管理機構，管理模式仍為空白。”邵一鳴表示。

由於社會福利院、幼兒園和學校不願意接受艾滋病感染兒童，在艾滋病高發區，當地政府會建立專門針對艾滋孤兒的收養機構和學校，但這畢竟只是少數。多數散在各地的艾滋孤兒主要依靠草根民間組織的救助，將他們集中到有一定條件的城鎮安置。但由於自身資金不穩定、缺乏專業人員和政策支持等問題，民間組織的救助十分有限，並且難以維系。有民間組織反映，社會組織機構監護的兒童因戶籍不能落戶當地，需承擔高額的學費和醫療費用，給社會組織機構帶來較大的經濟負擔，社會組織機構監護的非福利院轉介的兒童，不能享受福利院兒童的待遇和政策(如就業安置政策等)，對孩子將來順利回歸社會是一個挑戰。

隨著艾滋病研究的不斷深入，抗病毒藥物的重大突破，艾滋病已經從過去的高致死性疾病轉變成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對艾滋病的防治無需獨立的防治體系，可納入整個社會體系，實施常態化管理。因此，對艾滋病孤兒的社會保障也應該常規化。

邵一鳴建議，由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發文要求各有關政府部門將艾滋孤兒救助、教育、就業均納入社會主渠道，反對歧視，保障艾滋孤兒的社會權利。民政部開展艾滋孤兒福利和保障制度執行情況的檢查，保證艾滋病孤兒能夠享受國家的政策和照顧。教育部門開展艾滋孤兒在各級學校就學情況的督導檢查，反對歧視，保障艾滋病孤兒的就學權利，為艾滋病孤兒保密，並與衛生部門合作，在普通學校就學期間保證他們的教育和醫療照顧。就業部門要對艾滋孤兒有特別的安排，提供針對大齡艾滋孤兒的就業職業技能培訓、就業服務，保證艾滋孤兒正常的社會發展。

養蜂後繼乏人 全國人大代表建議修訂《養蜂管理辦法(試行)》

當前，養蜂業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期。

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東營市蜜蜂研究所所長宋心仿稱，養蜂生產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主要包括，自然環境惡化，農藥泛濫，蜜粉源植物面積減少，假冒蜂產品成災，這些問題給養蜂業帶來嚴峻的危急。

宋心仿表示，養蜂流動性大，野外作業生活艱辛，加之機械化程度低，基本靠手工操作，效益低下。年輕人不願幹，老年人又幹不了，養蜂生產後繼乏人，導致飼養量減少，效益下滑，嚴重威脅著養蜂業發展和大農業增收。

為推動養蜂業的發展，宋心仿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是國家應高度重視紫雲英的種植。

紫雲英多分布在我國長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區，對土壤要求不高，適宜在大田栽培，它既可作為重要的綠肥作物，又可作為優質牧草和上等牲畜、家禽飼料，而且還有很高的食、藥功能。此外，紫雲英也是我國最為重要的蜜源植物之一。於每年2~6月開花泌蜜的紫雲英，開花早，花期長，泌蜜量大，且蜂蜜品質好，每個花期每群蜜蜂可采蜜20～30kg，最高達50kg。

宋心仿提到，前些年，我國南方大部分地區的農田在冬季大都種植紫雲英，多是收獲完晚秋水稻後農民便在田里撒上紫雲英，任其自然生長一冬季，到第二年春季栽水稻時再翻耕於田中，對養護土壤、提高肥力、增加產量有著明顯的作用。

然而，近十幾年來，隨著化肥的大量應用，人們種植紫雲英的積極性逐漸降低，現在種植的已很少，有的地方已基本上不見，有的地方稀稀疏疏種少量，種植面積減少90%以上。紫雲英種植面積的減少，導致土壤板結、肥力下降，冬季土地閑置荒蕪，農產品品質變差，春季蜜源缺乏，給養蜂業帶來很大的損失，部分地區蜂業出現被動局面。

二是繼續擴大和實施蜂機具推廣項目，並且提高補助額度、擴展試點範圍。

當前，我國的養蜂生產所采用的工機具仍停留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水平，飼養、取蜜、產王漿等生產環節基本靠手工操作。新型養蜂工機具推廣進程緩慢，養蜂生產、轉場機械化率不足5%，產業發展仍處於較低水平、粗放狀態，養蜂從業者勞動強度較大，經濟效益偏低。

為改變這一局面，宋心仿認為，實踐證明，只有加速推進養蜂機械化進程，使養蜂生產各個環節由機器操作，從而大大提高追花奪蜜的主動性，顯著減輕養蜂人的勞動強度，提高勞動效率和經濟效益，方可激發人們的養蜂熱情與積極性，方能吸引年輕人從事養蜂業，解除後繼無人等問題。

2016年從中央財政農機購置補貼中安排資金1000萬元，用於養蜂工機具示範推廣試點項目實施方案，對全國11個省養蜂場戶、合作社購買蜂機具給予適當補助。

宋心仿稱，當前，該項目尚沒完全實施完成，但從前期的情況看效果非常良好。不過項目實施中也發現一些問題和教訓，因此他建議，2017年繼續實施該項目，且加大資金投放額度到2500萬元。其次，提高補助額度，擴展試點範圍，將補貼額度提高到整機的50%，將實施範圍擴展到20個省或更大區域，力求基本覆蓋全國各重點養蜂地區。

三是盡快修訂《養蜂管理辦法(試行)》。

為了促進養蜂業發展，規範養蜂業行為，農業部制定的《養蜂管理辦法(試行)》於2011年12月13日公示，並於2012年2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有五年多的時間。在《養蜂管理辦法(試行)》發揮積極意義的同時，宋心仿稱，其執行落實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同時也發現其內容及條款規定也存在一些不足，為此，建議盡快對《養蜂管理辦法(試行)》進行修改。

他建議，修改的內容包括，將《養蜂管理辦法(試行)》的(試行)去掉，強調和提高其強制性和約束力;針對當前養蜂生產實際，主管部門應深入養蜂第一線全面考察調研，結合原條款查找問題與不足，從而修訂和完善《辦法》內容和功能;新《辦法》在修訂中，要細化規定，具體明確應該如何去做，同時要搞好配套，使各條款相互印證，便於操作，方可產生作用。

中國制造業大而不強 報告建議布局工業互聯網平臺建設

17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博世集團發布《借鑒德國工業4. 0推動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中國制造業總體上大而不強，結構性矛盾突出，應通過組織保障、產業政策、創新政策、人才政策和國際合作五個方面的舉措，形成推進工業4.0戰略實施的政策合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表示，中國工業、制造業部門能否成功實現轉型升級，直接決定了中國經濟能否持續穩定發展並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未來十年是最重要的一個階段。

為實現智能制造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企業核心競爭力提高，報告提出了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12345戰略和"三步走"實施路徑，包括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突破核心技術和零部件、加速已有技術的擴散應用、加快標準體系建設等政策建議，並就汽車、裝備制造業、家電、電子信息和能源五大產業提出了更為具體的建議。

報告建議，應盡早布局工業互聯網平臺建設。鼓勵大型企業的聯盟協作，鼓勵具備資源條件的互聯網企業向工業領域滲透。鼓勵工業電商和供應鏈金融先行，依托智能產品培育大數據生態，鼓勵各垂直生態內的龍頭企業發展工業雲服務平臺。

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制造業整體尚處於由工業2.0向工業3.0過渡的階段。不同行業、地區和企業間的自動化程度和信息化能力存在巨大差異，發展水平參差不齊。這也使得中國制造型企業在向智能制造的轉型過程中，將呈現多樣化的需求。

中國在推進新型工業化以及工業化與信息化"兩化融合"中取得了積極的進展，國內部分行業、企業己經加大了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方面的技術和人力資本投入，如青島海爾、三一重工、沈陽機床、中國石化、青島紅領等。但是，總體上仍然處於探索階段。

報告認為，實現中國的智能制造將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逐步實現生產制造自動化、流程菅理數字化 企業信息網絡化和智能制造雲端化。隆國強表示， 按照工業4.0的理念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並不僅僅是少數龍頭企業的任務，需要眾多中小企業參與進來，在全產業鏈、全環節來推進，形成整合大中小企業的生態 體系。

德國工業4.0對於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具有重要的借簽意義。德國博世集團董事會成員施難納稱，利用信息通信技術提升傳統制造業的競爭力正成為全球趨勢。工業4.0是提升制造競爭力的有效手段，需要結合不同企業的實際生產狀況、價值鏈優化的需求，提出定制化的解決方案。

他同時表示，《中國制造2025》的提出，將幫助中國制造業在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中保持和提升核心能力和全球競爭力。

隨著“中國制造2025”的推進，目前已有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20多個省區市出臺了具體的地方實施政策，各地形成了東部轉向高端裝備制造、中部產業升級、西部優勢產業突破的不同發展思路。

而在今年年初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省市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部署了“中國制造2025”的推進任務。其中廣西提出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重點發展軌道交通裝備、海洋工程裝備、智能制造裝備、新能源汽車等;湖北提出著力抓好50家國家和省級智能制造試點示範;安徽則提出在集成電路、太陽能光伏、智能機器人等重點領域聚焦發力。

2015年8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博世達成合作協議並正式啟動研究項目。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和博士集團董事長鄧納爾擔任項目負責人，具體工作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和博世中國負責。作為德國工業4. 0的重要發起者及領軍企業，博世在項目期間分享了德國工業4. 0的知識和經驗，並協助中方合作夥伴進行考察和調研。

央行馬駿：建議推行上市公司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制度

“中國綠色債券市場已經發展得非常快，但仍面臨著挑戰，未來既要統一國內綠色債券的既定標準，還要推動我國綠色債券市場和境外的對接，引入更多的資金來投資我國的綠色債券市場。”3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馬駿在中國綠色金融與國際市場對話高層論壇上表示，要進一步規範我國綠色債券認證體系。

為了更有效地引導綠色資金投入到綠色產業當中去，馬駿希望若幹年之後強制性的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可以覆蓋所有的上市公司。他認為，只有企業充分披露環境信息，包括它所產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汙水等等這樣的排放物，市場才有可能能夠準確的評價哪些企業是綠色的，哪些企業不是綠色的。

他還介紹了環境壓力測試這一新領域。他透露，在這一領域中國已經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今後幾年會有很多的政策來抑制汙染性的投資，讓汙染性的企業成本更高、利潤更低，從而會導致信用風險上升。通過建立對環境的風險包容和它未來的不良率之間的數量關系，有可能引導銀行提前改變資產配置，減少對汙染行業的貸款，增加對綠色行業的貸款。

關於綠色指數和評級，他表示，希望看到不光是發很多的數據，更希望看到在這些指數的基礎上，能夠建立出具體的產品來，引導社會資金能夠進入綠色的股票債券等資產。

去年11月11日，中國銀行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發行了首支中國綠色資產擔保債券，本期債券募集資金5億美元，為三年期美元固定利率品種，票面利率1.875%。

馬駿認為這是一項創新性的努力，發行普通綠債成本很高，但是用已經持有的綠債來作為抵押物為其進行征信，就可以降低融資成本。

他表示，目前已經推動了一些中國的企業和金融企業到境外發債，未來還要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機構到境外去進行綠色融資，同時鼓勵更多國際基金到中國進行綠色投資。

馬駿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性倡議，但是推行“一帶一路”需要很多資金，光靠中國是不夠的，可以利用全球的資本市場來共同投資“一帶一路”項目。

另外，“一帶一路”的項目也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其中包括環境風險。他透露，最近準備聯合綠金委和發改委投資協會共同發起中國對外投資的環境風險管理的自願性倡議，希望中國的金融機構在對外投資過程中能遵守這些環境管理準則，也希望更多國際機構一起管理好環境風險。

201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去年8月31日，人民銀行、發改委、環保部等七部委共同發布了《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共35條，國內綠色金融體系的框架日漸明顯。2017年3月3日，中國證監會發布《關於支持綠色債券發展的指導意見》，鼓勵各機構發行的產品投資綠色公司債券，鼓勵投資機構開發綠色金融產品，證監會將對綠色公司債即報即審。

社科院藍皮書建議：未來有必要成立統一的外資準入監管部門

針對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核準環節多，效率不高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治藍皮書課題組建議，未來有必要將現有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和變更、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的分類管理方式進行整合，成立統一的外資準入監管部門，從而減少環節，提高效率。

3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2017年《法治藍皮書》和《中國外資準入管理的發展與展望》。

目前，我國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外資準入法律法規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以憲法為核心、《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等三資企業法及其實施細則為基礎、《指導外商投資方向規定》、《國務院關於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外匯管理條例》和《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辦法》等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為指引的外資準入綜合管理法律體系，以及《海商法》、《郵政法》、《電信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和《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一些涉及外資行業準入和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

課題組稱，中國成功搭建了外資準入管理的機構監管框架，商務部門、發展和改革委分別為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項目的管理部門，工商部門負責外商企業的註冊登記手續，外匯管理部門負責境外機構和境外個人在中國境內直接投資的外匯登記，交通、工業和信息部門等特定行業主管部門則具體負責本行業內外資的行業準入和管理。

隨著對外開放進入新的階段以及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之際，擁有引資大國和海外投資大國雙重身份的中國在外資準入管理上也開始了進一步的探索。

課題組稱，中國引入了自貿試驗區的制度設計。中國在自貿試驗區內推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備案”管理模式，在自貿試驗區外施行“指導目錄+備案”管理模式，並進一步強化“先照後證”改革後的事中事後監管。

此外，在國家安全審查方面，中國也相繼通過了《關於建立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和《國家安全法》，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進行國家安全審查。

法治藍皮書同時表示，外商投資準入管理模式的變化帶來了一些問題，包括如何與外商投資綜合管理法律體系和外資行業準入管理法律體系相互銜接，外資準入管理的監管框架能否適應這種改變，缺乏《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情況下準入管理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利益等。

法治藍皮書表示，第一，外資三法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為適應對外開放需要而制定的法律，明顯已經不適應當前發展的需要，僅對三部法律進行小範圍修訂，難免會影響中國外商投資綜合管理法律體系的發展，也拖後了外商投資管理基本法律的出臺。

第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並輔之以備案管理的外資準入管理新模式與當前的行業準入管理法律體系還存在一定的銜接問題。以互聯網內容信息服務為例。當前互聯網已經與傳統行業深入融合，原有《電信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法規所建立的分類審批、技術優先和備案管理等已經不適應現有發展的需要。

第三，外資準入管理的監管框架對新管理模式的適應短時間是無法完成的。盡管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項目備案都已經在全國範圍內鋪開，然而與之配套的信息備案系統能否順暢運行，公務人員能否及時處理，如何甄別備案中的虛假信息以及能否判斷備案前應接受國家安全審查均構成了對從事備案工作的公務人員能力的直接考驗。此外，由於自貿試驗區外以《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5年修訂)》為基礎的的負面清單並不能全面覆蓋國內所有行業外資準入的領域，因此，備案人員對負面清單外的行業法律熟悉程度也會給備案造成影響。

第四，《國家安全法》雖然已經通過，然而具體實施細則一直沒有出臺，在此情況下如何保障國家安全利益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課題組認為，應加強頂層設計，盡快出臺《外國投資法》。《外國投資法》應為外資準入管理的基礎性法律，法律除了繼承現有三資企業法的備案管理制度外，應當明確規定外國投資者和外國投資概念、準入管理、信息報告、投資促進和投資保護等基本制度，並強化違反法律的處罰措施，從而起到保護、規範外資準入管理行為的作用。

法治藍皮書建議，加快制定和修改電信等行業準入管理法律，做好與外資準入管理改革的銜接。修改《電信條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行業準入法律，改變分類審批、技術優先和備案管理等不適應發展需要的管理模式，從消費者和用戶角度將物理網絡和傳統通信(電話、傳真和短信等)、內容信息服務(互聯網信息服務)等進行分類立法，加強內容管理水平，從而做好行業準入管理和外資準入管理新模式的銜接工作。

法治藍皮書建議，在繼續推進大部制改革的基礎上，加強監管機構人員的能力建設和增進機構的協同監管水平。未來有必要將現有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和變更、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的分類管理方式進行整合，成立統一的外資準入監管部門，從而減少環節，提高效率。

同時，鑒於部分外資準入管理等中央事權下放，有必要加強中央、省級，甚至是市(區)、縣級外資準入管理部門機構監管人員的能力建設，提高其管理能力和水平，進而避免備案管理的差異化和對國家安全審查工作的疏忽等。此外，外資準入管理部門應加強與行業管理部門、市場管理部門的信息共享和協調，增強機構間的協同監管能力，做好外商投資準入管理、行業管理和市場管理的銜接工作。

課題組建議，在全國範圍內鋪開外資準入備案管理之際，盡快出臺《國家安全法》第59條的實施細則，厘清“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外商投資”的內容，借鑒《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試行辦法》，明確規定審查範圍、審查要素、工作機制和程序等內容，為我國外資準入國家安全審查工作提供指引。

專家建議修改《收養法》放寬收養人必須“無子女”的限制

《收養法》中規定，收養人必須無子女才可以收養孩子。對於這一要求，今年“兩會”期間，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了修改《收養法》的建議。

現行《收養法》於1999年4月1日正式實施。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認為，由於該法側重於防止計劃外生育以收養名義免除處罰，有些重要條款已經不能適應新人口形勢和新生育政策的需要，突出表現為規定的送養人和收養人條件過於苛刻。比如對收養人“無子女”的要求，既不符合現行“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也把絕大多數既有收養意願又有收養能力的人拒之門外；而符合這款條件的人中，多數又無收養意願或無收養能力。

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常委、民革廣東省委員會副主委李崴建議盡快修改《收養法》，廢除收養程序中的重重障礙，讓孤兒有家不再難。

李崴在提案中提出，《收養法》的種種不合理條款導致棄嬰的數量增多。據2010年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棄嬰10萬名，較上世紀80年代的5000名、90年代的5萬名大幅增加。同時也導致拐賣兒童案件增多。公安部刑偵局打拐辦主任陳士渠在曾經公開表示，有些人想買孩子是因為政策規定只能生一個孩子，為了滿足兒女雙全、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等目的，他們就想辦法買孩子。按規定，收養家庭必須無子女，而且還要提供收入、無犯罪記錄等各種證明，但很多希望多個孩子的農村家庭難以滿足這些條件。

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也在今年“兩會”的議案中提出，《收養法》導致需要父母的孤兒與需要孩子的夫妻難成一家人。

根據中國人口協會公布的數據，我國不孕不育患者在2012年已超過4000萬，占育齡人口的12.5％，並且還呈現出不斷上升的態勢。與此同時，根據民政部公布的《2015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的收養數量已經連續十年呈現負增長，內地居民的收養數量從2005年的3.8萬件下降到2015年的1.9萬件，僅為十年前的一半。

鑒於此，黃細花建議，要放寬送養人條件，簡化收養程序；同時放寬收養人條件，不限制收養人子女數量。福利機構送養兒童只能按成本核算收取相應的養育費，不可變相以“接受捐贈”的名義販賣兒童。送養之前應先在網上進行公示，中國公民有優先收養權。

李崴建議，一方面要制定法律約束和減少非醫學必要的墮胎，同時政府建立收養制度，父母沒有條件自己養的，政府機構可以代養，等父母條件成熟後可以領回。

世行CEO：建議引入更多私人資本參與國際發展

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期間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時表示，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將出席5月在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世界銀行最高領導人參與“一帶一路”峰會顯示出世行願與中國在當今世界協作與合作意願，也幫助實現其他國家的轉型發展。

中國提出建設“一帶一路”的倡議三年有余，今年5月將在北京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是中國2017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很多國家是世界銀行的成員，世界銀行積累了很多國別知識，非常了解這些國家的現狀和民眾的渴望。”格奧爾基耶娃說。

格奧爾基耶娃贊賞中國在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她說，世界銀行樂見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同樣在上升。此外，中國還肩負更多責任，為全球其他國家的發展提供資金和經驗。

世行與亞投行是合作機制下的健康競爭

亞投行是中國於2013提出籌建，2016年開業運作的新的多邊開發機構。在兩年多的籌建期里，外界一直有亞投行挑戰亞開行和世界銀行等已有多邊開發機構的爭論和擔心。

對此，格奧爾基耶娃向第一財經記者強調:“世界銀行與亞投行一定是合作的關系。建立亞投行的初衷是值得祝賀的，世界銀行與新成立的國際多邊開發機構共享專業知識和歷史經驗，將我們所有的流程、治理、采購管理等經驗與亞投行共享。”

亞投行2016年6月舉行首屆年會期間公布了首批四個貸款項目，其中就包括與世界銀行聯合融資的印度尼西亞國家貧民窟升級項目。

格奧爾基耶娃介紹，目前世界銀行與亞投行正在醞釀中的合作項目還有多個，世界銀行成熟的長期積累的項目管理經驗能力與亞投行的融資能力形成互補。

格奧爾基耶娃今年1月2日擔任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以來，已經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的行長和副行長進行了兩次會面。

她認為，很多世行的前員工正在為亞投行服務，這也促成了世行與亞投行個人之間的合作。

對於一直在討論的競爭關系，格奧爾基耶娃的確在所有的國際多邊開發機構中就理念和開發好項目上是有一定的競爭因素，但她強調“這是非常健康的、在合作的機制下的競爭，我們著眼於要解決的問題。全球發展對於國際多邊開發機構的需求是龐大的，比所有多邊開發機構的資金和能力之和還大好幾倍。”

擔任世行CEO前，擔任歐盟委員會副主席並負責管理者世界最大的人道救援預算的格奧爾基耶娃深知當前全球所面臨的嚴峻的發展問題。

她強調，今天的世界還有24億人用不上電，道路、港口、機場、電力、教育能力、醫療能力，這麽多需求都需要滿足，這需要我們共同合作努力幾十年。我們能夠鎖定的目標是，共同合作相比單打獨鬥能獲得更大的成果。

引入私人資本參與國際發展

“在國際社會建立支持以幫助調動資源和開發更有效的解決方案，大規模惠及貧困人口。”是格奧爾基耶娃寫在世行官網的工作目標。

今年1月就任的她將參與金墉行長在世行的第二任期工作。在新興機構和反全球化反多邊主義的“沖擊”下，未來幾年世界銀行的工作和改革重點格外引人關註。

對此，格奧爾基耶娃表示，世行將繼續追求一直以來的兩個目標，促進世界的減貧和共享的繁榮。這也是所有多邊開發機構和世行成員國的目標。

在治理方面，格奧爾基耶娃說:“世界銀行繼續努力成為一個能夠反映當前全球經濟現狀的銀行，如果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世界銀行也要改變。”

全球經濟複蘇之路漫漫，多個國家采取對外收縮的政策，全球對外援助資金面臨萎縮風險。

在這樣的背景下，格奧爾基耶娃建議引入更多私人資本來參與國際發展。“世界上有足夠的金融資源，關鍵是沒有足夠多的可供開發的好項目，我們希望最不發達的國家也能獲得發展所需的金融資源。”她表示。

格奧爾基耶娃介紹，世界銀行第一次在面向貧困國家的國際開發協會設立了可供私人資本使用的軟貸款窗口來共同開發項目，這也是共同來解決這些最不發達國家的困難。

格奧爾基耶娃強調：“今天的世界變化很快，比十年前十五年前都快。很多人面臨變化更脆弱更無助了，我們要幫助這些人。”

格奧爾基耶娃告訴記者，當下全球仍有2000萬人有饑餓致死的風險，在南蘇丹、索馬里、尼日利亞北部、也門、肯尼亞和埃塞部分地區，人們因為幹旱、戰亂等而沒有足夠的食物果腹致死。

“世界銀行拿出16億美元來率先行動，來防止饑荒造成的大規模死亡，世行希望能帶領包括中國在內的更多國際合作夥伴來共同參與。”

藍皮書建議降低流動兒童進公校門檻 突破異地高考制約

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是當前中國最為突出的教育公平問題之一。3月28日發布的《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6)》建議，順應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的內在規律，簡化和降低流動兒童進入公辦學校的條件，建立以流入地省級政府為主的義務教育財政供給體制。

該藍皮書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新公民計劃聯合發布。

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0月1日，全國流動人口總量已達2.47億，全國每6個人中就有1個處於“流動”之中，作為流動人口子女的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這兩個群體總數約1億人。

藍皮書介紹，截至2014年底，城市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在公辦學校就讀比例為79.5%，仍有超過200萬的流動兒童未能進入城市公辦學校，只能在民辦學校或者條件簡陋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

流動人口的流動性減弱，常住化和家庭化趨勢日益顯著，正在成為流入地城市穩定的就業者和居住者。攝影/章軻

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吸納跨省流動人口的數量、人口聚集態勢進一步增加。流動人口的流動性減弱，常住化和家庭化趨勢日益顯著，正在成為流入地城市穩定的就業者和居住者。

“流動人口的居留穩定性增強，融入城市的願望強烈。”藍皮書說，流動人口在現居住地平均居住時間達5年以上的占37%。值得一提的是，在現居住地出生的流動兒童比例不斷上升，從2010年的35%上升到2013年的58%。他們雖然被稱為“流動兒童”，卻從未在老家生活過，生存狀態與父輩完全不同。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要求“將農民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各級政府教育發展規劃和財政保障範疇，合理規劃學校布局，科學核定教師編制，足額撥付教育經費，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以公辦學校為主接受義務教育。”這顯示國家提出了新的政策目標，解決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從“兩為主”轉向“兩納入”，既將常住人口納入區域教育發展規劃、將隨遷子女教育納入財政保障範圍。

藍皮書介紹，從地方實踐來看，2008年之後，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出現整體改善和局部創新的局面，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多數省會城市流動人口以本省人口為主，解決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相對較容易，從發展簡易學校，過渡到擴大公辦學校能力、納入政府管理和規劃，政府提供資助，繼而達到以公辦學校為主。

珠三角城市主要靠發展民辦教育來解決流動兒童教育問題，隨遷子女入學的政策主線是實行積分入學政策，上海自2013年起實行積分制入學、入戶的政策，流動兒童的入學門檻大大提高;在北京，近年流動兒童就讀公辦學校的比例逐漸提高，打工子弟學校逐漸減少，但2014年後對外地戶籍常住人口子女的入學政策驟然收緊，入學門檻也大幅提高。

藍皮書說，各地雖開始實行積分入學、積分入戶的居住證制度，從實踐情況看，現行積分制入學管理的可供學位數遠遠不能滿足隨遷子女的教育需求，主要面向的是高學歷的優勢人群，低學歷、低收入的農民工階層尚難以受惠。

“流動兒童教育仍存在一些整體性和深層次的政策問題，亟待用改革性和創造性的思路加以解決。”藍皮書建議，突破計劃控制的思維定式，通過科學地預測人口，調整城市規劃，增加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供給，順應人口流動和快速城市化的大趨勢;擴大城市教育公共服務的供給，簡化和降低流動兒童進入公辦學校的條件，保障流動兒童的受教育權利。

同時，加大省級統籌，建立以流入地省級政府為主的義務教育財政供給體制;發展普惠性民辦學校，改善和規範農民工子女學校;促進農民工隨遷子女異地中考、高考;重視改善農民工子女的學前教育;完善積分入戶制度，撤除將居住證與連續社保掛鉤，實質性地促進流動人口市民化。

藍皮書說，當前大部分城市的高中教育資源相對短缺，加上制度和現實環境的因素，農民工隨遷子女難在流入地繼續升學。截至2014年8月，有27個省份明確了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中考的政策。從各省市公布的異地中考政策方案來看，隨遷子女參與升學考試的資格條件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

藍皮書認為，中等職業教育作為推進異地中考政策的突破口，既可以較好地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的繼續升學和就業問題，也有利於城市職業教育的發展。

對於異地高考存在的問題，藍皮書認為，根本解決之道或從“計劃高考”變身“自由高考”。

截至2012年底，我國有30個省份先後出臺了異地高考方案或過渡方案，其中，有12個地區，包括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重慶、雲南，從2013年起全面開放異地高考，當年，有4500名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獲得在流入地參加高考、錄取的機會;另外18個地區，則從2014年開始逐步解決異地高考問題。2014年，異地高考人數增加到5.6萬人;2015年，全國異地高考人數達7萬人;2016年，僅廣東一省就有9500多名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獲得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的機會。

藍皮書稱，在現行高考錄取制度下，我國開放異地高考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異地高考矛盾比較突出的地區卻沒有全面開放，或者開放門檻較高;人口流入較多的地方，開放異地高考的持續性存疑;西部省區面臨打擊高考移民的艱巨任務。

藍皮書認為，要根本解決異地高考問題，從長遠來看，必須深化推進高考制度改革，即打破現有的分省按計劃錄取制度，實施基於全國統一測試的高校自主招生的新制度，高考從現在的計劃高考變為自由高考，學生可自由選擇報考學校，也就不存在異地高考問題。

美聯儲“鷹派”官員建議今年再加息3次

“祝賀美國。美國的經濟終於回到了正常狀態。”當地時間29日，美國舊金山聯邦儲備局主席威廉姆斯(JohnWilliams)在紐約的一場經濟學家沙龍中這樣宣布。他表示，最新的數據傳達出了清晰的信息：美國已經從長達9年的衰退中真正複蘇了。

威廉姆斯將這種狀態稱為“金發女孩經濟”(GoldilocksEconomy)。

美國舊金山聯儲主席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

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學家就以格林童話故事《金發女孩與三只熊》(GoldilocksandThreeBears)來形容當時的美國經濟。大意是，一位金發女孩走到三只熊的家里，看到餐桌上有三碗粥。一碗太熱，一碗太冷，一碗溫度剛好，她選了最後一碗，吃完後就美美睡了一覺。這種安逸的狀態被用來比喻當時經濟所處的高成長、低通脹的美好階段。後來“金發女孩經濟”又用來比喻股市不過冷也不過熱的合適狀態。

最新數據釋放利好

威廉姆斯表示，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失業率一度沖到10%的巔峰，現在美國的失業率回落到4.7%。在他看來，這幾乎已是充分就業。與此同時，2.5%左右的通貨膨脹也已接近美聯儲定下的2%的通脹目標。

根據3月28日美國的最新官方數據，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上升至125.6，創下2000年12月以來的最高值;美國2月份商品貿易逆差自上月的688億美元小幅縮窄至648億美元;美國20個城市房價今年1月的同比升幅也創下自2014年7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29日最新數據，美國原油價格上漲至49美元/桶以上，日增長超過2%;上周的原油庫存增加86.7萬桶，低於118.3萬桶的預期，這顯示供應收緊。受到油價上漲的驅動，標普500能源領域指數SPNY上升1.2%。

對比其他發達國家，美國經濟增長動力可謂強勁，這也直接推高了近期美元的強勢上漲。

在一系列經濟數據向好的情況下，今年3月中旬，美聯儲宣布加息25個基點，聯邦基金利率從0.5%~0.75%調升到0.75%~1%。這是美聯儲在去年12月之後再度加息，也是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第3次加息。

市場普遍認為，美國已經結束了極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時代，進入了緊縮的通道。

就在美聯儲副主席費希爾(StanleyFischer)表示今年將再加息兩次的預言後，美國國債應聲下跌。2年期國債收益率上漲4.9個基點，報1.3%;5年期國債收益率也上漲4.5個基點，報1.96%;10年期國債收益率則漲4個基點，報2.42%。

鷹派：今年應再加息3次

雖然美聯儲已經預期今年將再加息2次，但作為美聯儲內的“鷹派”，威廉姆斯在上述活動中暗示，2017年再加息3次“才是恰當的”。

他表示，美聯儲目前已相當接近實現充分就業和穩定通脹的目標。因此提出，美聯儲和特朗普政府應該將關註點從原先的“如何實現穩定複蘇”轉變為“如何穩住已經取得的經濟複蘇”。

數據來源：美聯儲、美國商務部、美國經濟分析局

威廉姆斯援引目前的財富收入比(wealth-to-incomeratio)過高的數據稱，這是促使美聯儲今年可能加息超過三次的原因之一。根據統計，美國家庭財富收入比率在耶倫擔任聯儲主席以來攀升至歷史新高，超過了前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任下的2000年互聯網泡沫，以及前主席伯南克任下的2007年房價泡沫。

波士頓聯儲主席羅森格倫(EricRosengren)在接受美國主流媒體采訪時也表示類似觀點，現在一些資產的市場估值“有些過高”，並特別指出商業地產的估值“非常泡沫化”，而“過高的資產價格是美聯儲考慮抓緊加息的另一個因素”。因此他也認為，為了預防經濟過熱，今年適宜加息4次。

除了財富收入比，據路透社報道，威廉姆斯還提到了幾個觀點：“關鍵的風險是在債券投資組合的調整中，過快解除了那些經濟刺激方式。今年我看到超過3個指數出現了上漲，這令風險陡升。但是，最近美國工商業貸款的下降並不值得擔憂，信貸需求也沒有減緩。”與此同時，眼下的美國稅制改革過於複雜，因此他並不鼓勵利用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

4%的增速還很遠

除了肯定經濟複蘇的成果，威廉姆斯也覺得，美國經濟仍然需要加快增長的速度。在複蘇過程中，美國經濟的年增長率目標是超過2%，但去年的經濟增長率僅1.6%。特朗普曾誓言要讓美國經濟實現4%的增長，而美國財長努欽也稱至少3%的增長是可以達到的。

威廉姆斯及其他美聯儲官員都提議，央行可以做更多努力來刺激經濟增長。而讓更多人加入就業大軍以提高生產率、釋放經濟活力，這也需要國會、白宮和所有企業的共同努力。

另外，美聯儲理事鮑威爾(JeromePowell)此前提出，英國脫歐是美國需要謹慎加息的原因之一，因為英國脫歐可能對英國和歐盟的經濟增長帶來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