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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詳解房產投資的成本結構：預測房地產增速重要資料，建議收藏！

社科院五條建議呼籲降低宏觀稅負 當前應以“穩增長”為目標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藍皮書課題組今天(28日)下午發布五項建議，建議2017年政府以降低宏觀稅負為重心，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力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天共同發布《經濟藍皮書春季號：2017年中國經濟前景分析》，並舉行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

課題組表示，當前，我國經濟依然面臨著結構性減速壓力，由於短期平衡經濟波動的有效手段主要來自需求側，因此，在經濟存在下行壓力時，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仍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措施。然而，財政收入持續低速增長，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難度顯著增加，當前應以“穩增長”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目標，支持供給側改革和擴大內需並重兩手抓，將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心從結構性減稅深化為降低宏觀稅負。

課題組認為，應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切實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加強財政風險防控及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加快構建新的地方稅體系，適度擴大地方財政稅源;做好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工作，認真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課題組具體提出五項建議：

當前應以“穩增長”為目標，供給側改革和擴大內需並重

課題組稱，首先需要明確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目標及其實現路徑。經濟理論表明，供給與需求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兩方面基本力量。只有供給與需求彼此適應、協調均衡提升，長期的經濟增長才能實現。因此，以“穩增長”為核心目標的積極財政政策，應著力對供給與需求兩方面發揮其重要作用。

在當下，支持供給側改革與擴大內需是積極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實現途徑。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要大力支持供給側改革，核心是為實體經濟減輕稅費負擔和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市場需求方面下功夫，努力改善企業發展的需求環境。企業發展的原動力在於市場需求，如果沒有市場需求，企業就沒有發展的空間和動力源泉。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目前複雜的經濟形勢下，應有意識地加強積極財政政策對擴大內需的作用，如何有效啟動市場需求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切實有效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適當降低增值稅稅率，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

課題組稱，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了降低宏觀稅負的要求。近幾年實施的結構性減稅政策對降低企業稅負無疑起到了積極作用，我國稅收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然而，總體上看，我國企業的宏觀稅負依然處於較高水平，具體體現在如下方面：非稅收入快速增長、個人所得稅增長過快、企業增值稅負擔過重等。

在我國經濟增速減緩，企業利潤增速下滑的形勢下，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核心內容是減輕企業稅費負擔，減輕企業稅費負擔有利於增強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恢複活力，從而促進企業增加投入、擴大生產、增加就業、刺激產業發展。政策模擬也顯示：適當降低增值稅稅率有助於我國實際GDP增長，有利於降低通貨膨脹水平，有利於我國出口和社會福利提高等;並且要進一步大力清理不合理收費為企業減負。

同時，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勢在必行，個人所得稅改革應按結構性減稅的方向進行，即應以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水平、提高高收入群體所得稅水平為基本方向。

均衡國民稅賦，盡快實施房產稅和遺產稅

課題組稱，目前，我國高度依賴流轉環節的課稅。換句話說，我國主要依賴向勞動者課稅，而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課稅力度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就稅賦公平而言，單純向勞動者課稅(而不向食利者課稅)，基本忽視對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課稅，這不僅背離公平和效率原則，而且削減了稅收引導資本流向生產和消費的基本功能。

充分發揮積極財政政策在促進企業創新中的作用

課題組稱，應確保財政科技投入的增幅明顯提高，形成多元化、多渠道、高效率的科技投入體系。從促進科技創新角度出發，大幅度增加對科研機構基礎研究和產業應用研究的投入。綜合運用稅收激勵政策、無償資助、貸款貼息、風險投資、後補助、償還性資助等多種投入方式，對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給予重點支持，發揮財稅政策的導向和分擔風險作用，鼓勵和吸引更多的企業資金進入技術進步和創新領域。

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課題組稱，首先，分稅制帶來的市場分割、戶籍制度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阻礙、金融領域的資源錯配等問題是造成國內資源錯配和效率損失的重要因素。要積極完善分稅制，推進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使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和財權相匹配。一方面，適度提高地方政府的財權，適度提升地方財政的收入比例，適度擴大地方政府對現有財政資金的支配權，提高中央向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使地方政府有更大權限支配財政資金;另一方面，理清中央和地方的事權，教育、醫療、養老金、環境等部分事權回收中央，由中央財政統籌劃撥，地方負責執行，由此理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關系，激發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其次，用好積極財政政策，促進收入分配調整。

課題組稱，目前，城市和農村內部的差距也非常大，城市最高收入組家庭平均總收入是最低組的約12倍，農村則高達27倍。收入分配改革應當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參與收入分配的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收入分配不合理，會影響各要素所有者參與社會財富創造的積極性。財政政策對調節初次分配過程中造成的過大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功能，通過優化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保障人民群眾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加大民生支出，逐步提高所占比例，有助於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醫保卡套現屢禁不止 專家建議適當拓寬個人賬戶用途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醫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錢”，顧名思義只能用於看病、打針、吃藥等醫療消費，除此以外的任何項目的支出都是違規的。而醫保卡，則是百姓看病報銷、享受醫保待遇的重要工具。可你聽說過用醫保卡還可以用來買衣服、買食用油，甚至套取現金嗎？

近日，媒體報道稱，曝出深圳有部分三甲醫院醫生偽造病歷幫助不法分子套現醫保卡；還有山東東營部分商戶可以“刷醫保卡買衣服”的新聞也受到關註。對此，人社部回應表示：將加大打擊這種醫保欺詐、騙保的行為。

醫保套現究竟是如何操作的？這對醫保基金整體將產生怎樣的影響？而這種套現行為，是否也側面說明我們的醫保個人賬戶可以適當改進、加入更加靈活的使用方式？

近日山東東營市的部分百姓發現，某條地下商業街的不少商戶門口，都掛出了“可刷醫保卡”的提示。這些商戶有的是賣衣服，還有的是賣日用品。商戶老板紛紛表示，所謂的“可刷醫保卡”都是找人代刷，並不是在店里現場就能刷。“手續費20個點，有代刷的，給你個微信，加微信聯系他。”

在與這個醫保卡代刷人的聯系過程中，她解釋了代刷醫保卡的方式，先留下卡和密碼，代刷要收取10%到20%的手續費。“我每天下午4點左右過去拿卡。如果客戶在你那買了東西但是不想花現金，你就告訴他，把卡留下，把密碼留下。”

接到群眾舉報後，東營社保中心醫療稽查科的相關工作人員表示，對於這件事他們也調查過，這些代刷人要麽與藥店勾結直接結算，要麽用醫保卡買藥出來再銷售。

東營社保中心最終查明，這個代刷人是山東奎源大藥房的員工，“藥店員工外出招攬生意，代刷醫保卡收取手續費”。目前，該藥店的刷卡資格已被叫停。

除了違規用醫保卡買生活用品，最近“深圳部分三甲醫院醫生幫助不法分子套現醫保卡”的消息，也引起不少關註。經調查，一批不法分子與多家三甲醫院的大夫勾結，形成“醫保套現”灰色利益鏈。大夫憑空開處方、不法分子刷卡拿藥轉手出售，套取現金後收取最高50%的手續費，再與醫生分賬。

其實此類醫保卡套現的情況，近年來極為常見。在江西南昌不少醫保定點藥店附近，也隨處可見“高價收藥、醫保套現”的小廣告。套現者表示，只要拿到醫保卡就可以在定點藥店拿藥，手續費三成。通常情況下，他們會刷醫保卡購買一些慢性病比如治療乙肝的藥品，這些藥品走量大、銷路有保障。“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的叫賀普丁。有時是顧客要買，有時會回售給廠里。”

那麽，醫保卡套現是種什麽性質的行為？按照我國現行政策，城鎮職工基本醫保由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兩部分組成。個人賬戶的錢是實賬積累，包含全部的個人繳費，以及一定比例的單位繳費。個人賬戶中的資金，除了可用於門診看病拿藥之外，參保人突發死亡時也可以被繼承。但其他方式提現個人賬戶資金，都屬於違法違規行為。

這條醫保套現灰色利益鏈的源頭其實在持卡人那里。正因為很多持卡人有套現的需求，才催生出試圖從中牟利的不法分子和違規醫生。當記者百度輸入“醫保卡、套現”的關鍵詞，依然發現很多人對此提問。他們認為，即使要付出三成到五成的代價，也是把“死錢用活”。

百姓1：能換取現金當然更好。因為我們很少去藥店買藥。但畢竟交了醫保，錢放在那里不能用，覺得不劃算。

百姓2：主要覺得自己沒什麽毛病。套點現金出來好靈活地處理事情。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套現行為表面看能拿到現金、把錢用活，但提前消耗個人賬戶的錢，長遠看會損害自身利益。通過醫保，居民相互之間能起到“聯保”的作用，同時國家出一部分錢，使該保障能繼續下去。因此，醫保的錢是專款專用，決不能醫保卡也變成通用卡，錢多了就拿出來用在其他地方。從醫保本質來講，這樣會淡化和消解制度本身的保障功能。

也有觀點認為，正視和疏導醫保套現背後的需求才是對這一亂象釜底抽薪的辦法。的確有很多套現者因為工作和居住地改變，而辦理醫保轉移接續又有諸多麻煩，所以寧願損失一部分，也還是覺得把錢取出來更方便；還有部分百姓，生活拮據，又苦於賬戶內的錢用途有限。

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申曙光認為，可以考慮適當拓寬個人賬戶的用途，比如有的地方已開始探索購買商業保險或允許家庭成員使用的方式。“改進應用方式是可以的，但不能挪作他用，還是應在醫保範圍內使用。”

近日，人社部新聞發言人盧愛紅對深圳“醫保套現”事件作出了回應：廣東和深圳人社部門已開展調查，正在會同有關部門嚴肅處理。他強調，套現醫保賬戶資金屬於欺詐騙保行為，人社部將加強對醫保定點機構的管理，完善退出機制。“完善醫療保險服務協議，強化定點退出機制。探索醫保醫生管理，逐步實現監管對象從醫療機構向醫務人員醫療服務行為延伸。通過監控系統，強化對門診、住院、購藥等各類醫療服務行為的監控，規範醫務人員和參保人員的行為。”

盧愛紅還特別提到，下一步人社部將“研究改進個人賬戶的具體辦法”。從制度上進一步堵塞有關漏洞。促進醫保監管與刑事司法的有效銜接，對欺詐騙保行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

國務院參事室召開研討會 就樓市長效機制聽取意見和建議

近日，國務院參事室召開國是咨詢專題研討會，就“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長效機制”聽取意見和建議。會上，多位國務院參事、特約研究員表示，解決普通人居住的問題，讓百姓住有所居，是建立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最主要的目標。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2016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房地產市場進行明確定位。2017年全國兩會，李克強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堅持住房的居住屬性，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加快建立和完善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

那麽，如何建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譽所長、國務院參事夏斌認為，房地產不是資產，它就是消費品，這是一個方向性問題。我們不僅要遵守市場規律，還要遵守社會規律。

建立平穩健康的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要對癥下藥，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發展需要的房地產政策。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務院參事李慶雲說，“應盡快把農民工納入住房保障制度，用棚戶區改造同等政策解決符合真正落戶條件農民工家庭住房問題。”

住宅用地供需關系的不平衡也是影響房地產市場穩定的重要原因。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車書劍提出，住宅用地總需求量每個城市要有計劃、有保障措施，特別是一二線城市，要合理增加住房用地，控制商業用地。對於保障房、公租房、棚戶區的用地要切實保證。

加強金融、銀行業的監管，對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同樣重要。假如房地產市場過度投資，房地產泡沫將難以控制，房價也會很難下降，穩定健康的房地產市場更是無從談起。車書劍建議，要強化對房地產信貸總量的有效控制，規範房地產的融資行為，抑制房地產市場過度投資和房價保障，從根本上控制信貸資金的過度流向房地產。

當然，一個平穩健康的房地產市場也離不開法律的保障。“要盡快出臺到期房地產土地使用政策和實施辦法，穩定市場，穩定民心。”原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參事劉桓表示，“總理已經明確70年後是增續期而且免費的，但目前還沒有政策出來，一定要有法律法規出臺。”此外，多位參事還提到建立完善的租房市場，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從立法層面上規範租賃關系。權責明確了，租房市場才會更加規範有序，不論是租房者或是租賃者，權益也會得到更好地保護。

環保部專家建議成立“國家環境資產經營總公司”

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中心主任夏光今天(3日)建議，建立國家代表全民行使環境承載力所有權的經濟體制，“可以考慮成立‘國家環境資產經營總公司”，來承包作為經濟資產的環境承載力。

在出席當日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中貿慕尼黑展覽（上海）有限公司等聯合舉辦的“2017中國環境技術大會”時，夏光表示，“這個公司出於追求經濟利益的目的，會盡力把有限的環境承載力資源配置到獲得最大經濟效益的經濟活動上去。”

夏光在其所作的“生態文明制度改革與綠色發展”演講中說，“當前應抓緊制定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的激勵政策”。他解釋說，政府需要通過經濟利益等市場手段對綠色經濟發展行為給予引導和激勵。“與強制性的推動力相比，市場手段的拉動力更加註重正向激勵，誰走綠色發展之路就使誰獲益，調動經濟行為者的主動性，因此不必過多依賴外在監督。”

夏光說，激勵政策就是“胡蘿蔔”政策，這種政策是有前提條件的，就是企業生產主體已經能夠達到基本的環保要求，在此基礎上，通過激勵政策，使之達到更高的環保要求。

“多年來，國家已經制定了很多促進循環經濟、綠色發展、清潔生產、綜合利用等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的激勵政策。”夏光認為，下一步，將建立健全環境產權制度，按照中央關於“落實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建立統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人職責的體制”的要求，完善產權制度。

其中包括建立環境資產的產權法律制度，制定環境標準和劃出生態紅線，確定可用於支撐經濟發展的環境承載力規模，明確這些環境承載力的終極產權屬於全民所有，其作用是從經濟發展中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

夏光認為，還應建立環境資產產權交易市場，讓市場機制發揮配置經濟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使有限的環境承載力資源經過市場選擇而流轉到獲得更高效益的生產領域。“以上思路可以先在局部的區域或流域進行試點。”

此外，夏光也建議，實施促進提高資源產出率的鼓勵措施，用法規形式確立對循環利用資源的經濟活動給予減稅、補貼等優惠措施。同時制定法規和相關政策，對優先采購和使用節能節水等有利於保護環境的產品、設備和設施等行為，給予獎勵或補差。制定法規政策支持清潔能源、節能環保產業發展，包括建立清潔產業技術推廣平臺等，建立和完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和生態補償等重要制度。

夏光建議，出臺綠色信貸、汙染責任保險、綠色投資等環境經濟政策，把產品消費後的處置責任前移到生產者，從而激勵生產者按照環境友好的理念進行產品設計，優化生產過程。通過制定引導性的財政和價格政策，引導企業走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之路。通過調整水、電、煤等資源價格促進企業采取資源節約型的生產工藝。同時完善環境保護模範城市、生態省(市)、生態示範區、環境友好型企業、綠色學校、綠色社區等創建活動，使那些在推進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互融合方面取得重要進展的地區獲得榮譽和實惠。

夏光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實行有利於綠色發展的幹部選用制度”。他說，應以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為依據，改革幹部考核評價和任用制度，使那些在推進綠色化中成績突出的幹部得到重用。以資源環境生態紅線管控等為基線，建立生態環保問責制，進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和責任追究。

林補政策亟待“修補” 中國林學會建議“普惠+特惠”

中央財政林業補貼下發後，規模經營主體獲得補貼多，普通農戶獲得補貼少。而在戶均每公頃營林投入上，大戶補貼戶還低於小戶。另外，中央財政林業補貼實施對象較窄，該補的沒補到。

中國林學會6日給記者提供的林業專家建議匯編認為，中央林補政策改革與優化要按照林業“雙增”和“調整林業結構、促進農民增收”目標的要求展開，要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和林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需求為導向，改進補貼和管理辦法，提高補貼效能，提高中央林補政策的精準性和實效性。

6日，已有百年歷史的中國林學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成立100周年紀念大會。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在賀信中表示，中國林學會應當為創新驅動發展服務、為提高全民科學素質服務、為黨和政府科學決策服務。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也表示，林業建設是事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中國林學會應當為林業改革發展出謀劃策，為林業生產提供科技支撐。

5月6日上午，中國林學會成立10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攝影/章軻

中國林業學介紹，上述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的調查成果是基於對浙江、湖南、四川、遼寧等四省的實施情況發現的。

2010年，我國啟動了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簡稱“中央林補政策”)，選擇11個省(自治區)先行開展造林、森林撫育、林木良種和森林保險的補貼試點。截至2013年，已涉及3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級單位，其中全國中央財政造林補貼試點完成造林面積1606.89萬畝，涉及29個省的1587個縣級單位。

國家林業局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等此前對浙江、湖南、四川、遼寧等四省2013-2014年中央林補政策的實施情況進行了跟蹤調查。

調查顯示，四省八個案例縣(市)2014年中央財政造林和撫育補貼項目平均覆蓋面積分別達到811.1公頃和1444.5公頃，其中造林補貼面積和撫育補貼面積最大的是湖南資興縣(1666.7公頃)和湖南平江縣(2066.7公頃)。

實施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項目六年來，湖南、四川、遼寧和浙江四省森林面積分別凈增115.6萬公頃、244.86萬公頃、60.02萬公頃和3.63萬公頃，森林覆蓋率分別增加3.67%、4.97%、4.11%和0.33%，森林蓄積分別增加11789萬立方米、8900萬立方米、9522.15萬立方米和6434.92萬立方米。森林資源狀況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

與此同時，2014年調查顯示，四省案例點樣本戶戶均營林面積和林業補貼收入分別為3.71公頃和3779.44元/年，其中浙江農戶因享受中央和省兩級補貼，其戶均林業補貼在四省中最高，達到17772.08多元戶，該省2013-2014年樣本戶均林業補貼占林業收入比重持續遞增，分別為9.79%和30.42%。

調查顯示，四個省案例點補貼戶的戶均林業投入是非補貼戶的3倍。同時，項目實施也為林農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如浙江省2個樣本國有林場調查顯示，2014年林場職工通過雇傭當地林農承包造林或撫育項目任務，總投人用工為422工，比2013年增加70.60%。農戶和林場職工對補貼政策實施和執行效果的滿意度較高，如2014年遼寧、浙江、湖南和四川的補貼戶對林業政策的滿意度分別為86%、72.6%、63.25%和40.45%。

但調查也發現，“規模經營主體獲得補貼多，普通農戶獲得補貼少”。中國林學會介紹，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後，產權細碎化特征突出。為了減少監督、驗收和交易成本，項目實施過程中往往傾向於選擇規模戶(50畝以上)作為補貼對象，導致普通農戶(50畝以下)受益面小。目前享受中央林補政策的普通農戶比例偏低，例如，浙江2014年規模大戶(3.3公頃以上)中補貼戶占42.7%，而普通農戶中補貼戶僅占22.34%，規模戶相對普通農戶獲得補貼比例明顯高，而在戶均每公頃營林投入上，大戶補貼戶(4424.07元/公頃)還低於小戶(5032.36元/公頃)。

此外，“補貼標準偏低，缺乏相應動態調整”。自2010年中央林補政策實施實開始，造林補貼和撫育補貼標準就一直沒有變化，缺少根據地區實際進行動態調整機制，難以彌補不斷攀高的營林成本。根據造林和撫育項目的技術規程要求，2015年浙江重點林區造林和撫育平均成本分別達2300元/畝和450元/畝，政府財政補貼僅占當地造林和撫育成本的13%和22%。過低的補貼標準難以實現有效激勵的政策目標。

調查還發現，補貼類型相對較少，政策覆蓋面過窄。以政策落實較好的浙江為例，樣本戶平均享受補貼也僅有0.62種，補貼戶平均享受補貼1.15種。同時，政策實施對象較窄，如森林撫育政策僅限於生態公益林，在目前木材價格低迷和勞動力成本持續走高的形勢下，難以雕動經營者商品林撫育的積極性。

6日，第一財經記者拿到的一份《關於完善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的建議》認為，中央林補政策的補貼對象應當由註重規模經營主體的特惠制向既註重規模經營主體又註重千家萬戶的“普惠+特惠”制轉變。針對目前規模經營主體獲得補貼多而普通農戶獲得補貼少的實際，為了保障中央林補政策實施的公平性和普惠性，建議明確用於普通農戶的補貼資金比例。同時，建立小規模農戶專項小額貸款制度，提升其營林積極性。

專家們還建議明確組織實施造林的主體，以地域連片的面積為單位進行申請，可鼓勵普通農戶之間、小戶與大戶或企業之間等聯合進行造林補貼申請，推舉聯合項目負責人，這樣既可以讓大部分普通農戶享受到林業補貼項目的實惠，又可以降低政府的監管成本和政策實施的交易成本。

對於補貼標準和類型的問題，專家們建議，建議盡快改變低標準、“一刀切”的補助方式，在財政資金有限條件下適度提高標準，實行與營林生產成本掛鉤的差異化、動態化林業補貼。補貼標準可以3-5年作為一個調整周期，實現中央財政按不同地區營林成本20%-30%予以補貼的目標。同時，補貼類型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由第一產業向全產業鏈轉變。將補貼類型從單純的營林生產過程延伸到林業全產業鏈，以滿足林業功能定位轉型的需求，如林業基礎設施建設(小型林業機械、小型灌溉設施)、林業社會化服務(林產品電子商務、林業科技采用)等方面。

陳春花：對企業成長的6點建議

春暖花開 2017-07-31 09:51

來源 | 春暖花開（ID：CCH_chunnuanhuakai）

文 | 陳春花

我曾經很喜歡美國一家藥品分銷商的案例，在整個藥品行業凈利潤是1%的時候，這家企業卻很特別，同樣的背景下，五年間它都實現兩位數的增長，無論是利潤還是銷售，而且其年銷售額是250億美元。這家企業做了什麽呢？其實它就是做了這樣一些事情：當它不斷地把藥送到醫院去的時候，它發現美國的醫院普遍存在3個問題：一是醫院成本控

制不了，最大的成本就是藥房里的藥過期；二是沒有藥劑師和護士；三是醫生寫的字非常潦草，為此有大量的醫療事故需要賠償。

針對醫院的這3個問題，這家本來是藥品分銷商的企業，為醫院提供了3個解決方案，就是這3個解決方案讓這家藥品分銷公司一直增長。這3個方案是：

①藥房托管。公司有一個非常完整的藥品管理系統，所以，有400家醫院與它簽訂了藥房托管合同。這樣，它可以對400家醫院的藥平行地調度，確保醫院里的藥是不會過期的。

②自動分藥系統。醫生處方一開，有一個自動的系統，把患者的名字直接打上去，藥就直接到患者的手上了。這個自動系統把藥劑師和護士的人數降到最低，所以大部分醫院都購買了這個系統。

③手術用的工具包。這家公司還發現，每個手術一般要200個醫用工具，所以他們就把這些通用的200多個手術器械，用一個無菌包裝直接包好，結果大受歡迎。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要真正地了解你的顧客需求是什麽，並著力於我們怎麽樣滿足顧客。如何去做呢？我簡單歸納如下。

第一點，需要重新認識我們的用戶，必須站在用戶自身的內部價值上去認識。

第二點，我們與用戶之間一定是一種戰略性的關系，而不是一種所謂的交易關系或者服務關系。從交易關系到服務關系，中國企業已經進了一步，現在我給大家提更高的要求，從服務關系變成戰略夥伴關系，也就是說雙方是一個互相成長的關系。註意不要停留在概念上，要更深入地走下去。

第三點，要培養用戶做標桿。不要全面鋪開，而是拿一個地區，甚至一個用戶來做，然後再複制這種關系。

第四點，產品以價值定價，不要參照同行定價。我還是強調市場不代表顧客，比如很多行業都設立VIP客戶服務，這些大客戶會得到很多積分，給用戶提供這種積分兌換獎品的服務有沒有用？有用。這個市場需不需要這個方法？需要，但是這並不是每一個顧客需要的。所以大家記住，市場跟顧客不能等同。我們一定要用價值定價，你關心的應該是顧客的價值，而不是其他。

第五點，產品與系統之間的關系。必須讓整個產品的條件轉化為整個系統的條件才行。在第五點上我堅持一個觀點，就是企業真正的核心能力是企業戰略最後變成市場行為的能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可以說是內部的核心系統，像沃爾瑪或者微軟等很多企業都是我們可以學的榜樣。典型的是沃爾瑪用最低的價格銷售，但沃爾瑪在百貨行業的平均凈利潤與同行幾乎是一樣的，另外沃爾瑪還總是比同行多兩個百分點。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采購成本比別人低，店面的損失率、失竊率也比別人低，就憑這兩條，它就超越了同行。

總是以最低的價格銷售，走成本領先的道路，說起來人人都會，但是能夠讓這個戰略變成企業真正腳踏實地的行動，才是核心能力的根本來源。因此，這是整個系統的力量，那就是能不能保證你的采購成本比別人低？能不能保證現場店面管理水平比別人高？沃爾瑪做到了這兩條，所以50多年來，很多人學沃爾瑪，但都沒有學到，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核心能力，所以我強調產品必須轉化為系統。

第六點，你的品牌資產一定要有親和力。現在的人都很脆弱，我們的顧客是非常需要別人喜歡他的，所以一定要註重這個親和力。我覺得國內的企業在這一點上下的功夫不多。我強調盈利要有人性關懷，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深具人性關懷的盈利。這種人性的關懷會幫助我們真正地盈利，而人性的部分恰恰就是價值增值的部分。

以上是我認為能夠告訴大家在這樣一個環境下怎麽做的幾點主要措施，我當然也希望，也更加願意我們所有的企業都能夠在這個時代找到自己的成長特性。（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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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裕生院士：低速電動車國標草案不合理 建議有關部門修改

日前，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國標草案曝光，根據草案要求，低速電動車多項技術條件較以往有所提升，如要求低速電動車碰撞測試須達到電動汽車標準，並且要求低速電動車使用鋰電池。經過向低速電動車國標制定組組長董揚求證，此草案真實度非常高，最終標準將很快出臺。

近日更有消息稱，低速電動車將成為我國乘用車門類中的最新細分品類。作為一種長期的客觀存在，低速電動車迫切需要走上合法合規的道路。那麽低速電動車國標草案是否合理？對低速電動車產業將產生哪些影響？就以上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楊裕生，對國標草案進行了相關解讀。

楊裕生首先對該草案中的部分內容表示不認可，他認為，新版《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的很多標準制定的不合理，將有可能扼殺了低速電動車的發展。“草案界定的所謂‘低速電動車’除最高速度與高速電動車有點差別外，基本是按高速電動乘用車進行要求，該草案不僅沒有顯示低速電動車的特色，也沒有和歐、美、日的低速電動車標準接軌。” 楊裕生說。

在最為關註的低速電動車電池之爭上，楊裕生指出，《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雖沒有正面限定使用何種電池，但僅憑“系統比能量不應低於70Wh/kg”一條規定，即排除了鋰離子電池外的所有電池，而此項規定直接導致了低速電動車的成本將比用鉛酸電池時提高至少一萬元。單此一計，就可打掉低速電動車的“半壁江山”。

由此，楊裕生說：“《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將會嚴重打擊低速電動車的發展，客觀上保護了排放嚴重的燃油車。”

對於部分人士擔心的低速電動車獲國家認定後將沖擊高速新能源車的影響，楊裕生認為，低速電動車國標草案根本不會對高速新能源汽車產生不利影響，高速新能源汽車有補貼和積分雙重保護，而低速電動車不享受任何政策紅利。

楊裕生說：“雙積分辦法中已明確規定，純電動乘用車獲取積分必須‘30分鐘最高車速不低於100km/h、電動汽車蓄駛里程（工況法）不低於100km’，低速電動車被明確排除在外。”

采訪最後，楊裕生院士對低速車國標制定組提出了相關建議，楊裕生院士表示：“電池、電機、電控等部件的品種都很多，都應該由企業根據總體設計和市場進行選擇，沒有必要有標準越俎代庖。”

低速電動車在現階段的中國有著比歐、美、日的低速電動車更為特殊的意義，有幾億人使用不遮風、不擋雨的自行車、摩托車，急待升級換代。所以，《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的制訂要全面考慮各方利益，不可脫離中國實際、脫離廣大群眾的切實需求。

“我們現在看到的《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即使真實度非常高，也還只是個‘曝光版’，還有修改的可能。我建議，有關部門和專家要改變觀念，對此《四輪低速電動車技術條件（草案）》進行徹底修改後再行公布實行。”楊裕生說。

跨國藥企占據中國醫藥市場 代表建議優化審評審批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原標題：正視規模數據浮誇 中國藥企期待松綁）

兩會在進行中，醫藥界代表們的呼聲仍然強烈。多位來自制藥企業的代表認為，關於新藥的一系列改革應持續推進，如新藥的審批審評等程序改革，而他們也期盼改革中的更多細則在2018年的落地。

全國人大代表、康恩貝制藥董事長胡季強認為，通過一系列改革，應讓中華醫藥成為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一張新名片。

據2016年、2017年世界處方藥銷售50強排名，連續兩年沒有一家中國藥企。

在今年第十屆醫藥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座談會上，代表們認為，中國已經是一個全球排名第二的醫藥大國，但國際序列中卻難覓身影，這說明中國制藥企業的發展仍然不足，制約的相關政策應該開閘。

工業規模仍然較小

如果將中國醫藥市場和國際醫藥市場比較，直觀懸殊仍然較大。

據代表們透露，2017年，中國醫療用藥市場約1300億。其中，真正屬於創新藥和民族藥的比重不到35%。其余市場為跨國藥企占據。

而2016年、2017年世界處方藥銷售50強排名，連續兩年沒有一家中國藥企。日前某咨詢機構發布的世界藥物銷售100強排名中，也沒有一家中國制藥企業生產的產品。

據這份世界藥物銷售100強排名中，銷售排名第一位修美樂銷售額達184.27億美元，第100位則是輝瑞的偉哥，達12.04億美元。

就藥品的單品種，國內藥企的藥品，沒有一個的工業營收超過10億美金。

據了解，現在單品中藥品，超過了一定規模以後，會被限制用藥。

康恩貝制藥董事長胡季強認為，這說明，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排名全球第二、第三的醫藥大國，但絕不是醫藥強國，離醫藥強國還很遠。這樣不利於中國企業做大，中國這麽大一個市場，我們的產品應該鼓勵做大。

胡季強認為，在未來，中國相關政策應該鼓勵做大單品，而不是一看銷售額放大就開始遏制。

如果從工業規模角度回看中國醫藥市場的競爭力，或許另有感觸。而關於醫藥工業規模，多位兩會代表認為，現在的統計數字和實際產業數字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

即按照統計，今年醫藥市場規模約2萬多億。兩會醫藥代表們認為，實際上，我們整個中國藥品市場的終端市場價格，也就是零售價計算，在2016年時總共只有約15000億。

胡季強稱，做藥品的都知道，出廠價格有底價，現在OTC的產品出廠價格到零售之間可能是一半一半，甚至只有40%和60%的關系，如果把這個數字打一個折，其實我們醫藥工業在國內市場，包括進口藥在內，總共也就是12000億左右，這是最多。扣除進口藥，恐怕也就是一萬億之內的規模。

所以中國的企業從工業角度來講規模非常小。而市值最高的恒瑞制藥，也沒擠進世界處方藥50強排名中，而這一排名的第50名，藥企的銷售額是22億美金。

多位代表認為，必須要正視我們現在醫藥企業的現狀。

胡季強認為，伴隨著著藥品供給側改革的深入，隨著三醫聯動醫改的深入，隨著藥品消費的升級，醫藥整個行業是一個結構調整，包括產品結構，產業結構，組織結構調整的時間，也是重新洗牌的一個時機。優秀企業、優勢企業，生產新藥、好藥、良藥的企業，一定自身抓住機會，加速發展。同時有關的政府部門，一定要重新站在一個民族複興的高度，站在整個產業發展的高度，制定相關的政策，比如如何來真正支持我們中國的醫藥工業企業做大做強，能夠真正進入到世界制藥新晉的行列，進入排行榜。

那麽，在新的一年里，如何制定相關政策來真正支持中國的醫藥工業企業做大做強，是一個重大的產業政策問題。

審評審批優化

全國人大代表、恒瑞制藥董事長孫飄揚稱，對於醫藥行業來說新的時代需要去改革，去激發新的活力，需要用創新去實現新的願景。相信通過國家藥品監管制度的改革，未來醫藥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將回歸到創新能力和產品質量上，劣幣驅良幣的現象將會得到糾正。

孫飄揚認為，在全球化的產業格局中，無論是研發創新，還是市場開拓，都是國內外一盤棋，對於擁有國際視野，能夠整合全球資源的企業來說，將贏得話語權。

從數字表明向縱深看的話，企業乃至產品具有靈活的市場機制是首要的競爭優勢。

近兩年來，中國生物醫藥體制的改革，尤為審評審批的改革變化非常大。但在未來，在這個新時代，新的改革要求、企業新的發展目標，使得創新機制改革需要持續前行，如新藥上市審評審批、臨床審批流程等。

在2017年，醫藥行業相關部門就制定了很多關於醫藥創新的政策，如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聯合頒發的深化藥物審批和新藥創新的意見。全國人大代表、貝達藥業董事長丁列明認為，這是一份綱領性的文件，綜合了很多這些年醫藥創新改革的意見和建議。

因為醫藥創新具有很長的鏈條和過程，新藥審批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審批慢的話將給創新帶來很大的影響。經過系列改革，這一時間大有改觀，然而這一綱領性文件的細則還沒有落地。這一細則中，代表們最關註的是圍繞新藥研發的審批和流程的優化。

如代表們討論的理論前置審批，改革前是領導批完之後才申請理論，現在是申請之前就可以。這一新思路，本來出發點是讓藥企們一拿到臨床批文就可以做臨床研究，理論審批在前。但操作過程中會碰到一些困難，即原來有些拿到批文之後再審批，現在先批，怎麽樣銜接好就很重要。丁列明透露，現在很多的臨床研究還跟不上，臨床研究能力不夠。所以現在創新，做新藥的企業很多，項目也很多，那現在有很多要經過臨床研究階段了，但是臨床研究機構跟不上。

2018年，綱領性文件細則的出臺，將是藥企們激動的一件事。

在代表們期望的繼續優化新藥上市審評審批流程中，期望向國外學習。目前國內程序是，逢審必查，每一個產品都要查，而國外FDA檢查仿制藥也不是每一個都查，這樣有利於效率的提高。在審評審批的過程當中，代表們認為，生產現場的檢查和臨床實驗現場檢查最好能同步進行。目前是先把臨床查完，才能查CMC這部分，如果這兩個檢查同時進行可以節省審評的時間。同時，由於現在有一些新藥有條件的審批，能夠出臺一個關於滾動提交數據的具體的流程和要求，將便於企業有章可循。

丁列明最期望的是，新的一年中，能有進一步優化臨床信息資源審批流程的好消息。因為，目前流程，使得他等待現在審批的時間仍然很長。他統計發現，國內臨床研究完成報告要12個審批，增加時間三個多月。

丁列明認為，這個審批完全可以簡化，很多審批在重複，而且同一個單位，同一個研究機構，同一個醫院重複的報一些內容，完全可以優化，可以改革，甚至可以改成備案制。而事實上，關於這一建議，很多代表和委員都在呼籲，希望通過共同呼籲得到改善。

多位代表和委員認為，當相關政策和程序更加科學，企業的步伐才會走得快，才會有更多的時間進入市場中去拼殺。

住建部部長王蒙徽：房價過快上漲得到抑制，建議建築師下鄉

兩會期間，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王蒙徽接受央視新聞新媒體欄目《部長之聲》專訪。

租房、共有產權住房、樓市調控力度……王部長透露了很多重要信息，與你有關。

過去五年：6000多萬棚戶區居民“出棚進樓”

記者董倩：我們有一個目標，就是叫“住有所居”，在這方面過去五年的成績是什麽？

王蒙徽：過去的五年，城鎮住房竣工面積達到了41.5億平方米，這也是少見的。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棚戶區改造，使得6000多萬老百姓“出棚進樓”。同時農村的危房改造，有1700多萬戶農民居住環境條件得到了改善，大概有2600多萬居民，特別是城市的低收入家庭的居民，住進了公租房。累計有2000多萬繳存的職工，通過公積金改善了自己的居住條件和居住環境。

本輪調控成效：房價過快上漲勢頭得到抑制

記者董倩：這一輪調控它的成效是什麽？

王蒙徽：應該說從2016年10月份開始，我們進一步加大了調控的力度。在2016年以前有一輪房價上漲勢頭過快的這麽一個現象，所以我們這次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實際上是以穩房價作為一個基本的任務。成效有三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一些熱點城市，一線城市，包括一些二線和三線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得到了抑制。

記者董倩：您說的是這個漲幅要比以前要弱了？

王蒙徽：是。第二個，應該說是商品住宅的銷售面積也平穩地回落，從年初的23.7%，降到年末的5.3%。第三個，三四線城市庫存降低，已經回到了合理的區間。

住房解決辦法一：共有產權住房

記者董倩：那麽有的人就會講，房價已經很高了，我也買不起。

王蒙徽：所以我們現在推出共有產權住房，它首先是政府主導提供的，另外它是提供給無房戶的。第三個，就是它比市場價要低。我們現在支持北京和上海開始試點，其實有些城市已經都開始做了，包括現在很多城市搞的叫做“人才房”，其實有相當一部分都是共有產權住房。

住房解決辦法二：培育住房租賃市場

成立國有租賃公司，建服務平臺

記者董倩：您看一下有一個小夥子（網友）他想直接給您提問，這是個要結婚的小夥子，您聽聽他說什麽？

網友提問：部長您好，我在北京工作有些年了，現在準備考慮買房，看報道說國家現在正在發展長租房和共有產權房，就想說，是不是以後可以不用買商品房了？

王蒙徽：現在住房需求主要是進入人口凈流入的大中城市的新市民，現代社會是一個流動的社會，特別是從住房來說，家里大都有房子，但是你現在到北京來了，到上海來了，你在這兒找工作，可能你就缺房子了，所以我們這一段在大力推進租賃住房的建設，在租賃住房市場的培育這方面下功夫。

現在我們12個試點城市大概已經成立了51家國有的租賃公司，所有的試點城市都已經建了政府主導的租賃住房的交易和管理服務的平臺。比如現在建行在廣東就在做租賃業務。比如說你們家有房子，那建行可以跟你簽個協議，你把這房子租給建行三年五年，建行再去出租，因為國有租賃企業是可以保證市場的公平運作，或者說這是國有企業一個很重要的社會責任。

中國城市還缺什麽？

承載力還有提高的空間

記者董倩：城市的發展現在是日新月異，但是一方面人們又覺得怎麽建來建去都長得相差不多，在這方面未來會有什麽樣的勾畫？

王蒙徽：改革開放這四十年，我們國家從過去的60幾個城市到現在的661個城市，在這麽快的一個高速增長過程中有些問題是不可避免的。日本的東京，人口跟我們北京差不了多少。但是東京交通暢順的程度要比北京好，這也反映了我們城市本身的承載力還有提高的空間。包括現在我們還有一些共享單車，這些新的業態對我們城市的影響，我們的空氣，我們的水，我們的馬路，我們的這些基礎設施都建的很多，但是我們過去可能為汽車考慮的多了一點，為人考慮的少了一點，那麽在這方面，我覺得還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村容村貌：希望組織建築師下鄉

記者董倩：現在還有一個，跟更多人有關系的，就是農村環境的建設，農村環境的治理，這恐怕也是擺在您面前的一個大題。

王蒙徽：作為我們來說，主要是著力農村人居環境的整治和改善。要以農村的垃圾汙水的整治和村容村貌的提升為切入點。特別是在農村的生活垃圾的處理，農村生活汙水的治理，選一些縣來進行試點，我們也希望組織一些規劃師，建築師，能夠蹲點下鄉，幫助農民建設符合當地特點的農村建築。

快問快答

我年輕時也租過房

記者董倩：您年輕的時候，住的是什麽房？

王蒙徽：我年輕的時候，當然是租過房的。我從大學畢業以後就留在學校，然後就住在筒子樓里邊，有一個12平方米左右這麽大的房子吧，大家都在樓道里做飯，公共廁所就兩個。

每天上班要看各地住房交易情況

記者董倩：另外一個，您每天上班是不是要看一下各地房價的走勢？

王蒙徽：每天都會給我一個住房交易的日報，包括全國住房交易的總體情況，以及各個城市的交易情況，當然也包括房價。

規劃趕不上變化：成長中解決問題

記者董倩：您是1977、1978那兩年上大學的學生，您在讀書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若幹年後，幾十年後，這個國家，會發生這樣的變化？

王蒙徽：那是從來沒有想到的。我上次，跟中國城市規劃院說，當時你們去做這個深圳的規劃，那時候還是很解放思想，說深圳市是可以發展到80萬人，後來大家覺得，是不是可以再解放思想一下，說150萬人，那現在是多少人？現在是2000萬人。實際上我們現在的很多問題，都是成長過快帶來的問題。當然我們也要在未來的成長過程當中去解決這些問題。

（來源：央視新聞 記者：董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