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發現現存活艾滋病感染者57.7萬例，死亡18.3萬。這些數據中，還有一個群體不能被遺忘，就是艾滋孤兒。
隨著我國艾滋病感染人數的增多，艾滋孤兒的數量也在不斷上升。艾滋孤兒面臨家庭結構缺失、經濟貧困、歧視和排斥等問題，對兒童身心發育造成了嚴重影響，需要得到生活、醫療、教育、心理等方面的更多的關懷和救助。
“盡管國家出臺了多項法規政策，為艾滋孤兒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醫療和教育，但分散的艾滋孤兒很難享受到這些福利。社會組織提供的關懷和管理，常常由於人員、資金和政策的限制難以為繼。政府和社會部門應該以身作則反對歧視艾滋病，將艾滋孤兒的管理常態化，和社會孤兒一起納入福利和教育等社會體系的主渠道，從而切實保障他們的權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據《中國兒童福利政策報告2011》指出，估計2010年底，約有49.6~89.4萬在中國的兒童成為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其中2~2.7萬兒童因艾滋病失去父母雙方。
對此，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通過財政資金支持等多種形式對艾滋孤兒實施救助，也出臺了與艾滋孤兒生活、教育、醫療相關的法規政策，形成收養、家庭寄養、模擬家庭養育和機構供養等多種安置模式，還在艾滋病高發區設置了艾滋孤兒救助安置工作指導中心，對基層救助安置工作實施監管和指導等。
2017年1月1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這是今後5年引領、指導“十三五”時期我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提到，依法保障感染者和病人就醫、就業、入學等合法權益，落實社會保障政策，為孤兒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兒童及時、足額發放基本生活費，支持符合扶貧條件、有勞動能力的感染者和病人開展力所能及的生產活動，共享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
“但是對於分散的艾滋孤兒，存在許多的問題和局限性，其主要癥結在於艾滋孤兒難以納入救助、教育、福利和就業等方面的社會主渠道。其主要原因在於當地政府和社會部門不夠重視，制定的法規政策難以落到實處，缺乏對艾滋孤兒的規範性管理制度和管理機構，管理模式仍為空白。”邵一鳴表示。
由於社會福利院、幼兒園和學校不願意接受艾滋病感染兒童，在艾滋病高發區，當地政府會建立專門針對艾滋孤兒的收養機構和學校，但這畢竟只是少數。多數散在各地的艾滋孤兒主要依靠草根民間組織的救助，將他們集中到有一定條件的城鎮安置。但由於自身資金不穩定、缺乏專業人員和政策支持等問題，民間組織的救助十分有限，並且難以維系。有民間組織反映，社會組織機構監護的兒童因戶籍不能落戶當地，需承擔高額的學費和醫療費用，給社會組織機構帶來較大的經濟負擔，社會組織機構監護的非福利院轉介的兒童，不能享受福利院兒童的待遇和政策(如就業安置政策等)，對孩子將來順利回歸社會是一個挑戰。
隨著艾滋病研究的不斷深入，抗病毒藥物的重大突破，艾滋病已經從過去的高致死性疾病轉變成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對艾滋病的防治無需獨立的防治體系，可納入整個社會體系，實施常態化管理。因此，對艾滋病孤兒的社會保障也應該常規化。
邵一鳴建議，由國務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員會發文要求各有關政府部門將艾滋孤兒救助、教育、就業均納入社會主渠道，反對歧視，保障艾滋孤兒的社會權利。民政部開展艾滋孤兒福利和保障制度執行情況的檢查，保證艾滋病孤兒能夠享受國家的政策和照顧。教育部門開展艾滋孤兒在各級學校就學情況的督導檢查，反對歧視，保障艾滋病孤兒的就學權利，為艾滋病孤兒保密，並與衛生部門合作，在普通學校就學期間保證他們的教育和醫療照顧。就業部門要對艾滋孤兒有特別的安排，提供針對大齡艾滋孤兒的就業職業技能培訓、就業服務，保證艾滋孤兒正常的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