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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金啟動三引擎 攻上寶座 金控評比》財務績效、海外布局 富邦金、中信金較勁

台湾地区五大金控家族风云

http://www.xcf.cn/tt2/201401/t20140113_540999.htm'

范博宏 刘文琛/文 

　　从单独执业到许可混业经营，从民营资本不可染指金融业到五大金控家族的诞生，台湾地区在两次“金融改革”期 间，力推“大金企”概念，富邦国泰蔡家、新光台新吴家、中信辜家、元大马家与华南林家纵横政商两界，积极寻求兼并扩张，成为金融业新霸主。从五大金控家族 壮大过程可以看到，台湾地区的“金融改革”为民营资本带来了巨大的红利，提高了企业的市占率，但政商关系的博弈风险亦在所难免。那些未能保持底线的企业 家，家族声誉及百年基业双双受损。

　　2013年2月，台湾元大集团前董事长马志玲，因为背信及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名，被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判处7年4个月的刑期。2013年 5月，台湾望族辜家第四代接班人、中信金控前副董事长辜仲谅因为“红火案”被判处9年8个月的重刑。辜仲谅之弟、掌控开发金控的辜仲莹也在同一时期因金鼎 证券购并弊案被判刑4个月。这些台湾地区金融界的重量级人物落马，究其原因，令人咋舌。自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来，陈水扁推动了两次“金融改革”，誓言 要打造“具国际竞争力的台湾金融体系”。但事与愿违，两次“金融改革”并未显著提升台湾金融业的竞争力，反倒沦为其敛财工具，甚至被外界称为“骗局一 场”。而台湾金控家族在“金改”时期收获滚滚红利，现在却有部分核心人物身陷勾结贪腐官员的不当行径中，更落得锒铛入狱、名誉扫地。

　　动荡年代一向是机会主义者的年代。20世纪初，移居至台湾地区的各个家族开始经营生意，他们通过姻亲关系、政治及商业联盟，同时以家族企业相互持股的方式建立起庞大且强有力的关系网，逐渐发展成为雄霸一方的家族集团，旗下生意几乎涵盖各个行业。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台湾金融业却是少数还未被各大世家占据的处女地，也是众民营资本虎视眈眈的一个领域。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在台湾 两次“金融改革”期间，富邦国泰蔡家、新光台新吴家、中信辜家、华南林家与元大马家纵横政商两界，积极寻求扩张，成功突围，成就在台湾金融业的新霸权。随 着规模的急遽扩张，在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十家企业中，金融控股公司占到了其中的9家。2011年，根据《天下》杂志的统计，台湾地区以“新五大家族”为首 的十大家族财团共掌握了13大金融和商业集团，旗下共有77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6万亿元新台币，占台湾地区股市总市值的1/4；另外，“新五大家族” 旗下总共不过数百家企业，但其营业收入总和却占台湾地区GDP的10%以上，足见其在台湾产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福布斯》2013台湾地区50富豪榜也 由上述财阀家族牢牢把持着（表1），富邦蔡家的蔡万才家族以85亿美元资产高居榜单第2位；系出国泰蔡家的蔡宏图兄弟与蔡镇宇则分别以29亿、21亿美元 居榜单第12、14位；新光吴东进家族以19亿美元资产位列第15位；板桥林明成家族以11.2亿美元占据第31位；而鹿港辜家的和信辜成允家族与中信辜 家虽经历分家之殇，但仍分别以14.4亿和8.75亿美元身家双双进入榜单，分列第24和38位（表1）。

　　然而，经历了两次“改革”的台湾金融业长期绩效依旧不佳，国际化程度低下，社会各界无不摇头叹息。台湾“金融改革”与五大金控家族的故事，非常值得研究。

　　台湾地区两次“金融改革”

　　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台湾地区，金融业一直都是受到高度管制的行业，其中的三大基础产业为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在台湾地区原有“法律”的规定下，三者独立经营，不能互相控股。

　　1980年以前，台湾银行业一直受到严格管控，当局只允许建立公营银行，称为“公股银行”。直到1980年以后，台湾地区戒严令取消，台湾“财 政部”才开始提出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解除利率管制和推动外汇市场自由化来振兴金融业。在证券业方面，台湾当局大幅放宽了资本管制并解除了 经常账户的外汇管制，此前门可罗雀的台湾证券交易所也因此变得车水马龙，日均成交量从1982年的1.3亿元新台币增长到1989年的256亿元新台 币，7年间翻了近200倍。在银行业方面，两项主要改革措施是：1989年“银行法”第41条对于银行存款与放款利率管制的取消，以及1991年核准15 家新银行的设立（在1992年变成16家）。前者使得银行可以自由控制存贷款产品的价格，后者则意味着台湾银行业的正式开放。此后民营银行如雨后春笋数量 剧增，但同质化程度却非常高，过分依赖存贷息差作为回报，导致银行业的杀价竞争，净资产报酬率由20.79%的高峰降至3.61%，同时资产报酬率由 0.9%的平均水准跌至0.26%；逾期放款比率却危险地由1995年底的2.88%增加到2001年第一季度的8.28%。高逾放比及低回报都表明，台 湾前期“金融改革”存在着明显缺陷，同时阻碍了本土银行家的资本积累，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次“金融改革”（2001-2004年）。由民进党“政府”推动的“一次金改”始于2001年。当时， 台湾经济出现衰退，借款户财产缩水、财务吃紧，导致金融机构授信风险提高，进而影响到银行债权及资产质量。同时，由于台湾金融机构数量繁多，规模及市场占 有率都偏低（表2），影响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及整体竞争力。为应对这些问题，自2000年底以来，台湾当局陆续通过了包括“金融机构合并法”及“金融控股公 司法”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法案，以帮助金融市场完善法制基础。随后，在2001年6月，陈水扁“政府”正式推动“金融改革”（在台湾地区称为“一次金 改”），成立了“行政院金融改革专案小组”，目标旨在帮助金融业公司（特别是公股公司）改善体质：容许银行、证券及保险在内的三种金融事业联合经营，并希 望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之下，通过并购提升企业活力，改善整体产业业绩。

　　当时，陈水扁“政府”提出了“二五八目标”，即台湾当局以除弊为主轴，为金融机构提供首年免税的支持，以达成两年内金融机构逾放比率降到5%以 下、资本充足率提高到8%以上的目标。同时，由于台湾金融机构各家占有的市场份额都相当小，在“金融控股公司法”通过后，中小金融机构竞争变得困难，金控 家族便开始想尽办法并购实力良好但经营出现困难的金融机构，希望自己“做大做强”，在并购潮中分享“政策”红利。

　　第二次“金融改革”（2004-2008年）。2004年，陈水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他再次接受体制外 “经济顾问小组”的建议，开始推动二次“金改”，旨在促进金融机构的合并，期望能够创造出领导性银行，提升台湾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次“金改”提出四大 目标：在2005年前在台湾内部新成立三家金融机构，其市场占有率必须达到10%以上；公股金融机构数目减半，由12家缩减到6家；在2005年底以前， 台湾地区14家金控公司数目要减半；至少有一家金控公司要由国际资本来经营或者是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市。依据台湾“金管会”的主张，台湾地区至少需要三家市 占率高的领导性银行，来产生价格领导机制，实现理性定价，以结束十余年来的割颈竞争。再者，引进外资持有并经营一家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可提升台湾银行业的 经营管理水平。

　　由于台湾地区的经济比重以中小企业为主，金融业便偏向“小而多”的模式发展。因此，二次“金改”追求“大金企”的概念，希望既解决行业内的恶性 竞争，同时也能加快台湾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建立起以台湾为总部的国际金融企业。在这一“政策”目标下，各金融企业加快了并购活动以确保自己不会被排除在 “生还者名单”之外，但多次大型并购案却带来了股价负面波动的结果。同时，由于“政策”目标希望公股金融机构能够释放经营权，而公股与执政党的关系非常紧 密，政商关系便成为了各金融家族在并购公股机构时所依赖的重要杠杆。

　　五大家族的并购大战

　　在两次“金融改革”中，台湾企业家积极争夺民营和公股金融机构的并购权，五大金控家族也不例外，他们在两次“金改”期间共提出了19项并购案，在为企业带来更广泛的金融业务的同时也提升了市场占有率（表3）。

　　然而，并购也未必为企业带来利益，当中不少争议与弊端招致公众反感，导致市场担心并购案的“不确定风险”（表3）。由于长久以来，台湾地区政商 关系非常密切，同时金融市场仍然处于初步开放阶段，这意味着民营企业能够借政商手腕取得公股金融机构的并购权。假若要探讨各金控家族在“金融改革”的并购 当中所获得的利益，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如何透过本人或家族与政治团体“搭线”，进而占得先机，或是从中牟利。

　　国泰与富邦蔡家—以小吃大

　　国泰蔡万霖家和富邦蔡万才家本为一家，1979年分家后，蔡万霖以所分得的国泰人寿为基础，成立了国泰人寿集团，后更名为霖园集团，但业务仍然 以“国泰”命名。经过了蔡万霖和儿子蔡宏图两代的苦心经营，国泰蔡家在“金融改革”以前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企业家族。2001年“金融改革”的号角吹响以 后，蔡宏图开始筹组国泰金融控股公司（2882.TW；下称国泰金控），期望在这个新开放的市场拔得头筹，树立霖园集团的“国泰”旗帜。2001年，国泰 人寿的营收与利润各占集团93%及86%，显见当时国泰尚缺乏银行与证券类业务。为改变这一现状，蔡宏图决定利用“金改”的机遇拓宽业务，以扭转国泰过分 依赖保险业务的不利局面。

　　同出蔡家的富邦金控（2881.TW），在分家以后也积极拓展自己在台湾地区的金融业务。蔡万才分家时获得国泰产物保险，并在1992年将其更 名为富邦产物保险，与国泰一样以保险业务作为核心。蔡万才的儿子蔡明忠明白，自家集团的弱点在于市场份额低，虽然在产物保险是龙头，但寿险业务的市占率远 低于国泰人寿的37%。因此，在出任董事长一职后，蔡明忠便积极寻找方法，希望在保险业务之外的金融市场上占据优势。然而1998年，蔡明忠与弟弟蔡明兴 却因为遭遇台湾地区的“地雷股风暴”，导致富邦集团该年度出现近百亿元新台币的巨额亏损。2000年，蔡明忠与花旗银行结成联盟，以230亿元新台币的价 格卖出富邦集团15%的股权，并且换得花旗投信与花旗人寿的业务并购。由此，富邦金控重塑实力，应对即将来临的公股释权和金融业并购潮。《福布斯》杂志曾 以“花旗集团的秘密武器”为封面标题，来称许蔡明忠与蔡明兴兄弟，这也是台湾金融家首次登上《福布斯》封面。

　　在第一次“金改”中，蔡家两大掌门人蔡宏图和蔡明忠发生了一次为外界所瞩目的对阵。2002年8月，霖园集团宣布国泰银行并入公股控制的世华银 行，由于二者规模差距较大，这起并购因此成为了“金改时期”以小吃大并购案的代表。不过，这宗收购的焦点不只在于收购价值巨大，而在于民营资本并购官股金 融机构时，当中所涉及的手段及利益关系。其实，在2001年间，富邦蔡家已布局世华银行多时，不但已取得世华银行两席董事，并花上百亿元新台币买进近 15%的股权；国泰蔡家不但只有一席董事，股权也只有一成左右。但蹊跷的是，最终国泰蔡家却反而得手。2008年国民党重新主政。2009年，台湾“最高 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简称“特侦组”）开始侦办富邦、国泰两大家族的相关案件。他们的调查显示，陈水扁在第一次“大选”时获国泰蔡家“赞助”新台币1 亿元，当上“总统”后又“援例办理”，自2001年至2004年，每年都以选举名义，要求蔡宏图赞助1亿元新台币，前后共接受了国泰4亿元新台币的现金。 而富邦金控在陈水扁首度竞选台湾地区“总统”时，只赞助了1500万元新台币，相较于国泰蔡家，“两集团给付的金钱相去悬殊”。在这样的“交情”下，当蔡 宏图与蔡明忠双双表达入主世华银行之意时，陈水扁直接指示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庸三，表示支持国泰并购世华，还要人传话给原本较具优势的富邦蔡家，要求富 邦蔡家放手。

　　与国泰蔡家不一样，虽然蔡明忠是陈水扁的同窗，父亲蔡万才也支持陈水扁，与民进党关系密切，但蔡明忠却没有一边倒地向绿营押宝。在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蔡明忠是国民党“连友会”的发起人，并多次在媒体访问当中强调自己是“蓝绿组合”。

　　2002年对公股台北银行的并购取得成功就是富邦蔡家“风险分散”政商关系得法的明证。当时，台北银行经营状况良好，共有80家分行，因此吸引 到国泰金控、公股开发金控（2883.TW）、元大京华证券集团（2885.TW）马家及中信金控（2891.TW）辜家的争相竞逐，但最后却为规模资产 远不及台北银行的富邦取得并购权。由于台北银行的控制权在并购之前主要掌握在台北“市府”手中，而当时的“市长”正是蓝营国民党的马英九，因此与蓝营沟通 在所难免。据同属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实秋的说法，当时台北银行高层在言语中透露台北银行要并入富邦金控，而且允诺国民党“议员”，如果支持合并案，蔡 明忠愿意赞助数千万元新台币作为政治献金。显然，政治介入帮助蔡明忠得到了台北银行。

　　这两宗并购案清楚地显示，在台湾地区金控家族形成过程中，政商杠杆发挥着巨大作用。不过，虽然并购台北银行后富邦金控一跃成为大台北地区的银行业龙头，但由于公股与民营企业间迥然不同的企业文化，台北银行的旧员工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企业士气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

　　新光与台新吴家—专业并购

　　新光金控（2888.TW）与台新金控（2887.TW）本同属新光企业集团吴家，分别由吴家第二代吴东进和吴东亮经营掌控。1986年经过家 庭会议后，新光集团的家族事业被交于吴东进，为分家埋下了种子。到了1997年，吴家兄弟陆续脱手对方所负责公司的股份，以便理清兄弟之间的财产，被外界 视为分家。2002年，由于管理风格不一加之关系紧张，兄弟两人决定各自成立金控公司，与其他金控家族一争高下。

　　长子吴东进在分家时得到的家业最多，主掌新光人寿、大台北瓦斯、财团法人新光吴火狮纪念医院等4家企业体，财力雄厚。但由于吴东进成立的新光金 控的本行是保险业，为进一步扩展金融业务，新光金控分别于2004年及2005年对民营的联信商银和诚泰银行提出并购计划。这两项并购案的成功，尤其是后 者，帮助新光金控迅速扩张了金融版图：其银行分行规模由37家一跃上升至108家，信用卡持卡人数合计逾156万人，资产更迅速增加到逾1.2万亿元新台 币，成为了寿险与银行业务并驾齐驱的金控集团，规模仅次于国泰金控。

　　吴东进在“金改”中得以成功并购联信银行及诚泰银行，有一位不得不提到的人物—林诚一。林诚一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是陈水扁的学弟，两人早在 大学时期便交情匪浅。后来，林诚一成为诚泰银行的董事长，积极资助陈水扁的“竞选”活动，并借出价值20亿元新台币的土地作为其“竞选”总部，被视为陈水 扁团队的中坚分子。其后他又以诚泰银行的名义发行“台湾之子”信用卡。根据台湾“检方”的调查，在吴东进并购的前夕，林诚一向陈水扁捐出1亿元新台币的政 治献金。据台湾《商业周刊》的分析，吴东进有意并购诚泰，在陈水扁的压力下，林诚一才决定出售诚泰银行以换得更大利益。在并购以后，林诚一被吴东进留任， 委任为新光金控的名誉董事长。2006年，林诚一更被“政府”委任为官股开发金控的董事长。

　　新光吴家在两次“金改”的6年间并非一帆风顺。在一次“金改”期间，吴东进曾面临重大财政困难。当时，新光人寿提拨巨额保险责任准备金，造成股 价大跌，而后又因科技股泡沫危机出现单月大亏25亿元新台币的困境。吴东进清楚，市占率只有9%的新光人寿无法与市场份额占37%的国泰人寿相抗衡，因此 选择了“专业并购”的方案—在相对封闭的银行业针对“小而美，大而好”的银行进行并购。最后，随着联信商银和诚泰银行并购案的成功，加上吴东进并未涉及有 关政商关系的弊案，市场对新光金控恢复正面期望，在一次“金改”以后相对于台湾加权指数股价都优于大市。

　　台湾商业家族大都奉行“长子继承制”，以致作为三子的吴东亮并没有在分家之中继承到新光集团的“金鸡”人寿业务，但他分到的台新银行后来在台湾 金融业却雄霸一方。1990年初，台新银行应银行业开放“政策”而成立，却是最后一家拿到牌照。没有政商人脉，也没有供应不断的资金，台新在成立初期以规 模小、表现差、逾放比较高而“闻名”，成绩在大台北地区垫底。一次“金改”前夕，其仍处于不利形势，2001年台新银行的纯利率只有4.06%，远低于行 业平均值的16.96%。

　　江湖中“金改”的风声此起彼落，吴东亮明白，如果再不改善台新银行的状况，在金融业开放中就会被对手吞噬；加上台新吴家旗下只有乏善可陈的银行 和证券业务，因此其也开始进行“专业并购”，与具有广泛同质性的大安银行进行洽商。吴东亮希望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来改善经营，并在“金改”落实后共同成立金 控公司。2002年，台新银行成功并购大安银行，经营及获利能力也迅速改善，纯利率飙升至16.3%。另外，得益于吴东亮本人及其管理团队的专业管理理 念，台新银行在两年间便蜕变成台湾银行业的领军者之一。2004年吴东亮在银行业再下一城，成功并购业务相似的新竹十信，在二次“金改”前扩大了事业版 图，台新银行分行数量增加到101家，台新金控的资本额更达到9.9 万亿元新台币的新高。

　　经过两次与中小型银行的合并，并配合二次“金改”“公股释出”的目标，吴东亮将台新金控的并购方向转向大型公股银行，以打造台湾第一民营银行。 当时市面上与第一银行、华南银行并称为“省属三商银”的彰化银行因为超贷太多、财务不稳健，于2005年6月决定发行占总股份比例22.5%的特别股。除 了台新金控、富邦金控、兆丰金控、开发金控等本土机构以外，新加坡淡马锡也参与了投标，其中淡马锡更聘请“双摩”（摩根大通与摩根士丹利）和台湾地区各大 重量级经理人加入，担任财务顾问。令人意外的是，台新金控最后赢得了彰化银行的特别股竞标，成为其最大股东，随后更把股权比例提高到32.5%，根据两次 “金改”后的“金融法”将彰化银行正式列为子公司。这一过程看似顺利，却是台新金控与彰化银行合并问题的开始。在台新金控成功竞标彰银特别股后，资本市场 都认为标价太高，又适逢台湾金融业的“双卡风暴”，台新金控原本制定的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的计划无奈搁浅，最后不得不依靠美国新桥投资和日本野村 控股共同注资310亿元新台币渡过难关。但如此一来，台新金控的外资持股比率一下子剧增到45%，为日后的治理问题埋下地雷。

　　毋庸置疑，吴东亮凭借魄力及野心带领台新金控达到历史高位，但缺乏政商背景成其软肋，台新金控与彰化银行的合并计划迟迟得不到批准，即使在 2008年政党再次轮替后，也没有得到“财政部”、“金管会”和公股对合并的同意。台湾“政务次长”曾铭宗公开宣称：“如果同意这项整并案，将严重违背大 众利益。”从中标日起计，台新金控的月累积超额回报率半年下跌了约60%，这反映出公众及市场对台新金控并购未能取得成功的失望。难怪2013年6月股东 会时，吴东亮坦言：“彰银问题是拖累台新金股价长期因素，也是‘我们心里的痛’。”

　　台新吴家在并购彰化银行一事中可谓“前门失火，后门有贼”，不但并购遥遥无期，更因动用大量资本，引来了占45%股权的外资，倘若外资瞬间撤 离，台新金控便岌岌可危。这也再一次证明，在政商关系紧密的地方，“政策”红利的获得是需要一定的政商手腕作为支持的，否则并购可能成为企业的灾难。幸 好，由于新光与台新吴家都实行“专业并购”，只并购体质良好、业务相关度高的银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两家金控公司在刚开放的市场中立足。

　　台湾中信辜家—并购致声誉遭受重创

　　2003年，正积极于一次“金改”中拓展领地的辜家发生了“达裕开发公司跳票事件”，辜濂松选择与癌症复发的叔父辜振甫“宁静分家”，正式把中信辜家定性为金融事业家族，与辜振甫一支、和信的生产事业完全分割开来（详见2013年11月号本专栏文章）。

　　虽然手持和信金控的叔父辜振甫带有明显的深蓝政治色彩，但中信辜濂松及其长子辜仲谅却与李登辉和陈水扁非常亲密。一次“金改”开始后，辜仲谅洞 悉先机顺利取得金控公司牌照，成立中信金控，将中信保经、中信证券、中信保全纳入其中，建立起金融业大象企业。与其他金控家族一样，中信金控也积极寻求并 购，并于2003年以195.7亿元新台币并购万通商业银行全部股权。值得玩味的是，辜仲谅在得知台湾“财政部”已不愿意再发出银行分行执照的情况下，认 为收购万通的综合效益相当高；舆论却指出，万通银行盈利能力堪忧，且并购案中涉及大量政商手段，由此带来“不确定风险”。事实证明，并购后中信金控的纯利 率及股东权益报酬率（ROE）分别急降12%和10%，股价表现也不及大市。

　　并购会为企业带来规模，却不一定带来收益。“金融改革”开放了金融市场的并购，辜仲谅却在并购中遭受重创。然而在看到富邦金控与台新金控都积极 并购公股银行后，辜仲谅决定带领中信金控成为台湾最大的金控企业。2004年中信金控再次出手，购并长期亏损的公股凤山信用合作社，并公开宣布要买进兆丰 金控10%股权，但为了避免收购成本因消息外流而上升，中信金控在“政府”核准前，就借子公司中信银行以逾3.9亿美元购买了巴克莱银行发行的结构债，同 时委任自己控制的顾问公司要求调整结构性债券的投资标的，从而购买兆丰金控3.97%的股份。此外，为了令公股妥协，辜仲谅将1000万美元作为政治献金 汇入了陈水扁家族的海外账户，而在此之前陈水扁已经收下了辜仲谅2.9亿元新台币的政治献金。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同年“特侦组”开始对这宗全台 湾最大的金控并购案进行调查，发现中信金控的几位高管出现内线交易和背信的违法行为。原来，辜仲谅在宣布并购后，又经由子公司红火赎回这些结构债，其中获 利3047万美元（约新台币10亿元），辜仲谅与妹夫陈俊哲共同侵占了其中的3亿元新台币。不愿面对司法的辜仲谅马上躲到日本，著名的“红火案”由此而 来。2007年，辜仲谅终于回台接受审判，直到2013年，“法院”二审判处其9年8个月的有期徒刑，现在此案仍在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上诉中。政商关系 帮助辜仲谅拿下了“金改”以后的桥头堡，却让他与家族的百年声誉蒙尘。

　　至于中信辜家二子辜仲莹，未能继承到中信金控，却在一次“金改”时获取了本属国民党党产的中华开发金融控股公司（2883.TW，下称“开发金 控”）的控制权和经营权，这成为了中信辜家的第二道财脉。在2002年前，开发金控表面上是民营企业，但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离开了权力核心的国民 党打算出售业绩不佳的党产股权，以确保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作为选举经费。而辜仲莹在2004年通过台湾中国人寿与台湾中信证券，大举加码收购市场上开发金控 的股权，并在最后拿下了其经营权。这一举动无疑帮助国民党提升了政治影响力，但令陈水扁大为不悦。后来在前“行政院副院长”蔡英文的主导下，开发金控公股 明确规定，辜家董事席位不可过半，以此消弱辜家与国民党的影响力。

　　雄心壮志的辜仲莹在成为开发金控的总经理后，想要一口气拿下国民党的另一党产—中央投资旗下的复华金控。其时，另一金控家族元大金控马志玲也希 望将复华金控收归自己名下。原本辜仲莹已经胸有成竹，因为无论在财务还是管理经验上，辜仲莹掌管的开发金控都略胜一筹。据国民党党部透露，国民党其实已经 和辜家签约，但因为陈水扁“总统府”的介入，最后被元大马家抢下复华金控。如此看来，辜仲莹很有可能在开发金控收购案中得罪了“总统府”；也有分析指出， 元大马家也运用了相当的政治手腕讨好陈水扁。时移势易，2007年前后陈水扁“内阁”改组，蔡英文下台换上了邱义仁，变成了对辜仲莹有利的政商形势。辜仲 莹运用各种管道争取有利于自身的政治砝码，并在“府院”高层的力挺之下，令“财政部”从不许中信董事席位过半，退让到中信董事席位不超过2/3的门槛。不 过，这些都还无法让辜家满足。最后中信辜家拿下八名董事、二名独董、二名监察人的绝对优势席次；相比之下，公股仅取得四董事一独董一监察，中信集团不论从 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取得了2/3以上的席次，正式取得了开发金控的控制权。2013年6月，开发金控进行11席董事改选，公股只剩下以台湾银行为代表的 最后一个董事席位，公股对开发金控的控制已是名存实亡。

　　2005年10月，开发金控与旗下子公司宣布已购入占金鼎证券总股量16.15%的普通股，成为第二大股东，目标是吞下金鼎证券，将其在证券业 的市占率从2.2%提升为4.2%。当时市场也颇为看好这一行动，开发金控在公布并购后累积超额回报率节节上升，相对于台证指数15日内增长8%。

　　不过，被并购方金鼎证券对开发金控的行动非常不满，甚至发出“恶意并购”的警告表明会进行“反收购”，并制定了多项策略，规划与环华证金、第一 金证券、远东证券进行四合一合并案，以稀释开发金控对金鼎证券的控股比例。然而开发金控得知这项讯息后，为求顺利入主金鼎证券，采取了诸多违法操作，当中 更滥用政商手腕以达到并购目的，例如，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强制公开收购的规定，利用开发国际、大华证券等开发金旗下公司，向环华证金股东取得环华证金 20%以上的股权。2009年“台北地检署”侦办开发金控并购金鼎证券一案，认定辜仲莹和开发金控策略长等4人违反“金控法”，涉及内线交易，从中牟取暴 利，当中辜仲莹从开发金控中获利1.4亿元新台币。同年辜仲莹又被“特侦组”查出在2004年入主开发金控期间，协助陈水扁之妻吴淑珍洗钱5400万元新 台币，以换取公股对董事局席位的退让。最后辜仲莹被判解除其开发金控董事及总经理职务，并命开发金控改派其他自然人代表接替其银行董事职务。虽然辜仲谅及 辜仲莹两人都正在对案件提出上诉，但“特侦组”的证据及“法院”两次审判结果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提高了结论的可信度。中信辜家拥有深厚而庞大的政商关系 网，兄弟两人在“金改政策”目标的掩护下滥用政商关系，对企业作出违法的恶意并购，结果引火烧身。

　　元大马家—“金改”中的黑马

　　与其他家族金控的本行不同，元大马家的马志玲是从证券业发家。台湾解除戒严以后，买卖股票成为全民运动，马志玲抓紧机会建立自己的证券公司。 2004年初，一次“金改”渐入尾声，各金融集团都已经建立起自己的金控公司，有些甚至已经达成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并购。到了2005年，马志玲得知当局不 会再发出金控牌照，而自己手上仍然一无所获后，心急如焚。如前文所述，复华金控的并购权本来是由辜家二少的开发金控所有。然而券商龙头元大马志玲，不单算 盘打得精，同时深谙弯腰之道，在短时间内成功地从辜仲莹手中把复华金控抢到手，也与剑拔弩张的复华金控大股东握手言和，从而避开了一场流血大战。

　　2004年，马志玲的元大京华金控开始在市场上买进复华金控股份，正式打响了复华金控的并购战。复华金控当时的股权结构相当微妙：国民党中央投 资公司持股近20%、公股台湾银行与土地银行共持股14%，民进党上台后党股与公股各吹各的号，再加上元大马家的进场，三股势力并驾齐驱。2003年底， 陈水扁“竞选”连任，当时他和民进党锁定国民党党产的议题穷追猛打，“行政院”为此还成立了“政党不当党产归还政府专案小组”，借行政力量对国民党施压。 而国民党为了摆脱政治困境，同时也希望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秘密地谋求脱手党产，当中业绩不佳的复华金控正是首选。元大马家得知中信辜家二少辜仲莹暗中表 示有意购买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便马上布局希望抢到手。在大家争相抢夺党产的形势下，如此复杂的一笔交易，陈水扁成为了当中的重要角色，马家巴结第一家庭 不可避免。2009年，台北“法院”在审理二次“金改”弊案时各证人和盘托出整件收购案的秘密。元大马家当时有两大布局，可谓十分周全。首先，没有既定政 党背景的马志玲利用民进党“立法委员”作为重要管道，以“打击党产”为名，软硬兼施，透过内部关系干预国民党出售自家党产的决定，导致辜家与国民党的交易 最终功败垂成。另一方面，元大马家掌握秘密谈判的进度，确定了出手的时间和力度。马志玲在得知辜家已经跟国民党签约以后，请妻子杜丽萍直接前往玉山官邸提 供政治献金，要求陈水扁和吴淑珍的支持。2006年6月，马志玲宣布元大京华与复华金控合并。同年9月，元大在复华金控的董事会改选中，一口气取得2/3 的董事席位，确定了元大京华证券与复华金控的合并案。

　　马志玲的政商手腕在元大收购后的董事长人选确定过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马志玲当时向媒体宣布，由台湾前“财政部长”、“驻WTO代表”颜庆 章，代表元大角逐复华金控董事长，而非他本人。这招“以退为进”，其实是出于马志玲的精心计划。颜庆章是台湾当局属意担任复华金控董事长的人选，在政治层 面，他具有平衡政党与大股东势力的作用；在经营层面，14家金控执照出自当年担任“财长”的颜庆章之手，请来拥有充分政商地位的他担任复华金控董事长一 职，对元大马家的加分作用不言而喻。

　　后来政党权力交替，马志玲与扁家已经建立的政商关系开始失效，“特侦组”也开始对当中的政商弊案进行调查。陈水扁涉及的二次“金改”“元大并复 华案”三审判处陈水扁10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权8年，并处罚金1亿元新台币，当中马志玲涉及的两亿元新台币政治献金被追缴没收。与此同时，“检方”查出， 马志玲夫妇误导旗下上市公司元京证券，大量买进旗下元大投信股票，将元大的结构债损失转嫁给元京证券，因此被控“背信罪”，二审重判7年4个月，更指出当 中可能涉及了更多的政治弊案，此案目前仍在上诉当中。

　　政商运作为马志玲在“金改”期间带来了重大利益。但马志玲在当中涉及的弊案也令元大马家的声誉蒙上阴影。

　　华南林家—百年基业立足不成

　　板桥林家也是台湾传统五大家族之一，他们从满清时代开始便拥有众多土地及雄厚的政商资源。今天，林家第七代嫡系单传林明成掌管华南金控，希望以 金融事业拓展林家家族企业的另一番景象。然而林明成脚下站着的，是一个尴尬的位置：华南金控虽然资产规模大、却深深受制于官股；虽然资格老，但却守成有余 变革不足。较之其他家族，华南林家更为保守，是带着“守业”的心态来经营金控业务。

　　林明成的父亲林熊征创办台湾华南银行时，与第一银行和彰化银行合称为“省属三商银”，由此可知华南银行公股的本质，林家也必须与国民党保持良好 关系才能夯实基石。林明成与前国民党主席连战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在政权交替以前，与蓝营关系亲密自然能够带来先机。1998年华南金控举行董事选举， 官股与民股的席次比例为9比6；到了“金改”的前夕，政商关系帮助林明成获得连任，官股与民股的董事席次比例更悄悄变成8比7，意味着华南金控董事权争夺 战即将上演。但在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以后，形势发生变化，要保持同样的政商关系需要向民进党靠拢。林明成便铺路宴请“总统府机要秘书”马永成，开始搭 起与绿营的关系。随着关系的深入，林明成逐渐变成民进党台湾智库的幕后大金主，成功使得公股点头同意其担任华南银行董事长。上任后，林明成颇具野心地想要 缩减公股数量，从而取得真正的经营权。

　　“金融改革”执行后，华南银行率先获得台湾“财政部”批准，成立华南金控，业务急速扩张。2003年公股第一金控公开“对外招亲”，林明成看准 时机，希望赢得同属公营企业的第一金控，认为合并后将会成为台湾最大金控，同时两者皆是“同父同母”的企业，合并难度也不会很高。第一金控属台湾“财政 部”所有，当时董事长谢寿夫和“财政部长”林全对这宗合并企划案，尤其对于林明成的野心，都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第一金控未来很有可能会与华南金控一 样，慢慢变成林家膝下的金脉，因此积极反对林明成对第一金控的合并计划。

　　合并案的失败使林明成更专注于华南金控的发展，也更加坚定了其获得华南金控实质经营权的决心，但这意味着他必须要与官股再次进行大战。林明成清 楚，要取得经营权就必须获得更多股权持有人的支持，新光吴家便是他认为第一个可以与之合作的家族。新光与华南金控渊源颇深：新光吴家是华南金控的原始股 东，吴东进夫人许娴娴长期以新光人寿慈善基金会的身份担任华南金控董事，吴东进的长女吴欣盈又嫁给了林明成的儿子林知延，吴家与林家可谓亲上加亲，于是， 新光吴家手上持有的华南金控股权便成为林明成的筹码。然而新光吴家加上林家所持有的华南金控权股未能达25%的并购法定下限，而公股却占33%的股权。

　　2013年华南金控董事席位争夺战的前夕，台湾“财政部”高层与林明成协商达成和解共识，公布“公民股”双方“不打仗”，林明成同意不争取华南 金控的董事席位的大多数，同时让出董事长一职，退居华南金控副董事长继续参与经营，但仍然兼任华南银行的董事长。时至今天，作为最大民股股东的林明成还是 无法取得华南金控的主要控制权，将多年经营的华南金控并入林家资产仍是一个不知何时能实现的希望。

　　台湾“金融改革”发人深省之处

　　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正紧锣密鼓推进，正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述，中国内地未来要“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 融机构”，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以预见在中国内地成立的民营银行数目可能会急速上升，有如台湾地区一次“金改”前民营银行林立的情况。如果政府同时开放利率 市场，根据台湾地区的经验，存贷利差在竞争下将会缩窄，从而引发银行同业的激烈竞争，乃至逾放率急速膨胀的情况。因此，中国内地的金融改革或可借鉴台湾地 区的经验教训，为未来金改中的一些风险做足准备。

　　过去台湾地区金融机构资产品质不佳，普遍存在逾放比偏高、资本充足率不足等问题。自国民党“执政”时代开始，到陈水扁首个“任期”内，“政府” 都将“金融改革”列为重点之一。台湾的一次“金改”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银行体质，不过鉴于金控公司和银行数量仍然过多、规模也无法与跨国金融机构相比， 陈水扁在第二“任期”内，推动了二次“金改”。但我们可以看到，由以陈水扁为代表的贪腐官员主导的“金融改革”并没有提升金融业的良性竞争，仅为对金融业 虎视耽耽的商业家族们带来了契机。台湾地区金控家族以政商手腕与政党连结，为自己企业带来金控公司的经营权，赚取了丰厚的“柜底利润”，各个家族迅速以兼 并公营企业和党产手段取得台湾金融市场的寡占权，建立起金融家族王国。然而，在台营运的外商银行分行数目却由2001年的44家减至2008年的38家， 至今只剩下36家。由此可见，两次“金融改革”并未给台湾金融业的国际化带来积极作用，相反，寡头垄断市场与官商关系的密切性使得外资望而却步，最终减慢 了台湾地区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众多研究也指出，跨国企业对有金融弊案发生的地区都是抱着非常负面的态度。

　　事实上，五大家族发起的诸多金融并购，平均而言并没有得到市场的正面评价。自2004年9月二次“金改”迄今，台湾地区共发生了48宗金融并购 案，但综合来看“金融改革”引起的并购案好坏参半，这些并购事件首度曝光前后15日的累计异常回报率趋近于零（图1）。另外，长期而言，五大家族主导的金 融事业业绩表现更是良莠不齐。从2002年一次“金改”到今年，五大家族的月累计股票异常回报率平均也趋近于零（图2），与先前购并宣布时市场的反应非常 一致。

　　我们看到，台湾这五大家族企业为了获得“金融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依靠本身的政商关系进行集团式并购，虽然长期绩效各异，但总体而言对台 湾的金融业没有显著的提升助力，这当中一是因为缺乏职业竞争优势，二是被收购原官营银行员工的官僚文化难以融入家族文化，三是因为台湾政治斗争造成了官股 与家族股权之间的抗衡斗法。这些教训都十分值得借鉴。

　　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可以为民营资本带来巨大的政策红利，为一些公司带来更高的市占率，但在政商关系的博弈下，最后取得金融牌照或并购银行业务的 资本是不是最有经济效益的经营者，从台湾地区的经验看来，答案不是肯定的。台湾经验告诉我们，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政商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作为工具 但也可能伤害自己。在政策红利的诱惑下，企业家运用政商关系时必须保持底线，这样无论在金融改革的路程上成功与否，也能实现家族企业的永续经营，捍卫家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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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金所是“偽國資”? 武漢金控發“紅頭文件”否認

日前，有消息稱漢信互聯網金融服務(武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漢金所”)的實際控制人為自然人，這家武漢最大的國資背景P2P平臺被指“存在利用假國資背景虛假宣傳”的嫌疑。16日下午，武漢金融控股集團下發文件(武金控字【2016】19號)證明漢金所的國資背景身份。

文件顯示，漢金所是由武漢信用投資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武信投資集團”)開展互聯網金融探索，聯合專業團隊設立的專業子公司，武信投資集團持有漢金所70%的股份。而武信投資集團系由武漢金融控股集團全資子公司武漢信用風險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武信管理公司”)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設立的股權多元化主體。武信管理公司為武信投資集團的第一大股東，是國有控股公司，亦是武漢金融控股集團合並報表範圍內的重要子公司。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上述消息對“漢金所”的國資身份提出質疑的依據主要是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下稱“公示系統”)。公示系統顯示，漢金所股東為深圳市同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和武信投資集團。前者股東為曾慶群和李曉夏。而武信投資集團在系統上登記的股東則是武漢高潤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高潤投資”)—和長江金控武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長江金控”)。長江金控武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是梅忠偉、劉波、楊祥綱、劉洋和胡溟5名自然成成立的公司。武漢高潤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兩家股東公司均為個人出資企業。

本報記者登錄公示系統發現，工商公示信息一欄中確實顯示武信投資集團的股東(發起人)為高潤投資和長江金控。但在企業公示信息一欄查閱“2014年度報告”卻顯示，武信投資集團的股東(發起人)共7個，分別為武漢君怡實業投資有限公司、武漢合旭控股有限公司、武漢高潤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武漢信用風險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源貝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湖北首豐投資(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長江金控武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其中，控股股東為武信管理公司，持股比例為25%。

這一信息與大連友誼(000679.SZ)於去年底發布的《大連友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公告是一致的。據大連友誼公告，武信投資集團占股漢金所70%，而武信投資集團的控股股東是武信管理公司，實際控制人是武漢金融控股集團，最終控制人是武漢市國資委。公告還指出，武信投資集團的資產重組上市需經過武漢市國資委、湖北省國資委的批準。

武漢金融控股集團下發的上述官方文件指出，外界對漢金所的國資背景質疑實為誤讀。漢金所自設立以來，註冊用戶近6萬人，累計交易額約7億元人民幣，已成為華中地區互聯網金融領域的重要力量，亦是公司金融板塊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漢金所CEO曾慶群透露，在“偽國資”質疑出現之前，平臺日註冊量在800~900人，日交易額在400~500萬元。但受“偽國資”質疑的影響，近日交易額下滑到20~30萬元。

星河集團布局金控 房企“圍獵"金融牌照掀高潮

“在我們的‘十三五’規劃中，金融是發展的重中之重，要發起或收購更多金融機構，並且已經有了實際行動。”近日，在旗下互聯網金融平臺星鑫寶成交額破億慶祝會上，星河集團下屬的星河金控人士如此表示。

成立於1989年的星河集團，主要業務為房地產開發，但在此之前，其已大力布局金融業務，並成為陽光保險集團、深圳創新投等金融機構重要股東。而其最新動向是，該公司計劃發起設立或收購銀行、保險、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

與星河集團一樣，房地產企業近年來掀起了一波“圍獵”金融機構的高潮。最近一年左右時間里，房企發起、收購的保險公司，數量至少已經達到12家。其中，部分房企實現了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業務全牌照。

星河集團轉型金融

公開資料顯示，星鑫寶於2016年1月正式上線，是星河集團唯一的互聯網金融平臺，由該公司100%控股，目前已與深圳銀順通小貸公司、深圳浩森小貸等進行了合作。

星河集團成立於1989年，經過27年發展，已形成房地產開發、商業地產運營、金融投資“三駕馬車”的業務組合。據該公司提供的數據，2015年全年其房地產銷售額達152億元，預計2016年將突破200億元。

作為轉型的突破口，早在此前的2009年，星河集團就開始金融業務布局。先後成為陽光保險、深圳創新投、深圳福田銀座村鎮銀行的重要股東。此外，該公司投資了國家級中小企業基金、前海母基金、紅土創業基金等，形成囊括保險、銀行、股權投資、小貸、小企業孵化、融資租賃的全產業鏈布局，現有金融資產規模超過80億元。

工商資料顯示，深圳福田銀座村鎮銀行成立於2010年，由臺州銀行發起成立，註冊資本4億元，其中星河地產出資4000萬元，持股比例為10%，為該行第二大股東。

星河金控集團副總裁、人力行政中心總經理周為稱，陽光保險集團此後進行了數次增資擴股，星河集團雖然沒有參與，但目前仍是其重要股東，在陽光保險集團的持股數量為3.6億股。而按照星河集團的規劃，除了做大房地產業務之外，未來將大力向金控投資控股集團轉型。

實際上，星河集團向金融業轉型的步伐已經進一步加快。2016年4月，星河集團成立了二級集團星河金融集團。據其內部人士介紹，除了已經入股的保險、銀行等金融機構外，星河集團計劃全面布局金融業，尋求包括銀行、保險、證券公司等在內的更多金融牌照，除了新發起設立外，未來不排除采用收購、入股等方式。

實際上，星河集團副董事長兼總裁姚惠瓊此前就曾表示，星河金融集團未來謀求有限金融牌照布局，同時精選產業，做產業投資與資本運作，形成包含產業投資、PE、上市公司並購重組、定增在內的完善的投資產品線，逐步實現“保險+基金+股權投資+債權”模式，五年內形成規模超百億的金控平臺。

房企“圍獵”金融牌照

與星河集團一樣，房地產企業近年來已經掀起一波“圍獵”金融機構的高潮。此前7月18日、7月19日，上市公司黑牡丹、皇庭國際先後發布公告，計劃發起成立保險公司。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不完全統計，僅今年以來，房企計劃發起、收購的保險公司至少已經達到4家以上。更早些時候，新城控股披露，計劃與紅星美凱龍、紅豆集團等聯合發起設立國峰人壽。此外，迪馬股份也在6月份公告稱，其全資子公司迪馬工業擬最高出資2億元，發起籌建三峽人壽。

如果將時間拉得更長一些，最近一年左右時間里，房企發起、收購的保險公司，數量至少已經達到12家。其中，中天城投去年一口氣宣布收購、發起成立三家保險公司。2015年8月，新華聯也宣布，擬與泛海控股旗下子公司、巨人投資等，共同發起設立再保險公司。2015年5月26日，福建房企泰禾集團、陽光城，聯手多家福建企業，計劃共同發起設立海峽人壽。

與此同時，房企收購保險公司，也已屢見不鮮。2015年11月，恒大地產以近40億元的價格，獲得中新大東方人壽保險近50%股權。當年12月，萬達集團也從時代萬恒受讓百年人壽1億股，將持股比例提升至11.55%。

部分房企在金控集團的路上越走越遠。2015年收購中新大東方人壽50%股權後，恒大地產更是形成了“左手銀行、右手保險”的金融布局。今年2月份以來，恒大地產連續多次買入盛京銀行H股，並斥資百億元收購該行內資股，目前持股比例為17.28%。今年3月，恒大集團還上線了互聯網金融平臺恒大金服。至此，恒大地產的金融版圖已經隱現雛形，形成了銀行、保險、互聯網金融三足鼎立的格局。

而中天城投收入囊中的金融牌照更多。已經覆蓋銀行、券商、保險、股權投資等四大領域。2015年11月，中天城投以約30.11億元的價格，競得海際證券66.67%的股權。此前，該公司已參股貴州銀行、貴陽銀行。

渤海金控擬作價28億購買保險及航空租賃股權

8月11日，渤海金控於開市起複牌。

渤海金控公告稱，擬以6.57元/股的價格向廣州澤達、海航集團發行股份430,500,683股，購買華安財險31020萬股股權(占比14.77%)和HKAC 737,577,445股股權。其中華安財險的交易價格為169989.60萬元，HKAC的交易價格為112849.35萬元，作價共計28.28億元。

渤海金控還擬通過支付現金3383萬美元購買12家SPV100%的股權。

另外，渤海金控表示，擬定增不超過4.26億股，配套募資不超過28億元，用於增資HKAC開展飛機租賃業務。

業內人士稱，本次交易完成後，渤海金控主營業務得以豐富，未來公司資產規模、盈利能力將大幅增長。

參股華安財險

根據交易方案，渤海金控擬作價17.00億元以發行股份的方式收購華安財險14.77%的股權，對應總體估值115億元，PB 2.50倍。

截至2016年3月31日，華安財險經審計總資產為125.65億元，凈資產為46.28億元。

業內人士稱，租賃公司擁有規模龐大的租賃資產，財險公司可為租賃資產提供可靠的保險服務，二者聯合起來有利於提升租賃公司和財險公司的業務規模和核心競爭力。此外，租賃公司與財險公司可以在資金端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本次交易將有利於進一步提高渤海金控的規範運作水平。

收購HKAC少數股東股權

此次，渤海金控作價11.28億元收購HKAC少數股東股權，對應總體估值88億元，PB 0.85倍。

2015年，渤海金控以162億元收購世界第10位的飛機租賃公司Avolon以後，Avolon的團隊牽頭對飛機租賃板塊進行整合。

HKAC2014年和2015年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分別為2.5億元和2.8億元，而2016年第一季度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約1.9億元。

渤海金控解釋稱，HKAC 2016年第一季度歸屬於母公司的凈利潤大幅增加，主要由於2016年第一季度HKAC處置及轉售飛機產生的毛利較高。由於2016年一季度處置及轉售的飛機機齡較低，因此售價較高，帶來的毛利相應較高。

華泰證券認為，此次交易後渤海金控將實現對HKAC全資控股，有利於提高公司整體管理效率，為後續業務資源配置調整鋪平道路。

購買12家SPV100%股權

渤海金控本次擬支付現金3383.29萬美元購買香港國際租賃12家SPV 100%股權。

根據交易方案，渤海金控支付方式為，渤海金控承繼香港國際租賃對12家SPV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負債3,220,715.00 美元。另外，渤海金控以現金方式支付的股權轉讓款為交易價格33,832,900.00美元扣除承繼香港國際租賃對12家SPV的負債3,220,715.00美元後剩余部分，即30,612,185.00美元。

募資28億元

渤海金控稱，為提高交易的整合績效，還擬以不低於6.57元/股的價格，向不超過10名特定投資者非公開發行股份426179604股，募集配套資金總額不超過28億元，用於增資HKAC開展飛機租賃業務和支付交易對價。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資金在扣除中介機構和其他相關費用後，將用於增資HKAC開展飛機租賃業務和支付交易對價。

飛機租賃作為航空公司增加運力的一種重要的途徑，可以為航空公司節省巨額的資本支出，降低季節性和周期性對航空營運的影響。根據IATA的預測在2020年時飛機租賃公司所擁有的飛機數量將占據整個市場份額的50%。

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渤海金控總資產達到1773.56億元，比去年同期的1319億元增長了34.36%。

中民投聚焦三大金控平臺 上半年總資產逆勢增35%

近年來，產業轉型升級承壓、人才流失嚴重、融資難融資貴、缺少投資平臺等一系列問題成為民營企業面臨的重重難關。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同比增長9%，而其中民間投資僅增長2.8%，較大幅度的回落不禁引發業內擔憂，民企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如何尋找可持續增長的動力?

“民營企業其實有大量的資產需要與資本市場對接，只是現在沒有找到新的增長點和好的增長模式，一旦找到了，投資會快速回升。”中民投集團總裁李懷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自2014年8月成立以來，中民投致力於為中國民營企業進行平臺搭建，以“產融結合”、“抱團取暖”的方式不斷探索符合社會需求，順應時代發展的創新模式。

在近期召開的“2016中民投股東大會”上公布的數據顯示，短短兩年時間，中民投資產規模已由330億元增長近5倍至1950億元;今年上半年總資產增速達到35%。

民企“抱團”順勢而為

定位為產融結合大型投資集團的中民投，用兩年的時間踐行著“用金融的思想做產業，圍繞產業布局來做金融”這一理念。

“民營企業要卸下所有包袱開始轉型，在這個倒逼的時代要跳出原有的範圍進行產業升級。”中民投董事局副主席、億達集團董事會主席孫蔭環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道。

在他看來，在進行產業升級時，民營企業抱團發展更有利於資本的聚集與資源的開放，吸引國際化人才，同時在“走出去”時，更具話語權與政策優勢。

中民投由60家民營企業聯合發起，最大股東持股不超過2%，正是這種抱團發展的模式，讓中民投切實嘗到了 “甜頭”。

據悉，目前中民投的銀行綜合授信超過千億元，絕大多數是基準利率，贏得了與大央企國企同等市場地位的資金價格;近期，中民投又成功發行3億美元高級無抵押債券和40億人民幣非公開公司債券，獲得市場高度認可。

李懷珍表示，對於投資公司而言，資本回報率是核心指標，而中民投的近期目標是將資本回報率維持在同行業可對標企業中的中上水平。

中民投的快速崛起與持續發展態勢，得益於公司在成立之初清晰的戰略目標。

在金融領域，中名投預期用5~7年時間成為金融控股集團，重點打造包括保險、銀行、證券、基金、資產管理、租賃等多領域的國際化全牌照金融控股集團;在產業領域，優選符合國家發展方向的產業進行全面投入，並建立完善的退出機制。

（中民投重點領域布局）

通過兩年的發展，中民投在傳統金融領域布局穩步推進。

保險方面，中民投在今年4月投資25億美元全資收購美國再保險公司——思諾保險;資本市場方面，以港交所上市公司“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為平臺，取得香港證券交易、資產管理、財務顧問等全方位業務牌照;其他類金融牌照方面，中民投目前已獲得第三方支付牌照、預付卡牌照、保險經紀牌照、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資格;此外集團旗下的融資租賃公司已經成立並開始運營，同時，金融租賃公司正在申報中。

然而，正如中民投股東、宗申產業集團董事長左宗申對本報記者所言，“金融離開了產業只是空中樓閣”。深知這一點，中民投兩年來不斷加快產業金融布局的拓展。目前，該公司已經在新能源開發、金融地產、現代物業、通用航空等業務板塊進行布局，其中，金融地產跳出了傳統房地產思維，以引入海內外戰略投資者、上市融資、海外發債和利用保險資金等方式開展資本運作，打造新金融地產運營商。

值得註意的是，除夯實國內產融結合平臺外，中民投也在不斷拓展境外市場，用金融方式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用境外優質技術、品牌和資源實現引進來。

“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中國市場與境外市場的關聯度越來越高，資本都向高處流，所以必須要兩個市場一起布局。”李懷珍對本報記者說道。

2015年4月，中民投與韓亞銀行共同設立中民投租賃;2015年6月15日，中民投與英國第一太平戴維斯投資管理公司達成戰略合作協議，在英國合資設立基金管理公司，中民投在歐洲首個投資平臺正式搭建完畢;2015年7月，中民投國際在新加坡註冊成立，中民投國際隨後完成了對美國思諾保險的收購;去年12月，中民投通過旗下資本運作平臺——中民投資本完成對七星控股的收購，並將其更名為中民金融，業務範圍涵蓋證券、資產管理和中民財富，擁有香港一系列業務牌照。

此外，中民投還將帶領數十家國內優勢產業龍頭民營企業，在東盟建設產業園，投資總規模將超過50億美元。

打造金控平臺三駕馬車

在此次股東大會上，李懷珍首次向記者公開了中民投在經過兩年摸索後確立在未來“產”、“融”領域的發展方向。

金融方面，中民投將重點打造保險集團、資產管理集團和金融租賃集團這三駕馬車。

產業領域，中民投希望在未來確立新能源、大健康和建築工業化三大產業特色。

“要永遠圍繞人的消費做文章。”李懷珍認為，不到三年，大健康領域就會迎來爆發式的發展，屆時養老、醫療、物業、保險等不同的金融與產業平臺會有更好的互動與發展。

值得註意的是，中民投引領的抱團發展模式，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地方民營企業所複制推廣。

目前已經建立的省級民投公司包括渝民投、蘇民投、浙民投和廈民投，此外京民投與粵民投也在籌劃中。

孫蔭環則向本報記者透露，未來中民投將可能與各地方民投開展多方面的合作，形成合力進一步推動民企發展。

央企紛紛到上海建金控總部 中核集團也將加入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已經在上海註冊了6家公司，要將其資金運營總部落戶在上海自貿區，初步選址在上海自貿區世博片區。

9月21日，上海自貿區管委會世博管理局副局長袁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6家公司註冊資本共計20億元，“還會繼續註冊更多公司。”

第一財經記者查閱了工商登記資料顯示，中核集團已於 2015年12月22日在上海設立了中核融資租賃有限公司，註冊資本10億元。

上海自貿試驗區世博片區覆蓋2010年世博會浦東園區、耀華地區和前灘地區，總面積9.93平方公里。

根據規劃，世博地區的定位，就是要打造世界級水準的中央公共活動區，大力推動總部經濟、創新服務經濟和文化產業在本地區集聚升級，依托自貿區優勢，努力形成產城融合、生態宜居的新型城市副中心。

中核集團之所以選擇在上海自貿區打造資金運營總部，袁濤說，更重要的是要作為中核集團服務一帶一路的橋頭堡，充分利用自貿區的政策走出去，推動中核集團的技術和產品走向世界。

而要進一步落實“走出去”戰略，中核集團已經明確建立2家股權投資公司。

中核集團董事長孫勤此前曾表示，踐行核電“走出去”戰略，中國力爭2030年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造約30臺核電機組。

據孫勤介紹，國際上現在有70多個國家已經或計劃發展核電，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占40多個。預計到2020年，全球將新建約130臺核電機組，到2030年前這一數字將達到約300臺，“一帶一路”沿線和周邊國家的新建機組數將占到約80%。

在這個過程中，孫勤說，中核將以華龍一號為龍頭，帶動核燃料、核電運行服務、核設施退役治理及核技術應用等全產業鏈“走出去”。

2015年6月，上海市政府與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其中就提出，上海市政府將積極支持中核集團建立集團第二總部，打造區域總部經濟。未來五年，中核集團將把上海作為集團發展的重要戰略布局，進一步加大投資合作力度。

除此之外，根據框架協議，中核集團和上海市政府還將加強產業金融領域合作。中核集團將聯合上海有關企業設立國內核能產業基金和海外核電投資基金，建立集團外匯資金結算平臺，探索新興業務;另外，雙方還將開展先進核能技術研發和產業化。中核集團將依托上海核電裝備制造和研發的技術優勢，吸收各方力量共同建立先進核電裝備技術產業聯盟，並在部分先進技術科研領域加大合作力度。

不僅是中核集團，更多的央企也選擇在上海自貿區集聚並建立金控平臺。

目前，共有包括中國商飛、寶鋼、中化國際、中國鋁業，中國黃金，中國建材，中船重工等16家央企，將結算中心、金控平臺、融資租賃公司放在世博片區。

比如，中船重工集團擬設立中船重工財務分公司、產業發展基金(規模約200億元)、融資租賃公司。

袁濤表示，在上海自貿區擴區後，由於制度創新和功能創新，為央企推進包括外匯業務、服務貿易項下開放、國際業務帶來了便利，因此加快了央企落地的速度。

今年年底，世博區域B片區的28棟央企總部大樓將全部竣工並投入使用。與此同時，世博A片區也即將建設4棟央企總部大樓。也就是說，在世博區域已經出讓的土地中，已經有32棟央企總部大樓，分屬於上述16家央企。

大量央企的集中落戶，也帶動了民企、外企金融板塊的集聚。

近期，規模約為10億元的中國萬達集團的金融控股板、規模約為6.6億元的上海寅聯文化傳播合夥企業的基金管理板塊、註冊資本200億元的信滬尚海(上海)投資管理中心已順利落戶。而億利集團、益海嘉里擬分別設立總規模為20億元和2.3億元人民幣的股權投資基金項目。

袁濤說，世博片區將打造世博前灘新型金融帶，發揮自貿區金融政策創新以及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總部落戶的優勢，重點集聚金融總部機構、大型央企和民企發起設立的金融機構，著力打造產業金融高地、資產和財富管理中心、高端金融活動集聚地、跨國公司國際資金管理運營中心。

熊貓金控：終止定增募資38.5億元投資互聯網金融事項

熊貓金控9月27日發布公告稱，由於近期再融資政策法規、資本市場環境、融資時機等因素發生了諸多變化，經審慎決策，並與認購對象、中介機構等深入溝通和交流，決定終止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相關事項。

此前，根據定增預案，熊貓金控原擬募集資金總額不超過38.5億元，擬全部用於投資互聯網金融行業。

四川將打造川版“淡馬錫”金控平臺 5年目標破萬億

地方政府正在迅速推動成立省級金融控股集團。日前，四川省決心將四川發展(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四川發展”)打造成為四川金融產業控股平臺，計劃到2020年，四川發展總資產突破1萬億元，凈資產超過3000億元。

11月1日，四川省金融辦舉辦金融控股集團發展主題論壇，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彭渝在論壇上表示，近年來四川省金融業雖然發展迅速，但是還存在一些問題，亟需四川省通過組建金融控股集團，並以此作為推動地方金融產業升級的抓手和平臺，來彌補四川省地方金融發展的短板。

光大集團副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吳富林表示，現在，國際國內，綜合金融已成為金融業的主流模式，多種形式的金融控股集團層出不窮。其中包括上海國際、天津泰達，以及正在啟航的四川發展這樣的地方政府主導型的金控集團。

德勤管理咨詢金融服務業合夥人支寶才表示，地方政府給金控平臺賦予了很多使命，第一是國有資產的管理平臺；第二是國有投資的載體，要促進產業轉型，促進國有資本的發揮；第三是作為地方金融資源的管控平臺。

四川發展於2009年1月掛牌成立，公司註冊資本800億元。四川省省政府確定其基本職能是引領各類資金投向對四川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推動重大項目建設，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促進四川省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

今年8月，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將其業務和運營模式進行“兩個轉型”，將四川發展的功能定位調整為：以國有資本經營為基礎，以金融服務為重點，推動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打造金融控股、產業投資引領和企業改革發展“三位一體”的國有資本運營平臺。

在9月26日舉行的四川省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四川省國資委主任徐進表示，省政府將推動四川發展組建金控公司和四川銀行。

截至2015年年底，四川發展資產總額6420億元，凈資產2010億元，營業收入1205億元，實現利潤總額42億元。四川發展旗下共有各類出資企業32家，布局了包括金融、礦業、基礎設施與地產、酒業、優勢產業和國際業務六大板塊。

其中，金融板塊在原有融資擔保、融資租賃、川財證券、產權交易所的基礎上，重新組建了資產管理公司、信用再擔保公司;入股涼山商業銀行;組建了國寶人壽，已經上報保監會批籌;正在推進四川國際信托、川金租重組。

按照四川省的規劃，四川發展最終將形成以銀行、信托、證券、保險牌照為核心，打造形成“大規模、全牌照、多層次、多功能”的金融服務體系。

國華人壽欲成立資管公司 為天茂轉型金控平臺“添翼”

已控股國華人壽、安盛天平收購計劃正在談判過程中，都使得外界認為天茂集團以保險為核心的金控平臺已初具雛形，然而其目前在“產險+壽險+資管公司”這一保險集團的基本配置中還未有關於資管牌照的消息。

近日天茂集團的一紙公告則宣布了其資管公司的籌建已正式啟動。

11月18日晚間，天茂集團發布公告稱，其控股子公司國華人壽與第一大股東新理益集團擬共同發起組建“國華保險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籌)”(下稱“國華資管”)。

公告顯示，國華資管的註冊資本將為1億元，其中國華人壽出資8550萬元，出資比例85.5%;新理益集團出資額1450萬元，出資比例14.5%。

據了解，天茂集團董事會已審議通過了國華資管籌建的議案，但還需保監會審批通過。

天茂集團表示，國華資管將在保監會批準的業務範圍內，借助國華人壽和新理益雙方股東在投資方面豐富的資源和人才儲備以及投資經驗，進一步加強自身資產管理能力建設，積極拓展第三方資產管理及財富管理市場。組建國華資管符合國華人壽長遠戰略發展的需要，符合全體股東的利益。

打造“產險+壽險+資管”的金控平臺

事實上，資金運用與管理是壽險公司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盈利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資管牌照在保險業內也是一張極為重要的牌照。

一名保險資管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相對於保險公司內部的資管部門，成立獨立的資管公司不僅能發行相應的資管產品、有機會拿到一些之前沒有的投資資格，也能在泛資管環境下實現從以保險資金運用受托管理為主向全方位財富管理的轉型過程，同時風險控制能力和投研能力也會得到進一步加強。

中國保險資產管理業協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4月末，保險資管公司的陣營已擴容至22家+1家資產管理中心的格局。

而國華資管的牌照一旦獲批，也將為天茂集團的金控平臺之路“添翼”。

2016年3月16日，天茂集團通過非公開發行股票募集資金收購了國華人壽43.86%的股權，收購完成後公司合計持有國華人壽51%的股份，國華人壽成為天茂集團控股子公司。天茂集團也變身為保險板塊上市公司。國華人壽納入之後，天茂集團的業績在今年也有了飛躍性的改善。

同時，今年3月天茂集團公告定增14億股募集資金95億元，用於收購天平財險部分股權以及對國華人壽再次增資，收購完成後天茂集團持有天平財險50%股權。

不過，天茂集團最終將收購天平財險的此部分募集資金“砍去”，其解釋的原因為：“根據保監會要求和收購需要，公司與安盛保險股份公司就收購完成後雙方應簽署的新的《合資協議》及安盛天平新的《公司章程》相關條款進行了溝通談判，因涉及事項較多，決策流程較長，預計雙方在短期內難以完全達成一致。”

盡管如此，外界對天茂集團的金控平臺轉型仍然看好。多名行業分析師表示，產壽險牌照將使天茂集團保險業務形成協同效應，推動其保險業務全面快速發展。同時，天茂集團控股股東新理益集團參股長江證券、新理益地產等金融類資產，也將對天茂集團打造以保險業務為主的金控平臺形成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