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斐遜畫像。(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美國國父中最核心的成員多半來自南方各殖民地,無一例外都是奴隸主。他們從父輩那里繼承了作為家產的奴隸,有的通過婚姻增加了奴隸的數量。傑斐遜是這樣,華盛頓更是如此。如果不是奴隸主,他們就不可能成為南方殖民地的精英,也就不可能成為獨立運動的領導人。奴隸制成就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使他們有余暇和財力投身公共活動,但也將他們置於無法擺脫的政治和道德困境。
身為《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和奴隸主,傑斐遜一生都對奴隸制有深刻的罪感,是他把奴隸制帶入和建國有關的政治問題的討論,把它和美國立國原則的沖突明確而尖銳地提了出來,這是他的歷史貢獻。“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世人熟知的傑斐遜在《獨立宣言》開篇的這一段話,當初宣言起草小組的另外兩個成員富蘭克林和亞當斯讀後贊美不已,因為它把北美殖民地要求獨立的政治訴求提升到了人權的高度,從而確立了美國革命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是富蘭克林的修改,傑斐遜的原文是“神聖和不可否認”,富蘭克林認為修飾過度,他的修改不但語氣更平實,而且意義上還有遞進)。在一個大量存在著奴隸的國家,立國大綱的這段話隱含著對奴隸制的否定,可以被廢奴派拿來作為現成的最權威的口號。廢奴運動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傑斐遜在《獨立宣言》草案另外一段話提出了奴隸貿易問題。傑斐遜列舉了英王的斑斑劣跡,其中之一是為了獲利而發起“海盜戰爭”,用暴力侵犯了那些“遙遠的、從未冒犯過他的人們的生命和自由權,將他們捕獲並將他們運到世界的另一端作為奴隸,並導致他們很多人在淒慘的狀況下死於途中”。在北美,英王又竭力阻撓任何有關中止和限制奴隸貿易的法律措施。傑斐遜接著說,“現在他又用允諾給他們被他自己剝奪的自由來煽動這些人拿起武器反對我們”(指英國鼓動奴隸起來反對“愛國者”主人的政策),從而危害到北美人民的生命權,犯下了雙重罪行。
這段話充分體現了傑斐遜的苦衷:為了強調北美革命的合法性,他提出了奴隸貿易問題,把這個惡行歸結到英國國王身上,同時完全回避了北美奴隸主自己在奴隸制問題上更大的政治和道義責任:他們不但參與了奴隸貿易,而且在北美建立了奴隸制。但是,如果他把北美奴隸主也明確包括在內,那這個宣言的草案是不可能被南方奴隸主的代表接受的。
即使不提奴隸制,北美脫離英國獨立的理由也已經很充分了,而且也沒有人期待奴隸制問題出現在《獨立宣言》這個歷史性文件中。但傑斐遜做了一個折衷的選擇:提出這個問題,但把對奴隸制的譴責限制在英國國王身上,而且為了不過分刺激南方各殖民地,他用詞含混,只提“奴隸制”,既沒有提“非洲”也沒有提“黑人”。對於提出奴隸制問題,參與初審的亞當斯完全贊成,但富蘭克林認為南方各殖民地代表在審讀時肯定不會通過。代表馬薩諸塞殖民地的亞當斯從未有過奴隸,是國父中堅定的廢奴派,而富蘭克林曾經有過個別奴隸作為僕人,但此時不但名下已經沒有奴隸而且轉向支持廢奴。對富蘭克林的質疑,傑斐遜的回答是:奴隸制是一個罪惡的制度,這個問題必須提出來,但他並沒有任何解決的方案。
當《獨立宣言》的草案交由大陸會議的代表討論時,南方卡羅來納和喬治亞殖民地的代表果然堅決反對有關奴隸制的內容。他們對奴隸制問題會使立國大綱在道義上受譴責的後果非常清楚。當北方殖民地代表尤其是亞當斯等人力主保留這段文字時,南方代表威脅退出反英獨立聯盟。最終北方在奴隸制問題上做出妥協,傑斐遜草案中的有關文字在審讀時被全部刪掉,但指責英王“在我們中間煽動內亂”的幾個字卻在修改後被保留。在譴責奴隸制的內容空缺的語境下,這句話反而置投奔英軍獲得自由的黑奴於不義(當然它也指殖民地的保皇黨),這大概是傑斐遜始料不及的。
出於對獨立建國這個當時更重要的政治大局的服從,對奴隸制的譴責最終沒有寫入《獨立宣言》的正文。如果承認這是一個可以預料的結局,那麽傑斐遜的貢獻就是身為奴隸主和南方殖民地代表,他在一個本來只是為獨立而起草的政治文件中不但提出人權的概念,而且譴責了奴隸制度,走在時代的前面,站在了歷史的正確的一邊。
今天一般讀者只看到《獨立宣言》的正文中沒有對奴隸制的譴責,並不知道草案中有關內容,也不清楚圍繞這段文字的討論和沖突的重要意義:它使得奴隸制問題在美國建國之初就深入各州政治家的意識,成為懸在南方諸州頭上的德摩克利斯之劍,從而在國家政治的最高層開啟了長達八十多年的廢奴和蓄奴之爭。
在實際的歷史發展中,傑斐遜在《獨立宣言》開篇人人生而平等這段話以及關於奴隸制的那段文字在大陸會議上引起的爭議,激發了北方各州和中部各州對奴隸制的討論。新教各派虔誠的教徒中原來就有的對奴隸制的反對,現在和獨立鬥爭中的人權觀念相結合,形成了對奴隸制的強大道義壓力,導致了這些州在獨立戰爭前後通過法律,或是強行廢除奴隸制或是鼓勵奴隸主主動釋放奴隸,甚至有奴隸前往地方法院根據《獨立宣言》和有關地方法律要求人身自由。
盡管獨立前,南北方在經濟上就分別形成了奴隸制經濟和小農/工商經濟,但獨立後,到了世紀之交,北方和中部各州先後廢除了奴隸制,美國從此形成了法律上的自由和蓄奴一國兩制的局面。南北圍繞奴隸制的存廢展開了半個多世紀的爭鬥,並最終為此付出了內戰的慘重代價。在此意義上,把整個“美國”和奴隸制劃等號是不公正的。這段歷史的演進,和傑斐遜起草《獨立宣言》所引發的爭論是分不開的。
1783年,法國知識界出於對新生的美國的濃厚興趣,邀請美國各州總督就各自州的情況做一些介紹。大多數總督都沒有把這個要求當回事,但非常親法的傑斐遜鄭重其事地寫了一本《有關弗吉尼亞州情的說明》的小冊子,先在法國知識分子里流傳,1787年在英國出版。它是傑斐遜繼《獨立宣言》之後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篇幅也很長,但一般讀者卻很少知道。在這本小冊子里,傑斐遜對奴隸制這個弗吉尼亞的基本州情作了全面的辯護,為此提出了一系列種族主義概念和解決美國黑白種族矛盾的方案,這在美國種族關系的歷史上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
當傑斐遜寫作這本小冊子時,北部各州已經廢奴,中部各州或是已經廢奴或是準備廢奴。傑斐遜告訴法國人,弗吉尼亞州議會正在起草一個廢奴法案。但事實上,這樣的法案從來沒有在弗吉尼亞議會被提出過。傑斐遜充其量是把個別人正在議論的東西當作已經在運作的議程告訴法國人,目的可能是向法國人顯示他代表的州也開始了廢奴的進程,雖然有誤導的嫌疑,但說明他並沒有從起草《獨立宣言》時的立場後退。更重要的是,傑斐遜以這個空中樓閣的法案為由,提出如何為奴隸制善後,把《獨立宣言》的道義呼籲放在了技術操作的層面來討論。
傑斐遜的善後方案是殖民:將來弗吉尼亞議會通過廢奴法案時,同時還應該通過另一個法案,規定黑人的孩子到一定的歲數後,白人國家必須承擔對他們的教養義務,將他們置於公共權力的監護之下,保證他們受到充分的教育和訓練,學會謀生技能和自我管理,然後向他們提供所有必須的物質條件,例如工具、武器、家具、配對的牲畜和家禽以及農作物的種子,再把他們安置到美國以外的地方,幫助他們建立自己的黑人國家,宣布它們處於美國的保護之下直到它們能完全獨立。
傑斐遜又說,實行黑人殖民方案的同時,國家也必須訓練和組織一批白人,數量和這些黑人相同,也把他們送到海外去單獨建國。對於這個白人也殖民的方案,傑斐遜沒有解釋理由,但從上下文來看,明顯是他要給歐洲人以美國處事公平的印象:有多少黑人被禮送出境,相應地就有多少白人也離鄉背井,兩個群體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同時在海外建國,國家一視同仁。
如果傑斐遜的方案能夠實現,那麽以頒布黑奴自由法令劃界,此後出生的黑人離開美國(包括那些混血但被劃為黑人的,想來賽麗的子女也包括在內)。經過一兩代人的時間,美國就不再有黑人了。但是,黑人是被歐洲白人販賣到美洲來的,又被美洲白人作為奴隸使用的,為什麽他們作為奴隸可以在美國生存,作為自由人反而必須離開呢?這是我們今天會想的問題。而在當時,傑斐遜說你們法國人一定會問為什麽要花這麽大的代價去實現這個反向的殖民方案呢,讓黑人留在美國不是很省事嗎?
傑斐遜自問自答:關鍵就是黑人是比白人低劣的種族。奴隸制是不義的,但只有它才能保證黑白共處。離開了奴隸制,在黑白平等的情況下將出現三個大麻煩:黑人無法和白人競爭;白人對黑人的歧視和黑人過去受奴役的怨恨會引發種族暴力,甚至會使得其中一個種族滅絕;黑人和白人之間可能的性關系會產生白人種族被汙染的危險(對比之下,殖民地時期的南美承認各種混血後代的獨立的身份地位,但同一時期北美的黑白混血都被劃入黑人,就是為了防止出現南美那樣的種族混合社會)。所以傑斐遜對“廢奴以後怎麽辦”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兩個種族必須分開立國。
在今天,傑斐遜的黑人比白人低劣這個觀點,即使是為他辯護的人也坦承是種族主義的。他們會說:“Yes,he was ALSO a racist。”雖然他們可能會接著說,在那個時代所有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所以傑斐遜不過是並不例外罷了。但傑斐遜的問題並不在於“他也是”一個隨大流的種族主義者,而在於他比較全面地描繪了黑人的所謂種族低劣性,把黑人從一般人類的概念中單列出來,在相當一些方面開啟了種族主義理論的先河。
傑斐遜首先從膚色、毛發、體味、排汗功能甚至呼吸和肺功能等生理特征入手,把黑人描繪成一個和白人在外形、美感、社會接受性和在不同氣候條件下的生存能力方面優劣立判的種族。他以白人的膚色和體格特征為美(深諳歐洲古典文明的美國國父多半接受古希臘雕像中表現的美學觀),說即使黑人男子也偏愛白人女子而非他們自己種族的女性。
其次,他在感性、知性和行為的層次上突出了黑人的所謂動物性,強調他們的麻木、遲鈍和顢頇。他舉睡眠為例。一方面,黑人對睡眠的需求似乎比白人要少,例如當一天的辛苦勞作結束後,只要向他們提供一點淺薄的娛樂,他們就興奮到深夜還沒有睡意,盡管他們都知道第二天一早就要起身。另一方面,只要他們的身體處於靜止狀態,他們就很容易進入休眠而非思考。這些都是動物的特征。他們和白人一樣勇敢,甚至更能冒險,但那可能是他們不具備預知危險的人類本能,而一遇到危險又很快放棄或屈服。他們的行為更多源於感官而非大腦或心靈。他們的兩性關系完全由欲望沖動支配。
總的來說,傑斐遜斷言黑人缺乏理性思維、抽象分析、想象力、反省、深思和細膩微妙的情感。但他說黑人對音樂節奏的敏感優越於白人,黑人的記憶力和白人一樣強,盡管他們對悲慘事件的記憶非常短暫,容易被轉移和淡化。在黑人的社會性方面,他認為黑人有忠誠感和道德感。很多白人說黑人有偷竊癖,他說那完全是因為財產法是為了白人制定的,黑人連人身自由都被剝奪,所以不可能培養也沒有義務去遵守相應的道德概念。
傑斐遜承認黑人的有些所謂低劣性是他們被奴役的境遇造成的,他們在非洲可能並非如此,但認為奴隸制並非最根本的原因。他斷言北美奴隸的境遇要好過古希臘和羅馬的奴隸,但希臘和羅馬的奴隸中出現了很多傑出的人才。北美奴隸人口的數量巨大,如果黑人確實具備和白人平等的心智和思考能力,這樣一個人口基數完全能夠突破奴隸制的束縛,產生一些能夠和希臘羅馬奴隸制下那些人才相媲美的黑人才俊。很多黑人其實有多種途徑接觸西方文化,尤其是那些在開明的主人家受過教育、自己也很努力的黑人。傑斐遜那個時代有一些自學成才的奴隸或前奴隸在英國發表或出版了文學作品(這在北美殖民地是不可能的),但傑斐遜說“悲慘境遇往往是詩歌中最能打動人心的詞句之源。上帝知道,黑人遭受了足夠的苦難,但他們沒有產生詩歌”。一個從非洲被販賣來名叫菲麗絲·惠特萊的女奴1773年在倫敦用英文出版了詩集,成為黑人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對於這樣一個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黑人女詩人,傑斐遜缺乏基本的同情,說她的作品不值一評。
在一定程度上,傑斐遜這一套種族主義觀點和新興的美利堅民族主義意識有關。傑斐遜這個小冊子首先是寫給歐洲人看的(先在法國後來又在英國用英文正式出版),出於民族主義自尊,也是官方身份使然,傑斐遜必須為他的國家“護短”,為其陰暗面辯護。美國另一個國父本傑明·富蘭克林也是如此。富蘭克林經營過奴隸貿易,收購和囤積奴隸,此外買賣奴隸和追捕逃亡奴隸的廣告也是他的《費城紀事報》的收入來源。獨立戰爭前當他作為北美殖民地駐英代表時,受到在英國發展起來的廢奴主義思潮的影響,在思想上已經逐步轉變為廢奴派,後來又和賓夕法尼亞州廢奴主義的主要推動者貴格教徒建立了聯系,不但和奴隸制劃清了界限而且加入了廢奴運動。但在被英國人質問北美殖民者為什麽一方面向英國人要自由另一方面又奴役黑人的問題時,他也用一些和傑斐遜類似的說法告訴他們,奴隸制是不得已的,很多奴隸主其實很仁慈。
把起草《獨立宣言》前後的傑斐遜和寫作《有關弗吉尼亞州情的說明》時的傑斐遜聯系起來看,出於人性和人道主義,他對奴隸制的否定和譴責沒有改變,但他卻從黑人的種族生理特征入手,認定黑人各個方面的資質(faculty,指心理素質、智力、思維、創造性等高級的人類神經活動能力)低於白人,發展起了一套種族主義概念,在此基礎上他不但強調了廢除奴隸制的困難,而且實際上是為奴隸制辯護,視奴隸制為難以避免和無可奈何的惡。如他所說:“這個非常不幸的膚色的差別,加上很可能的資質的不同,構成了給這些人以自由的強大的障礙。”雖然他在“資質”前加了限制詞“很可能”,但從前文來看,這不過是一個修辭而已。
傑斐遜的政治活動反映了這個兩面性。一方面,他試圖限制奴隸制的擴張。美國獨立後,他受邦聯國會委托為新獲得的西部土地起草法令,他將這些土地劃分為九個州,規定它們加入聯邦時不得蓄奴。他當選總統後,1808年簽署了國會通過的法案,禁止從海外購買奴隸(雖然這個法案是1787年討論聯邦憲法時南北方在奴隸制問題上再一次妥協時就已經做出的安排,規定20年之內海外奴隸貿易問題維持現狀,也就是說20年之後再廢除)。但另一方面,他沒有為廢除奴隸制采取或提出任何具體措施。18世紀末19世紀初,海地黑人和混血人種發動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的革命,其間一度濫殺白人(包括婦女兒童),美國舉國震驚,似乎證明了傑弗遜在《有關弗吉尼亞州情的說明》中黑人一旦獲得自由會用暴力發泄在奴隸制下的怨恨的預言。傑弗遜作為總統,拒絕承認這個世界上第一個黑人國家,盡管美國革命中前來支持傑弗遜們的法國誌願軍中有數百名海地黑人,海地革命本身也是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影響的產物。
但在私下通信中,傑斐遜對於奴隸制的罪感始終沒有消減。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上帝在給予我們生命的同時也給了我們自由。當我們漠視這個信念(即上帝給了所有人以自由)的時候,難道一個國家的自由還是有保障的嗎?每當我想起上帝是公正的、他的公正是不會永遠休眠的時候,我就為我的國家顫抖。奴隸制是專制制度。在命運之書上,沒有任何東西比這些人(指奴隸)應該得到自由寫得更清楚。要為教育公眾制定相關法律。這應該是國家的責任並置於總的日程中。”
盡管傑斐遜說要為廢奴制定日程,為此教育公眾,但他的種族主義觀點他南北方在奴隸制問題上尖銳的矛盾,又使他認為這不是他這一代政治家能解決的問題。在他離開總統的位置後,遵照華盛頓為退休總統建立的規矩,他不在公開場合評論國家大政方針,尤其是最敏感的奴隸制問題,但私下卻對奴隸制問題在整個國家政治中越來越成為一個沖突之源深感不安。他曾形象地比喻過美國國家和奴隸制的關系,用中文的成語來說就是騎虎難下。他預感到美國一國(統一的聯邦)兩制(北部廢奴南部蓄奴)下的內在矛盾總有一天會沖破憲制的規範。這個問題拖得越晚,解決的代價就越大。
從長遠來看,傑斐遜在黑人問題上的遺產可以概括為兩點:給黑人自由,但黑白分治。前者體現了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國立國原則,後者又為美國種族主義制度提供了基本觀點。他提出的殖民方案(黑白分治)在1820年代由當時的政治家付諸實施,建立了美國殖民協會,總統門羅擔任會長,把一部分自由黑人運回非洲,建立了獨立的利比里亞黑人國家。一直到美國內戰前,對於北方的廢奴主義政治家和很多廢奴主義社會活動家來說,殖民方案是解決奴隸制和黑人問題的理想辦法。但隨著黑奴人口的增加,這個方案究竟有多大的現實可能性越來越是一個疑問。美國內戰的爆發,是在這個問題沒有答案的情況下發生的。
美國內戰中黑奴得到自由,然後通過第十四和十五條憲法修正案,他們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選舉權,這樣殖民方案就煙消雲散了。這是人類社會進步沖破既定思維和觀念框架的一個例證,也是林肯那一代政治家的偉大之處。但傑弗遜當年的那個問題—黑人自由以後怎麽辦?—在社會現實而非法律條文中仍然沒有一個完整答案。黑人固然得到了被拒絕了兩百年的自由,也得到了原先即使是廢奴主義者也沒有想到的公民權,可以留在這個國家,但在美國南部他們很快就開始面對種族隔離的制度性現實,北方廢奴主義政治並沒有發展到種族平等主義和融合主義。在這個意義上,1776年和1783年的兩個傑弗遜仍然同時活在美國歷史中。
相對於風馳電掣的男子百米跑冠軍博爾特(Usain Bolt)、女子網球大滿貫得主賽琳娜·威廉姆斯(SerenaWilliams),巴西地產大亨卡洛斯·卡瓦洛(Carlos Carvalho)的名氣當然不怎麽響。就連在巴西國內,也很少有人聽說過這個低調的地產開發商。
但是,這個已經91歲卻對商機依舊敏銳的老富豪正打算從巴西歷史上的第一次夏季奧運會中攫取商機。
他的眼光有多獨到?在位於里約南部的巴哈區(Barra)的奧運會主場館附近,卡瓦洛坐擁至少6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相當於84000個足球場。里約2009年競得2016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後,這塊土地以百萬級別美元的價值不斷躥升。
卡瓦洛的公司之前以PPP的形式參與了奧林匹克公園的建設,投入了約3.3億雷亞爾(約1.06億美元)。卡瓦洛的算盤是,奧運結束後,將把奧運村和奧林匹克公園的部分地產改造成奢華型酒店,繼續開門迎客。最近,卡瓦洛還在他所有的土地上新建了一棟帶有3000個房間的五星級酒店,屆時還將配有劇院、大學和100米長的林蔭大道。在卡瓦洛看來,一旦建成,連美國紐約都忍不住要嫉妒了。
巴西地產大亨卡洛斯·卡瓦洛(Carlos Carvalho) 視覺中國圖
不過,在巴西經濟歷經20年來最差表現時,誰都不敢保證可持續盈利。但是,卡瓦洛認為,他看重的是長期回報,同時還希望改變這座城市。卡瓦洛的設想是,借助奧運會的舉辦,要將巴哈區打造成一個精英匯聚的城市,不再有貧民窟,而成為里約新中心。
當然,這也沒少引發爭議。畢竟,巴西依舊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大打“奧運牌”為富有階層改善設施,並不是國際奧組委設想中的“奧運遺產”。為奧運大興土木,最終肥了地產開發商和富豪的腰包,一直以來是奧運會無法回避的問題。但卡瓦洛不介意。他在公司總部Carvalho Hosken的大樓里淡定地回應道:“我知道這會有爭議。但又有什麽關系?”
為了重新安置那些在卡瓦洛土地上居住的居民,里約政府也掏了錢補償那些主動為奧運讓路的居民,如果執意留下的,得到的補償也會減少。但在這搬走與留下的拉鋸戰中,沒少發生沖突事件。
卡瓦洛勾勒的五星級酒店綜合體中,除了3000間房間外,還有遊泳池、人工湖,7萬平方米的熱帶雨林花園。這似乎與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形成鮮明對比。那時,倫敦政府的初衷是振興倫敦落後的東部地區,翻新當地的住宅,而里約似乎著眼於高端地產行業。
當然,這不是故事的全部。當其他里約奧運的承辦城市在適度翻修當地住宅時,由於里約巴哈區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卡瓦洛及其公司的手中,因此,也由不得政府說了算了。卡瓦洛指著攤開的巴哈區地圖稱,標準不能降低,一旦降低就背離了初衷:一個匯聚精英與高品位的新城市。因此,新城市必須走高端路線。
把巴哈區改造成里約新中心,是卡瓦洛長遠的戰略。早在1973年,他就買下了巴哈區西部近1000萬平方米的土地,當時該地區是遍布沼澤、樹林與廢棄的咖啡種植地。經過40多年的改造,巴哈區“舊貌換新顏”,購物中心、高層建築隨處而見,利潤也隨之而來。卡瓦洛表示,真是獨一無二的經歷,就好像坐在冒油的油井上。
對於巴哈區的開發並不是每個人都贊同。有人將巴哈區視為“俗氣的眼中釘”,倒是很多遊客覺得巴哈區的風景與里約主城不同,更像是洋氣的邁阿密或者洛杉磯。
能成功獲得2016年夏季奧運會的舉辦權又一次幫助了巴哈區的轉型。里約市長帕埃斯(Eduardo Paes)更是把政治生涯堵在了巴哈區。7年間,數十億雷亞爾投入了巴哈區的基建,從此巴哈區的地鐵得到延伸、高速公路被翻新,還新建了城市間的快軌。當然,還有數條新修的水管、汙水處理系統等。
難怪在卡瓦洛看來,這對於巴哈區是一次百萬美元級別的升值,因為奧運會把所有落後的基建都翻新了。
這或許還算溫和的估計。當地房產經紀人協會主管卡瓦爾坎蒂(Laudimiro Cavalcanti)表示,近年來,巴哈區的房價要比巴西其他地方都貴。2009年,每平方米土地的售價在3000雷亞爾(約960美元),如今已翻了三番,與里約其他街區相比貴了3倍,甚至與倫敦比肩。
目前,卡瓦洛的公司估值約合150億雷亞爾(約48億美元),也使得卡瓦洛躋身世界級富豪。“公司的股東就我一個人,因此要做些瘋狂的事也就得我一個人擔著。”他說道。
12月19日,中國社科院2017年《經濟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在京召開。藍皮書呼籲盡快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積極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等措施。
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迫在眉睫
《經濟藍皮書》中指出,“房價的過快上漲不僅抑制了人們除購房以外的其他需求,使得整個社會的消費缺乏長期支撐,而且,隨著房價的上漲,社會財富快速聚集到少數富人手中,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
藍皮書認為,房地產行業的過度繁榮,不僅會大幅提高其他行業的生產成本,而且會對實體經濟產生顯著的擠出效應。從目前信貸結構來看,房地產行業導致“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經濟現象開始逐漸顯現。因此,實施房地產稅和遺產稅迫在眉睫。
同時,藍皮書還呼籲切實有效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建議采取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規模、切實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推進個人所得稅改革、加強財政風險防控及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等措施。
社科院:預計2017年全年GDP增長6.5左右
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經濟模型室主任婁峰在會上表示,預計中國2017年一季度至四季度經濟增速分別為6.5%、6.5%、6.4%、6.4%;2017年全年GDP增長6.5左右,比上年略為減少0.2個百分點。
婁峰還指出,根據預測,2017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將達到67.1萬億元,名義增長8.9%,實際增長8.7%。整體而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在小幅下滑。2017年消費者零售總額將達到36.2萬億元,名義增長9.5%,實際增長8.8%。下降的幅度逐漸收窄。2017年CPI為2.2,依然處於溫和上漲狀態。2017年CPI為1.6,由負轉正,通脹壓力逐漸顯現。
在上周發表的告別講話中,奧巴馬引用現代美國文學的經典之作《殺死一只知更鳥》(ToKillaMockingbird)里的名句來總結對自己8年任期的評價。“你永遠不可能真正了解一個人,除非你從他的角度去看問題,除非你化身成他本人去行走世間。”
了解和評價奧巴馬的功績得失要從哪里開始?奧巴馬的8年任期內,美國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改變?這要從他在正式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第44任總統的幾個小時前,美國社會當時的現狀開始說起。
2008年11月4日,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伊利諾伊州參議員貝拉克·奧巴馬在芝加哥與家人一起宣布大選獲勝。
臨危受任
2009年1月20日,奧巴馬前往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會山正式宣誓就職,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非洲裔總統。同時,他也是自前總統羅斯福以來,美國歷史上另外一位在經濟危機期間接管政府的總統;也是自前總統尼克松以來,另外一位在戰爭期間接管政府的總統。也就是說,這讓奧巴馬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在經濟危機和戰爭時期的雙重背景下走進白宮的總統。這一年,奧巴馬47歲。他在宣誓就職的演講中稱,“美國正處於困境中的寒冬。”
也許2009年的時候,美國的困境比寒冬還要殘酷。“當時美國全國的商家都在一家一家慢慢地倒閉。”美國經濟學家贊迪回顧,“所有的一切都感覺不對。”
當時的美國經濟正陷入自1930年以來最大的蕭條,失業率超過10%;房地產、股市的價值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狂跌,全國範圍的美國家庭收入平均下降了至少三分之一。股市的價值在幾年的時間里蒸發了1萬億美元。
而在海外,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海外戰爭已經造成至少4800名美國軍人陣亡,在安置戰爭期間的軍人遺孀和家屬以及不斷地補充新的軍事力量上,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顯示,美國耗費了至少2.4萬億美元。
除了看不到盡頭的海外戰爭外,美國歷史上的頭號敵人——9·11襲擊的策劃者本·拉登卻依然處於人間蒸發的狀態,美國軍方多年無數次的搜捕完全無果。
“能不能壓得住場子”是華盛頓對奧巴馬這位年輕的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和華盛頓政治新星在2008年競選總統時的最大質疑。在奧巴馬成功當選後,多數人都認為,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奧巴馬會像當年的“花生農夫”卡特總統一樣4年里一事無成,做滿一屆任期後黯然離開。
然而,4年之後,奧巴馬不僅在2012年成功連任,更是在8年之後贏得了超過57%的民調支持率。作為對比,前總統小布什在離職前的民調支持率只有22%左右。
奧巴馬獲2009年諾貝爾和平獎
入主白宮
政治分析人士認為,如果讓歷史學家用一句話來記錄奧巴馬的話,那這句話很有可能就是,在奴隸制被廢除的143年後,美國產生了歷史上的首位非洲裔總統。這位來自伊利諾伊州、父親為肯尼亞留美學生、由白人單親母親和白人外祖父母養大、小時候曾在印度尼西亞生活的男孩一路走進美國國會,並最終改寫了美國200年以來都是白人當總統的歷史。
在《我父親的夢想》一書中,奧巴馬描述了他在夏威夷的成長經歷,以及他在年少的叛逆期如何去嘗試不同性格的人格角色,因為他想了解自己究竟想成為什麽樣的非洲裔美國人。由於對自己家庭背景和個人身份認知的迷茫,奧巴馬在放縱和空虛中度過了少年時代,在夏威夷的海灘和印尼的街頭,經常可以看到四處遊蕩的、用大麻和酒精麻醉自己的奧巴馬。
沒過多久,奧巴馬從“街頭混混”的生活中猛然覺醒後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國際關系,大學畢業後,他來到芝加哥的一個貧困社區做起了社區工作者,3年後,奧巴馬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習,畢業後回到芝加哥在一家專門受理民權訴訟的律師事務所工作,其間還曾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擔任憲法學的兼職教授。
在芝加哥的律師事務所,奧巴馬遇到了被他稱為“人生指揮官”、“最好的搭檔和朋友”的人——他的妻子米歇爾·奧巴馬。一直在芝加哥市政府等公共領域工作的米歇爾的職業經歷也讓奧巴馬最終選擇了從政。1996年,奧巴馬成為了伊利諾伊州的參議員,也是美國國會中唯一的一名非洲裔參議員。2004年,奧巴馬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脫穎而出,最終擊敗了另外一位強勢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
2008年,奧巴馬和夫人米歇爾以及兩個女兒牽手走進美國國會,米歇爾為奧巴馬手托《聖經》,奧巴馬舉起右手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總統的一幕,永遠地改變了美國人對誰能夠入主白宮的認識。
推動經濟複蘇
上周在第二家鄉芝加哥發表告別講話時,奧巴馬表示,8年的任期中,他最自豪的就是在這將近10年的時間里,美國在經濟領域所取得的進展。“如果我在8年前告訴你,美國能逆轉一次歷史性的經濟大蕭條,拯救和重建我們的汽車工業,並將創造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就業規模的話,你可能會說,我們的眼光定得有點太高了。”奧巴馬的講話贏得觀眾的一陣掌聲。“但是今天,我們的經濟仍在繼續增長,貧困仍在繼續下降;工資、家庭收入和退休人口的銀行賬戶都9在增加,富有人群所交的稅率更加合理,股市也上漲到歷史紀錄水平,失業率已經達到將近10年來的最低點。”奧巴馬說。
盡管在稅率是否公平上,民主和共和兩黨基本不太可能達成共識,奧巴馬在兩屆任期內帶領美國走出了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大蕭條卻是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可的一個事實。
最新公布的一次美國就業報告,也是奧巴馬任期內的最後一次就業報告顯示,在就業市場方面,奧巴馬在8年的任期內保持了75個月連續創造就業機會增長的趨勢,比美國歷史上各屆總統都高。雖然有些經濟學家將就業機會增加的部分原因歸功於在奧巴馬任期前的一段時間里就業市場一直停滯不前,但是,在其任期結束前,全國失業率已經從超過10%下降到低於5%卻是不爭的一個事實。
還有一個讓外界看到美國經濟最終複蘇的跡象就是,在奧巴馬第二任期的最後一年,美國經濟出現了一個等待多時的現象:工資水平的增加。
奧巴馬簽署全民醫保法案
醫保法案前途未蔔
對自由派和民主黨而言,奧巴馬最值得贊揚的歷史功績莫過於完成了民主黨人多年的心願:落實了全民平價醫保。
在美國實現歐洲式的全民醫保一直是民主黨人的夢想。在克林頓時期,當時的第一夫人希拉里曾試圖親自操刀實現全民醫保改革,但因為政治阻力太大而最終無功而返。在奧巴馬任職期間,民主黨在占據國會兩院和白宮的有利時機下,通過了全稱為“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也就是被認為是奧巴馬任期內最大國內政治遺產的“奧巴馬醫保”。這項美國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讓2000萬美國人能夠享有某種形式的醫保,也讓九成65歲以上的美國人享有了醫療保險,但也因為被預計會耗費政府超過940億美元而遭到共和黨的全面抵制和反對。
雖然平價醫療法案被公認為是奧巴馬在任期內最大的政治遺產,但是,在奧巴馬還沒卸任前,這項政治遺產就已經提前進入了要被推翻的立法進程。不僅共和黨主導的國會上周已經開始通過“預算協調”的立法程序準備全面廢除奧巴馬醫改法案,圍繞該法案存廢的廣泛爭議也被認為將會成為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的一項重大議題。
外交遺產難評得失
奧巴馬在2008年以“政壇新手”擊敗了政治經驗豐富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的原因被廣泛地總結為“因為美國民眾不想重複再一個和小布什類似的共和黨政權”。
而奧巴馬當時從小布什政府接管的美國,除了經濟上千瘡百孔外,還面臨著外交領域中的各種困境。奧巴馬亟須解決的問題就包括如何從中東和阿富汗戰爭中撤離的同時穩固伊拉克國內的軍事和政治、如何與歐洲盟友建立更積極的外交關系以及鞏固美國的大國地位、如何改善美國“單邊主義”的國際形象、如何應對9·11後美國繼續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如何應對伊朗用核武器帶來的威脅、如何制約俄羅斯對格魯吉亞的軍事擴張等問題。
奧巴馬與繼任者特朗普
“希望”和“改變”讓奧巴馬在2008年競選時曾為美國和全球帶來過很高的期許,200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更讓奧巴馬成為了全球眼中的外交理想主義的捍衛者。
對於大量批評奧巴馬“沒有經驗,8年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一個失敗者”的聲音,也有大量支持者認為,奧巴馬在兩屆任期內完成了多項看起來和做起來都不簡單的外交任務。這包括: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逐漸撤出;與歐洲和北約盟友保持了積極的軍事和外交關系;很多美國政治家都想讓美國和古巴恢複外交關系,但只有奧巴馬最終讓這成為現實;徹底扭轉了小布什時期的“單邊主義”;下令抓獲和殺死了本·拉登;沒有向以色列一邊倒,也因此讓伊朗願意同美國進行核談判和簽訂核協議等。
“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國際主義者。”奧巴馬在第一任期接受美國媒體《大西洋月刊》的采訪時說,“同時我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體現在我相信我們必須推動包括民主、人權等價值,因為這不僅僅會為我們的利益服務,也會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然而,外交專家們認為,奧巴馬的整體外交思路卻似乎一直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動搖,包括在空襲利比亞、敘利亞內戰等議題上。
“為了推進我們的安全利益和我們所重視的價值與理想,我們既要慷慨寬容,也要腳踏實地和選擇立足點。”奧巴馬坦言。
政治評論人士指出,正是因為奧巴馬的理想主義外交觀讓那些無法追隨他理想的美國民眾選擇了現實主義,也正是因為奧巴馬外交上的“曲高和寡”、“追求完美”而讓美國產生了特朗普這樣的一位民粹總統。
奧巴馬馬上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在他還沒卸任的倒計時時刻,特朗普已經誓言,在他正式就職後,除了馬上要廢除“奧巴馬醫保”外,接下來要“下手鏟掉”的就是美國和伊朗簽訂核協議、TPP、美國和古巴關系正常化等奧巴馬的外交遺產。
奧巴馬與妻子米歇爾結束告別演說後離場
中美“打水球”
在奧巴馬結束他的兩屆任期生涯後,新一輪的中美關系也將正式開始。過去8年的時間里,中美關系都經歷了什麽?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流傳一句名言,“華府最值錢的就是總統的時間。”奧巴馬對亞洲國家有多重視也從他對亞洲國家投入的時間上看得出來:到2016年為止,奧巴馬到訪過亞洲9次,在白宮和加州的陽光莊園接見過多位亞洲元首,在白宮接待的第一位國事訪問元首來自亞洲,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正式接見的第一位客人也來自亞洲。
2009年11月,剛剛就任美國總統不到1年的奧巴馬在一場冬雨中第一次以總統身份正式訪問中國,雙方在這次國事訪問中發表了多項聯合聲明,在訪問中國期間,奧巴馬一再表示“除非中美兩國達成一致,否則全球性的挑戰議題很少能得到順利解決”。
和美國總統通常在競選期間和剛就任時中美關系通常會“鬧一鬧”相比,奧巴馬就任的第一年被中美問題專家廣泛稱為是走進了“蜜月期”。
美國總統在上任後第一年就訪問中國史無前例,奧巴馬也因此在美國國內遭到了猛批。美國國內不僅批評奧巴馬“主動示好”是軟弱之舉,更批評奧巴馬當時訪問中國的主軸的經貿問題上,美方收獲甚少。
剛剛從中國返回美國的奧巴馬顯然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2009年12月,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舉行後,奧巴馬在返回美國後批評中國等四個國家“不願承擔責任”。
隨即,奧巴馬政府立即宣布調整對華政策,強調要在對中國強硬的情況下,“避免走任何形式的極端”。
2011年,正式出臺的奧巴馬外交政策的基石“亞太再平衡”戰略,最重要的考慮之一就是針對“一個崛起的中國”。
“美國在亞洲所面臨的最主要的地緣挑戰就是如何應對中國的戲劇性崛起。”奧巴馬的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弗里·貝德在《奧巴馬和中國崛起》一書中指出。2013年競選連任後,奧巴馬政府表示,“亞太再平衡”仍然將是一項重要的外交戰略。
在奧巴馬任期的最後兩年,中美關系雖然也經歷過經貿問題的摩擦,但在2016年的核峰會、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經貿聯委會等雙邊和多邊場合都取得了多項重要外交成果。
奧巴馬政府亞洲政策的總設計師坎特·坎貝爾(KurtCampbell)總結說,美中關系就像是打水球比賽,“從水面上看競爭激烈,但規則有序”,但拿美中官員的話說,“目標是達成正面、全面的合作關系”,同時,“雙方在水下的競爭可能比水上看起來還要激烈,因為雙方的目標都是想贏得比賽”。
——華爾街日報——
【僅兩天就改口,大眾稱不排斥與菲亞特合作】大眾集團CEO馬蒂亞斯•穆勒周二在德國向記者表示,雖然自己尚未與菲亞特-克萊斯勒 CEO交流過此事,但不排斥與菲亞特就合並展開交流。僅僅兩天前,在日內瓦國際車展上,穆勒曾表示大眾不會同菲亞特就雙方企業合並事宜舉行談判。
——Reuters——
【特朗普會見沙特副王儲薩爾曼】美國總統特朗普周二在白宮與到訪的沙特阿拉伯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爾曼舉行會晤,雙方的討論涉及雙邊關系,經濟合作以及敘利亞和平方案。這是特朗普自1月就任總統以來,沙特王室成員對華盛頓進行的最高級別的訪問。據消息人士透露,會議的一個主要議題是沙特在美國的投資計劃。奧巴馬時代美國與伊朗的合作曾令海灣地區國家領導人深感不滿,因此特朗普的上臺被視為重建海灣地區與美國戰略合作的重要契機。
——Bloomberg——
【特朗普將簽署政令 大幅縮小環保因素對政策的影響】根據白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預計將在本周內簽署一項新的政令,以大幅縮小環保因素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特朗普或將在政令中敦促美國環保局盡快撤銷清潔能源計劃(Clean Power Plan),其他受影響的領域到包括家電能耗標準、油管鋪設審批等一系列產業監管規則。據消息人士稱,此政令旨在加快推翻前總統奧巴馬在環保領域內設置的條框。環保人士稱特朗普誌在推翻前任環保努力的舉動,會讓美國近幾年來推動全球環保事業發展的努力付之東流。
——CNN——
【菲永因涉嫌挪用公款遭正式調查】“空餉門”影響尚未消散,法國中右翼總統競選人菲永再惹麻煩。周二他因涉嫌濫用公共資金接受正式調查。法國司法機關以侵吞公款、侵占公共財產以及未履行申報義務罪名傳訊菲永並提出指控。目前距法國大選首輪投票僅有六周之隔,遭到正式調查勢必將再次打擊菲永本就慘淡的支持率。
——BBC——
【OPEC:2017上半年原油減產力度需加大】由於沙特加大原油減產力度,OPEC二月原油產量持續下滑,日產量降至3196萬桶,而1月日產量為3210萬桶。OPEC表示,隨著全球原油庫存增加以及美國產油量複蘇,在2017年上半年OPEC成員國將會繼續加大減產力度,以彌補部分成員國減產不達標帶來的影響。
——英國金融時報——
【英首相斥責蘇格蘭在關鍵時刻“耍花招”】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嚴厲斥責蘇格蘭首席大臣Nicola Sturgeon提議的獨立公投,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將會嚴重威脅英國的穩定。梅指責Sturgeon目光短淺,並暗示在2019年之前是不會接受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當前需要優先完成退歐的流程,以及緩沖退歐帶來的巨大沖擊。
——印度經濟時報——
【蘋果在俄涉嫌擅改iPhone售價】俄羅斯聯邦反壟斷監管機構FSA表示,蘋果公司過去數年在俄銷售iPhone涉嫌擅改售價,從iPhone 5開始到iPhone 6S均存在擅改價格的違規行為,正計劃對蘋果起訴。FSA稱,蘋果若在商品折扣及定價上做出更改,應提前知會分銷商,否則他們的分銷合同將會作廢。
很遺憾,執政5年,即將於3天後卸任的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成為了法國近年來最不受歡迎的總統。
根據2016年底的一次民調,奧朗德的支持率只有4%,創下了1848年法國選出第一位總統以來的最低水平。
之所以如此慘淡,除了他的個人醜聞外,還因為他沒有成功履行恢複經濟、降低失業率以及減少財政支出等各方面的承諾。在應對恐怖襲擊和移民問題上,他也表現得“很不給力”。
5月14日,以66%的支持率當選法國近60年歷史上最年輕總統的馬克龍將正式接過奧朗德的權力棒。然而,各方面的數據顯示,前任的遺留問題並不比超低的支持率樂觀多少。這位年輕的新總統將面臨經濟以及社會的多方面挑戰。
馬克龍(右)曾是奧朗德(左)內閣中最年輕的部長
經濟增速緩慢,給歐盟拖了後退
作為法國候任總統,馬克龍要接手的是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就一直增長緩慢的經濟。
2012年初就任總統時,奧朗德十分樂觀,相信法國完全可以從經濟低迷中恢複過來。然而,雖然法國的經濟有一定的增長,但與德國、英國、美國等狀況相似的國家比起來,這種增長並不夠強勁。到奧朗德任期快結束時,法國的經濟狀況才出現了好轉。2016年,法國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法國經濟增長率達到了1.1%,是奧朗德任期內增速最快的一年。但是這一數字仍然低於歐盟1.8%的平均增速。但出乎分析師預料的是,2017年第一季度的增速又從前一季度的0.5%降到了0.3%。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統計,從2012年~2016年,法國過去5年的GDP增速分別為: 0.22%、0.62%、0.67%、1.21%和1.23%。從2014年開始,就已遠遠低於歐元區15國的平均經濟增速。2016年,歐元區15國的平均經濟增速為1.66%。
圖表來自OECD數據中心,自上至下為:歐元區15國、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 年份為:2009-2018年。(2017、2018為預期)
就業崗位增加,大多是臨時工
勞動力市場與政治極其相關。2012年,奧朗德勝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承諾會為當地增加就業機會。當時的法國面臨失業率不斷攀升的危機。
但奧朗德執政後,失業率並沒有停止增長,甚至一度超過了10%。這迫使奧朗德在其任期的尾聲不得不采取大量措施來應對這一狀況。2016年,在實施了稅收減免政策以降低勞工成本後,奧朗德又繞開國會強制實行了一項工作法案,使聘用和解雇都變得更加容易。在維護法國35小時每周工作時間的同時,奧朗德還增加了職業培訓的機會,並鼓勵大家重返工作崗位。
這些措施終於取得了一些成果:失業率相較往年僅有小幅度上升,越來越多的求職者接受了求職培訓。但奧朗德最初的一些提議遭到了左翼黨派的反彈和沖擊,進而被弱化了。
另外,奧朗德的就業改革迄今為止也並未打破法國二級勞動力市場的格局。
去年,法國86.4%的就業都是臨時崗位。其中,80%所簽訂的都是短於一個月的合同。與此同時,長期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43%左右的失業人群已經失業超過一年之久。這一比例達到了自2003年以來的最高值,而其中最弱勢的是年輕人、外來移民以及低技術勞動力。法國青年失業率幾乎達到了英國的兩倍,並且還在不斷上升。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許多發達國家的青年失業率正在下降。同樣,海外移民以及低教育程度人群的失業率也在下降。
政府支出占GDP 57%
2015年,OECD在報告中總結道:“法國的財政狀況不佳,常年財政赤字,政府支出巨額,導致了高稅收及不斷攀升的政府債務。”
面對這一緊張的局勢,奧朗德不得不采取更為緊縮的手段。當年,他提出要降低政府支出,並承諾要簡化那些他認為“太繁、太慢、太花錢”的政府體制。然而現在,法國仍然是發達國家中政府支出最多的國家之一,約為總GDP的57%。其中,醫療、社會以及養老金支出所占的比例自2012年以來一直相對較高,並且還在不斷增長。
奧朗德執政期間財政赤字的確有所縮減,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降低了利率並減少了政府投資,同時,高稅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稅率幾乎沒有了上漲空間,所以新任總統要想改善政府財政狀況只能靠縮減政府支出了。歐盟委員會最近也作出了相同的回應。
企業稅賦重
歐盟委員會最近的報告稱,盡管奧朗德努力簡化法國的稅收制度,“但是法國的企業依然面臨著巨大的政府管控壓力以及變動較大的政府立法”。
盡管消費稅很低,但是法國巨額的商業賦稅對於投資和企業發展來說仍然是一大障礙。
奧朗德在執政期間所取得的成績很小,但依然非常重要。比如他實行了減稅政策,並且將稅收楔子,即勞工成本,降低了幾個百分點。另外,2015年法國還采取了所謂的“馬克龍(Marcon)法規”,其中包括各項新規,比如允許商店延長營業時間以此來刺激行業競爭。
不過,在2015年的OECD報告中,法國48%的勞工稅收楔子排名歐洲第五,而企業稅仍然穩居首位。
作為經濟上親商的自由派,在奧朗德執政期間擔任經濟部長的馬克龍表示,要把法國的企業稅率從33%降到25%,以減輕企業稅賦並吸引外資。(實習生毛愛佳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國目前並未開征遺產稅,也從未發布遺產稅相關條例或條例草案。(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2月7日《南方周末》)
父母把財富傳承給子女,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當的、道德的。堵塞、切斷資源向下一代轉移的家庭通道,是非常嚴重的行為。
至於強行讓資源從下一代向上一代轉移的現收現支型社保與政府舉債發福利,就更嚴重了,實質上是在吃掉、在掏空一個種群的未來。這就是西歐福利社會沒有前途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句西諺道:死亡(Death)與稅收(Tax)都是不可避免的。有趣的問題來了:當不可避免的死亡來臨之際,稅收也是不可避免的嗎?死亡與稅收會相互疊加嗎?是的,我們在討論該不該征收遺產稅(Inheritance Tax)。在美國,民主黨人喜歡稱這個稅種為Inheritance Tax,共和黨人則傾向用Death Tax(死亡稅),言下之意這是連死人也不放過的稅種。
在特朗普推動下,2017年11月16日與12月2日,美國眾議院與參議院相繼通過了三十多年來最大的減稅法案《減稅與就業法》,里面就有取消遺產稅的條款。如果不出意外,美國取消遺產稅一事大勢已定。
目前,美、英、德、法、日等國家是征收遺產稅的。開曼群島等少數地區從未開征過遺產稅。但有一個趨勢值得關註,從1970年代以來,不少國家與地區(括號內為廢止年份)廢止了原來開征的遺產稅:加拿大(1972),澳大利亞(1979),以色列(1981),新西蘭(1992),瑞典(2005),香港(2006),俄羅斯(2006),新加坡(2008),奧地利(2008),挪威(2014)等。廢除遺產稅主要出於吸引高凈值移民與資金流入、免除財富創造者的後顧之憂等考慮。
接下來從公平與效率兩個維度討論該不該征收遺產稅,並回答一個問題:(繼續)征收遺產稅,與不征收或廢止遺產稅,前者是以起點公平的名義,後者以代際公平與種群綿延的名義,哪一種代表了真正的公平正義?
什麽是稅收?官方教科書上說稅收有強制性、固定性與無償性等特點。這是對的。稅收是政府的收入,政府提供的治安、司法裁判及公共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都是要花錢的,要花錢就得來錢,要來錢就得收稅。
假設政府征稅有兩大目標,實現政府收入最大化與實現社會財富創造最大化,政府要在這兩個目標之間取得一個最佳的平衡。為此,政府征稅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則。
一是要選征適宜的稅種,如流動性好,最大程度地呵護大家財富創造與積累的積極性等。用不同的稅種征得同樣數額的稅,以政府收入來衡量似乎是等效的,但很可能某些稅種對大家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打擊更大,長期看對政府收入、對社會效率來說都得不償失。
二是要設計簡單的稅制,降低征稽成本與繳稅成本。複雜稅制讓納稅人疲於應付,只會養活一個龐大的稅務征稽隊伍,並導致合法避稅的稅務律師、稅務會計師行業畸形繁榮。
三是要適用合理的低稅率,通過擴大稅基以實現政府收入最大化的目標。網眼織得太密、捕得太頻繁,魚就會長不大,數目也會變少或增長緩慢,從長期看總的捕魚量也高不起來。
在後面,我們會討論征收遺產稅是否符合上述目標及相應的原則。
在這里,我們先扼要批駁一下兩種常見的對稅收的觀點。
第一種是自由至上主義者(Libertarian)的觀點,認為稅收就是公共服務的對價,政府與納稅人的關系好比物業公司與業主的關系。但實際上,稅收是強制性的,由不得你不繳,也由不得你少繳;你的繳稅額與你享受的公共服務之間沒有固定的比例關系,即便你不享受任何公共服務,你也得繳稅。政府並不是市場中的公司。
第二種是自由派(Liberal)的觀點,認為稅收就是收入財富再分配。由於先天缺陷或後天災禍而失去謀生能力,又沒有家庭成員相幫的,社會應該基於人道的考慮,對這類人施以救援之手。在這個意義上的救濟型收入再分配是必要的。但超出這個限度的收入財富再分配可能會造成明顯的負激勵:獎勵懶惰、愚蠢、揮霍,懲罰勤勞、聰明、節儉。
就一般稅收而言,自由派的著眼點是收入財富再分配,最好大家拿到手的錢都一樣,這是結果公平或結果平等的主張。就遺產稅而言,自由派額外提出了起點公平或起點平等說。
遺產稅支持者說,你有一個有錢的爸爸,能給你留下現金、經營性資產與一線城市的房產;他爸爸沒有錢,什麽都不能給他留下。這不公平吧?你沒有付出任何努力,就不勞而獲,白白享受這些財富。富人子女與窮人子女這種傳承父輩資產上的鴻溝,可能窮人子女一輩子的努力都填不平,真是太不公平了。應該征收高稅率的遺產稅,把窮人子女與富人子女的起跑線拉平,這樣大家都可以拼自己的努力勤奮與聰明才智了。聽起來是不是很有道理?
不過,這種說法有太多的槽點了。隨便反詰兩個問題吧。
第一,子女好歹傳承了父母的血脈基因,平常是要叫爸爸媽媽的,如果子女享受父母留下的財產都算“不勞而獲”的話,那麽那些與死者一毛錢關系都沒有、連爸爸媽媽都沒有叫過的外人,與死者的子女同等享受死者留下來的財產,何止是算“不勞而獲”?
第二,因為甲享受了父母留下的豐厚遺產,乙的父母什麽也沒有留給他,然後就拿甲沒有付出“努力”說事,那換一種思路,如果豐厚遺產主要是甲的父母積累的,豈不是說甲的父母比乙的父母更“努力”,給子女創造了更高的起點?有必要的話,還可以繼續往上推,比雙方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的父母……
如果我們接受,生命是一場薪火相傳的接力賽,那麽我們也不難接受,父母能達到的終點就是子女的起點。起點公平的本質,其實還是結果公平。對子代往起點公平方向進行“矯正”,其實就是對親代往結果公平方向進行“矯正”。從代際連續性的視角看,所謂“起點公平”,其實是對每一代都要進行一次結果公平的“矯正”,把跑在前面者的起點強行拉到與跑在後面者齊等的水平。就好比,一場接力賽,第一棒已經拉開差距了,裁判說,“不行,領先者靠的不是自己的努力,請往後退到同一起跑線,然後再同時跑第二棒”。
那麽,生命到底是無休無止的接力長跑,還是百米短跑呢?這難道不是不言而喻的嗎?
如果你是已婚並育有子女的,那你捫心自問:自己為什麽要努力工作、努力積攢財富?恐怕不僅是讓自己過得好吧?讓子女能有更好的生活條件,讓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將來子女能有更好更體面的工作,讓子女在每個人生階段都站在比自己更高的起點上,恐怕是比讓自己過得好更重要的動機。
如果你一生創造的總財富超過你一生消費掉的,那你的全生命周期資產負債表凈值為正,表明,你無虧欠於家庭,也無虧欠於社會,你對家庭與社會是有凈貢獻的。這個正的凈值或凈貢獻,你願意傳給誰呢?你願意給誰享受呢?傳承了你血脈基因的子女是不二之選。
人類演化出婚姻家庭這種基礎性制度,主要為了實現兩大功能:一是子女的生育撫養、基因的綿延,二是收入財富的安排尤其是有利於下一代的代際安排。而更多的財富、更豐厚的資源意味著子代更大的生存優勢與競爭優勢,可見,婚姻家庭的這兩大功能,收入財富的代際安排是手段、是衍生功能,基因的綿延才是最終目的,是最基礎的功能。
是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核心,在於確保資源從親代向子代轉移,讓子代有更大的生存優勢與競爭優勢。在生物界,個體要實現基因綿延,種群要在基因上存續下去,資源向下一代轉移是不可妥協的先決條件,否則種群都要滅絕。雄螳螂為了綿延後代,冒著被雌螳螂當食物吃掉的風險也要交配,譜寫了一曲不朽的生命禮贊。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生命的意義就在於薪火相傳,資源向下一代轉移是天道,是自然法,連禽獸都會這麽做。這就是為什麽婚姻家庭制度是實現基因薪火相傳、社會存續與文明綿延的基礎性制度。
在這個意義上,父母把財富傳承給子女,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當的、道德的。堵塞、切斷資源向下一代轉移的家庭通道,是非常嚴重的行為。至於強行讓資源從下一代向上一代轉移的現收現支型社保與政府舉債發福利,就更嚴重了,實質上是在吃掉、在掏空一個種群的未來。這就是西歐福利社會沒有前途的根本原因所在。
前面已經說了,給子女積累財富、讓子女有更高的起點、讓自己的基因更好地傳下去,是大家努力工作創造積累財富的非常基本的驅動力。李光耀說:“很少人把自己的資產消耗掉。他們都保住甚至擴充他們的資產,只花費來自資產的收入。他們未雨綢繆,要保住資產,將來留給子孫。”這正是財富積累、資本積累與社會存續的基本動力。
如果征收免征額很低、稅率很高的遺產稅,對這種財富創造積累的動力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相對於對一個經濟體征2000億的所得稅或價外的消費稅,征2000億元的遺產稅,造成的不良激勵更大,對社會經濟效率的傷害更大。
當然,納稅人也不會束手待斃的,也會想法子規避遺產稅。像美國這種征收遺產稅的國家,富人有各種逃稅或避稅的方法:開設離岸賬戶;把資產轉移到沒有遺產稅的地方;把資產裝到免稅的家族信托上去;搞慈善基金,把資產註入,讓子女作為實際控制人等。
對非大富大貴的普通人來說,至少可以把錢盡量花掉,這當然是不利於一個社會的財富積累與資本積累的,會減少資本存量,從而傷害經濟效率。因為工資率是與勞動生產率成正比的,勞動生產率又是與勞均資本存量成正比的。也就是說,勞動人口不變,資本存量越高,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也就越高。所以花掉本有的儲蓄對所有人是不利的:本來這錢會作為遺產傳給子女,增加子女的生存能力;本來這錢會成為儲蓄和資本,會提高一般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本來這錢不匆匆消費掉,政府會從額外的經濟增長中征得更多的稅。
所以,遺產稅是一種破壞力非常大的稅種。實際征得2000億元的遺產稅,一是很可能意味著比這個數字高幾個數量級的本來會創造出來的財富沒有創造出來,二是很可能意味著比這個數字高幾個數量級的本來會傳承下去的財富被提前消費掉了,三是也很可能意味著比這個數字高幾個數量級的本來會留在本地的財富被轉移到別的國家與地區了,因為目前沒有遺產稅的國家與地區越來越多。是的,征收遺產稅會帶來比稅額更大的這三大塊損失。
國家與地區之間的稅務競爭是非常激烈的。2016年一個大戲是,歐盟以蘋果公司漏交稅款為由,判蘋果公司向愛爾蘭政府補交130億歐元的罰款,但愛爾蘭拒絕接受,還向歐盟上訴抗辯。是因為愛爾蘭傻嗎?130億歐元事小,毀掉低稅率的聲譽事大,為了保護自己的長期利益(收更多的稅),當然不能要這燙手的錢。
像加拿大、澳大利亞與新西蘭這樣的國家,本來就是高稅收、高福利的國家,為什麽還要領風氣之先,帶頭廢止遺產稅呢?是因為這些國家是移民國家,在國際稅務競爭的大背景下,為了吸引高凈值移民與資金的移民國家也是拼了,由此啟動了廢止遺產稅的世界潮流。
遺產稅在一些國家也叫做Estate Tax,是什麽道理?因為房產不長腳,跑不了,對構成人大多數的普通人來說,能留給子女的主要遺產可能就是一兩套房產。遺產稅與房產稅一樣,流動性是比較差的,不產生現金流的遺產與自住房產一樣,繼承人必須另外籌錢才能繳上稅款,一般只能變賣自己的財產或從自己收入積蓄拿出來才能籌得稅款。所以在施行高遺產稅國家不乏繼承人繳不起遺產稅,只好放棄繼承,把遺產“獻給國家”的情形。
如果一個國家既有個人所得稅,又有房產稅與遺產稅,那無異於先後征了三輪個人所得稅:自住房產,不產生收入流,每年都要按評估價格的一定比例繳納房產稅,需要從個人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來繳納,實質上構成了二階個人所得稅;父母傳下的遺產,對大多數人來說主要是房產,要按照評估價格的很高比例一次性繳納遺產稅才能繼承,實質上就是二階房產稅,個人就要以收入儲蓄甚至借錢來繳納稅款,實質上構成了三階個人所得稅。
必須強調的是,遺產稅是對中產群體與中小企業極不友好的稅種。富人可以通過全球資產配置的方式避開遺產稅,確保財富與產業向子代的傳承,中產群體與中小企業是沒有能力這樣做的。設想一個中產家庭,父母在大城市積累了一兩套房產,或一個中小企業主,有一個經營性資產要讓子女傳承,在有遺產稅的情況下,子女為了繼承就要繳納一大筆現金作為遺產稅,但自身又拿不出來,只好通過變賣房產或經營性資產的方式來繳遺產稅,所以遺產稅不利於中產群體保住自己的階層與階層升等,不利於中小企業的傳承與做大,從而不利中堅社會的穩定與民營經濟的繁榮。
那麽,是否可以設置很高的免征額,並設置很高的稅率,確保遺產稅只征收富人,而不會殃及中產、窮人與中小企業主。這個方法怎麽樣?
以美國為例。美國2015年度聯邦遺產稅的免征額是每人543萬美元,最高稅率為40%。一對夫妻傳給子女的財產就可以免征1086萬美元。不過,2015年4月16日,美國眾議院以240對179票通過了取消聯邦遺產稅的議案(但在參議院沒有通過),支持者取消遺產稅的理由是:這會刺激經濟,並減輕小企業主和農場主的負擔。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施政綱領中有廢除遺產稅一項。由於被征收遺產稅的財產是納稅人稅後的財富,故一直有重複征稅的詬病。在特朗普看來,遺產稅是徹頭徹尾的重複征稅,應該予以取消。2015年,美國聯邦總歲入為3.249萬億美元,其中遺產稅與贈與稅為190億美元,占聯邦總歲入的0.58%,微不足道,但征稅成本巨大,還會導致比遺產稅稅額更大的三大塊損失。所以,特朗普廢除遺產稅並非一時心血來潮,也不是策略性的競選口號。
對美國取消遺產稅,應該放在全球稅務競爭的框架內理解。一個國家的稅收體系,應該對稅種稅率有通盤考慮。就稅種而言,不同的稅種,政府能征收到同樣的稅,但社會的痛感是不一樣的,對經濟效率的損害程度也是不一樣的。就稅率而言,在國際稅務競爭白熱化的背景下,富人是全世界爭搶的對象,過高的稅率只會嚇跑富人,讓資本跑了就得不償失了。千萬不要以為稅率越高,征得的稅就越多。過高的稅率會導致稅基大幅度縮水。理論上,存在合適的稅種與相應的低稅率讓一國稅收收入最大化。
在這個意義上,要征到遺產稅稅額那麽多的稅額,是直接開征遺產稅,還是通過開征其他更有效率的遺產稅替代稅種來達到同樣的效果,值得考量。後一種方式也可以理解為間接開征了遺產稅或開征了廣義的遺產稅。
就中國而言,2005年,當時有一些建議征收遺產稅的呼聲,時任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表示,中國不準備征收遺產稅,“目前還沒有征收遺產稅的計劃”。2014年,中共中央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要對六大稅種(增值稅、消費稅、資源稅、環境保護稅、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進行改革,但其中並沒有遺產稅。這個方案管到2020年。所以,至少可以肯定,近期內中國並沒有征收遺產稅的計劃。
文化遺產保護已經成為中國公眾廣泛關註的議題。近日四川安嶽佛像“彩妝”事件,為它添加了最新註腳。文化遺產與公眾關系如何?公眾如何參與遺產保護?一直以來由政府和文化精英推動的、自上而下的遺產保護,是否做好了讓公眾廣泛參與的準備?一場在平遙古城舉辦的論壇,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8月9日,平遙古城的明清街和城隍廟街上,遊客熙熙攘攘。這座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15年成為中國5A級景區的古老城市,正迎來遊客最多的時節。商業街兩邊鱗次櫛比的大小商戶,抓緊時機攬客生財。
數據顯示,2017年平遙縣共接待遊客1297.29萬人次,同比增長21.97%;旅遊總收入150.46億元,同比增長23.72%。通過直接或間接參與旅遊產業,平遙有8萬多人的就業問題得到解決,平遙縣文物局局長冀太平告訴第一財經,旅遊對平遙太重要了。
移步換景,在生意興隆的古風酒店平遙會館內,“平遙城鄉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國際工作坊”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值得思慮的是,9日召開的這場探討“多元視角”和“公眾化”的論壇,主要在國內一眾文化遺產保護專家之間展開,不遠處繁華街市上的遊人們和生活在這里的古城居民,並未有代表參與其中,用冀太平的話來說,這還是一場比較小眾的業內活動。
同樣在平遙,一場希望影響公眾但同樣小眾的遺產保護實踐也在進行。上海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等機構舉辦的遺產保護誌願者工作營,正在為修複平遙古城東側一段城墻而工作。來自中國和法國的誌願者們與當地工匠一起工作,讓自己的一段人生與偉大的文化遺產密切聯系起來。
旅遊無原罪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老師邵甬,也是上海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的常務理事。她1993年開始師從阮儀三先生,跟隨阮先生進行江南水鄉古鎮的保護,後來又參與了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和麗江的保護規劃和保護管理工作。
2005年,邵甬來到平遙時,古城正面臨保護與發展的矛盾,“與1982年阮儀三先生做保護規劃時的情況很不一樣,當時平遙的領導希望平遙古城建設為‘三城’,即博物館城、旅遊城和影視城,按照這一方案,古城內居住的老百姓都要被遷出去。”邵甬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回憶道。令她慶幸的是,這一方案並未付諸實施。
但邵甬認為,不能因為保護與旅遊之間有矛盾沖突,就全盤否認旅遊的作用。“旅遊開發是遺產保護的很重要的輔助手段,它有教化、宣傳、促進公眾認知的作用,現在的沖突,主要是因為旅遊與保護沒有很好地結合,主要是迎合性旅遊,過多地考慮遊客想要什麽服務,而不是引導遊客如何體驗遺產地的價值。”邵甬說,這是中國遺產地旅遊發展中最為人詬病的短板之一。
包括旅遊等產業發展在內的整體科學規劃,能在結合本地民眾需求的同時,推動遺產地可持續的產業發展嗎?邵甬認為,具體的路徑中國還在探索之中。主要問題在於,“現在不同層面還是脫離的,保護由保護的團隊做,旅遊是旅遊的團隊做,結合得不夠。”在平遙,邵甬和她的團隊正試圖將對文物保護單位、民居、街區和非物質遺產的保護與產業發展結合起來。
“對遺產的認知從精英視角到大眾視角轉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對遺產的理解和對其價值的認知也在不斷豐富,這也會帶來保護與利用方式的更新。”邵甬說。平遙古城有很多文物保護單位,但仍然是一座很多人生活著的城市,這種“活態遺產”要面對交通、基礎設施、教育等問題。保護活態遺產,就要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雙重目標都達到,才能說是保護成功。“這對我們的挑戰非常大,調查評估細化到每一個院子,每一棟房子,哪一棟房子應該修,哪個應該拆,哪個應該改,都要評估。”
自下而上的保護和利用
上世紀90年代初,邵甬做碩士論文期間跑過四五十個村鎮,“當時村民都不認為自己家的老宅有價值,希望拆掉老屋新建水泥房。”邵甬看到,許多老宅的匾額、窗扇等構件被當作無用物賣掉,與此同時,村莊的空心化、貧窮化非常普遍。
近些年,江南水鄉古鎮和皖南古村落等地的老百姓們,都已經知道自己的房子是獨一無二的,有歷史有價值,“他們很自豪,而且老房子能帶來經濟效益,可以發展旅遊產業,這樣慢慢就有了自下而上的保護和利用的需求,保護和發展就能比較好地結合起來。”20多年後,邵甬看到了顯著變化。
看到此前保護模式的局限,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希望自下而上,從民間的角度做一些事情。起初仍是專業人士的工作,包括調查、研究、出版等。但“越是希望把保護規劃實施好,就越是需要公眾參與”。
作為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的常務理事,邵甬曾陪著阮先生與法國遺產保護誌願者工作營聯盟溝通合作事宜。“法國有很多這類聯盟、協會,對法國的文化遺產保護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結合起來,從精英到大眾一起合作,才能把遺產保護好。”
成立於1966年的法國遺產保護誌願者工作營聯盟,運作機制非常完善,營員招募,與遺產地溝通,日程與工作安排等工作都非常專業,每年在法國各地舉辦200多個工作營,已經修複了720棟歷史建築。“利益相關方的參與,更大範圍的公眾參與,非常重要。法國經驗告訴我們,對年輕一代和普通公眾進行教育和培訓,鼓勵他們參與遺產保護是非常重要的,是遺產保護理念得以真正實施的基礎。”邵甬說。
從資金、組織和行動上推動
今年,上海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的遺產保護工作營除了平遙古城和新絳古城,還設在福建南平九龍村和貴州安順雲山屯。2011年以來,基金會已經在全國9地舉辦了26次工作營。
“遺產保護可以成為社會不同階層的黏合劑,並對遺產保護促進和監督。”上海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秘書長丁楓說。
工作營最早正是在平遙的梁村舉辦,誌願者們持續六年參與修複這個衰落古村里的積福寺。一次工作營快結束時,誌願者們與當地村民聯歡,村長說,想不到我們這樣一個小村子還會有外邊的人來幫忙修老房子,非常驕傲,我們的村子是非常有價值的。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丁楓仍非常感慨。後來她看到,梁村的一些老房子開始得到修繕,戲臺廣場、關帝廟,也都慢慢修起來了,“我覺得工作營對激發村里人對村莊的保護意識起到了作用。”丁楓告訴第一財經。
“法國合作方的理念,是通過誌願服務實現遺產保護和公民權利,認為接觸自己的傳統文化並主動保護傳統文化,是現代人的權利。”丁楓說,誌願者的工作喚起遺產地居民和管理者對遺產的熱愛,這種熱愛也是一種權利。
作為規劃師,丁楓更多地從事遺產保護規劃,“最先接觸的永遠是當地的行政機構,從上而下做保護。而工作營是人和人的接觸,自下而上,這樣的力量更持久。”
在今年的另一個工作營舉辦地新絳,丁楓看到了更緊迫的保護需求。新絳的名城保護規劃是2006年制定的,但現在歷史街區沒有得到任何保護,“一直被蠶食,一座唐代的古城慢慢就要被蠶食掉了,可能到最後只剩下文保單位。”
據丁楓觀察,在新絳這樣經濟欠發達的小城市,政府能力有限,老城區衰敗現象明顯,大量老民居缺乏維護,即便在當地比較幹燥有利於木構建築保存的條件下,很快也衰敗了。“當地人在保護觀念上非常保守,沒有主動意願去做些什麽。如果工作營的誌願者與他們有文化交流,帶去一些沖擊,(我們)帶著這樣的初衷,今年在那里設立了工作營。”
工作營的方式能給參與者和遺產地帶來什麽?丁楓認為,首先,工作營對誌願者是非常好的體驗,他們可以學習了解傳統建築文化,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在兩個星期里通過實踐獲得遺產保護的知識,“誌願者會成為文化遺產保護的‘自媒體’,傳播保護理念。”
工作營對遺產地的傳統工藝工匠也有觸動。“工作營要求原工藝、原材料修複,每個地方都有完整的營造體系和知識,工作營會對這一個體系有促進。村莊里掌握傳統技藝的老工匠已經散失,我們來了,他們就被重新召集回來了。”
在工作營的影響下,遺產地社區群眾的遺產保護的觀念會有提升,“誌願者對文化遺產的熱情一定可以傳達給居民,為周邊社區帶來正面的影響”。
“遺產保護不能只考慮物,也不能只考慮專家的意見,要從公眾角度進行共治、共享,這個原則,是共通的。但每個國家的路徑不一樣,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路徑。如何在地化,需要探索。”邵甬的觀點代表了文化遺產公眾化這一問題複雜但日趨明細的實現路徑。“外部的力量,專家和誌願者的參與,都是暫時的。尤其是在鄉村,如果有一些類似鄉紳的民眾參與,從資金、組織和行動上推動,文化遺產的保護才會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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