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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藍皮書：2016年廣州GDP預計增長8.1%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12日發布的《廣州藍皮書：廣州經濟發展報告(2016)》預計，2016年廣州GDP預計增長8.1%左右，略低於2015年的增長速度。

藍皮書說，2015年12月廣州經濟景氣綜合預警指數為92.23，處於穩定區間的下半區。在綜合預警指數的10個構成指標中(經季節調整去除季節因素和隨機因素影響)，有1個指標處於過熱區間(十區房屋交易登記金額)，有1個指標處於偏熱區間(人民幣貸款余額)，有4個指標處於穩定區間(貨運量、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城市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有1個指標處於偏冷區間(商品進出口總值)，有3個指標處於過冷區間(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一般公共預算收入)。

根據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和廣州宏觀經濟景氣狀況，利用課題組開發的廣州宏觀經濟計量模型(GMEAM)進行測算，廣州藍皮書課題組得到2016年廣州經濟增長低、中、高3個預測方案。

藍皮書稱，預計2016年廣州經濟將實現8.1%左右的增長，略低於2015年的增長速度。從產業來看，服務業和制造業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服務業增長仍將明顯快於制造業;從需求來看，投資有望保持較高增幅，消費將穩中趨弱，出口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很可能保持低速增長。

藍皮書建議，廣州應正確認識國內外嚴峻複雜形勢，合理確定經濟增長目標。雖然2015年經濟增速略高於全國和全省，但仍存在先進制造業新增長點不多、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有待提升、創新引領發展動力不強等問題。

與此同時，充分利用比較寬松的政策環境，努力確保投資較快增長要充分利用目前比較寬松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行政政策環境，加快投資項目的策劃、規劃、報建、審批和實施等。

藍皮書建議廣州加快推進“十三五”時期重點項目建設。積極主動做好項目報批工作，爭取更多項目盡快開工建設，繼續做好白雲機場二期擴建等186個重點項目建設。加快推進琶洲互聯網創新集聚區、南沙自貿試驗區、中新知識城、空港經濟區等重點功能區開發建設，著力打造轉型升級新引擎。進一步優化項目審批服務，最大限度取消行政審批事項，簡化行政審批手續，完善一口受理、並行審批的“一站式”服務模式，提高規劃、用地、環評等環節審批效率。

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課題組建議廣州積極穩妥淘汰落後過剩產能，有序推進化工、食品加工、建材、家居等行業富余產能向外轉移，大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完善多層次住房體系，優化房地產供需結構，穩定商品住房價格，加快商業地產轉型升級，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加強金融監管和監測預警，積極防範和穩妥處理各類金融風險，加大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力度。

同時，大力實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生產要素成本、物流成本、稅費負擔、融資成本等一攬子政策措施，切實減輕企業負擔，激發企業發展動力。圍繞補齊創新型經濟、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制度供給創新等關鍵領域短板，加快發展高端高質高新產業，突出抓好軟硬基礎設施建設，著力增強城市競爭力。

藍皮書還建議廣州著力加強土地、資本、產權等市場建設，積極促進高端要素的合理和高效配置。一是改革完善土地供應和市場交易制度。在法律法規允許的政策範圍內，配合產業準入政策進一步完善土地出讓和相關後續監管工作，嘗試出讓、租賃、作價出資(入股)、彈性年期出讓等多種供地方式，穩步推進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加快推進三舊改造，健全完善多途徑、多方式土地市場供應體系。

同時，構建多元化現代金融體系。大力發展科技金融、航運金融、航空金融、供應鏈金融等產業金融，加快發展融資租賃、跨境金融、互聯網金融、綠色金融、文化金融等新興金融，構建面向實體經濟的多元化現代金融體系。推進各類要素交易平臺建設。創新發展廣州碳排放權交易所、廣州股權交易中心、廣州金融資產交易中心、廣州航運交易所，繼續辦好中國創新科技成果交易會，加快建設知識產權交易中心，做大做強廣州農村產權交易所，建好廣州電力交易中心，力爭把廣州建設成華南地區最重要的要素交易中心。

藍皮書：財政作為土地整治資金來源不可持續

國土資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土地整治藍皮書”課題組15日表示，目前由政府財政作為土地整治資金的主要來源顯然不可持續。

該課題組認為，在新時期的土地整治應探索由政府、企業、個人等多元主體形成的外包式、股份式、私營式等不同結構的PPP資金支撐模式。

課題組稱，在此模式下，政府和私人部門(企業或個人)可以依據項目特征、資金現狀和發展預期設計融資方案，可以由政府全額出資企業承包部分工程(外包式)，也可以制定各方資金比例和分配預期收益(股份式)，或者由私人部門全額負責(私營式)，從多種渠道滿足土地整治資金需求，從而多元共投，保障整治工作持續有序地推進。

土地整治藍皮書是全面反映2015年中國土地整治發展實踐、綜合成效、探索創新的年度性研究報告。

藍皮書課題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嚴金明教授表示，未來中國土地整治定位要從“土地本身”到“高位統籌”，從“註重數量”到“四位一體”，從“以地為本”到“以人為本”，從“糧食生產”到“永續發展”，從“保護耕地”到“優化三生”，從“單項推進”到“要素綜合”，從“項目承載”到“全域協同”，從“同質同化”到“差別整治”，從“自上而下”到“上下結合”，從“財政負擔”到“多元共投”。

嚴金明解釋說，土地整治應總體定位為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抓手，推進新型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平臺，實現生態文明的建設路徑，提升民生福祉的發展動力，加強政府治理的突破窗口，保障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工具。

他說，“十三五”土地整治轉型理念應融合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理念，以環境汙染治理與景觀生態質量提升為土地整治核心導向，以改善民生條件、實施精準扶貧和維護鄉土文化為土地整治根本核心，以統籌保障“一帶一路”等國際國內重大戰略的落地實施為土地整治重要任務。

此外，土地整治應兼顧保障糧食供給安全、城市發展安全、生態環境安全，通過在空間劃定“耕地保護紅線”作為“生產線”，劃定“城市發展邊界”作為“生活線”，劃定“生態保護紅線”作為“生態線”，實現在生產上進一步嚴格保護耕地，提升耕地質量，適度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

嚴金明說，土地整治應在生活上進一步優化空間形態與建設用地結構，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促進城鄉生活“人物”並進。在生態上要破解城鄉生態空間萎縮、汙染問題突出與景觀破碎化的問題，通過建設綠色基礎設施，強化生態化土地整治技術的應用，最終實現整個區域生態、生產和生活的同步重構。

嚴金明認為，土地整治的對象不應禁錮於耕地、集體建設用地等單個要素，要實現“山、水、田、路、林、村、城”七要素綜合整治，即在整治區域中綜合國土、農委、林業、水利、環保等各個部門合力，同步推進山體、水體、農田、道路、森林和城鄉居民點、工礦用地等多種類型的整治，實現生產集約、生活提質、生態改善的“三生”目標。

“應轉變以具體單個項目為整治範疇的固化思維，轉向全域規劃、全域設計和全域整治。”嚴金明說，土地整治的模式設計要擺脫千篇一律、城鄉雷同的同質化趨勢，必須轉向差別化保護城鄉景觀特色和傳承鄉土文明。高度重視保護歷史沿革、民俗風情、古建遺存、村規民約、家族族譜、傳統技藝、古樹名木等諸多方面的鄉土文化，大力鼓勵土地整治以保護鄉土文明為前提，創新性構建獨特模式，構建具有地域特征的自然風貌、建築民居和傳統文化，留住以土地為載體的“鄉愁”。

藍皮書：“一帶一路”宏觀金融合作環境不容樂觀

多家研究機構15日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稱，“一帶一路”的宏觀金融合作環境不容樂觀，政治風險、主權信用風險、法律與制度風險以及匯率風險等多重風險影響投資收益的實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一帶一路”藍皮書：“一帶一路”建設發展報告(2016)》。

藍皮書稱，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過程中，政治風險包括沿線國家地緣政治風險和事件敏感性突出，部分地區民族和宗教矛盾沖突頻繁發生;沿線國家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存在差異，較為深入的共識不易達成;部分國家政局不穩，政策走向難以把握;美國、日本等反對“一帶一路”的國家利用外交手段幹預國家合作等。

主權信用風險主要是指多數沿線國家經濟基礎薄弱，抵抗外部沖擊能力較低，部分國家還存在財政赤字惡化、政府債務高企的問題。例如，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風險尚未完全消除，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柬埔寨等國的外匯儲備較低，對外經濟依賴程度較高等。

法律制度風險。“一帶一路”倡議的規則標準和規則約束水平比較低，區域貿易投資規則體系的制約協調能力不足，國家之間的制度差異較大，投資企業和金融機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規則理解不夠，這些方面都可能影響投融資機制的實現。隨著合作的深入，這些問題也更加突出。例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涉及伊斯蘭國家，這些國家的法律體系帶有強烈的宗教色彩，對投資與風險承擔的模式有著嚴格的規定。

匯率風險。“一帶一路”國家的匯率風險主要表現為沿線部分國家的經濟狀況受資源價格、國際資本等外部沖擊影響較大，加之國內金融市場不夠強大，匯率波動劇烈，金融安全會受到影響。在歷史上，亞洲危機的爆發正是由匯率貶值風險而引發系統性風險。此外，一些國家的貨幣並非自由兌換貨幣，金融市場也不完全對外開放，這又增加了匯率風險管理的難度。當前各國貨幣發展趨勢不穩，歐元貶值、美元升值預期以及人民幣走勢的不明朗等，引起跨境資本在新興市場頻繁出入，增加跨境資金流動管理難度，也影響跨境合作中的企業與銀行的外匯投資管理。

科學、公正的信用評級可以擴大投融資渠道、促進資本配置流動。藍皮書說，當前國際信用評級市場仍然以美國為代表，這些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將直接影響金融市場價格。盡管近十年的信用評級市場上參與者數量逐步上升，行業壟斷程度正在減弱，尤其是中國、印度、土耳其等亞洲國家信用評級發展具有不俗表現，但截至目前，這些評級機構的市場占有率還是無法與頂級的三大評級機構相提並論。

藍皮書認為，信用評級公司的壟斷格局可能影響多邊國際金融機構降低融資成本的實現，並迫使投融資決策處於信息不透明的狀態，風險局面無法被全面掌控，出現不可預見的投資風險。

藍皮書說，此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融資多集中於銀行貸款和股權籌資，尤其是銀行貸款所占比例較高。過多的銀行貸款不利於融資市場的充分競爭和降低融資成本;長期投資過分依賴銀行貸款，導致銀行資產和期限錯配，不利於亞洲地區金融穩定的實現。

藍皮書建議，中國在投融資合作中應謹慎處理好經濟援助、共贏合作和本國利益等不同層次的關系，明確政策性、開發性和商業金融的邊界。

“當前，無論是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籌建與運營，還是各國金融機構之間的多邊金融合作，都需要采用更多的創新手段來拓寬投融資渠道，以實現區域金融合作的升級與發展。”藍皮書建議，可以通過並購歐盟金融機構以及在銀行間開展業務合作，學習歐盟跨境保險業務的經驗。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的開放與發展，同時完善國內金融市場配套改革，加強跨境監管合作。

中醫院掛號費要漲價嗎?看看藍皮書怎麽說

北京中醫藥研究機構正在呼籲提高中醫院中醫師掛號費標準，並對工作量繁重的專家給予適當補貼。

19日，北京中醫藥文化傳播重點研究室、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藥文化研究與傳播中心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等共同發布《中醫文化藍皮書：中國中醫藥文化傳播發展報告(2016)》。

中醫文化藍皮書課題組介紹，通過對北京27所三級、二級及民營中醫院以及知名中醫館掛號收費服務現狀進行調查分析，發現北京市各中醫院中醫師掛號費普遍偏低，與中醫師的勞動價值不太相符，尤其是大型公立醫院專家號偏低，或造成專家號價格與市場供求脫節。

調查發現，在北京市三級醫院、二級醫院及民營中醫院，醫生的普通號、副主任醫師號、專家號差別較大。數據顯示，三種醫院中，普通號並無差別，基本執行相關標準的4元掛號費，副主任醫師的掛號費在民營醫院略高，但專家號差別較大，民營中醫院的專家號高於公立中醫院數十倍，三級中醫院專家號略高於二級中醫院。

課題組說，盡管物價水平上升，但大部分公立醫院的掛號費仍沒有太大變化。北京大型公立中醫院普通門診的知名專家號仍是14元，專家號被戲稱為名副其實的“白菜價”，而醫院周邊服務收費早已翻了幾番。

藍皮書分析說，一方面，低掛號費或許會導致醫院的過度醫療事件發生，醫生為了找到合理收入的平衡點，只好通過其他途徑獲取收入上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專家號是稀缺資源，稀缺資源的市場價格應該偏高。但是，目前的專家號價格與市場供求脫節，尤其在大型公立醫院，掛號費並沒有顯示出醫生資源的差別，導致專家資源浪費。

調查發現，在北京大部分民營中醫院掛號費相比公立中醫院高出數倍，諸多知名專家在民營中醫院都會定期坐診。

課題組介紹，隨訪的幾所民營醫院中，有不少專家都來自三甲大醫院，大牌知名專家預約量較多，但相比之下，民營醫院普通醫生的預約較少，與專家號差別較大。在民營中醫醫療機構中，一些專病專科如骨科的專家，雖然沒有公立中醫院的從業經歷和頭銜，但因精湛的技藝和創新性研究，仍然受到民營中醫醫療機構的青睞，且專家診費門檻較高。

藍皮書說，在“百度”網頁中輸入掛號搜索詞後，出現諸多標明“掛號”的網站，如114掛號指南、就醫160掛號網、醫護網、名醫掛號網、預約掛號網等網站，進入網站後自動彈出一些醫院信息廣告，並有在線咨詢、名醫掛號、專家號等窗口，其真實性及規範性都不理想。

調查發現，公立醫院調整中醫師掛號費專家號掛號費過低除了影響醫生合理收入外，還會為醫院帶來諸如小病占大資源、滋生票販子等問題。雖然在大醫院掛號費用低，但並沒有改變老百姓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導致大醫院醫生工作量超負荷。

“專家號一票難求在北京各大型公立醫院並不是新鮮事兒，和綜合醫院相比，中醫師較低的掛號費與他們所付出的勞動價值並不對等。不僅掛號費如此，諸如針灸、推拿、拔罐等一些中醫適宜技術的收入也很低廉。”藍皮書說，就目前而言，大醫院的普通掛號費和一些社區醫院相差無幾，大部分老百姓選擇去大醫院就診，這樣的就診心理造成患者大量湧向大醫院，大醫院人滿為患。

調查發現，在大醫院工作的醫生忙碌一天後都倍感勞累，還要顧及職稱評定、發表論文、學術研究等工作，可謂身心疲憊，但他們的診費非常低廉，因此許多醫生認為付出的勞動與回報不成正比。此現象還導致了社區醫院幾乎無人問津，長期停留在簡單病癥的治療水平上，無法真正進入醫療資源的角色中，也無法有效緩解大醫院的壓力。

“這種局面不僅阻礙了社區醫生醫療水平的提高和規模的發展，還會對大醫院醫生形成更多的壓力。”為此，藍皮書建議公立中醫院根據科室發展及醫師水平，提高醫生掛號費及中醫適宜技術診療費用，並由政府主導盡快將調整掛號費列入相關政策規劃中，督導各類醫院落實。

藍皮書建議，醫院可以制定門診費提成措施。提高醫生掛號費後，可以實行和醫院三七開、二八開以及全部醫生收取等規定，將收費更多讓利於醫生，鼓勵醫生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在職業生涯中有充分的自信心和職業前景，形成良性循環。中醫院根據醫生業務水平，制定配套的系列鼓勵措施，對工作量繁重的專家給予適當補貼。

北京某醫院，主治醫師正在病房現場指導。攝影/章軻

藍皮書：貴州房地產升溫 高庫存壓力減輕

貴陽市城市景觀。攝影/章軻

貴州財經大學房地產研究院7月26日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稱，預期貴州房地產市場需求持續增加，供給逐步恢複，交易穩中有升。

貴州財經大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貴州房地產藍皮書：貴州房地產發展報告No.3(2016)》。藍皮書稱，貴州作為高庫存地區，“升溫”的房地產宏觀政策將利好房地產市場，從而刺激房地產需求。

藍皮書認為，大量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將繼續推動房地產需求增加。貴州省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末貴州常住人口為3529.50萬人，城鎮化率為42.01%。貴州省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預期2016年城鎮化率將提高到44%，至少增加城鎮人口70萬人，形成的潛在需求約2000萬平方米。

分析顯示，2014年，貴州省戶籍人口為4325.49萬人，非農業人口為709.22萬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16.40%，比全國平均水平低20.23個百分點，位居全國倒數第1。同期大於全國平均水平的有16個省份，最高為上海的90.32%，其次是北京的81.74%;西部地區12個省份中，有6個省份大於全國平均水平。

2015年貴州房地產市場分析及2016年預測總報告編寫組稱，“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來看，貴州遠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2015年，貴州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比全國低13.87個百分點，僅高於西藏，排位全國倒數第2，相當於2003年全國平均水平。西部地區，僅重慶、內蒙古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其他省份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藍皮書稱，貴州戶籍人口遠大於常住人口，說明貴州凈流出人口較多。2006~2014年，貴州凈流出人口從231.91萬人增加到817.45萬人，增長2.5倍。2010年後，流出人口增速明顯下降，2012年為負增長，2013年、2014年分別為2.4%、4.3%。

藍皮書認為，異地搬遷、大量的流出人口、極低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較低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貴州增加城鎮人口創造了客觀條件。“這四種類型的人口如何市民化和住有所居，是關系貴州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很遺憾，現在尚缺系統的制度安排，從而形成了巨大的房地產潛在需求，這些需求將逐年釋放。”

編寫組分析認為，2016年貴州房地產庫存壓力低於2015年，特別是住宅商品房庫存壓力明顯緩解。在需求持續增加的條件下，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投資意願將逐步恢複。但要註意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來源可能存在的問題。

房地產開發企業是典型的項目型企業，資金需求量大。編寫組通過對貴州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來源的分析發現，近幾年，貴州房地產開發企業銀行貸款難度逐步增加，企業更多的是借助於個人按揭貸款、定金及預收款。這種融資方式有利的方面是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弊端是社會風險較大，一旦市場不景氣，房地產企業資金鏈斷裂，將給購房者帶來巨大損失，如何善後處理，給地方政府帶來了挑戰。

藍皮書分析說，除其他資金來源占比可能存在風險外，貴州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回收速度要慢於全國平均水平。由於房地產開發融資具有銷售融資的特點，銷售回款速度決定了投資速度，銷售回款慢，企業投資新項目的意願就會下降。

銷售回款速度可以用房地產開發企業銷售額比投資額來反映，測算結果顯示，1999~2015年貴州房地產銷售投資比為76，平均來說，貴州房地產開發企業投資要1.32年(即近1年4個月)收回;全國平均值為92，即1.09年收回投資。除2009年，貴州房地產銷售投資比均低於全國。銷售回款慢更強化了其他資金來源占比較高存在的潛在風險。

而住宅商品房銷售回款速度大於房地產銷售回款速度，這表明住宅商品房銷售回款要大於辦公樓、商業營業用房等物業投資回款速度。1999~2015年，貴州住宅商品房銷售投資比為101(0.99年，即近1年收回投資)，全國111(近11個月收回投資)。絕大多數年份，貴州的銷售投資比小於全國水平。貴州從2009年後呈下降趨勢，2014年觸底，2015年有所恢複。

藍皮書稱，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情況是2016年貴州房地產市場供給逐步恢複的關鍵。編寫組為此建議，加強商品房預售資金使用的管理，專款專用，按進度撥款;推進房地產開發項目融資，積極推行證券化中的直接融資模式;加大銀行信貸力度;註意控制非住宅類房地產項目投資規模。

藍皮書：新三板存在四大問題亟待解決

8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三板藍皮書課題組發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新三板的真正建設歷程不長，在自身制度建設、機制運行等方面也面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金融業掛牌新三板不僅偏離了新三板的初衷，對金融業的發展本身也有不好的誤導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特華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聯合發布《中國新三板市場發展報告(2016)》(下稱《報告》)。

新三板市場是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定意義上，肩負著助力建設創新驅動型國家的歷史使命。2013年底新三板市場試點範圍擴容至全國以來，短短兩年7個月，新三板掛牌公司從擴容之初的356家迅猛增加至目前的8000余家，實現跨越式發展，新三板市場成長為我國最大的基礎性證券市場。

報告預測，2016年底，新三板掛牌公司的數量應該會突破10000家，未來三年內甚至會突破20000家。新三板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創新、創業、成長型中小微企業提供了對接資本市場的可行途徑，是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新三板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課題組表示，新三板的真正建設歷程不長，屬於一個新成長起來的市場，在自身制度建設、機制運行等方面也面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一級市場火熱，二級市場流動性不足。報告稱，新三板上市公司雖遠超滬深股市，但在掛牌的企業里，只有30%曾發生過交易。每天的交易企業數量甚至經常不超過200家，活躍的公司交易不到10%。其中，累計換手率不足1%的企業高達15%。相關數據顯示，在流動性困局之下，1220家計劃定增的新三板公司中，最新股價已經跌破增發價的就有127家公司。

課題組分析，新三板二級市場冷清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新三板掛牌的圈錢效應具有較強的示範效應;二是新三板面向的是處於成長期的中小型科技企業，這些企業自身發展遠未成熟，其投資和估值變動非常大，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三是投資門檻過高，現行投資者適當性標準要求個人名下前一交易日證券類資產市值逾500萬。

其次，“交易”特性突出，炒作氣息濃烈。為未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對接股權投資基金服務是新三板市場設立的初衷，為具有成長性和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對接各層次風險投資和各類股權投資基金，有利於降低投資基金的選擇成本，這也激勵著場外民間資金參與投資創新創業企業。

但當前頻繁的股權交易轉讓並未支持掛牌公司實質性的發展。報告稱，新三板市場炒作氣息濃烈，對於投資者來講，只不過是一個賺“錢”的虛擬場所。

課題組認為，做市制度在提高股票交易活躍度的同時，也存在一些弊端，尤其是在新三板發展初期，掛牌公司數量較少，這些股票價格將會被擡到一個較高的水平，使得價格虛高。甚至，有些掛牌企業借市值管理的名義進行內幕交易，通過操縱股價上漲的方式來推高市值，這給現有的監管和交易制度帶來挑戰。另外，新三板不設漲跌停制度，這也助推了不少掛牌公司的股價暴漲暴跌，有些公司的股票當日漲幅竟達到500%。

此外，掛牌企業質量良莠不齊。研究發現，與同滬深交易所的定位有所不同，新三板市場主要是更多地為初創型、成長型企業提供融資需求。

從掛牌條件看，新三板對盈利水平沒有硬性要求，只要公司設立滿兩年，主營業務突出，公司治理結構健全，發展潛力可觀，基本上可以向證券業協會提出掛牌申請。那麽這些公司為了在新三板牌掛，本身存在通過包裝的方式對其公司的發展現狀、盈利能力、未來發展進行美化，信息不對稱易吸引大量投資者陷入，這使得一些股票被紮堆搶購。

從目前統計數據看，我國每年至少將有800-1000家中小企業在新三板掛牌交易，審核簡化，無需漫長排隊，在掛牌企業中，既有湘財證券、聯訊證券、九鼎投資及中科招商等實力雄厚的大公司，中超電纜、大族激光、華誼兄弟等上市公司的子公司，以及小貸公司、擔保公司、農信社等金融機構，也有體量較小、抗風險能力弱，甚至盈利模式和前景也並不明晰的公司。

同時，股權集中度高，信息披露不充分。課題組介紹，從交易制度看，無論是集合競價制度還是連續競價交易，都能促成最大成交量的實現，但要達到這樣效果的前提是掛牌企業的股權要相對較為分散，流動性強，且信息披露充分。

另外，新三板企業轉板到創業板，其股權分散程度也是重要的衡量標準。從目前情況看，新三板股權集中度較高。據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上半年，新三板股東人數超過200人的企業不到170家，占比不足5%，將近有四成的公司股東人數不超過10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企業改制時間不滿一年股份不能流通，由於一些企業改制比較晚，還有1056家新三板公司沒有可流通股份。

課題組稱，對於新三板來說，企業掛牌的門檻很低，企業規模也很小，其管理不規範是可想而知的，各種損害投資者利益事情的發生可能不可避免，在不熟悉企業真實情況的基礎上，投資者很難作出正確的投資決策，因此，信息披露就尤為必要。但實際中，由於企業制度慣性，很多民營企業由家族管理模式直接改制掛牌新三板後，出於稅收規避、產品競爭等方面的考慮，在信息披露方面還很不規範。

金融業掛牌新三板偏離初衷

“新三板雖然掛牌的門檻條件相對較低，但是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適合在新三板掛牌。”課題組稱，從新三板已掛牌企業的行業屬性來看，制造業掛牌企業數量最多，占掛牌企業總數的53.5%，排名前三的行業掛牌企業數量占掛牌企業總數約五分之四的比例。

統計數據顯示，在掛牌企業中，占總數2.05%(105家)的金融業，發行股份融資規模占總數的32.2%，排名前三的行業掛牌企業發行股票融資規模占總融資規模的76.78%。

報告認為，新三板掛牌企業類型應屬於適合致力於開拓戰略新興產業的風險型企業。這類公司前景一般被看好，市場關註度和預期也都高，這對企業的融資和後續經營改善等成長有很好的激勵效應。

報告稱，“金融業掛牌新三板不僅偏離了新三板的初衷，對金融業的發展本身也有不好的誤導作用。”金融業屬於資本密集型行業，本身具有很強的伸縮性，金融企業的融資規模、融資效應都與一般企業不同。而且，金融業掛牌新三板，有悖於新三板服務對象要求——創業型、成長型中小微企業。例如，齊魯銀行登錄新三板，其市值非常大，九鼎和中科招商等PE機構掛牌新三板，多次發行股份融資。這些都不利於新三板的健康發展。

課題組稱，新三板現行協議轉讓和做市轉讓的交易制度，滿足不了新三板市場發展的需要。協議轉讓和做市轉讓更適合機構投資者之間的交易。在中國個人投資者居多，且機構投資者不成熟的市場氛圍中，現行交易制度不利於活躍市場交易。

課題組認為，隨著新三板市場規模擴大，以及投資者在參與資本市場活動中自身對風險判斷能力的提高，新三板市場應盡可能為投資主體創造參與的機會，各個層次的投資者通過投資分享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成長的紅利。新三板監管重點工作之一就是要加強對掛牌企業的財務規範，規範信息披露。

課題組表示，新三板發展是真正可推動國家創新發展、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等改革戰略的市場。在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新三板作為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的橋頭堡，肩負著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培育和孵化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激發社會創新潛能的重大使命。

“未來十年，新三板將成為我國最重要的資本陣地，掛牌公司迅速增加的趨勢將持續，並在十年內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支柱，其標的將成為投資配置組合中重要的‘大類資產’。”報告稱，作為場外市場的基石，新三板也將向主板與創業板提供更多的優質上市公司資源，為資本市場註入生機和活力。

課題組分析認為，新三板的發展是體現經濟戰略的國家工程，是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的重要一環，其發展將改變目前我國資本市場頭重腳輕的倒金字塔現狀，推動直接融資體系逐步趨向成熟完善。此外，高成長企業將加速入場和孵化，投資者參與新三板掘金的興趣將不斷提高。

報告稱，2015年上半年，由於新三板交易制度推進進程未達到預期，制度套利者離場與場內流動性收縮形成惡性循環，導致新三板估值水平出現大幅下跌。隨著新三板指數和市盈率水平回歸，由流動性預期惡化所造成的市場下跌已接近尾聲，新三板市場開始全面進入理性重建階段。預計公募資金直接投資新三板的政策可能將加速落地，將來新三板的整體估值體系將趨於理性，流動性也將有效提升。將來在賺錢效應的帶動下，新三板必然成為創業者和價值投資者的盛宴。

報告預測，未來，專業服務機構將逐漸發展壯大，券商作為全面的資本服務提供商與新三板結合將產生全新的業務模式;私募及風投機構將變身綜合資產管理公司;商業銀行也將參與爭奪新三板發展紅利;企業並購重組活動將日益活躍。

課題組表示，新三板既是價值投資窪地，也是風險集中場所。當前新三板市場已從之前的放水養魚階段過渡至收緊水龍頭階段，將來的市場制度安排將走向由寬到嚴的漸進引導。

“三農”互聯網金融行業藍皮書發布：資金缺口超3萬億

8月18日，《中國“三農”互聯網金融發展報告(2016)》(下稱“藍皮書”)在北京發布。藍皮書預計，到2020年，中國“三農”互聯網金融總規模將達3200億元。書中指出，自2014年起，我國“三農”金融缺口達3.05萬億，以網絡借貸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手段，將成為緩解中國“三農”領域的金融供給短缺問題的主要出路。

該書由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專家編寫，依據網貸平臺翼龍貸提供的數十萬農戶數據，對“三農”互聯網金融的規模、模式、路徑等進行總結，實現了首次對互聯網金融切入“三農”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定量分析，被業界看作中國首本“三農”互聯網金融行業藍皮書。

藍皮書課題組基於農業生產需求，對“三農”金融需求缺口進行測算，結果顯示2014年中國“三農”領域的貸款投入需求約8.45萬億元，減去實際農戶貸款余額5.4萬億元，缺口達3.05萬億元，“三農”金融有效供給嚴重不足。

據藍皮書統計，2015年中國“三農”互聯網金融的規模為125億元，“十三五”時期將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到2020年，“三農”互聯網金融總體規模將達3200億元，在“三農”金融領域的占比提高至4%—5%，成為“三農”金融缺口的有效補充。

《藍皮書》同時指出，從整體上看，我國“三農”互聯網金融地規模與整體量都非常小。以P2P為例，在全國2000多家正在運營地P2P網貸平臺中，專註於“三農”互聯網金融地平臺不到10家，且大部分都是2015年新上線的。從未來發展態勢，隨著淘寶、京東等電商巨頭介入“三農”互聯網金融領域，以及2015年新湧現的一大批“三農”互聯網金融平臺，預計2016年“三農” 互聯網金融將有爆發式增長。

社科院專家認為，相比於一般金融，“三農”金融的成本更高、風險更大，互聯網金融企業開展“三農”業務，亟需政策大力支持。例如，建立關於農戶或貧困人群的開放使用的公共數據庫，建立範圍廣泛的多層次風險分擔機制，在成本補貼、稅收優惠等方面提供更多政策支持等。

藍皮書：上海自貿區金融創新面臨五大操作難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自貿區藍皮書課題組8月30日發布的最新研究成果稱，上海自貿區金融創新目前面臨五大操作難點，但自貿試驗區將有助於協調區域經濟。

8月3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中國博士後特華科研工作站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自貿區藍皮書：中國自貿區發展報告(2016)》。

藍皮書稱，上海自貿試驗區金融行業試點既有機遇，也充滿挑戰，金融創新推進過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難點，值得通盤考慮。上海自貿試驗區的金融創新要綜合考慮經濟金融發展水平和監管能力等因素，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有序推進。

課題組分析，從實行金融創新的市場因素看，在上海自貿試驗區內進行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改革，上海自貿試驗區外和境內就會產生利息差和匯差。長期被金融管制壓抑的創新力量一旦釋放，就會驅動市場尋求政策的空隙以最大化獲得創新的收益，如跨境人民幣結算流程簡化後，就會吸引更多的境內人民幣資金通過多種渠道轉入區內的自由貿易賬戶，再通過資金劃轉至境外，實現自由換匯機會。因此，要防止國際投機資本對人民幣和我國金融體系的攻擊，維護我國金融安全。

從上海自貿試驗區空間規劃發展看，洋山保稅港區、外高橋保稅區及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這三個地區的共同特點是遠離市區，相對比較封閉。以外高橋保稅區為例，區內大多都是出口加工型企業，而真正的金融自由化要有大量金融資本的流動，金融改革需要在更高層面進行統籌，因此，金融創新受到地域的局限。

從金融創新面臨的風險種類看，匯率風險是上海自貿試驗區面臨的最大風險。東南亞地區的後發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都嘗試過匯率市場化，限於經驗、能力與經濟實力的不足，很多問題不能得到有效而及時的處理，導致債務與泡沫迅速積累，並在短時間內崩潰，最後基本都以失敗而告終。事實上，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後發國家成功地進行徹底的匯率市場化改革，就連發達國家也風險重重。

另外，與香港離岸金融中心之間還有一個綜合權衡問題。若在上海自貿試驗區內實現貨幣自由兌換，那麽港幣的地位將會被削弱。目前，內地通過香港市場和港幣試水全球貨幣市場，而不至於令人民幣直面外幣沖擊。若今後自由兌換進入內地，則人民幣可能受到海外資本的惡意做空。

課題組表示，在上海自貿試驗區內探索政策創新、體制創新、金融創新，進行要素自由流動、經濟管理模式的深層次改革，有利於構建與各國合作發展的新平臺，拓展經濟增長的新空間，培育我國面向全球的競爭新優勢。上海自貿試驗區的金融創新是順應內外形勢的重大舉措，雖然存在困難，但仍需積極推進。

藍皮書稱，目前，中國的四大自貿試驗區(上海、天津、廣東和福建自貿試驗區)將成為中國經濟向更高階段發展的試驗田。中國最大的自貿試驗區——上海自貿試驗區的影響將是區域聯動性的，在上海金融、貿易等改革與開放的促進下，整個長三角地區都會因滿足並提供更高的產業基礎配套設施需求而收益頗多。在較短時間內上海自貿試驗區會產生非常大的對周邊城市優質資源的虹吸效應，但同時也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溢出效應，使長三角城市群的產業布局與分工更加成熟。

不僅如此，建設自貿試驗區不止局限於區域，自貿試驗區的制度建設經驗應複制並推廣至全國，這意味著目前四大自貿試驗區將成為國內其他城市爭相效仿的對象。

由於地域優勢明顯，廣東自貿試驗區的成立與建設自然地將粵港澳經濟融合置於重要地位;天津自貿試驗區是北方唯一的自貿試驗區。基於區位優勢，天津自貿試驗區對北方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福建自貿試驗區的成立，是國家基於一國兩制思路從經濟角度的一次嘗試。從國家政治層面考慮，福建自貿試驗區的最大戰略意義就是與臺灣地區的聯系與溝通。

藍皮書稱，我國大力推行的四大自貿試驗區都將以國家總體戰略為立足點，在充分發揮自身區域優勢的基礎上在協同發展方面大有作為。各個自貿試驗區肩負不同的具體任務，但在整體上服務於國家的改革開放大勢，並與新戰略，如“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經濟融合、兩岸經貿交流等，進一步形成合力，相互探討新方法，在全國範圍內形成多層次、多領域、全方位的高級別的一體化發展。

中國制造2025藍皮書：全球制造業正向東南亞等地區轉移

9日，《中國制造2025藍皮書(2016)》發布，這本由中國國家制造強國建設戰略咨詢委員會編寫的藍皮書，從綜合、領域、專題、區域、國際五個角度系統梳理了“中國制造2025”發布實施以來的推進情況，以及全球制造業發展的新動態和新舉措。

藍皮書稱，在智能制造技術應用、制造業綜合成本變化等因素影響下，全球制造業布局逐漸調整，正在加快向東南亞、南亞、非洲等成本更為低廉的地區轉移。

藍皮書稱，數年之前，拉丁美洲、東歐、亞洲大部分地區是低制造成本區，美國、西歐、日本是高制造成本區。但在勞動生產率提升、技術加快突破以及能源、物流等其他成本變動影響下，近幾年全球制造業成本格局正在改變。

數年之前，拉丁美洲、東歐、亞洲大部分地區是低制造成本區。（圖片來源：中新網）

藍皮書援引波士頓咨詢公司數據稱，當前制造業成本最低的國家依次為印度尼西亞、印度、墨西哥、泰國、中國，制造業成本最高的依此是澳大利亞、瑞 士、巴西、法國、意大利、比利時。俄羅斯、巴西制造業成本優勢減弱。墨西哥、美國等由於勞動生產率提高和能源成本優勢明顯，制造成本優勢逐漸顯現。

在成本變動影響下，一方面，跨國公司制造業生產呈現向發達國家加速回流趨勢;另一方面，全球制造業向東南亞、南亞、非洲等地轉移。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當日表示，推進制造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抓好降低企業綜合成本，化解過剩產能和處置僵屍企業，補齊創新能力、質量品牌和工業基礎短板等工作。

對於降低企業綜合成本，苗圩表示，一是降低要素成本;二是降低交易成本;三是降低制度性成本。

藍皮書：去年股市危機中有官員趁機發國難財

多家機構最新研究成果認為，股市“大躍進”失敗致中國股市市場化進程倒退。“如果不尊重市場發展的內在規律，幻想一蹴而就，急功近利、過度過快透支資本市場能力，其後果必然是嚴重和可怕的。”

“某些主管官員及做市商，由於掌握內幕消息，趁機發國難財，這也給國家資信帶來了相當大的損害。而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官方對於大股災的成因和責任，還沒有一個客觀獨立的調查報告，還缺乏必要的深刻反思。”10月21日發布的《中國上市公司藍皮書：中國上市公司發展報告(2016)》稱。

當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京共同發布了該藍皮書。

藍皮書說，作為現代金融最核心和最複雜的構件，資本市場承載了價格發現、融資、激勵創新、分散風險等功能，在中國甚至還承擔了為國企解困、保增長等多重目標，因此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具有複雜性和長期性。在當前金融大爆炸和大裂變的時代，資本市場治理的難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複雜。

藍皮書說，如果不尊重市場發展的內在規律，幻想一蹴而就，急功近利、過度過快透支資本市場能力，其後果必然是嚴重和可怕的。2015年以來中國資本市場的最重大事件和慘痛教訓，莫過於6月中旬之後的半年內發生了股市大危機，理論上，在10個交易日股指連續累計下跌超過20%，一般認為這個市場出現了危機。“這是自1990年中國股市建立以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危機，雖然以前也有過大幅度的下跌，卻從未達到如此嚴重的程度。”藍皮書說，作為此次危機的組成部分，2015年6月、8月及2016年1月的三輪股災，千股跌停屢次出現，股指幾近腰斬，甚至國家隊入市幹預托市都無濟於事，最後動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才使得股市穩定下來。

藍皮書分析，這次“國家牛市”口號下的股市“大躍進”泡沫及其破滅，表面上是投機資金在金融杠桿支撐下的大肆炒作和政策變動後的加速出逃所致，實質卻是近年貨幣脫實向虛、金融膨脹和累積風險的一次全面爆發，同時也是中國資本市場深層制度性缺陷的集中體現。

藍皮書梳理了五個方面的原因：

價格信號的失真。按理說，資本市場是最現代因而也應是最市場化的，但IPO的額度控制和審批、漲跌停板限制(包括2016年初導致千股跌停而不得被叫停的熔斷機制)、“T+1”制度等，都體現出中國資本市場濃厚的“計劃特征”。價格機制失靈，價格信號扭曲，根本不能反映資本市場真實的供給和需求情況，導致投機盛行，加劇了不穩定性。

資源配置和激勵機制的低效。資本市場作為一種激勵制度，其中的上市公司應當是一個國家最具活力企業的集中體現，資本應當流向最具有創值的企業。但由於制度上的歧視性偏向，長期以來國內“殼資源”是向效益不高的國有企業傾斜的。由於上市管制加上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原因，大量的新經濟企業只得出走海外上市，形成了中國獨特的中資概念股(見本藍皮書相關專題)。諸如阿里巴巴、騰訊等中國最具成長性企業將國內投資者排斥在外，中國新經濟的高增長紅利被國際投資者所分享。國內投資者沒有更好的選擇，只能“看熱鬧”,只能通過“聽故事”去炒作績差公司，這些公司基本沒有投資價值。

市場分割與監管分割。中國的資本市場自創設之始就存在多重分割。一是A、B、H股的分立。面向國外投資者的H股、B股價格低於面向國內投資者的A股股票價格,這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有類似市場分割的現象不同。由於中國對於跨境資本流動的限制，套利的有限性使得這種“同股不同價”的現象長期存在。二是債券市場的“五龍治水”，國債與地方債、企業債券、公司債、金融債、銀行間債券市場，是由不同的政策部門進行審批或管理的,至今尚未得到統一。三是流通股與非流通股的股權分置，盡管經過改革已基本解決2007年之後中國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重從原先約占1/3很快上升至近年的接近90%。，但一股獨大的情況並未得到根本改觀，而由於股權性質的不同(及相應社會資源的不同)，國有股與私人股同股不同權的情況比比皆是。四是僵化的分業管理管制使得金融監管是分割的，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實質上的金融混業經營的需要。在出現危機後，政府多部門的信息共享與聯動困難，也影響到援助或救市政策的有效性。

公司治理和相關機制的缺陷。一是，國有股一股獨大。出現了國家所有權的代表“形至而實不達”的“缺位”現象，或者是行政幹預下的“內部人控制”、官商合謀獲取私利的局面。二是，上市公司的最高權力機關不是股東大會，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也未能得到體現。三是，監事會和外部獨立董事形同虛設。大量研究表明，獨立董事更多的是附和而不是發表獨立意見。四是，中小股東對大股東的制衡機制不完善，他們的利益訴求得不到響應，中小投資者在獲取信息上處於劣勢，其知情權能否得到保障，取決於信息的披露程度，而信息往往是不完全和有偏的。五是，我國不少中介機構(包括會計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和證券公司)缺乏社會信用，從而惡化了公司治理結構，助長了一些上市公司違法違規行為。六是，在諸如分紅、配股、增發、關聯交易、並購等方面，都存在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或管理層的不規範“技術操作”，嚴重侵害了中小股東的利益。

政策的不穩定和超調。由於金融特有的外部性,世界各國對金融業的管制都較為嚴格,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需要對金融體系運行的各個環節都加以控制或影響。在金融活動中,政府的影響力越大,積累的潛伏風險就越大,終極支付的代價也就越大。2015年股市從泡沫激化到最終崩盤，與管理部門的急功近利，政策的不連續、不穩定，朝令夕改，有相當大的幹系，政府缺乏可信的承諾。初期盲目樂觀，鼓吹國家牛市，對兩融業務的風險估計不足，當資產泡沫問題激化時，又急於維穩，甚至不惜以行政命令緊急剎車，從而出現了矯枉過正，加大了危機的嚴重性。而後期救市中反映出來的操作不當、信息誤導以及不計成本，其副作用也是極大的。

“某些主管官員及做市商，由於掌握內幕消息，趁機發國難財，這也給國家資信帶來了相當大的損害。而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官方對於大股災的成因和責任，還沒有一個客觀獨立的調查報告，還缺乏必要的深刻反思。”藍皮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