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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今年GDP維持6.7%左右 面臨“流動性陷阱”威脅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10月21日發布的最新研究結果預計，2016年經濟增長水平將維持在6.7%左右，但M1與M2增速“剪刀差”不斷擴大，我國經濟可能面臨“流動性陷阱”威脅。

研究結果還顯示，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減速，各省區市發展前景指數仍然得到改善，其中青海省改善最多，黑龍江省改善最少。

經濟增長水平維持在6.7%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發布《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2015~2016)》。

藍皮書稱，201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6.7%，整體上看經濟增速下行趨勢未改，但下行速度有所減緩，有些經濟指標向好，預計2016年宏觀經濟總體穩定，經濟整體增速不會低於6.5%。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步推進和深化，但改革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仍有很多不確定性，還需不斷探索新的效率提升道路。

2016年中國經濟整體下行趨勢顯著，但增長周期波動呈現向好的跡象。初步核算，2015年GDP為67.67萬元，比上年增長6.9%。就2015年四個季度的具體情況來看，GDP同比增速分別為7.0%、7.0%、6.9%和6.8%。就三次產業增長情況來看，2015年三次產業增加值分別為6.08萬億元、27.43萬億元和34.16萬億元，同比增長3.9%、6.0%和8.3%。中國GDP年度增速在1990年之後再度“破7”，季度GDP增速則從2015年第三季度開始低於7%，中國GDP增速已進入“6時代”。從趨勢上看，經濟增速“下臺階”過程仍未結束，2016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6.7%。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增長也呈現某些向好的跡象。根據中國1992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GDP增長率數據，通過濾波分析去掉趨勢項後發現，當前中國GDP增長處於經濟周期的上行階段，經濟向好傾向明顯。潛在增速下滑反映出中國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通道，但受宏觀政策影響，經濟同時表現出周期向上波動態勢。預計2016年經濟增長水平將維持在6.7%左右。與此同時，CPI在經歷了前幾年比較明顯的下降以後，逐步穩定在1%～2%。從變動的趨勢看，如果沒有其他外部因素的幹擾，CPI在這個區間的波動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經濟可能面臨“流動性陷阱”威脅

藍皮書說，2016年6月末，狹義貨幣M1同比增長24.6%，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1.8%，M1和M2同比增速差值為12.8個百分點，達到自2010年1月以來的最高值。

藍皮書稱，“M1-M2”增速缺口不斷擴大造成的資金“淤積”現象值得關註，造成M1“淤積”的賬面原因主要是企業投資動力不足、產能過剩占用資金、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息差收窄等。我國貨幣政策總體寬松，存貸款利率都在下降，並且幅度還不小;貨幣投放的速度也不慢，2015年人民幣新增貸款余額接近1.2萬億元，增速達到14.5%。

藍皮書說，從經濟學邏輯上來講，放松貨幣相當於刺激投資，因為貨幣投放速度達到14%以上後，如果沒有其他因素影響貨幣流通，投資增速也應該在這個水平。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2015年國內投資增速總體下降，全年增速為10.1%，從趨勢看是逐月下降，這說明投放出去的貨幣沒有變成實際投資，這一點應該引起註意。2016年6月，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7.3%，較上月下降1個百分點。其中，房地產投資增速從2016年5月的6.6%下降至2016年6月的3.5%;制造業投資增速從2016年4月的1.3%下降至2016年6月的-0.4%;基建投資增速則出現逆轉態勢，從2016年5月的19.8%上升至2016年6月的21.8%;民間投資與2015年同月相比首次出現負增長，從2015年6月的42416億元下降至2016年6月的42413億元。

“由此可見，制造業投資和民間投資在2016年6月首次出現負增長，房地產投資持續回落，我國投資增長仍處於下降區間，這表明當前我國投資環境較差。”藍皮書說，中國經濟經歷高速增長階段後，增速放緩成為必然，但之前經濟增速過快，使得經濟增長方式過於單一，非金融企業對未來中國經濟前景並不看好，投資回報低於預期。

藍皮書說，M1和M2增速“剪刀差”持續拉大，表明市場中資金寬裕，但並不願意投向實體經濟。因此，當前我國社會資金“淤積”於銀行賬戶，企業持有大量活期存款而不投資，制造業投資和民間投資持續下滑，給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帶來了較大的不確定性，如果不能改變這一現狀，將可能面臨“流動性陷阱”威脅。

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減速

藍皮書通過對中國各省區市1990～2016年的發展前景評價，認為雖然近年來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減速，但各省區市發展前景指數仍然得到了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仍有所提高,同時區域也出現分化的趨勢。

發展前景排名方面，和2015年相比，2016年發展前景排名上升的省份有6個，分別是 河北省(+3)、青海省(+2)、江西省(+2)、海南省(+2)、黑龍江省(+1)、山西省(+1);排名下降的省份有7個，分別是湖南省(-1)、寧夏回族自治區(-1)、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湖北省(-1)、重慶市(-2)、四川省(-2)、河南省(-3);其他省份排名不變，共17個。

1990～2016年，全國發展前景指數平均上升了107.45%，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發展前景指數分別改善了111.17 %、88.65 %和118.72 %。東部地區發展前景指數提升速度低於西部地區，但高於中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發展前景綜合得分方面仍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研究結果顯示，1990～2016年，中國各省區市發展前景方面，青海省改善最多，黑龍江省改善最少。西部地區發展前景指數改善優於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東部地區發展前景指數改善優於中部地區。經濟增長方面，天津市改善最多，貴州省改善最少。東部地區經濟增長指數改善優於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指數改善優於中部地區。增長可持續性方面，寧夏回族自治區改善最多，甘肅省改善最少。東部地區增長可持續性指數改善優於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增長可持續性指數改善優於西部地區。

藍皮書介紹，在政府效率方面，福建省改善最多，甘肅省改善最少。東部地區政府效率指數改善優於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中部地區政府效率指數改善優於西部地區。

在人民生活方面，貴州省改善最多，北京市改善最少。西部地區人民生活指數改善優於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中部地區人民生活指數改善優於東部地區。除了發展前景方面西部地區改善優於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人民生活方面西部地區改善優於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外，經濟增長、增長可持續性和政府效率等方面均是東部地區改善優於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區域分化加劇，解決辦法是通過構建“經濟帶”的區域經濟政策來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城投藍皮書：有的城投公司可能爆發局部債務危機

多家機構最新調查發現，除個別城投公司負債水平較高以外，大部分城投公司尚處於合理的水平。但各個省份的債務比例差異很大，有的地方政府性債務還出現極其惡化的情況，有可能爆發局部債務危機。

“通過與2014年的城投負債率進行比較，我們發現隨著2015年置換債的發行，對城投公司一類債務進行置換後，城投公司整體負債率出現下降趨勢。”27日發布的《城投藍皮書：中國城投行業發展報告(2016)》稱。

該藍皮書由全國城投公司協作聯絡會、中國城市投資網聯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

城投公司的債務情況在全國範圍來看，各個省份的債務比例差異很大，有的地方政府性債務還出現極其惡化的情況，有可能爆發局部債務危機。藍皮書說，從各地政府性債務統計表中反映的負有償還責任債務余額占GDP的比例可以發現，經濟欠發達省份的債務余額占GDP比例普遍高於發達省份。

藍皮書分析，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中西部欠發達省份目前公共基礎設施還不完善，還有很大建設空間，公共設施欠賬比較多;其次，中西部省份由於經濟落後，財政收入低於東部沿海發達省份;最後，由於產業轉移，東中西部經濟增速切換，中西部進入一個高速發展期，對於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比較大。

藍皮書說，債務指標的惡化和債務分布的不均衡，極有可能導致局部的債務危機。比如貴州省，其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占GDP比例已超過60%的風險警戒線。在地方經濟發展出現持續減速的背景下，如果沒有相應的補救措施，這種危機發生的概率將大大提高。

“同時，不發達省份城投公司資產質量普遍不高，能夠產生經營性現金流收益的資產少。”藍皮書說，調研發現很多東北地區的城投公司市場化水平低，在2014年43號文以後，短期內很難脫離政府性債務的融資職能。而東部發達省份的城投公司，例如上海城投、南京城建、蘇州城投等，經過一輪市場化，已經逐漸理清自身和政府的關系，逐步打造出未來長遠發展的業務板塊。

藍皮書抽樣統計了全國的259家城投公司，負債率在70%(含70%)以上的有8家，負債率在60%~70%(含60%)的有43家，負債率在50%~60%(含50%)的有84家，負債率在40%~50%(含50%)的有65家，負債率在30%~40%(含40%)的有43家，負債率在30%(含30%)以下的有16家，平均負債率在50%左右。

藍皮書說，綜合來看，除個別城投公司負債水平較高以外，大部分城投公司尚處於合理的水平，通過與2014年的城投負債率進行比較，發現隨著2015年置換債的發行，對城投公司一類債務進行置換後，城投公司整體負債率出現下降趨勢。

藍皮書同時表示，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速放緩凸顯城投轉型必要，對於國家在某些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入比較大的行業，例如，交通、電力、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等對城投行業的業務發展方向有決定性的影響。這些領域很多屬於國有企業業務領域，國有企業在這些領域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同時這些領域基本上都具有經營性收益，在這些方面的投入能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並且對於水利、交通或電力項目來說，城投公司能通過許多途徑(如PPP、產業基金)參與到這些項目的建設或運營的過程中，從而獲得項目收益和代建回報。

藍皮書稱，就整個城投行業而言，絕大多數的城投公司尤其是區縣級城投公司，依然是以土地一級開發、房地產開發等方式獲得收益，缺乏有收益的經營性資產，因此行業的平均收益將受到影響。

法治政府藍皮書：行政建設寧波最好 十二城市難及格

“盡管規範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政策及制度體系不斷完善，但相關制度的實施卻存在較為嚴重的問題”，10月30日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法治政府藍皮書：法治政府評估報告(2016)》強調。

該藍皮書分析說，一方面，行政不作為現象較為突出，執法監督流於形式，已經嚴重影響到法律的權威，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詬病。另一方面，行政規範性文件制定、修改、清理尚未實現常態化，民主化和開放性均嚴重不足，導致實施過程中存在依據不明、權責沖突的現象。

藍皮書當日由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這是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法治政府評估工作的年度成果，也是該院連續第四年發布評估報告。

藍皮書稱，本次評估使用的2016年指標體系總分為1000分，100個被評估城市的平均得分為663.07分，平均得分率為66.31%，較之2015年上升4.57%，較2014年上升6.61%。此外，在所有100個被評估城市中，有88個城市得分在600分以上，及格數量較2015年增多了26個。從廣州、北京、佛山、成都、上海等典型城市的情況看，2016年的得分也都高於2014年和2015年。可以看出，地方法治政府建設的整體水平逐年提高，進步的幅度加大。

藍皮書介紹，連續四年的評估報告顯示，地方法治政府建設中出現一批樣板城市，具有率先在全國建成法治政府的潛力。本年度評估中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別是：寧波、深圳、杭州、南京、廣州、合肥、長沙、蘇州、濰坊、臺州。此外，有11個城市在連續四年(2013年至2016年)的評估中始終處於前二十位，這些城市是：北京、上海、廣州、杭州、長沙、南京、廈門、成都、深圳、蘇州、合肥。

但藍皮書同時表示，全國範圍內，地方法治政府建設平均水平僅略高於及格線，且呈現出較明顯的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現象。總體表現為東部城市好於中西部，部分西部城市仍處於落後狀態。

研究發現，2016年度評估中，得分最高的城市為東部的寧波市，總分為825.61分;得分最低的為西部的喀什市，總分為426.36分，兩者之間相差399.25。得分低於藍皮書評估及格線的城市一共12個，分別是河南省信陽市、周口市、商丘市，山西省大同市，河北省邯鄲市，吉林省長春市，遼寧省撫順市，雲南省曲靖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喀什市，西藏自治區拉薩市，黑龍江省綏化市，上述城市主要以中西部城市為主。

“對九個一級指標的得分率進行橫向比較可以發現，不同指標之間的得分率存在著較大差異。”

藍皮書介紹，根據得分率從高到低排列，最高的是“政府信息公開”，得分率達到77.14%;排在第二位的是“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得分率為76.23%;排在第三位的是“行政決策”，得分率為68.87%;排在第四位的是“社會矛盾化解與行政爭議解決”，得分率為68.10%;排在第五位的是“監督與問責”，得分率為68.02%;排在第六位的是“社會公眾滿意度調查”，得分率為64.89%;排在第七位的是“政府制度建設”，得分率為63.45%。上述七個一級指標得分率都在及格率(60%)以上。

兩個一級指標的得分率則在及格率之下，分別是：“行政執法”，得分率為57.93%，“法治政府建設的組織領導”，得分率為49.24%。得分率最高的“政府信息公開”和得分率最低的“法治政府建設的組織領導”之間相差了27.9個百分點。

藍皮書認為，目前依法行政制度體系的“最後一公里”現象需要關註。現階段，我國的行政法律制度體系已經基本形成，但某些方面的微觀制度仍然缺失，其原因正是制度建設中存在的“最後一公里”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評估結果顯示，在制度建設這一指標下，部分地方政府仍未對行政規範性文件的制定程序進行建章立制;部分城市雖然對行政規範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做出了專門規範，但仍存在制度內容陳舊、更新不及時、缺少實效性和針對性等問題。盡管全面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已經提出有十余年，但仍有3個城市在行政規範性文件制定程序方面得了0分。

與此同時，很多法律制度無法落實的原因在於缺乏必要的工作機制。

藍皮書說，“行政決策”一級指標的評估結果顯示，因為對於“重大行政決策”的範圍界定不清，直接影響到重大行政決策相關制度的落實。大多數城市中，能夠嚴格按照“五步”程序進行決策的事項少之又少，甚至有些政府職能部門全年沒有一件事項納入重大決策程序。大量政府重大投資、重大建設項目，直接涉及公眾切身利益、社會關註度高的重大事項本應作為重大決策卻沒有被納入，這對重大行政決策相關制度的實施效果造成嚴重影響。

藍皮書介紹，從評估數據中可以看出，一直以來備受社會公眾所關註的“亂罰款”、“亂收費”、“暴力執法”等現象逐年有所好轉，說明各級地方政府在響應中央文件精神和要求、加強法治宣傳教育方面表現較好。

“但行政執法領域受到人情、金錢、地位等的影響仍然較大，行政執法的效果有待提升;行政不作為成為人們普遍關註的問題，行政效率和行政服務能力需要進一步提高;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有待加強，誠信政府建設需要引起高度重視。”藍皮書說。

藍皮書建議，加強依法行政的組織領導，通過綜合執法體制改革，實現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突破。加強微觀制度建設，切實提高規範性文件質量，構建有效工作機制，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落實執法責任制，強化執法監督平臺的功能，著力解決行政執法不作為。全面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加快數據開放進程，加強信息化手段的應用，提高便民性。落實問責制度，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完善行政爭議解決機制，有效化解社會矛盾。

首份輸血行業藍皮書：我國血液制品仍供不應求

中國輸血協會理事長、上海市血液中心黨委書記朱永明2日表示，我國輸血行業發展迅速、取得顯著成績，但仍存在區域發展不均衡以及血液供應能力略有不足的特征。

2日，我國第一部關於采供血和輸血服務行業的藍皮書《中國輸血行業發展報告(2016)》發布，由53位行業專家和學者參與撰寫，系統分析總結了輸血行業的現狀、特點、問題、趨勢，梳理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采供血發展歷程。

報告指出，經過多年努力，我國輸血法規體系基本完善;臨床用血100%來自公民自願無償獻血;無償獻血量不斷上升，采血量自1998年495萬單位增長至2015年2220萬單位;2015年實現了血站核酸檢測全覆蓋，輸血傳播疾病殘余風險已下降到極低水平;臨床合理用血水平較大程度提高。

同時，我國輸血行業在血液供應與需求方面存在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特征。血液供應能力增長的速度仍略低於血液需求增長速度，進一步增強血液供應能力仍是我國輸血行業未來需重點關註的方向。

報告還指出，自“十二五”以來，國內血液制品行業無論是原料血漿采集量，還是血液制品產量、品種均逐年增長，但距離滿足臨床需求仍有相當差距。

據悉，“十二五”期間，全國原料血漿采集量有較大提升，2015年全國采漿量接近600萬升，較2014年增長了約12%;在冊供漿員數量明顯增長，超過了200萬人。隨著采漿量的提升，我國血液制品產量也出現較大幅度增長，其中靜註人免疫球蛋白(pH4)批簽發量從2011年587余萬瓶增長至2015年857余萬瓶，國產人血白蛋白批簽發量從2011年約2000萬瓶增長至2015年的3000余萬瓶。

然而，我國血液制品仍然供不應求，進口人血白蛋白比例已從2011年的40%增長至2015年約60%，雖然增長趨勢放緩，但隨著市場需求不斷加大，若采漿量得不到較大提升，市場缺口將進一步擴大。

目前，我國血液制品結構仍以白蛋白為主，存在品種單一、資源有效利用率不高的問題。全國30余家血液制品企業能夠生產人纖維蛋白原、三種特免球蛋白、人凝血酶原複合物、人凝血因子Ⅷ的企業不足10家，尤其凝血因子類產品是血友病患者的救命藥，常處於短缺狀態。如何進一步提升采漿量，擴大各制品生產規模，提高資源利用率、緩解供需緊張仍是我國血液制品行業面臨的最大問題。

獻血量增長進入瓶頸期 輸血藍皮書披露行業十大困惑

“為什麽獻血要無償而輸血要收費?”“為什麽要獻血給陌生人用? ”“獻血會影響健康？”“獻血會感染疾病？”……

血液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資源，稀缺並被普遍需求，世界各國均將血液管理工作納入國家策略層面進行規劃和管理。12月2日，在上海發布的首部《輸血服務藍皮書》稱，采供血行業“無人不知”但又“無人不謬”。

除了上述這些疑問外，藍皮書主編、上海市血液中心黨委書記、世界衛生組織輸血合作中心主任朱永明還列舉了輸血行業目前面臨的十個方面的困惑。

無償獻血的定義和驅動模式。朱永明提出，當前各地獻血量的增長都進入所謂瓶頸期，增長勢頭減緩，供血和臨床需求的差距不斷加大。這個減緩或瓶頸，是新一輪迅速發展前的換擋過渡期，還是成為長期趨勢?如是前者，減緩的原因和以後會迅速發展的動因分別是什麽? 過渡期有多久? 如是後者，怎麽破解? 是不是應該從重新思考無償獻血的含義和驅動模式開始入手?

地方政府、社會各界對采供血工作的支持。前者表現的是財政補貼、人員招聘、績效管理等方面不到位，牽頭領導作用弱等問題;後者表現的是有關職能部門或社會單位對采血點設置、無償獻血宣傳等不支持或設置障礙等問題。

對新技術、新模式的敏感性。雖然血液核酸檢測已經全面進入常規化，但是對比20世紀90年代艾滋病和丙肝抗體檢測的引入和采用，目前在采用細菌檢測、病原體去除、全面去白等新技術，以及獻血者再歸隊、血液安全監測(haemovigilance)、PBM等新模式方面的進展均比較緩慢。

臨床的結合和指導。血站與醫院臨床科室的專業聯系還不夠，在履行指導臨床醫療用血工作方面無論是能力還是途徑都不夠。大部分醫院的輸血科不屬於臨床科室，這不利於學科發展、人才培養和對臨床輸血的指導。

法規體系的定位和協調。與血液監管有關的法律、法規、標準、指南以及如何將其定位、發揮作用、相互關系等尚待明確和理順，及時更新和修訂的機制尚不全。

信息系統建設。血液信息系統孤島化嚴重，關於系統聯網的呼聲雖然強烈，但是在聯網目的(功能)、聯網方式、技術前提(比如數據、代碼、系統等的標準化)、隱私和信息安全(防止泄露，防止被企業濫用)等重大基礎問題上，還缺乏全面思考和共識。

各地發展差距。跟社會經濟發展差距類似，各地區血液事業發展也不平衡。由於單位運行模式、財務制度、監管要求的改變，原來常見的形式多樣的地區間、單位間的對口支援以後可能越來越難見。

血站分類、定位和監管模式。朱永明說，各地血站普遍存在與人員績效、單位分類管理有關的問題。有些地區“把血站當成機關，把獻血當成公務活動，把獻血者、誌願者當成公務員”的傾向顯著。

決策程序和依據。有些重大決策長期存在爭議，如延長血樣保存期、全國統一血費項目和標準而非統一測算方法等，事先缺乏調研和溝通，事後缺乏宣傳和補救。

對行業及其前景的思考。朱永明說，有些發達國家近年臨床用血顯著減少(當然依然遠遠高於我國的水平)，造成血站運行成本上升而收入下降(供過於求)，有些血站甚至難以為繼。國內外都有幹細胞誘導血液成分的成功報道。這些都可能會對采供血行業的前景、機構設置和運行產生深刻的影響，業內基本尚未關註和研究這些影響及其對策。

藍皮書介紹，自“十二五”以來，國內血液制品行業無論是原料血漿采集量，還是血液制品產量、品種均逐年增長，但距離滿足臨床需求仍有相當差距。

統計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全國原料血漿采集量有較大提升，2015年全國采漿量接近600萬升，較2014年增長了約12%;在冊供漿員數量明顯增長，超過了200萬人。

隨著采漿量的提升，我國血液制品產量也出現了較大幅度增長，其中靜註人免疫球蛋白(pH4)批簽發量從2011年587余萬瓶增長至2015年857余萬瓶，國產人血白蛋白批簽發量從2011年約2000萬瓶增長至2015年的3000余萬瓶。

但據藍皮書介紹，我國血液制品仍然供不應求，進口人血白蛋白比例已從2011年的40%增長至2015年約60%，雖然其增長趨勢放緩，但隨著市場需求不斷加大，若采漿量得不到較大提升，市場缺口將進一步擴大，進口比例也會隨之增加。

目前，我國血液制品結構仍以白蛋白為主(占比64%)，存在品種單一、資源有效利用率不高的問題。全國30余家血液制品企業能夠生產人纖維蛋白原、三種特免球蛋白、人凝血酶原複合物、人凝血因子Ⅷ的企業不足10家，尤其凝血因子類產品更是血友病患者的救命藥，供應量常處於短缺狀態。

“如何進一步提升采漿量，擴大各制品生產規模，提高血漿資源和采漿資源的利用率，緩解供需緊張仍是我國血液制品行業面臨的最大問題。”藍皮書說。

藍皮書：反腐“去庫存”效果明顯 “辦事托關系”仍突出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課題組4日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目前，我國新發違紀違法行為下降趨勢初顯，反腐“去庫存”效果明顯，但不擔當不作為、辦事仍要托關系求人的問題依然存在。

在當日上午召開的第六部《反腐倡廉藍皮書》新聞發布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副研究員蔣來用表示，目前查處的絕大多數是“存量腐敗”，腐敗增量較少，不收斂、不收手而繼續貪汙受賄的官員雖然有，但已成為極少數，窩案、串案更為罕見。

課題組研究發現，目前，公眾明顯感覺到在高壓反腐態勢下，幹部對錢包、信封、現金極度警惕和戒備，明目張膽吃拿卡要的幹部明顯減少。很多地方紀律檢查出現“兩降三升”態勢，即信訪舉報和移送司法數量下降，立案、結案和紀律處分人數逐年上升。

課題組稱，2016年以來不少地方信訪總量和檢舉控告類信訪件下降，群眾舉報“洪峰”已過，存量腐敗在大幅消融，增量腐敗得到堅決遏制。此外，從各類媒體公布的已經判刑的腐敗分子來看，絕大多數是2013年以前犯的舊事。經過幾年堅持不懈的嚴厲懲處，去除“腐敗存量”的效果比較明顯。

當日發布的《反腐倡廉藍皮書》同時表示，目前“不擔當、不作為”的問題依然存在。

藍皮書介紹，反腐敗力度加大之後，庸政懶政怠政現象在一些地區和部門較為突出。

中央落實八項規定精神，規範津補貼，不準吃拿卡要、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車私用，甚至參加吃請都受到了嚴格限制，一些黨員幹部不習慣和不適應，抵觸情緒較大。有的地方黨員幹部缺乏在新制度新要求新環境下開展工作的能力，“沒有補助就不下鄉”“沒有加班費就不加班”，不主動克服困難做好工作，而是將為群眾工作作為向組織講條件、謀取部分人利益的籌碼。

藍皮書反映，目前“辦事仍要托關系求人”問題仍然存在。上學、看病、就業、經商、辦企業、訴訟等群眾普遍要辦理的民生事項中的吃拿卡要、索賄等明目張膽地主動型腐敗雖大幅減少，但仍有一些辦事人員對紅包、“信封”、禮品、購物卡等“照收不誤”，群眾能夠直接接觸到的腐敗數量還是較多。

課題組表示，目前“四風”問題反彈壓力危險存在，整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雖然有些成效，但有些地方、有些部門“積習難改”，工作效率低下，為民服務的意識不強，有的黨員幹部工作不在狀態、辦事拖沓，態度生冷、監管不到位的官僚主義作風仍比較嚴重，文件和會議的數量在一些單位有增無減，重複無效或低效的檢查監督等新形式主義表現突出。

此外，選人用人不正之風尚未得到根本扭轉，部分領導幹部家風不正家教不嚴，“貪腐父子兵”“賣官夫妻店”“一家子腐敗”等家族式腐敗現象比較突出；“護犢子”，為子女謀位子、找票子、要房子、拉關系、走後門、傍大款，搞權力尋租。

藍皮書：媒體深度融合格局初步形成 但未走過“痛點”

從“相加”到“相融”加速跑，各媒體一齊發力，在內容、渠道、平臺、經營、管理等方面加快推進深度融合，但總體來看，媒體融合仍未走過“痛點”。

2月8日，社科文獻出版社、北京市新聞工作者協會、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京穗兩地同時發布《媒體融合藍皮書：中國媒體融合發展報告(2016)》。

報告稱，自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來，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先後湧現，一批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初具雛形，“深入轉型、深度融合、深層變革”正在成為上下一致的共識。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成功實踐了“中央廚房”理念，推動各種媒體將傳媒界的“中央廚房”付諸實踐，一次采集、多種生成，多元發布，文字、圖片、音視頻“三位一體”，“兩微一端”的速度，網絡的全面，報紙的深度，相得益彰，融合的業態初步顯現。

研究表明，在新技術快速發展和傳統媒體經營下滑的雙重壓力之下，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發展的方向與趨勢已經形成，且不可逆轉。傳統媒體在拓展如“中央廚房”、兩微一端、雲傳播等渠道、平臺方面進展顯著。

媒體融合藍皮書課題組認為，我國媒體融合進展迅速，前景可期，同時任務艱巨，道阻且長。目前，媒體融合整體上仍然處於艱難的探索期，尚未形成支撐全行業轉型升級的成熟商業模式。在實踐和理論層面都仍然有不少問題需要在執著的探索前行中攻堅克難，取得突破。

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執行院長喻國明認為，從1994年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人們一直沿用“+互聯網”的模式應對新媒體的挑戰。20多年的實踐表明，“+互聯網”雖然增加了傳統媒體在互聯網上的存在感，卻未能同比例或更大比例地實現傳播份額。“+互聯網”模式下的種種探索，更多地體現為末段創新、終端創新，至多是過程創新、組織創新，還不等於源頭創新、起點創新。較之於終端創新，源頭創新更具革命性，更能激發媒體融合動力與活力。

喻國明認為，對於媒體融合探索期的“陣疼”，即要有“不變即亡、不融即亡”的危機意識，清晰地認識到傳統媒體融合創新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又要堅定和增強媒體融合發展的信心。

北京市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梅寧華認為，媒體 “進化”的陣痛也並非只發生在當下。縱觀世界新聞媒體發展史，技術進步推動的傳播形態和格局的變化一直就存在且從來不曾停頓。所謂的新舊媒體之爭，無非是傳播效率的提升和傳播效能的飛躍所帶來的傳播格局調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既沒有必要對新媒體心懷恐懼，更沒有必要對傳統媒體喪失信心。

“融合永遠都是進行時。”報告稱，面對媒體融合大潮和各種各樣融合、轉型的探索實踐，必須深入思考媒體融合的本質到底是什麽，傳統媒體如何才能走出低谷。

北京市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梅寧華認為，不論傳播的平臺、渠道、流程怎麽變，作為新聞傳播的本質和核心——輿論引導功能並不會因為技術的進步而發生變化。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支庭榮認為，那些漠視新媒體傳播規律，不能與用戶進行有效的互動交流，共同生產適合新媒體傳播內容的“合而不融”的情況應該引起關註。

報告稱，無論是報紙、廣播、電視，還是網站、APP、微博、微信都只是工具，在這些之後一定會有新的工具、介質出現，如果跟風走、片面追求工具，而忽視作為媒體根本核心的內容信息，將會把媒體融合引入誤區。

複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尹明華認為，要通過思維的轉變和組織的再造，維護和拓展傳播秩序，鞏固和壯大主流輿論陣地。一是要有效利用及放大傳統媒體的內容優勢，二是要盡力提供滿足受眾新需求的產品，三是要打造和占領新興渠道和平臺，四是要善用社交媒體，善與用戶交往，在主動交往中引導新生代。

藍皮書：精英教育不適合教育扶貧 應註重本土化教育

被很多人看好和推崇西方“精英式教育”，只能止步於城市。12日上午發布的教育扶貧藍皮書《中國教育扶貧報告(2016)》稱，實用、本土化的教育形式比精英教育更適應貧困人口需要。

該報告由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扶貧研究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

藍皮書課題組表示，教育扶貧的目的是讓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獲得自我發展、自主脫貧的能力，是一種內生式的扶貧脫貧方式。然而，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所處的社會環境和自然條件千差萬別，文化傳統和氛圍各不相同，教育基礎和條件也不完全相同，因此，不能用一個方案、一種辦法解決所有問題。

某省貧困地區的一名小學生在課堂上準備舉手發言。攝影/章軻

課題組調查發現，我國貧困家庭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輟學率比較高，高中之後教育水平比較低，整體文化素質較低。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條件落後，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並沒有感受到教育帶來的收益，並沒有從接受教育中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因此，讀書無用、讀書不如外出打工實惠的觀點還很有市場。

“這應當引起人們的深思：到底什麽樣的教育才是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所需要的教育?精英教育顯然不能適應廣大貧困人口的需要，而那些更實用、更富於本土化的教育形式和內容，可能更能滿足他們的需要，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

“因此，保障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教育收益，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結果公平，才能充分體現教育扶貧的實際價值。”課題組說。

課題組稱，盡管我國的扶貧開發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目前貧困人口數量仍然很大，脫貧攻堅的任務依然艱巨。在教育扶貧上當前面臨六大問題：基礎教育投入仍然不足，且不均衡，效益不高;學校辦學條件較差，辦學質量相對較低;師資投入不足，數量缺額，結構不盡合理，素質亟待提升;部分貧困家庭無力使子女接受更多教育，教育受重視的程度不夠;貧困地區教育管理水平相對落後;九年義務教育的完成度還有待繼續提高。

藍皮書稱，我國基礎教育投入仍然不足，且不均衡，效益不高。貧困地區經濟基礎薄弱，財政拮據，且大多為“吃飯”財政。財政對教育的撥款主要用於人頭經費，教育經費很難實現“三個增長”、達到“三個比例”，對於教育事業費中的公用經費，有的地方幾乎為零，教育費附加征而不返或隨意挪用現象較為常見。

由於義務教育經費嚴重不足，20世紀末全國中小學危房面積約1300萬平方米，集中在中西部農村。雖然危房占全國中小學總校舍的比例不足1%，但在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這一比例較高。寧夏中學危房面積達5.32%，小學危房面積達4.6%;新疆中學危房面積達4.05%，小學危房面積占3%;青海中學危房面積占3.16%，小學危房面積占4.33%。有的貧困縣危房面積高達10%~15%。

截止到2014年，全國共有危房125.5萬平方米，相比於20世紀末的1300萬平方米，減少了90%。危房占全國中小學總校舍面積的比例降低到0.16%。但是在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貧困地區，這一比例仍然較高，雲南省中小學危房比例為0.94%，海南省中小學危房比例為0.62%，新疆中小學危房比例為0.59%。

根據2013年審計署公布的數據，在1155所樣本學校里，輟學人數由2006年的3963人上升到2011年的8352人。2013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檢查《義務教育法》實施情況的報告表明，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尤其是邊遠、貧困及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初中輟學率較高，有的地區超過10%。

藍皮書稱，義務教育階段“兩免一補”政策的實施，對貧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提供了積極的幫助，在較大程度上解決了絕大多數貧困家庭子女“上不起學”的問題，也極大程度地提高了我國義務教育的入學率。然而，“兩免一補”政策並沒有免除貧困家庭子女其他必要的求學費用，貧困家庭為子女求學所付出的必要費用仍然占家庭收入相當大的比例，為了避免“因學致貧”現象發生，建議國家對符合一定條件的貧困家庭(或最貧困家庭)子女免除各求學階段全部費用，並為他們提供一切必要的學習用品，直到他們離開學校走向工作崗位。

課題組表示，將教育扶貧對象的甄別與國家貧困標準直接對應，瞄準性雖好，但會導致教育扶貧制度的設計部分地偏離教育規律和教學改革的自身需求。目前在教育扶貧任務政策設計中，教育扶貧對象的標準都完全對應到國家確定的貧困縣和“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課題組說，事實上，還有一部分需要幫扶的人口未列入 “教育支持”的範圍。如城市貧困家庭子女、農村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因此，需要在推進國家教育公平的整體進程中，兼顧國家扶貧的教育目標，而非單一的將國家扶貧目標直接對應為教育扶貧目標。因為教育扶貧標準與單一的經濟維度確立的“貧困標準”內涵是不同的。

藍皮書：南亞諸國中印度與中國產品貿易競爭強度最高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強勁對手，不是美國，也不是日本，而是印度。

2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國產業競爭力研究課題組”發布的《產業藍皮書：中國產業競爭力報告(2016)No.6》稱，從南亞諸國的產業國際競爭力來看，印度與中國的整體產品貿易競爭強度遠遠高於其他南亞國家。

藍皮書稱，印度產品整體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強，且2000年以來呈顯著增強趨勢;其它國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阿富汗、尼泊爾、馬爾代夫等國產品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

從南亞諸國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結合度來看，目前孟加拉國、尼泊爾、馬爾代夫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結合度指數相對較高，遠遠高於其它南亞國家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結合度指數。

課題組介紹，從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競爭強度來看，南亞諸國與中國的產品貿易競爭強度均較弱，相對來看，印度與中國的整體產品貿易競爭強度遠遠高於其它南亞國家與中國的整體產品貿易競爭強度。

從南亞諸國與中國的整體貿易互補性來看，阿富汗、尼泊爾、孟加拉國與中國的整體貿易互補程度相對較高，遠遠高於印度、巴基斯坦、馬爾代夫等其它南亞國家與中國的整體貿易互補程度。

藍皮書稱，總體來看，南亞諸國中，印中兩國產業互補性較低，且在國際市場上存在較為激烈的競爭關系;巴中兩國經貿合作水平較低，貿易競爭性相對較低，且貿易互補性有走弱趨勢;孟中兩國貿易競爭程度弱，貿易互補程度較強，產業合作前景廣闊;阿中兩國整體貿易結合程度較高，兩國在資源和能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和農業等領域相對具有較好合作前景;尼中兩國貿易依存關系較強，在農業灌溉、水利水電、公路鐵路、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合作潛力巨大;馬中兩國具有較強的貿易依存關系，在填海造陸、汙水處理、跨海大橋建設、娛樂、傳媒、醫療設施、住宅基礎建設等領域合作潛力較大。

藍皮書認為，中國與西亞、中東地區的產業互補性需進一步加強。總體來看，西亞與中東地區19個國家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較為薄弱，但由於中東地區石油資源較為豐富，因而石油業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和出口值中的比重都居絕對優勢，石油石化產業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課題組表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貿易聯系普遍比較松散，產業合作項目不多，高端產業合作尤其不足，但近年來貿易聯系總體呈現增強趨勢。在19個中東歐國家中，除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外，中國與其他16個中東歐國家都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

由於地緣關系，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貿易聯系，多數遠不及歐盟與中東歐國家聯系緊密(有部分國家本身就是歐盟成員國)，多數中東歐國家與中國、美國和日本之間的經貿關系呈“等距離”的關系。

藍皮書認為，未來，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應在工業制成品領域加強合作，比如，中國與匈牙利未來應在裝備制造、交通運輸設備、醫療設備、服裝、能源等領域開展產能合作;中國與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等國家加強原料分類的制成品、機械及運輸設備、化學成品及有關產品等領域的產能合作。

上海藍皮書：上海制造業下行壓力大 占比下探至26%

2月21日，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科研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上海藍皮書：上海經濟發展報告(2017)》。藍皮書指出，上海制造業下行壓力大，目前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經下探至26%。

據中國社會科學網消息，報告認為，2016年上海宏觀經濟運行呈現五個特點：工業發展弱勢調整，政策邊際作用遞減;服務業發展相對穩定，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突出;消費後勁不足，受收入和房價拖累;投資有所穩定，民間投資積極;外貿形勢略有好轉，形勢依然嚴峻。結合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通過景氣分析和情景分析方法，總報告建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預測2017年上海經濟處於基準情景的概率為75%，經濟增速將保持在6.5%左右，指出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底線思維，守住常住人口規模底線、工業規模底線和政府財政收支底線。

藍皮書提到，上海制造業經過長期快速發展，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受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急劇變化的影響，制造業面臨傳統領域產能過剩和新的增長點尚未形成支撐的困境，這使得制造業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放緩。

據悉，上海“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2020年制造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比重力爭保持在25%左右”的底線。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這個底線是否能守得住?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上海完成工業增加值5077.1億元，同比下降1.4%，這是繼2015年前三季度的-0.9%之後第二次出現負增長，而且下降的幅度加大。自2010年以後，上海制造業呈現下行的態勢，特別是2013年以來，更是顯示出加速下行的趨勢。

隨著制造業增長的下行，上海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也不斷下降。2015年上海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向下突破30%，降到28.5%，2016年前三季度的這一比重比2015年再收縮2.5個百分點，下探到26.0%。

藍皮書認為，在上海經濟呈現中高速增長的態勢中，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下降，一方面表明制造業的增速遠遠低於第三產業，服務經濟成為上海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另一方面也說明制造業的發展缺乏新的動力支撐，面臨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