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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物價失真 可能進入通縮窘境？ 東西變便宜，儲蓄卻悄悄變多了

林全內閣 當心「途徑依賴」問題 一份新閣員名單 隱藏的思惟與窘境

綠地窘境： 23座摩天大樓難產

2016年6月23日，蘇州太湖邊，白色地塊是綠地太湖城的摩天大樓，規劃358米，2013年9月啟動，目前仍在打地基。（馮葉/圖）

通過捆綁地方政府爭相追逐的摩天大樓，從而獲得其他土地收益的策略，曾為綠地開疆拓土立下過汗馬功勞。但現在，這眼看著要成賠本的生意，綠地23座摩天大樓都處於未建、緩建的狀態中。

摩天大樓，是一個城市最顯眼的地標，然而有些摩天大樓，暫時只能在規劃中找到。

在過去幾年里，“摩天大樓專業戶”綠地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綠地”）向世界各地承諾興建至少有50座摩天大樓（超150米），但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將近一半仍處於未建、緩建的狀態中。

通過捆綁地方政府爭相追逐的摩天大樓，從而獲得其他土地收益的策略，曾為綠地開疆拓土立下過汗馬功勞。可隨著這一輪樓市去庫存、去產能周期的到來，過去整體賺錢的項目正在變得不那麽賺錢。

耗資巨大又難以盈利的摩天大樓，建還是不建？

2016年7月5日，南方周末記者向綠地集團廣東事業部營銷副總經理汪學軍約訪，對方電話回複了解核實後再說。

找不到的地標

2014年1月7日，在山西省省會太原，綠地以9個多億的價格拿下了一塊位於汾河邊上的黃金地塊，命名為太原綠地中央廣場。根據規劃，這個項目由4棟摩天大樓組成，2棟188.9米，2棟150米。廣告宣稱，項目建成後將“刷新太原人對於天際線的想象”。

綠地在拿地時，曾與太原市國土局約定了竣工時間——自簽訂《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約定的土地交付之日起3年內。據現場的工程展板介紹，項目建設周期為2015年1月至2018年5月，略微超過3年。

但是，實際開工時間卻比預計開工時間推遲了1年半。在太原從事房地產前期開發的徐曉達，每天上下班都要從綠地圍起來的工地經過。他眼看著兩年前打樁後，現場就沒了動靜，直到最近才有工人重新進場。相比之下，隔壁一家與綠地幾乎同期拿地的央企地產，如今已經拔起了9棟高達160米的超高層住宅。

一位接近綠地太原公司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實際上，最初綠地與客戶約定的交樓時間是在2017年年底，後來綠地內部決定停工、緩建，預計無法按時交付後，“早期為了搶業績預售了的樓盤，現在已經全退了”。

徐曉達說，按照綠地現在的人員配備以及施工進度，想要按時完工已幾無可能，“就算現場1000人搶工，6天蓋一層，再穿插施工，像隔壁央企一樣組織得很好，2018年10月底能幹完，就算不錯了。”

太原的摩天大樓並不算是綠地的代表作，在綠地引以為傲的作品中，不少比太原拿地更早，但目前依然看不到大樓主體：258米烏魯木齊綠地中心，301米長春綠地中心，301米銀川綠地中心，358米蘇州綠地中心，468米成都綠地中心，518米大連綠地中心。

其中，並不算高的“新疆最高雙子塔”烏魯木齊綠地中心，早在2013年9月就舉行了奠基儀式，馬上就要三年了，綠地該項目售樓處的工作人員在電話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雙子塔仍在做地基澆築。

任何一處綠地樓盤的廣告展板都會用一一在列的項目昭示，綠地是當之無愧的“摩天大樓專業戶”。在過去幾年里，綠地向全國各地承諾興建至少50座摩天大樓（超150米），它們大多包含在“綠地中央廣場”和“綠地中心”這兩個系列的項目綜合體中。

南方周末記者結合年報，以及向其各地的售樓部確認，在綠地這50座摩天大樓中，將近一半仍處於未建、緩建的狀態，它們大多在2013年左右拿地；另外一半要麽是完工和接近完工的項目，大多較早拿地，要麽是近一兩年才有計劃。

對於有些地區來說，地標正在被遺忘。2011年左右，僅在東北三省，綠地就先後規劃了4座摩天大樓。到目前為止，大連和長春的綠地中心仍看不到大樓主體，其余幾座查詢不到任何施工進度。

綠地東北公司前員工黃健剛離職不久，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當時主要負責營銷的東北地級市就規劃有超200米的摩天大樓，拖拉了5年後，最新消息是“不打算建了”，“前期還拿地標做宣傳，後來地標這個概念再也沒宣傳過，而且在項目Logo中有一個代表高度的數字，後期也被抹掉了”。

邊庫存邊擴張

“3月份一開春，各個地產項目都開工了，綠地的住宅工期也很緊張，但只有綠地，4月才開工。”一位接近綠地集團的業內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了一個細節。原因是，綠地的承建方很多時候需要墊付工程款，導致作為乙方的承建比甲方綠地還牛，“指揮不動的，沒有工人幹活”。

他認為，綠地太原公司資金緊張，是太原摩天大樓緩建的主要原因。以至於這兩年綠地在太原拿地的動作很少，而其他大地產商則搶地很兇。

2015年5月，《中國房地產報》披露了綠地在東北三省因資金斷流，所有在建項目全線停工的消息。黃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盡管東北情況今年有所好轉，比如4、5月份的時候，長春等地幾個停工好久的樓盤複工了，但是綠地在房地產上能夠調動的資金仍然有限。他所在的城市，綠地總共拿了5塊地，但真正運作起來的只有一塊半，“連建住宅的錢都拿不出，更別提沒有市場的地標寫字樓”。

黃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因為摩天大樓停工，他們要應付很多業主的投訴，“很多業主都是為了地標才買的住宅，現在地標不建了，手里的住宅肯定沒有那麽值錢了”。

隨著近日年報的公布，以“世界500強企業”作為標識的綠地，被國內外評級機構齊齊下調評級。其中，國際評級機構惠譽下調了綠地的長期外國與本國貨幣發行人違約評級：從“BBB-”調降至垃圾級別的“BB+”。

考慮到2016年一季度的現金流情況，國內評級機構聯合信用認為，綠地旗下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的子公司——綠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綠地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已無法滿足業務規模擴大和投資活動增多的需求，融資壓力較大。截至一季度，綠地集團的資產負債率已高達89.2%，高於行業均值74.82%。

惡化的財務狀況與綠地過去的地產布局有關。綠地與地方政府共同“造城”，曾在二、三線城市吃進了大量的土地。聯合信用稱，截至2015年底，綠地集團在售項目中，仍主要以二、三線城市為主，一線城市項目可供出售面積僅占5.15%。

可隨著這一輪樓市去庫存、去產能周期的到來，壓力主要就集中在二、三線城市。綠地2015年的庫存增加了18%，而相應的房地產營業收入卻減少了11.23%。“存貨上升，營業收入下降，說明房子還在不停造，但是銷售的情況不如去年。”一位在券商做房地產債券一級發行的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

據聯合信用統計，在不考慮新增土地儲備的前提下，綠地集團在建房地產項目未來仍需投入超過5000億元的資金，這將導致綠地集團“資金支出壓力大”。南方周末記者粗略計算，房地產住宅開發周期大概在2-3年，考慮到綠地集團的“造城”規模，就算拉長至10年開發周期，僅蓋房子這一項，綠地集團每年也要騰挪出500億元。

但與此同時，綠地卻在更加激進地擴張。從2015年12月到2016年2月，綠地轉戰15個一線和省會城市，僅拿地就花了五百多億元，這一總額與去年全年拿地的金額相當。

此外，綠地開始著手調整發展策略，以類似於“摩天大樓+物業”的模式進軍“地鐵+物業”。去年5月，綠地集團發起成立中國城市軌道交通PPP產業基金，總規模為1000億元。

先蓋賺錢的

正是在需要大幅舉債擴張的當下，綠地選擇放緩建設不那麽好賣的房地產項目。年報顯示，2015年，綠地新開工建設項目面積較2014年減少42.49%，主要就是為了控制開發速度，緩解融資壓力。

首當其沖被放緩的正是其摩天大樓等商業項目。建設摩天大樓成本高、投資周期長，本身很難盈利。而摩天大樓背後的真實商業邏輯在於，通過政府配比的其他土地來獲得較大收益。

中信地產一位參與前期拿地工作的內部人士曾向南方周末記者直言：“就像中國的大多數五星級酒店都不賺錢一樣，開發商都是為了周邊配套的寫字樓或者公寓，摩天大樓修建者的目的，不在摩天大樓本身。”

今年3月，綠地董事長張玉良在接受《界面》專訪時坦言，綠地以前商業地產比重比較高，占了50%。受經濟形勢影響和互聯網的沖擊，商業市場需求增長放緩，甚至都萎縮了，綠地已經調整到以住宅為主。

“意思就是把賺錢的東西先幹了，最後再建不賺錢的摩天大樓。”一位長三角知名的地產營銷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道出其中的門道，比如憑借摩天大樓捆綁拿到住宅用地，整體地價一定比別人便宜，摩天大樓的成本已經被攤在了地價里，“只要不蓋就是賺錢的。”

南方周末記者在江蘇走訪時發現，綠地先建住宅，商業置後的做法十分普遍。

占地700畝的綠地太湖城，坐落於蘇州太湖東岸。綠地在此規劃的358米摩天大樓，剛剛開始修建地基。

這里屬於剛規劃沒幾年的吳江新區，面積相當於香港陸地面積那麽大。現在，整個新區就像一個巨大的工地，彌漫著塵土和刺耳的電鉆聲。

烈日之下，一位汗流浹背的二手房地產經紀人一邊指著湖邊碩大的規劃圖，一邊向客戶介紹：“唯一在太湖岸邊有住宅的就是綠地。”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綠地住宅早就蓋好了，除了別墅，大部分在去年底銷售一空。就在2016年春節前後，這里的房價翻了一倍，現在均價1.7萬元。

上述地產營銷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果說市場能消化摩天大樓，還是可以建的。但一般來講，省會級城市以下建摩天大樓都是虧的。他認為，江蘇也就是蘇州和南京可以搞，“其他城市很難盈利”。

而綠地在一些非省會級城市亦規劃有摩天大樓。江蘇無錫綠地西水東城與蘇州綠地太湖城的規劃如出一轍，城市綜合體緊鄰運河，同時包含住宅和一座200米的摩天大樓。不過，自2013年開始運作後，目前在售的只有住宅，摩天大樓還沒有動工。

同樣在江蘇鹽城，綠地在遠離市中心的亭湖新區規劃有大型城市綜合體——綠地商務城。但包含超市、寫字樓在內的多棟商業大樓，自2014年年底主體建成後就陷入了停工狀態，外立面沒有刷漆，旁邊一塊商業用地也還沒有動土。

這一景象被住在對面的一位業主拍了下來，發在了微博上。這位業主是2013年年底入住的，他的住宅和商業部分都屬於最早的一期項目，綠地給他的承諾是2014年年底開放商業，但是後來一拖再拖，直到四期住宅都快建好了，商業部分還沒能完工。

在這個白天幾乎看不到車輛、紅綠燈基本是擺設的地方，上述業主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完全找不到鹽城河東中心的感覺”，生活很不方便，隨便買個東西都要驅車去市區解決。

（李伯根/圖）

金蟬脫殼？

對於商業地產如何去庫存，張玉良在接受前述專訪時提出了三點策略，其中最值得玩味的一點是：“已經開發的，采取靈活的措施來做，比如功能用途協商改變，商業能不能變成居住辦公。”

“一開始以為是賺錢，後來盤算不賺錢，開發商就想改規劃。”上述地產營銷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這種做法在地產業屢見不鮮。

綠地在天津的一個項目，規劃就發生了改變。今年1月4日，天津市薊縣規劃局發布公告稱，上海綠地集團天津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綠地間接百分百控股），向該局提出申請，擬將一塊受讓宗地中的部分商業服務業設施用地調整為居住用地。

原地塊本用於“盤龍谷文化城二期項目建設，開發藝術家院落、文化教育機構、總部研發基地等文化設施，建成集電影拍攝、文化產業、旅遊休閑、養生居住為一體的多功能複合地標和有張紀中導演品牌影響力的‘百年中國影視基地’。”

按照土地出讓條件，該宗地面積96413.9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占40%；文化娛樂、商業金融、教育科研設計等商業服務業設施用地（原統稱為公共設施用地）占60%。

但為滿足盤龍谷文化城項目二期建設的需要，該宗地中的部分商業服務業設施用地目前調整為居住用地，即：居住用地面積比例由40%提高到89.38%；商業服務業設施用地（原為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比例由60%下降到約10.62%。

“或者規劃都不用改。”徐曉達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摩天大樓可以照樣蓋，“寫字樓磚砌墻改改就能變成公寓”。之所以能這麽做，是因為行政流程中存在灰色地帶——雖然開發商開始建設時，報規劃局備案的不是公寓，但是政府沒有規定，竣工備案後，更改使用功能算不算違建。

地產業受訪者普遍認為，經過擴張做大規模的綠地，如今手上持有大量土地資產，有的是化解資金困局的辦法。

綠地集團負責媒體關系的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超高層項目的政府審批、前期規劃、項目的政府審批、前期規劃、項目周期，都和一般項目不一樣。從企業角度來說，目前都在正常合理的運作範疇之內。

（應受訪者要求，徐曉達、陳峰、黃健為化名）

為何太多創新以失敗告終？《創新者的窘境》作者又有新研究

紅杉匯 2016-11-16 09:55

本文由紅杉匯（ID：Sequoiacap）授權i黑馬發布。

碰運氣的創新

三年前，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和塔迪•霍爾（Taddy Hall）、斯科特•庫克（Scott Cook）撰寫了一篇名為《為營銷模式糾偏》的文章，認為，由於市場被不斷細分，美國公司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從而變得憂心忡忡。他們收集數據來衡量市場細分的需求，然後使用更多的數據來衡量他們滿足這些需求的進度。

但由於他們總是提出錯誤的問題，經常致力於解決這些“錯誤的問題，通過各種方式改進產品……（但這一切）與他們客戶的需求毫不相幹”。克里斯坦森總結說，我們所需的是一個新的模式：通過一個全新的視角提出正確的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中產生的目標的進展情況進行衡量。

這篇文章為克里斯坦森的新書《與運氣競爭：創新和客戶選擇那些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是克里斯坦森對他提出的“破壞性創新”理論和寫作《創新者的窘境》一書的研究新進展。

自其提出破壞性創新概念以來，這已經成為一個流行語，“被廣泛錯誤地用於表示任何與聰明和新穎有關的東西”。但更重要的一點是，它只是解釋過去、回顧過去，並沒有提供在哪里尋找新的創新線索。與此同時，公司被數據所“充斥”，這些數據也是回顧性的，側重於購買模式、客戶對當前產品的滿意度以及類似指標。

最終結果？“公司正在呈指數增長式地加大付出，以實現僅僅一點點的增量創新，而完全忽視了對長期、可持續增長至關重要的突破性創新。”這也回答了，為什麽大多數創新曇花一現，最後以失敗告終。

重要的是過程，而非產品

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萊維特（Theodore Levitt）曾經喜歡告誡學生：“人們不想買一個四分之一英寸的鉆孔機，而是想要一個四分之一英寸的鉆孔。”

該言論被廣泛引用，但克里斯坦森認為該言論並未被了然於心。人們還是傾向於根據鉆孔機的“特色和功能”來衡量過去的性能並設定未來的基準，而非根據客戶試圖獲得正確鉆孔的經歷。

對產品的關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很容易轉化為可量化的數據，許多數字公司正是致力於推斷客戶特點與其購買的產品或服務之間的聯系，由此揭示的模式可能是誘人的。但克里斯坦森表示，除非公司了解客戶為何做出這樣的選擇，否則所有這些數據是不可能引發一致的創新。

只有相關性是不夠的，關鍵是因果關系，這促使克里斯坦森補充其之前的破壞性創新理論，即他所謂的“待完成的工作理論”（或簡稱工作理論）——公司對於其給定產品或服務應該詢問的唯一重要問題是：客戶借助這些要做什麽工作？

克里斯坦森尋求一種對“客戶行為因果機制”的無情關註，產生了一種幾乎是社會學性質的方法，並涉及對選擇和使用給定產品或服務的經歷的整體分析。 正是在這種經歷的形成中，公司將發現創新和可持續競爭優勢的潛力。

識別未滿足需求的方法

“傳統的關註客戶需求的方式不足以解釋現實世界中的實際消費決策。”只有深入了解特定情況才能解釋為什麽。從這樣的深層觀察中出現的畫面可能是複雜且具有層次感的，“在客戶的踟躕時刻對他們進行觀察的洞察力不容易分解成可以輸入電子表格的數據位”。克里斯坦森表示，這些“工作洞察力”是脆弱的，因為“他們更像是故事而非統計”。

一些公司已經通過“工作理論”的視角成功地審視了它們的所作所為，最終從根本上轉變了它們的品牌使命感，轉變了競爭目標。

將產品或服務定義為“待完成的工作”不僅可以幫助公司重塑公司形象，還可以讓公司以全新的視角發現潛在市場中隱藏著的但又顯而易見的新任務——因為現有的產品並沒有充分解決產品需求和用戶願望。

通過“工作理論”視角，克里斯坦森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公司不會與其它公司產生競爭關系，而是在與自己公司的“非消費”領域進行競爭。比如Airbnb發現，在網絡租房服務不存在的情況下，40%的用戶選擇不去旅行。因此，Airbnb並不與傳統酒店競爭，而是與“決定不去旅行”這個想法進行競爭。

非消費模式允許創新者識別未滿足的需求和未開發的機會，探索開放式的新市場，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滿足於市場份額的微小增益。

當然，未滿足的需求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發現。有時，客戶將通過“拼湊在一起的解決方案”來抵消不充分的選擇。看似“不合理”地使用現有產品也可能有助於發現新的潛在市場。

人們通常會避免“負面工作”任務，不過該任務也可以為那些勇於挑戰的人提供新機會。有一對夫婦的孩子喉嚨非常不舒服，他們在孩子看病時遇到了一系列麻煩：選擇兒科醫生、預約、確診為鏈球菌性喉炎的話要等待處方藥單等。而CVS MinuteClinics 簡化了這一過程，現在CVS旗下1000多個診所已經遍布美國33個州。

對手無法抄襲的

是你創造的卓越用戶體驗

識別一項任務隱藏與否是一回事，創建圍繞產品或服務表現所需的體驗是另一回事。這是一種先進的策略，涉及到預測和解決在過程每一個階段的需求、障礙和所擔憂的問題。正是如此，公司才可以發現一個自身既明確又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Airbnb推出之前，他們“仔細地識別並推斷Airbnb屋主與房客的45個不同的情感時刻”， 然後對不同的情感做出詳細說明。例如，如何迎接房客？如果該場景定位為“放松”，那麽房客進入房間時是否會播放輕音樂？克里斯坦森說，傳統營銷分析可以透露客戶的需求，但卻不能告訴我們用戶的真實體驗。

American Girl通過仔細分析購買其玩具娃娃的用戶體驗，打造了一項非常成功的業務。玩具本身非常可愛且質量尚佳，但並未達到驚為天人的地步。競爭對手試圖抄襲其產品，並試圖以低價售賣。但是競爭對手們並未成功，原因是他們並不了解除了娃娃之外的其它設計，比如，娃娃商店的精美設計、娃娃禮盒打開時的巧思以及關於每個娃娃的故事。

American Girl案例：產品易模仿，體驗難複制

創始人Pleasant Rowlant稱：“競爭對手不願探究產品深層次的設計從而創造（新的）體驗，他們認為產品就是產品，並沒有什麽意義。”克里斯坦森稱：“如果能深入了解自己的產品（為什麽受歡迎），你根本不用擔心競爭對手所產生的威脅。”

宜家也是通過密切關註客戶體驗細節，從而擁有其自身長期競爭優勢。乍看起來，宜家似乎沒有特別的商業秘密。“任何潛在的競爭對手都可以走進宜家門店，通過還原工程制作其產品或複制產品目錄。但並沒有人能再創另一個‘宜家’。”克里斯坦森將這種獨特的客戶體驗與沃爾瑪和Target等大型連鎖零售商進行了對比，後者不斷地在爭占市場份額的競爭中“頭破血流”。

關註效率，還是有效性？

關於將產品或服務理解為用戶“待完成的工作”，可以讓公司完全了解其如何滿足客戶。但克里斯坦森認為，真正的挑戰是打造這樣一家公司，使它的組織、運營、管理等機能都服務於這一統一目標。通常，與這種整合完全相反的是典型公司的文化——嚴格的組織結構、孤立的功能分工、側重於內部指標和市場細分。

這就難怪了：即使是大型公司也會偏離軌道，弄不清客戶為什麽在第一時間選擇你。

部分問題是對錯誤問題的關註。只有當各種指標專註客戶利益時，指標才會具有參考性。亞馬遜關註的並不是發貨時間，而是貨品交付時間——因為後者才是用戶體驗的一部分。這樣的指標從本質上關註的是有效性，而不是效率。雖然跟蹤效率就容易多了，因此許多公司受到這種“誘惑”而放棄關註產品交付的“有效性”。

複雜的問題是，基於產品的數據往往是“嘈雜的”，而以流程為重點的措施更微妙且更難以捉摸。“當管理者從條理雜亂的事件敘述中轉移到條理清晰的電子表格時，會感到十分寬心。”定量數據看起來比定性數據更可信、更舒服。

克里斯坦森總結道：成功創新、然後整合、圍繞“工作理論”這一過程說到底更像是藝術而不是科學。企業家們在這一過程中更像是“肖像和紀錄片制作者”——將線索和觀察整合在一起。敢於挑戰的人將獲得額外的饋贈，因為“產品可以複制，但是通過整合流程做好工作，公司不僅可以提供理想的用戶體驗，其自身競爭優勢也能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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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只有北京1/8，深圳陷用地窘境

作為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一線城市深圳，近年來隨著金融和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人口流入不斷加快。不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深圳也面臨著房價過快上漲、土地空間日趨飽和等難題。

無縣可改區的尷尬

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空間不足。數據顯示，深圳的全市面積為1990多平方公里。同為一線城市，上海面積6300多平方公里，北京是16800多平方公里，廣州是7300多平方公里。也就是說，深圳大致相當於北京的八分之一，或上海、廣州的三分之一。

再看一下目前最具競爭力的幾個二線城市，天津11760平方公里，南京6597平方公里，杭州16596平方公里，武漢8494平房公里，蘇州8488平方公里，重慶和成都面積更是深圳好多倍。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的統計，在目前城區人口規模超過500萬(包括接近500萬的杭州)的主要一二線城市中，深圳無疑是面積最小的。即使在所有的一二線城市中，深圳面積也僅略大於廈門。

深圳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目前深圳建成區面積已經達到900平方公里。早在2005年，深圳市即將全市陸地總面積50%的土地劃入基本生態控制線，共計974.5平方公里。這也意味著，深圳可供開發的土地空間已經基本飽和。缺地，成為深圳最大的瓶頸所在。

深圳市域面積小，是個歷史問題。30多年前設立經濟特區時，政策規定是一個經濟特區只能帶一個縣，比如深圳管轄寶安縣，廈門帶同安縣，這兩市總面積都在2000平方公里以內。

在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化率還很低，城市規模普遍都不大，深圳市域面積狹小的問題還不明顯，但現如今，在高速城鎮化過程中，大量的人口往一二線城市流動，中心大城市對外擴張不斷提速。在這個過程中，大城市為了擴張自己的地盤，不斷把自己轄下的縣、縣級市紛紛改成區。比如武漢、南京、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這些大城市，原先轄下都有大量的縣(縣級市)，但現在都改成區了，成為“無縣城市”。

相比之下，早在20多年前，深圳就已經是“無縣城市”。1992年，深圳下屬唯一縣寶安縣就改成了區。近幾年看著其他大城市紛紛吞並自己下屬的縣，深圳早已無縣可改了。

反映在房地產市場，土地資源稀缺，外來人口購房需求大是導致深圳房價過快上漲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別的城市都有大量的土地進入房地產開發領域，但深圳除了前海，這幾年供地產開發的土地很少。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的數據預測顯示，未來幾年，深圳每年實際僅有0.33平方公里的新增住宅用地供應，幾乎無地可供，房地產住宅項目90%來自舊改。

面臨用地窘境，未來5年深圳將繼續填海工程，按照2016年6月出臺的《深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五年行動計劃(2016~2020年)》，深圳將再填海50平方公里。

合並東莞、惠州不可能

不過，填海造地需要時間，不是馬上就能用，即便未來都填好，50平方公里也不多，相比深圳產業高速發展和人口快速流入，更顯得“杯水車薪”。所以在沒有縣可改區的情況下，能否在更大範圍內進行行政區劃調整引人矚目。在深圳土地稀缺的背景下，近幾年呼籲深圳合並東莞、惠州的聲音可謂此起彼伏。

大城市通過合並其他地區(指吞並轄區以外的區域)實現自身發展空間的拓展不乏先例，比如今年為了成都新機場的建設和天府新區的發展，將原先由資陽市代管的縣級簡陽市改由成都市代管。更早之前的2011年，通過三分巢湖，合肥和蕪湖、馬鞍山都極大地拓展了自身的發展空間。

不過，相比之下，深圳要合並周邊的東莞、惠州“卻難於上青天”。根本原因在於，深圳經濟財政上直轄與行政上省轄之間存在著較大沖突。廣東是沿海發達地區中經濟發展最不均衡的省份，粵東西北地區仍十分落後。廣東要平衡東西北落後地區的發展，就需要加大省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而省級財政主要來自珠三角，但由於深圳是計劃單列市，在稅收方面直接與中央分成，不上繳所在省，廣東省級財政就主要靠廣州和東莞、佛山等地來貢獻，尤其是廣州作為長子責無旁貸。

另一方面，深圳周邊的東莞和惠州同屬珠三角經濟發達地區。在深圳計劃單列的情況下，將東莞和惠州並入深圳，對廣東省級財政而言，無疑是少了重要的財政貢獻來源，反過來也會進一步增大省級財政壓力。因此，深圳向別人要發展空間幾無可能。

在現有的計劃單列體制短期內難以調整的情況下，未來深圳要進一步拓展空間，除了繼續填海、陸地整備外，還可通過打造大都會圈等形式，實現在更大範圍內的區域融合與一體化。深圳與周圍地區的分工與合作已十分緊密，實現了“你中我有、我中有你”的局面。比如華為的總部在深圳，但生產基地放在東莞。

將更多生產端環節轉移出去，深圳自身才能騰出更多的空間發展總部經濟、現代服務業等，也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突破地理空間和行政區劃的束縛。

目前，深圳與東莞、惠州之間的合作正進一步提升。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今年初在廣東“兩會”上表示，深圳將加強同東莞、惠州的合作，主要是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共治環境的基礎上，讓各方人口“相互進入”。眼下，深圳地鐵線路正在延伸至東莞、惠州，也是希望緩解自身土地空間不足之困，同時帶動三市共贏發展。

表：主要一二線城市總面積和人口比較

城市

面積（平方公里）

總人口（萬,2013年）

城區人口（萬）

上海

6340.5

2415.27

2181.31

北京

16807

2170.5

1825.1

廣州

7374

1350.11

1224.23

深圳

1997

1137.89

1062.89

重慶

82402

3016.55

901.8

天津

11760

1546.95

688.52

武漢

8494

1060.77

628.52

成都

14590

1442.8

605.26

南京

6597

823.59

599.65

沈陽

12948

828.7

573.9

杭州

16596

901.8

437.88

蘇州

8488.42

1061.6

437.53

西安

10108

870.56

429.35

哈爾濱

53068

961.4（戶籍）

411.96

鄭州

7446.2

956.9

403.25

青島

11282

909.7

378.12

長春

20604

754.5（戶籍）

361

昆明

21473

662.6

353.76

大連

13237

700（約）

352.82

太原

6999

431.87

340

濟南

8117

706.7

334.65

合肥

11408

779

330.7

佛山

3875

743.06

326.6

東莞

2465

825.41

291.39

廈門

1699

386

282.91

無錫

4628

651.1

272.18

貴陽

8034

462.18

265.36

南昌

7402

530.29

245.83

福州

11968

750

230.1

寧波

9365

782.5

229.82

(數據：第一財經日報整理，城區人口數據來源於《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3》)

怒懟王者榮耀，懟的是我們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窘境

杭州中學教師《懟天懟地懟王者榮耀》，可是無論你愛或不愛，手遊就在那里。即使它不會成為我們必需的生活方式，也是我們下一代人必需的生活方式。

早在2015年底，每100個中國人就有超過90部智能手機，每100個手機用戶就有超過29個人是4G網絡用戶。

這兩個數字直觀解釋了為什麽《王者榮耀》成為全民手遊。而遊戲，無論是聯網還是單機，也從來沒有這樣進入人們的生活。

事實上我們在這里討論的不是為什麽《王者榮耀》會成功，而是為什麽可聯網的手遊能夠超越它的前輩，擔當“全民”這兩個字。更全面的說法是“全民、全時、全空間”——比如馬桶上。

有一種說法把人類的發展劃分為農業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時代和移動互聯網時代。它們之所以能夠被稱為不同的時代，是因為生活和生產出現了顛覆性的變化——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就是隨時隨地的連接。

例如人們獲取和使用娛樂產品的方式。就拿電影來說，它本身就是工業時代之於農業時代的進步。而到今天，已經可以躺在床上利用連接手機的VR眼鏡和男主角一起冒險。

現在，讓人們不用智能手機看視頻是真正的“逆潮流而動”。自然也不可能讓人們不玩《王者榮耀》——即使關閉了《王者榮耀》，也不可避免替代品的出現。這是偶然和必然的關系。

時光不能倒流。“王者榮耀”們和其他一切移動互聯網帶給來的紅利，都不可能退出生活。相反，投資超過萬億的5G網絡就要上馬，更複雜、更具吸引力的手遊因為網絡傳輸的進一步改善一定可以出現。

當電影出現的時候，上年紀的人觀看後覺得頭暈，一些宗教信徒覺得它是魔鬼帶來的幻覺，當然也有小孩子偷家里的錢去買電影票……

套用當下人們對於“王者榮耀”們的批評用語，不知道那時候是不是有人說：“電影這個東西利用未成年人自我控制力能力較弱，很多時候無法分清虛擬和現實，容易沈迷電影，並且為之消費。”

還有沒有人說：“電影這個東西，讓現在的人扮演歷史上的人，長得也不像，衣服又不能完全一樣，還有導演和編劇自己的理解以及喜好，都做不到與歷史書上一模一樣。小學生都還沒學過真正的歷史，容易讓孩子先入為主誤讀歷史人物。”

“王者榮耀”們今天遇到的批評，實際上反映了我們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種種挑戰。更確切地說，一款真正成功的“全民”移動互聯網產品正面臨上一世代滯後的使用條件，和本世代初期並不完善的使用環境。

比如有報道表示，未成年人在互聯網上搜索身份證號借以欺騙遊戲防沈迷系統。這個系統需要有效的成年人身份信息才能登錄，從而使家長得以掌控遊戲情況。

眾所周知，隨著移動互聯網更加密切地連接人們的生活，個人隱私也前所未有地暴露在網絡上，身份證號就是代表之一。相關信息的泄露，早就引發了遠比未成年人遊戲更嚴重的詐騙等事件。

再如，許多報道提到的未成年人盜用父母的手機向遊戲付費的情況。首先，為了方便，絕大多數支付平臺和渠道正在越來越簡化支付過程，而將關鍵驗證集中在手機上。

這樣，一旦手機“失陷”（實際上，絕大多數父母並不認為，把自己的手機交付給孩子是一種安全風險），風險就隨時可以發生。

也有人可能會問：我的孩子用我的手機為什麽要有防備？那麽換一種說法，有多少人願意把身份證交給孩子使用？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智能手機對於個人參與社會生活、生產的重要性遠超身份證，特別是手機將越來越多起到身份驗證和替代的作用。手機面臨的風險也越來越高，對其的看管和保護也本應該越來越重要。

如果從支付安全的角度考慮，支付平臺是否本來就應該考慮手機（特別是短信）之外的驗證渠道？畢竟當手機丟失後也會出現這種風險。

這些問題，顯然不應該提給“王者榮耀”們。其實任何一款成功、風靡的應用，都可能需要應對移動互聯網世代初期的種種不適。這有的是使用習慣導致的，有些是經濟發展情況導致的，更多則是立法和監管導致的。

而某權威媒體采訪北京市朝陽區一重點小學“陳老師”後得到的結果是：小學生玩手機網遊是普遍現象,並且隨著學生年級的增加愈發嚴重,大部分孩子玩手機網遊的頻繁程度取決於家長的監督力度。

陳老師還表示,學校會通過廣播、主題班會的形式講述沈迷網絡遊戲的危害,“常見的問題是家長工作忙碌,孩子無人看管或者由老人看管,導致監督效果大打折扣。”

此間也有評論已經指出，在美國的大多數小學校園，學生使用手機被嚴格限制。此事無論真假，都應該引起教育界和家長的思考。

這里就又提出一個問題：家長是否能夠適應移動互聯網時代對孩子的監護？畢竟除了《王者榮耀》，手機還會給孩子帶來更多或好、或壞的信息和影響。

上述媒體采訪的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王二平認為，網絡平臺應加強監管,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此外就是“家長應該和孩子共同參與一些益智類遊戲,利用自身的判斷力和自制力對孩子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引導和節制”。

對《王者榮耀》本身的批評其實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如果本來就是面對成年人的遊戲（作為一件正常的商品，它的目的就是吸引人購買），如何避免未成年人使用？

畢竟，手機不像PC那樣容易被固定放置和看管。而移動互聯時代的支付也從未如此方便、容易被孩子獲得。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打算出售給成年人的移動互聯網娛樂產品，大多面臨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也並非僅靠娛樂產業能夠解決。

當然，這也不是說無解。

2017年5月起開始實施的《文化部關於規範網絡遊戲運營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工作的通知》即提出“網絡遊戲實名制”，提倡網絡遊戲經營單位設置未成年用戶消費限額，限定未成年用戶遊戲時間，並采取技術措施屏蔽不適宜未成年用戶的場景和功能等。

而在更早的1月,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了國家網信辦起草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送審稿)》,這是一部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法律。其中包括“禁止未成年人在每日的0:00至8:00期間使用網絡遊戲服務”等關鍵內容。

就是在本月，《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開始施行，泄露個人信息正式入刑。

而作為解決網絡空間安全問題的系統性方案，《網絡安全法》也在6月施行。

總結起來，要解決當下屢屢出現的“怒懟王者榮耀”，其實核心是四件事。

首先，建立更完善的未成年人防火墻，也就是防沈迷系統等努力。但這一機制或系統，務必來自最好的技術，以及最了解用戶的機構，而不僅是實名制了之。當然，研發它的難度，也許並不亞於新的《王者榮耀》。

其次，必須解決圍繞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基本生活而發生的挑戰，這包括技術問題、也包括立法問題等。例如個人信息泄露、互聯網支付等等。

第三，對於可能與上一條有關的各種違規，懲罰均不可減免，即嚴格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依法治國。比如嚴加懲戒針對防沈迷軟件的外掛程序。

第四，對於呼籲已久的娛樂產品分級制度進行更切實的討論。畢竟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未成年人等保護群體接觸娛樂產品的渠道更多、方式更便捷，分級以及以此為基礎建立防火墻的需求也更加急迫。

從以上可以看到，“王者榮耀”們其實提給我們的是如何應對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大問題——顯然監管部門、學校和家長都不能使用互聯網時代管理PC和網吧的方式。

但無論如何，手遊註定要成為一種必需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人因為年紀的原因不能適應這麽小的屏幕，他的下一代人也一定會習慣這樣的生活方式。這種娛樂方式也許還會成為後世標記我們這個時代生活的標簽。

到底是應該在技術提升、立法進程完善、秩序建立之前就滅了手遊和移動視頻，還是把更多精力集中到那些更關鍵的問題上？“怒懟”的家長或教育界人士，希望也可更加關註乃至盡可能推動這些更複雜問題的解決。

（來源：新華社 記者 王婷）

AI加持新品手機挑戰 iPhoneX　華為急欲擺脫薄利多銷窘境

每經記者王晶 每經編輯 劉雪梅

9月黃金旺季過後，手機廠商發布新品的熱情依舊不減。近日，華為、中興、諾基亞等眾多手機廠商陸續發布了新品，其中，華為旗艦Mate10系列搭載了華為首款人工智能手機芯片——麒麟970；中興則推出可折疊的雙面屏手機，即中興天機AXON M；而老牌手機廠商諾基亞攜世界首款蔡司認證的安卓手機Nokia 7回歸大眾的視線，意欲重打“情懷牌”。

眾多新品各有千秋，但以AI作為賣點的Mate10系列一發布就吸睛無數。事實上，目前只有華為和蘋果兩家智能手機廠商可以提供AI功能，而華為也一直希望能在更高端的產品上和蘋果競爭。那麽，華為的麒麟970芯片與蘋果A11芯片有何不同？華為高端手機如何承載人工智能？用戶憑什麽選擇國產或國外品牌？

華為和蘋果卡位AI芯片

根據華為發布會現場介紹，Mate 10、Mate 10 Pro和Mate 10保時捷版的亮點不少——第三代徠卡雙攝、4000mAh電池，基於安卓8.0打造的EMUI 8.0系統以及采用了金屬中框、雙軸3D熱彎曲面玻璃後蓋等等，但三款手機最大的看點無疑是搭載了華為首款人工智能手機芯片——麒麟970。

該芯片采用了TSMC 10nm工藝，在僅僅指甲蓋大小的芯片上，集成了55億個晶體管，其中包含8核CPU、12核GPU、雙ISP以及HiAI移動計算架構，集成NPU（Neural Network Processing Unit神經網絡單元）專用硬件處理單元。

華為宣稱，麒麟970的AI運算能力相比四個Cortex-A73核心有大約25倍性能和50倍能效的優勢，可以大幅提升手機在圖像識別、語音交互、智能拍照等方面的能力。而基於強悍的NPU，華為在今年9月蘋果秋季新品發布會後曾暗諷“蘋果新品令人失望，華為準備了超越以往任何事物的驚喜（華為Mate10）。”

“以100張照片的識別時間為例，Mate10僅僅用5秒鐘完成了任務，iPhone 8 Plus則用了9秒鐘，”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還順道“刺”了一下三星，“而我們需要等等三星Note8，它需要花100秒鐘。”

目前只有華為和蘋果兩家智能手機廠商可以提供AI功能，但與華為不同的是，蘋果A11仿生芯片集成了“神經網絡引擎”，通過機器學習能大幅提升芯片的運算效率。蘋果宣稱，神經網絡引擎已勝任諸多任務，包括更智能的識別人物、地點和物體，為“Face ID”和“動畫表情”等功能提供強大性能。此外，蘋果還計劃將A11的神經網絡引擎擴展到更多蘋果生態，包括無人駕駛、Apple Watch和醫療健康等。

面對蘋果和華為之間爭相開始的移動AI芯片卡位戰，余承東認為這將有助於開啟智慧手機時代，“華為Mate 10通過創造性地集成人工智能專用NPU神經網絡單元，在AI端側人工智能上邁出了開創性的一步。”

手機要盈利必須做高端

除了在芯片上和蘋果一樣卡位AI，華為Mate 10系列在售價方面也直接對標了蘋果和三星的高端手機序列。

事實上，從Mate 7開始，華為Mate系列、P系列的機型價格便持續走高，今年也不例外。加之今年全面屏、雙攝像頭、內存以及其他各種元器件產品的大幅漲價和缺貨等因素，Mate 10系列的售價比Mate 9系列均有上漲。其中，Mate 10 64GB版售價3899元；Mate 10 Pro 128GB版售價5399元；而Mate 10保時捷版的售價高達8999元。有網友戲稱，“以前是沒錢，買華為，現在是沒錢買華為”。

華為的確一直希望能在更高端的產品上和蘋果競爭。《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在發布會現場，余承東多次將Mate 10系列與iPhone X進行對標。而過去一年，余承東也曾多次在多個場合直言不諱，希望超越蘋果。

10月20日，華為首次公布了2017年前三季度智能手機的銷售情況，截至今年9月底，華為手機發貨量1.12億臺，發貨同比增長19%，而收入同比增長大於30%。在全球，華為手機的市場份額排名第二，已超過蘋果。

余承東稱，“華為高端機的占比在迅速提升，平均出貨單價也在提升。Mate 8系列全球銷售了700萬部，而Mate9系列全球銷售超過1000萬部。”因此，出現了華為消費者業務收入增長率超過手機發貨量增長率的現象。

總體來看，華為等國產手機廠商仍然長期陷入低利潤怪圈，與其強勢增長的出貨量形成鮮明對比。

據國際調研機構Counterpoint發布的《全球手機利潤份額2017年第二季度》顯示，全球手機利潤總額在今年第二季度同比下降了10%。不過，蘋果依然主導了全球利潤份額的大頭。2017年第二季度，蘋果以9%的出貨量獲得了全行業65%的利潤，國產手機三大品牌——華為、OPPO、vivo只占了利潤份額的4.1%、4%和3%。

顯然，發力中高端市場是改變尷尬現狀的出路。

當談到華為面臨的市場局面時，余承東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手機市場洗牌程度會越來越深，只有很少的中國手機廠商才能生存下來。不過，出貨量已經不是華為追求的方向了，華為現在的目標就是追求高端市場。

而華為方面意識到，與蘋果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品牌和生態上的差距。華為的品牌影響力與蘋果相比，還比較弱，品牌崛起還需要一個過程。此外，蘋果的iOS封閉生態有很大優勢，而華為所采用的安卓平臺還需要改進生態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