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貸款投放表內額度緊張，abs是操作投放的一個模式。”一位股份行信貸人士告訴第一財經，傳統的信貸融資收緊下，銀行的思路也在發生轉變。令發債主體難受的是，非標類收縮，標準化產品又不易發出，再加上多只非標類產品出現兌付延遲或無法兌付的情況，融資難度大增。
數據顯示，社融總量1-4月份有所下降，且出現了結構性變化。信托貸款和委托貸款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萬億，新增貸款3000-4000億，1-4月份債券新增融資增加了1萬億，貸款+債券約抵消了1.5萬億的非標。
非標風險增多
“今年來很多的非標項目出現了延期兌付的情況，從發債的違約多是集中在煤炭、大宗商品等周期類行業，現金流不不太穩定的公司更可能出現風險。”6月6日，某券商非標人士對第一財經表示。
近期的信用事件主體多帶有明顯的外部再融資收緊導致的流動性階段性枯竭的特征。比如中安消2016年後再無新債發行，2015年1月後也沒有股權融資行為。
“大概是從2016年開始，信用債風險逐漸暴露，有些房地產信托也開始出現風險，銀行感覺投非標項目風險很大，他們便開始把眼光放到場內產品，認為場內的債券、部分股票估值都相對便宜。”北京一位公募基金高管告訴第一財經。
中金認為，由於今年的違約風險主要由外部融資而不是內部現金流引發，風險暴露的可預測性差，突發性強，超預期風險高，這種超預期發過來又容易加劇市場恐慌和規避情緒的發酵，從而容易出現一旦暴露負面輿情，融資渠道就迅速關閉的情況。
“幾類融資渠道相比，貸款的協調和展期是相對更容易實現的，而非標和債券的接續難度要更大。”一位信托非標人士對第一財經表示。“當一個企業的非標爆雷，其他機構也會知道它的現金流緊張，很難再給其做新增融資，這也意味著企業違約的概率會增大。”
統計顯示，從產業債發行主體的規模來看，非標發行最多的行業為房地產和建築裝飾，其次為綜合和化工、貿易、交運、采掘。在非標收縮，融資回表的大背景下，過度依賴於非標融資的也可能在再融資上出現問題。
“資管新規影響最大的還是銀行的資管產品，因為它規模很大，且買了很多非標。這種非標類產品很多是‘短接長’，即發行的都是短期產品，做的是長期業務，掙的是中間利差。”上述北京公募基金高管認為。
上述信托非標人士認為，銀行信貸規模資源有限，當前的債市壓力比較大，銀行對國企的授信額度加大，也擠占了一部分民營以及中小企業的信貸資源。“下半年的流動性可能會更緊張。如果國際局勢進一步緊張，通貨膨脹走高，利率走高，去杠桿疊加利率提升，借錢就更難。”
非標轉標難度大
資管新規要求，標準化債權類資產應當同時符合以下五個條件：等分化，可交易；信息披露充分；集中登記，獨立托管；公允定價，流動性機制完善；在銀行間市場、證券交易所市場等經國務院同意設立的交易市場交易。“一般的界定是，不是在交易所和銀行間市場發行的，都是非標準化產品。”上述券商非標人士也表示。
相對債券、信貸，非標融資期限具有期限短，票息高的特征。對大多數企業而言，債券和信貸融資通常是第一選擇。信托計劃和資管計劃是非標最主要的形式，具體到各家銀行來看，大部分銀行都是以信托和資管計劃為主，占到非標資產的90%以上。
通過信托貸款，一是可能項目合規上受到監管限制無法通過銀行審核和債券發審，需要通過非標通道進行操作；二是發債企業負債率等指標無法達到信貸和發債的要求，只能通過非標進行操作。“現在信托的非標還能做，雖然以後凈值化是方向，但目前還沒有具體細則出來。”上述券商非標人士表示。
2018年金融監管仍然會以金融去杠桿、脫虛向實、強監管為主線，部分發債主體的融資便很容易受到比較大的負面沖擊，金融監管政策以及貨幣政策的放松短期難以看到。
同時，非標、信貸、債券這三大融資渠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非標轉標具有一定的摩擦成本，前後銜接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對於非標占比比較高的企業的影響會比較大。
上市銀行2017年年報顯示，非標資產在投資大類中的占比從2016年末的22%下降至2017年末的17%，行業整體的資產配置更加向標準化資產轉移。非標資產在同業大類中的占比逐漸消失。
這種情況下，非標產品亟需找到出路。業內人士指出，非標存在三條出路：“非標轉貸”，即非標融資轉為表內信貸融資；“非標轉標”，即原來的非標融資方式轉為ABS、REITS等標準化資產形式；“非標轉規”，即滿足既有監管要求以後，非標可對接規範化私募資管產品。
“標準債券產品就是場內公募債、私募債以及ABS ，只能轉換成這些。但標準化產品的審批、評級難度會很高。”不過，上述券商非標人士也指出，平臺公司的受益權受讓、再回購，實質上是明股實債的產品，以及信托借款的資金用途不清以後可能就不能發行。新的項目在報備的時候，會對資金閉環管理提出要求，也就是資金的用途一定要用在真實項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