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微軟曾試圖以5億美元的報價收購LinkedIn,但雙方卻在接近達成協議時告吹。
現在,微軟不得不以高出此前50多倍的價格——262億美元全現金收購LinkedIn。收購價格為每股196美元,較該股上周五收盤價溢價50%。
若以2013年微軟收購諾基亞的71.7億美元來對比,LinkedIn的價值相當於3.65個諾基亞。
微軟將通過發行新債的方式為這一收購融資,預計收購協議對2018財年產生約1%的稀釋作用。
雙方的這一交易預計將在本年度完成。交易完成後,微軟將繼續保留LinkedIn品牌、文化和獨立性,而傑夫·韋納爾(Jeff Weiner)將繼續擔任CEO,向微軟CEO薩蒂亞·納德拉(Satya Nadell)匯報工作。
LinkedIn董事長雷德·霍夫曼在聲明中說:“今天對Linkedin來說是個重生的時刻。”
受該消息刺激,LinkedIn股價盤前股價上漲近50%,至194.5美元,LinkedIn目前市值為175.1億美元;而微軟盤前股價略微下跌0.35%,至51.3美元。
公開資料顯示,職業社交網站LinkedIn創建於2002年,並於2003年投入運營。2013年在紐交所上市,上市時的融資額為12億美元。截至上個財季末(2016年3月),LinkedIn在全球共有1.06億活躍用戶。
20日據日本新聞網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領導的自民黨的黨和政治制度改革實行本部舉行第一次的幹部會議,就尋求修改黨章,以便讓安倍首相的任期能夠延長到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開幕時。
擔任改革實行本部長的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在會上表示,現行自民黨黨章規定總裁的任期是“2屆6年”,可以研究把任期規定改為“3屆9年”。
根據目前的計劃,自民黨中央將會在今年內確定修改黨章的意見,並在明年的黨大會上審議通過。
安倍於2012年9月當選為自民黨總裁,隨後在12月的大選勝利後擔任首相。根據現行黨章規定,安倍的總裁任期到2018年9月結束。由於自民黨規定黨總裁擔任首相,因此總裁任期結束後,也就意味著安倍必須把首相的寶座轉讓給黨的新總裁。
如果自民黨黨章得以修改的話,安倍的任期有可能將會延長到2021年。這樣的話,安倍不僅將成為“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同時也可能實現修憲與主持東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政治目標。
但是,針對安倍首相尋求超期任職的計劃,自民黨內部分議員已經公開表示反對,認為安倍首相的企圖有“獨裁”的企圖。
此前,就有日媒報道稱,針對首相安倍晉三有意“超越黨章”延長任期的想法,前地方創生擔當大臣、被視為“安倍接班人”的石破茂公開表示反對。據日本《讀賣新聞》8月29日消息,石破茂就安倍晉三延長任期問題發表看法稱,“這一舉措是本末倒置的行為”。報道認為,石破茂的這一舉動或對延長任期計劃表示警惕並實施牽制。
中國2015年GDP增速為6.9%,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6年下滑。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麽?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
12月18日,在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林毅夫教授談到了這些問題。
林毅夫指出,中國經濟持續六年下滑,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在演講中,林毅夫通過對一些金磚國家、亞洲國家、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的對比分析,來全面地看全球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他指出,中國2010年時GDP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時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發達國家中的美國在2015年的經濟增速也只有2.4%。
因此,林毅夫強調,“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糟。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此外,林毅夫還表示,世界經濟的整體疲軟影響了中國的出口。“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林毅夫總結,中國經濟經濟聯系六年持續下滑,今年經濟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林毅夫發表演講
以下為林毅夫演講部分實錄:
談中國經濟發展,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大家最關心的一個題目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在2016年到202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6.5%以上。
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6.5%,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來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也不小,應該余地還是比較大,實現起來照理說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可是大家為什麽心里還沒底。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從2010年以後,每年逐年下滑。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這也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次連續六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去講說平均每年9.7%的增長,當然每年之間都有波動,但是一般說經濟下滑兩年,最多三年,經濟增長就會回升。
那麽從2010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下滑了六年,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2016年現在看來增長的速度也就是在6.7%,還是繼續下滑。
這種狀況下,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為什麽從2010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大家談得非常多,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說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一般表現還欠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們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最近談的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有人也認為這是我們連續第七年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存在,也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績效,但是要看中國經濟就必須像今天論壇的主題,全球變革下來看中國經濟。因為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匯率計算。
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但同樣也更重要的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深深影響中國。
在分析中國經濟從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表現怎麽樣。比如說在世界上跟我們同等發達國家的金磚國家,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
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另外一個金磚國家印度,印度2010年的時候10.3%,跟我們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7.6%,比我們的6.9%好像高一點,但是他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勢跟我們完全一樣。
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7.6%的增長的時候我們還要考慮兩點因素,第一點就是他在2012年的時候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我們2012年的時候是從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這有所謂觸底反彈的因素存在。
第二個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調整了國民統計的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那麽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們完全一樣。
這些金磚國家不存在我們所謂國有企業比重太高的問題,他們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他也不存在我們國內的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是他的經濟表現跟我們完全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
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的問題,共同的周期性的問題。要證明我的觀點最好的是看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
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高表現的經濟體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增。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其實只要一分析,只要我們放眼世界也並不難理解,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在世界經濟比重還超過一半的這些發達國家,他們的經濟還沒完全複蘇。
歐盟在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兩個多百分點。日本固然有安倍經濟學想複蘇日本的經濟,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只有0.5%。在經濟增長速度慢的狀況下,他的失業率就維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長就緩慢,消費增長就恢複疲軟。
那這些發達國家他還是世界需求的主要來源,因此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在發達國家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的時候他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美國的失業率似乎狀況也比較好,現在達到跟危機之前的水平大約相當的4.9%。
但是在考慮美國失業率的時候了解美國怎麽統計失業率,美國是一個勞動者如果失掉就業,有一個月的時間不去找工作,這樣的勞動者就算退出勞動力市場,他就不在失業統計內。因此要了解美國的就業狀況還要另外一個指標的參考,就是勞動參與率。
目前美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比危機前低3個百分點,這些人他是有勞動能力的,但他為什麽不找工作?因為找不到工作,幹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同樣是處在歷史高位的8%到9%之間。在這種狀況,家庭的收入增長,從各種統計指標來看,跟危機之前比較起來的話基本沒分別。
而且我們知道這次的危機在美國爆發,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負債過重。在危機發生以後家庭為了修補平衡表,他在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還要省錢還債,因此這種情況下他的消費就非常疲軟。
這些發達國家的消費疲軟導致整個世界需求疲軟,我們知道在危機之前世界貿易的增長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但在危機爆發以後世界的經濟增長率放緩,但是現在世界的貿易增長率比世界經濟的增長率還低。
這當然就影響到每個像中國、像其他金磚國家,還有東亞,這些高收入、高表現,但是出口比較重的經濟體的出口。那我們知道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三個組成部分當中的一項。以我們國家來講,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投資增長,投資增長大家知道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每個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穩定經濟。
我們國內有4萬億,但是其他國家同樣是有或多或少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來啟動需求,來穩定經濟。但是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項目,經過五年、六年、七年都已經過去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複蘇。
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項目,那當然投資增長也必然下滑。以我們國家的例子來說,在“十一五”規劃期間2006年到2010年之間,我們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25.5%。在“十二五”期間2011年到2015年期間,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18.8%,下降了7個百分點,而且在“十二五”期間是越往後下降的越多。
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當然會受到影響。在這種狀況下,拉動我們經濟增長的主要是靠消費增長,我們國內的消費增長狀況還比較好,是因為我們的就業狀況好,家庭收入增長的狀況也比較好。
以去年為例,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長是7.5%,高了0.6個百分點。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消費增長維持在8%左右,這也就讓我們的經濟增長去年還能夠達到6.9%,其他國家他出口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投資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那收入增長比我們差,消費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多了,所以他們的經濟表現就比我們差很多。
從這些因素來講,六年的經濟持續下滑,以及到今年經濟還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許多人都想知道造成嚴重霧霾的原因究竟是哪個?我想說的是,肯定不是哪一個,是多個,是一果多因,是排在前幾位的哪些。”20日下午,在主題為“被忽視的柴油汙染”媒體沙龍上,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說。
當日,中央氣象臺繼續發布霾橙色預警,這已是中央氣象臺連續第5天發布霾預警,霾天氣過程進入最嚴重時段。
氣象監測顯示,18日上午,霾天氣影響區域已達142.2萬平方公里,其中北京東南部、天津、河北中南部、陜西關中和河南北部等地出現重度霾,約15萬平方公里。到20日,北京中南部、天津、河北中南部、山東西北部、河南北部、山東西部和北部、江蘇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區出現能見度低於200米的強濃霧,局地出現能見度低於50米的特強濃霧。
“從已經陸續公布的9個大城市的PM2.5源解析結果來看,有5個交通源排第一。道路機動車排放了全國20%的氮氧化物(NOx)、16%的揮發性有機物(VOC)和14%的一氧化氮(CO)。”賀克斌說,其中,柴油車高排放區域與我國區域性汙染嚴重地帶重疊度很高,加強對柴油機排放控制,對中國大氣汙染防治至關重要。
環保監察人員正在夜查柴油貨車。攝影/章軻
“新發地”繁榮的背後
說起“新發地”北京人沒有不知道的,就是許多外地人也耳熟能詳,甚至靠著從新發地進貨發了財。
新發地位於北京南四環中路、南四環中路與南五環路中間位置之間,是北京的“菜籃子”、“果盤子”,供應北京80%以上的蔬菜及水果。
每天,來自全國各地的貨車為北京人民運來全國各地的蔬菜和水果,陜西的貨車運來甘肅的洋蔥、河南的貨車運來河南的冬瓜、河南人的北京牌照貨車運來河北的包菜、長春的貨車運來吉林的蘿蔔……據不完全統計,每天這樣為北京運送生活物資的柴油貨車在2萬輛以上。除了蔬果,每天還有8萬輛以上外地過境車從事其他貨品運輸。
這是亞洲清潔空氣中心20日公布的貨車數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北京市環保部門拿到的數據更驚人:每天北京有30萬輛大貨車在路上行駛,20萬輛是北京的,10萬輛是外地車。而一輛大貨車排放的汙染物相當於200多輛私家車排放的汙染物。
新發地漢龍物流園,就是這些車輛的集散地之一。漢龍毗鄰新發地蔬菜水果批發市場,是北京市最大的公路貨運服務中心,來自全國各地,包括北京本地的貨車將貨物從全國各地運輸到北京,離開時又將北京的貨物運向全國各地。
在這個匯集了全國各地重型柴油車的集散地,首都的第一道“黃標車防線”被突破了。
調查人員隨機走訪新發地、漢龍物流園兩地的18位司機中,10輛為國四,6輛為國三標準,1輛國二。還有一輛,司機稱自己也是從別人那里買的二手車,並不清楚是國幾。
而按照北京市《關於對黃標車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自2015年12月20日起,黃標車全天禁止在北京行政區域內行駛。這里的黃標車就包括國一、國二標準的重型和輕型柴油車。
河北唐山的劉師傅是一位有著10年貨運經驗的老司機。他開一輛快到15年報廢期限的國二輕型柴油貨車,把河北的農產品拉到他在新發地租的固定攤位,賣給更多北京的商販。生意好的時候,一天就能賣完。平均3-5天,劉師傅就要往返北京河北一次。
劉師傅說,進京的農產品運輸車輛享有綠色通道、免高速費等多項政策便利。他的車可以在任何時間從京開高速進京,再進入南五環到新發地。一路上,他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對他的車的限制或尾氣的抽查。
像很多卡車司機一樣,劉師傅並不關心尾氣汙染的問題。他唯一需要應付的有關環保的檢查就是每年一次在唐山的年檢。“給錢就過關,”劉師傅說。
山西的陳師傅,在2016年初主動報廢了一輛國二貨車,新買了這輛國四標準的重型柴油卡車。按照國家相關規定,國四重型柴油車必須加裝車用尿素,以減少柴油車尾氣中的氮氧化物汙染。陳師傅的車是山西的車牌,每年都是在山西年檢。“只要花了錢,就不會有人為難你,年檢肯定能過。”陳師傅說。
檢測場正在對機動車排放情況進行檢測。攝影/章軻
“在北京運輸貨物的柴油車存在年檢不嚴、使用劣質油、國四柴油車卸載尿素罐等問題,導致柴油車尾氣管理政策可能失效。”亞洲清潔空氣中心有關人士對記者說。
在多種柴油機中,柴油車的保有量最大。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柴油車保有量達2028.7萬輛。根據《2016年中國機動車環境管理年報》,2015年僅占機動車總量12.6%的柴油車其氮氧化物和顆粒物排放量分別占機動車排放總量的69.0%和99%以上。而在對PM2.5有重要影響的氮氧化物和顆粒物排放上,重型柴油車更是主要貢獻源。
重油驅動的綠色港口
“大家可能會註意到,我們這次說的是柴油汙染,不限於柴油車,還包括船舶港口的柴油機汙染,工程機械排放的汙染和公交車汙染等。”賀克斌說。
交通運輸部水運科學研究院總工程師彭傳聖也表示,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及沿海沿江地區,船舶港口排放已成為大氣汙染排放的重要來源之一。
我國水路貨物運輸量和港口吞吐量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一。世界上十大最繁忙的港口中有7個在中國,占全球貨物吞吐量的四分之一以上。港口運輸中,以柴油為動力的船舶及港口機械所排放汙染物對大氣環境有重要的不利影響。
據測算,2013年全國船舶二氧化硫排放量約占全國排放總量的8.4%,氮氧化物排放量占11.3%。船機排放的尾氣中含有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HC)、氮氧化物、二氧化硫(SO2)、顆粒物(PM)等汙染物,是港區汙染的主要來源之一。
賀克斌介紹,港口城市的空氣質量尤其受到港口活動的影響。但中國城市對此的研究較少,僅部分沿海發達城市對港口活動對當地的空氣汙染帶來的影響進行了研究。
據本報記者了解,此前,深圳市測算的結果顯示,遠洋船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市排放總量的67%,氮氧化物占14%,顆粒物占6%。
排名世界第一的上海港2010年船舶和港口活動(包括港口拖車和貨物裝卸設備)排放產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PM2.5排放量分別占上海汙染物排放總量的12.4%,11.6%和5.6%。
在天津港,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發布的實時PM2.5監測數據,距離天津港最近的監測站點“第四大街站”在2015年4月至12月期間每個月的PM2.5均值均高於全市平均值。
2012年度香港空氣汙染物排放清單顯示,水上運輸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懸浮粒子(RSP)及微細懸浮粒子(FSP)排放分擔率分別達到50%、32%、37%及43%,是香港大氣汙染最大的汙染源。
亞洲清潔空氣中心有關人士介紹,船舶所使用的燃料主要是渣油或重油,也屬於柴油,含硫量是車用油的100至3500倍。含硫量高是柴油機排放黑煙的最直接因素之一,因此在內河和港口更容易看到帶著黑尾的船只。
根據深圳環境科學研究院的測算顯示,一艘燃油含硫量3.5%的中大型集裝箱船,以70%最大功率的負荷24小時航行,其一天排放的PM2.5相當於21萬輛國四重貨車。中國環保部機動車排汙監控中心統計顯示,2013年在我國港口靠泊的船舶共排放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約占全國排放總量的8.4%和11.3%。除此以外,港口碼頭上還有承載運輸、裝卸功能的眾多柴油機械。
港口城市,一般經濟較為發達,人口密集。但因港口遠離城市中心區,港口帶來的大氣汙染被人們忽視。
一艘大型集裝箱貨船,在海上正常航行時每天需要燃燒300噸柴油,這種油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重油,是煉油的殘余物。這種油含硫量高達3.5%,是車用柴油的100至3500倍,還含有鎘、釩、鉛等重金屬。“船到了上海港,今年開始要求換輕油,天津港目前還沒有這種要求。”一位船員說。
除此之外,施工工地,無論是拆遷,還是建築工地,還是修路修橋的現場,都是普通居民環保投訴的熱點。絕大部分居民反映的問題集中在揚塵方面。
事實上,建造住宅的施工工地,在挖槽時會用到挖掘機,回填時使用鏟車;修路的工程,需要使用到壓路機、鏟車、挖掘機;拆遷工地上,必不可少的就是帶有鉆頭的勾機。這些工程機械,又被稱為建築機械、施工機械,也都是燒柴油的。這些機械帶來的柴油尾氣汙染,很少有人關註。
據統計,中國目前工程機械保有量為700萬臺。這些機械所使用的柴油含硫量限值為0.035%,是國四車用柴油含硫量的7倍。據估算,一輛挖掘機的顆粒物排放量相當於63輛國四卡車的顆粒物排放量。
2014年全國移動源排放清單顯示,工程機械的氮氧化物(NOx)和顆粒物(PM)排放量分別占移動源(載客汽車、載貨汽車、摩托車、農用機械、工程機械、貨車、船舶、飛機等)的19.6%和16.4%。
除此以外,道路施工工地在無法使用市政供電時,也需要使用柴油機進行發電。工程機械的柴油尾氣的危害顯而易見。柴油尾氣中含有醛類、苯類、多環芳烴等有機細顆粒物以及硫、氮、金屬元素等,可進入人體肺部,導致血管內皮細胞功能障礙,導致心臟、血管和肺部的疾病。
收緊柴油機排放限值
“相比較柴油車,我國在船舶、非道路移動機械尾氣管理方面的政策還比較落後。”沙龍上,亞洲清潔空氣中心中國區總監付璐對記者表示,相關部門應充分利用新大氣法賦予的權力和全社會治霾的呼聲,加強監管,做到兩確保:確保出廠和銷售的貨車都是真國四、真國五;確保通過年檢和抽檢,檢測出所有不達標的在用車。
“路線圖時間表不明、政策措施的科學性不足、強制性政策執行不力、激勵措施難以實現預定目標,都是在汙染治理方面亟需解決的問題。”彭傳聖說。
國家環保部機動車排汙監控中心副主任丁焰認為,應盡快發布和實施中國清潔柴油機計劃,設定柴油機汙染治理的近期和遠期目標,實施更加嚴格的柴油車、非道路移動機械和船舶排放標準,推動柴油油品的清潔化。
多位專家在沙龍上建議,以《大氣汙染防治法》為依據,針對各類柴油機,制定系統詳細的實施細則或行動計劃。柴油油品標準方面,確保國五標準車用柴油保質保量的供應;收緊船用燃料油、普通柴油的含硫量限值;對兜售劣質柴油的商販進行嚴厲查處,加強對油品市場的監督管理。
專家們還建議,評估現有柴油機尾氣治理相關的補貼政策的有效性,針對港口船舶帶來的大氣汙染,將排放控制區範圍、油品要求等與國際海洋局的要求接軌;並將排放控制區擴大到更多港口和內河港城市。針對施工機械、農用機械等小而散的柴油機,建立註冊登記制度,引入年檢、強制報廢、報廢補貼等制度,進行系統管理。
沙龍上,有專家表示,公眾參與是柴油尾氣治理中的重要力量,應讓更多公眾了解柴油機帶來的空氣汙染,通過舉報汙染等方式共同推進大氣汙染治理。
對於文中開頭賀克斌所說的“一果多因”的問題,20日,北京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謝紹東對記者表示,PM2.5的來源非常複雜,可以分為一次來源與二次來源。一次來源又可分為人為源與自然源。
謝紹東介紹,人為汙染源是指人類生活和生產活動形成的汙染源,包括工業汙染源、農業汙染源、交通運輸汙染源、生活汙染源;自然源包括火山爆發、森林火災、土壤和巖石的風化等。二次源是指各汙染源排出的氣態汙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和氨等,經過冷凝或複雜的大氣化學反應而生成的二次細顆粒物。
研究顯示,大氣中PM2.5的主要化學組分包括:有機物質、元素碳、硝酸鹽、硫酸鹽、銨鹽、氯鹽、痕量元素等。各地來源解析結果表明,目前PM2.5的主要來源是燃煤、工業、機動車、揚塵和生物質燃燒等。
“各個城市和地區視產業結構各行業排放比例有所不同,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產業結構調整,工業和能源生產行業排放較少,機動車對PM2.5的貢獻相對較大。PM2.5組分在空間分布上有一定的差異性,即使是在北京市的不同轄區,組分也不完全相同。”謝紹東說。
北京工業大學環境與能源工程學院教授程水源表示,根據北京市大氣PM2.5汙染源解析結果,在PM2.5的本地汙染源貢獻中,機動車排放占比為31.1%,燃煤占22.4%,工業生產占18.1%,揚塵占14.3%。可以看到在本地汙染源中,機動車排放的占比最高,因此北京市重點控制機動車汙染是十分必要的。
1月23日,深圳市統計局發布2016年經濟數據,並表示深圳目前是“研發支出納入GDP核算方法改革的全國唯一試點城市”。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深圳是2016年7月5日,國家統計局宣布中國正式根據新的國際標準實施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後國內唯一一個試點城市。
在23日的發布中,深圳市統計局表示,深圳作為研發支出納入GDP核算全國唯一試點城市,嚴格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測算思路和方法對深圳市的數據進行了研究、試算。試算結果顯示,實施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後,2015年深圳市可計入GDP核算的R&D為498.80億元,占全市R&D經費支出比重為68.11%。
1月17日,深圳市委書記、市長許勤在答記者問時表示,深圳研發投入由2010年的333億元到2016年的超過800億元,占GDP比重也提高到4.1%,相當於世界排名第二的韓國的水平。
許勤表示,深圳的創新載體數量2010年是419家,到2016年是1493家,現在的總量是過去的3.6倍。專利方面,PCT專利申請數量2010年大約5500件,去年大約2萬件,也是3.6倍,占全國總量50%左右。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方面,2010年深圳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354家,到去年已經超過8000家,現在總量是過去的近6倍,無論增速還是總量都比較突出。
為什麽要實施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
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是國際通行的反映一國或一個區域科技研發實力、競爭力的評價指標。
2009年,聯合國等五大國際組織聯合頒布了新的國民經濟核算國際標準——《國民賬戶體系2008》 (2008年SNA),研發(R&D)支出核算方法調整是新國際標準的重要修訂內容之一。
在該標準出臺後,澳大利亞率先實施了調整。隨後,加拿大、美國等國家紛紛響應,調整了研發支出核算方法,並相應對各自國家的GDP總量和增速進行了調整。當時,美國按照五大國際組織所頒布的《國民賬戶體系(2008)》制定了新的GDP核算方法,改變了研發支出(R&D)和娛樂、文學、藝術品原件支出以及養老金計劃赤字、住宅所有權轉移成本等的處理方法。其中,因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2012年GDP增加2.5%。
國家統計局核算司司長程子林在2016年7月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從目前了解的情況來看,歐盟國家都實施了此項改革,絕大多數OECD國家都已實施了此項改革,有的發展中國家如南非、印度等也進行了改革。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註,客觀上要求我們盡快實施新國際標準,以提高核算數據的國際可比性。
程子林表示,此項改革後,有利於更好地反映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解釋說,近年來,我國大力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發展,研發支出快速增長,研發活動對經濟增長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傳統的核算方法對研發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反映得不夠充分。新的核算方法將能夠為所有者帶來經濟利益的研發支出由原來作為中間消耗,修訂作為固定資本形成,體現了研發成果所具有的固定資產的本質屬性,即在未來一段時間的生產活動中不斷得到使用,持續發揮作用。
程子林對第一財經表示,此次改革是研發理念的重大改變,因為研發成果不僅僅是在當年的生產活動中發揮作用,而是一種影響未來的資產,而資產就是財富。核算統計有導向作用,改革後,哪個地方的研發投入多且研發效果好,其GDP就會增加更多。
深圳統計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為更好地反映創新對經濟中增長的貢獻,進一步推動我國國民經濟核算與國際接軌,國家統計局按照《國民賬戶體系2008》,改革研發支出核算方法,將能夠為所有者帶來經濟利益的研發支出不再作為中間消耗,而是作為固定資本形成處理,將R&D支出納入GDP核算。
2015年5月15日,國家統計局專家組審議通過了深圳市提交的《深圳市R&D支出納入GDP核算(國家試點項目)研究報告》,標誌著深圳市承擔的全國“研發支出納入GDP核算”試點任務圓滿完成。2015年深圳研發支出(R&D)未納入GDP核算498.80億元。
相比生產總值(GDP),各地公共財政收入的數據含金量更高,更能真實反映地方經濟的運行活力。然而,受經濟下行壓力及以5000億元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減稅為主的減稅降費政策影響,今年地方財力的變化更為複雜。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31省份近期相繼披露的2016年預算執行情況發現,相比2015年有過半省份財政收入實現兩位數增長,2016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小口徑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只有西藏、上海、廣東、天津實現了兩位數增長,分別為17.4%、16.1%、10.9%和10%。地方收入的總體增速更是從前兩年的9%以上,下滑到了4.2%。
公共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是好事,但增速放緩並不一定是壞事。李克強總理曾在去年11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各部門一定要統一思想,財政收支壓力再大,也要積極為企業減稅減負。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總理在今年1月13日與企業家的座談會上還明確,今年要在降低收費等非稅負擔方面讓企業有切身感受,國務院要對此開展督查。
事實上,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地方經濟重燃活力後,反過來也能回補地方收入,率先改革的廣東、上海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地域差距進一步擴大
受經濟下行壓力和以5000億元營改增為主的減稅降費政策影響,地方財政收入延續前兩年的下跌態勢。財政部數據顯示,自2014年全國地方本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度跌為個位數(同比增長9.9%)後,2015年這一數字(同比增長9.4%)繼續下滑,2016年僅為4.2%,實現兩位數增速的省份更是寥寥。
雖然地方公共財政收入的總體增速變慢了,但也不乏亮點。比如,廣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次突破1萬億元關口,約10390億元,連續第26年居各省份之首;江蘇以8121億元排第二名;上海位列第三,收入規模約為6406億元。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近幾年數據發現,2016年廣東與江蘇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上的差距正逐步拉開,達到了2269億元,2015年這一數字為1336億元。上海則是首次超越山東奪下“探花”,並緊追江蘇。
位於廣東南沙自貿區的南沙港集裝箱碼頭一派繁榮景象
收入增速方面,西藏和上海以17.4%和16.1%遙遙領先,廣東、天津分別以10.9%和10%位列三、四位。其他省份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均未實現兩位數增長。山西、黑龍江、新疆出現負增長,其中山西以-5.2%墊底,不過好於當地年初預想。
除了廣東、江蘇、上海,收入達5000億元規模的有山東、浙江和北京,其中北京、浙江是首次突破5000億元;四川、河南、湖北均達到了3000億元規模;2000億元規模的省份數量最多,包括河北、天津、湖南、安徽、福建、重慶、遼寧、江西和內蒙古等九個省份,其中內蒙古收入首次突破2000億元;陜西、雲南、貴州、山西、廣西、新疆、吉林、黑龍江8個省份的收入為千億元規模;甘肅、海南、寧夏、青海、西藏收入不足千億元。
從數據來看,前三以外部分省份2016年的收入相近,競爭激烈。比如河南和湖北兩省,福建、安徽和湖南三省收入差距僅幾十億元;山西不僅被貴州反超,對廣西也只剩0.72億元的差距了。
分地域看,東部6省份占地方財力近半,與中西部差距進一步擴大。
2016年東部的廣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當於排名靠後的中西部11個省份收入總和。排名前6的東部6省份收入2016年總計約4.1萬億元,占地方總收入(8.7萬億元)比重為47.1%,這一比例較2015年提高約1.3個百分點。
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來平衡地區間財力差異,支持財力緊缺地區。比如財力緊缺的遼寧2016年爭取中央財政補助為2214.7億元,貴州拿到的中央各項轉移支付也達到2581.65億元,而財力雄厚的上海獲得的中央補助收入和稅收返還總額為687.4億元。
地方收入新動力
之所以選擇梳理小口徑財政收入數據,因為它以稅收為主,而稅收又能直接、真實地反映各地的經濟情況,是經濟的“晴雨表”。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和增速的變化實質反映著地方經濟體量和經濟活力情況的變化,也體現了地方經濟增長質量的變化,兩者呈正向關系,收入規模和增速越高,經濟體量越大,經濟更有活力。
從數據來看,廣東省不僅在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上在全國居首,且2016年反映經濟規模的全省生產總值(7.95萬億元)也位居全國首位。
馮俏彬稱,前些年廣東結構問題突出,經過幾年改革,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帶動了當地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增長。
根據廣東省統計局數據,2016年廣東新動能加快孕育,新興產業表現活躍,新產品新業態拉動力增強,經濟增長新動力持續增加。比如,2016年廣東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增長76.3%、工業機器人產量增長45.2%;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商務服務業,以及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分別增長55.3%、18.3%、19.9%;廣東高鐵和快遞業也加快發展,外貿新業態增勢迅猛。
不僅僅是廣東,上海去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快速增長也反映經濟增長質量效益明顯。
上海市財經大學胡怡建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海財政收入保持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自貿區改革紅利不斷釋放,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不斷增強,特別是金融等服務業快速發展。
上海統計局數據顯示,上海第三產業增加值19362.34億元,增長9.5%。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70.5%,比上年提高2.7個百分點。其中金融業增加值4762.50億元,增長12.8%。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1618.58億元,增長15.1%。
“一煤獨大”“一股獨大”的煩惱
山西、黑龍江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負增長也反映出當地經濟發展面臨較大挑戰。
馮俏彬稱,山西和黑龍江財政收入負增長反映出在整體制造業不景氣背景下,能源化工行業處於下行通道,而這些行業占兩省的經濟比重較大,也拖累了當地經濟增長,帶來收入下滑。
山西省省長樓陽生作2016年山西省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全省經濟雖然呈現低位企穩、穩步向好的態勢,但仍沒有走出困難時期,多年積累的“一煤獨大”結構性矛盾、“一股獨大”體制性矛盾、創新不足素質性矛盾遠未從根本上解決,企穩向好的基礎還不牢固,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也是相互交織、錯綜複雜。
黑龍江預算報告在談到2017年挑戰時稱,黑龍江省經濟轉型仍處於油煤糧木傳統產業領域集中負向拉動與培育新動能、新增長領域相互交織、相互賽跑的關鍵時期,能源工業波動,大慶油田減產,營改增、結構性減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減免等政策性減收,將給全省財政收入帶來一定影響。
盡管財政收入負增長,但由於兩地2017年經濟基本面沒有變,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因此山西和黑龍江均預計2017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實現正增長。
另外,盡管2016年遼寧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保持3.4%的增長,但馮俏彬認為這主要與遼寧省2015年擠掉虛增財政收入水分後基數較低有關。
遼寧省所轄市縣的財政收入在2011年~2014年造假虛增後,2015年做實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大幅下降33.4%。在此基礎上,2016年當地收入實現了3.4%的增速。
2月22日晚,香港警務人員,退休警務及家屬近4萬人在旺角警察體育遊樂會舉行集會,聲援被判刑的7名警員。(法新社/圖)
香港最近發生的一起司法裁決,讓輿論炸開了鍋。
就在不久前,香港區域法院法官杜大衛判決。2014年在“占中”中負責清場的7名香港警察,因涉嫌毆打襲警人士,被判入獄兩年。警察當然應該文明執法,這是全世界的共識。所以,警察在制服襲警者後,將其拉到一邊踢打確實不當,他們也因此付出了代價。
但警察又是一個特殊職業,隨時面對各種危險和突發情況,為保障警察執法,“襲警”是非常嚴重的違法行為,這是很多國家和地區的通例。香港至少有兩條法例針對襲警,一為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36b,即“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最高可監禁兩年。另一條例為第63章,即“任何人襲擊或抗拒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循簡易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6個月。”
由此看看被控共5項襲警及拒捕罪名的曾健超是如何判決的?在“占中”事件中,曾健超曾向多名警員淋潑“不明液體”,後被證明為糞水和尿液。法院裁定他一項襲警及兩項拒捕罪名成立,其中襲警罪囚5周,其余兩項拒捕罪各判囚3周,同期執行。也就是說,一共拘押5周,後因刑期短而獲保釋。沖擊政府廣場的黃之鋒、羅冠聰,則分別被判80小時與12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襲警、拒捕的被判5周,而警員執行公務即使“不當執法”成立,不管是否參與動手,全部獲刑2年。這7名警員在2015年被捕後一直停職,根據香港《警隊條例》,警務人員在被定罪後會停薪、清退,其本人及家庭受到的影響可想而知。
所以,這一案件爭議的焦點是罪罰是否相當。與其說對警察判重了,不如說對比太過明顯了——那些惡意“襲警”的占中者,竟然只是普遍獲輕判或逍遙法外。正因為如此,就不難理解香港警界的反應了。比如罪成之後,香港警隊最高領導人盧偉聰立即寫了給警隊同仁的溝通信,表明竭盡所能,向他們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香港警察協會還針對“七警察案”進行內部籌款大會,現役警務人員,退休警務及家屬近四萬人參與籌款。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說,這麽多人參與,說明萬眾一心支持七警。
彌漫香港警界的“遺憾”和“難過”,仍然透露出大家的普遍心結:與重判警察相對照,襲警者憑什麽能夠被輕判?
法官給出了理由:此案與其他刑事案件不同,他們犯罪是因為出於“良好的動機”,即真心因自己政治理念或對社會現狀的關心而“表達自己訴求”。
“良好的動機”是什麽呢?不言自明。這是不是同情“占中”,搞雙重標準呢?
如果不考慮“動機”,假如這事發生在判決法官杜大衛的老家英國,也會這樣對待“襲警罪”嗎?不見得。根據英國《警察法》的規定,毆打警察、阻礙警察執法等行為均屬侵犯警察權的犯罪,要從重處罰的。
還一個細節值得留意。在法庭上,法官當場斥責被告“不但令警隊蒙羞,更損害香港聲譽”。香港警隊真蒙羞了嗎?從香港警界同仁的反應來看,好像並沒有。是不是往執法的警察身上扔屎尿,才令香港蒙羞、更損害香港聲譽呢?
4月1日,深圳市委書記許勤調任河北省委副書記,同日中央宣布在河北設立最大相當於深圳面積的雄安新區。雄安新區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目前深圳全市面積1991平方公里。
許勤
據河北日報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決定,許勤同誌任河北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張慶偉同誌不再擔任。公開信息顯示,許勤在深圳任職多年,2010年6月任廣東省深圳市委副書記、市長,2016年12月任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市長。
據新華社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這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雄安新區規劃範圍涉及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3縣及周邊部分區域,地處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區位優勢明顯、交通便捷通暢、生態環境優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較強,現有開發程度較低,發展空間充裕,具備高起點高標準開發建設的基本條件。雄安新區規劃建設以特定區域為起步區先行開發,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
設立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對於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而據深圳市政府網介紹,深圳全市面積1991平方公里,這與河北新設立的雄安新區遠期控制區面積相當。中國政府發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將深圳定位為建設“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區”、“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國家創新型城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範市”和“國際化城市”。
人民日報刊文稱,春天的白洋澱,到處是生機勃發的景象。燕趙大地上,又一個春天的故事正在拉開帷幕。
“中東我們耕耘了近10年的時間,錯過也放棄了很多機會。因為中東市場要求特別嚴格和特殊,如果合同執行出了任何問題,比如拖延一天工期,罰款就是幾十萬美金。但現在我們的能力已經達到了這樣的標準。”4月13日,在迪拜700MW光熱發電項目(下稱“迪拜光熱發電項目”)的簽約現場,上海電氣集團董事長鄭建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海電氣與ACWA Power公司簽訂的迪拜光熱發電項目證明了中企已經具備了強大的實力。他坦言,中東市場原來主要都是歐美企業在投資,不太給中企機會,因為中東采用的是國際最高標準,而這次上海電氣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拿下了這個迄今為止全球最大規模的光熱發電項目。
上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周波也出席了當天的簽約儀式。
總面積相當於一千個足球場
迪拜光熱發電項目是迪拜水電局(DEWA)擬開發的Mohammad Bin Rashid Al Maktoum太陽能園區第一階段第四期的太陽能發電站。該發電站總面積相當於1000個足球場大小,塔高約260米,采用“塔式+槽式”集中式光熱發電技術,儲熱時間可達15小時,項目合計發電容量達700MW。
正是因為這樣的發電和儲熱技術,迪拜水電局董事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賽義德·穆罕默德·阿爾塔耶爾表示,和一般的太陽能發電不同,該光熱發電站可以實現24小時供電。
至於在面向國際公開的招標中為何最終選擇了上海電氣,阿爾塔耶爾說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上海電氣和ACWA Power公司在能源方面擁有國際領先的技術和經驗,第二則是因為他們提供的7美分電價是所有競標者中最低的,在成本上具有極大的競爭力。
ACWA Power公司是由沙特政府支持、目前中東地區最大的電廠開發商,至今已在10個國家投資並擁有37個項目。該公司的董事會主席穆罕穆德阿布拿楊在現場表示,一般來說,新能源發電會比傳統能源更貴,但該迪拜光熱發電項目的電價成本和天然氣的成本差不多,因此不僅是環保的,而且也是很經濟的。
根據迪拜政府清潔能源2050戰略,清潔能源在迪拜總發電量的占比將在2020年達到7%,在2030年達到25%,在2050年突破75%。該項目將為這一戰略提供支撐。
最大挑戰是工期
作為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太陽能光熱發電站,該項目自然面臨不小的挑戰和風險。用鄭建華的話來說,這個項目難度巨大,“世界第一”就意味著要達到過去沒有實現的世界上的最高標準和要求。除了標準和要求之外,工期和時間上的挑戰也很大,必須趕在2020年迪拜世博會召開之前完成。
不過,鄭建華表示,在競標之前,上海電氣就對可能存在的挑戰和風險做了全面的評估,並在這個前提下給出了頗具競爭力的報價。“我們不在意能從這個項目上獲得多少利潤,而是希望通過這個項目進入更高的門檻,在中東和世界最高的市場建立起我們的品牌,並希望未來能持續引領新能源的最高標準和最高水平。所以我們不是單純地算經濟賬,而是算戰略賬。”
據鄭建華介紹,該項目總體金額達38.6億美元,其中迪拜水電局出資51%,剩下的49%由ACWA Power公司和中國絲路基金共同出資。
鄭建華說,從全球來看,光熱技術領先的都是美國企業。但通過與美國和西班牙等國際領先企業的合作,上海電氣擁有了躋身於世界頂尖興能源裝備領域的技術和實力,也為中國技術、裝備、工程“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樣本。
該項目是上海電氣從傳統火電向新能源轉型的標誌性項目,也是在中東地區拿下的第一個大型能源總承包項目,為中國裝備制造企業進軍海外高端市場、打造中國品牌、踐行“一帶一路”構想提供了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