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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亞洲貨幣合作應對金融市場動蕩 清邁協定可發揮更大作用

當前全球金融市場正在進入“多事之秋”，前腳還未從英國公投脫歐“黑天鵝”事件中徹底走出，就又遇上了土耳其“驚魂政變”。縱觀全球金融市場，多次重返緊急避險模式。

在這一大背景下，新興市場國家是最脆弱的一換。由於近年來經濟增長放緩，一些東南亞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的外債正在快速攀升。此外，早在美聯儲加息正式啟動之前，從2015年5月開始，東亞區內普遍出現股指大跌、匯率快速貶值的現象，同時一些經濟體也出現了嚴重的資金外流和外匯儲備下降征兆。

加強貨幣合作或許是亞洲應對金融市場動蕩的一劑良方。“在維護金融穩定方面，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的功能是為陷入危機的國家迅速提供流動性支持，避免系統性風險和金融體系的崩潰。無論這種機制是否真正被啟動，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市場穩定信號。”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在“清邁協定的多邊主義和亞洲合作——第六屆亞洲研究論壇”上表示。該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承辦。

完善清邁協定

為了應對上世紀90年代末期亞洲金融危機，亞洲區域的清邁協議多邊機制重要的金融合作平臺成員國家，將清邁倡議定位為在亞洲區域金融危機發生時期提供流動性救助支持。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亞洲國家金融合作的意願進一步加強，2010年清邁倡議多邊機制正式起動，2012年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擴容，其儲備基金規模增至2400億美元。

但如今，清邁倡議多邊機制還存在諸如資本充足性不足、救助機制和附加條件有待完善、缺少常設秘書處等諸多問題。

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常軍紅指出，清邁協定在程序上存在問題。比如當成員國提出申請並且辦理完合規的程序之後，是否能夠快速獲得救助仍然有不確定性。而且，成員國的救助額度中有一定的比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性掛鉤，這需要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與清邁倡議多邊機制之間建立起正式的協調程序。

常軍紅進一步指出，目前，清邁倡議多邊機制秘書處的功能實際上由兩個代表國家來執行：一個代表國家來自東盟，一個代表國家來自中、日、韓。目前的這種機制，增加了機構經驗傳承的難度，甚至給一些實際的政策操作帶來了麻煩。

他表示，首先要把程序問題理順。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針對改善運作程序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調整了《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並且進行了一系列的測試，來考察操作上的程序問題以及通過程序的及時性。2016年下半年，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調機制也進行測試，同時也在積極研究如何將清邁倡議多邊機制更好地融入到全球的金融安全網之中。

抓住G20契機

即將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已將全球金融安全網建設列入重要議題。其中，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機制是這一安全網重要組成部分。此外，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已經在今年升級為國際金融機構，極大提升了區域金融合作的制度性建設。

除了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升級為國際金融機構，據了解，清邁協議在2018年將迎來新的評估過程，借此機會成員國可以對基金額度、救援條件等進行重新評估，努力對其進行改善。

“關於貸款的條件。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努力在以下兩個方面之間達到一個權衡：一方面是在東亞地區，大家對基金組織貸款條件的負面印象揮之不去;另一方面，在提供貸款的同時也仍然需要有可行的約束條件，以最小化道德風險。最後，雖然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還沒有被正式指定為清邁倡議多邊機制的秘書處，但由於有固定的職員和工作環境，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已經發揮了這一作用，並將承擔更多的秘書處的功能。” 常軍紅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指出，亞洲貨幣合作走到今天，取得很多成就，但距離期待仍有差距。形成集體行動，除了共同利益這一必要條件以外，還要有包括信任等因素在內的充分條件。增進亞洲國家之間的政治信任非常重要。此外，在合作中平衡獲益者和受損者之間的關系是推進亞洲金融合作的關鍵。

違約風險不礙債基發揮 貨基縮水拖累總規模

8月4日晚間，基金業協會發布了截至今年6月30日的證券期貨經營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總規模。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上半年，資管業務總規模為46.48萬億元，其中基金公司管理公募基金規模7.95萬億元，基金公司專戶及子公司專戶業務規模達到16.47萬億元，私募資管規模達到6.83萬億元。

基金業協會的數據顯示，截至上半年年末，共有公募基金產品3114只，基金份額76146.27億份，公募基金總凈值達到79497.15億元，而截至5月末，公募基金總凈值為80904.12億元，縮水比例約為1.8%。

具體來看，股票型基金有615只，股票型基金份額5994.84億份，股基凈值為6654.75億元。與5月末的數據相比，股票型基金數量增加了2只，份額減少了68.19億份，而凈值反而增加了96.47億元。

混合型基金方面，6月末混合型基金的數量共有1400只，基金份額有17386.07億份，混合型基金的凈值為19037.16億元。與5月末的數據相比，混合型基金的數量增加了39只，份額增加了942.99億份，凈值亦增加了1405.74億元。

6月，大盤在2900點附近震蕩，上證綜指微漲0.45%，而中小板指和創業板單月漲幅分別為5.6%和3.15%。基金市場方面，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表現相對較好，分別上漲了5.15%和3.48%。本報統計發現，權益類基金較上月末增加了1502.21億元，增加比例大約為6.2%。

當月，受到英國脫歐公投，美聯儲議息會議及未能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等影響，資金偏好於黃金、消費行業這類有業績支撐，防禦性較強的板塊，表現出強烈的避險需求。

受到資金偏好風險有所上漲的影響，統計顯示，截至6月末貨幣型基金凈值是42009.39億元，較5月末減少了3965.82億元。

而債券型基金的規模則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第一財經日報統計，較5月末的7432.38億元的債基凈值，到了6月末該數值變為了8136.44億元，增幅約為9.5%。

隨著經濟金融數據陸續證偽經濟反彈，全球避險情緒發酵，債券市場開始上漲，信用債也是隨著債市先跌後漲。

需要看到的是，近期信用違約事件頻發，投資者需要首要看到信用風險問題，尤其是鋼鐵、煤炭行業等行業的中低級別信用債。

可以看到，權益類、固收類凈值都上漲的前提下，由於貨幣型基金的縮水，使得6月公募總凈值少於上月。

全球工商界改變G20解密：中國企業家發揮主場優勢

二十國集團(G20)的各類閉門會議中，都有一個專為工商界設立的低調而重要的席位——B20(即二十國集團工商界活動)。B20的代表們通常坐在靠近主席臺的位置。席位背後，包含著他們的核心使命：代表工商界為G20出臺全球增長對策和治理方案建言獻策，最終提交一份凝聚共識的政策建議報告，供G20成員領導人參考。

8月10日，B20在其官網公布了這份29頁的全英文政策建議報告，並將在9月舉行的B20杭州峰會上向G20領導人峰會正式遞交。今年的《B20政策建議報告》(下稱《報告》)包含4個方面、20項政策建議。

作為多年來中國工商界參與全球各類相關國際會議的見證人，孫曉是2016年B20組委會秘書處報告組組長，也是中國國際商會合作發展部副部長。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與往年相比，今年的報告具有較多“中國印記”。伴隨中國的影響力增長，中國企業關註的話題，往往也帶有全球性的影響力，符合全球利益。

“報告按照議程公布，不會再改了。”他說。

提出20項政策建議

10日的北京複興門大街1號，中國貿促會禮堂，2016年B20組委會核心成員解密了過去一年的《報告》行成過程及主要內容。

“和世界經濟論壇等會議不同，G20每年不僅要聽取B20的政策建議，還要回應，有一套固定流程。”孫曉說。

與G20正式會議中，各國政府談判代表暗藏鋒芒的博弈相比，由於在商言商，B20的討論顯得更為務實。

孫曉對本報記者舉例，比如投資協定議題，對於參與的商界代表來說，成本和收益都是可估算的，因而廣受歡迎;但對於各國政府來說，一些地方的投資流失，也可能會影響稅收，就較難調和。

此外，工商界的報告必須具有前瞻性，要看到未來的產業發展潛力。

孫曉解釋說，這些必須由工商界牽頭，因為吃菜的才知道菜好不好吃，通過先行先試，最終促進政府制定標準。“如果由政府來主導，那時間表將大大滯後。”

這也是為什麽綠色金融和普惠金融，也被放到《報告》之中。

孫曉認為，綠色和普惠金融是大勢所趨，也許現在占比很小，但未來可能在某個時點爆發，是一塊巨大市場。“對金融企業來說，加強普惠金融，下一步客戶數翻一倍，市場潛力巨大。”

這些前瞻性的議題，當然難以一次獲得G20政府代表們的認可，但會反複被提起，逐年進步。

2016年B20協調人、B20組委會副主任於平總結稱，過去半年多，組委會組織國際工商界展開全方位、多渠道密集磋商和研討。在華盛頓、巴黎舉辦了2次B20議題工作組聯合會議。此外，還組織了15次議題工作組電話會議、15次專題研討會、16場與G20互動交流活動，並出訪日本、韓國、西班牙等14個G20成員國和嘉賓國，累計有3900多人次參加研討。報告圍繞2016年G20峰會重點議題，從“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推動包容聯動式發展”等4個方面，共提出20項政策建議。

“中國印記”下凝成共識

擁有主場優勢的中國企業家，在此次《報告》共識凝聚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企業的訴求，其實也是國際工商界的訴求，那就是營造優良的工商環境。”孫曉說。

更多中國元素在《報告》中隨處可見。於平稱，中方主導提出的eWTP(世界電子商務貿易平臺)、G20智慧創新倡議、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完善全球投資政策環境等倡議，對推動全球經濟複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得到了國際工商界的廣泛支持。

《報告》的起草過程中，共有156家中國企業參加今年B20各議題工作組，占到總數的30%。其中，中國中化集團董事長寧高寧、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副董事長兼總裁繆建民、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任洪斌、阿里巴巴集團執行主席馬雲、百度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等15名中國企業領袖，分別擔任了各議題工作組主席、聯合主席。

能夠在不同企業中凝聚共識，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孫曉介紹說，由於前述擔任各議題工作組主席的知名企業家，不僅英文好，也有較高的國際知名度，很好地發揮了主場優勢，積極引導了整個話題的方向。

比如最初，大家提出eWTO的概念，但後期，被eWTP取代。這是一個與官方和國際組織溝通後的提法。因為WTO是一個政府之間談判的固有概念，企業間不太適用。“但前期宣傳中，用eWTO大家更容易理解。”他說。

社科院經濟學部學部委員、B20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汪同三表示，這份報告很好綜合了國內外工商界的意見和訴求，將各方面紛繁複雜的聲音綜合反映在有限的篇幅之內，實現了平衡性、包容性以及廣泛的被接受性，這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孫曉介紹說，B20不只是峰會，還是一個進程。不論中國企業還是海外企業，它給予前期參與到議題過程中、積極提出政策建議的企業以優先權，剩下的企業名額會考慮從世界500強和中國500強中遴選。

GSK利民：高科技發揮療效還需數據共享

身材不高、膚色黝黑、面容安詳，這是利民給人的第一印象，他是GSK高級副總裁、中國研發中心總經理以及全球神經系統藥物研發總裁。

加入葛蘭素史克(GSK)兩年來，利民領導著GSK中國研發中心以及全球神經系統藥物研發。在此前的20年中，利民獲得了中美生物化學聯合招生項目資助赴美深造，並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生物學博士學位，32歲便成為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學教授，曾領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中心的藥物篩選工作。

“人腦是非常特殊的器官，在制藥的時候如果有辦法看到腦部的功能是非常有用的。把腦部活動通過成像反映出來，第一能了解人腦功能，第二是幫助開發藥物，把功能缺失的腦部激活。”利民說。

治療阿爾茨海默綜合征

他表示，在神經科學領域，我們比以往更加了解大腦如何工作。GSK中國研發中心所從事的，就是著手解決一些世界上重大的醫療難題，比如阿爾茨海默綜合征、帕金森癥、疼痛等疾病。

針對阿爾茨海默綜合征，利民表示，中國65歲以上的老人10%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阿爾茨海默綜合征，然而目前全球都沒有一種從根本上治療這種病的藥物。

“因為帕金森和阿爾茨海默綜合征主要是因為神經細胞萎縮甚至死亡，這個過程導致大腦的結構受損。GSK目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減緩神經衰退的速度，或者說是讓神經恢複健康。”

不過他並沒有透露這種治療阿爾茨海默綜合征的藥物何時能夠面世。“就像是一個體育比賽，你必須參與其中，因為社會在等待。過去十年對人類大腦和信息數據的處理有飛躍發展，所以對腦功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這使得我們能夠對病人的測試越來越精準。”

所謂的“精準”體現在測量一個帕金森病人的病情是否惡化，通過他敲擊鍵盤的習慣就能計算出行動速度。“因為帕金森病人有行動功能性缺失，所以在他敲擊鍵盤的時候你就能發現它的一些動作和普通人是不一樣的”。

這種“精準”在未來將貫徹醫學研究到臨床診療的方方面面。“可穿戴設備是令人驚喜的發明，尤其是能夠在臨床上幫助醫生監測病人是否按時服藥，要知道這在過去非常困難。但現在醫生不但可以知道病人什麽時候吃了藥，而且還能知道吃了幾顆藥。”

與蘋果合作

今年早些時候，GSK宣布和蘋果合作，利用Apple Watch收集的病人數據來做研究分析。“針對病人的測量需要更加精準，幫助監測病患的癥狀，比如他什麽時候癥狀比較嚴重，不僅僅是監測服藥與否，還能監測藥物療效，也能收集到從前不可能收集到的病人的數據。這將影響未來好幾代藥物的研發，比如醫生會知道劑量對於某個特定病人的作用，從而采取改變劑量或者輔助配合其他治療。不過，他並沒透露和蘋果的合作何時會公布首批研究報告。“我們必須要收集足夠多的數據，是一個科學的過程。”他說。對於個性化治療，利民的理解是，它已經由過去對於身高、體重等個性化指標發展成為了現在的時間和空間的維度。“比如開始吃藥到停止服藥的時間也需要隨個人的情況不同而及時做出調整。”利民表示。

英國國家衛生院(NHS)數字化進程的關鍵一步就是醫療機構與科技公司數據實現共享。但即便如此，使用匿名用戶信息所做的調研，在倫理道德上也存在“紅線”。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想要深層次介入健康醫療領域，首先得說服病人交出他們的醫療數據。

今年2月，谷歌和NHS合作，NHS同意向谷歌DeepMind開放160萬病人的就診記錄。這引起了媒體和公眾輿論的不滿，他們認為在病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泄露他們的信息數據，哪怕是匿名數據都是不道德的。

DeepMind聯合創始人、醫療業務負責人表示：“病人是我們研發的中心，研發的數據來源於他們，最後也用在他們身上，所以我們非常想了解病人的想法。”為此，谷歌進行了首次病人聽證會，了解他們的訴求，傾聽他們的疑慮。

對於科研機構，病人的數據就好像是“生命的血液”，研究人員希望與病人建立起一個共同的平臺，這一平臺可以存在於智能手機，病人的情況能夠通過這個平臺上傳，醫生也能實時監測到。比如病人的病情突然發生轉變、術後突然發生了一些異樣的癥狀等等。

但是病人的擔憂是，如何保證他們的數據安全，不會流入不法分子手中。在英國對2000位病人所做的一份調研中，發現他們大多對於自己的數據被共享不知情，有17%的病人表示，他們永遠不會同意公開自己的數據，即使是以匿名的方式用於研究領域。

“數據分享很顯然對於促進科研有著極大的好處，人工智能也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手段，幫助醫生為病人提供更有效的診療。但問題是要謹慎使用這些數據。”利民表示。

陳文輝：最擔心險企激進經營風險 精算應發揮“穩定器”作用

“在保險業目前面臨的風險中，我們最擔心的是激進經營的風險。”中國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日前在參加第17屆中國精算年會時表示。

我國保險業近幾年的發展可謂有目共睹。保監會數據顯示，“十二五”時期，我國保險業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全面站上新臺階。全國保費收入從2010年的1.3萬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2.4萬億元，年均增長13.4%。保險業總資產從2010年的5萬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12萬億元，成功實現翻番。行業利潤從2010年的837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2824億元，增加了2.4倍。我國保險市場全球排名由第6位升至第3位，對國際保險市場增長的貢獻度達26%，居全球首位。

但是，在經濟新形勢下，保險業也面臨一些風險和問題。陳文輝指出，在世界經濟增長乏力、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保險業原有的粗放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另外，保險行業熱點問題頻發。個別公司高風險方式做大業務規模，實現資產迅速膨脹，並在行業內形成示範效應，整體拉高行業負債成本。

陳文輝表示，在目前保險業面臨的風險中，最讓人擔心的是保險公司激進經營的問題。“這包括激進的產品策略、激進的銷售方式以及激進的投資方法，從而導致流動性不足、償付能力不足的風險。”

對此，新形勢下推進保險行業持續健康發展，既要進一步改革創新，更要把防風險放在突出位置，需要高度重視防範化解風險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堅持穩健審慎經營。

陳文輝指出，穩健審慎經營是保險行業發展的根本原則。保險行業必須穩健審慎經營才能發揮保險功能作用，實現企業價值，維護金融穩定。

保險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壽險行業經歷快速擴張後，通常會經歷危機事件。上世紀80年代美國、90年代日本等國家的壽險公司發生危機前經歷了繁榮期，基本上都是沿著“規模擴張、成本提升、投資激進、泡沫破裂、流動性或償付能力危機、最後破產倒閉”這一規律發展變化。

而“精算”這一保險公司背後的“靈魂角色”應在審慎穩健經營中發揮核心作用。

陳文輝認為，精算在保險經營中發揮著穩定器的作用，精算師在推動行業穩健經營，防範化解風險方面大有可為。精算師應以精算工具促進行業穩健經營，在產品開發、資產負債匹配管理、資本管理、風險管理體系建設、價值評估與業績考核中，切實發揮專業作用，堅守風險底線，強化風險意識，引導正確的業務發展方向。

其中，在產品開發中精算師應堅持原則，守住風險底線。具體來說，必須堅持“保險姓保”，以風險保障和長期儲蓄類業務為主，短期理財類業務為輔。通過風險建模、定價、經驗分析等手段為實現“保險姓保”提供核心技術支持，制定有競爭力但可持續的定價策略;必須堅持“可保利益”，保險創新要符合保險原理，不能只顧“吸引眼球”;跨界經營合作要有底線，不能進行賭博性承保;必須堅持“合理定價”，目前行業數據積累和經驗分析尚不足，需要夯實基礎，實現保險消費者需求端和保險產品供給端的有效對接，實現針對不同風險狀況標的公平定價。

而在資產負債匹配方面，陳文輝表示，目前行業存在負債成本高企與資產端收益下行之間的矛盾。“保險行業只有個別的、比較優秀的公司做到了資產負債匹配，對於行業絕大多數公司來說，經營仍以負債為主導，保險產品定價策略往往是以市場需求及同業水平為基礎，一定程度上與投資市場客觀情況脫節，資產端和負債端‘兩張皮’的問題較為突出。”陳文輝表示，精算師在負債定價時要審慎和保守，依據對現實和未來投資形勢的判斷，切實降低負債成本、控制負債規模、優化負債結構。而保監會也將推動行業加強資產負債匹配研究，依靠精算技術和信息化手段，將資產負債匹配落到實處。

解振華：中美理應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引導作用

出席聯合國馬拉喀什氣候大會的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15日說，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大方向不會變，中國和美國理應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引導作用。

解振華當天出席氣候大會“中國角”舉辦的“國家自主貢獻落實及國家經驗交流”活動時，圍繞美國氣候政策可能調整這一大會熱點議題回應說，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發達國家，中國和美國理應發揮引導作用，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解振華說，已有100多個國家批準加入《巴黎協定》，其排放量占了全球排放量的大部分。他說，這體現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大方向不會變，《巴黎協定》相關進程會繼續。他同時強調，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政策和行動不會變。

中國先前提出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承諾在2030年左右實現碳排放達峰並努力盡早達峰，203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20%左右，2030年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

解振華說，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推進過程中，粗放型發展方式尚未根本轉變，資源能源緊缺、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凸顯。中國國家自主貢獻體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提高適應氣候變化能力、承擔合理國際責任的態度和決心。

解振華說，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全球努力。中國願意與各方合作，從綠色低碳發展中尋找合作機會與亮點。他提及中國將於明年設立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希望可以與日本、韓國加強交流與合作，爭取設立東亞次區域碳市場。日本與韓國環境部門負責人也都表示了在氣候領域進行合作的意願。

聯合國副秘書長兼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執行秘書沙姆沙德·阿赫塔爾說，亞太地區是全球制造中心，鼓勵以市場機制實現減排目標，在經濟目標與氣候行動中實現平衡。

英首相：英國脫歐後仍將在北約發揮重要作用

24日據俄羅斯衛星網報道，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在同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舉行會談時表示，英國脫歐後仍是北約的重要成員國。

英國首相辦公室發布消息稱，特雷莎·梅當天下午在首相官邸唐寧街10號會見了斯托爾騰貝格，雙方就涉及安全領域的問題展開了廣泛商討。

特雷莎·梅對北約表示支持，並稱英國仍是北約的重要成員國。斯托爾騰貝格也對於英國在北約中發揮主導作用這一點表示認同，英國支持各成員國的軍費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且在東歐的軍力部署中派遣了軍隊。

據報道，梅與斯托爾騰貝格已商定，將繼續與其他成員國就軍費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提高至2%的必要性展開對話。但目前僅有美國、英國、愛沙尼亞、波蘭和希臘5個成員國響應。

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

不過，在英國脫歐公投前，據法國《費加羅報》6月6日報道，斯托爾滕貝格曾表示，對於北約而言，英國繼續留在強大的歐洲更為重要。

斯托爾滕貝格稱，當前時期有2個標誌即為大量威脅和不穩定。歐洲需要更多合作，而非不穩定。他解釋說，對於北約而言，重要的是，英國繼續留在強大的歐洲。這對於英國、歐盟和北約而言都是有利的，有助於促進歐盟與北約在安全和戰略方面的合作。

考過的職業資格證被取消？人社部稱今後還可發揮作用

25日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官網獲悉，國新辦今日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湯濤介紹減少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的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

取消前獲得的職業資格證書今後還可發揮作用

此前，國務院在本周的常務會議上決定，在2014年以來已分六批取消三百余項職業資格的基礎上，再取消114項臨時導遊、餐廳服務員、保潔員等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至此，國務院部門設置的職業資格已取消70%以上。

對此，人社部副部長湯濤今日介紹說，對取消前獲得的職業資格證書，包括這次114項在內的共434項被取消的職業資格的證書，今後還可以繼續發揮能力水平證明的作用。

湯濤指出，如何做好取消以後的後續工作，在兩年前曾經發過一個《通知》。針對這批取消職業資格量比較大，正在研究是不是還需要發一個《通知》。

第一，對已經發布鑒定考試公告或者已受理鑒定考試報名的，根據考生的意願，想繼續鑒定考試的，要尊重考生意願，繼續鑒定考試;如果要退費，就是不參加或者不拿這個證的，也可以退費。

第二，對已經完成鑒定考試的，要做好證書核發工作。不能因為這次宣布取消了就不發證書了。

第三，按“雙證書”招收的職業院校，包括技工院校，因為有些中職、高職學校在招生時候已經作出承諾，就是學生參加完所學專業、課程和項目學習後，在取得畢業證書的同時取得職業資格證書。我們要按照原來的規定，使學生畢業時取得“雙證書”，即除了畢業證以外，還有職業資格證書。

將對取消職業資格許可認定落實情況“回頭看”

會上有記者提問稱，取消的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要采取哪些措施加強監督和落實？

對此，湯濤表示，取消不光是一個數字上、字面上的一個取消，而應是實質上的取消。

湯濤介紹，按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要求，人社部正在研究“回頭看”工作方案，對這兩年取消職業資格許可認定事項的落實情況進行“回頭看”。根據前6批取消的情況，人社部準備繼續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加強培訓。2013年以來，人社部每年都要舉辦職業資格管理方式改革專題培訓班，就是培訓如何加強督促落實到位和監管改善等工作，其目的就是進一步形成共識。

二是要加強宣傳。加大宣傳力度，廣而告之，讓社會各界都了解減少職業資格許可認定工作情況，無論是企業職工，還是其他各類人員。

三是加強督查。2015、2016年人社部先後兩次組織了職業資格清理專項督促檢查工作，人社部計劃2017年還要進行一次。在督促落實方面，還需要各方面的配合、理解和支持。

中紀委機關報：如何發揮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作用？

（新華社/圖）

原標題：如何發揮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作用？

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是黨外監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督體系的必要環節。我們黨歷來十分重視發揮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的積極作用，不斷推動黨內監督和社會監督、輿論監督有機結合、協調發展。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應當認真對待、自覺接受社會監督，利用互聯網技術和信息化手段，推動黨務公開、拓寬監督渠道，虛心接受群眾批評。新聞媒體應當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堅持正確導向，加強輿論監督，對典型案例進行剖析，發揮警示作用。”這為充分發揮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作用、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一，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應當認真對待、自覺接受社會監督。讓群眾滿意是我們黨做好一切工作的價值取向和根本標準，群眾意見是一把最好的尺子。開門接受監督要做到真開門、開大門，讓群眾參與，讓群眾監督，讓群眾評判，正確對待、虛心接受群眾的批評和建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能不願接受監督，甚至千方百計回避監督、抵觸監督。要繼續推動黨務公開，增強黨組織工作透明度。凡作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要決策都應當向社會公開，對黨員群眾關註的重要事項，要更加公開透明。要擴大黨務信息的普及面，為黨員群眾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使黨務公開真正成為增進群眾了解黨組織的好形式，讓社會監督有的放矢。要暢通人民群眾舉報和監督渠道，認真做好信訪監督工作，及時檢查處理問題，有的還應及時將處理情況反饋給反映意見的群眾。

第二，要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輿論監督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其他監督形式無法比擬的優勢，在推動改革發展，推進依法治國、依規治黨，維護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發揮輿論監督包括互聯網監督作用，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是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只有站在全黨的立場上、站在全體人民的立場上，才能真正把握好黨性和人民性。根本是堅持講政治，把握正確方向，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新聞媒體要堅持黨性，核心就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堅定宣傳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宣傳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宣傳中央關於形勢的重大分析判斷，堅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要堅持黨管媒體原則不動搖，堅持政治家辦報、辦刊、辦臺、辦新聞網站，加強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新聞媒體要堅持人民性，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依靠人民群眾開展輿論監督。

二是開展輿論監督要直面問題。問題是時代的聲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我們黨肩負著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歷史使命，同時也面臨著“四大考驗”“四種危險”。全面推進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僅僅依靠黨內監督還不夠，必須強化輿論監督，堅持問題導向，傾聽人民呼聲。新聞媒體應當肩負起社會哨兵的使命，直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加強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實情況、黨規黨紀執行情況的監督，加大對違紀違法行為、對侵害群眾利益行為的曝光力度；直面社會醜惡現象，敢於揭露批評不道德行為和不良風氣，激濁揚清、針砭時弊，將落腳點放在解決矛盾、改進工作上。開展輿論監督工作要樹立大局觀，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講究方式方法，把握好時、度、效，以社會效益為最高原則，發揮輿論監督的積極作用。

三是輿論監督要註重成果運用，註重對比宣傳，既發揮先進典型示範引領作用，又發揮反面典型警示震懾作用。對典型案例進行剖析，深刻揭示違紀違法行為產生的深層原因，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舉一反三、懲前毖後，提出改進工作、完善制度的建議，推動腐敗問題多發領域和環節的改革，最大限度減少體制障礙和制度漏洞，切實取得輿論監督的實效。（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

借2017年法律年度開啟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