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金融市場正在進入“多事之秋”，前腳還未從英國公投脫歐“黑天鵝”事件中徹底走出，就又遇上了土耳其“驚魂政變”。縱觀全球金融市場，多次重返緊急避險模式。
在這一大背景下，新興市場國家是最脆弱的一換。由於近年來經濟增長放緩，一些東南亞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的外債正在快速攀升。此外，早在美聯儲加息正式啟動之前，從2015年5月開始，東亞區內普遍出現股指大跌、匯率快速貶值的現象，同時一些經濟體也出現了嚴重的資金外流和外匯儲備下降征兆。
加強貨幣合作或許是亞洲應對金融市場動蕩的一劑良方。“在維護金融穩定方面，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的功能是為陷入危機的國家迅速提供流動性支持，避免系統性風險和金融體系的崩潰。無論這種機制是否真正被啟動，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市場穩定信號。”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在“清邁協定的多邊主義和亞洲合作——第六屆亞洲研究論壇”上表示。該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承辦。
完善清邁協定
為了應對上世紀90年代末期亞洲金融危機，亞洲區域的清邁協議多邊機制重要的金融合作平臺成員國家，將清邁倡議定位為在亞洲區域金融危機發生時期提供流動性救助支持。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後，亞洲國家金融合作的意願進一步加強，2010年清邁倡議多邊機制正式起動，2012年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擴容，其儲備基金規模增至2400億美元。
但如今，清邁倡議多邊機制還存在諸如資本充足性不足、救助機制和附加條件有待完善、缺少常設秘書處等諸多問題。
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常軍紅指出，清邁協定在程序上存在問題。比如當成員國提出申請並且辦理完合規的程序之後，是否能夠快速獲得救助仍然有不確定性。而且，成員國的救助額度中有一定的比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性掛鉤，這需要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與清邁倡議多邊機制之間建立起正式的協調程序。
常軍紅進一步指出，目前，清邁倡議多邊機制秘書處的功能實際上由兩個代表國家來執行：一個代表國家來自東盟，一個代表國家來自中、日、韓。目前的這種機制，增加了機構經驗傳承的難度，甚至給一些實際的政策操作帶來了麻煩。
他表示，首先要把程序問題理順。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針對改善運作程序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調整了《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並且進行了一系列的測試，來考察操作上的程序問題以及通過程序的及時性。2016年下半年，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調機制也進行測試，同時也在積極研究如何將清邁倡議多邊機制更好地融入到全球的金融安全網之中。
抓住G20契機
即將召開的20國集團峰會已將全球金融安全網建設列入重要議題。其中，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機制是這一安全網重要組成部分。此外，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已經在今年升級為國際金融機構，極大提升了區域金融合作的制度性建設。
除了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升級為國際金融機構，據了解，清邁協議在2018年將迎來新的評估過程，借此機會成員國可以對基金額度、救援條件等進行重新評估，努力對其進行改善。
“關於貸款的條件。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努力在以下兩個方面之間達到一個權衡：一方面是在東亞地區，大家對基金組織貸款條件的負面印象揮之不去;另一方面，在提供貸款的同時也仍然需要有可行的約束條件，以最小化道德風險。最後，雖然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還沒有被正式指定為清邁倡議多邊機制的秘書處，但由於有固定的職員和工作環境，東盟和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已經發揮了這一作用，並將承擔更多的秘書處的功能。” 常軍紅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指出，亞洲貨幣合作走到今天，取得很多成就，但距離期待仍有差距。形成集體行動，除了共同利益這一必要條件以外，還要有包括信任等因素在內的充分條件。增進亞洲國家之間的政治信任非常重要。此外，在合作中平衡獲益者和受損者之間的關系是推進亞洲金融合作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