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從英語退出高考看教育模式轉變 熊熊

近期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透露高考將取消英語考試的消息引發許多討論。完整的消息為英語退出高考，改為社會考試。學生高中三年可以考多次，成績和大學英語四六級一樣分等級，高考招生時，不同的學校會對英語提出不同的等級要求。

其實民間取消英語高考呼聲由來已久，以往教育部總是持反對態度，如今在呼聲漸消之際反而主動取消英語高考，令許多人覺得意外。筆者以為取消高考英語只是中國教育制度眾多改革中的一點，這意味著中國教育制度正逐漸改變以往僵化低效的模式，向更加靈活，更滿足個人以及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方向轉變。要理解這種轉變，首先必須瞭解中國經濟目前正經歷的轉變：在低端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因成本，環境以及人民幣匯率等因素逐漸退出中國的今天，服務業正日漸成為中國吸納勞動力就業的最大產業。有鑑於此，李克強總理於2013年9月曾指出：服務業是新支撐點，作為最大的就業容納器，將為經濟轉型緩解壓力。

服務業之所以能吸收大量的勞動力，原因在於其無法規模化，機械化，甚至大部分服務業無法貿易化，比如理髮就是必須在一定時間內提供一對一服務，護士在一定時間內只能對一個病人提供護理服務。此外，服務業不僅可以吸收大量的勞動力，作為無法規模化，機械化以及貿易化特性的副產品，從低端製造業中退出的勞動者，進入服務業後，收入會得到極大的提升。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到發達國家雖然沒有大量的製造業，但中產階級的人口占比最高，反而製造業就業人口占比高的經濟體，收入結構呈金字塔結構。對於服務業這種特性，美國經濟學者富克斯（1968）曾經根據美國服務業的數據得出結論：服務需求的收入彈性大於1，而需求價格彈性較低，這意味著服務不僅消耗國民收入中越來越大的份額，同時也吸納了國民就業中越來越大的份額。以日本為例，隨著日本進入後工業時代，製造業從業人員佔比在1992年達到頂峰之後便一路下降，在此後支撐日本就業的便是以商業與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特別是其中的醫療，護理，餐飲業等，數據上，日本服務業就業人口占比接近70%，產值佔GDP比重接近75%。

如果承認中國經濟向服務業的轉型方向的趨勢無法避免，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服務業與製造業的不同：服務業所提供的就業崗位豐富多樣，所需技能亦各不相同，與製造業，特別是中低端製造業所需的統一規格就業崗位形成鮮明對比。公共基礎教育作為國家為經濟發展提供人才培訓主要機構，面對中國經濟產業結構的這種轉變也必然作出相應的變革。以歐美日發達經濟體為例，歐美日發達經濟體整體劃分為高端製造業以及與之配套的生產性服務業，以及普通服務業，與此相對應的教育結構為在普及型基礎教育之上對高級精英教育與職業技能型教育有清晰的劃分。前者更加注重高級知識的掌握與探索，以在全球化中設計與製造出富有競爭力的產品，後者更加注重服務業中相關細分行業的職業技能培訓。所以在歐美日可以很容易找到這樣的例子：許多非大學畢業勞動者，即使不會外語以及簡單的數學運算，收入不低於坐辦公室的大學畢業生，原因就在於他們在各自所處的服務業領域擁有一項生存技能，而社會給與這些技能足夠的回報以支持其足以以此為生，達到小康生活水準。當然這些例子的對立面，則是它們一些精英教育培養出來的優秀畢業生能力極強，不僅基礎知識紮實，亦極富創造力，能夠在高端製造業的研發與設計方面走在相關領域的最前沿。

結合發達國家經驗，對即將進入以服務業為主的中國而言，繼續保持一刀切的教育模式，對公共財政資源而言是一種無效浪費。具體來說，比如外語教育，對大部分服務業從業者而言，外語並非一項必須的生活技能，即使對於需要外語的一部分服務業，對於外語的要求也不盡相同。在此情況下，由國家統一提供外語教育產品，其必要性前提已經不復存在。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由國家提供的公共外語教育本身也是低效的，簡單的例證便是大量學生在經歷9年的英語教育後仍無法與外國人有效溝通，甚至閱讀外文都存在極大困難。語言作為一項交流技能，將這部分教育交由社會，採取市場化的原則提供產品，顯然更加高效，更何況在目前社會上已經有一套比學校外語教育更為完整有效的教育體系與評價系統，這也為逐漸減弱，乃至取消公共外語教育提供社會基礎。而對於公共教育而言，國家在有限的資源下增加對普通大眾在文學，社會道德以及相關服務業知識技能方面的培訓，更加符合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需求。如果我們關注社會觀點，可以發現這幾年「大學無用論」正在民間興起，一些輿論認為這是中國大學教育陳腐沒落的標誌，在筆者看來，「大學無用論」恰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下的自然產物：一個日益發達的經濟體，給予社會勞動者更加廣闊的就業方向與選擇，並非人人都過獨木橋才能養家餬口。而中國目前一刀切的教育體系並不能滿足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背景下勞動者對特定知識技能的需求。實際上，據中國教育協會會長透露，在取消英語高考的同時，教育系統將加強語文與數學的教育，同時，教育部最近提出將接近85%比例的普通高校轉型為職業技術學院，這些轉變與取消高考英語結合在一起，正是對中國經濟結構轉變的配合呼應。

一些觀點認為取消英語高考會增加個人負擔，筆者以為這種觀點仍舊停留在過去，忽視了當今社會所面臨的經濟結構改變。整體而言，取消高考英語雖然不可避免的弱化公共英語教育水準，但這塊的短板可以由更加高效的社會外語教育機構提供。簡單的分類，對於未來立志進入商業或者服務業的學生而言，與其花時間與金錢在並無必要的外語學習上，不如分配資源在與其未來相關職業的學習上，更有助於其在就職中提高競爭力，並在職業生涯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品質。而對於未來職業規劃中需要外語的學生，在社會上接受由更加高效的外語教育機構所提供的服務產品，即使支付些費用，但從時間與成效上看性價比更高。

綜合來說，在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背景下，中國教育體制改革正在拉開序幕：建立多層次，滿足多需求，由國家與社會相結合共同提供教育產品的時代正逐漸到來，而英語退出高考只是其中的一步。這種變革，無論對社會還是個人都極有益處。

原文發表於2014-5-27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

降準時機仍需等待 熊熊

降準時機仍需等待

                                                                                                     陳同輝

       近期關於中國人民銀行是否應該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再次成為金融界熱門話題，不僅眾多投資機構首席經濟學家在相關媒體發表言論呼籲降准，資本市場與外匯市場的走勢也似乎預示著央行降准的預期。

       在這種呼聲背後，是大家對近期有所放緩的中國經濟增長，以及因預期2014年外匯佔款不再高速增長而引發的對基礎貨幣投放不足等問題的擔憂，總體而言，這些問題確實存在，但是否因此就認為央行應該動用存款準備金工具仍值得推敲。實際上，如果我們從央行貨幣政策史，中國當下經濟現實情況以及政府經濟增長目標這三方面來更全面的分析，可以發現，降準可能並非當前最佳的政策工具選擇，降準時機仍需等待。

       就貨幣政策史來說，存款準備金率成為央行頻繁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始於2001年。原因在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因大量貿易順差導致的外匯佔款增速過快。為保持廣義貨幣供應量合理增長，央行在停止使用「再貸款」的基礎上，一方面發行央票以回收由外匯佔款增速過快而帶來的過量基礎貨幣，一方面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以降低貨幣乘數。

       回顧2007年以來央行貨幣政策，可以發現完整的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週期包括2007年1月份-2008年6月份，以及2010年1月份-2011年6月份，完整的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週期為2008年9月份-2008年12月份與2011年11月份-2012年5月份。結合圖（1）可以

圖（1）

發現在貨幣乘數高於4期間央行傾向於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而在貨幣乘數低於4，且存在明顯下行趨勢時傾向於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同時，如果觀察外匯佔款變動，我們可以發現央行在2008年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前，外匯佔款並未出現大幅下滑。因此，從歷史上看，存款準備金率的變動與貨幣乘數關係更為密切。

       結合以上分析，從圖（1）可以看出在降准的作用下，貨幣乘數自2012年2月達到最低值以後一直維持上升趨勢，2014年3月份貨幣乘數仍然維持在4.22的水平，即目前的貨幣乘數並不支持降低存款準備金率。

       其次，考慮中國經濟當前情況，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也並非貨幣政策的最優選擇。目前中國經濟中存在低端產能過剩行業，房地產業與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三個資金黑洞，其通過銀行衍生的影子銀行體系，在期限錯配下吸收大量貨幣，抬高資金價格，以致引發錢荒，令其它行業苦不堪言。隨著央行於2013年6月份開始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逼迫銀行去槓桿開始，結合最近不斷出台的各類打擊影子銀行政策措施，資金正逐漸從以上三個行業退出，作為這一結論的印證，一方面我們看到最近一些地方出現企業資金斷鏈，企業主跑路，一些信託理財計劃無法兌付本息等消息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在貨幣乘數維持高位的同時，市場資金價格開始出現回落，這些都預示著資金可能正在回流實體經濟。從資源分配來說，當資金不再固化於無效之地，不再成為資產泡沫推手，有利於提高其使用效率，以及避免最後資產價格坍塌引發的經濟體資產負債表衰退之痛。如果這一趨勢得到保持，經濟體便能在去蕪存菁後輕裝上路，迎來新的宏觀經濟上升週期。

        因此，從中國實體經濟情況出發，若宏觀經濟運行僅略微偏離合理區間，央行並不會傾向於動用存款準備金率，否則不僅無助於降低其它行業資金成本，反而可能為以上三個行業獲得喘息機會提供幫助。體現在宏觀經濟層面，企業部門槓桿率無法有效下降，經濟依然在去槓桿，去產能，防資產價格泡沫的泥潭中繼續掙扎。也正是基於此原因，李克強總理在多個場合不斷強調宏觀政策要保持定力，不能因為經濟一時波動而採取短期的強刺激政策。

         實際上若經濟運行只是略微偏離合理區間，央行仍有許多貨幣政策工具可供選擇，比如央行在2013年12月發佈的貨幣政策報告中就曾經以專欄的形式介紹了「再貸款」這一貨幣政策工具。央行認為「再貸款」能夠強化對金融機構流動性管理的激勵和約束，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穩定市場預期，引導信貸資金流向，促進信貸結構調整。從「再貸款」工具屬性看，雖然其存在貸款期限較短（通常為1年），以及容易導致道德風險等缺陷，但亦存在可以滿足基礎貨幣缺口不大條件下的流動性定向釋放，避免資金空轉，引發資產泡沫等優勢。也正基於此，「再貸款」被銀監會認定為「盤活存量」十大措施之一。

       最後，結合政府經濟增長目標，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必要性也未完備。在2014年3月份召開的兩會中，政府提出2014年政府宏觀經濟目標為GDP增長7.5%左右，CPI低於3.5%，廣義貨幣（M2）增長13%左右，新增城鎮就業人數下限1000萬。分項考察以上四項目標：2014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7.4%，CPI同比上漲2.3%，對於即將公佈的5月份CPI，市場普遍預期將回升至2%之上。同時2014年4月份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亦由3月份的12.1%回升至13.2%，實際上人民銀行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解讀3月份廣義貨幣供應量低迷時曾表示2014年全年M2增長將呈先低後高的局面，二季度M2增速將回升，全年可能達到或者超過13%。就業方面2014年1-4月城鎮新增就業473萬人，比去年同期多增長3萬人，失業率處於較低的4.08%水平，一季度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1.11。因此從已公佈的宏觀經濟數據看，經濟運行仍處於年初政府制定目標的合理區間，作為強有力的刺激性貨幣政策工具，目前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還未到使用之時。

       當然以上所述並不意味著筆者認為未來不存在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可能，經濟形勢隨著時間在不斷改變，而我們對未來的判斷必須基於不斷更新的數據。就以筆者判斷而言，假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出現以下三種情況之一：

①                 貨幣流通速度下降，亦即從2011年來M2增速平均高出GDP與CPI增速之和2.3個百分點這一穩定關係遭到破         壞，13%的廣義貨幣供應量無法推動GDP穩定增長，就業市場出現疲態；

②                   資金外流導致外匯佔款負增長，從而引起基礎貨幣投放缺口過大，以至於「再貸款」等工具無法滿足廣義    貨幣供應量增長率13%左右的需求；

③             因債務違約率上升導致銀行惜貸，引起貨幣乘數降低。

央行最後亦會選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以配合穩增長的政策目標。

[已推薦到博客首頁，點擊查看更多精彩內容] 存款「沖時點」痼疾難消 熊熊

本刊特約作者  陳同輝/文  2014-09-19 《證券市場周刊》

         中國銀監會、財政部與中國人民銀行於9月12日聯合下發《關於加強商業銀行存款偏離度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236號文”），主要包括敦促銀行改善考核體系、禁止違規吸收與虛假增加存款，以及通過量化指標對違規行為進行懲罰三部分。顯而易見，其主要目的，在於希望通過約束商業銀行存款沖時點行為，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難題。然而，市場自有其運行規律，任何不顧市場規律，簡單粗暴的管制行為，不僅無法達成目的，反而可能事與願違，加大市場扭曲。在筆者看來， 236號文恰恰有此風險。

          從近幾年看，銀行在月末、季末時點，有非常強烈的吸收存款沖動，在此沖動下往往伴隨著高息攬儲，從而擡高市場資金價格。資金價格的提高通過銀行體系傳導到貸款方，導致貸款利率易升難降。因此，如果扼殺銀行的存款沖時點行為，便可讓高息攬儲現象消失，從而間接起到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作用。

           這種邏輯看似合理，其實完全經不住進一步的仔細分析。任何問題，要做到標本兼治，必須知道問題的根源，並針對此提出解決方案，如果僅僅只是針對現象進行簡單的壓制，則問題不僅無法得到解決，反而可能更增加其複雜性。

融資成本居高不下

          考慮企業融資成本問題，目前在間接融資市場上，普遍存在融資貴，融資難現象，此兩者既相互聯系，有略微區別。先說融資貴，從字面理解，融資貴說的是價格問題，也就是貸款價格普遍高於企業可承受範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率為6.11%，而同時期企業貸款利率普遍高於6%，甚至於9%，由此可見，融資貴確實是現實中企業所面臨的的困難之一。

既然是價格問題，那麽首先考慮的自然是供求關系，從需求方來說，是企業資金需求過旺，而從供給方面，則關鍵在於資金供給不足。從需求方來說，目前市場上巨大的資金需求來自於2009年四萬億刺激計劃，在此巨量刺激計劃下，無論是國企、地方政府，還是民營企業，都在極度樂觀前景的鼓勵下大幅增加投資，擴大產能。而這種投資對資金的需求與使用並不能在短期內發生改變，換句話說，實體經濟在資金需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慣性。而在資金的供給方，由於目前中國仍處於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階段，作為衡量資金緊缺的最重要指標之一，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存量規模並不低，截至2013年年末，M2/GDP之比為195%。但是從增量上來說，這幾年M2增速相較以往卻大幅降低，數據上看，M2增速自2011年以來始終維持於13%至14%區間，相較於2009年、2010年分別降低13個百分點與6個百分點。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就供求關系而言，目前融資貴問題在於存量資金未盤活，而增量資金又無法滿足經濟增長的內生需求。

         其次，由於金融業產品並非售賣，而是使用權在一定時間內的讓渡，因此其價格除取決於供求關系外，也受市場風險溢價影響。過往幾年，某些行業因銀監會限制而無法從銀行獲得融資，由此轉向信托、基金子公司等渠道尋求獲取資金。與銀行不同，信托等機構的盈利依靠管理費而非利差，也並不需要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壞賬提供類似銀行業標準的足額撥備，因此能夠以高於銀行存款利率的價格吸收市場上的資金，外加剛性兌付的潛規則，兩者共同作用，導致市場無風險利率上行，風險溢價降低。在此情況下，以逐利為目的的資金流向自然不可避免的提高市場整體的融資成本。

          從供求關系來說，如果供求失衡，則價格會自動調整以實現供求的再平衡，因此，一般情況下只會出現融資貴，而融資難現象的出現，則源於中國市場的特殊情況。在中國融資市場，貨幣政策的傳導鏈條包括央行、銀行以及企業。從央行來說，其通過控制基礎貨幣投放速度，間接限制了一定時間內可用M2總額。而對處於傳導鏈條核心位置的銀行來說，其發放貸款的能力受到存款以及核心資本充足率的限制。貸款投放能力受制於存款的主要原因在於《商業銀行法》中關於存貸比75%規定。一般而言，M2增量由央行通過貨幣工具或者外匯占款所投放的基礎貨幣以及通過貸款派生存款產生，在75%存貸比限制下，一旦央行限制基礎貨幣投放，而外匯占款又逐漸降低，則銀行通過貸款創造存款的能力就被75%存貸比限制住，這意味著市場上可供獲取的資金數量相對不足。而核心資本充足率則受制於管理層規定的各項資產風險權重以及銀行在資本市場上的融資能力。由於資產風險權重在短時期內無法進行重大變更，外加在資本市場低迷情況下，銀行融資能力受限，核心資本充足率便成了制約銀行貸款投放能力的重要監管指標。從已經披露的2014年銀行業半年報看，由於受到存款增幅放緩以及核心資本充足率的限制，銀行貸款投放的速度大為減緩，一些股份制銀行更是開始收縮資產負債表，這意味著作為貨幣政策傳導核心的銀行已經開始減緩資金的供應，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存在降低的可能。

         同時，在資金需求方，融資難，則源於以國家投資為主導的經濟刺激計劃。在投入要素市場存在約束情況下，任何政府投資，都不可避免的通過對要素的占用而減少民間對資金的獲取。在央行緊縮貨幣以及銀行貸款投放能力受限情況下，由於先前大量開工的國家投資項目無法立即停工，資金無法從這些項目中退出，這使得市場上可供民間投資使用的資金數量大幅降少。在資金的供給與需求方共同作用下，收益較低的房屋按揭貸款以及無抵押、風險較大的小微企業貸款等自然被銀行首先排除在外。

          可以說，目前市場上出現的融資難、融資貴現象，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結果，要解決，則必須對癥下藥。而236號文卻尋求在不解決根本原因、不改變供求關系的情況下，通過條文管制以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難題，其最終結果只可能是事與願違。

存款爭奪戰

          其實，要理解這點我們只需做個邏輯推演。假設銀行十分“聽話”，停止存款“沖時點”，同時也不以各種方式高息攬儲，那麽這對銀行來說無異於自廢武功，因為金融業與其他行業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原料是資金，在銀行則是存款。一旦存款流失，則銀行資產方業務也就成了無源之水。不幸的是，在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快的今天，金融業各子行業間對資金的爭奪已經進入白熱化，分行業看，保險業為了應對多年保費增速低迷的困境，於2013年動手修改預定利率，以增加對資金的吸引力，在費率新規下，2014年上半年保險業保費收入同比增長20.8%，一掃前幾年的萎靡之勢。與此同時，各種貨幣市場基金也借助互聯網手段參與對資金的爭奪，最有名的余額寶更是創下了半年規模沖到5000億元的新速度。在此情況下，“聽話”的銀行將面臨存款流失的風險，從銀行自身來說，似乎不會做出如此選擇。其次，在存貸比75%規定下，放棄對存款的爭奪意味著銀行可貸資金規模增速的降低。若需求不變，存款供給的減少顯然將擡高資金價格，這將導致市場上融資難、融資貴的現象將進一步加劇，此舉亦明顯與236號文的目的南轅北轍。

           實際上，236號文最有可能的結果，是銀行選擇拉長“沖存款”的時間，例如從最後一天拉長到最後五天、十天乃至十五天。畢竟，如果放棄對存款的爭奪，意味著將減少同比例的貸款，與此相應的是放棄存貸利差部分所帶來的營業收入。同時，銀行貸款資源的減少，也意味著無法拓展新的客戶，甚至於無法滿足已有客戶的需求，這對銀行來說，存在客戶流失，市場份額降低的風險。相較而言，拉長“沖存款”時間，最多僅是增加銀行獲取資金的成本，導致利差有所縮小，同時在維持已有存量客戶基礎上，開發新客戶，為未來發展做好準備。更何況，如果市場資金需求旺盛，則因拉長“沖存款”時間而增加的成本更可以轉嫁給貸款客戶。可以想象，如果將銀行業內部看成一個個互相博弈競爭的個體，那麽從納什均衡角度，對每家銀行來說，最優的方案顯然在於更加賣力的、更長時點的吸收存款。

存款「沖時點」痼疾難消 熊熊

本刊特約作者  陳同輝/文  2014-09-19 《證券市場周刊》

         中國銀監會、財政部與中國人民銀行於9月12日聯合下發《關於加強商業銀行存款偏離度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236號文”），主要包括敦促銀行改善考核體系、禁止違規吸收與虛假增加存款，以及通過量化指標對違規行為進行懲罰三部分。顯而易見，其主要目的，在於希望通過約束商業銀行存款沖時點行為，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難題。然而，市場自有其運行規律，任何不顧市場規律，簡單粗暴的管制行為，不僅無法達成目的，反而可能事與願違，加大市場扭曲。在筆者看來， 236號文恰恰有此風險。

          從近幾年看，銀行在月末、季末時點，有非常強烈的吸收存款沖動，在此沖動下往往伴隨著高息攬儲，從而擡高市場資金價格。資金價格的提高通過銀行體系傳導到貸款方，導致貸款利率易升難降。因此，如果扼殺銀行的存款沖時點行為，便可讓高息攬儲現象消失，從而間接起到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作用。

           這種邏輯看似合理，其實完全經不住進一步的仔細分析。任何問題，要做到標本兼治，必須知道問題的根源，並針對此提出解決方案，如果僅僅只是針對現象進行簡單的壓制，則問題不僅無法得到解決，反而可能更增加其複雜性。

融資成本居高不下

          考慮企業融資成本問題，目前在間接融資市場上，普遍存在融資貴，融資難現象，此兩者既相互聯系，有略微區別。先說融資貴，從字面理解，融資貴說的是價格問題，也就是貸款價格普遍高於企業可承受範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率為6.11%，而同時期企業貸款利率普遍高於6%，甚至於9%，由此可見，融資貴確實是現實中企業所面臨的的困難之一。

既然是價格問題，那麽首先考慮的自然是供求關系，從需求方來說，是企業資金需求過旺，而從供給方面，則關鍵在於資金供給不足。從需求方來說，目前市場上巨大的資金需求來自於2009年四萬億刺激計劃，在此巨量刺激計劃下，無論是國企、地方政府，還是民營企業，都在極度樂觀前景的鼓勵下大幅增加投資，擴大產能。而這種投資對資金的需求與使用並不能在短期內發生改變，換句話說，實體經濟在資金需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慣性。而在資金的供給方，由於目前中國仍處於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階段，作為衡量資金緊缺的最重要指標之一，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存量規模並不低，截至2013年年末，M2/GDP之比為195%。但是從增量上來說，這幾年M2增速相較以往卻大幅降低，數據上看，M2增速自2011年以來始終維持於13%至14%區間，相較於2009年、2010年分別降低13個百分點與6個百分點。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就供求關系而言，目前融資貴問題在於存量資金未盤活，而增量資金又無法滿足經濟增長的內生需求。

         其次，由於金融業產品並非售賣，而是使用權在一定時間內的讓渡，因此其價格除取決於供求關系外，也受市場風險溢價影響。過往幾年，某些行業因銀監會限制而無法從銀行獲得融資，由此轉向信托、基金子公司等渠道尋求獲取資金。與銀行不同，信托等機構的盈利依靠管理費而非利差，也並不需要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壞賬提供類似銀行業標準的足額撥備，因此能夠以高於銀行存款利率的價格吸收市場上的資金，外加剛性兌付的潛規則，兩者共同作用，導致市場無風險利率上行，風險溢價降低。在此情況下，以逐利為目的的資金流向自然不可避免的提高市場整體的融資成本。

          從供求關系來說，如果供求失衡，則價格會自動調整以實現供求的再平衡，因此，一般情況下只會出現融資貴，而融資難現象的出現，則源於中國市場的特殊情況。在中國融資市場，貨幣政策的傳導鏈條包括央行、銀行以及企業。從央行來說，其通過控制基礎貨幣投放速度，間接限制了一定時間內可用M2總額。而對處於傳導鏈條核心位置的銀行來說，其發放貸款的能力受到存款以及核心資本充足率的限制。貸款投放能力受制於存款的主要原因在於《商業銀行法》中關於存貸比75%規定。一般而言，M2增量由央行通過貨幣工具或者外匯占款所投放的基礎貨幣以及通過貸款派生存款產生，在75%存貸比限制下，一旦央行限制基礎貨幣投放，而外匯占款又逐漸降低，則銀行通過貸款創造存款的能力就被75%存貸比限制住，這意味著市場上可供獲取的資金數量相對不足。而核心資本充足率則受制於管理層規定的各項資產風險權重以及銀行在資本市場上的融資能力。由於資產風險權重在短時期內無法進行重大變更，外加在資本市場低迷情況下，銀行融資能力受限，核心資本充足率便成了制約銀行貸款投放能力的重要監管指標。從已經披露的2014年銀行業半年報看，由於受到存款增幅放緩以及核心資本充足率的限制，銀行貸款投放的速度大為減緩，一些股份制銀行更是開始收縮資產負債表，這意味著作為貨幣政策傳導核心的銀行已經開始減緩資金的供應，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存在降低的可能。

         同時，在資金需求方，融資難，則源於以國家投資為主導的經濟刺激計劃。在投入要素市場存在約束情況下，任何政府投資，都不可避免的通過對要素的占用而減少民間對資金的獲取。在央行緊縮貨幣以及銀行貸款投放能力受限情況下，由於先前大量開工的國家投資項目無法立即停工，資金無法從這些項目中退出，這使得市場上可供民間投資使用的資金數量大幅降少。在資金的供給與需求方共同作用下，收益較低的房屋按揭貸款以及無抵押、風險較大的小微企業貸款等自然被銀行首先排除在外。

          可以說，目前市場上出現的融資難、融資貴現象，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結果，要解決，則必須對癥下藥。而236號文卻尋求在不解決根本原因、不改變供求關系的情況下，通過條文管制以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難題，其最終結果只可能是事與願違。

存款爭奪戰

          其實，要理解這點我們只需做個邏輯推演。假設銀行十分“聽話”，停止存款“沖時點”，同時也不以各種方式高息攬儲，那麽這對銀行來說無異於自廢武功，因為金融業與其他行業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原料是資金，在銀行則是存款。一旦存款流失，則銀行資產方業務也就成了無源之水。不幸的是，在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快的今天，金融業各子行業間對資金的爭奪已經進入白熱化，分行業看，保險業為了應對多年保費增速低迷的困境，於2013年動手修改預定利率，以增加對資金的吸引力，在費率新規下，2014年上半年保險業保費收入同比增長20.8%，一掃前幾年的萎靡之勢。與此同時，各種貨幣市場基金也借助互聯網手段參與對資金的爭奪，最有名的余額寶更是創下了半年規模沖到5000億元的新速度。在此情況下，“聽話”的銀行將面臨存款流失的風險，從銀行自身來說，似乎不會做出如此選擇。其次，在存貸比75%規定下，放棄對存款的爭奪意味著銀行可貸資金規模增速的降低。若需求不變，存款供給的減少顯然將擡高資金價格，這將導致市場上融資難、融資貴的現象將進一步加劇，此舉亦明顯與236號文的目的南轅北轍。

           實際上，236號文最有可能的結果，是銀行選擇拉長“沖存款”的時間，例如從最後一天拉長到最後五天、十天乃至十五天。畢竟，如果放棄對存款的爭奪，意味著將減少同比例的貸款，與此相應的是放棄存貸利差部分所帶來的營業收入。同時，銀行貸款資源的減少，也意味著無法拓展新的客戶，甚至於無法滿足已有客戶的需求，這對銀行來說，存在客戶流失，市場份額降低的風險。相較而言，拉長“沖存款”時間，最多僅是增加銀行獲取資金的成本，導致利差有所縮小，同時在維持已有存量客戶基礎上，開發新客戶，為未來發展做好準備。更何況，如果市場資金需求旺盛，則因拉長“沖存款”時間而增加的成本更可以轉嫁給貸款客戶。可以想象，如果將銀行業內部看成一個個互相博弈競爭的個體，那麽從納什均衡角度，對每家銀行來說，最優的方案顯然在於更加賣力的、更長時點的吸收存款。

存款「沖時點」痼疾難消 熊熊

本刊特約作者  陳同輝/文  2014-09-19 《證券市場周刊》

         中國銀監會、財政部與中國人民銀行於9月12日聯合下發《關於加強商業銀行存款偏離度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236號文”），主要包括敦促銀行改善考核體系、禁止違規吸收與虛假增加存款，以及通過量化指標對違規行為進行懲罰三部分。顯而易見，其主要目的，在於希望通過約束商業銀行存款沖時點行為，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難題。然而，市場自有其運行規律，任何不顧市場規律，簡單粗暴的管制行為，不僅無法達成目的，反而可能事與願違，加大市場扭曲。在筆者看來， 236號文恰恰有此風險。

          從近幾年看，銀行在月末、季末時點，有非常強烈的吸收存款沖動，在此沖動下往往伴隨著高息攬儲，從而擡高市場資金價格。資金價格的提高通過銀行體系傳導到貸款方，導致貸款利率易升難降。因此，如果扼殺銀行的存款沖時點行為，便可讓高息攬儲現象消失，從而間接起到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作用。

           這種邏輯看似合理，其實完全經不住進一步的仔細分析。任何問題，要做到標本兼治，必須知道問題的根源，並針對此提出解決方案，如果僅僅只是針對現象進行簡單的壓制，則問題不僅無法得到解決，反而可能更增加其複雜性。

融資成本居高不下

          考慮企業融資成本問題，目前在間接融資市場上，普遍存在融資貴，融資難現象，此兩者既相互聯系，有略微區別。先說融資貴，從字面理解，融資貴說的是價格問題，也就是貸款價格普遍高於企業可承受範圍。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率為6.11%，而同時期企業貸款利率普遍高於6%，甚至於9%，由此可見，融資貴確實是現實中企業所面臨的的困難之一。

既然是價格問題，那麽首先考慮的自然是供求關系，從需求方來說，是企業資金需求過旺，而從供給方面，則關鍵在於資金供給不足。從需求方來說，目前市場上巨大的資金需求來自於2009年四萬億刺激計劃，在此巨量刺激計劃下，無論是國企、地方政府，還是民營企業，都在極度樂觀前景的鼓勵下大幅增加投資，擴大產能。而這種投資對資金的需求與使用並不能在短期內發生改變，換句話說，實體經濟在資金需求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慣性。而在資金的供給方，由於目前中國仍處於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階段，作為衡量資金緊缺的最重要指標之一，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存量規模並不低，截至2013年年末，M2/GDP之比為195%。但是從增量上來說，這幾年M2增速相較以往卻大幅降低，數據上看，M2增速自2011年以來始終維持於13%至14%區間，相較於2009年、2010年分別降低13個百分點與6個百分點。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就供求關系而言，目前融資貴問題在於存量資金未盤活，而增量資金又無法滿足經濟增長的內生需求。

         其次，由於金融業產品並非售賣，而是使用權在一定時間內的讓渡，因此其價格除取決於供求關系外，也受市場風險溢價影響。過往幾年，某些行業因銀監會限制而無法從銀行獲得融資，由此轉向信托、基金子公司等渠道尋求獲取資金。與銀行不同，信托等機構的盈利依靠管理費而非利差，也並不需要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壞賬提供類似銀行業標準的足額撥備，因此能夠以高於銀行存款利率的價格吸收市場上的資金，外加剛性兌付的潛規則，兩者共同作用，導致市場無風險利率上行，風險溢價降低。在此情況下，以逐利為目的的資金流向自然不可避免的提高市場整體的融資成本。

          從供求關系來說，如果供求失衡，則價格會自動調整以實現供求的再平衡，因此，一般情況下只會出現融資貴，而融資難現象的出現，則源於中國市場的特殊情況。在中國融資市場，貨幣政策的傳導鏈條包括央行、銀行以及企業。從央行來說，其通過控制基礎貨幣投放速度，間接限制了一定時間內可用M2總額。而對處於傳導鏈條核心位置的銀行來說，其發放貸款的能力受到存款以及核心資本充足率的限制。貸款投放能力受制於存款的主要原因在於《商業銀行法》中關於存貸比75%規定。一般而言，M2增量由央行通過貨幣工具或者外匯占款所投放的基礎貨幣以及通過貸款派生存款產生，在75%存貸比限制下，一旦央行限制基礎貨幣投放，而外匯占款又逐漸降低，則銀行通過貸款創造存款的能力就被75%存貸比限制住，這意味著市場上可供獲取的資金數量相對不足。而核心資本充足率則受制於管理層規定的各項資產風險權重以及銀行在資本市場上的融資能力。由於資產風險權重在短時期內無法進行重大變更，外加在資本市場低迷情況下，銀行融資能力受限，核心資本充足率便成了制約銀行貸款投放能力的重要監管指標。從已經披露的2014年銀行業半年報看，由於受到存款增幅放緩以及核心資本充足率的限制，銀行貸款投放的速度大為減緩，一些股份制銀行更是開始收縮資產負債表，這意味著作為貨幣政策傳導核心的銀行已經開始減緩資金的供應，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存在降低的可能。

         同時，在資金需求方，融資難，則源於以國家投資為主導的經濟刺激計劃。在投入要素市場存在約束情況下，任何政府投資，都不可避免的通過對要素的占用而減少民間對資金的獲取。在央行緊縮貨幣以及銀行貸款投放能力受限情況下，由於先前大量開工的國家投資項目無法立即停工，資金無法從這些項目中退出，這使得市場上可供民間投資使用的資金數量大幅降少。在資金的供給與需求方共同作用下，收益較低的房屋按揭貸款以及無抵押、風險較大的小微企業貸款等自然被銀行首先排除在外。

          可以說，目前市場上出現的融資難、融資貴現象，是多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結果，要解決，則必須對癥下藥。而236號文卻尋求在不解決根本原因、不改變供求關系的情況下，通過條文管制以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難題，其最終結果只可能是事與願違。

存款爭奪戰

          其實，要理解這點我們只需做個邏輯推演。假設銀行十分“聽話”，停止存款“沖時點”，同時也不以各種方式高息攬儲，那麽這對銀行來說無異於自廢武功，因為金融業與其他行業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原料是資金，在銀行則是存款。一旦存款流失，則銀行資產方業務也就成了無源之水。不幸的是，在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快的今天，金融業各子行業間對資金的爭奪已經進入白熱化，分行業看，保險業為了應對多年保費增速低迷的困境，於2013年動手修改預定利率，以增加對資金的吸引力，在費率新規下，2014年上半年保險業保費收入同比增長20.8%，一掃前幾年的萎靡之勢。與此同時，各種貨幣市場基金也借助互聯網手段參與對資金的爭奪，最有名的余額寶更是創下了半年規模沖到5000億元的新速度。在此情況下，“聽話”的銀行將面臨存款流失的風險，從銀行自身來說，似乎不會做出如此選擇。其次，在存貸比75%規定下，放棄對存款的爭奪意味著銀行可貸資金規模增速的降低。若需求不變，存款供給的減少顯然將擡高資金價格，這將導致市場上融資難、融資貴的現象將進一步加劇，此舉亦明顯與236號文的目的南轅北轍。

           實際上，236號文最有可能的結果，是銀行選擇拉長“沖存款”的時間，例如從最後一天拉長到最後五天、十天乃至十五天。畢竟，如果放棄對存款的爭奪，意味著將減少同比例的貸款，與此相應的是放棄存貸利差部分所帶來的營業收入。同時，銀行貸款資源的減少，也意味著無法拓展新的客戶，甚至於無法滿足已有客戶的需求，這對銀行來說，存在客戶流失，市場份額降低的風險。相較而言，拉長“沖存款”時間，最多僅是增加銀行獲取資金的成本，導致利差有所縮小，同時在維持已有存量客戶基礎上，開發新客戶，為未來發展做好準備。更何況，如果市場資金需求旺盛，則因拉長“沖存款”時間而增加的成本更可以轉嫁給貸款客戶。可以想象，如果將銀行業內部看成一個個互相博弈競爭的個體，那麽從納什均衡角度，對每家銀行來說，最優的方案顯然在於更加賣力的、更長時點的吸收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