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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NData年度洞察|大數據鎖定高頻用戶 網紅激活電商潛能

大數據產業發展至今，最大痛點，就是數據源之間難以建立彼此融通的機制。BAT之外的互聯網公司往往只專註於一個垂直領域，但垂直領域的公司往往只有“小數據”，而真正意義的跨界大數據才能更清晰地勾勒出或者充分說明用戶的行為。然而，沒有共識，難以共贏，互聯網公司數據之間天然的隔離性，使數據價值的共享成為一件困難的事。

“只有數據才能打破互聯網的信息孤島，而前提是要有人先打破數據的孤島。”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總經理黃磊認為，這正是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CBNData)的使命，也是其搭建數據開放平臺的願景所在。一份聯合15家互聯網數據源的消費生態大數據報告將在CBNData主辦的“萬有引力第一財經數據盛典”發布，這被認為是國內最大規模的跨行業、跨公司、跨數據結構、跨數據產權的研究分析嘗試。報告將通過不同緯度數據的交叉分析，繪制出一幅中國互聯網經濟的全景圖，探尋數據價值的大共享與大共贏，打破數據源價值共享之間的藩籬。

大數據的運用已經走進了商家。今年9月初，阿里巴巴帶領10位APASS(Alibaba Passport，阿里巴巴黑卡俱樂部)會員開展為期九天的意大利之旅。他們參觀了一家瑪莎拉蒂工廠，La Perla的旗艦內衣店和梅佐考羅那酒莊(Mezzacorona)運營的葡萄園。這場旅行有一部分在天貓App和優酷上直播。阿里巴巴稱，葡萄園之行吸引了40萬次瀏覽量，並且推動了相關產品的銷售。

APASS會員被阿里定義為中國互聯網的高端消費人群，要“萬里挑一”。他們是如何被“鎖定”的?

阿里巴巴花了幾個月時間，設置了多重指標，根據不同的權重，通過大數據平臺的複雜算法，才確認了APASS成員。淘寶數據顯示，APASS會員30%的購物行為是海淘，數據比天貓淘寶館的消費比例還高，並且在2014年天貓國際上線前就已經開始頻繁通過支付寶海淘。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管理學教授馬歇爾·梅耶表示，APASS是“一種非常聰明的促銷方式，是一個很棒的宣傳噱頭”。

今年，阿里巴巴發布了一份《互聯網高端消費橙皮書》(下稱橙皮書)，對APASS會員做了畫像。APASS會員由資深淘寶達人、新中產潮媽、商務精英、創一代四類人群組成，消費金額是互聯網消費額中位數的5.5倍以上。《橙皮書》分析認為，到2020年，網絡渠道將在零售領域占主導地位，規模達到1.6萬億美元，超過2014年澳大利亞全年GDP。這將為中國貢獻約0.9萬億美元，占比42%的消費增量。其中高達90%的增量將來自於移動端市場。

麥肯錫《世界城市：全球消費視野》報告曾指出，2030年中國勞動人口(15~59歲)消費額，將占到全球消費總額的12%。人均消費額將由當前的4800美元增長至2030年的10700美元。隨著收入的增長，中國消費者對“第一必需品”消費年增長率將為6%-7%，到2030年預計可達家庭支出的37%。

對於企業來說，沒有比找到高頻消費者更重要的事情。高頻消費者通過天貓App和優酷等互聯網平臺，將自己的消費心得、購物經驗分享給社會公眾，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新的消費潮流、消費熱點，有可能因為分享的行為，瞬間成為“爆款”。

事實上，這種針對“特殊”人群的會員服務體系並非阿里巴巴獨有，亞馬遜也在中國推出了Prime會員服務，以滿足中國消費者對包裹遞送速度的要求。

根據美國市場調研機構CIRP的統計顯示，Prime會員在亞馬遜網站上的平均花銷大於非會員的兩倍——會員平均每年消費1200美元，非會員僅500美元。會員服務將促使他們進一步增加消費。根據BI Intelligence的數據，2015年Prime會員給亞馬遜平臺貢獻了58%的GMV。

“APASS會員熱愛分享。”阿里巴巴客戶體驗和創新主管汪海說，“在我們的APASS會員地帶，每天都有大量會員分享他們的日常生活故事，如購物小貼士，炫耀一下他們購物單等等。許多APASS會員都是認證博客主。”

讓客戶持續消費正變得越來越關鍵。“止步不前是不行的，因為競爭對手正緊追不舍。”投資咨詢公司博達克中國(BDA China)創始人鄧肯·克拉克表示，“花點時間照顧揮金如土的購物者非常值得。”

阿里巴巴表示，APASS會員數量將在明年實現翻番。這是一個大膽的目標，但考慮到遠離實體店的富有消費者爆發性增長，該目標或許能夠實現。雖然電商目前僅占私人消費的15%，但波士頓咨詢公司預計，未來五年該數字將達到24%。

普華永道思特略合夥人徐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電子商務的增長驅動力正發生變化。過去的快速增長由新進網購人群驅動，來自於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網購。而近期，網購人群的滲透率正逐漸成熟，電商的主要增長來源則成了錢包份額，即消費者在線上的消費比重提升。電商增長將更多由品類擴張等因素所驅動。”

特別是在電商新增用戶邊際效應遞減的背景下，挖掘存量用戶，讓存量用戶掏更多的錢花在電商上，或者進入其他領域的消費，是電商的未來之路。網紅促銷，也成為了一種分享和示範消費，激發了消費的潛在可能。

根據CBNData發布的《2016 中國電商紅人大數據報告》顯示，2016 年紅人產業產值(包括紅人相關的商品銷售額，營銷收入以及生態其他環節收入)，預估接近 580 億元人民幣，將超過 2015 年中國電影總票房，也相當於國內最大連鎖百貨百聯集團 2015 年全年銷售額。

這屆“雙11”結合大數據分析，新增了內容導向營銷：通過後臺大數據，監測出熱門產品，從11 月 1 日到 11 日每天安排直播，篩選優質達人對產品進行預熱宣傳。這些達人，包括KOL、媒體、自媒體等接入到阿里系統內的內容合作夥伴。

這些達人接入阿里系統後，可以直接從賣家處獲得訂單，並為產品撰寫文案或進行直播，從中賺取傭金。這些內容，最後構成了“淘寶頭條”、“淘寶直播”這些欄目里的信息。為了鼓勵大家多接單，阿里在幾個月前舉辦了一場 500 多名達人參與的“雙 11”達人動員大會。

幾個月前，一條關於YSL星辰口紅的軟文在朋友圈中傳播，再一次展現了內容營銷強大傳播速度。對於網紅、達人等內容制造者而言，如何持續生產有趣、帶動大流量的內容，是每日的工作之重。

“最初女裝市場有很多不同玩法，這些玩法在整個生態起伏勢頭不一樣，網紅在所有玩法表現中最優秀。”施傑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內容和商品是不可割裂的兩個元素。“傳統品牌不輸出內容，但是對於網紅而言，她們每天輸出有價值的內容。”緹蘇電商創始人施傑說道。

對於網紅電商來說，衣服、護膚品、箱包等就是最好的“吸粉”內容，而本身的衣著品味、個性定位就是賣點。在淘寶上，不乏張大奕、雪梨等粉絲上百甚至上千萬的電商博主。

一方面，這些博主通過微博等社交平臺維護所定位形象，用互動等方式來吸引維持粉絲數量;另一方面，淘寶等電商平臺是這些粉絲數量轉化為經濟效益的出口。網紅每次上新往往能從社交平臺帶來更多新鮮流量，最終在淘寶中轉化為成交量。

達晨創投消費行業投資負責人高洪慶告訴記者，自帶超級IP的網紅，必須具有自帶流量的特點，這就要求其具有不斷產生足夠引發熱點內容的能力。

事實上，網絡紅人、達人等內容制造者在努力將消費價值體現最大化。張勇曾經將“網紅經濟”稱為“新的經濟現象”，依靠個體影響聚集粉絲，產生商業機會。

數據互通互聯是否還能夠創造更多可能的商業價值?

CBNData即將給出答案。12月8日，第一財經商業數據中心將在北京舉辦 2016第一財經數據盛典。盛典上將會正式發布中國互聯網消費生態大數據報告，標誌著CBNData搭建起一個開放的平臺，通過合作鏈條，把不同行業、不同規模、不同利益訴求的互聯網公司聯系在一起，邀請全行業人士見證數據價值共享所創造出的無限可能。

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激活市場 中央要求守住三條底線

於12月20日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多次提到適度規模經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曾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要求，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梳理歷來文件及政策可發現，中央將此視為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會議強調“全面激活市場、激活要素、激活主體”，“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安信證券農林牧漁行業首席分析師吳立認為，土地是農業生產最核心的生產要素。土地流轉集中是推動以家庭農場、合作社為代表的適度規模化經營的前提，也是此後提高農業科技含量、實現農資社會化服務的基礎，是推動農業現代化的破局點。在整個農業供給側改革中居於重中之重的地位。

在“三權分置”解決承包地流轉的制度性障礙之後，適度規模經營的“多種形式”包括，承包農戶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及入股等方式流轉承包地，其新型經營主體包括種植大戶、家庭農場、合作社等，最終是為了提高農業的規模效益。

而“適度”規模則要求不能盲目求大、強行推進。官方曾刊文稱，從全國來看，由於各地的農業資源稟賦、農民就業和收入結構等自然經濟條件千差萬別，不可能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土地經營規模適宜標準。所以，合理確定適合當地的土地經營規模要靠各地從實踐中探索。

日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曾在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上提到，當前農業資源要素供給條件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這對農業的轉型升級提出更高的要求。

為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他認為，需要提升機械化水平，提升農業的規模化水平。中國特色的規模化可以通過發展規模化的服務解決機械化問題，小麥就是如此。一定要防止通過行政的手段來擴大土地的規模。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洪樂也對本報記者表示，農業規模總有邊界，在中國，小農戶總會存在，未來農業發展形態是“小農戶+規模經營”。

至於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吳立認為，本屆政府上臺以來，從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到土地流轉“三權分置”再到農村土地兩權抵押貸款及相關產權保護落實，農村土地改革一直沿著明晰產權掃清障礙推動資本化的思路在穩步推進。經過多年試點，預計2017將進入總結期。

會議最後強調，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三農”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會議表示，不能犯顛覆性的錯誤，必須守住確保糧食生產能力不降低、農民增收勢頭不逆轉、農村穩定不出問題的三條底線。

正如中央提到的要協同發揮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作用，更好引導農業生產、優化供給結構，廖洪樂稱，為了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府不能追求一刀切，要求一步到位，應該由企業主動去調整，政府要為改革提供好的環境和服務，減少不必要的麻煩。

需要說明的是，底線思維越來越明顯。

此前土地制度改革也有三條底線，要求“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跟本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提及的“三條底線”，廖洪樂認為，強調底線思維是為了保證改革是在一個可掌控的框架下進行，不能為了改革引起很大的動蕩。

“爆炸門”影響遠去？三星假日購物季產品激活量不降反升

12月29日消息，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雅虎公司旗下分析工具Flurry Analytics發表了有關12月19日至12月25日期間全球已激活的最受歡迎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年度報告。和今年早些時候一樣，蘋果和三星設備的激活數量遠遠高於華為、LG、亞馬遜和摩托羅拉等競爭對手的設備。

Flurry不監測銷量，而是設備激活量，因此這些數字往往與銷售數字不同。Flurry表示，蘋果產品占12月19日至12月25日期間已激活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數量的44%，而同期三星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占比為21%。這對蘋果來說是下降了，2015年同一時期蘋果產品的占比為49.1%。而三星則有所進步，去年同期該公司產品占比為19.8%。

雖然蘋果設備占有率的下滑實際上早在2014年就開始了，當年蘋果設備在全部激活設備中的占比為51.3%，三星為17.7%。但這一結果還是令人驚訝，因為今年下半年三星在全球召回數百萬部蓋樂世Note 7智能手機(的事件給三星帶來了財務和信譽上的巨大沖擊。

科技行業研究公司NPD Group的主要硬件分析師Stephen Baker說，三星的銷量之所以沒有驟減，是因為多數安卓(Android)的忠實用戶已經離不開三星產品。他表示，大多數購買過或想要購買Note 7的用戶選擇了購買另一款高端蓋樂世智能手機。

Baker稱，三星抵擋住了其他安卓設備的競爭，加上蘋果今年沒有拿出令人驚艷的產品，三星也沒有讓蘋果占到便宜。

激活二類疫苗

經歷將近一年的“寒霜期”後，中國百億疫苗市場終於盼來解封。

2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從完善機制、促進研發、加強管理、強化監督等方面提出具體要求。無論是從研發還是銷售環節，這一《意見》的提出都會對國內的疫苗企業帶來實質性利好，包括智飛生物(300122.SZ)、沃森生物(300142.SZ)、華蘭生物(002007.SZ)在內的疫苗類上市公司都借此當日股價獲得不同程度漲幅。

分段接力配送

中國醫藥工業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健康產業藍皮書(2016版)》相關信息顯示，2015年中國市場上生物藥物的銷售額為1095億元，占國內醫藥市場總量的8.2%左右，疫苗產品占近五分之一，市場規模近百億。其中，二類苗的銷售量盡管遠小於一類苗，但銷售額在總量上卻遠超一類苗。

“在去年的疫苗新政對二類苗的銷售、冷鏈運輸環節作了重大調整後，不少企業的銷售成本變相提高了30%以上，再加之疫苗接種者受‘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件’影響，銷售量銳減，多數疫苗企業去年的日子並不好過。”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疫苗企業高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他看來，這次政策的出臺可以說是給此前企業對於疫苗新政的不適應開出了“解藥”，中國的疫苗市場有望再度激活。

對於疫苗企業來說，本次《意見》提出了兩大“亮點”：其一，提出逐步推動將安全、有效、財政可負擔的第二類疫苗納入國家免疫規劃，並且鼓勵通過商業保險等形式對預防接種異常反應受種者予以補償。

“納入國家采購計劃後，對於企業而言等於大幅度降低了銷售成本。”一位業內人士指出，盡管一類苗的利潤率相比二類苗仍比較低，但由於國家采購，不僅節約了銷售成本，銷售量上也能得到保證。以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研發生產的國產Sabin株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為例，作為納入國家免疫計劃的一類疫苗，該疫苗近幾年一直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年缺口高達500萬針劑，在經濟效益和需求的雙重推動下，去年8月，醫科院生物所宣布拓建同款疫苗的二期工程，計劃將產能從年800萬劑例提升至6000萬劑。

其次，針對此前受挫最嚴重的的疫苗運輸環節，本次《意見》指出未來疫苗生產企業可采取“幹線運輸+區域倉儲+區域配送”的分段接力方式配送疫苗，幹線運輸可委托專業冷鏈運輸企業，區域倉儲和區域配送可委托具備冷鏈儲運條件的配送企業。

“按照此前修改的政策疫苗生產企業只能將二類疫苗銷售給縣級疾控機構，但由於各區縣疾控中心的冷庫容量小，企業配送的多了疾控中心沒法保存，運輸次數的增加激增了運營成本。此外，疫苗生產企業直接負責配送的要求，都無形增加了企業的運輸成本和時間，對於邊遠地區、用量少的地區企業就沒有動力去配送。”上述業內人士表示，此次《意見》指出，允許企業以“接力”形式配送疫苗，對於企業而言運輸成本將會得到平攤，而對於邊遠地區的接種者而言，接種的疫苗可及性也會由此增加。

激活百億市場

去年全國疫苗企業的經營低迷從相關上市公司的年報預告中便可窺得一二。

1月25日晚間，疫苗上市公司龍頭企業智飛生物公布了過去一年的業績預告：受去年“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件”等行業不良事件的影響，公司主營業務收入、凈利潤等主要經營指標同比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滑，報告期內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約1974.02萬元~4935.05萬元，同比大幅下降75%~90%。

智飛生物並不是疫苗類上市公司去年大幅變動的唯一公司。主營疫苗生產和銷售的沃森生物在去年三季度的報表亦顯示，受“山東疫苗事件”、實施員工持股計劃等非經常性因素影響，2016年前三季度虧損2.34億元。

2016年11月末，第一財經記者嘗試溝通采訪沃森生物時，公司董秘就已經告知，目前公司正全力“補救業績”，年報實現扭虧為盈為當務之急。1月26日，沃森生物公布2016年年報預告，公司預計2016年實現盈利6746萬~7246萬元，但主要為政府補助及其他營業外收入，對凈利潤的影響較大。由於2015年沃森生物已虧損8.41億元，持續虧損將會遭遇“退市”風險，去年下半年以來，沃森生物連放關聯方輸血、納稅人補貼、出售資產三大招嘗試扭虧為盈。

“上市公司尚且在去年運營慘淡，更何況國內規模再小一些的疫苗企業了，在這一背景下，國家對於疫苗產業的扶持可以說是雪中送炭。”上述業內人士指出。

此前，有過多年疫苗行業經歷的景旭創投管理合夥人兼總裁錢庭梔就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由於疫苗行業的企業都是高投入、高產出的特性，目前國內行業的優質標的已經很少，而且門檻較高，不容易有新的公司進入，因此保護和激發現有疫苗企業的活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因為疫苗企業GMP的廠房必須自建，而且是工業化，非實驗室性質的自有基地，不像有些制藥企業可以通過CMO(醫藥制造外包服務)外包。在有了技術後，疫苗企業必須把整個廠房建立起來，而任何一個疫苗工廠的固定資產投資都是2個億以上的，這還不能保證疫苗產品肯定上市銷售。高投入、高風險也是這個行業的瓶頸。”錢庭梔說。

目前國內疫苗領域正處於技術突破的黃金時段，“國內的企業都做到了臨床，但是並不代表工藝化之後有競爭力。臨床之後，競爭的還是價格和成本。目前國內疫苗行業做得比較好的大多都是組合型的團隊，有海外的技術，也有中國的銷售能力。”錢庭梔表示。

特朗普將簽總統令，松綁環保監管激活“舊能源”

美國總統特朗普那些讓人緊張的競選承諾正在一步步化為現實的行動。

有美國媒體援引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準備一份中止前總統奧巴馬在氣候變化和水汙染方面政策的總統行政令，並將會在本周內盡快簽署。

雖然這兩項指令距離真正執行還需要一些時間，但這傳達出了一個明確無誤的信號：這個新政府已經下定決心要推動化石燃料的生產和經濟活動，即使這些活動與一些環保措施相沖突。

行政令將激活傳統能源投資

第一項行政令旨在減少美國在能源領域對其他國家的依賴度，將指導環境保護署改寫2015年在限制既有發電廠溫室氣體排放方面的規定;同時還將指導內政部下屬的土地管理局(BLM)取消聯邦煤炭用地租賃禁令。

氣候行動計劃是奧巴馬於2013年公布的美國第一份全國氣候行動計劃，核心目標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大戶——發電廠的碳排放，並加強可再生能源發展。該計劃主要依靠總統的行政權力推行，並未通過國會立法，因此較易被特朗普推翻。

第二項行政令則將指導環境保護署和美國陸軍工兵部隊修改2015年的一項規定，即《美國水域(Wa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條例。該規定發表在《1972年清潔水法案》(1972 Clean Water Act)中，覆蓋了美國境內60%的水域，給予聯邦政府不只在主要水體，還有在濕地、河流和小溪這些水域的管理權力。這約束了那些有可能會汙染河流細小分支和間歇性水體的農業生產活動和發展。

特朗普此前就和不少工業組織一起批評過上述這些規定。他認為這是聯邦政府過度使用權力幹預經濟發展的行為。

雖然任何要中止上述政策的行動都會引發新的法律戰，並牽涉到需要耗時至少一年半的一系列工作才能落實。但不可忽視的是，這些行政令將直接影響發電廠、采礦、農業以及房地產等多領域的投資決策和經濟行為。顯然，新的總統令將會刺激傳統能源行業的發展。

在上周，特朗普就簽署了一項法案，中止了禁止露天采礦活動在附近水域傾倒垃圾的規定，並稱他很強烈地支持那些在他總統競選中大力支持他的采礦主們。“采礦是一個很大的生意。”特朗普在上周四說，“我從一開始就支持這些人的權利，未來我也不會忘記這點。”

正在實現競選時的承諾

推翻奧巴馬那些“損害”美國煤炭行業發展、減少化石燃料使用的減排計劃，是特朗普在競選時就反複強調的承諾。曾為特朗普環境保護署過渡團隊服務過的競爭企業協會高級研究員伊波爾(Myron Ebell)表示，如今特朗普是在“完成競選時做出的承諾”。

特朗普上任伊始，白宮網站就公布新計劃稱，特朗普政府承諾實現能源獨立，擺脫對OPEC產油國與任何對美國利益懷有敵意的國家的依賴。另外，美國本身擁有大量未開發的能源儲備，包括頁巖氣、石油和天然氣，預計總價值高達50萬億美元。因此，美國“必須充分利用”這些資源，重振“受到太久傷害”的美國煤炭產業，並將獲得的收入用於重建國內的道路、學校、橋梁和公共基礎設施上。

限制既有發電廠溫室氣體排放的“清潔能源計劃”是奧巴馬政府在氣候變化和環保領域的重要任務。這些將指導各州各個發電廠限制碳排放的規定將在2030年實現和2005年相比約三分之一的減排。

奧巴馬政府的環保政策在特朗普時代搖搖欲墜，但伊波爾也警告稱，落實這些指令“將需要時間，它可能是幾天、幾個月，甚至是幾年”。

“無用”的付費內容，能激活已經慢了十二年的豆瓣嗎？

三聲 2017-04-07 09:33

本文由三聲（微信ID：tosansheng）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秦泉。

上周五，詩人北島在豆瓣做了一期網友互動。

活動開始前好幾天，豆瓣就在主頁上醒目位置掛上了活動預告。這次互動的主題是＃北島與你聊聊詩＃，豆瓣網友與詩歌有關的問題，都可以向北島提問。

無論是對28年前移居國外，回國後沈寂多年的北島，還是對那些讀著他的詩長大的網友來說，這都是一件挺新鮮的事。

“作為一名詩人，您生活中是個什麽樣的人？”一位豆瓣網友問北島。北島的回答一如既往的誠實，他說自己“是個無聊的人，木訥而單調”，“每天在追逐時鐘的刻度”。

1個小時，28個問答，一場沒有在互聯網上引起什麽關註的在線互動（拋開網紅大咕咕咕雞的“搗亂”），北島對豆瓣網友的提問印象深刻。

如果不是這一次的合作，他生活中幾乎不接觸互聯網。實際上，幾個月前北島才在豆瓣工作人員的幫助下，開通了自己的豆瓣賬號。

3月8日，由他主編的《醒來——北島和朋友們的詩歌課》（下稱《醒來》）成為豆瓣付費產品豆瓣時間第一個上線的音頻節目，他的豆瓣賬號在5小時內增加了6000多粉絲。

豆瓣時間前期推出的兩款付費產品《醒來》和《白先勇戲說紅樓夢》

《醒來》的受歡迎程度超過了北島的想象。上線一周，定價128元的《醒來——北島和朋友們的詩歌課》，就賣出了超過一萬份。68歲的北島成了豆瓣的“新晉網紅”，有了自己的“迷妹”。

《醒來》的市場表現也超過了姚文壇的預期，不過作為豆瓣時間的負責人，豆瓣負責內容的副總裁，她覺得選擇“詩歌”作為第一個亮相的產品並不是一個困難的決定。

“不是有人說過，有兩種東西是最接近上帝的，一個是詩歌，一個是音樂。”姚文壇告訴《三聲》。“我們選擇了詩歌作為豆瓣時間的切入點，主要是與豆瓣氣質高度契合。”

你很容易在《醒來》體會到姚文壇所說的這種“豆瓣氣質”。比如在每一期的開頭，北島都錄了一段相同的開場白：“偉大的詩歌如同精神裂變，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其隆隆回聲透過歲月迷霧夠到我們。”

“透過歲月夠到我們”，也是豆瓣想要做的事。“原來的豆瓣用戶不再那麽活躍，他們的時間被分割了。”姚文壇說，“我們要重新激活這些人”。

走了十二年的豆瓣有一批有趣的用戶，但這群人始終處於一種“小國寡民”的狀態，大家在精神角落里各自“生長”著。豆瓣時間推出的背後正是此刻豆瓣的這種焦慮。

在《醒來》之後，豆瓣時間接著推出了《白先勇細說紅樓夢》。兩款付費內容的邏輯一樣，用文化名人的課程來與豆瓣上的豆瓣上的青年們互動。

為《醒來》讀詩的北島和他的朋友們

通過豆瓣時間上的付費專欄，通過文化名人來激發豆瓣僅僅只是一個小開始。豆瓣時間要做的一個更大努力是挖掘“潛水”在豆瓣里的各行業大咖，影評人、樂評人、攝影師未來都會囊括進豆瓣時間的付費體系中。

姚文壇則更願意使用“成長”這個詞，“豆瓣時間之所以叫豆瓣“時間”，更深層次意義在於，希望和用戶一起成長”。

詩歌到《紅樓夢》，豆瓣時間從“經典”開始

豆瓣時間推出的第一款內容付費產品《醒來》

豆瓣時間目前上線了兩檔欄目，《醒來》的“詩歌課”和《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不是爆款內容，沒法教人賺錢，這些“無用”的東西，賣得卻一點也不差。

在選擇內容的時候，姚文壇和她的團隊首先想到的，是把經典的內容請到豆瓣來。

這些“經典內容”包括詩歌、小說在內的文學作品，也包括電影、音樂，甚至是設計和建築。姚文壇和策劃組一起想了幾十個選題，然後挑選其中最能夠反映“豆瓣用戶需求”，同時能夠執行的進行推進。

過完年之後，多個選題項目就同時展開。在呈現形式上，有的是文字，有的是音頻，更多的是看項目的契合度，並沒有特別的偏好。

《醒來》和《白先勇細說紅樓夢》是最先“跑出來”的兩部作品。

把《醒來》定為第一檔欄目，也符合豆瓣最新提出的要做“精神角落”的定義。“大家見照在一個精神角落中，去享受他的時光，而詩歌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所以第一檔欄目《醒來》，就是’詩歌像一束光能照亮醒來的人們’，這樣一種精神氣質是非常契合豆瓣用戶的”。姚文壇告訴《三聲》。

《醒來》的原著為北島親自選擇編輯的詩歌選。在書籍已經成為熱銷品之後，版權方活字文化就考慮還需要更深層次的解讀，這樣才與豆瓣時間達成共識，要做一款音頻解讀類欄目。

這種形式天然區別於早先的播客類讀書節目。而在原作書籍的基礎之上，音頻欄目對這一文本進行更深層次的解讀。它不是讀書，而是更像講課。

在《醒來》中，豆瓣時間、活字文化與詩人北島共同挑選了其中52首詩歌，然後讓不同的詩人對相關的作品進行解讀。為了挑選合適的“講師”，北島和豆瓣花了不少時間。

“為什麽讓劉文飛去講普希金，因為他專門研究俄羅斯文學，也是一個翻譯家。他來講是最好的，最合適的。”姚文壇告訴《三聲》。

比找人更難的是讓他們以正確的方式“說話”。這些“講師”中大多是學者、大學教授，並沒有制作音頻的經驗。第一批錄音收上來，大家對結果都不滿意。最大的問題出在對場景的理解，“我們告訴講師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是在對一個人說話，而不是一群人。”姚文壇說。

《醒來》和《白先勇戲說紅樓夢》這兩款付費欄目，有兩個重要的合作方，分別為活字文化和理想國，雙方對欄目的敲定也是“順勢而為”。

姚文壇與理想國的合作要更早一些。2015年，理想國成立了“看理想”品牌，目的在“借助理想國豐富的作者資源，利用新媒體和技術手段，做多種形態的文化產品開發”。

隨後看理想推出了梁文道《一千零一夜》、陳丹青《局部》、馬世芳《聽說》、竇文濤《圓桌派》多檔文化類視頻節目，而姚文壇就是這些節目的制片人。

在與豆瓣合作付費專欄之前，雙方其實一直有小範圍的合作，如電子書、豆瓣紙書等等。這種合作關系延續到了豆瓣時間的項目中。

《白先勇細說紅樓夢》是雙方合作的第一個產品，從去年12月開始談，前後經歷了四個月。

節目的音頻編緝張登邑告訴《三聲》，其中最棘手的問題是課程錄音底本質量是無法更改。在剪輯過程中，有一張CD前30分鐘的錄音效果特別差。無奈之下，只能聯絡當時已經回到臺灣的白先勇，逐字打出了那段錄音的口語稿，重新錄制了一遍。

直到目前，豆瓣時間上專欄的制作和上線還沒有完全形成循環，姚文壇說從四月份開始會陸續走入正常軌道。

“無用”的豆瓣付費內容

在作家方軍看來，知識付費的興起來源於知識的豐饒，而非稀缺。內容的豐饒和無處不在，讓人們願意通過付費來篩選更有質量的內容。

真正引爆內容付費風潮的則是“明星”產品分答。2016年5月分答APP上線，在42天里交易額超過1800萬，引發了一場從明星到素人的狂歡，知識付費的口號開始流傳。

而從去年6月開始，喜馬拉雅FM轉型知識付費平臺，36氪付費專欄上線，羅輯思維專註於“得到”app，知乎live，微博開通問答等，內容付費成為各大平臺積極布局的領域。

豆瓣也推出了自己的內容付費產品—豆瓣時間。豆瓣時間的第一期節目《醒來》上線時也引發廣泛關註，一是由於內容付費這個大風口，另外則是豆瓣時間推出的欄目，氣質很獨特，足夠豆瓣。

事實上，內容付費在經過近一年的發展中，形成了兩種產品邏輯。

一種是類似“得到app”的電商平臺，羅振宇就曾表示羅輯思維的邏輯就是將知識榨去水分壓縮成“膠囊”餵給那些追求速度與效率的人群。另外一種則是類似於知乎、微博的平臺型邏輯，擁有足夠的用戶數，然後對用戶價值進行開發。

很顯然，豆瓣時間的邏輯屬於第二種，這也決定了目前豆瓣時間是生長在豆瓣App的一個內嵌功能，需要依托於1.5億豆瓣用戶數。

這種平臺型的產品邏輯或許也可以解釋“分答”為何從爆款逐漸寂靜，原因在於其沒有粘度高的固有用戶。而這正好是平臺型付費產品的優勢，對於平臺來講，它是一個增量，做好了可以，做差了對於平臺的消極影響也不大。

而在內容付費興起之後，首當其沖的則是個大平臺對於“知識明星”的爭奪。

事實上，這也正是姚文壇目前所面對的。“我這兩天突然發現一個很可怕的問題，就是有些平臺和文化人士簽合約，它以一種高頻率的節目形式塞滿主講人的時間，讓他們根本沒有空余的時間到其他平臺做節目”。

姚文壇所抱怨的是，這些主講人和節目不符合那些平臺的氣質，但是卻被資本吸引走。

對於內容付費前景的擔憂或許一直都在，曾有人談到，一般一個創作者所掌握的幹貨知識技能在半年的時間里就會講完，這也預示著這些“速食”型的欄目在後續中將會變得越來越水。

這也正是豆瓣時間想要做差異化的地方。某種程度上，豆瓣時間提供的是在當下環境中“無用”的內容。

對於這種差別化產品，姚文壇將豆瓣時間的意義概括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它是一種看似無用，但是對你的生命有意義的內容”。

“無用”的內容成為豆瓣時間在這個野蠻生長的內容付費領域最鮮明的特質。當然，這一切決定於目前的豆瓣，對於資本相對匱乏的豆瓣，這是一個既符合豆瓣氣質，又能迅速切入到這個市場的快速路徑。

回歸豆瓣用戶價值的挖掘

豆瓣時間上線的前一天，正好是豆瓣12歲生日。

在筆艾特紙的專欄中，作者指出豆瓣之所以慢，指的是商業。“因為就產品而言，無論在PC端還是移動端，豆瓣都一直在快速試錯和叠代”。

而在姚文壇看來，十二年發展過來的豆瓣已經積累了一批有趣的用戶，這群一二線城市的年輕用戶塑造了豆瓣的品牌。

姚文壇認可“精神角落”對豆瓣的定義，“處於喧嘯的互聯網生活當中，豆瓣能給你帶來內心美好感受的內容，它就是你一個精神的角落”。

事實上，豆瓣在商業層面上的慢，就是指豆瓣對用戶價值開發上的慢。豆瓣上有著近2.5億個精神角落，但這些角落間處於“不相往來”的狀態。

豆瓣目前要做的，就是打破這些角落間的隔閡，從而在一個廣大的用戶基數上發揮出規模效用。

事實上，豆瓣在去年開發用戶價值層面動作頗大。在豆瓣閱讀下面成立飛船影業，就是看中了豆瓣閱讀上豐富的原創文學作品。

但步伐還不夠快，這一階段使命落在了豆瓣時間上。

對於豆瓣來講，它已經建立起了堅實的工具型應用產品，如各種電影、圖書評分等，但缺少的正是內容型產品。

“豆瓣時間不僅僅是一個付費產品，很多人在做付費，我們也這樣做，但根本不是這樣，我們還是站在豆瓣平臺本身去考慮“，姚文壇對《三聲》說。

在首先啟用北島、白先勇這些站外名人為豆瓣時間站臺後，豆瓣時間的長遠目的是要挖掘豆瓣用戶里“潛水”的大牛們。站內評論人、音樂人、建築設計師、攝影師等等，將他們重新作為內容生產者，納入進這個體系之中。

目前的姚文壇正在做這件事情。四月中旬，豆瓣時間將推出一個付費的文字專欄，“他們全是非常年輕的創作者，但他們真的很棒”。

在豆瓣時間的計劃中，這群人本身就是豆瓣用戶，但“潛水”得很深。豆瓣時間則是將他們一一找出來，讓這群人進行創作，讓趣味相同的人去建構相同體系的內容產品。

“建構有體系的經典內容”，這是姚文壇在付費專欄層面想要達到的效果。“如果你是一個用戶，你訂閱了一個電影類的專欄，這一年你從專欄里對電影的了解也就很充足了”。

或許現在來看，對用戶的挖掘是豆瓣早該進行的。早起活躍於豆瓣的大牛們，在平臺本身沒有好的推薦機制後，在微信公眾號興起後紛紛轉移。某種意義上，公號也是內容付費產品。

很顯然，互聯網不僅喧囂，對用戶的爭奪始終在進行。對於目前的豆瓣來講，豆瓣時間的打法意在兩個層面，時間上，“好的內容和創作者在這會讓你在豆瓣上多花一點時間”，空間上來看，“這些內容讓豆瓣成為了一個線上文藝交流空間”。或許也可以換種表達方式，豆瓣只不過是想將以前沒有做好的內容層面，再做起來。

姚文壇則更願意用“成長”一詞。“從豆瓣時間開始，用戶價值的挖掘是我們重視的一塊。所以陪著用戶一起成長會放在豆瓣平臺成長中重要的一塊，陪著用戶成長豆瓣平臺自然也在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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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調查：郫都2萬畝土地如何激活

位於成都市郫都區唐昌鎮戰旗村老村委會地塊的第五季香境湖今年將竣工，與以往開發商從政府手中取得國土建設用地使用權不同，這是全國第二宗、四川第一宗掛牌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入市地塊。

2015年，郫都區等33個縣（市、區）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開展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地區。截至目前，郫都區共有29宗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入市交易，交易面積349.88畝，成交金額2.1億元。

由於試點得到積極推進，取得比較好的成果，2016年，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張德霖在郫都區調研時表示：“四川成都郫都、廣東南海和浙江德清成為全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的三駕馬車。”隨著試點推進，郫都區的經驗正在推動國家相關法律的修訂完善。

2萬畝潛在土地資源

戰旗村這宗地面積13.447畝，包括原村委會辦公樓、戰旗複合肥廠、預制廠。成交價格52.5萬元/畝，如果加上受讓人向政府繳納的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總價格超過60萬元/畝。鎮上的國有土地價格在70萬元~100萬元/畝，這宗土地與國有土地價格也比較接近。

戰旗村有一家被稱為成都“普羅旺斯”的“媽媽農莊”，是四川第一家規模化種植薰衣草的基地。受讓方想依托“媽媽農莊”建成集購物、餐飲、娛樂、酒店、文化、創意為一體的特色商業街。戰旗村也希望從傳統農業向旅遊業轉型，建設鄉村旅遊目的地。

媽媽農莊

戰旗村支書高德敏介紹，在出讓之前，戰旗村先召開了村民代表大會，啟動這項工作。戰旗村在2011年成立了戰旗村集體資產管理公司，鎖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1704人，村民代表大會授權由該公司對集體經濟組織資產和資源統一經營管理。

郫都區改革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入市主體的認定。郫都區統籌局負責人表示，《民法總則》出臺之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委會不具備法人資格，郫都區明確村委會、村民小組等自治組織，都不直接作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實施主體，而由具有市場法人資格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作為實施主體，經授權代表農民集體開展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的經營和入市。

獲得出讓收益款後，扣除土地整治成本和入市成本之後按照二八開比例進行分配，其中20%現金分配給1704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另外80%包括30%公益金、10%風險金和40%公積金的提取，其中公益金用於統繳社保、公共基礎設施維護等，公積金則用於集體經濟組織發展。

高德敏說，這宗土地交易後成交總額705.97萬元，扣除250萬元左右的成本，向1704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成員現金分配了88.61萬元，人均增收520元，提取公積金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股增值2600元。

2月15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上表示，激活農業農村內生發展動力，關鍵要打好兩場硬仗。一場硬仗是激活市場，另一場就是激活要素。被認為是重頭戲的激活要素就是深化農村土地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他以浙江德清為例介紹，“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第一錘是在德清，入市只有45塊地，不到400畝，成交額一個億。德清縣有1118塊地，一萬畝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下一步可以入市，如果都入市的話，可以帶來非常可觀的收益。最重要的是可以為當地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註入巨大的推動力，跟當年發展鄉鎮企業一樣。”

在推動這項改革之前，郫都區也對全縣全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進行了摸底。郫都區國土局相關負責人介紹，郫都區將2014年土地利用現狀數據庫中的集體建設用地數據及圖形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鄉規劃疊加，得到符合“兩規”（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鄉規劃）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數據圖斑總面積為2.29萬畝。結合權屬來源、入市可行性等因素，綜合確定試點期間可入市土地規模4932.79畝。

郫都區2萬多畝集體土地能夠入市將是很大一塊土地資源。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郭曉鳴表示，集體經營性建設土地入市，使得土地供給擴大，政府征地範圍縮小，征地矛盾會緩沖，而且也起到了資源配置優化的作用，城市房地產泡沫化也會有所緩解。

需求動力仍顯不足

不過，對於這樣巨大的市場，市場主體對此似乎還處於觀望階段。相比近5000畝可入市的體量，改革三年來，郫都區共出讓了29宗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其中，商服用地298.78畝，倉儲用地37.92畝，工業用地13.19畝。

郭曉鳴表示，從需求方來說，受讓方動力還是不足，他們對集體土地的使用還有所顧慮，而且金融機構進入也不足，與受讓方一樣，他們對法律改革的穩定性、可靠性有疑慮。

在試點政策中，郫都區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進行了用途管制，明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不能用於房地產開發，只能用於旅遊、商業、工業等。

一位土地整理項目的負責人道出了企業方面的考量：相比而言，企業取得國有工業用地價格可能更便宜；做房地產不行，如果做商業、旅遊業，則需要長期持有物業的資金實力，這就需要金融支撐。

如何在確保基本農田保護面積不減少、質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結合農村社會經濟特點，突破土地利用規劃管理模式，利用好集體建設用地是一個難題

郭曉鳴說，雖然戰旗村根據《郫都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抵押登記辦法》，成功向成都農商銀行抵押融資500萬元。但從實踐工作來看，絕大多數金融機構和投資人的後顧之憂仍未完全解除。金融機構除了土地之外，還會考慮建築物、附著物等因素。

2015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試點地區暫停實施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關於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不得出讓等規定，當年12月又決定授權試點地區暫時調整實施物權法、擔保法關於集體所有的耕地、宅基地使用權不得抵押的規定。

郫都區也鼓勵金融機構參與改革，采用了“一個機制、兩項獎勵”的融資鼓勵辦法，引導鼓勵企業融資。在農業銀行、成都農商行、郵政儲蓄銀行、村鎮銀行等6家試點金融機構先行先試的基礎上，鼓勵全區15家金融機構跟進。

其中，“一個機制”即創新風險分擔機制，將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納入農村產權抵押融資風險基金保障範圍，由市區兩級風險基金對收購處置的凈損失按4：6的比例分擔。“兩項獎勵”即對開展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抵押貸款的金融機構實施專項獎勵和信貸獎勵，為金融機構和投資人解除後顧之憂。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還面臨著規劃的限制，由於必須堅持耕地紅線不突破，集體土地入市不失控，試點地區都制定比較嚴格的規劃限制和用途管制。郭曉鳴說：“這些都是大尺度的規劃，沒有到具體地塊。”

郫都區國土局相關負責人也表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大多是零星分散的，而農村地區基本農田保護率高，建設用地發展空間狹小，就地入市和調整入市項目極易與現有基本農田布局沖突，如何在確保基本農田保護面積不減少、質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結合農村社會經濟特點，突破土地利用規劃管理模式，利用好集體建設用地是一個難題。

還有一個可能即將面臨的問題，試點政策沒有關於農村土地二級市場的明確意見，也就是說，當受讓方獲得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之後再次出讓現在沒有政策支撐。這個問題事關改革推進進程，已經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全國正在開展建設用地二級市場的試點改革工作，郫都區接到了國有建設用地和集體建設用地二級市場改革的工作，現正在擬定實施方案。

不僅如此，集體土地不像國有土地由土地儲備中心進行土地一級整理，集體土地上市前誰來投入？郫都區在試點過程中明晰了產權主體，將村集體經濟組織界定為土地入市主體，已經建立了65家資產管理公司。這些公司負責村集體包括土地等資產的經營管理，不過，受到人才等各方面因素影響，集體經濟組織運營管理能力參差不齊，這也制約著集體土地入市。

郫都區經驗推動修法

正是在這一系列破解難題過程中，郫都區積累了一些成功經驗：明晰產權主體，推動規範入市；圍繞“基礎管理、入市管理、配套管理”出臺了21個配套文件，形成了完備的規則體系；探索收益分配機制，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利益等。

其中，郫都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主體認定的做法，創新性地規定了集體土地所有權人可以委托企業法人或其他組織作為入市實施主體，以受托人的名義行使土地出讓人的相關權利。同時，按照《信托法》界定集體所有權人與受托人和土地使用者之間的法律關系，一方面賦予受托人全面的代表權利，另一方面將土地所有權及其收益隔離於受托人的自有財產，從而保護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土地財產權益。

另外，郫都區在統籌城鄉試點工作、探索集體建設用地流轉時，創新探索收取基礎設施配套費12%，這一實踐推動了國土部和財政部確定的收取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的決定。

郫都區的具體做法就是，參照國有建設用地征收標準，結合基準地價、規劃用途以及入市方面的差異實行分級劃分，由入市地塊的集體經濟組織按成交價總價款的一定比例向政府繳納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政府將此項調節金專項用於農村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真正實現取於農村、用於農村。

對內部分配的“二八原則”則是集體經濟組織將繳納的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和扣除拆遷整治成本後的土地收益，按照村民自治原則，將不低於土地收益的80%作為集體公積金和公益金，用於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和村莊公益設施，提高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剩下的20%則用於村民現金分配，讓村民實現財產性增收，有更多獲得感。

不過，郭曉鳴也表示，這種做法雖然符合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要求，兼顧了農民財產權利實現和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的要求，但由於缺少“農村集體資產管理法（條例）”，集體資產的管理和運營如果缺乏規範化監管，集體資產就可能出現貶值，甚至流失。

實際上，這只是試點面臨的其中一項現行法律不適應。郭曉鳴認為，在實踐中，因部分法律法規滯後於實踐、相互沖突和條款缺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地同價同權”存在關鍵性制約。盡快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對於全面深化改革極具重要性和緊迫性。

比如，按照產權主體明晰的要求，郫都區引導村民集體探索成立集體資產管理公司、農村股份經濟合作社（聯社）等具有市場法人資格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作為入市的實施主體，然而這類主體因缺乏法律界定，在工商登記、稅務管理、資產監管中往往遭遇障礙。從需求方看，《土地管理法》第60條和第63條也規定，除“集體經濟組織興辦企業或聯辦企業”以外，不允許其他市場主體獲得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

郭曉鳴帶領課題組長期跟蹤調研郫都區集體土地入市試點，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關於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修法的建議》，其中涉及土地管理法9條修法建議、房地產管理法1條修法建議、物權法3條修法建議和擔保法2條修法建議。

其中，現行擔保法規定，鄉（鎮）、村企業的土地使用權不得單獨抵押。以鄉（鎮）、村企業的廠房等建築物抵押的，其占用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抵押。郭曉鳴的課題組建議，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抵押應體現同地同權。可以規定，只有以出讓和出資兩種方式設立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以設定抵押。

按照部署，今年年底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入市試點改革就將完成。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出，統籌協調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今年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

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在今年兩會“部長通道”上介紹，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經全國人大法律授權，從2015年開始，全國有33個地區開展了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兩年多來，各試點地區堅守底線、大膽實踐，已經探索總結出一批可複制、可推廣的改革成果。

“按照立法與改革同步原則，我們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形成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待批準後，將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姜大明表示，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充分吸收了改革試點成果。

孫陶然：談移動互聯網時代如何激活組織

孫陶然 2017-04-25 14:57

本文由孫陶然（微信ID：strlkl）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孫陶然。

4月22日，拉卡拉董事長孫陶然在今今樂道讀書會以《移動互聯網時代如何激活組織？》為主題，與大家全面分享其多年創立運營企業的親身實踐和以文化帶隊伍的管理理念，深刻解讀作為企業經營者，如何讓組織與個人相輔相成完美融合，以致共同成長的等一系列熱點問題和革新之道。

以下為孫陶然先生的演講全文：

從2015年初開始，我反複的在拉卡拉強調要打造一個共生的系統，和很多大家聽到的其他系統不一樣，拉卡拉這個共生系統不是概念，是我們的活法，是我們日子的過法。在拉卡拉內部我把共生系統定義了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每個個體它的目標都是長成參天大樹，並不是說哪個子公司是紅花，哪個子公司要做綠葉，我們每個獨立的最小考核單位，它的目標都是要獨立長成參天大樹。

第二個特點，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母體來為每個個體提供營養和養分。換句話說，我們每一棵要長成參天大樹的小樹苗都不是在沙漠里生長，我們這個母體會給它們提供適合它們生長的營養、水分和空氣，這就是在我們體系內要有五個方面是統一的，即品牌、賬戶系統、用戶系統、生產系統、支付系統是統一的，這五個統一就是我們每個要長成參天大樹的那些小樹苗們生存的土壤。所以，每個個體都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是建立在母體已經提供的比較豐富的營養基礎之上。

簡單來講，我們的某一個BU，他更多的只需要去關註他針對哪一部分用戶，針對用戶的哪一部分需求，他提供什麽樣的產品，他針對前端的用戶界面做更多的努力就可以了，而後臺的各大系統、資源都有統一的支撐。這是我們定義的第二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我們母體鼓勵個體之間相互協作，但不封閉，我鼓勵拉卡拉的信貸體系使用我們的支付服務，但不限制說我們自己的支付只能給我們自己的公司，每一個都以獨立的長成自己細分領域數一數二為目標，母體為每一個子系統提供促進它生長，支持它生長的一些基礎，我們鼓勵彼此之間的合作。事實上在拉卡拉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之後，我們確實也是按照這樣一個共生系統的理念來去設計我們的組織架構，貫穿到我們的理念和文化中。

今天本來讓我分享的如何激活組織？我理解這個話題對於企業的領導者來講，就是如何去打造一個有活力的企業。前兩天我參加另外一個活動，當時跟我一起參加活動的一個嘉賓講了一個有趣的事，他說他遇到一個年輕的創業者，跟他聊天的時候抱怨說，我已經感到我們企業有點大企業病了，那個人說他們已經快到30人了。但其實並不可笑，一個不到30人的企業，那個創始人就感覺已經有點大企業病了。

我一個朋友在一個特別大的企業，這是一個中國的企業，但是現在全球化了，他跟我講，一個產品線的CEO要向14個人匯報，這14個人分布在全球。當然他們都講英語，但是他們來自於各個不同的國家。所以，當他們想招一個新的CEO的時候沒有人來，因為任何一個來的新的CEO如果進入到這個崗位上，首先對14個人匯報這件事他就搞不明白，更別談他怎麽去工作了。所以，我理解並不因為你企業是30人還是3000人才會有大企業病，30人的企業確實也可能有大企業病。

我第一次聽到組織活力這個詞大概是在1991年，當時我剛剛上大學，我們系里面開了一門課，那門課對我們的影響都蠻大的，特點就是每個星期的課請一個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青年經濟學者來講，每堂課都不一樣，我記得當年非常有名的一些經濟學者都來講了，其中有一個人講的我印象特別深，他就講當時的國企改革，他說我們的國企為什麽不好？是因為這些企業沒有活力，為什麽這些企業沒有活力呢？是因為這些企業沒有動力，為什麽沒有動力呢？是因為他們的體制不行，所以要進行體制改革。所以，我們得打造一個有活力的組織。

但是，自從我開始做企業之後，我相信每個企業的領導者都明白這一點，我們無時無刻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讓自己的公司不要成為一個有大企業病的組織。你別看拉卡拉，在我這麽重視之下，我們依然有這個問題。比如曾經有一個副總跟我抱怨我們某一個文件簽字需要8個人簽字，我當時都驚了，因為我作為企業的最高領導人，這是我最刻意避免的。我認為只有把自己的企業構造成一個有活力的企業，你作為最高負責人才睡得著覺。所以，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

我談一下我的體會，我認為在實操過程中解決這個問題有三個做法。

第一，我認為首先是體制問題。不論我是30人的企業，還是3000人，到底構造一個計劃經濟的組織還是市場經濟的組織，或者說是指令執行的體制還是教練運動員的體制。我認為這部分很重要。如果我們的企業構造成的是一個指令，執行這樣的一種體制，可以把它理解為有點像計劃經濟的體制。這個企業如果都是由他的CEO做所有的決策，他的每一個職能部門和每一個子公司的負責人都是執行指令的角色，那麽這個企業一定走不遠。如果這個企業他的最高級的負責人只是一個教練的角色，他的每一個獨立的個體都是一個運動員，運動員是要自己去參賽的，教練可以教你，可以訓練你，可以輔導你，不可能替你去參賽，如果你打造成這樣一個體制，我認為是企業走向活力的第一步，這其實也是我在拉卡拉想打造的一種體制。我一度認為我已經成功了，因為最近幾年拉卡拉的發展速度非常快，我們的獨立子公司已經發展到將近20個，而且跨了整個行業。但是，我的朋友們都說，看到我最近非常閑，就是拉卡拉做的越大，我越閑，這個確實是實際情況，也是我追求的，就是因為我在努力的打造這樣一種體制，我只是一個教練員，而我們的每個獨立子公司他們是運動員，獨立子公司的CEO是一個領軍人物，他有他的團隊，他們再去開創他們的事業。而恰恰是這樣的一種體制也讓我看到了另外一個很好的收獲，就是我們最近幾年創造出來的新的產品都是自下而上的，沒有任何一個產品說我提出來的，然後由我們下面子公司創新的。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一種體制是保證這個組織有活力的根本，它的核心是什麽呢？就是一定要變成是駕馭整個事情，而不是你所有的下級只是在執行幫助你做這個事情。第一種體制是把每個個體當做孩子，他認為孩子是什麽都不懂的，孩子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麽，所以不斷要指令下去。

第二種體制是它每個獨立的個體，自己該幹什麽，不該幹什麽。而作為上級，他只需要去給予一定的領導，所以，這一點上來講，其實特別像我們宏觀經濟里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我認為如果是自上而下的要進行指令式的這樣的一種體制，它是永遠體會不到的。為什麽呢？第一，隨著系統越來越複雜，你需要下指令的方向越來越多。第二，一個指令下去在執行過程中，周邊環境一變就需要下達調整指令，如果這時候沒有下達調整指令，下面的人就不會幹了，這就是我對計劃經濟及其關註的原因，而且我認為這個是有理論基礎的，因為現在在互聯網時代這個社會的複雜程度已經不是一維計算，而變成了多維計算。我念書的時候，我的老師告訴我們說國民經濟計劃管理就是這88行88列。但現在可能888行，888列，而且更是多維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是指令執行的公司體制，這個公司很難有活力，而一定要變成教練、運動員的這種體制，讓每一個獨立的部門獨立的去發展它的使命，而我們來承擔一種領導者的角色。

在拉卡拉我跟大家講，我認為領導者有三件事。第一，定方向。第二，當後援。第三，做協調。平級之間協調不了的事你去協調，我們就去幹這三件事，剩下所有事情都是下一級組織的事，而這樣就做到了公司越大，我往後退的越久，所以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體會。

第二點體會，就是如何讓這個企業有活力，我認為文化很重要，企業文化特別重要。你這個企業你的核心價值觀，包括你的方法論，以及所有的組織企業文化之間的模塊，企業文化非常非常重要。那麽，核心是什麽？核心就是企業的個性領導者有沒有主人感。

當然，你的文化要有核心價值觀，企業的規章制度很難把方方面面涉及到，需要文化里面凝聚的核心價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選擇了各級幹部，尤其是越高級的幹部是不是有主人感，如果都是這樣的人，並且我們的企業文化本身的實質也是這種創業團隊的企業文化。因為我們不可能對每件事都做出具體分析，所以我們只能看個性的管理，而個性的管理者其實是他的態度，這個態度的背後就是企業文化。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也是非常重要的。

假設開始一個新的創業，在企業文化這方面，我想我會更加堅定的在公司一開始創立的時候就確定企業文化，在軍規中我講到一個公司的創辦是兩個層面，物理層面的創辦我們都會，註冊下來，建立組織結構，招人。但是，還有一個精神層面的創立，就是為這個企業確立它的文化，這個很多創業者往往忽略。很多人認為企業大了才去做文化，我認為文化應該一開始去做。我還會更加堅定去做大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分廣義和狹義，狹義的企業文化我們講願景、使命、價值觀。在拉卡拉我們推行的是廣義的企業文化，拉卡拉的企業文化有五個板塊，除了核心價值觀作為第一板塊之外，我們還有十二條令，就是規定了十二條紀律。第三個板塊是方法論，拉卡拉的方法論是管事的方法。第四個板塊是我們的執行四部法，是管人的方法。第五個板塊是我們的管理三要素，我認為對初創企業非常有效。說到極端，我們可以把所有的規章制度全部拋棄，我們只要這五個板塊，拉卡拉如果按照這五個板塊去做，這個公司依然是有效率，有活力的企業。

第三，我認為是戰略。換句話講，我認為更多的在於企業最高負責人。尤其是對於初創公司來講，一把手非常的重要，一把手和團隊什麽關系呢？一個強的一把手，配上一個強的團隊，就是1+1>2，一個弱的一把手配上一個弱的團隊，1+1<2，作為企業，尤其初創企業一把手非常重要，這個企業有沒有活力，這個企業能不能殺出一條血路，主要看一把手。尤其在中國，如果沒有任正非，絕對不會有華為，如果不是柳傳誌領導聯想，也不可能走到今天。一把手對於一個組織，一個企業它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尤其是在早期的企業。所以，這個企業到底有沒有活力，有沒有創造力，一把手非常重要。那麽，一把手應該做什麽？就是戰略。你對這個企業制定了一個合適的、正確的戰略，這個企業很可能就是有活力，如果戰略錯了，這個企業很可能就沒有活力。

當然，在我們拉卡拉執行過程中，我們集中講戰略四個方面，目標、打法、資源和激勵，一把手能不能設計一個正確的目標，能不能設計出一套正確的路徑，能不能籌措到足夠的資源支撐這個目標和路徑，我們有一套足夠的激勵體系，我們認為戰略的四大要點，當然理論上戰略是非常複雜的東西，但是我們在實操里邊就簡化為這四點，這四點所組成的戰略我認為是這個組織有沒有活力非常強的東西。我認為解決體制的問題，解決企業文化的問題，解決戰略正確性的問題，會有助於我們去讓我們的組織，我們的企業做成一個有活力的企業，或者說如果我們企業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已經有點老化了，我們需要重新激活它，從這四個點去著想，也是有助於我們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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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陶然：談移動互聯網時代如何激活組織

孫陶然 2017-04-25 14:57

本文由孫陶然（微信ID：strlkl）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孫陶然。

4月22日，拉卡拉董事長孫陶然在今今樂道讀書會以《移動互聯網時代如何激活組織？》為主題，與大家全面分享其多年創立運營企業的親身實踐和以文化帶隊伍的管理理念，深刻解讀作為企業經營者，如何讓組織與個人相輔相成完美融合，以致共同成長的等一系列熱點問題和革新之道。

以下為孫陶然先生的演講全文：

從2015年初開始，我反複的在拉卡拉強調要打造一個共生的系統，和很多大家聽到的其他系統不一樣，拉卡拉這個共生系統不是概念，是我們的活法，是我們日子的過法。在拉卡拉內部我把共生系統定義了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每個個體它的目標都是長成參天大樹，並不是說哪個子公司是紅花，哪個子公司要做綠葉，我們每個獨立的最小考核單位，它的目標都是要獨立長成參天大樹。

第二個特點，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母體來為每個個體提供營養和養分。換句話說，我們每一棵要長成參天大樹的小樹苗都不是在沙漠里生長，我們這個母體會給它們提供適合它們生長的營養、水分和空氣，這就是在我們體系內要有五個方面是統一的，即品牌、賬戶系統、用戶系統、生產系統、支付系統是統一的，這五個統一就是我們每個要長成參天大樹的那些小樹苗們生存的土壤。所以，每個個體都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是建立在母體已經提供的比較豐富的營養基礎之上。

簡單來講，我們的某一個BU，他更多的只需要去關註他針對哪一部分用戶，針對用戶的哪一部分需求，他提供什麽樣的產品，他針對前端的用戶界面做更多的努力就可以了，而後臺的各大系統、資源都有統一的支撐。這是我們定義的第二個特點。

第三個特點，我們母體鼓勵個體之間相互協作，但不封閉，我鼓勵拉卡拉的信貸體系使用我們的支付服務，但不限制說我們自己的支付只能給我們自己的公司，每一個都以獨立的長成自己細分領域數一數二為目標，母體為每一個子系統提供促進它生長，支持它生長的一些基礎，我們鼓勵彼此之間的合作。事實上在拉卡拉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之後，我們確實也是按照這樣一個共生系統的理念來去設計我們的組織架構，貫穿到我們的理念和文化中。

今天本來讓我分享的如何激活組織？我理解這個話題對於企業的領導者來講，就是如何去打造一個有活力的企業。前兩天我參加另外一個活動，當時跟我一起參加活動的一個嘉賓講了一個有趣的事，他說他遇到一個年輕的創業者，跟他聊天的時候抱怨說，我已經感到我們企業有點大企業病了，那個人說他們已經快到30人了。但其實並不可笑，一個不到30人的企業，那個創始人就感覺已經有點大企業病了。

我一個朋友在一個特別大的企業，這是一個中國的企業，但是現在全球化了，他跟我講，一個產品線的CEO要向14個人匯報，這14個人分布在全球。當然他們都講英語，但是他們來自於各個不同的國家。所以，當他們想招一個新的CEO的時候沒有人來，因為任何一個來的新的CEO如果進入到這個崗位上，首先對14個人匯報這件事他就搞不明白，更別談他怎麽去工作了。所以，我理解並不因為你企業是30人還是3000人才會有大企業病，30人的企業確實也可能有大企業病。

我第一次聽到組織活力這個詞大概是在1991年，當時我剛剛上大學，我們系里面開了一門課，那門課對我們的影響都蠻大的，特點就是每個星期的課請一個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青年經濟學者來講，每堂課都不一樣，我記得當年非常有名的一些經濟學者都來講了，其中有一個人講的我印象特別深，他就講當時的國企改革，他說我們的國企為什麽不好？是因為這些企業沒有活力，為什麽這些企業沒有活力呢？是因為這些企業沒有動力，為什麽沒有動力呢？是因為他們的體制不行，所以要進行體制改革。所以，我們得打造一個有活力的組織。

但是，自從我開始做企業之後，我相信每個企業的領導者都明白這一點，我們無時無刻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讓自己的公司不要成為一個有大企業病的組織。你別看拉卡拉，在我這麽重視之下，我們依然有這個問題。比如曾經有一個副總跟我抱怨我們某一個文件簽字需要8個人簽字，我當時都驚了，因為我作為企業的最高領導人，這是我最刻意避免的。我認為只有把自己的企業構造成一個有活力的企業，你作為最高負責人才睡得著覺。所以，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

我談一下我的體會，我認為在實操過程中解決這個問題有三個做法。

第一，我認為首先是體制問題。不論我是30人的企業，還是3000人，到底構造一個計劃經濟的組織還是市場經濟的組織，或者說是指令執行的體制還是教練運動員的體制。我認為這部分很重要。如果我們的企業構造成的是一個指令，執行這樣的一種體制，可以把它理解為有點像計劃經濟的體制。這個企業如果都是由他的CEO做所有的決策，他的每一個職能部門和每一個子公司的負責人都是執行指令的角色，那麽這個企業一定走不遠。如果這個企業他的最高級的負責人只是一個教練的角色，他的每一個獨立的個體都是一個運動員，運動員是要自己去參賽的，教練可以教你，可以訓練你，可以輔導你，不可能替你去參賽，如果你打造成這樣一個體制，我認為是企業走向活力的第一步，這其實也是我在拉卡拉想打造的一種體制。我一度認為我已經成功了，因為最近幾年拉卡拉的發展速度非常快，我們的獨立子公司已經發展到將近20個，而且跨了整個行業。但是，我的朋友們都說，看到我最近非常閑，就是拉卡拉做的越大，我越閑，這個確實是實際情況，也是我追求的，就是因為我在努力的打造這樣一種體制，我只是一個教練員，而我們的每個獨立子公司他們是運動員，獨立子公司的CEO是一個領軍人物，他有他的團隊，他們再去開創他們的事業。而恰恰是這樣的一種體制也讓我看到了另外一個很好的收獲，就是我們最近幾年創造出來的新的產品都是自下而上的，沒有任何一個產品說我提出來的，然後由我們下面子公司創新的。

所以，我認為這樣的一種體制是保證這個組織有活力的根本，它的核心是什麽呢？就是一定要變成是駕馭整個事情，而不是你所有的下級只是在執行幫助你做這個事情。第一種體制是把每個個體當做孩子，他認為孩子是什麽都不懂的，孩子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麽，所以不斷要指令下去。

第二種體制是它每個獨立的個體，自己該幹什麽，不該幹什麽。而作為上級，他只需要去給予一定的領導，所以，這一點上來講，其實特別像我們宏觀經濟里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我認為如果是自上而下的要進行指令式的這樣的一種體制，它是永遠體會不到的。為什麽呢？第一，隨著系統越來越複雜，你需要下指令的方向越來越多。第二，一個指令下去在執行過程中，周邊環境一變就需要下達調整指令，如果這時候沒有下達調整指令，下面的人就不會幹了，這就是我對計劃經濟及其關註的原因，而且我認為這個是有理論基礎的，因為現在在互聯網時代這個社會的複雜程度已經不是一維計算，而變成了多維計算。我念書的時候，我的老師告訴我們說國民經濟計劃管理就是這88行88列。但現在可能888行，888列，而且更是多維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是指令執行的公司體制，這個公司很難有活力，而一定要變成教練、運動員的這種體制，讓每一個獨立的部門獨立的去發展它的使命，而我們來承擔一種領導者的角色。

在拉卡拉我跟大家講，我認為領導者有三件事。第一，定方向。第二，當後援。第三，做協調。平級之間協調不了的事你去協調，我們就去幹這三件事，剩下所有事情都是下一級組織的事，而這樣就做到了公司越大，我往後退的越久，所以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體會。

第二點體會，就是如何讓這個企業有活力，我認為文化很重要，企業文化特別重要。你這個企業你的核心價值觀，包括你的方法論，以及所有的組織企業文化之間的模塊，企業文化非常非常重要。那麽，核心是什麽？核心就是企業的個性領導者有沒有主人感。

當然，你的文化要有核心價值觀，企業的規章制度很難把方方面面涉及到，需要文化里面凝聚的核心價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我們選擇了各級幹部，尤其是越高級的幹部是不是有主人感，如果都是這樣的人，並且我們的企業文化本身的實質也是這種創業團隊的企業文化。因為我們不可能對每件事都做出具體分析，所以我們只能看個性的管理，而個性的管理者其實是他的態度，這個態度的背後就是企業文化。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也是非常重要的。

假設開始一個新的創業，在企業文化這方面，我想我會更加堅定的在公司一開始創立的時候就確定企業文化，在軍規中我講到一個公司的創辦是兩個層面，物理層面的創辦我們都會，註冊下來，建立組織結構，招人。但是，還有一個精神層面的創立，就是為這個企業確立它的文化，這個很多創業者往往忽略。很多人認為企業大了才去做文化，我認為文化應該一開始去做。我還會更加堅定去做大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分廣義和狹義，狹義的企業文化我們講願景、使命、價值觀。在拉卡拉我們推行的是廣義的企業文化，拉卡拉的企業文化有五個板塊，除了核心價值觀作為第一板塊之外，我們還有十二條令，就是規定了十二條紀律。第三個板塊是方法論，拉卡拉的方法論是管事的方法。第四個板塊是我們的執行四部法，是管人的方法。第五個板塊是我們的管理三要素，我認為對初創企業非常有效。說到極端，我們可以把所有的規章制度全部拋棄，我們只要這五個板塊，拉卡拉如果按照這五個板塊去做，這個公司依然是有效率，有活力的企業。

第三，我認為是戰略。換句話講，我認為更多的在於企業最高負責人。尤其是對於初創公司來講，一把手非常的重要，一把手和團隊什麽關系呢？一個強的一把手，配上一個強的團隊，就是1+1>2，一個弱的一把手配上一個弱的團隊，1+1<2，作為企業，尤其初創企業一把手非常重要，這個企業有沒有活力，這個企業能不能殺出一條血路，主要看一把手。尤其在中國，如果沒有任正非，絕對不會有華為，如果不是柳傳誌領導聯想，也不可能走到今天。一把手對於一個組織，一個企業它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尤其是在早期的企業。所以，這個企業到底有沒有活力，有沒有創造力，一把手非常重要。那麽，一把手應該做什麽？就是戰略。你對這個企業制定了一個合適的、正確的戰略，這個企業很可能就是有活力，如果戰略錯了，這個企業很可能就沒有活力。

當然，在我們拉卡拉執行過程中，我們集中講戰略四個方面，目標、打法、資源和激勵，一把手能不能設計一個正確的目標，能不能設計出一套正確的路徑，能不能籌措到足夠的資源支撐這個目標和路徑，我們有一套足夠的激勵體系，我們認為戰略的四大要點，當然理論上戰略是非常複雜的東西，但是我們在實操里邊就簡化為這四點，這四點所組成的戰略我認為是這個組織有沒有活力非常強的東西。我認為解決體制的問題，解決企業文化的問題，解決戰略正確性的問題，會有助於我們去讓我們的組織，我們的企業做成一個有活力的企業，或者說如果我們企業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已經有點老化了，我們需要重新激活它，從這四個點去著想，也是有助於我們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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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還是激活 單車制造搭車共享經濟

一年一度的中國國際自行車展如期召開，在通往展會的路上共享單車廣告隨處可見，“感覺中國自行車展快變共享單車展了。”一位參展觀眾如此感慨。

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自行車展不僅開辟了單獨的“自行車，共享城市發展”主題區域，將各家的單車陳列其中，還成立了首個中國自行車協會共享單車專業委員會，共享單車的誕生給中國自行車行業帶來久違的熱鬧。

百年老店尋變

“共享單車的到來把我們打懵了，影響更是超乎我們的預測。”上海鳳凰自行車有限公司(下稱“鳳凰”)總裁王朝陽告訴第一財經。時間倒回至十個月前，當時的自行車行業一直處於增長動力偏弱、總體需求疲軟狀態。一方面原材料及零部件價格下降加劇整車競爭;另一方面，勞動力成本攀升不斷侵蝕企業利潤空間。

根據中國自行車協會統計，生產方面，2016 年中國國內自行車總產量為 8005萬輛，同比下降0.26%，自行車行業的總體生產規模持續縮減。

另一方面，共享單車在國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鋪開市場。截至目前，根據中國自行車協會最新數據，去年共享單車產量達200萬輛，今年1月份至4月份共享單車產量約500萬輛至600萬輛，共享單車產量增長迅猛。

雖然共享單車的到來使得自行車的品種大幅下降，質量中低端化、品牌逐步邊緣化等問題逐步出現，但王朝陽認為未來共享單車會成為一種新常態。

“首先共享單車使得騎行成為一種新風尚，對於品牌有幫助。其次，因為騎行安全的需要，慢行交通規劃回歸城市，為騎行環境帶來更多便利。更重要的是物聯網、智能化、大數據迅速引導整個行業，對於傳統單車制造業的整個經營模式、銷售渠道、產品的結構帶來一定的調整和要求。”王朝陽說道。

鳳凰牽手ofo，協議約定將在未來一年采購500萬輛自行車，按照鳳凰2016年度公司運行情況來看，這將給鳳凰帶來4000萬元人民幣的收益。

選擇擁抱共享單車的並非鳳凰一家，擁有永久自行車品牌的中路集團已對其自主的單車分享應用Ubike和共佰(Gonbike)進行投資。富士達則於今年4月份接下ofo、騎唄、優拜單車等多家共享單車的訂單，訂單大至幾百萬輛，小的也有幾十萬輛。

加速優勝劣汰

擁有自行車研發檢測配套，成熟的自行車生產制造及供應鏈管理體系，鳳凰為何不自己入局共享單車?在王朝陽看來一方面傳統企業的風險意識太強，更多想到的是失敗所帶來的代價。

除此之外傳統單車制造商也缺乏相應的基因，這種基因更多指向互聯網的運作能力。此前鳳凰曾嘗試推出智能自行車，但缺乏互聯網的大力推廣和應用，銷量並不理想。

“無論是實心輪胎還是自發電裝置，甚至是帶有通信模塊的電子鎖具，這些都是自行車傳統企業多年前就發明出來了，直到共享單車出現這些頂尖技術才真正走進千家萬戶，自行車行業也實現了久違的產量爆發式增長和利潤提升。”ofo副總裁馬野銘表示。

共享單車的到來也加速了整個行業的洗牌。河北省邢臺市平鄉縣被稱為自行車小鎮，當地的自行車企業年產達4000萬輛，從零配件到整車生產配套完善。伴隨電動車的興起，當地的自行車產業一度受到很大沖擊，不少自行車廠轉型運動車或兒童車。

從今年開始平鄉縣一些具備規模的自行車廠，例如河北恒馳自行車零件有限公司、邢臺友捷科技有限公司等開始接到共享單車的訂單，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訂單讓這些工廠變得頗為忙碌。與此同時，因為共享單車的到來，傳統自行車銷量下滑，靠低價走量的雜牌自行車企業已經瀕臨倒閉，面臨共享單車訂單量的爆發式增長，小工廠的產量和生產能力不足接單，工廠間的合並變得更為尋常。

“以全新的組合方式出海，無疑有助於提振傳統自行車廠商的出口銷量，而這種合作也讓傳統品牌的年輕化和智能化變得更順理成章。”上海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品牌研究中心王新新告訴記者。

在展會上共享單車也吸引了不少老外的關註，來自英國創業公司Pony bikes的創始人兼CEO Paul-Adrien Cormerais和自己團隊的成員在小鳴單車展位前駐足詢問了許久，最後他掏出200元人民幣買了一把智能鎖，他告訴記者他們正在做技術上的準備，並計劃將這種模式落地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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