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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繼偉：下一步將義無反顧地改革房地產稅制

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將於23日至24日在四川成都舉行。這是9月G20杭州峰會前的最後一次部長級磋商，也是今年財長會議的收官之作。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指出，實現創新驅動是我們國家今後五年的理念之一，實現共享也是我們的理念之一。但是創新驅動有時會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樓繼偉稱，中國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是比較高的，2014年占GDP的2.05%，政府投入占其中的21%。

具體怎麽實現鼓勵創新的稅收政策?樓繼偉認為有兩個方面實現途徑。第一個方面是我們剛剛進行的營業稅改增值稅，這是非常有利於專業化的，也是方便創新的。另外一個方面是我們在破除過去的障礙，比如政府研發的投入可以作為實施單位的收入，可以作為激勵股權。

關於稅收包容性的問題，樓繼偉稱，我們應該改革所得稅制、改革房地產稅制才能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遺憾的是這個到目前我們還沒推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體制問題，另外是會涉及到利益調整，這是最難得到統一的。只要是真正的收入再分配，就會受到真正的阻礙，這是一個難題。這也是我們認為我們義無反顧要做的事情。

同時樓繼偉指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全球經濟的有效性正在消退。G20應加強政策溝通，促進全球經濟複蘇;改善稅收政策以支持經濟增長，推進稅收改革，打擊避稅行為。各國應消除投資壁壘。

（綜合自騰訊新聞、和訊網）

樓繼偉G20談國企違約：援助但不兜底！

7月19日，東北特鋼宣布其8.7億元定向債務融資工具實質違約，這已是東北特鋼今年第7次違約。此外，今年以來中國鋼鐵煤炭等行業的違約案例不斷增多，其中不乏央企，令這波企業違約潮受到了高度關註。

2016年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舉行。當被問及“中央財政將對化解國有企業風險發揮什麽作用”時，中國財長部部長樓繼偉幽默地用英語回應稱：“help but not bailout!”(中文意為“援助但不兜底”)

樓繼偉表示，目前雖然企業債務率高企，也發生了幾宗違約，但沒有系統性、區域性債務風險爆發。

“至於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何時參與，當出現系統性風險，將對經濟造成巨大損失的時候，公共財政不得不介入，”但樓繼偉強調，“這是納稅人的錢，要評估這給納稅人的損失，不輕易進行財政幹預。”

不過，樓繼偉也稱：“政府不能不作為，而作為就是預防，即宏觀審慎監管。就重大金融風險而言，尤其是‘太大而不能倒’(TBTF)的金融機構，這會對國家經濟產生災難性影響，這時宏觀審慎管理就要及早防範。”

隨著經濟轉型壓力加大、國企剛性兌付不斷打破，今年先是中鐵物資，近期也成為首個債券申請暫停交易央企公司；7月12日，已有多項債券違約紀錄的東北特鋼於上海清算所網站發布公告稱，該公司2013年度第一期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未能按期足額償付本息，已構成實質性違約。

就當前情況看，地方政府能夠向其國企提供的實際支持存在重大局限性，近期的違約事件正好支持了這個看法。

“部分行業存在產能過剩問題，中央政府正推動產能過剩行業的重組，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認為，除非地方政府持有的發行人所從事的業務與國家重要政策緊密一致，或是中央政府擔心違約可能會造成廣泛的系統性影響，否則中央政府對此類發行人給予支持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穆迪企業融資董事總經理劉長浩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正是因為剛性兌付的逐步打破，投資者資金流向優質資產的情況會持續，導致實力較弱的發行人面臨再融資壓力。劉長浩表示，由於未來12個月內在境內市場會有超過4萬億元由中資企業發行的債券(即企業債券、公司債券、中期票據和商業票據)到期，因此產能過剩行業再融資風險的增加和行業的持續弱勢會導致未來12~18個月境內債券市場發生更多的違約事件。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中國企業債務占GDP的比例已達到145%。與此同時，中國在推進供給側改革，以減少煤炭和鋼鐵等行業的產能，而這兩行業都在國內債券市場的發行量較高。因此，未來12~24個月企業提高杠桿率的空間很小。

樓繼偉：結構性改革進展和成效低於預期

7月24日下午，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主席國新聞發布會在成都舉行。

在發布會上，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G20成員已經做好準備積極應對英國“脫歐”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希望看到英國今後作為歐盟的密切夥伴。會議指出G20正在采取行動增強信心和促進增長，並重申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目標。

樓繼偉說，結構性問題已成為主要問題，結構性改革進展和成效低於預期。中國推動G20加強結構性改革，取得了許多亮點和突破。會議核準了G20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在4月華盛頓會議確定的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基礎上，制定了結構性改革的指導原則，並通過了一套監測和評估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會議指出G20在落實增長戰略方面已取得新的進展，將在杭州峰會前完成增長戰略更新和問責報告。

各國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達成共識。會議歡迎11家多邊開發銀行在《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的聯合願景聲明》中做出的量化目標等承諾，宣布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核準了《G20/OECD基礎設施和中小企業融資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文件》。會議支持有效落實《G20/OECD公司治理原則》和《G20/OECD中小企業融資高級原則》。

樓繼偉表示，國際稅收合作方面取得豐碩成果。中國將建立國際稅收研究中心，為發展中國家稅收能力建設作出貢獻。

【媒體提問】

》媒體：國內企業債務違約問題很容易轉化為銀行債務風險，中央財政和各級地方財政在化解風險過程中將發揮什麽樣的作用？ 

樓繼偉：首先，我想強調的是：目前有些企業的債務率是比較高，個別企業也發生了違約問題，但並未爆發系統性或區域性的債務風險。 

只有出現系統性或區域性債務風險、將對經濟造成巨大損失時，公共財政才需要介入。財政的錢都是納稅人的錢，在介入救助前，需要評估救助措施對納稅人造成的損失有多大，也就是說，不能輕言幹預。但也不是說，政府就不作為。政府要依法加強宏觀審慎管理，預防風險，尤其是對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因為，當他們發生災難性風險時，事實上就“綁架”了政府，為了經濟安全，政府不得不為它們買單。因此，要及早防範，這也是一種作為。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媒體：2014年布里斯班峰會提出到2018年使G20整體GDP額外增長2%的目標，目前時間已經過半，G20各國將如何推動目標如期實現？ 

樓繼偉：會議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總體認為，實現布里斯班峰會實現的目標並不是大問題，但仍然需要作出很多努力。因為2%的目標是“額外”增長2%，“額外”就涉及基準問題。布里斯班峰會以來，經濟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IMF做了分析，認為目前G20國家在結構性改革、基礎設施投資等方面已經落實了一些承諾，如果不采取新的措施，這將使G20到2018年額外增長1%左右，距離2%的目標還差一半。最終各成員國達成共識，大家將各自采取政策措施，努力實現2%的增長目標，體現G20成員國的責任與擔當。 

》媒體：關於應對全球經濟形勢的手段措施，美方與中方的判斷有所差異。請問您如何看待這種差異？ 

樓繼偉：采取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等一切政策工具來提升GDP、推動包容性增長是G20成員的共識。我個人認為，美國在促進短期複蘇方面的結構性改革任務少一些。長期來看，在推動實現經濟包容性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美方更多強調的是有財政政策空間的國家要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美方也強調要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采取措施，只是側重點更多放在需求層面。中方同樣認為，應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發力，包括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特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配合結構性改革進程。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在供給側，重點是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管每個國家在需求和供給層面的側重點不太一樣，但大家對於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提升結構性改革指標體系中的勞動生產率是有共識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的勞動生產率都在下降，改革的結果就是要提升勞動生產率。當前全球經濟複蘇乏力，不確定性增大，這使得大家更容易形成共識。 

樓繼偉：義無反顧推進所得稅和房地產稅制改革

7月23日，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作開場發言。（新華社記者 李鑫/圖）

7月23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成都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稅收高級別研討會上表示，中國正在營改增和研發支出所得稅加計扣除方面做努力，但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更為有效的所得稅制和房地產稅制改革，因為信息收集、征管能力及利益調整問題，很遺憾地還未推出。

不過，對於是否應該開征房地產稅，民間亦有不少反對聲音。

經濟學家許成鋼近日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雖然所有發達國家都征房地產稅，而且房地產稅幾乎是所有發達國家地方稅的主要來源。但是，發達國家與中國的土地制度存在差異，需要從法理上理清後，再討論房地產稅。

具體如，發達國家是私有土地制度。私有土地制度的意思是，政府不存在靠賣土地獲得收入的手段。因為土地是私有的，那麽地方政府是依賴征收房地產稅來解決地方財政問題。而且征收房地產稅也都是地方議會決定的，意思就是按照地方的意願決定。而中國是城鄉二元土地公有制，地方政府已經是在靠賣土地和出租土地獲得收入了。

此外，按照稅收法定原則，開征房地產稅還需人大立法並審議通過。

目前，房地產稅法被列入本屆全國人大五年立法規劃中。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向媒體表示：“本屆人大任期是到2017年底，因此，預計房地產稅法最快將在2017年底前通過，慢的話可能會在2017年底提交審議，在下一屆人大任期內通過。”

即便屆時立法通過，如何征收房地產稅仍是難題。北京一位資深稅收專家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因為房地產估值，也就是最終要交多少稅，是一個複雜的計稅過程，還要得到納稅人的認可。此外，如果要普遍征收，例如小面積房產也要交稅，那麽對稅務機關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亞投行挖角：樓繼偉一句話，臺下的亞行高管就動心了

9月1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下稱“亞投行”)宣布了對第五位副行長的任命，來自法國的隆格瑪(Thierry de Longuemar)將出任亞投行副行長兼首席財務官(CFO)，於9月29日正式就職。

隆格瑪自2011年開始擔任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行”)副行長，主管財務和風險管理。隆格瑪是繼哈米德·謝里夫(Hamid Sharif)之後又一位由亞行轉投亞投行陣營的高管。今年4月14日，亞投行宣布，任命亞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哈米德·謝里夫為亞投行合規、高效及廉政部總幹事。

開業運營9個多月來，亞投行從亞行、歐洲複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下稱“世行”)等已有多邊開發機構吸引了很多優秀人才。這體現了亞投行作為“新機構”的吸引力和專業影響力，也讓外界對亞投行在已有機構經驗基礎上如何創新更加期待。

更搶眼的是，一場“新”“老”多邊開發機構間人才流動與人才競爭的大幕已經開啟。

“這一場人才大戰，是遲早會到來的，一定會到來，而且已經到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李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這場人才大戰拉開大幕，是必然的一個階段。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李巍認為，亞投行的籌建和開業初期，是“朋友圈”的比拼，此前亞投行工作的重點是吸取更多成員國參加;隨著成員國逐漸穩定下來，亞投行開張運營，接下來重點就是爭奪人才。

亞投行像創業團隊

隆格瑪被委以重任。在亞投行五位副行長順位中居於第二位，同時兼任首席財務官。其實，隆格瑪在今年4月已被任命為首席財務官，此次任命其實是升職。

亞投行公布的信息顯示，隆格瑪“將負責在金融和財務管理上發揮戰略和技術領導力，來確保亞投行可持續的財務實力和金融資源的穩定增長”。同時，他還負責建立並保證亞投行具有出色的評級以支持亞投行整體的使命。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宣布隆格瑪的任命時說，隆格瑪將為亞投行帶來他數十年高度相關的工作經驗，這將幫助隆格瑪在接下來幾年服務好亞投行。隆格瑪工作上將向金立群匯報。

亞投行合規、高效及廉正部門負責人謝里夫本人的經歷，也是亞投行人才之戰的另一個生動案例。今年6月26日下午，亞投行首屆年會在北京中國大飯店舉行。

當時，亞投行創立以來的001號項目——巴基斯坦 M4國家高速(紹爾果德與哈內瓦爾段)貸款項目即將在亞投行、聯合融資合作方亞行、項目對象國巴基斯坦三方代表的見證下簽署。

謝里夫擁有巴基斯坦和英國雙重國籍，原本僅是過來簽約現場“圍觀”。但他與三方都有緊密聯系的特殊身份，讓他成為簽約現場的一個焦點。參加簽約見證的各方都邀請謝里夫一同合影留念。

任職亞投行前，謝里夫從2012年7月開始擔任亞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他1993年加入亞行，歷任亞行法律總顧問、中央業務服務辦公室首席主任等職位。

在他擔任亞行駐中國首席代表期間，正逢亞投行經歷籌建成立的兩年。2015年3月，是亞投行籌建中輿論最焦灼的時刻。當時亞投行已經有了1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英國等歐洲國家躍躍欲試，但迫於美國壓力又多有顧慮。美國和日本方面對中國成立亞投行的揣測和攻擊，屢屢見諸報端。

當時擔任亞投行籌建秘書處秘書長的金立群，受邀到中國高層發展論壇答疑解惑，爭取更多學界政策界人士支持亞投行。

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與亞行行長中尾武彥就是否存在“最佳實踐”展開激辯，樓繼偉以“沒有所謂最佳實踐，只有更好的實踐”做出回應時，坐在臺下的謝里夫點了點頭，笑了。活動結束後，謝里夫就找到金立群，溝通了解情況，並給予鼓勵。

在亞投行首屆年會上，走廊里、新聞發布會後的現場，謝里夫都會遇到熟人，有的是亞行的老同事，有的是此前在亞行任職時長期合作的其他多邊開發機構的同行，還有此前擔任亞行中國代表結識的媒體。

這些老朋友在祝賀謝里夫的同時，都會問問，在亞投行如何?謝里夫說，“這里沒有50多年的歷史，感覺更像是一個創業團隊，一切都需要開創。”

李巍表示：“亞投行成功與否，取決於能否吸引到全球最優秀的金融人才，特別是優秀的有開發銀行工作經驗的人才能否加入亞投行。”

實現全球招聘，機構間合作大於競爭

亞投行資深聯絡官(Principal Communication Officer)孫元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亞投行的副行長以及人才都通過公開的全球招聘程序來進行。即通過亞投行官網和各個途徑發布招聘的信息，由競聘者申請職位，通過亞投行的嚴格錄用程序，遴選出來。

亞投行目前招聘了一些來自世行、亞行等“老”國際多邊開發機構的高管和人才。亞投行另一位副行長、負責政策與戰略的德國人馮·阿姆斯貝格(Joachim von Amsberg)此前在世行擔任負責開發性金融的副行長，也曾在世行擔任負責運營政策和國家事務的副行長。

孫元江介紹，亞投行是新成立的國際金融機構，建立初期特別希望借鑒一些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經驗，包括人才。所以在招聘人員上，特別是高管，特別註重其經驗，希望這些人才把他們以前的豐富經驗帶到亞投行來，為亞投行做出新的貢獻。

孫元江還強調，亞投行是全球招聘，擇優錄取。如果申請者有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工作經歷，會比其他申請者條件更具優勢，總體上是在公平透明競爭的基礎上擇優錄取。

的確，“全球招聘，擇優錄取”本身就是亞投行這一新國際多邊開發機構的獨特之處。

即便是世行，至今都沒有實現全球招聘，世行和亞行的職位招聘仍然要依據人才來源國是不是成員國，以及通過成員國在銀行中所占的股份大小來決定招聘人數。目前其他多邊開發銀行行長和副行長的任命，仍不完全基於專業技能，有些基於政治安排。

李巍非常看好亞投行全球招聘、任人唯賢唯能的人才理念，他認為這對於亞投行這樣一個新興銀行非常必要，“不分國籍、不分種族，只強調能力的錄用人才的標準，體現了亞投行正在向更加成熟和國際化的多邊開發銀行的方向邁進。”

孫元江表示，不存在亞投行和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在人才方面的競爭，大家都可以自由招聘，國際人才也是自由流動的。

同時，孫元江也承認，亞投行作為一個新的國際金融機構，在借鑒其他機構經驗的同時，在創立初期，如何形成自己的機構文化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亞投行一直強調“精幹、廉潔、綠色”的核心價值觀。孫元江介紹，所有招聘來的人和工作方向都朝著這個核心價值努力，亞投行也會利用人才的特長，創造屬於亞投行的特色文化。“目前經營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還是取得了很多的進展和成就。”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了解到，在多邊開發機構之間的人才競爭與流動很正常，世行的工作人員可能去非洲開發銀行任職，而非洲組織里也有亞洲人才。在人才流動背後，也不乏人才自身職業發展機會與路徑的選擇，期待到新機構能獲得更高的職位、更廣闊的空間。

在某多邊開發機構工作的項目官員對記者表示，亞投行和亞行，以及亞投行和世行作為國際組織之間的合作，遠大於競爭。亞投行首批項目中就有與亞行和世行聯合融資的項目;在亞投行的籌建過程中，世行和亞行都給予了巨大支持和協助。

樓繼偉：正采取措施堵住地方政府非正規發債渠道

中國正在采取開啟“前門”和堵住“後門”的措施控制地方政府債務擴張。

近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2016年第四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會後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前期為應對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們采取了擴張投資的刺激性政策，現在地方政府債務仍在隱性擴張，我們對此高度關註，已經開了“前門”，並正在采取措施堵住非正規發債渠道，規範發債行為。總體來說，中國政府債務風險還是可控的。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2015年實施的新預算法賦予地方政府依法適度舉債融資權限，從而開啟了地方政府舉債的“前門”。

地方政府通過公開發行政府債券形式來融資的規模也逐年加大。2015年地方政府新增債券規模擴大為6000億元，2016年這一數字進一步擴大為11800億元。

除了開啟地方政府舉債“前門”，近些年中央政府也加大力度堵住地方舉債“後門”。

比如，2014年10月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下稱地方債43號文)提出，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融資平臺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債務。

與此同時，中央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限額管理，給地方債務設“天花板”。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為16萬億元，2016年這一數字為17.2萬億元。

根據財政部數據，2015年全國政府性債務率為41.5%，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9.2%，兩者均低於國際警戒線(分別為60%和90%~150%)，風險可控。

不過，地方債務管理仍面臨不少難題。

2015年底，樓繼偉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國務院關於規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工作情況的報告時，指出地方政府債務規範管理存在三大難題。

首先，地方償債壓力較大，風險防範不容忽視。現階段，地方面臨“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雙重壓力，在財力增長放緩、特別是土地出讓收入持續下滑的形勢下，地方償債能力下降，一些地區債務規模較大，個別地區存在發生局部風險的可能性。

其次，違規舉債、變相舉債仍有發生，監管難度較大。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違規舉債，或為企業舉債違規提供擔保承諾等;個別金融機構繼續為地方政府違規舉債提供支持，並要求政府進行擔保。“明股暗債”等變相舉債行為時有發生，監管難度較大。

今年6月29日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表示，審計署抽查部分地區發現，至2015年底，浙江、四川、山東和河南等4個省通過違規擔保、集資或承諾還款等方式，舉債余額為153.5億元。有的地方出現一些隱性債務，內蒙古、山東、湖南和河南等4個省在委托代建項目中，約定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支付建設資金，涉及融資175.65億元;浙江、河南、湖南和黑龍江等4個省在基礎設施建設籌集的235.94億元資金中，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對社會資本兜底回購、固化收益等承諾。

最後，建立規範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任務艱巨。融資平臺公司缺乏持續穩定的經營性現金流，自身“造血”能力較弱，與政府的關系短期內難以厘清，制約了市場化轉型的進程;或有債務處置涉及面較廣、情況複雜，加大了處置難度，等等。

盡管如此，中央政府也正在加快規範地方債務管理。

這包括今年進一步擴大發行置換債券至5萬億元，來置換地方政府存量債務，降低地方利息負擔。加大推進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來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債務。

各地已經相繼出臺了規範當地債務管理的意見，加強風險防控和應急機制建設，推進融資平臺公司市場化轉型和融資。

另外，國務院也加大對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行為的監督和懲處力度。對地方違法舉借債務、違反規定替企業償債以及在國務院批準的外債轉貸以外為其他債務提供擔保的，依據預算法和擔保法有關規定追究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的責任，並向社會公開。

同時，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對違法違規向融資平臺公司提供融資的金融機構，監管部門依法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

樓繼偉卸任財政部長，三年來財政改革紮實推進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7日經表決免去樓繼偉的財政部部長職務，任命肖捷為財政部部長。

自2013年3月出任財政部部長後，三年任期，樓繼偉一直致力於新一輪財稅改革中。消息公布之前的11月4日，樓繼偉在北京的一場研討會上表示，中國現代財政制度建設邁出實質性步伐，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取得決定性進展，稅收制度改革進展明顯，財政體制改革穩步推進。

如今樓繼偉謝幕，財稅改革依然任重道遠。多位專家表示，財稅改革既是主角，又是配角。財稅改革不僅要改好財稅制度自身，還需要為其他改革提供支撐。需要站在時代和中國發展階段的高度，對中國的財稅體制進行一次重構。

財稅改革全面啟動

樓繼偉和財政改革之間頗有淵源，他親自參與過1994年分稅制改革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在出任財政部部長前，樓繼偉歷任上海體改辦副主任，國家體改委宏觀司司長，貴州省副省長，財政部副部長，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等職。

在擔任財政部長期間，樓繼偉推動了多項財稅制度改革，包括改革預算管理制度，完善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建立政府性債務管理體系，探索建立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加強財政結轉結余資金管理，盤活財政存量資金等。

在稅制改革方面，樓繼偉推動了全面開展營改增試點、推進資源稅改革試點、環境稅改革立法;探索建立地方稅體系，推動房地產稅制改革;研究推出綜合和分離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等。

樓繼偉在2014年對媒體表示，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不是政策上的修修補補，更不是揚湯止沸，而是一場關系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刻變革，是一次立足全局、著眼長遠的制度創新和系統性重構。

樓繼偉有著鮮明的個人風格。今年兩會期間財政部記者會上，樓繼偉表情豐富，時而嚴肅，時而活潑，隨後他的表情包在網上廣為流傳。他的率直和隨性，不同於一些公開場合辭令嫻熟的官員——樓繼偉的一些公開言論會引發外界爭議。

樓繼偉以直言著稱。他曾直言當前勞動合同法有問題，勞動者工資上漲過快，影響投資積極性，最後傷害的仍是勞動者利益。今年初，三大國際評級機構有兩家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樓繼偉在回應外界提問時表示：“我們並不是特別care他那個評級”，“所以不必一個一個去拜他們的碼頭，這些情況已經擺在那里了”。

三年來財稅改革

在樓繼偉任財政部長的這三年里，“財政”的定位從財政本身上升到“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

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和財政部的具體執行下，一批頗受社會關註的財稅改革方案陸續出臺。

2014年6月，《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財稅改革三大主要任務明確：改進預算管理制度，深化稅收制度改革，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

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初，國務院先後印發《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權責發生制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改革方案》、《關於改革和完善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的意見》，改革方案逐步落地。

2015年起，新《預算法》正式實施：建立三年滾動預算編制制度，加強中期財政規劃管理；完善政府預算體系，實行全口徑預算;改進預算控制方式，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健全透明預算制度，全面推進預算公開；完善轉移支付制度，規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

在稅制改革方面，樓繼偉曾公開表示，稅制改革重點鎖定六大稅種，包括增值稅、消費稅、資源稅、環境保護稅、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

2016年8月，國務院印發《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建立現代財政制度三大任務中最模糊的一個——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總體方案終於浮出水面。

2016年5月1日起，我國全面實施“營改增”，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7月1日起，實施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及水資源稅改革試點。

2016年7月，樓繼偉在成都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稅收高級別研討會上表示，將義無反顧地推進改革所得稅制和房地產稅制。11月4日，樓繼偉在北京表示，環境保護稅、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等改革也正在積極推進。

此外，樓繼偉擔任財政部部長期間，還完善了中央和地方事權及支出責任劃分，全面推動積極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促進在公共服務領域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完善財政投入及管理方式。

改革任務依然艱巨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三年來，中國財稅體制改革全面啟動，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有些方面的改革比預期的要早要快。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稅制改革、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都按照既定的目標有序推進，尤其是全面推開營改增，實施大規模地減輕稅負，也是我國現代稅制的進一步完善。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鄧淑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近兩年在預算公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財政透明有很大進步。新修訂的《預算法》、《國務院關於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決定》，建立了預決算公開的法律和制度框架，而中央政府層面不斷加大預決算公開力度。

楊誌勇認為，下一步改革任務依然非常艱巨，財稅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環，需要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套，其他改革也需要財政資金的支持。

“也有些人說改革比較慢，但是改革是有規律的，如果條件不成熟，貿然推進可能會帶來新的問題，需要協調各方面的利益。方案的制定和實施過程既有利益的關系，也有純粹技術上的因素。”楊誌勇說。

新財稅主義理論提出者、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治理研究項目負責人高連奎表示，改革效果雖然明顯，但總體來說目前的財稅體制僅局限在一個點、一個稅種的改革，我們需要的是一次頂層設計層面的財稅改革，這樣才可以讓大多數人受益。

關於繼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方向，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財稅學院教授龐鳳喜表示，我國實體經濟領域仍然需要減稅減費和減負。因此，在稅制建設上，應通過著眼於面向自然人的稅收征管體系建設，加強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社會保障稅等稅種建設，努力提升直接稅比重，優化稅制結構。在財政支出管理上，應通過明確基礎養老金的中央財政責任，盡快推出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

楊誌勇表示，如果財稅改革舉步維艱，那麽其他改革同樣會裹足不前。財稅改革既是主角，又是配角。財稅改革不僅僅要改好財稅制度自身，還需要為其他改革提供支撐。財稅改革需要有全面的、更接地氣的一攬子方案，分期分步實施，讓短期與中長期改革方案實現有機結合。

樓繼偉在其新著《中國政府間財政關系再思考》的序言這樣寫道，政府間財政關系問題研究起來相對容易，但解決起來需要長期不懈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對我國這樣的大國尤其如此。

肖捷被任命為財政部部長 樓繼偉不再擔任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7日經表決免去耿惠昌的國家安全部部長職務、李立國的民政部部長職務、黃樹賢的監察部部長職務、樓繼偉的財政部部長職務，任命陳文清為國家安全部部長、黃樹賢為民政部部長、肖捷為財政部部長。

肖捷簡歷：

肖捷，男，漢族，1957年6月出生，遼寧開原人，博士研究生，1976年3月參加工作，1985年8月入黨。

1976年3月至1978年10月，北京市機械局機械研究所、機電研究所工人;

1978年10月至1982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財政金融專業學習;

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財政部綜合計劃司長期計劃處幹部;

1987年1月至1991年12月，財政部綜合計劃司長期計劃處(長期計劃預測處)副處長(其間：1987年11月至1989年4月赴聯邦德國進修);

1991年12月至1993年11月，財政部綜合計劃司長期計劃預測處處長(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掛職任遼寧省阜新市計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1993年11月至1994年7月，財政部綜合計劃司副司長;

1994年7月至1998年7月，財政部綜合與改革司副司長(1992年9月至1995年7月，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財政專業在職研究生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4年9月至1995年7月，在中央黨校一年制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

1998年7月至2000年6月，財政部綜合司司長;

2000年6月至2001年9月，財政部國庫司司長;

2001年9月至2005年7月，財政部副部長、黨組成員，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2004年10月任)，中央保健委員會委員(2002年7月任

2005年7月至2007年8月，中共湖南省省委常委、副省長;

2007年8月至2013年3月，國家稅務總局黨組書記、局長;

2013年3月至2016年11月，國務院副秘書長(負責國務院辦公廳常務工作，正部長級)。

中共第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委員。

樓繼偉社保改革綱領：避免高福利陷阱

卸任財政部長後，樓繼偉已履新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業內人士證實了這一消息。不過，截至發稿時，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官方網站上並未更新，目前該理事會理事長仍顯示為2013年上任的謝旭人。

10日上午，財政部機關召開了司局級以上幹部會議，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和新任部長肖捷完成了工作交接。隨後，樓繼偉正式到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報到。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此前四任理事長中，除了戴相龍，其余三位(劉仲藜、項懷誠、謝旭人)均曾任財政部長。

擔任財政部長三年多，樓繼偉多次以公開演講、撰文的形式表達對社保制度改革的諸多看法，回應輿論關切。他將為社保基金理事會帶來的，是一套卓有見地的社保改革體系，而其中的部分措施，正在變為現實。

這位學者型官員的“夢想”之一，是全力抓好養老和醫療兩大重點，進一步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樓繼偉在其新書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即使有些想法一時難以實現，但至少也要讓後代人感到前人的思考與夢想。

避免陷入“高福利陷阱”

去年3月，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年會上表示，社會保險是保險屬性，而非普遍認為的公共財政屬性。養老保險的這一屬性，也決定了其缺口的補齊，不能完全留給公共財政。要劃撥部分國有資產補充社保缺口，從而在此基礎之上就有條件適時降低社會保險的費率。

2014年底，樓繼偉在中國社科院社會保障國際論壇上表示，中國自1998年建立起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統賬結合”模式，積累式的個人賬戶是主流，自2000年從東北開始試點做實，遇到了很大阻力。做實的阻力在於代際成本無法化解，道德風險無法控制。樓繼偉強調，中國的養老保險改革“不能再等，要快”，財政部會對社保改革進行擔當。

上任財政部長不久，樓繼偉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會上表示，不太傾向把外匯儲備的資金用於社會保險資金。外匯儲備資金是有成本的，央行資產負債表一方作為資產，同時對應的負債是有成本的。他同時表示，社會保險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如果不把這些制度的漏洞堵上，提供一些約束，給多少錢也會吃光。
樓繼偉多次公開表示，在社保制度改革過程中，首先必須立足基本國情，以保基本為優選目標，防止高福利傾向。樓繼偉在《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一文中指出，要防止脫離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的實際情況，超出財政承受能力，以拔苗助長的方式來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和提高保障待遇水平，避免重蹈一些國家陷入“高福利陷阱”的覆轍。

樓繼偉在文章中稱，“十二五”時期，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日趨健全，體制改革深入推進，保障人群持續增加，保障水平也明顯提高；但必須看到，“目前社會保障制度設計和運行還存在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風險隱患不容忽視”。

樓繼偉所說的風險隱患是指“社會保險制度沒有體現精算平衡的原則，基金財務可持續性較差”。他認為，政府、企業、個人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責任分擔機制不合理，收入保障和提供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的職責過度向政府集中，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服務機構運行機制比較僵化。

因此，樓繼偉認為，進一步深化社會保障特別是社會保險制度改革，要按照精算平衡的原則，對現有政策進行系統梳理和評估，堅持公平與效率、權利與義務、統一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科學合理設定制度參數、待遇計發辦法，促進社會保險基金自求平衡，實現制度長期穩定運行。

樓繼偉還表示，要按照“全覆蓋”的要求，掃除參保的“盲點”和“死角”。通過優化整合制度、加強政策銜接、提高統籌層次，有效解決社會保障制度碎片化問題。逐步弱化城鄉、地區、群體之間的社保政策和待遇水平差異，進一步體現公平性。

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

樓繼偉認為，養老和醫療是社保制度改革的兩大重點。在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面，下一步的重點任務是完善職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制度，實現職工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豐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來源渠道，逐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

此外，他還提出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加快發展補充養老保險，鼓勵職工參加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推動建立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建立基本養老金合理增長機制，以職工和居民收入為基礎合理確定基本養老金水平，建立綜合考慮收入增長、物價變動等主要因素的正常調整機制。

關於改革醫療保險制度，樓繼偉認為，應健全醫療保險籌資機制和報銷比例調整機制，合理強化醫保個人繳費責任，增強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制度的社會保險屬性。改革醫保支付方式，推進按人頭付費、按病種付費和總額預付等複合付費方式，控制醫療費用不合理快速增長。積極鼓勵發展企業和個人共同負擔的補充醫療保險以及個人投保的商業健康保險，完善個人購買商業健康保險的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優惠政策。

自2013年樓繼偉擔任財政部長起，財政性撥入社保基金的金額逐年增加。其中2013年財政性凈撥入全國社保基金554.32億元。2014年，財政性撥入全國社保基金資金和股份552.64億元。2015年，財政性撥入全國社保基金資金和股份706.40億元。

公開資料顯示，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為國務院直屬正部級事業單位，是負責運營全國社保基金的獨立法人機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於2000年8月設立，是國家社會保障儲備基金，由中央財政預算撥款、國有資本劃轉、基金投資收益和國務院批準的其他方式籌集的資金構成，專門用於人口老齡化高峰時期的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支出的補充、調劑，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負責管理運營。

截至2015年末，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管理的基金資產總額達1.91萬億元，基金權益合計1.80萬億元。其中，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有1.51萬億元，比上年增長21.6%；此外，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受托管理的8個試點省(區、市)做實個人賬戶資金共有1149.25億元；還有廣東省和山東省委托資金1732.88億元。2015年，全國社保基金投資收益總額共計2287.04億元，收益率達到15.14%。

樓繼偉就任全國社保基金會理事長、黨組成員

24日從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網站獲悉，近日，社保基金會召開副處級以上幹部會議，黨組書記、副理事長王爾乘同誌主持會議。

會上，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鄧聲明同誌宣布了中央關於社保基金會主要領導職務調整的決定：樓繼偉同誌任社保基金會理事長、黨組成員，謝旭人同誌不再擔任社保基金會理事長、黨組成員職務。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為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由國務院直接領導。成立於2000年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是國家社會保障儲備基金，由中央財政預算撥款、國有資本劃轉、基金投資收益和國務院批準的其他方式籌集的資金構成，是中央政府專門用於社會保障支出的補充、調劑基金。

樓繼偉簡歷：

樓繼偉，男，漢族，1950年12月生，浙江義烏人，197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年2月參加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數量與技術經濟系經濟系統分析專業畢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現任亞投行理事會主席、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

1968年至1978年南海艦隊4009部隊戰士，首鋼總控室、北京自動化研究所工人;

1978年至1984年先後在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

1984年至1988年歷任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財金組主任科員、副組長(副處級)，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物資經濟研究所成本價格室主任(正處級);

1988年至1995年歷任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副局級)，國家體改委宏觀調控體制司司長;

1995年09月至1998年03月任貴州省副省長;

1998年03月至2007年02月任財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2007年02月至2007年09月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正部長級)、機關黨組成員兼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籌備組組長;

2007年09月至2008年07月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2008年07月至2013年03月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

2013年03月任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2016年01月任亞投行理事會主席);

2016年11月任亞投行理事會主席、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

第十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八屆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