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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繼偉：結構性改革進展和成效低於預期

7月24日下午，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主席國新聞發布會在成都舉行。

在發布會上，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增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G20成員已經做好準備積極應對英國“脫歐”公投帶來的潛在經濟和金融影響，希望看到英國今後作為歐盟的密切夥伴。會議指出G20正在采取行動增強信心和促進增長，並重申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目標。

樓繼偉說，結構性問題已成為主要問題，結構性改革進展和成效低於預期。中國推動G20加強結構性改革，取得了許多亮點和突破。會議核準了G20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在4月華盛頓會議確定的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基礎上，制定了結構性改革的指導原則，並通過了一套監測和評估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會議指出G20在落實增長戰略方面已取得新的進展，將在杭州峰會前完成增長戰略更新和問責報告。

各國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達成共識。會議歡迎11家多邊開發銀行在《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的聯合願景聲明》中做出的量化目標等承諾，宣布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核準了《G20/OECD基礎設施和中小企業融資工具多元化政策指南文件》。會議支持有效落實《G20/OECD公司治理原則》和《G20/OECD中小企業融資高級原則》。

樓繼偉表示，國際稅收合作方面取得豐碩成果。中國將建立國際稅收研究中心，為發展中國家稅收能力建設作出貢獻。

【媒體提問】

》媒體：國內企業債務違約問題很容易轉化為銀行債務風險，中央財政和各級地方財政在化解風險過程中將發揮什麽樣的作用？ 

樓繼偉：首先，我想強調的是：目前有些企業的債務率是比較高，個別企業也發生了違約問題，但並未爆發系統性或區域性的債務風險。 

只有出現系統性或區域性債務風險、將對經濟造成巨大損失時，公共財政才需要介入。財政的錢都是納稅人的錢，在介入救助前，需要評估救助措施對納稅人造成的損失有多大，也就是說，不能輕言幹預。但也不是說，政府就不作為。政府要依法加強宏觀審慎管理，預防風險，尤其是對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因為，當他們發生災難性風險時，事實上就“綁架”了政府，為了經濟安全，政府不得不為它們買單。因此，要及早防範，這也是一種作為。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媒體：2014年布里斯班峰會提出到2018年使G20整體GDP額外增長2%的目標，目前時間已經過半，G20各國將如何推動目標如期實現？ 

樓繼偉：會議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總體認為，實現布里斯班峰會實現的目標並不是大問題，但仍然需要作出很多努力。因為2%的目標是“額外”增長2%，“額外”就涉及基準問題。布里斯班峰會以來，經濟形勢發生了一些變化。IMF做了分析，認為目前G20國家在結構性改革、基礎設施投資等方面已經落實了一些承諾，如果不采取新的措施，這將使G20到2018年額外增長1%左右，距離2%的目標還差一半。最終各成員國達成共識，大家將各自采取政策措施，努力實現2%的增長目標，體現G20成員國的責任與擔當。 

》媒體：關於應對全球經濟形勢的手段措施，美方與中方的判斷有所差異。請問您如何看待這種差異？ 

樓繼偉：采取財政、貨幣和結構性改革等一切政策工具來提升GDP、推動包容性增長是G20成員的共識。我個人認為，美國在促進短期複蘇方面的結構性改革任務少一些。長期來看，在推動實現經濟包容性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美方更多強調的是有財政政策空間的國家要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美方也強調要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采取措施，只是側重點更多放在需求層面。中方同樣認為，應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發力，包括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特別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配合結構性改革進程。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在供給側，重點是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管每個國家在需求和供給層面的側重點不太一樣，但大家對於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提升結構性改革指標體系中的勞動生產率是有共識的。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的勞動生產率都在下降，改革的結果就是要提升勞動生產率。當前全球經濟複蘇乏力，不確定性增大，這使得大家更容易形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