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不一樣的觀眾與聽眾,更重視內在心靈、自我成長,而非一味追求外在比拼的態度
里約奧運落幕了。這次運動會創下諸多歷史紀錄,也衍生不少話題——新聞醜聞皆有,榮耀汙點齊出,太多故事可供媒體報道。當然無論如何,沒有人會忘記遊泳好手傅園慧。關於這位爆紅明星,她就是自己最好的批註,無須再說些什麽。但傅園慧那句“雖然今天並不是冠軍,但是我已經超越了自己”,至少會永遠留在我的心里,也讓我想起最近聽到的一場音樂會。
2016年7月初,來自北京的中央音樂學院副教授鄒翔,在臺灣演奏了蕭邦作品二十五的十二首練習曲以及二十世紀作曲巨擘利蓋蒂的全套三冊《練習曲》——後者自然是音樂會重點。這不只是此曲全集的臺灣首演,也是極其罕見,能在一場音樂會中聽完全本利蓋蒂《練習曲》的音樂會。這十八首練習曲個個刁鉆,其中幾曲之難,足令天下鋼琴家聞之色變。要在一場音樂會中彈完全集,對技藝、腦力和體力的嚴峻挑戰可想而知。我非常高興鄒翔帶來精彩演出,更欣喜他彈出了自己的聲音,把樂曲內化成自己的生命。
要公開演奏如此作品,自然得讓身體獲得肌肉記憶,鍛煉自己成為頂尖運動員——雖然其中有幾首,見諸錄音或我所聽過的現場演奏,至今仍無人能夠完美忠實符合樂譜要求。但也正因如此,每位鋼琴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逼近心中的完美——即使完美並不存在。“所有朝向完美的想法都是錯誤的,因為完美並不存在,”傳奇鋼琴大家堅尼斯(Byron Janis)曾這樣說,“就算完美存在,那也是一個死的狀態,因為任何的改變都會破壞這個狀況。如果本身不會改變,即使彈得再好都是死的……當然人們可以追求完美,但千萬別把完美當成目標。”
堅尼斯所提醒的,其實不難理解,雖然現實中並不容易做到。太多人把心放在是否贏別人,卻忘了贏自己更為可貴。這在體育競賽尤其嚴重。“更快、更高、更強壯”(Citius,Altius,Fortius)——這是奧運在1894年的創始核心宗旨,追求人類更進步的體能表現。那是以自身反映全體,不斷追求卓越,而非只是贏別人而已。“最重要的並非獲勝而是參與”,奧運另一則格言,強調的也是如此精神。得到金牌很好,但比賽獲勝並不一定就代表自我進步與成長,可能僅是對手的失誤與退步。獎金與名聲固然令人目眩神迷,不少人心里也只追求獎金與名聲,但如果傅園慧那句“雖然今天並不是冠軍,但是我已經超越了自己”能夠得到廣大共鳴(她也沒說過一句要和其他人爭勝比拼的話),或許我們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有更不一樣的觀眾與聽眾,更重視內在心靈、自我成長,而非一味追求外在比拼的態度。
這也是為何鄒翔演奏的利蓋蒂,聽眾除了見證奇觀,更能獲得共鳴與感動的原因。所有辛苦自虐的準備並非為了要勝過別人,而是讓自己保持警醒專註,在一次次磨練中追求進步。已經成功演出過梅西安的《二十聖嬰凝視》和利蓋蒂全本《練習曲》的鄒翔,無論接下來還要挑戰什麽,希望他都能不忘初心。也希望聽眾終能體會:重要的不是贏別人,而是超越自己,千萬別讓爭強好勝腐蝕了心靈。
(作者為音樂學博士)
目前,“承包工程建設”業務和“海外並購”業務成為“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兩種主要業態形式。
不過,鑒於“一帶一路”規劃涉及國家眾多、資金巨大,不僅有必要對目的國的風險挑戰進行正確評估,還需要在評估之後進行有效的風險管控。
鑒於工程項目不可轉移、前期投入資金較多,一旦遭遇風險致使項目中斷,會給承包商帶來巨大的固定資產和應收賬款損失。“以利比亞內戰為例,政局動蕩造成中資企業十多人受傷,企業工地、營地遭到襲擊搶劫,直接經濟損失達15億元人民幣。再加上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項目暫停,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估計超過200億元。”中債資信國家風險部高級分析師樊少華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對於政治、經濟和匯率等宏觀層面的風險,企業需要密切關註東道國相關領域的形勢變化,提前做好風險預判。”
標誌性政府項目易受風險沖擊
據商務部介紹,今年前三季度,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4191份,新簽合同額745.6億美元,同比增長26.1%,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0.4%。
其中,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承攬的埃及新首都建設項目合同額達27億美元,是前三季度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中標的最大承包工程項目。
目前,中國已和30多個國家簽署了合作協議,未來5年將與相關國家共同推進中蒙俄等六大經濟走廊建設。最顯著的是基礎設施項目方面的合作,比如印尼的雅萬高鐵、匈牙利-塞爾維亞鐵路、中國-俄羅斯東線天然氣管道、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中國-哈薩克斯坦(連雲港)物流合作基地等。
不過,正如樊少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的,由於海外工程承包項目投資規模較大,往往由政府部門組織建設或由國際社會援建,具有鮮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一旦東道國發生政治動蕩、出現政權更叠或者經濟形勢惡化等風險事件,這些標誌性的政府項目極易受到風險的沖擊。
美亞保險(AIG)責任險部和特殊金融險部負責人詹銘輝則告訴本報記者,承包工程建設業務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重大發展領域之一,常見的風險來源包括建工風險、人員安全和自然災害。
在建工風險方面,樊少華指出,工程承包項目施工周期長,項目結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約定,使得項目結匯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項目部分人工、采購成本支付國際化,因此,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其次,“如果合同條款設計複雜、參與主體多元化,合同管理難度較大,容易產生風險。”樊少華表示,“國際上各種技術標準存在差異,中國標準未獲國際認可,也會給中國承包商海外施工帶來不便。”
在人員安全方面,詹銘輝則指出,鐵路交通、能源開發等基礎設施援建是目前中國海外工程拓展的重點項目,多位於政治、經濟相對不穩定的地區。企業除要考慮項目本身的風險,更需要考慮其員工在境外的人身財產安全問題,特別是在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阿富汗等高風險區域。
並購潛在政治風險
對於海外並購業務,詹銘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一帶一路”的支持下,未來幾年中國企業跨境並購的數量、覆蓋範圍、交易金額都會持續增長,並購交易的激增也會使優質資產的競爭變得更為激烈。
樊少華指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進行並購交易的過程中,首當其沖的是面臨政府部門嚴格審查的風險。
比如,被並購企業所在國的監管部門可能會在既有的審批要求中附加更加嚴格的審核條件,從而延緩並購的交易流程。樊少華指出,最近,中國化工收購先正達的交易,就因歐盟監管機構要求並購雙方提供更多的附加資料,導致並購完成時間被推遲至2017年。
更有甚者,監管部門迫於政治壓力,可能否決並購交易。樊少華表示,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的並購項目多次碰壁,其中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比如2016年,澳大利亞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和香港長江基建集團收購澳洲電網。
通常,企業在並購交易過程或並購後整合中所面臨的風險來自兩個方面:買賣雙方有可能由於信息不對稱而導致損失,以及一樁並購交易往往需要通過長時間的交涉去確定潛在的風險和未知因素。詹銘輝指出,這不僅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及財力,也有可能導致企業錯失並購的最佳時機。
管控“走出去”風險
那麽,要如何管控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呢?
樊少華表示,為防止政府違約風險,企業需充分了解當地政府的經濟和財政狀況,當政府不能按時支付階段性工程款時,需要及時對政府信用進行評估判斷,切忌持續墊付資金推進項目,而某企業在承建非洲某國機場新航站樓工程時就出現過類似情況。
對於合同風險,樊少華認為,中國企業應該高度重視合同談判,認真審核合同條款,合理利用合同中的關鍵條款保護自己的權益,同時充分履行總承包商的職責增強對合同的把控力和執行力。“對於技術標準差異導致的施工障礙,中國企業應該與業主方深入溝通,在征得對方技術認可的情況下可以采用中國標準。”樊少華說道。詹銘輝則表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承包商通過購買綜合責任保險來轉移海外業務經營的風險。
在“海外並購”方面的風險,樊少華指出,外國政府的外資審查制度並不一定是專門針對中國企業的,但要想規避風險,中國企業還得不斷完善自身的風險管控能力:在選取並購目標之前,要做好盡職調查,不僅要從經營業務的角度考察並購項目自身的發展前景,還要挖掘並購項目的外在風險,比如項目的政治敏感度問題,充分評估外在風險對並購項目的負面影響。
詹銘輝則表示,利用並購保證保險作為買賣保證,為買賣雙方規避交易完成後的利益損失,也是一種轉移風險的途徑。實際上,合理運用並購保證保險可提高其在競標過程中的競爭力,這樣的戰略使用也逐漸成為並購交易中的策略和剛需。
這樣一來,如果同時面對有多個資質相當的買家競標的話,賣家會傾向於選擇有保險的買家交易,原因在於賣家在交易完成後就可以得到資金並撤出,不用擔心長期風險。
目前,“承包工程建設”業務和“海外並購”業務成為“一帶一路”戰略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兩種主要業態形式。
不過,鑒於“一帶一路”規劃涉及國家眾多、資金巨大,不僅有必要對目的國的風險挑戰進行正確評估,還需要在評估之後進行有效的風險管控。
鑒於工程項目不可轉移、前期投入資金較多,一旦遭遇風險致使項目中斷,會給承包商帶來巨大的固定資產和應收賬款損失。“以利比亞內戰為例,政局動蕩造成中資企業十多人受傷,企業工地、營地遭到襲擊搶劫,直接經濟損失達15億元人民幣。再加上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項目暫停,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估計超過200億元。”中債資信國家風險部高級分析師樊少華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對於政治、經濟和匯率等宏觀層面的風險,企業需要密切關註東道國相關領域的形勢變化,提前做好風險預判。”
標誌性政府項目易受風險沖擊
據商務部介紹,今年前三季度,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4191份,新簽合同額745.6億美元,同比增長26.1%,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0.4%。
其中,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承攬的埃及新首都建設項目合同額達27億美元,是前三季度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中標的最大承包工程項目。
目前,中國已和30多個國家簽署了合作協議,未來5年將與相關國家共同推進中蒙俄等六大經濟走廊建設。最顯著的是基礎設施項目方面的合作,比如印尼的雅萬高鐵、匈牙利-塞爾維亞鐵路、中國-俄羅斯東線天然氣管道、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中國-哈薩克斯坦(連雲港)物流合作基地等。
不過,正如樊少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的,由於海外工程承包項目投資規模較大,往往由政府部門組織建設或由國際社會援建,具有鮮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一旦東道國發生政治動蕩、出現政權更叠或者經濟形勢惡化等風險事件,這些標誌性的政府項目極易受到風險的沖擊。
美亞保險(AIG)責任險部和特殊金融險部負責人詹銘輝則告訴本報記者,承包工程建設業務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的重大發展領域之一,常見的風險來源包括建工風險、人員安全和自然災害。
在建工風險方面,樊少華指出,工程承包項目施工周期長,項目結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約定,使得項目結匯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項目部分人工、采購成本支付國際化,因此,與制造業、能源礦產等直接投資項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匯率波動風險的影響。
其次,“如果合同條款設計複雜、參與主體多元化,合同管理難度較大,容易產生風險。”樊少華表示,“國際上各種技術標準存在差異,中國標準未獲國際認可,也會給中國承包商海外施工帶來不便。”
在人員安全方面,詹銘輝則指出,鐵路交通、能源開發等基礎設施援建是目前中國海外工程拓展的重點項目,多位於政治、經濟相對不穩定的地區。企業除要考慮項目本身的風險,更需要考慮其員工在境外的人身財產安全問題,特別是在敘利亞、伊拉克、也門、阿富汗等高風險區域。
並購潛在政治風險
對於海外並購業務,詹銘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一帶一路”的支持下,未來幾年中國企業跨境並購的數量、覆蓋範圍、交易金額都會持續增長,並購交易的激增也會使優質資產的競爭變得更為激烈。
樊少華指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進行並購交易的過程中,首當其沖的是面臨政府部門嚴格審查的風險。
比如,被並購企業所在國的監管部門可能會在既有的審批要求中附加更加嚴格的審核條件,從而延緩並購的交易流程。樊少華指出,最近,中國化工收購先正達的交易,就因歐盟監管機構要求並購雙方提供更多的附加資料,導致並購完成時間被推遲至2017年。
更有甚者,監管部門迫於政治壓力,可能否決並購交易。樊少華表示,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的並購項目多次碰壁,其中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比如2016年,澳大利亞以國家安全為由否決了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和香港長江基建集團收購澳洲電網。
通常,企業在並購交易過程或並購後整合中所面臨的風險來自兩個方面:買賣雙方有可能由於信息不對稱而導致損失,以及一樁並購交易往往需要通過長時間的交涉去確定潛在的風險和未知因素。詹銘輝指出,這不僅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及財力,也有可能導致企業錯失並購的最佳時機。
管控“走出去”風險
那麽,要如何管控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風險呢?
樊少華表示,為防止政府違約風險,企業需充分了解當地政府的經濟和財政狀況,當政府不能按時支付階段性工程款時,需要及時對政府信用進行評估判斷,切忌持續墊付資金推進項目,而某企業在承建非洲某國機場新航站樓工程時就出現過類似情況。
對於合同風險,樊少華認為,中國企業應該高度重視合同談判,認真審核合同條款,合理利用合同中的關鍵條款保護自己的權益,同時充分履行總承包商的職責增強對合同的把控力和執行力。“對於技術標準差異導致的施工障礙,中國企業應該與業主方深入溝通,在征得對方技術認可的情況下可以采用中國標準。”樊少華說道。詹銘輝則表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承包商通過購買綜合責任保險來轉移海外業務經營的風險。
在“海外並購”方面的風險,樊少華指出,外國政府的外資審查制度並不一定是專門針對中國企業的,但要想規避風險,中國企業還得不斷完善自身的風險管控能力:在選取並購目標之前,要做好盡職調查,不僅要從經營業務的角度考察並購項目自身的發展前景,還要挖掘並購項目的外在風險,比如項目的政治敏感度問題,充分評估外在風險對並購項目的負面影響。
詹銘輝則表示,利用並購保證保險作為買賣保證,為買賣雙方規避交易完成後的利益損失,也是一種轉移風險的途徑。實際上,合理運用並購保證保險可提高其在競標過程中的競爭力,這樣的戰略使用也逐漸成為並購交易中的策略和剛需。
這樣一來,如果同時面對有多個資質相當的買家競標的話,賣家會傾向於選擇有保險的買家交易,原因在於賣家在交易完成後就可以得到資金並撤出,不用擔心長期風險。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給創業者們一些更加獨特且有價值的視角,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一些關於初創公司創業的誤區。
本文系線性資本(微信公眾號ID:LinearVenture)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
萬眾創業的時代洪流浩浩蕩蕩,在政府扶持、媒體報道、資本追捧的多方催化下,創業這個概念被套上了萬眾矚目的光環。很多原本大公司的高管亦或是各行各業的精英紛紛追逐著歷史的進程,投身進入了創業的洶湧澎湃的浪潮中。然而,並非所有人都適應初創公司的節奏,即使是曾經在各自領域取得過輝煌成就的精英們,在治理初創公司時同樣會有不少困惑。並且這樣的困惑常常會因為市場上充斥著的嘈雜的噪聲而加劇,關於治理初創公司,有各種各樣的文章、言論,卻大多沒有談到點子上,反倒給經營者們造成了很多誤區。
大家所以為的初創公司的經營邏輯經得起推敲嗎?媒體宣傳報道、創業圈大佬們宣揚的創業經驗靠譜嗎?究竟什麽樣的經營管理理念才是適合小公司的?主流的創新創業理論之外,我們希望能夠提供給創業者們一些更加獨特且有價值的視角,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一些關於初創公司創業的誤區。
誤區一:“小公司/初創公司應該專註於主營業務,少把心思放在融資上,把利潤做上去了投資人自然會蜂擁找上門來”
誤區二:“小公司,只需要招一些普通的馬仔就夠了,能人我們不需要”
誤區三:“小公司,需要控制人力成本,工資應該開得比大公司低”
誤區四:“小公司不需要采取流程管理”
……
在過去一兩年的創業大潮中,的確有相當多創業公司將制作BP視為主營業務,催生出了一個全新的“商業模式”:to-VC;甚至“以虛假作弊甚至欺騙的手段做創業項目”(盛希泰語)。因此,不少VC及成功的創業者紛紛站出來告誡後輩們:“小公司/初創公司應該專註於主營業務,少把心思放在融資上,把利潤做上去了投資人自然會蜂擁找上門來”。很多創業公司也以“不把心思放在融資上”為榮,並以此作為企業對外宣傳的重點。
然而,這個說法本身值得商榷。一部分創業公司確實因為融資而迷失甚至扭曲了自己的發展,但這不代表創業者遠離資本就能萬事大吉。俗語有雲: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的。目前市場上99%的創業公司都受到自身融資能力或是外界宏觀市場的限制,導致融資額低於業務增長的需要,限制了自身發展的腳步。換句話說,融資能力是99%創業公司的主要瓶頸,創業公司大多數是缺錢的。所以,在所謂“資本寒冬,全民炒房”的今天,對這些創業公司說“你們少想著資本運作,多想著主營業務”的行為,無異於對著一群營養不良的人說:“你們少吃點,不然小心三高”,這是非常荒謬的。
人們誤以為資本運作是大公司或者是創業後段(如C輪、D輪)公司才需要關註的事情。然而事實是,越是早期的公司,就越應該積極地擁抱資本、掌握資本運作的奧秘。
實際上,越是早期的公司,就越應該積極地擁抱資本、掌握資本運作的奧秘。
想想吧,作為創業公司的經營者,如果你有一個很贊的idea,一個清晰的贏利模式和戰略,現在不甩開膀子大幹一場,更待何時呢?資金不足往往是限制住很多公司發展的重要因素,如果顧忌融資的負面效應,或者融資能力不夠強,導致公司賬上現金不足,反倒會給公司的成長帶來非常大的阻力:因為能夠發出的工資預算有限,只能開低工資招進幫倒忙的員工;因為采購資金極其有限,無法通過大批量訂貨壓低上遊供應商的報價,只能一分錢當兩半花,導致項目進度緩慢;因為公司是初創企業,沒有足夠的信用讓下遊渠道商墊貨,自身又沒有足夠的錢鋪貨,導致渠道拓展緩慢;因為廣告預算捉襟見肘,導致產品做出來賣不出去……因為缺錢,創業公司的每一步都會面臨無法想象的阻力,再好的想法也沒辦法迅速推進付諸實踐,最終,如果友商搶先一步融到資金,提前占據了了市場,即使友商的團隊能力各方面都相對遜色,最終死的也會是因為缺錢而步履維艱的這家創業公司,不是友商。對於創業公司而言,有時候融資能力會成為決定生死的關鍵因素。
為什麽要提倡擁抱資本的力量?
第一,嫌貧愛富是所有人的天性。沒有人能改變人的天性,唯一能被改變的只有公司自己。一輪有效的股權融資不僅僅簡單地改變公司的資本結構,而且全方位助推公司發展。高估值的創業公司更容易受到資本圈的關註和媒體的報道,這在無形中降低了公司的公關成本。知名VC的引入對創業公司自身的實力也是強有力的背書。公司知名度的提高能夠幫助公司吸引更優秀人才,也能幫助公司更順利地與合作夥伴展開合作。
第二,在人才、上遊、下遊、消費者、流量、債權貸款等等各種外部資源中,只有天使投資對於初創團隊是最最友善的,沒有“之一”。首先,頂尖的人才傾向於在有光環的大企業謀求高薪崗位,待遇一般的公司往往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其次,由於采購數量的限制,上遊企業對創業公司開出的采購價格一般更高,而下遊企業也往往拒絕墊資;再者,消費者傾向於購買有品牌形象積澱的大企業的產品,而不是名不見經傳的創業公司的產品;最後,創業公司的流量獲取成本也比大企業要高得多。除此之外,更不用提債券貸款,沒有資產抵押、沒有信用背書的初創公司基本沒有辦法通過債券融資的方式獲得資金…綜上所述,幾乎所有的各項外部資源對於初創團隊、小公司都是不友好的,唯一一個例外的就是以天使階段的VC為代表的早期股權融資。在初創公司公司尚不起眼且“一窮二白”的時候,早期股權融資能夠及時給到公司極大的助力。
第三,對於創新型的創業公司來說,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模式創新都意味著“離錢遠”,所謂的“離錢遠”就是指從投入到最終現金利潤的回報周期相對偏長,因此初創公司需要充足的資金儲備作為緩沖。特別是對於一些需要在前期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研發或者培養市場的公司,創立早期更是需要資本的力量來支撐。包括Facebook在內的一系列偉大的公司,在創建早期都是無法盈利的,但這不代表他們商業模式本身有問題。對於這樣的公司而言,前期的不盈利是為了獲得更大的後期優勢,為公司打開更大的格局。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風險投資的錢對於公司而言至關重要。
更何況,這句“小公司應專註於主營業務,少把心思放在融資上,把利潤做上去了投資人自然會蜂擁找上門來”,如果仔細回味,相信各位也會感覺非常似曾相識。沒錯,就是這一句,讓多少人深受其害:
“你現在是學生,主要任務是學習,少花心思在別的上面,等將來出人頭地了,到時自然會有大把的白富美/高富帥看上你。”
創業是馬拉松,甚至是一場誇父追日的馬拉松。每一步都讓我們離太陽更近一步。
本文由真格基金(ID: zhenfund)授權i黑馬發布。
2016 年的聖誕節,我過得格外熱鬧,俞敏洪、王強等很多好朋友打電話問我:聖誕節在哪?怎麽過的?和誰過的?我說和家人在一起,一口氣看了三部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神奇動物在哪里》、《血戰鋼鋸嶺》。都說這個冬天有點冷,而我卻時常感到很溫暖。
據說,2016 年是投資界的“寒冬”。我們最近看到一組數據:雖然 2016 年新增創業項目數量減少了,但其實基金的募資額和 2015 年保持了持平。對真格基金來說, 2016 年正是真格投資最火熱的一年,投資了 150 多個項目。不僅項目質量高,估值也回歸到更合理的水平,更加接近商業本質。真格基金不懼“寒冬”,別人貪婪的時候我們貪婪,別人恐懼的時候我們更貪婪!
雖然經歷了“寒冬”的洗禮,青年人的創業潮卻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更強音。創業者在社會上獲得的認可和接受度早已進入暖春。去年,真格基金與零點咨詢合作發布了“千名中國創業者調查”,調查顯示創業後社會支持度明顯提升,朋友數量大幅增長。接受調查的創業者甚至認為個人魅力和異性緣都飆升了,搞得我都想再次創業了!在我和俞敏洪、王強創業的年代,異性緣怎麽就沒有得到提升呢?!
我認為,這背後展現的是社會價值觀的變革,一種全新的奮鬥價值觀在生根發芽——通過個人奮鬥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從而實現個人價值的追求。調查中,超過一半的創業者表示是在為實現理想和財富夢想在創業。青年人創業或是加入創業公司,逐漸成為了常態,已經不再是職業選擇的特例。
2016 年,有兩個創業現象似乎是完全相反的趨勢:一是創業更加平民化,同時更趨向高精尖。
什麽意思?“網紅”現象和直播平臺的火爆,內核是平民創業、草根創業。普通人不需要通過權威機構發布內容,就可以獲得巨大的社會影響力並且進行商業變現——這也是我對 “網紅” 的定義。
羅振宇在羅輯思維跨年演講中提到,網紅現在已經多到我們認不全的程度,並列舉了好幾個例子,比如微博粉絲 2800 萬的“回憶專用小馬甲”,發一條微博報價 6 萬;淘寶一天銷售額就有 1000 萬的網紅“delicious大金”;有位叫“ PDD 嬌妹”的男人,簽約費 5 年 3 個億……我沒有聽說過他們,但是他們早已成為中國創業浪潮中洶湧的洪流。
2016 年真格基金投資了大量的自媒體,比如 Papi醬、英國報姐、混子曰、胡辛束、二更、知識分子等。這也對整個創業生態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我認為,創業者都應該像網紅和自媒體一樣,具有運用互聯網進行營銷、與用戶直接進行對話的超強能力。
第二個趨勢是創業更加高精尖。2016 年我看到大量大公司的頂級科學家、大學教授、博士生創立公司,他們都是高黑科技領域的探路者、領頭羊。真格基金投資了很多這樣背景的團隊,比如耶魯大學教授創立的 LED 項目 Saphlux、斯坦福教授和博士創立的杉數科技、北航王田苗教授的實驗室孵化的 Remebot。
一直以來,真格基金都遵循“投人”的投資理念,這讓真格得以在高黑科技某些領域“早耕耘,早收獲”。比如在投資依圖科技的時候,人工智能的風口還未到來。在杭州 G20 峰會上,依圖科技參與了重要的安保工作,承擔了國家級的人臉識別和大數據項目,這無論是在商業上還是戰略上都有重大意義。
創業更加平民化,更加高精尖,看似完全相反的趨勢,實際上是創業創新文化的平鋪延展以及深耕細作,表明創業創新的勢頭在不斷攻城略地,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然而,在燎原之火中能百煉成鋼遠非易事。創業的過程是個馬拉松長跑加拳擊運動,就看創業者能不能夠帶著對艱難險阻的預期,一路面對競爭對手的伏擊以及資金、管理等多方面的挑戰,堅定地奔向終點。
展望 2017,我想給準備創業和已經在創業路上的人幾條實實在在的建議:
一、專註。真格基金碰到不少創業者自認為有精力同時做兩三個項目,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但創業就像談戀愛、結婚,專註是必要條件,也是底線。
二、股權。團隊比模式更重要,而優秀的團隊必須要有合理的股權激勵作為回報。如果一個創始人自己控股 90%,不願意與創業團隊分享果實,讓他們缺乏歸屬感。我們會勸這類型的創業者重新思考公司的股權架構。
三、品德。人生的路很長,一個創業者可以成功五年、十年、十五年,但是品格和品德才是最終使你一生輝煌的,或是曾經失敗但能再次輝煌的東西。一個優秀的創業者最重要的品質就是正直。
創業是馬拉松,甚至是一場誇父追日的馬拉松。雖然你可能永遠都追不到太陽,但是每邁出一步,承受辛苦和灼熱,都讓你離太陽更近一步。我相信,當創業者實現夢想的那一刻,他自己的光芒就能融化嚴寒,刺破霧霾!
1月18日,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幹措施的通知》提出,服務業重點放寬保險機構、保險中介機構外資準入限制等機構,釋放出了保險業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積極信號。
在近日召開的“中國保險行業國際化發展論壇”上,鳳凰國際智庫發布的《2016年保險國際化發展觀察》研究報告顯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保險業的國際化程度迅速提高,尤其自2002年加入WTO之後,無論是外資保險公司的“引進來”,還是本土保險企業的“走出去”數量都開始穩步增加,覆蓋面也不斷擴大。
與會人士認為,中國保險行業的國際化是中國企業國際化大背景下的一個必然的趨勢。近年來,險企在服務於中國央企“走出去”進程中,也成為“走出去”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其國際化路徑多為跟隨戰略,未來將更要向主動出擊戰略轉變。
保險開放進程中的跌宕起伏
梳理中國保險市場的開拓之旅可謂一路跌宕起伏。自1949年10月20日新中國第一家全國性大型綜合國有保險公司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北京成立,開啟了保險公司在中國的正式落地。1952年,外資保險公司完全退出了中國市場。1958年,全面停辦國內保險業務,只保留涉外業務。1966年,保險被視為“封資修”,國外業務也幾乎全部停辦。
輾轉直至1979年,在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分行行長會議紀要》後,國內保險業務逐漸恢複,國外的保險公司也開始陸續進駐中國。
對於保險業的對外開放理念,保監會原副主席、黨委原副書記周延禮表示:“在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所走過的路程,我們基本堅持了服務於國家的對外貿易,當時提出要把貿易、金融、銀行保險一塊的推出去。”
自此,中國保險業包括業務、機構、市場、風險、資產和收益等的國際化程度迅速提高,尤其自2002年加入WTO之後,無論是外資保險公司的“引進來”,還是本土保險企業的“走出去”數量都開始穩步增加,覆蓋面也不斷擴大。
事實上,自2002年入世以來,中國保險業的對外開放進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上述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共有保險公司156家,其中外資公司50家,比2002年底的22家公司增加了28家;我國保費收入達24282.5億元,是2002年的7.9倍,同期,外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達1165.6億元,是2002年46.15的25.25倍;外資保險占全國市場份額的4.8%,比2002年增加3.3個百分點;截至2016年10月底,保險公司總資產達到14.8萬億元,是2002年的23倍。
周延禮表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保險業進入了全面對外開放的時期,通過這15年走過的路程,實踐證明我國保險業在金融業開放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盡管入世以來,越來越多的保險企業“走進來”,但是外資保險在華業務經營並不理想。鳳凰智庫研究報告稱,雖然外資保險看似來勢洶洶,但縱觀其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的歷史曲線,相對於2005年的8.9%峰值,2015年已下降了整整4.1個百分點。
周延禮表示,外資進入也給中國保險業帶來了一些新的經營理念和經營技術,尤其是他們的管理方式,對我國加強市場監管,提高保險業在參與國際化,甚至同場競技方面增強了實力。
近年來,中資保險業務開展如火如荼。截至去年11月,2016年的原保險保費收入總計28864.87億元,同比增長28.88%。其中財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8293.69億元,同比增長9.76%;壽險公司原保險保費收入20571.09億元,同比增長38.61%。
值得關註的是,周延禮在論壇上首次公布了中國保險行業最新數據:2016年我國保費收入30961.01億,超過日本位列世界第二;中國保險總資產151046.5億,支出10481.48億,對世界貢獻度26%,位居世界首位。
周延禮預測,從“十三五”到2020年,保險業的總資產將達到30萬億,保險業、保費收入業務規模能夠在目前的基礎之上擴大一倍。
中資險企競相“出海”
在海外市場拓展方面,自上世紀80年代保險業邁出了國際化的第一步。這以1980年由美國AIG和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合資出建的中美保險公司的成立為起點,目前,多家中資險企均在海外設立了分公司、子公司、代表處等機構,為布局海外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隨著全球化的熱潮和企業國際化戰略的推行,也帶動了保險業務走出國門。據鳳凰國際智庫統計,截至2015年底,內資壽險公司涉及海外業務的境外險種總計有92種,包括健康保險、醫療保險、意外傷害險、醫療保險、人壽保險、分紅保險、投資連結產品等;內資產險公司涉及海外業務的境外險種總計有314種,包括企業財產保險、家庭財產保險、保證保險、責任保險、船舶保險、計算機設備保險、知識產權保險等十余個大類。
除了傳統業務,中資保險的海外收購也相當火熱。近年來,中國人壽、中國平安、安邦保險、陽光保險等險企紛紛競相在海外大舉並購,對海外優質不動產項目進行投資收購,同時,通過收購海外保險來實施其全球化布局戰略。
據中國保險資產管理業協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曹德雲披露,僅2016年上半年,我國保險業海外並購金額達到了65億美元,超過去年全年。
險企“走出去”多為跟隨戰略 更要向主動出擊
“中國保險行業的國際化是中國企業國際化大背景下的一個必然的趨勢。”達信中國副總裁、鳳凰國際智庫高級研究員孫友文認為。
他進一步表示,中國企業的“走出去”從最初的產品走出去,到後來的勞務走出去、工程服務走出去、投資走出去、資本走出去。再到後來的管理走出去、技術走出去、文化走出去、品牌走出去,這都有它的發展的規律和過程。保險業作為“走出去”嵌入到這些環境和過程中必備的配套產品,也會隨著中國企業的全球化而全球化。
縱觀我國險企國際化的路徑,孫友文分析,一種是跟隨戰略,一種是主動出擊。當企業在上述要素“走出去”的時候,需要相應的金融服務和保險服務,保險公司即發揮跟隨戰略,這些年保險企業在服務於中國央企“走出去”進程中,也成為“走出去”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隨著中國保險行業的國際化程度提高,它的話語權的提升。全球性保險機構的份額在逐漸的降低,中國保險機構的份額在逐漸的提升。這也是中國保險業、中國保險機構在全球的話語權和國際化程度提高的必然結果。”孫友文說,未來更多的公司也會由跟隨戰略轉向主動出擊。
近年來,以安邦集團、複興集團為代表的險企在海外市場的收購,正是自身國際化戰略驅動。以安邦為例,自2014年起,它連續收購了6家國際知名保險公司和其他產業。據悉,安邦在海外並購上的投資總計超過400億元。
對於保險公司國際化的途徑和挑戰,孫友文表示,中國的保險機構要想國際化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自我生長,第一種方式是兼並收購。比如安邦、複興集團更多采用的是兼並收購的方式,以快速建立全球網絡。
周延禮也指出,目前保險公司在往往是通過收購兼並的形式進入海外市場。“真正要設立公司真是比較難,審批的過程是漫長的,要實現中資走出去,首先要了解對方的市場情況,掌握市場的運行制度規則,還有市場的一些習慣,要做好這些事前的功夫。”他說。
“自我生長的模式是一個非常緩慢而且時間長,而且又充滿不確定性的方式。” 孫友文表示,縱觀國際保險機構在全球的發展路徑,很多機構是通過兼並收購來實現全球化網絡,這是一個歷程非常長的階段。
在全球投資“點金聖手”中,站在創業者背後的中國投資人開始走向臺前,並表現出與全球頂尖投資人等量齊觀的價值和力量。
近日,被譽為投資領域“奧斯卡”級別榜單——美國《福布斯》雜誌“全球最佳創投人”榜單(The Midas List)揭曉,這份擁有8年歷史的榜單,第一次被一位來自中國的風險投資人——紅杉中國創始管理合夥人沈南鵬拔得頭籌,成為不折不扣的“全球VC第一人”,而他所領銜的紅杉中國也表現突出,共有9位投資人登上該榜單,位列投資機構上榜人數之冠。
在過去的13年,他和紅杉資本中國基金不斷開疆拓土,已投資了超過500家公司,在這長長的投資清單上不乏京東、新美大、今日頭條、唯品會、滴滴等一批明星公司,這些公司已經成為中國創新創業的典範,有些甚至已經在全球競爭格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創投界流傳著“你可能不認識沈南鵬,但一定在用他投資的公司的服務”、“他買下了中國互聯網的一半”等說法。但對於學霸出身並擁有光鮮職業履歷的沈南鵬而言,持續搶眼的業績背後,是他投資理念和商業價值觀的思索和實踐。
賭賽道更要深耕賽道
在創投圈,以紅杉中國為代表的投資機構已經成為BAT之外攪動行業格局的第四股力量,在諸多大型並購案背後,都有紅杉中國的身影閃現。
最近阿里巴巴95億美元全資收購餓了麽,作為餓了麽最早且持續多輪跟進的投資機構,紅杉中國成為背後最大的贏家,也成為紅杉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投資企業的並購案例。
“賭賽道”被視為紅杉中國投資的經典章法。十幾年前,因為抓住了電子商務蓬勃發展所帶來的機遇,紅杉中國成為這場資本遊戲中的佼佼者,阿里巴巴、麥考林、樂蜂網、聚美優品、美麗說,彼時幾乎能叫得上名字的電商背後都有紅杉中國的影子。再到7年前,伴隨移動互聯網的升溫,紅杉中國又開始押註本地生活類項目,大眾點評網、美團網、餓了麽、趕集網都成為O2O賽道上的重量級玩家。
但賭賽道並非買下整個賽道,對於投資機構,特別是專註於早期和成長期的投資機構而言,投資賽道意味著對機構的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要抓準熱點、賭準賽道。
嗅覺敏銳、進入早、速度快是沈南鵬投資的一大特色。馬化騰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騰訊過去也投了數百億美元的投資,基本上每一個項目都會看到沈南鵬的團隊已經在一兩年前進去了,所以他的眼光非常獨到,也非常好。”
仔細梳理紅杉中國十幾年的投資和退出情況會發現,近乎半數的項目集中於A輪早期投資。雖然伴隨機構規模的擴大,紅杉中國的業務版圖已經覆蓋天使、風險投資和PE投資全產業鏈模式,但在挖掘創新創業項目上,沈南鵬始終保持敏銳狀態,以當下大熱的人工智能技術為例,早在4年前沈南鵬就已經開始做相應的布局。
在周鴻祎看來沈南鵬是一個饑餓的人,“他看到項目就像聞到了血腥味的狼一樣,或者像鯊魚聞到血腥味一樣,聽到一點風聲就會去拼搶,去追蹤,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人。”
對賽道或新商業模式判斷背後,是風險投資基金的長期研究和跟蹤,在紅杉中國,每個投資人都有一個各自細分行業的圖譜,密密麻麻的圖譜上畫著整個產業鏈涉及的公司以及發展狀況,伴隨認知的進化,地圖也在不斷完善,日積月累對於產業格局的現狀和發展也越來越清晰。
在沈南鵬看來,另一個投資原則,則是要在抓熱點、賭賽道之外,深耕賽道,在同一領域“多點占位”,但又不會去投兩家直接在同一時段競爭的公司。
沈南鵬稱,在投資美團和大眾點評,兩家又變成直接的競爭對手的背後,是成百上千的其他競爭對手都倒下了。同時,紅杉的定位是小股東,當這些公司考慮有業務合作或是合並的時候,扮演的是參謀和中間人的角色,穿針引線的作用更大一些,而最終的所有決策一定是CEO在做。
不過面對當下強者愈強的競爭格局,紅杉中國的投資策略也在做出相應調整,一旦捕捉到行業里處於顯著領先位置的公司,就不斷加碼。例如在新美大估值300億美元的時候,作為早期投資人和第二大機構股東紅杉中國繼續加碼。
在沈南鵬看來,頭部公司的發展規劃已經與幾年前特點不同,它們往往會在企業戰略和業務拓展充分釋放以後再去上市,這也需要投資機構有足夠耐性。
Long china背後的新機會
“今天的私募股權基金不投資中國就不可能成為世界級的投資機構。”在過去的幾十年,沈南鵬始終堅持“Long china”(做多中國)投資理念,也被沈南鵬視為過去幾十年最重要的判斷。
沈南鵬認為不管是誰上榜,最大的支撐依據是整個市場起來了,中國的新經濟甚至比美國有更大成長空間。的確在投資上,以沈南鵬為代表的一批優秀投資人在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並證明中國投資市場的日趨成熟。
早在2011年,福布斯該榜單發布的時候沒有一個中國投資人上榜,雖然彼時《福布斯》一再強調中國因素發揮了重要作用,稱上榜投資人所在的機構有75%以上都在中國開展業務,全部100名科技行業投資者中,有10位曾投資過中國或是指導自己的投資公司實施以中國為核心的戰略。時至今日上榜人數達到16人,接近整個榜單的1/5,且有兩位投資人跳躍式進入前十。
雖然當下互聯網呈現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移動互聯網紅利已經在消失,創業進入了深水區。但沈南鵬認為互聯網的行業已經不僅僅局限於線上的互聯網產品本身,它同時包括對“傳統”產業的改造與升級。互聯網在中國,已經不僅僅是BAT、京東、小米,TMD(滴滴、美團、今日頭條)這麽一個群組,今天任何一個行業都要跟信息科技緊密連接在一起。
眼下,紅杉中國正在竭盡全力把目光聚焦在遠處的賽道上。當下中國經濟在從舊的增長動能切換到新的增長動能關鍵時期,上一輪科技進步帶來的增長動能逐漸衰減,沈南鵬堅信信息化和智慧化是未來發展方向。
一方面雲計算、傳感技術、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都有一些技術性突破。另外一方面信息技術與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機械等各個行業交叉結合,一個信息技術引領的全新科技時代正在到來。
資本在其中應該扮演的角色,也不僅僅在於從投資上獲取回報,而是演化成技術參與者和助推者。“資本可以深度整合資源,引領行業對信息化的著力建設,優秀的資本可以是市場中有效的助推器、加速器和平衡器。”沈南鵬表示。
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徐樂江21日在第二屆中國企業改革發展論壇上表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既要改革銳力更要制度保障。要研究和解決混合所有制改革動力不足的問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平等保護各類產權的問題、混合所有制企業的運行機制問題。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徐樂江表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在整合國企民企的優秀基因,實現融合創新發展。國企和民企同根同源同血脈,都是中國企業、民族企業,是同胞兄弟,是命運共同體,二者共融共生、協調發展,這是改革開放40年經濟里面最微觀的主體企業發展的圖景。
徐樂江認為,國企和民企在我國市場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承擔的責任各異,而正是這種差異,形成了我國市場經濟的多元和活力。通常來說,國企擁有較好的裝備、技術、人才、渠道和品牌基礎,掌握的資源也比民企豐富;而民企則產權更加明晰、機制更加靈活,員工激勵更加到位,對市場反應更加靈敏。
“充分發揮國企民企優勢,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在挖掘他們各自優秀基因的基礎上,進行創新性地基因重組和組織再造,是強化國有經濟肌體與活力,強國強企,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徐樂江說。
徐樂江列舉了一組數字強調了民營經濟的重要性。截至2017年底,我國民企數量達2726.3萬家,個體工商戶6579.3萬戶,註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民營經濟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占比超過50%;GDP、固定資產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占比均超過60%;技術創新和新產品占比超過70%;吸納城鎮就業超過了80%;對新增就業貢獻的占比超過90%。
近年來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如火如荼。正如徐樂江所說,“這兩年有一大批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已經成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和實踐者,並創造出了形式多樣的混合發展模式。這其中,既有產業鏈上的合作,也有跨領域跨行業的聯合;既有以資本為紐帶的聯手,也有以項目為依托的攜手;既有在國內的混改,也有在海外的抱團。”
同時,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推行的過程中還面臨著一些難題和障礙,阻礙著混改的步伐。
對此,徐樂江表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既要改革銳力更要制度保障。必須清醒地看到,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絕不會一蹴而就,也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目前有三方面的理論和實際問題,需要深入地研究和解決。
首先,要研究和解決混合所有制改革動力不足的問題。“這個題不破的話,無論從國企還是民企方,要完成黨中央給我們指明的方向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發展混合所有制都是很困難的,這塊有待實踐的突破和理論的創新。”徐樂江說。
其次,要研究和解決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平等保護各類產權的問題。改革開放40年,在這個領域的建設還任重道遠。平等保護各類產權任重而道遠,是下一步混合所有制要成功的基石,也是中國完成第二個一百年目標的建立法治的重要工作。
第三,要研究和解決混合所有制企業的運行機制問題。混改對民企、國企法人治理結構完善有積極意義,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摸索出一套現代企業經營管理制度對今後國有資產增值保值,以及混合所有制融入問題的一些擔憂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