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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上漲可控 貨幣政策料續穩健中性

2月14日，國家統計局將公布1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數據。多家機構預測結果顯示，春節因素將推高1月CPI漲幅，PPI趨升或將站上“6字頭”。

不過，在整體經濟下滑、穩增長仍是經濟工作重點的情況下，專家表示，物價大幅上行的可能性不大，與之相應，貨幣政策仍將維持穩健中性，擴大財政力度還有很大空間。

1月物價預計溫和上漲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按往年經驗，節日因素會導致CPI有所上漲，但整體上會處於溫和水平。

在2月初舉行的“第一財經首席經濟學家月度調研”中，經濟學家們對1月CPI同比增速的預測均值為2.47%，較統計局公布的2016年12月值(2.1%)漲幅有所擴大。

經濟學家們對1月PPI同比增速的預測均值為6.37%，漲幅比2016年12月(5.5%)擴大0.87個百分點。

胡遲認為，雖然1月份經濟活動相對較弱，但PMI(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較平穩，因此PPI仍有較大概率穩步上升。

據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發布的今年1月份PMI為51.3%，比上月下降0.1個百分點。

從13個分項指數來看，原材料庫存指數與上月持平，生產指數、新訂單指數、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出廠價格指數、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有所下降，其余7個指數均有所上升。其中，上升的指數升幅均在1個百分點內;下降的指數中，只有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出廠價格指數降幅超過1個百分點，其余指數降幅均在1個百分點內。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特約分析師張立群認為，1月份PMI指數小幅下降，但生產指數繼續保持在53%以上的較高水平，工業運行繼續保持在景氣區間。產成品庫存、采購量、進口等指數均有提高，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數提高。表明工業企業對未來市場前景預期比較穩定，對春節後的生產經營所做準備比較充分。綜合研判，2017年經濟運行有望平穩開局。

銀河證券潘向東在“第一財經首席經濟學家月度調研”中則表示，物價在2017年會有小幅上行，在6月左右物價可能面臨一定壓力，但在整體經濟下滑、穩增長仍是經濟工作重點的條件下，物價大幅上行的可能性不大。今年，石油價格上行可能性較大，燃料價格上行會一定程度上帶動CPI上行，整體CPI增速比2016年走高。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劉學智等也預計1月CPI和PPI上漲，物價水平有所上升。

他們指出，春節需求走強帶動1月食品價格上漲，工業產品價格加快上升帶動非食品價格保持微升態勢，1月翹尾因素上升至1.55%為全年最高，預計CPI同比漲幅升至2.4%。

PPI方面，主要生產資料市場價格整體延續上升勢頭，但環比上漲幅度有所收窄。黑色金屬、煤炭、石油天然氣類價格高位回落，PPI翹尾因素高達6.1%，PPI同比漲幅有望擴大至7.4%，延續快速上漲趨勢。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袁鋼明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則表示，2016年12月PPI突然上升5.5%，這種增勢不會持續太久。PPI的上漲因素中，房地產占大部分。目前在調控政策下，房地產成交額、成交量已趨於平緩，進而將影響PPI走向平緩。

擴大財政力度還有很大空間

胡遲表示，從政策面來看，市場期待偏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

“今年的宏觀經濟工作目標是穩增長，目前雖然是經濟下行的趨勢，但GDP增速不一定持續下降，到一定階段或許會有駐點。國外一些機構就有對中國經濟增速方面的樂觀預測。”胡遲說。

利率方面，繼春節長假前調升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後，央行節後首日同時上調公開市場逆回購以及常備借貸便利(SLF)各期限利率，其中逆回購利率為2015年1月重啟以來首次調高。

袁鋼明表示，此次上調幅度非常微小，不能構成貨幣緊縮的信號和方向。貨幣供給整體上依然保持原狀態不變，只是對於房地產出現收緊變化，例如不少地方首套房優惠利率恢複到9折，這種合理的調控完全符合中央調控房地產的政策和決心。

財政政策方面，袁鋼明認為，在經濟下行階段，財政力度不能減小。

“2015年出現過財政收緊導致經濟下滑的情況。擴大財政力度還有很大空間，目前的財政覆蓋面停留在較低水平。”袁鋼明說。

胡遲表示，去年以來去產能、調結構、產業轉型都取得了一定成效，減少了無效供給，這都將支持經濟增長。加大力度調整結構、保民生、促進社會事業的發展依然是當前宏觀經濟基本面的需求。

全國地方債余額15.32萬億元 專家稱明顯低於限額、風險可控

為了控制地方政府債務(下稱“地方債”)風險，國務院采取債務限額管理。全國兩會期間財政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我國地方債余額遠低於債務限額標準，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3月6日，財政部公布了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查的《關於2016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7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下稱報告)，首次披露了最新地方債數據。

2016年末，全國地方債余額15.32萬億元，控制在年度地方債限額17.19萬億元以內，比全國人大批準的債務限額低1.87萬億元。

長期關註地方債的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鄭春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債務限額相當於“高壓線”，絕對不能突破，從當前數據來看，全國地方債務余額明顯低於限額，債務風險可控。

報告還公布了2017年地方債限額，約為18.82萬億元，比2016年債務限額提高了約1.63萬億元，這一數字正好是今年中央安排的地方財政赤字8300億元和專項債務收入8000億元之和。

報告稱，2017年地方政府一般債務余額限額115489.22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務余額限額72685.08億元。兩者相加，2017年地方債限額為188174.3億元。

鄭春榮分析，隨著經濟增長，財政收支規模擴大，債務限額也適度擴大。而且各個地方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情況和財政實力，在當地債務限額下靈活舉債。

3月5日，國新辦舉行解讀政府工作報告有關情況吹風會，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國務院研究室主任黃守宏在會上指出，中國政府部門債務率並不高，目前債務水平在37%左右。其中，中央政府債務率在16%左右，地方政府債務率在20%左右。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目前各地債務余額均控制在限額以內，不少地方大舉削減債務。

北京市財政局數據顯示，2016年底北京市債務余額約為3743.46億元，兩年間削減債務規模約2635億元。

上海市財政局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上海市地方債余額4485.5億元，兩年間削減債務1327億元。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行為。上述報告在談到2017年財政改革發展工作時也提出，今年將加強地方債管理，有效防範財政風險。

今年2月針對近期查處部分市縣政府和金融機構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問題，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財政部將把防範風險放到更加重要位置，在充分發揮政府規範舉債積極作用的同時，依法堅決制止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行為，嚴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西王集團：對齊星集團擔保余額29億元 風險可控

3月29日，西王集團公告稱，公司對齊星集團及下屬子公司提供擔保余額為29.073億元，並且已經采取追加股權質押、房地產、機器設備抵押以及反擔保措施。

公告顯示，齊星集團系西王集團的多年擔保企業。根據齊星集團⒛15年年報,齊星集團總資產180.81億元，凈資產64.62億元，營業收入111.15億元，凈利潤4億元。⒛16年9月末，齊星集團總資產176.43億元，凈資產66.39億元；⒛ 16年1-9月,營業收入83.40億元，凈利潤1.77億元。

截止目前，西王集團對齊星集團及下屬子公司提供擔保余額為29.073億元，所有掃保己全部追加風險緩釋措施，西王集團不存在單獨為齊星集團及其下屬子公司的銀行借款提供擔保的事項，均采取迫加股權質押、房地產、機器設備抵押以及反擔保措施,整體風險可控。

上交所：上市或掛牌債券整體風險可控，全年到期2700億元

3月31日據上交所消息，針對有媒體報道，債券市場到期規模和違約風險劇增。上交所稱，經組織核查，2017年全年，上交所上市或掛牌的公司債、企業債和資產支持證券到期余額合計2700億，發行人總體資質較好，整體風險可控，今年1-3月到期債券余額約1000億元，目前均已經完成兌付。

外管局：2016年末全口徑外債余額穩步回升 風險總體可控

3月31日據外管局消息，日前，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了2016年末全口徑(含本外幣)外債數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2016年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呈穩步回升態勢，風險總體可控。

問：請介紹一下2016年末我國外債規模總體情況。

答：總體來看，2016年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呈穩步回升態勢，風險總體可控。截至2016年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為14207億美元，較2015年末增加377億美元，增幅為2.7%，外債總規模連續三個季度穩步增長。據初步計算，2016年末我國負債率(外債余額/GDP)為13%，債務率(外債余額/貨物與服務貿易出口收入)為65%，償債率(中長期外債還本付息與短期外債付息額之和/貨物與服務貿易出口收入)為6%，短期外債和外匯儲備比為29%，以上各項外債風險指標均在國際公認的安全線以內，我國外債風險總體可控。

問：如何看待當前外債規模變化?

答：我國對外債務去杠桿化進程基本完成，積累風險逐步釋放。2016年末，我國全口徑外債余額14207億美元，較2014年末的歷史高點下降3593億美元。

具體來看，2014年末到2016年第一季度，是我國企業對外債務去杠桿化的階段。我國企業加快償還有關債務，2015年全年下降3970億美元，2016年第一季度下降515億美元。這有利於降低我國外債積累的風險，減少企業高杠桿經營和貨幣錯配風險。2016年第二季度以來，隨著前期外債去杠桿化告一段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等便利企業跨境融資的政策落地，我國企業利用外債開始回升。2016年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分別回升248億、427億和217億美元。

問：對2017年我國外債規模形勢有何判斷?

答：在國家經濟結構轉型、產能調整、產業升級等政策措施推動下，我國經濟仍會保持中高速增長。適度規模的借債是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必要手段，我國企業將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等因素的變化，自主決定借用外債的時期、規模和幣種結構，我國的外債整體將呈穩步回升態勢。

保監會：構建“一帶一路”保險支持體系，對風險可控項目應保盡保

為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決策部署，推動保險業全方位服務和保障“一帶一路”建設，日前，中國保監會發布《中國保監會關於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

《指導意見》指出，保險業要充分認識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意義，堅持“保險業姓保”，積極服務大局，主動對接“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各類保障需求和融資需求，努力使保險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堅持統籌推進、重點突破，在產品、資金、機構、人才等領域協同發力，提升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滲透度和覆蓋面。堅持市場運作、持續發展，增強對“一帶一路”的服務和保障能力。堅持開放創新、合作共贏，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構建更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不斷豐富我國保險業開放合作內涵。

《指導意見》提出，要構建“一帶一路”保險支持體系，大力發展出口信用保險和海外投資保險，對風險可控的項目應保盡保，推動國家重大項目加快落地，服務“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圍繞“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特殊風險保障需求，不斷創新保險產品服務，為“一帶一路”沿線重大項目建設保駕護航。鼓勵保險機構發揮保險資金優勢，積極創新保險資金運用方式，多渠道、多方式投資“一帶一路”重大投資項目，促進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指導意見》要求，要加快保險業國際化步伐，推動保險業“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支持保險業穩步“走出去”，加快建設海外承保、理賠作業、救援等境外服務網絡，為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效網絡依托。打造交流合作平臺，建立健全協同推進機制，通過組建行業戰略聯盟，探索建立保險業“一帶一路”國際保險再保險共同體和投資共同體等方式，提升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整體能力。加強保險監管互聯互通，推動我國保險監管標準和技術輸出，增強我國對國際監管規則的影響力。

《指導意見》強調，保險業要加強組織，做好落實，切實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把支持“一帶一路”建設作為深化改革的一項重點工作持續加以推進。要統籌各方資源和力量，加強政策協調、業務協作，為“一帶一路”重大項目建設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金融保險服務。要完善機制，註重長效，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為國際和地區合作提供保險服務。同時，要加強對國際局勢、宏觀經濟形勢的研判，密切關註沿線國家和地區監管規定和法律法規的變化，嚴控風險，守住風險底線。

中美智庫聯合報告：美政府經濟政策調整對中國影響可控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和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7日在北京聯合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盡管美國新一屆政府調整經濟政策可能對中國經濟帶來一定壓力，但其整體影響可控。

這份《CF40-PIIE聯合報告(2017)》由兩家智庫的數十名研究人員合作完成。報告就中美貿易、投資和匯率政策等方面的現狀與問題進行了分析，並對如何實現兩國合作共贏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美國新一屆政府就職以來，在稅收、基建投資、金融監管以及貨幣政策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引起全世界關註。

上述報告指出，美國稅收改革可能給中國帶來一定壓力，但其基建投資加碼和政府開支增大的計劃若兌現，將有利於提高中國出口，對中國產生正面溢出效應。由於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高，中企無論在資金還是技術方面都可以加強與美方合作，從而實現雙贏。

對於美聯儲調整加息步伐帶來的連鎖反應，報告認為美國利率升高和美元指數走強給人民幣匯率帶來了調整壓力，但由於中國資本管制較強，外部因素變化對匯率走勢和國內金融市場的影響比較可控。中國相應調整貨幣政策有益於抑制通貨膨脹和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控制金融風險。

對於中美貿易未來走向，兩國專家認為，中國和美國的經常項目結構是由兩國國內儲蓄投資結構等宏觀因素決定的，貿易政策對改變經濟結構性問題作用有限。美國對中國提高貿易壁壘只會把對華貿易逆差轉移到其它國家，並造成效率和美國國民福利損失，因此中美之間若爆發貿易戰不僅“雙輸”，還會影響全球經濟。

報告強調，避免中美貿易摩擦的最佳策略是加快結構改革和市場開放。若美方挑起貿易爭端，中國應將壓力轉化為改革動力，加快推動結構改革，促進國內經濟結構再平衡，並積極通過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等協議領導區域貿易一體化，加強與其它國家貿易合作，帶領全球走出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困局。

發改委：中國降杠桿工作成效顯現 債務風險安全可控

5月24日消息，發改委官網發文稱，我國總杠桿率水平居中且正趨於穩定。從絕對水平看，我國杠桿率水平並不高，僅位於主要經濟體的中等水平。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數據，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總體杠桿率為255.6%。同時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企業經營效益明顯改善，我國債務償還能力和抵禦負面沖擊的能力都進一步增強。

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是黨中央國務院從戰略層面做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中央提出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國務院發布的《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國發〔2016〕54號）及附件《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提出兼並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盤活存量資產、優化債務結構、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破產、發展股權融資等七大措施，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目前各項措施落實推進情況良好，進展順利，並已取得初步成效，中國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降杠桿成效顯現。首先，我國總杠桿率水平居中且正趨於穩定。從絕對水平看，我國杠桿率水平並不高，僅位於主要經濟體的中等水平。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數據，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總體杠桿率為255.6%，而同期美國為255.7%，英國為283.1%，法國為299.9%，加拿大為301.1%；同為東亞國家的日本為372.5%；主要發達經濟體平均為279.2%，都要高於中國的水平。從變化趨勢看，中國總杠桿率上升速度明顯放緩，正趨於穩定。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數據，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我國總體杠桿率同比增幅較上季度末下降2.5個百分點，連續兩個季度保持下降趨勢；環比增幅較上季度末下降1.3個百分點，連續三個季度保持下降趨勢。其次，我國企業杠桿率開始下降。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最新數據，我國2016年三季度末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為166.2%，較上季度末下降0.6個百分點，這是中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連續19個季度上升後的首次下降。2017年3月末，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同比下降0.7個百分點，企業微觀層面的杠桿率也呈下降趨勢。

我國企業債務風險總體安全可控。企業負債經營是市場經濟的普遍現象。債務規模大小和杠桿率高低與一國經濟結構、金融結構存在密切關系。從經濟結構看，我國儲蓄率比較高，達50%左右，顯著高於國際平均水平。從金融結構看，我國是以銀行信貸等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這種金融體系中企業的負債水平相對較高。從國際經驗看，由外債引發的危機要遠多於內債。我國債務主要是內債，外債在總債務中的比重很低，並且我國杠桿率有高儲蓄率作為支撐，這與低儲蓄率條件下高杠桿風險有明顯不同，引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較低。並且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企業經營效益明顯改善，我國債務償還能力和抵禦負面沖擊的能力都進一步增強。因而我國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企業降杠桿不會增大銀行風險。降低企業杠桿率的各項措施均不會增大銀行風險，如與銀行關聯密切的市場化債轉股，相關文件從制度層面和操作層面上作出了穩妥安排，在實現降低企業杠桿率目標的同時，有效隔離風險，防範企業部門風險傳遞至金融部門。一是明確要求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市場化債轉股必須通過實施機構進行轉股操作，確保市場化債轉股對象企業風險不向銀行轉移。二是在債權轉讓環節上要求潔凈轉讓、真實出售，確保轉股債權從銀行真實出表。三是市場化債轉股資金主要來源於社會資金，而不是主要使用銀行表內資金。四是通過債轉股引入社會投資者，可以改善企業治理結構，提高企業經營效益，從而降低銀行不良債權風險。

中國債務風險可控，資本流出更多是對外投資

美聯儲加息持續，歐、日央行也縮減了購債規模，全球貨幣政策收緊使得新興經濟體承受了一定程度上的壓力。一方面,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抽離,可能令這些國家的貨幣和股市面臨階段性的調整壓力。另一方面,在發達經濟體持續去杠桿的情況下,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卻持續攀升，全球融資成本尤其是以美元舉債的成本上升，新興經濟體的外債負擔、總體債務的可持續性面臨挑戰。此外，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擡頭、中美貿易爭端也給新興經濟體增長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為了探討這些問題，於4月9日舉辦的博鰲論壇“
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與債務風險”分論壇邀請了金磚銀行副行長兼首席財務管Leslie MAASDORP、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泛美開發銀行副行長Santiago Levy、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主席Hans-Paul Burkner和Investcorp執行董事長MohammedBin Mahfoodh AI Ardhi共議新興經濟體的債務問題、資本外流問題，以及中美貿易爭端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等。

中國債務問題不嚴重

金融危機後，全球主要央行長期實行量化寬松（QE）政策，新興市場累積了大量外債，尤其是以美元計價的債務不斷攀升，而從2015年底美聯儲加息開始，全球主要央行開始收緊貨幣，這一定程度上給新興經濟體帶來潛在的債務風險。

對此，MohammedBin Mahfoodh AI Ardhi表示，最重要的不是看短期的資本流動，而是要看在長期情況下新興經濟體的流動性情況如何。亞洲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增長還是比較強勁的，投資也並沒有介入到債務的風險中。

“我覺得在中國和東南亞、印度，它們的情況都還不錯，我還是持樂觀的態度，但在非洲和拉美國家，或者是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可能這些情況是不太一樣的。”他稱。

李揚則表示，“中國的債務問題沒有很嚴重，且政府已經註意到並開始解決。”

他稱，債務問題是“老故事有新的因素”。老故事指資金都是從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流動。“這個老故事曾經在這次危機之初發生了一點變化，當時有個說法叫‘雙軌脫鉤’，‘雙軌’指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是兩個軌道，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比較快，發達經濟體發展比較慢，而且關聯度不高。”但他稱，現在事實證明情況並沒有太大變化。而新因素指過去都是新興經濟體負債，但這次發達經濟體也負債，且債務非常高。因此，需要研究這個新問題。

在李揚看來，最關鍵的問題是各國國內儲蓄和投資的關系，如果一國儲蓄率高就不會出問題，但儲蓄率低就會發生危機，例如此前的美國。“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迅速恢複，也得益於高儲蓄率。”他稱。

李揚表示，此前，中國外匯儲備有過流出的情況，但中國的外匯儲備是通過經常項目順差獲得而不是通過負債獲得，因此問題不大。同樣地，如果從存量角度來看，即從資產負債表角度來看債務問題，中國的資產負債表很健康。

在談及債務的結構性問題時，李揚表示，國債沒有問題，地方政府債務有一些問題，但最近也通過了一系列法規來解決。他介紹稱，去年第四季度地方政府債務增長已經持平了。

而在企業層面，李揚認為應該區分國企和民企，民企債務已穩定，國企債務尤其是僵屍企業是個問題，中國政府計劃用三年時間解決。

Santiago Levy分享了南美國家的情況。他稱，南美絕大部分國家在經歷了金融危機之後，債務的比例比其他國家高，一般來說占到GDP的17%～18%。

也因此，他表示，“南美國家現在還在做很多努力，但這些努力是否足夠很難說，因為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它們對於全球資本市場的接觸度或包容度也不太一樣，但是有些國家的反應比較慢，比如阿根廷。”

但他認為，現在全球市場的緊縮會事先通知，市場有所預期，因此，並不會太多驚擾市場。

Leslie Maasdorp則指出，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需要關註的是，應該采取什麽樣的結構性改革，把經濟推動到下一步的階段，其中涉及改善增長的質量，創造增長的可持續性，包括環境的持續性，而且要盡量地降低因為快速增長所帶來的不平等。

資本外流與內流共存

貨幣政策收緊對新興經濟體的另一個潛在風險——資本外流，以及資本外流與人民幣國際化之間的關系，也引起嘉賓們的熱烈討論。

Hans-Paul Burkner稱，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來說已經是一個發達國家了，並且是一個全球範圍內非常重要的經濟體，也有開放的金融和財政。

“當然，資本會有一些外流，但也會有流入，如果我們總是擔心所有這些錢都會流出去，可能就低估了中國對於投資的吸引力。如果一個國家的增長是非常持續的，是有法制的，那我相信人們會持續性地投資。”他稱，“我覺得會同時有內流和外流，一個開放國家能夠更好地讓資產進行配置，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回報，幫助這個國家增加競爭力。我認為開放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是正確的。”

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他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是必要的，而且對於中國下一階段的增長是至關重要的。

他解釋道，中國在過去的三四十年，在改革開放當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但是也的確有兩個沖突：一個與金融相關，一個與資本控制有關。比如，中國如今已經是世界上第三大債券市場，體量大概有11萬億美元，但約95%～96%都是國內市場，所以效率是比較低。

“隨著經濟增長，資產配置成為了一個成功性非常重要的來源。我覺得人民幣國際化恰逢其時，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它的速度和順序，而且人民幣已經被納入了特別提款權（SDR），越來越多的國家把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使用，這會進一步鞏固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更願意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人民幣越來越頻繁地被全世界使用，對中國是有好處的。”他稱。

此前，中國在2015～2016有大量外匯儲備的流出引起世界的關註。對此，李揚分析稱，中國的資本流出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移民式的流出，用經濟學來說是資本外逃，這一部分在中國國家財富里是永遠地消失了。但更多的是投資，即用外幣到國外比如美國去投資，這一部分是健康的。中國此前1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減少，相當部分是後面的情況。這源於中國國內的投資機會慢慢減少，投資者發現美國的投資機會，於是到美國去投資。

他稱，“2015年是一個分界線，中國投資者發現，在2015年之前，從國際市場借錢，然後換成人民幣，投資人民幣定價的市場是最有效的，但是那個時候利率發生變化，從國內借人民幣換成外幣到外國去投資是最好的。我感覺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正常現象，中國開始對外投資了。”

對於這一進程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李揚認為，如果中國國民帶著人民幣到外國去投資，而且被東道國接受，這就是人民幣國際化一個大的進展，但目前還不太能做到。不過，他也稱，現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很多都接受用人民幣到當地投資。

中美貿易爭端百害而無一利

近期，中美貿易爭端不斷升級，中美貿易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匯率、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全球化的影響，無疑是本屆博鰲論壇所有分論壇上繞不開的熱點話題。

對此，李揚表示，兩個大國發生貿易戰對兩者都沒有好處，對世界也沒有好處。“中美貿易爭端是美國單方面用它的單邊主義面對中國的多邊主義，我們政府已有明確的表態，我作為研究者也同意政府的看法。”他稱。

李揚坦言，此次爭端當然會影響中國資本流動、匯率、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受損也是全面的。但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對外的依賴已經沒有那麽強了，對外依賴無非兩樣：食物、貨物，在國際收支的經常帳戶下反映；還有資金，在國際收支的資本與金融帳戶下反映。”

他稱，中國經常帳戶的總盈余不高，去年年底占GDP只有2.6%，因此不會有特別大的影響。

“如果過去的資本積累通過借債形成的，那問題就大了。但中國的資本過去是通過長期的貿易積累而形成的，那問題就不太大。它（貿易戰）當然會造成我們的財產損失，但是這個損失對中國經濟的負面沖擊就沒有那麽大。”

匯率方面，李揚認為，全球還是會維持相對穩定的匯率。“如果匯率波動的話，世界就會混亂，我相信不會從貿易戰延伸到匯率戰。國際上的政治家們應當有這個理智。”他稱。

Leslie Maasdorp也比較樂觀。“我覺得最終經濟的理智會勝出，一百多年前不少國家都想做一些地方保護主義，但是現在世界已經開放很多了，有很多多邊主義和國際性的機制。”他稱，“世界上兩大經濟體要理解之間的相互依賴，比如說中國是美國國債的主要購買國，十年前並不是這樣的，過去十年有比較大的變化，希望大家最終坐下來。”

Mohammed Bin Mahfoodh AI Ardhi表示，中美貿易爭端的確是一個很值得擔心的問題，如果加劇的話，對於全球的價值鏈不會是一件好事。“我覺得貿易戰是一損皆損，對於世界金融或經濟都不是好事。”他稱。

Hans-Paul Burkner也認為，貿易爭端短期可能會情況惡化，最終受影響的不僅僅是新興市場，發達市場也會受影響。他希望人們都能回歸理性。

Santiago Levy點出了中美貿易赤字的本質。他稱，最終還是儲蓄率的問題，美國政府擔心貿易赤字，但不能僅僅從一個方面來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開支較高，無論是與哪個國家存在貿易赤字，最終總會有赤字的。

因此，他建議，（美國）應該推出各種財政政策和其他鼓勵儲蓄的政策，除此之外其他方法其實不那麽有效。

外匯局答一財記者問：貨幣政策正常化對我國的影響依然可控

4月19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未來如果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將是必然選擇，但對我國的影響依然可控。

王春英表示，此次全球經濟複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並且還存在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主要央行貨幣政策調整將是溫和、漸進的過程。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不同，將會繼續對美元匯率形成下行壓力。我國經濟基本面持續較好，金融市場運行總體穩健，市場主體對美聯儲等貨幣政策調整的適應能力和應對經驗進一步提升，有助於積極化解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

以下為文字實錄：

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全球主要央行先後實施或考慮貨幣政策正常化，想了解一下這些外部政策因素對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會有哪些影響？謝謝。

王春英：過去幾年，隨著全球經濟的逐步複蘇，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對全球匯市和國際資本流動產生了不同影響。第一個階段，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明顯分化。美國經濟率先複蘇，失業率持續下降，美聯儲逐步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並啟動加息；由於經濟依然低迷，歐元區、日本等經濟體央行繼續實施寬松貨幣政策。這種經濟運行和貨幣政策方向上的較大差異，導致美元匯率出現較快升值，我們看到2014年下半年到2017年初，美元指數從80左右升破103，最高漲幅近30%，使得新興經濟體在這一階段普遍面臨貨幣貶值和資本外流壓力。

第二個階段，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趨同但進程有所不同。從2016年起，歐元區經濟複蘇勢頭開始好轉，歐央行開始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逐步降低購債規模，並計劃在未來停止購債。2017年後，歐元區政治穩定性有所增強。同時，英國、加拿大等國央行開始加息。在此情況下，市場對歐元區等經濟體複蘇和貨幣政策調整的預期增加。對美國政府政策的期待有所減弱、更趨理性，總體上壓制了美元的升值勢頭，2017年美元指數回落9.9%，這期間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和資本流出壓力明顯緩解，我國跨境收支也趨向基本平衡。由此可見，全球主要央行貨幣政策正常化在不同階段會產生不同的傳導效應，對國際匯市和資本流動的影響也不一樣，目前的情形仍有助於中國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未來如果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將是必然選擇，但對我國的影響依然可控。第一，此次全球經濟複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並且還存在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主要央行貨幣政策調整將是溫和、漸進的過程。

第二，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不同，將會繼續對美元匯率形成下行壓力。如市場預期美聯儲加息進程已經進入後半段，歐元區等其他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剛剛開始，這也能夠避免全球流動性過快收緊。

第三，我國經濟基本面持續較好，金融市場運行總體穩健，市場主體對美聯儲等貨幣政策調整的適應能力和應對經驗進一步提升，有助於積極化解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

因此，總的來說，對於全球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調整的影響需要客觀分析、密切關註，當前我國國際收支運行狀況也能夠更好地適應有關變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