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加息持續，歐、日央行也縮減了購債規模，全球貨幣政策收緊使得新興經濟體承受了一定程度上的壓力。一方面,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抽離,可能令這些國家的貨幣和股市面臨階段性的調整壓力。另一方面,在發達經濟體持續去杠桿的情況下,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卻持續攀升，全球融資成本尤其是以美元舉債的成本上升，新興經濟體的外債負擔、總體債務的可持續性面臨挑戰。此外，逆全球化、保護主義擡頭、中美貿易爭端也給新興經濟體增長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為了探討這些問題，於4月9日舉辦的博鰲論壇“ 新興經濟體：資本外流與債務風險”分論壇邀請了金磚銀行副行長兼首席財務管Leslie MAASDORP、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泛美開發銀行副行長Santiago Levy、波士頓咨詢公司全球主席Hans-Paul Burkner和Investcorp執行董事長MohammedBin Mahfoodh AI Ardhi共議新興經濟體的債務問題、資本外流問題，以及中美貿易爭端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等。
中國債務問題不嚴重
金融危機後，全球主要央行長期實行量化寬松（QE）政策，新興市場累積了大量外債，尤其是以美元計價的債務不斷攀升，而從2015年底美聯儲加息開始，全球主要央行開始收緊貨幣，這一定程度上給新興經濟體帶來潛在的債務風險。
對此，MohammedBin Mahfoodh AI Ardhi表示，最重要的不是看短期的資本流動，而是要看在長期情況下新興經濟體的流動性情況如何。亞洲尤其是東南亞地區的增長還是比較強勁的，投資也並沒有介入到債務的風險中。
“我覺得在中國和東南亞、印度，它們的情況都還不錯，我還是持樂觀的態度，但在非洲和拉美國家，或者是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可能這些情況是不太一樣的。”他稱。
李揚則表示，“中國的債務問題沒有很嚴重，且政府已經註意到並開始解決。”
他稱，債務問題是“老故事有新的因素”。老故事指資金都是從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流動。“這個老故事曾經在這次危機之初發生了一點變化，當時有個說法叫‘雙軌脫鉤’，‘雙軌’指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是兩個軌道，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比較快，發達經濟體發展比較慢，而且關聯度不高。”但他稱，現在事實證明情況並沒有太大變化。而新因素指過去都是新興經濟體負債，但這次發達經濟體也負債，且債務非常高。因此，需要研究這個新問題。
在李揚看來，最關鍵的問題是各國國內儲蓄和投資的關系，如果一國儲蓄率高就不會出問題，但儲蓄率低就會發生危機，例如此前的美國。“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迅速恢複，也得益於高儲蓄率。”他稱。
李揚表示，此前，中國外匯儲備有過流出的情況，但中國的外匯儲備是通過經常項目順差獲得而不是通過負債獲得，因此問題不大。同樣地，如果從存量角度來看，即從資產負債表角度來看債務問題，中國的資產負債表很健康。
在談及債務的結構性問題時，李揚表示，國債沒有問題，地方政府債務有一些問題，但最近也通過了一系列法規來解決。他介紹稱，去年第四季度地方政府債務增長已經持平了。
而在企業層面，李揚認為應該區分國企和民企，民企債務已穩定，國企債務尤其是僵屍企業是個問題，中國政府計劃用三年時間解決。
Santiago Levy分享了南美國家的情況。他稱，南美絕大部分國家在經歷了金融危機之後，債務的比例比其他國家高，一般來說占到GDP的17%～18%。
也因此，他表示，“南美國家現在還在做很多努力，但這些努力是否足夠很難說，因為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它們對於全球資本市場的接觸度或包容度也不太一樣，但是有些國家的反應比較慢，比如阿根廷。”
但他認為，現在全球市場的緊縮會事先通知，市場有所預期，因此，並不會太多驚擾市場。
Leslie Maasdorp則指出，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需要關註的是，應該采取什麽樣的結構性改革，把經濟推動到下一步的階段，其中涉及改善增長的質量，創造增長的可持續性，包括環境的持續性，而且要盡量地降低因為快速增長所帶來的不平等。
資本外流與內流共存
貨幣政策收緊對新興經濟體的另一個潛在風險——資本外流，以及資本外流與人民幣國際化之間的關系，也引起嘉賓們的熱烈討論。
Hans-Paul Burkner稱，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來說已經是一個發達國家了，並且是一個全球範圍內非常重要的經濟體，也有開放的金融和財政。
“當然，資本會有一些外流，但也會有流入，如果我們總是擔心所有這些錢都會流出去，可能就低估了中國對於投資的吸引力。如果一個國家的增長是非常持續的，是有法制的，那我相信人們會持續性地投資。”他稱，“我覺得會同時有內流和外流，一個開放國家能夠更好地讓資產進行配置，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回報，幫助這個國家增加競爭力。我認為開放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是正確的。”
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他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是必要的，而且對於中國下一階段的增長是至關重要的。
他解釋道，中國在過去的三四十年，在改革開放當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但是也的確有兩個沖突：一個與金融相關，一個與資本控制有關。比如，中國如今已經是世界上第三大債券市場，體量大概有11萬億美元，但約95%～96%都是國內市場，所以效率是比較低。
“隨著經濟增長，資產配置成為了一個成功性非常重要的來源。我覺得人民幣國際化恰逢其時，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它的速度和順序，而且人民幣已經被納入了特別提款權（SDR），越來越多的國家把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使用，這會進一步鞏固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更願意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人民幣越來越頻繁地被全世界使用，對中國是有好處的。”他稱。
此前，中國在2015～2016有大量外匯儲備的流出引起世界的關註。對此，李揚分析稱，中國的資本流出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移民式的流出，用經濟學來說是資本外逃，這一部分在中國國家財富里是永遠地消失了。但更多的是投資，即用外幣到國外比如美國去投資，這一部分是健康的。中國此前1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減少，相當部分是後面的情況。這源於中國國內的投資機會慢慢減少，投資者發現美國的投資機會，於是到美國去投資。
他稱，“2015年是一個分界線，中國投資者發現，在2015年之前，從國際市場借錢，然後換成人民幣，投資人民幣定價的市場是最有效的，但是那個時候利率發生變化，從國內借人民幣換成外幣到外國去投資是最好的。我感覺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正常現象，中國開始對外投資了。”
對於這一進程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關系，李揚認為，如果中國國民帶著人民幣到外國去投資，而且被東道國接受，這就是人民幣國際化一個大的進展，但目前還不太能做到。不過，他也稱，現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很多都接受用人民幣到當地投資。
中美貿易爭端百害而無一利
近期，中美貿易爭端不斷升級，中美貿易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匯率、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全球化的影響，無疑是本屆博鰲論壇所有分論壇上繞不開的熱點話題。
對此，李揚表示，兩個大國發生貿易戰對兩者都沒有好處，對世界也沒有好處。“中美貿易爭端是美國單方面用它的單邊主義面對中國的多邊主義，我們政府已有明確的表態，我作為研究者也同意政府的看法。”他稱。
李揚坦言，此次爭端當然會影響中國資本流動、匯率、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受損也是全面的。但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對外的依賴已經沒有那麽強了，對外依賴無非兩樣：食物、貨物，在國際收支的經常帳戶下反映；還有資金，在國際收支的資本與金融帳戶下反映。”
他稱，中國經常帳戶的總盈余不高，去年年底占GDP只有2.6%，因此不會有特別大的影響。
“如果過去的資本積累通過借債形成的，那問題就大了。但中國的資本過去是通過長期的貿易積累而形成的，那問題就不太大。它（貿易戰）當然會造成我們的財產損失，但是這個損失對中國經濟的負面沖擊就沒有那麽大。”
匯率方面，李揚認為，全球還是會維持相對穩定的匯率。“如果匯率波動的話，世界就會混亂，我相信不會從貿易戰延伸到匯率戰。國際上的政治家們應當有這個理智。”他稱。
Leslie Maasdorp也比較樂觀。“我覺得最終經濟的理智會勝出，一百多年前不少國家都想做一些地方保護主義，但是現在世界已經開放很多了，有很多多邊主義和國際性的機制。”他稱，“世界上兩大經濟體要理解之間的相互依賴，比如說中國是美國國債的主要購買國，十年前並不是這樣的，過去十年有比較大的變化，希望大家最終坐下來。”
Mohammed Bin Mahfoodh AI Ardhi表示，中美貿易爭端的確是一個很值得擔心的問題，如果加劇的話，對於全球的價值鏈不會是一件好事。“我覺得貿易戰是一損皆損，對於世界金融或經濟都不是好事。”他稱。
Hans-Paul Burkner也認為，貿易爭端短期可能會情況惡化，最終受影響的不僅僅是新興市場，發達市場也會受影響。他希望人們都能回歸理性。
Santiago Levy點出了中美貿易赤字的本質。他稱，最終還是儲蓄率的問題，美國政府擔心貿易赤字，但不能僅僅從一個方面來解決貿易赤字的問題。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開支較高，無論是與哪個國家存在貿易赤字，最終總會有赤字的。
因此，他建議，（美國）應該推出各種財政政策和其他鼓勵儲蓄的政策，除此之外其他方法其實不那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