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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年底至今，綠城的命運一直是業界關注的焦點。這個最激進的高端住宅製造商，在賣掉四個項目之後，總算緩解了嚴重的債務危機。但宋衛平仍在熱鍋上煎熬，在樓市調控仍將持續的未來，他不得不發動全民銷售，為以往的賭局埋單。
「還行嗎？」宋衛平最近最怕聽朋友們問起這句話。2012年的春節，綠城集團董事長宋衛平的多數時間，是在位於杭州玫瑰園的家裡度過的。他謝絕了一切不必要的應酬。
一些話他不得不解釋上百遍。「後來我都煩了，不想做祥林嫂，一見到朋友就說，早知道不叫阿毛去了。」宋衛平一邊抽著煙，一邊笑著反覆強調，2011年的風波的確大，但綠城活了下來。
2011年年初，宋衛平還以為這是綠城飛奔的一年，但事實卻遠非如此。限購、限貸等種種因素的疊加，讓綠城大本營長三角的樓市降至冰點，原本預計540億元的銷售目標，只完成了64%——這是這家浙江最大發展商在香港上市以來的第一次負增長。
在2011年年底的某段時間裡，宋衛平的弦繃至極點。「比如銀行要明天還5個億，但錢今天才能到賬，這種情況出現過幾次，有點煎熬。」宋在2012年2月6日晚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不過他宣稱，綠城已過了償債高峰，最困難的時候已然過去，其團隊同時也在做超常規的努力，應對更為嚴峻的調控環境，綠城絕對不會倒閉。
「我連出差的積極性都沒了」
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2月6日下午，他接連開了三場會，並在最後一場內部銷售轉型會後，因產品細節當場怒斥一位項目總經理達20分鐘。
對於57歲的宋衛平來說，2011年的第四季度尤其漫長。
2011年9月底綠城開始為「海航30億收購綠城」的流言困擾時，宋衛平曾經開玩笑地聲稱：先努力賣房子，不行就賣項目，再不行就將價格一降到底，從此退出房地產。但隨後該話被當地媒體詮釋為「三段論」，這就是「宋衛平退出房地產」的由來。
經歷一年多調控的樓市，當時已危若累卵。宋的消極言論顯然觸動了脆弱樓市的敏感神經，一時關於綠城的各種傳言滾滾，宋衛平接連遭遇「信託調查」、「綠城破產」、「中投控股」和「宋衛平被捕」等傳言包圍。
受此拖累，3個多月的時間裡，綠城中國（03900.HK）的總市值蒸發了三成多。「我連出差的積極性都沒有了，到一個地方，地方政府們如果想這是一個沒錢的企業、快倒閉的企業，不接待你，那感覺就挺差的。」宋衛平自嘲道。
2011年讓宋衛平覺得最有意義的事情之一，是他在十二個園區裡做的老年人頤樂學院，他本來想在2011年下半年在全國做集中養老的試點，但也是第四季度綠城突如其來的銷售與資金困境，將他的心緒與計劃打亂了。
但「退出房地產」一說，並非宋的本意。時過境遷，宋衛平強調：「為了自己的榮譽也好，為了綠城團隊也好，為了業主及眾多合作企業，我都會努力，不會輕易讓綠城死掉的，2011年綠城活了下來，在2012年綠城會繼續活下去。」
這位以「足球反黑」聞名中國的房地產老闆，對產品品質及規模的追求接近於偏執，其財富和文化皆植根於此——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2月6日下午，他接連開了三場會，並在最後一場內部銷售轉型會後，因產品細節當場怒斥一位項目總經理達20分鐘。
「綠城這樣用心做產品的企業不應該死，也不會死。」融創中國董事長孫宏斌曾多次強調。但在追求品質與規模的同時，宋衛平仍需回答公眾及投資者的疑問：不斷升級的樓市調控下，綠城自救的底牌在哪？
「有客戶儘可能介紹給我」
無論是企業銷售人員，簽約經紀人，還是非專業銷售人員，只要幫綠城賣出房子，都可獲得不菲的佣金。為了鼓勵大家賣房，綠城還將銷售提成大幅提高。
宋衛平不可能剎車停下來解決問題，他只能且行且變，全力掉轉船頭，回歸商業的根本：銷售。
綠城資金困局傳出後，浙江省內的諸多合作夥伴及企業家都向宋衛平伸出了援手，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云直接給宋衛平打電話，詢問是否需要他幫忙。坊間同時傳言馬云號召阿里巴巴高管們買入綠城的住宅，杭州的國企也對綠城伸出援手，不過宋衛平並不願過多談及此事。
在逐步加碼的樓市調控下，綠城怎樣才能賣出更多房子？宋衛平給出的對策是創新的銷售模式：將過去坐等上門接待為主的被動銷售，演變為主動出擊找尋潛在客戶的經紀人制度。
2011年9月，一次為期16天的北方市場巡視或許給予他不少靈感：在鄂爾多斯，久未親臨一線的宋衛平與客戶現場接觸，給予銷售最直接的支持，當即就賣出了幾套豪宅。這讓他在2012年給自己訂了3個億的銷售量——他甚至對記者打趣說，「有客戶儘可能介紹給我」。
行銷與親臨一線是中國地產明星老闆潘石屹在商業地產領域賴以成功的法寶。宋衛平將其在住宅領域深化：即向全社會成員完全開放其房源，這意味著社會上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幫綠城賣房子。而無論是企業銷售人員，簽約經紀人，還是非專業銷售人員，只要幫綠城賣出房子，都可獲得不菲的佣金。為了鼓勵大家賣房， 綠城還將銷售提成大幅提高。
「銷售額上去了，我們就少賣一些項目，銷售額上不去，我們就多賣一些項目。我們會把規模情結拋掉，先把買來的地趕緊做完。走一步看一步，一千多個億的存貨，一定要流轉。」宋這樣說。
宋衛平之前在銷售上的各種努力也似乎初見成效。綠城月度通訊上的數據顯示，2011年12月綠城共銷售57億元，是2011年銷售最好的月份，「今年1月份儘管是春節，也有十幾億的銷售入賬。」
狠抓銷售，加上轉讓完四個項目以獲得藉以喘息的部分現金後，綠城償債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今年不會像去年年底那樣煎熬了。但我還是要檢討的。人要有理想，但也要正視現實。」宋衛平說。
「有幾塊地的確買貴了」
在此前的兩次宏觀調控中，宋都憑藉著政策的掉頭而化險為夷。也許正是如此，綠城此後變得更為激進。
2012年1月20日，綠城公告稱以5100萬元的價格，將無錫綠城湖濱置業有限公司51%的股權轉讓給融創，而湖濱置業擁有的無錫地王是他們兩年多前以29億的價格拍來的。
當天，綠城一口氣發出了3個項目轉讓的結果。「有幾塊地的確買貴了。」綠城集團副董事長壽柏年感慨道。
其實綠城已經不是第一次身處險境。在此前的兩次宏觀調控中，宋都憑藉著政策的掉頭而化險為夷。也許正是如此，綠城此後變得更為激進。
最戲劇性的一次豪賭發生在2009年5月，一筆即將到期的4億美元的高息債務，曾將綠城逼進破產清算的危局。最終綠城通過發行20億元的信託計劃獲取資金躲過這劫，並因中國政府隨後的救市計劃，成為當年樓市的最大贏家之一。
但這次發軔於2010年4月的樓市調控持續時間之長，超出了所有人預期，並導致了中國經濟的增長發動機之一的樓市似乎即將「拋錨」——就連萬科地產 一位高管前不久也對朋友訴苦，「2011年儘管賣了1200多億，但基本上都支付給早幾年的地價款和工程款，萬科也有資金缺口，2012年的主題詞就是保 命。」
2011年驟然冰封的樓市，更讓宋衛平措手不及。綠城所重點佈局的區域，如杭州、上海、南京等，都是限購城市，「2011年杭州市場萎縮了一半，這也意味著房地產企業要死一半。」宋衛平感嘆。
尤其雪上加霜的是，綠城的項目定位在高端住宅，而這部分消費群體恰恰是政策限購的對象，「我們的客戶都是買過一套兩套房子的，於是這輪調控對綠城就首當其衝了。」綠城集團副董事長壽柏年這樣向南方週末記者指出。
似乎不難得出如下結論：如果2009年沒有拍下那麼多地王，宋衛平今天的日子可能會更好過些。「綠城問題在於攤子太大，老宋沒必要把自己搞那麼累，且綠城品牌在浙江省外還是不夠強勢，過於聚焦高端住宅市場，讓他們降價賣不動。」孫宏斌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2009年樓市的狂熱和綠城業績的爆發，給了宋衛平錯誤的信號：憑藉著超越萬科產品的口碑，舉債拿地不斷擴張下去，或能在三五年內規模超越萬科。
2009年，杭州總價地王前十位中，有4個出自宋衛平之手。在借貸方面，綠城也更是大膽，積極利用信託槓桿取代債務槓桿，截至2011年上半年，其 債務已從2010年底的350億元增至393億元，一年內到期的債務高達135億元，資產負債率高達87.7%——熱愛圍棋與橋牌的宋衛平顯然在賭。
但很快，曾經重金拍回來的土地，也變成了一種負擔。
「不轉型、應變， 綠城未來只有死路一條」
綠城可能是中國最出色的高端住宅製造商，但可能不是一流的營銷和成本控制高手。綠城產品生產和銷售週期是萬科的2倍，且在土地成本投入上，亦遠遠高於同行。
過去一年，在中國大房地產企業裡，綠城堪稱關注度第一、負債率第一、危險程度第一。對此，宋衛平也有過反思，綠城到底該如何面對滔天的負面消息。 「我曾經發表過一些不合時宜的言論，得罪了一些人。以後綠城沒有別的，唯有坦誠和透明，只望綠城能安安穩穩地存在，不再成為新聞話題，慢慢調整與轉型。」
相對於各種謠言給宋衛平及綠城所造成的影響，綠城在跨越式發展中暴露出的產品線過於單一、毛利低周轉低、對行業複雜性和調控政策過於依賴宋的判斷等，才是其真正的硬傷。
「宋是綠城的領袖和靈魂，綠城的理念及實踐都是由他來主導——按他的話來說，綠城把生存問題解決後，我們就要追求理想主義，把住宅當成文化產品而不 是工業產品來製造；我們不打高爾夫，不去幹嘛，每天在工作，辦學校、辦醫院、支持中國足球，把賺到的錢能夠回饋社會。」壽柏年如是說。
某種程度上，畢業於杭州大學歷史系的宋衛平跟喬布斯有點像。對產品苛刻、偏執，是公司裡的暴君。在與南方週末記者的幾次交流中，他多次提及——「人生短暫，像我這樣五十多歲的人了，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了，只希望能更快地讓更多人享受城市文明。」
綠城可能是中國最出色的精裝住宅製造商，但不是一流的營銷和成本控制高手。儘管綠城旗下房子均價20470元，堪稱全國品牌房企最貴，但為了把房子打磨成藝術品，綠城產品生產和銷售週期是萬科的2倍，且在土地成本投入上，亦遠遠高於同行。
2月1日，一張綠城項目利潤餅圖在新浪微博熱傳，該圖顯示綠城售價2萬元的項目，淨利潤只有12%，而土地費用佔到22%，稅收佔11%。這被認為 是一個地產從業者發的牢騷，但事實上，因為使用建材用料的苛刻及土地成本的昂貴，綠城造價成本遠高於其他發展商，淨利潤也遠低於其他發展商。「我們大部分 項目只有10%的利潤，真是沒空間降。」宋衛平反覆澄清這一點。
儘管業績反覆波動，但業界對綠城的判斷是：背靠著諸多有錢的合作夥伴（甚至包括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宋衛平肯放下身段犧牲幾個項目，調整現金流，渡過這一關並沒有很大問題。但是，即便綠城趟過這一關，這個賭性十足的領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汲取過往教訓呢？
「中國房地產過去十年所遵循的增長模式已漸行漸遠，暴利年代早已結束，如果不轉型、應變，綠城未來也只有死路一條，謀生向來艱難，綠城本可以更穩健些。而人，總是要順勢而為。」宋衛平說。
最近一個月，筆者考察了長三角和珠三角近十家不同行業的企業，和企業經營者及基層政府官員進行了交流，他們對熱點經濟問題的見解五花八門，但有一點卻相當一致：經濟勢頭在放緩。他們對經濟形勢的直覺判斷是鮮活、靈敏的。
國家能源局近日發佈的一季度全國用電量數據可資佐證：1月-3月，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6.8%，增速只有去年同期的54%。
最具說服力的指標還是一季度GDP同比增長8.1%，為最近五個季度的最低值。按可比價格計算，中國GDP自1978年至2010年，年均增長都達到了9.9%。一季度8.1%的漲幅低得有點出乎預料。
與經濟增長放緩伴生的是各級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更大幅度下滑，而財政收入中約90%是稅收收入。據財政部披露，今年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長 14.7%，比去年同期回落18.4個百分點，其中稅收收入增長10.3%，比去年同期回落22.1個百分點。一季度地方公共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同比增速上 升的僅有貴州、甘肅、內蒙古、青海四省份，其他省份均下滑，地方財政本級收入增長17.3%，比去年同期回落17.4個百分點。
對各級政府而言，與經濟增長放緩相比，他們更在意、更焦慮的是財政收入的下滑。由此引起的一種傾向值得警惕——各級政府正試圖通過增加稅種（資 源稅、房產稅等）、加大徵管力度、開闢名義上的非稅來源等方式來應對局面，也就是希望通過增加實際稅負來抵消財政收入的下滑。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傾向。
實際稅負有兩層含義：一是全口徑，包括未納入預算管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及罰款，諸如民航發展基金等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外 匯經營收入、社保基金等；二是現實性，中國的稅制在設計時考慮到徵管難度，有意放寬稅基、提高稅率，留有徵管折扣係數。如果徵管手段改進，寬稅基、高稅率 的稅制也需要相應調整。
這種傾向的危險性在於：首先，會阻礙經濟的復甦。經濟增長放緩，如果假定製度中性，刺激的辦法不外乎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而積極財政政策 的主要措施要麼是擴大政府支出、要麼是減稅。相反，在經濟放緩時增加實際稅負會對經濟起到收縮作用，造成惡性循環；其次，各級官員不要忽略了拉弗曲線。稅 率越高，政府稅收並不一定越多。當稅率超過某一臨界值再增加時，經營成本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稅基減小，反而會導致政府稅收減少，如此所為何來？第 三，稅負不單是經濟問題，還涉及到企業和個人的切身利益和感受，極易演化成社會問題，中外皆然。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可能結局或應對之道不外乎以下幾種可能：
首先，忽略制度改進（制度中性），繼續採用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宏觀上刺激經濟。這樣見效或許很快，但資本品/消費品價格會快速上揚，GDP往下的難題轉成了CPI往上的難題；
其次，從制度（企業所有制度、資源配置方式、市場交易成本等）入手，改善「制度增長彈性」。這樣見效或沒第一種做法那麼快，但是更具持續性，而且不一定會帶來通貨膨脹；
第三種可能是各種辦法均無效，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經歷30多年高速增長後不可避免地轉入了中速增長階段，告別增長的「青春期」，進入「中年期」；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政府從自身眼前利益出發，採用諸如增加實際稅負等舉措，抑制經濟復甦，惡化經濟活動環境，後果堪憂。
上述四種結局，第一是中策，政府週期性在使用；第二是上策，考驗政府的眼光和智慧；第三則是規律的結果，非人力可抗拒；只是這第四最不該用，因為它是危險的下策。
作者為投資業者
「在亞洲房地產企業中，中國開發商似乎最為接近痛苦關口。中國市場的激烈競爭和緊縮監管導致企業過去幾個月內庫存積壓、利潤下降以及流動性萎縮。」標準普爾在最新的一份《中資開發商可能面臨更糟局面》的報告中表示。
國泰君安分析師孫建平在《2012年房地產行業投資策略：平衡再生》研究報告中指出，2012年中國房地產市場資金缺口達到了1.3萬億，如要彌補上述缺口，需要將銷售規模提高25%。
顯然，在嚴格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下，尤其當限購令不解除，房地產市場尚不具備大幅提高銷售規模的前提。孫建平預計，2012年就全國平均水平而言，商品房價格將下調2.9%，一二線城市會下跌15%左右。
標普下調評級
標準普爾在3月對下列開發商採取負面評級，調整反映了政策措施帶來的日益加劇的風險：仁恆置地（BB-/負面）、沿海綠色家園（CCC+/負面）、禹州地產（B+/負面）和眾安房產（B/負面）。
這 距離標準普爾2011年9月26日提供的中國地產開發商的首份壓力測試報告過去僅半年，當時標普預測中國房價在6到12個月內（即2011年6月至 2012年6月）將下調10%。標普當時將沿海綠色家園（01124.HK）、綠城中國（03900.HK）、合生創展（00754.HK）、上海證大 （00755.HK）、盛高置地（00337.HK）、上置集團（01207.HK）等6家房地產企業列入「扛不住」銷售下降影響的名單。
據國家統計局預測，2011年下半年全國房屋平均售價下降3.5%。
現在，標準普爾認為，如果房地產商的銷售規模降低30%，很多房地產公司將面臨流動性緊縮。「流動性對合同銷售下降非常敏感，」標準普爾分析師陸楓表示。
中國房產集團研究總監薛建雄告訴記者，以萬科(000002.SZ)為例，雖然總稱自己賬上有300億-400億的現金，看上去很多，但與其1400億的年銷售規模相比就只相當於2-3個月的現金流。也就是說萬科有2-3個月沒有銷售收入的話，就會面臨現金流困局。
除標準普爾外，其他機構對中國房地產進行的調研結果亦不容樂觀。
2012年3月初，渣打銀行的研究團隊在二三線8座城市，對30家房地產商進行了問卷調查和研究探討。這些城市包括成都、武漢、南京、杭州、西安、石家莊、中山和肇慶。參與調查的開發商報告稱，貸款違約數量上升，預期破產的開發商數量將會上升。
地產商扛不住
孫建平日前表示，一個毛利率40%、淨利率15%的房地產公司，房價下降15%，淨利潤下降40%；房價下降30%，項目將由高盈利變為虧損。
毛 利率40%、淨利率15%基本是房地產企業2011年的平均水平。Wind數據顯示，自2011年下半年以來，房地產企業的毛利率和淨利率均經歷了下 滑，20%以上的淨利率已成昨日黃花。其中，上市房企的整體銷售毛利率水平從2011年中期的39.82%下滑至三季度的38.96%；整體銷售淨利率則 由去年中期的15.94%下滑至三季度的14.86%。
孫建平表示，過去兩年新開工的增速最高達到70%，投資額增速則基本上維持30%，且大概維持了兩年時間。連續兩年全行業的高速擴張，表現在開工和在建投資上，一定會出現融資的問題。另外從整個行業來看，一元錢的投資不能在銷售上得到一元錢保障。
孫建平表示，「在信託、貸款等本金集中到期、銷售回籠沒有明顯起色的壓力下，預計二季度存在爆發開發商資金鏈危機的可能。」
4月12 日，杭州市餘杭區人民法院就杭州金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發佈破產清算公告。此前，天津星耀五洲將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的消息真假難辨，其2007年以 62.9億元拿下天津地王即全國總價地王，需要至少投資260億元，對一個年銷售額僅二十餘億元的開發商，資金鏈可謂「步步驚心」。
1月 20日，標準普爾評級服務宣佈，將綠城中國的長期企業信用評級由「B」下調至「B-」，展望負面。同時，將其未到期優先無擔保債券的債務評級由「B-」下 調至「CCC+」。標普預計綠城中國的流動性在未來12個月內受大量短期債務、大筆建設成本以及疲弱的房地產銷售影響繼續疲軟。標準普爾信用分析師李國宜 表示：「我們認為，綠城中國未來6至12個月的合同銷售可能將保持疲軟。公司項目集中在執行限購令的城市，同時其更為關注高端住宅市場，但這一市場受政府 緊縮政策和投資需求下降的影響更大。」
標普預計綠城中國將在2012年繼續出售其項目以提振流動性。在2011年，該公司已經出售5個項目股權，並將從中獲得40億元。
根 據標普的準則定義，綠城中國的流動性「疲軟」。2012年其流動性來源不足以覆蓋其用途。公司將有120億-140億元短期債務在2012年到期，其中包 括信託融資。此外，標普預計其2012年建設成本將在160億-170億元。如果銷售繼續疲軟，綠城中國可能被迫削減其建設費用，但標普經過評估認為，這 對流動性的改善程度有限。
標普認為，綠城中國在產品質量方面的良好聲譽、相對評級而言穩固的市場地位（儘管由於融資困難和資產處置而趨弱）、以及在優勢地段擁有的大量土地儲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上述負面因素的影響。
記者瞭解到的情況是，截至2011年底，綠城集團的淨資本負債率為148.7%，較2011年中的163.2%已有所下降。淨利潤則創下歷史新高，達41.18億元，淨利潤率增長至18.7%。
4月18日，綠城再以21億元向SOHO中國出售上海天山路項目。董事長宋衛平決心將淨資本負債率降至100%。
綠城的資金鏈狀況仍然不容樂觀。年報顯示，截至2011年底，綠城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抵押銀行存款共58.84億元，遠無法覆蓋一年內到期的銀行及其他借款158.77億元。
銀行壓力不大？
根據瑞銀證券提供的數據，2008年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開發貸和按揭貸款佔銀行貸款存量的比重分別為6.36%、11.04%，2010年為6.59%、13.07%，2011年為6.37%、13.22%。總體而言，房地產類貸款佔整個銀行貸款存量10％—20%之間。
在嚴格的房地產調控政策背景下，儘管地產商正在面臨巨大的壓力，但銀行目前的壓力似乎並不大。
2011年11月11日，原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指出，即使房價下降50%，商業銀行風險依然可控。而這一說法似乎是監管機構目前公佈的唯一研究結果。「因為房價下降50%的時候銀行的覆蓋率仍有100%，下降40%的時候銀行覆蓋率為110%，所以這個是不矛盾的。」
劉明康指出，銀行風險可控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60%的房地產貸款是在2009年6月30日之前發放的，即上一輪房價大漲之前。「2009年北京四環內一平米房價20000元，現在漲到40000元，但原來是按照20000元放的貸款。」
瑞銀證券董事總經理兼中資銀行研究主管勵雅敏表示，如果房價下跌20%，銀行的按揭貸款沒問題，目前一套房的首付比例在20%-30%，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在60%左右，銀行有充分的抵押物。
就開發貸款而言，勵雅敏表示，這幾年銀行針對開發貸一直持謹慎態度，並沒有非常激進，而且放貸對象都是一些比較好的客戶。
但勵雅敏亦擔憂地表示，如果房價下跌20%，房地產企業盈利或回款減少，就會危及企業的現金流，這樣產生的影響就很難說，具體對銀行的影響目前還不好測算。
聽說有人建議中國證監會強迫上市公司的現金分紅要到達某個水平。我覺得這個主意千萬使不得。五個原因：
（1）每個公司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是否分紅和分紅多少的條件不同，政府很難制定統一的政策來約束它們。分紅未必就好，不分紅未必就壞。
（2）現金究竟在上市公司裡面還是在股東手上，本質上應該是一樣的。中國的公司有這樣那樣的惡行，並不能通過強制分派現金來解決。
（3）是否分紅和分紅多少是企業的權力，不是政府的權力。我們不能亂來。
（4）現在的A股估值還是太貴。一元的現金支撐著好幾元的股票市值。也就是說，他們的"市淨率" price-to-book
在3到4倍。如果強制分紅，我估計很多股票的價格會因為失去現金支撐而倒塌。分掉一元現金，市值要縮水3元到4元。
(5) 現金分掉以後, 很多公司就留下來一堆沒人要的存貨, 應收款, 生鏽的設備, 和廠房。他們的財務費用就會上升 (如果還有人願意借錢給他們的話)。
A股市場的泡沫是多年形成的, 不可能短期解決。
國內經常出現的非法集資案和"龐式騙局"有什麼共同點？我覺得他們有兩個共同點：（1）他們都許諾高回報率，並且在一段時間內做到。(2)
他們都是用張三的錢去付給李四。
一個"龐式騙局"可以持續很多很多年。當然，並非所有的"龐式騙局"最後都曝光。麥道夫騙了30多年之後，終於因為2007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股市下降才曝光（水落石出）。日本的大公司奧林巴斯的騙局也持續了20年。
你再想想，如果一個上市公司想玩這種"龐式騙局"，不是很容易嗎？其實，很多上市公司玩的就是這個遊戲。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而已。騙的程度越淺，持續性越有保障。
上市公司大股東或者管理層花少少一點錢，就騙倒了大量股東。其實，上市公司想騙人太容易了：它並不需要所有的人都相信，只要有足夠多的人受騙就可以了。在
中國，不相信的人們要做空也沒有可能。即使在美國，要想做空一個股票，也不容易。原因是做空者需要在一定的時間內把股票買回來，還給原主。如果，在這段時
間裡（比如三個月），股票不跌反升，做空者會虧很多錢。
另外，即使上市公司完全沒有假帳，公司回購和大股東增持也不是小股民跟風的理由。為什麼？大股東看自己的公司越看越愛。這種自愛有心理學的基礎：這家公司
是他們一手做起來的，有過酸甜苦辣，而且給他們很大的滿足和控制。這種心理可能矇蔽他們的眼睛，妨礙他們冷靜和客觀地看待自己的公司。
美國學者所做的大量研究表明，大股東增持和公司回購股票往往發生在股價的頂峰。
上市公司回購股票和大股東增持股票不說明什麼問題。
這是彫蟲小計。上市公司首先通過做假帳從股民手上圈20億元。如果股票下跌10％，那麼拿出1億元來回購股票。於是，我等股民就感動了。如果股票再跌 10％，大股東或者高管就爽快地拿出20萬元增持。我等股民又感動了。如果股票再跌30％，公司就不回購了，大股東和高管們也不增持了。這部電影在全世界不斷重放。
【《證券市場週刊》記者 馮堯】／文
繼2月份蕪湖樓市政策引起一陣地方政府「騷動」後，蕪湖又一次發力了。
根據蕪湖方面新規，該市單職工家庭公積金貸款（首次使用）最高額度從20萬元上調至30萬元，雙職工家庭公積金貸款最高額度從30萬元調整為40萬元。此外，住房公積金最高貸款額度除與住房公積金繳存餘額掛鉤外，還與月繳存額掛鉤。
事實上，近期各地陸續出台的樓市微調政策均「鉚上」公積金，而且定向「刺激剛需」入市意圖明顯：武漢、南昌、瀋陽等城市近期上調公積金貸款餘額上 限；瀋陽縮短公積金繳存時間以鼓勵年輕職工首次購房需求；多地公積金管理中心重申首套90平方米以下住房公積金貸款最低可為兩成。
《證券市場週刊》記者粗略統計，今年以來，已有12個城市鬆綁公積金政策，在今年3月以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就有11個城市先後出台了放寬公積金 貸款額度和申請標準的政策。業內人士分析，各地陸續出台以公積金貸款優惠為主流的樓市微調政策來刺激剛需，表明樓市調控針對首套住房剛性需求的定向寬鬆政 策取向明確。
此外，與公積金鬆綁相比，揚州5月7日出台的新政頗為直接，該市規定購買成品房（俗稱精裝修房）最高可享受房屋合同價款千分之六的財政補貼。業界紛 紛認為，此舉有借鼓勵精裝修房之名，刺激市場需求之嫌。次日，揚州房管局即回應，媒體對文件存在錯誤理解，稱將繼續嚴格執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這不由讓人 想起此前眾多「被闢謠」的地方新政。
正如光大證券近來一份報告預計，政策進入轉暖的大周期，而回暖速度和力度取決於經濟下滑程度。該報告分析稱，第一季度經濟下滑、小型地產企業的破產 加速了政策轉暖，而土地市場已經比2008年三季度更差，第一季度財政收入增速下滑顯著將助推地方政府救市。該報告稱，介於上述因素，政策回暖週期將進入 實質階段。
市場環境倒逼政策微調
「回暖速度和力度取決於經濟下滑程度」，此言不虛。
房地產投資增速年內持續放緩，而土地市場成交依然處於「寒冬」。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2年第一季度，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10927億元，儘 管同比增長23.5%，但增速比1-2月回落4.3個百分點，比2011年全年回落4.4個百分點。而在整個房地產投資中，住宅投資7443億元，增長 19.0%，增速回落4.2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房屋新開工面積為4.0億平方米，同比增長僅為0.3%，幾近零增長。
此外，根據東方證券一份研報統計，2012年1-4月全國累計成交用地建築面積同比下降37%，土地出讓金更是累計同比下降45.8%，其中住宅用地建築面積累計同比下降53%，出讓金累計同比下降52%。
毫無疑問，土地出讓金的持續減少，深深「刺痛」了地方政府，成為地方政府急於救市的主要動力。
而且，房地產低迷所帶來的利空影響，遠不侷限於行業本身，上下遊行業也深受其害。在中央與地方的「博弈」中，土地出讓金減少難以打動中央鬆綁樓市政策，但如果房地產不振的跡象波及到其他行業，變數就增大了。
在房地產下遊行業，與房地產走勢緊密聯繫的家電行業呈現了不振跡象。根據中金公司統計，家電行業今年一季度快速下滑，大家電、小家電、燃氣具產品， 內銷、出口都普遍出現下滑。其中冰箱、洗衣機、空調、液晶電視零售額分別同比下滑25%、17%、25%、30%。向來增長穩健的燃氣具產品油煙機、燃氣 灶、消毒櫃零售額也分別同比下滑8%、9%、18%。
此外，房地產新開工面積和投資增速下滑超預期，亦在一定程度上令工程機械行業「旺季不旺」，行業增速難以上行。根據銀河證券統計數據，2012年第一季度全國工程機械行業工業總產值1494億元，增速比前兩個月回落0.6個百分點，比機械工業全行業增速低6.5個百分點。
同樣的情況還發生鋼鐵、建材等行業。根據鋼鐵資訊機構「我的鋼鐵」提供的報告，需求端的採購熱情下滑，實際成交寥寥無幾。五一期間，主導鋼廠紛紛下 調出廠價。在此種情況下，地方政府打了公積金政策鬆綁這個「擦邊球」，既未觸及限購「高壓線」，又可以激活市場。如此看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這個方面達成 了「一致」，至少到目前，還沒有一個鬆綁新政被「扼殺」。
銀河證券分析師潘瑋對本刊記者分析稱，公積金政策鬆綁，與此前紛紛被叫停的地方放鬆政策不同，此番眾多二三線城市放鬆公積金貸款政策的動作似乎已得到默許。「此舉不僅可以盤活各地數額龐大的沉積公積金，更意味著針對首套房群體定向微調的政策信號進一步明確。」他表示。
房企手握重金蓄勢抄底
政策鬆綁的局面若能持續，房企的最壞時刻或許已經過去。
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值得注意的是，各大房企手握重金，蓄勢待發抄底土地市場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房企龍頭萬科（000002.SZ）已經打破沉默，在前三個月「零拿地」的背景下，4月內一舉拿下青島、唐山以及南充的5個項目。
萬科董秘譚華傑對本刊記者表示，目前土地市場機會在增多，競爭在減弱，而萬科手上還有比較多的現金，因此這種狀況比較有利。「未來在項目拓展方面，公司會繼續關注土地市場可能存在的機會，但總體上還是會採取審慎的態度，堅持『寧可錯過，絕不拿錯』的原則。」
萬科一季度末賬面貨幣資金390.5億元，較年初增48億元。短期借款和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合計178億元，真實資產負債率38.3%，淨負債率29.2%。萬科持有大量現金，無疑增強其潛在擴張能力，未來拿地步伐或將加快。
無獨有偶，一直在土地市場上較為沉默的金地集團（600383.SH）亦計劃在土地市場有所斬獲。金地總裁黃俊燦此前對本刊記者表示，目前公司手握 186億元貨幣資金，鑑於去年公司少有拿地舉動，今年將關注土地市場可能出現新的機會。黃俊燦坦言，金地今年將拿出106億元左右的資金購買土地。而在 2011年，金地在土地市場上的花銷僅為23億元。自去年開始，金地每季度的貨幣現金呈持續上升趨勢。
此外，保利地產（600048.SH）在拿地上亦顯得積極。年初以來，保利地產在西安、石家莊、佛山等地均有所斬獲，其控股子公司取得武漢市東湖新 技術開發區關山村「城中村」改造地塊，成本約20.11億元。此外，公司在石家莊、佛山拿下的地塊分別斥資20.22億元和17.78億元。雅居樂 （03383.HK）、恆大地產（03333.HK）等公司也在近期分別拿下多宗地塊。
值得注意的是，進入4月以來，房企銷售情況也發生了微妙變化。保利與金地前4月實現簽約金額分別達240.1億元與68.6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16.02%與25.1%。恆大更是表現搶眼，在首季度業績同比下滑58.3%的背景下一舉扭轉頹勢，4月份銷售額81.9億元，合約銷售額同比增加 33.1%，環比更是增長103.5%。這也初步印證了恆大主席許家印「四五月業績將會更好」的說法。
另一方面，亦有房企業績下滑。萬科4月銷售金額同比下滑5.8%，環比則下滑35.4%。萬科管理層透露，萬科4月業績下滑的原因在於，推盤計劃比 3月推盤量少30%。業績同樣下滑的還有富力地產（02777.HK）和恆盛地產（00845.HK），4月銷售金額下滑幅度分別為4%、2.5%。
很明顯，2月份以來，保利等大型開發商加大了項目的降價促銷力度。3月以後，這些房企進一步加大了推盤力度，不少新推項目都採取了低價入市的銷售策 略，抓住了剛性需求集中釋放的銷售良機，因此帶來了銷售業績的上揚。有業內人士分析稱，在樓市調控不放鬆的情況下，回暖可能性不大，降價項目以現在的價格 段已經換來成交量，已經降價項目再降價的可能性不大。
如此看來，能夠刺激房企銷量回暖的唯有政策鬆綁。
「房地產市場上下游蕭條，地方政府按捺不住急於救市」，這種局面與2007年何其相似。在2007年樓市蕭條時，一些地方如坐針氈，以鄭州地方政府 向市民施行購房補貼開始，全國有十多座城市參與。其後，中央也出台了放寬二套房貸限制政策、取消城市房地產稅等政策。在此情形下，2009年的樓市180 度大逆轉，房價也報復性大反彈。
但亦有不同之處。不同之處恐怕在於，短時間內，政策在逐漸放寬，但一旦觸碰到「限購」以及相關政策優惠等「高壓線」，中央將會「痛施殺招」。
2009年反彈局面是否會重現，目前仍是未知數，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方面，地方政府「劍走偏鋒」的舉措會相繼出現，正如此番「公積金鬆綁」；另一方面，龍頭房企手握重金等待回暖，欲穩守反擊，靜待抄底土地市場時機。
2011年2月的一天，六朝古都南京的老牌五星級酒店丁山賓館，來了一群執行特別任務的警務人員。他們當天接到了北京交代下來的任務，帶走了下榻此地的一名半禿的中年男子——當時房間內還有兩名提供特殊服務的女性。
這名男子被押至北京交給相關調查部門。執行任務的警務人員並不知曉其身份，事後看新聞才得知：他是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部長劉志軍。
一年半之後，2012年8月3日下午，鐵路系統副局級以上官員聽到了「原鐵道部長劉志軍違紀問題」的內部通報。此前的2012年5月28日，中央已經正式宣佈開除劉志軍黨籍，收繳違紀所得，並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劉志軍的「落馬」改寫了高鐵的命運。2004年以來，正是在劉志軍的大力推動之下，中國高鐵大躍進，速度令世界矚目。現在，伴隨著劉志軍及其他多宗鐵路要案陸續進入司法程序，中國政府對於如何發展高鐵，也到了重新定調的關鍵時刻。
據財新記者從多位鐵路系統內部人士處獲悉，8月3日內部通報的劉志軍的六大問題，既包括涉嫌收受賄賂等經濟問題，也包括政治問題和個人道德品德問題，其中多項問題與山西女商人丁書苗有關。
通報中最嚴厲的一項稱，劉志軍涉嫌為丁書苗謀取中標了30億元的項目，對中間人在工程投標活動收取諮詢費知情，對丁書苗控制的高鐵傳媒在世界高鐵大會上收取施工單位1000萬元贊助費知情。
劉志軍的問題還涉及涉嫌收取鐵路局四名幹部賄賂，以及收藏一定數量的現代名人字畫。
此外，內部通報稱劉志軍道德敗壞，玩弄多名女性，有三名即為丁書苗介紹。劉志軍還曾委託丁書苗為前鐵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達的案件活動關係，並為自己轉任地方官員活動。
對劉志軍的調查已基本結束，劉志軍的律師也已指定，但截至目前，劉志軍的涉案金額仍未最終確定。倘若劉志軍最終認定的涉案金額僅限於收取四名鐵路局幹部的賄賂，則數字不會太高。劉志軍的涉案金額如何確定，要看他是否染指丁書苗所獲取的巨額回扣。
財新記者從多位知情人士處獲悉，丁書苗案調查工作也已基本結束，日前已被移交司法處理。丁書苗從鐵路工程和建設領域獲得的中介費達24億元，另 通過安排煤炭運輸獲取6億元非法收入。與這些中介費相關聯的訂單高達1800億元，僅京滬高鐵的招投標就令丁書苗獲益8億元。相比劉志軍案，數額之大令人 震驚。
不過，劉志軍在處理與丁書苗的關係上相當小心。據知情者透露，劉志軍與丁書苗關係密切，幫助丁書苗牟利，但本人很少直接拿錢，30億元巨額中介 費均趴在丁書苗的賬戶上。丁書苗從京滬高鐵項目上拿到的8億元中介費，亦是如此，只是劉志軍曾囑咐丁「一半不要動」。所以，通報中只稱他對丁書苗的中介人 角色「知情」，並未指證劉志軍本人接受丁書苗的賄賂。
有「高鐵第一人」之稱的原鐵道部運輸局長張曙光案也將進入司法程序。財新記者瞭解到，張曙光被指涉嫌受賄的金額大約4200餘萬元，並不包含其妻子王興獲取的中介費，甚至很少涉及高鐵項目，多為陳年舊事，未提及外資。
劉志軍、張曙光、丁書苗案，揭開了高鐵招投標的重重內幕。比此番官方指控的數字更應引起公眾深思的，是案件展現出來的利益鏈。
來自山西，賣雞蛋出身，丁書苗何以能左右近2000億元鐵路工程和物資的招投標？
盡人皆知「國進民退」央企強勢，但為什麼中鐵工、中鐵建等昨日鐵道部「長子」、今日央企，都得求助於丁書苗才能中標？
丁書苗為何能夠打入高鐵多個領域，從壟斷高鐵輪對，到高鐵聲屏障主要供應商，再到高鐵座椅，還有覆蓋列車、車站及世界高鐵大會的廣告業務？
為劉志軍安排女人，為其活動關係平事撈人，再為其活動官位，丁書苗的照顧無微不至，而能量又無遠弗屆，顯然不只是劉志軍的延伸。這是怎樣的一種共生關係？
初識劉志軍
不算小賬算大賬，丁書苗有意無意經營的關係，帶來了做車皮生意的大機會
2011年2月被帶走調查之前，組織部門已找劉志軍談話，他對於自己的處境有所察覺，會上和私下，反覆提到「安全」「不能出事」。
在此之前一個月，丁書苗已經被帶走調查。
丁書苗的經歷堪稱傳奇。她現年57歲，識字不多，其貌不揚，身高1.7米，長相憨厚，說話粗豪，在山西生意人圈子裡有「傻娘」之稱。丁書苗發跡 後成立博宥集團。一位高管稱，丁書苗以前識字不超過100個，但做生意有直覺——博宥集團準備投資伯豪瑞廷酒店時，公司很多人反對，認為做酒店外行，但丁 書苗認準一條：緊挨著央視新址的酒店肯定有錢賺。這位高管跟了丁書苗多年，認為丁最大的長處在於膽識過人，善與人打交道，「人緣很好」。
上世紀50年代，丁書苗出生於山西省晉城市沁水縣端氏鎮古堆村，幼年喪母，由父親撫養長大。她小學沒畢業就輟學，文化不高，膽子很大，到各家各 戶收雞蛋，拿到縣城賣。沒錢買車票，有時就拿雞蛋和司機換，和司機關係搞得很熟絡。丁書苗發跡之後，當年這樣認識的一位司機被丁書苗帶到北京做隨身司機。 後來這位司機回家養病，丁書苗還給他買了輛出租車開。
上世紀90年代，丁書苗到晉城開了家小吃攤，賣面條和涼菜。小吃攤上來往的鐵路工人和運煤司機很多，丁書苗常常額外送些涼菜。「一個涼菜雖然不起眼，但吃飯的人心裡暖洋洋的。」
不算小賬算大賬，丁書苗有意無意經營的關係，帶來了一個真正的大機會。靠著朋友幫忙，丁書苗做起了煤炭運輸生意。山西煤外運量大但運力不足，拿 到車皮資源就有大錢賺。「丁書苗不看重眼前的錢，更重視人情，賺了錢後大部分都分給關係，自己剩下三成就不錯了。」前述跟隨丁多年的人士介紹說。
車皮計劃是計劃經濟產物，一般是由當地的煤炭產銷大戶或礦務局根據需要向鐵路局提出申請，鐵路局再統一上報鐵道部，最後鐵道部批下指標，路局再向下分解。鐵路運力緊張，車皮計劃緊俏。鐵道部、地方路局都有分配車皮資源的極大權力。
丁書苗能拿到車皮，主要是因為搞定了山西鐵路的大人物羅金寶。羅金寶是山西人，1956年出生，門中長輩曾在山西出任顯官。羅金寶歷任大同鐵路 分局局長、太原鐵路局黨委書記。2005年底，羅金寶受命籌備首條開工建設的高鐵客運專線——石太線，轉至2006年2月，又調任鐵道部運輸指揮中心（運 輸局）副主任（副局長）兼裝備部主任（正局級），專管車皮調度等。2006年10月羅金寶擔任呼和浩特鐵路局局長，2007年5月任北京鐵路局黨委書 記，2008年3月至2010年4月任烏魯木齊鐵路局局長、黨委副書記。
侯月鐵路和太焦鐵路是晉煤外運的主要通道。侯月鐵路於1990年6月開工，由鄭州鐵路局負責修建，而劉志軍自1991年起任鄭州鐵路局副局長、黨委常委。劉志軍丁書苗兩人相識，正是在90年代期間。
「當時兩人只是認識而已。」一位早年跟隨丁書苗的人士說。1994年，劉志軍升任鐵道部運輸總調度長，成為羅金寶的直接領導。通過羅金寶，丁書苗與劉志軍的交往逐漸增多。不過，要發展到彼此信任，還需要更多的機緣。
特殊的信任
羅金寶引見，張曙光深化，再平劉志祥事，丁書苗徹底獲得了劉志軍的信任
機會很快來了。
2003年，劉志軍接替傅志寰出任鐵道部部長一職。上任之後，劉志軍一方面擱置此前已初步展開的網運分離改革，提出當前要務是「跨越式發展」， 要「先發展，後改革」；另一方面，劉志軍大舉提拔新人，直接從此前不得志人員名單中選人。因受賄傳聞被下放瀋陽鐵路局的張曙光被啟用，很快成了劉志軍的鐵 桿親信。
張曙光從瀋陽歸來之初，短暫出任北京鐵路局副局長。一位接近丁書苗的人士透露，羅金寶提醒丁書苗：「如果想在鐵路上做得更大，走得更遠，一定要 靠上這個人。」經羅金寶穿針引線，丁書苗與張曙光很快熟絡起來。張曙光後來火速陞遷，出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又主管高鐵技術引進談判和機車製 造。在張曙光的引薦下，丁書苗與劉志軍關係又近了一層，但博得劉志軍信任，還有更深的背景。
2005年1月6日，劉志軍胞弟、時任武漢鐵路分局副局長的劉志祥被湖北省紀委「雙規」，隨後以雇兇殺人罪及貪污受賄罪等起訴，非法所得財物折合人民幣高達4000多萬元。
一位接近劉志軍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丁書苗得了張曙光的指點，運作劉志祥一案平事撈人。
此時的丁書苗，已非吳下阿蒙。據一位早年就認識丁書苗的山西商人介紹，丁書苗在京的人脈關係已經鋪開。初期從領導家人入手，幫助安排保姆照顧妥 帖；後深知秘書之重，曾專門在北京召開全國秘書界聯誼會，參加者都是省部級以上官員的秘書或前秘書。借助這些關係互相打招呼辦事，丁書苗進一步夯實了這張 關係網的價值。
2006年4月，劉志祥因雇兇殺人及貪污受賄等罪名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服刑期間，劉志祥又被改判有期徒刑16年，從關押重犯的襄北監獄調至武漢近郊的新生少管所，並以治病為由，長期呆在監獄醫院和地方醫院。
羅金寶引見，張曙光深化，再平劉志祥事，丁書苗徹底獲得劉志軍的信任。從這之後，見不得光的私事，劉大都交給丁辦：撈人、活動官位，還有介紹女人。
2006年8月，丁書苗成立北京博宥投資管理集團（下稱博囿集團）：高鐵要來了，想像不到的巨大財富也要來了。
央企為什麼向丁書苗行賄？
即使是央企，也要有人打招呼，有中間人介紹，上下打點，才可能拿到總包權
丁書苗能量大到什麼程度？
貴為央企的中鐵工、中鐵建要拿高鐵項目，也得通過丁書苗。
丁書苗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中介費，實為回扣。據多位鐵路業內人士介紹，大型鐵路項目的總包，理論上都要通過鐵道部鐵路工程交易中心走相應程序；2002年來鐵道部也出台了一些招投標管理辦法；但包括京津高鐵項目在內的很多採購和工程發包，招標就是走過場，實則內定。
一家中標國企的董事會秘書透露，即使是央企，也要有人打招呼，有中間人介紹，上下打點，才可能拿到總包權。
丁書苗事發，正是源於央企審計。2010年七八月間，有關部門瞭解到，某大型國有企業在中標鐵路項目後，從賬外劃給了丁書苗約1億元。當時，國 家審計署正在對京滬高鐵進行例行跟蹤審計，前述被查企業也參與了京滬高鐵項目，於是相關部門將調查線索提供給審計人員，審計署後對該企業展開延展審計。這 家企業很快承認錢打給了丁書苗，並解釋為諮詢費。調查人員找到丁書苗後，發現丁書苗識字不多，根本不可能提供諮詢。高鐵招標潛規則就此暴露。
據鐵路業內人士介紹，總包金額較大，中間人的回扣一般在工程款的2%以下。在競爭更激烈的細分領域如聲屏障，回扣佔整個工程款的8％-20％。
丁書苗所獲24億元回扣，所對應的工程項目，總造價約1800億元。在京滬高鐵工程一個項目上，丁書苗拿走8億元回扣。
被捲入回扣風波的有五家央企：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中國鐵道建築總公司兩家原鐵道部下屬企業，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 公司和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根據中央紀委要求，7月17日，國資委部署五家央企開展「整改工作」，試圖規範鐵路工程招標中的違規行為。據《新京報》 報導，此次整改涉及三方面問題：一是以串通投標、圍標、提供回扣或給予其他好處等不正當方式承攬工程項目；二是違規轉包、分包工程項目；三是違規轉讓、出 借資質證書或以其他方式允許他人以本企業名義承攬工程。五家央企先自查，再上報整改方案。
丁書苗財富急劇膨脹後，慈善成為她編織關係網的另一條軌道。她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捐資1.14億元，其後又出資1.5億元成立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博宥基金」；2009年，丁書苗還獲評「中國扶貧開發典型人物」。
2008年4月，博宥集團與當代英才（北京）國際廣告有限公司合資成立英才會所股份有限公司，專門聘請各國政要或前政要任理事。
丁書苗長袖善舞，關係網互為槓桿，既受益於與劉志軍的關係資源的哺育，也遠超出劉志軍的影響力範圍。其關係網越鋪越大，又反過來進一步密切了她 與劉志軍的關係，而其性格中慷慨樸實的一面，更加贏得了劉的信任。「劉志軍不需要從丁書苗那拿錢，他可以指揮丁做事情，就不需要把錢放在自己這兒。」一位 熟悉鐵道部的官員稱。
據香港媒體報導，2010年初，博宥集團以3.5億元在香港買進了恆基地產超級豪宅「天匯」的三個單位，目前不知這些房產的真實用途。
潛規則氾濫，不僅虛高造價，也帶來安全隱患。
財新記者獲得的一份《鐵道部關於鐵路建設工程質量問題的處理通報》（下稱《通報》）顯示，武廣客專、鄭西客專、海南東環鐵路、溫福鐵路等開通項 目存在不同程度的工程質量問題，發現隧道拱部空洞、裂紋、掉塊、邊牆滲漏水、預埋件與鋼筋無連接、通信鐵塔傾斜等九項質量隱患。鐵道部稱，這已嚴重危機到 鐵路運營安全，有的已經造成鐵路行車事故。
《通報》還稱，蘭渝鐵路、拉日鐵路、滬昆客專（江西、貴州段）、山西中南部鐵路通道、大西鐵路等在建項目也存在偷工減料、質量嚴重不達標的問題。例如鋼管以次充好，或不按設計施工，有些應安裝鋼筋混凝土的地方根本沒有安裝鋼筋等。所謂客專，即高鐵客運專線。
訂單控制者
丁書苗控制了聲障屏、輪對和座椅的訂單，並借高鐵傳媒一度壟斷高鐵車站廣告業務
中介之外，丁書苗還頗多投資，特別是在高鐵領域。
2004年，鐵道部組織時速200公里的動車組項目採購招標，川崎重工、阿爾斯通和龐巴迪等中標。當年年底，上海坦達軌道車輛座椅系統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坦達）便註冊成立。
這是一家專門為生產高鐵座椅成立的公司，註冊資本1000萬元，由2004年8月剛成立的北京坦達交通軌道設備發展有限公司（下稱北京坦達）控 股90%，上海交運集團公司佔股10%。北京坦達並無座椅生產經驗，上海交運用了三年時間幫北京坦達建廠。上海交運曾打算提高持股比例，但北京坦達極其強 勢。「要得到這塊市場必須接受北京坦達的要求，否則他們換其他的廠家合作。上海交運想進入這塊市場，只好接受了這個條件。」上海坦達的一位高管回憶說。
北京坦達的強勢，是因其幕後控制人丁書苗能控制訂單。山西人侯晉亮是北京坦達的大股東，他於2009年擔任博宥旗下北京伯豪瑞廷酒店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上海坦達果然拿到了訂單。2005年，上海坦達參加了鐵道部在青島進行的技術引進談判，在鐵道部安排下，與日本川崎的座椅供應商日本小糸達成技術合作，並成功壟斷了CRH系列的普通座椅。
以關係做生意，以生意做關係，互為槓桿。丁書苗的作風，在坦達運作中也有體現——北京坦達成立之初的法人代表與後來的上海坦達董事長，均是秘書出身。
在高鐵聲屏障這個小領域，丁書苗也有涉足。
2008年，她控制的金漢德環保設備有限公司即與德國旭普林公司合作，在國內引進了聲屏障製作的技術專利，此後一度壟斷高鐵聲屏障市場，直到京滬高鐵才出現競爭者，但金漢德還是在京滬高鐵六個標段中拿到了兩個。
高鐵輪對則直至現在仍是丁書苗旗下公司壟斷的市場。2006年，根據鐵道部批覆，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博宥集團和博宥集團旗下的中昶投資共同出 資組建了智波公司，中昶佔40%股份。2007年10月，智波公司與意大利Lucchini（路奇霓）組建合資企業智奇，成為中國惟一一家高速動車組輪對 生產和檢修基地。當時從事普列輪對多年的太鋼、馬鋼、晉西軸承等企業均未能進入。今年5月，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董事長杜建華也被媒體披露接受調查。
儘管丁書苗關係過硬，博宥的這些生意照樣服從這門生意的潛規則：前述高層抱怨說，「中標概率是高一些，但每一道認證都要花錢，請一個外國專家就要十幾萬，國內又不保護專利。」做項目哪有吃回扣那麼容易來錢？
博宥旗下的高鐵傳媒廣告有限公司（下稱高鐵傳媒）成立於2008年，逐漸壟斷了高鐵車站的廣告權。該公司投入巨大，僅北京南站的LED屏就花了9000萬元採購，但廣告業內人士認為，高鐵開始運營後，人流密集，回報可期。
在高鐵傳媒拿到高鐵車站的廣告權之前，有部分車站已經將廣告承包出去了，高鐵傳媒再一家家談判收回來。比如，2008年，在鐵道部一位時任副司 長的陪同下，高鐵傳媒派專人來到青島，帶著已經擬好的合同讓青島站簽字，價格是每年100萬元拿走青島站全部廣告代理權，一簽20年。因青島站已與其他廣 告公司簽出合同，與高鐵傳媒的合同計劃從2011年8月開始履行。可資佐證的數字是，從2008年到2011年的三年間，青島站僅平面媒體每年的廣告收入 已達500萬元。
類似的故事，2009年在濟南西站又發生了一次。
2010年，第七屆世界高鐵大會在北京舉行。鐵道部爭得舉辦權的主要目的，是向世界展示中國的高鐵技術。「第一次開會說是鐵科院信息所具體承 辦，但第二次開會就沒他們了，後來是高鐵傳媒做的。」一位知情人士稱，會議所需經費由鐵道部出資，但「鐵道部又讓每家參會企業出500萬元的廣告宣傳費， 總共將近2億元，高鐵傳媒拿走了1.2億元」。接近調查的人士亦證實了這一數字。不過，8月3日鐵道部的內部通報中稱，劉志軍僅對高鐵傳媒收取1000萬 元贊助費知情。
丁書苗案發後，鐵道部已將高鐵傳媒的經營權收回。
反腐風暴中心
過去兩年中，鐵路系統先後有五名地方路局主要領導「落馬」
過去兩年間，鐵道部一直處於反腐風暴中心。鐵路系統先後有原中鐵集裝箱運輸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羅金寶、前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兼運輸局局長張曙光等八位司局級幹部「落馬」。
今年7月由「天價宣傳片」引發的鐵道部宣傳處處長陳宜涵、劉瑞揚夫婦受賄事件，再讓人們看到腐敗已成鐵路系統的制度性問題。
今年5月28日，有關部門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劉志軍對鐵路系統出現的嚴重腐敗問題負有主要領導責任。8月3日晚，鐵路系統的內部通報對此做出了進一步說明。據上述參加通報會議的人士表示，劉志軍涉嫌收取四名鐵路局幹部賄賂，以及收藏一定數量的現代名人字畫。
「通報會上沒有說具體是哪四位鐵路局幹部，估計與過去兩年『落馬』的鐵路局官員有關。」上述參加通報會議的人士稱。
過去兩年，鐵路系統先後有五名地方路局主要領導「落馬」，分別為原中鐵集裝箱運輸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前烏魯木齊鐵路局局長羅金寶，原鐵路局運輸局副局長、前昆明鐵路局副局長蘇順虎，前南昌鐵路局局長邵力平，以及前呼和浩特鐵路局局長林奮強和副局長馬俊飛。
羅金寶是劉志軍嫡系。2010年春節後，號稱「大同第一溫州煤商」的李克偉在發生礦難後逃跑，然後自首，牽出數位官員。
據財新記者瞭解，李克偉涉嫌於2006年10月向羅金寶行賄數百萬元。李克偉出事後，劉志軍將羅金寶調回北京，任中鐵鐵龍集裝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有避風頭之意。但羅金寶還是在2010年10月被免職，並於2011年1月與丁書苗一起被立案調查。
上述五人中，除羅金寶在劉志軍事發之前即被「雙規」外，其他四人均在劉志軍事發之後「落馬」。
鐵路系統案發頻仍，很多人已對各種貪污受賄習以為常。
在審計署曝光了第七屆世界鐵路大會上鐵道部花費1850萬元製作宣傳片的問題後，鐵道部原宣傳處處長陳宜涵被調查，在她家中及其丈夫原車輛運輸局副局長劉瑞揚的辦公室裡，查出千萬計的現金、存摺及購物卡。鐵路系統很多人聞知此事後並不吃驚，只稱「劉瑞揚太大意了」。
這張關係網，究竟還有多少人深陷其中？
蹊蹺何洪達案
鐵道部內部通報提及，劉志軍「曾委託丁書苗為前鐵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達的案件活動關係」。但劉與何的關係並不密切
鐵道部在內部通報中提及，劉志軍「曾委託丁書苗為前鐵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達的案件活動關係」。據財新記者從多位知情人士處瞭解，丁書苗為劉志軍平事撈人等確有其事，但劉志軍與何洪達的關係並不密切。
2003年7月，何洪達由哈爾濱鐵路局局長升任鐵道部黨組成員、政治部主任兼部直屬機關黨委書記。2007年下半年開始，何洪達因黑龍江的北亞 集團案件牽連被調查，2009年11月，因受賄罪（190萬元）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397萬元）被判處14年，成為當時鐵道部出事的高級別官員。
這段舊案在今年3月又重新浮出。北京市二中院審理了劉琳等三人的詐騙案。據北京市一分檢的指控，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間，劉琳等 以幫助何洪達疏通關係、獲從輕處理為名，虛構自己為辦此事花費巨額資金的事實，騙取了丁書苗及其女兒侯軍霞4000多萬元。檢方以詐騙罪起訴。有報導稱， 庭審上，劉琳稱「我一直沒有承諾自己能辦此事，他們也不認為我能辦，我只是一個傳話筒、傳錢筒」。劉琳又稱：「在預審的時候，我不敢說出這個領導是誰，今 天我把他說出來，領導就是劉志軍。」
何洪達偵查階段的律師李曉斌對財新記者稱，代理何洪達案件時，從未聽說過丁書苗，也未聽說過劉琳等人，檢察機關也未就此事向何洪達及其家人取證，「因定為詐騙，就不取證了」。他認為，劉志軍如果想在何洪達案件上幫忙，有更好的機會。
何洪達的罪名之一是「巨額不明收入來源」（397萬元）。何洪達的名義年薪不到20萬元，但鐵路部門每年的單項獎和綜合獎有幾十項，領導實際收 入很高。何洪達家人拿出了一份2006年鐵道部內部統計材料，是各路局向部裡匯報的幹部年收入，哈局局長年均五六十萬元。由於統計沒有蓋公章，要向鐵道部 求證。鐵道部最終未予證明。
高鐵狂人的世界
國家發改委的一位官員的看法，代表了官員群體對劉志軍的認知
對劉志軍的最終結果，聽到通報的鐵路人士並不意外。他們對劉志軍的態度很複雜：一方面，對其貪污受賄事實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對其才幹深為惋惜。
不論私德，劉志軍稱得上敬業。一位接近劉志軍的人士透露，當了部長之後，劉志軍還喜歡偶爾一個人去火車站查看。他是公認的工作狂，「家就在鐵道部附近，每天早上6點多從家裡出來，上午開會，接待來訪，在調度台盯著，聽各個局局長匯報，下午就研究事，經常工作至深夜。」
劉志軍春節很少能休息，高鐵試車站在最前面。鐵道部有一條硬性規定，要求各路局領導每月到下轄線路直達車上至少「添乘」一次，即全程坐在火車頭副駕駛位置上， 兩眼緊盯前方軌道信號，檢查車況、線路、供電以及沿線職工工作情況，非常辛苦。南車一位技術人員說，劉志軍擔任部長的時候，南車每個月都要派人來北京，因為劉志軍總是添乘， 不會事先通知，出其不意。
劉志軍上台之初，因其叫停改革執意發展高鐵，加之作風強勢，遇事不達目的不罷休，在鐵道部和業內都有很多批評者。他以「瘋子」一般的速度發展高 鐵，使基層職工怨聲載道。他們形容自己的工作狀態是「白加黑」（白天和晚上）、「5加2」（5天工作日加週六週日）。他在任時鐵路職工待遇很低—— 2005年全路員工年人均工資2.55萬元，2010年年人均收入才提高到四五萬元。劉下台後，一些地方的員工甚至放鞭炮慶祝。
但是，劉志軍數年內推動起來一場投資超過2萬億元的高鐵大躍進，這種堅持和效率令他贏得很多鐵路業內外人士的另類尊敬。即使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沒有劉志軍就沒有高鐵。
高鐵以瘋狂的速度發展起來，甚至部分地犧牲了安全，對於中國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至今仍是一個引起極大爭議的話題。這個話題之沉重，並非劉志軍一個人可以承擔。
鐵道部是國家公益性和商業性鐵路的惟一籌資主體、惟一投資主體、惟一決策主體和惟一償債主體。正是上述四個「惟一」，使得劉志軍擁有超強的話語權。而中國大規模上馬高鐵，是建立在2008年危機中國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基礎上，劉志軍借了時勢。
國家發改委一位官員的看法，代表了官員群體對劉志軍的認知：「劉志軍把高鐵需求挖掘出來，令人敬佩；劉志軍後來做錯了，有個人利益也有後面集團 的利益，他屈從於這種利益集團，屈從於私利，還是為了自己能當更大的官。再有，鐵道部一定要把技術引進、所有的訂單都攏在自己手裡，把資源的分配作為一種 權力。這為腐敗創造了土壤。」
鐵道部通報還稱，劉志軍為自己轉任地方官員活動關係。一位接近劉志軍的人透露，2008年京津城際鐵路開通時，曾有領導提議讓他去地方工作。劉志軍當時還表示過，高鐵建設剛剛起步，不宜離開這個崗位，等高鐵發展起來後，會非常高興地服從領導和中央的安排。
或許，劉志軍後來已經後悔沒有從高鐵全身而退。
本刊記者路炳陽對此文亦有貢獻
但是這種讓人集中注意力的方式需要足夠多的彈藥，而銀行已經對他們關上了大門。
2011年上半年開始，宏觀政策的風向變成了「緊縮銀根」。房地產貸款尤為如此，更多的企業籌資只能依賴「影子銀行」。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執行董
事保羅·麥卡利稱，影子金融系統的架構包括了投資銀行、對沖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債券保險公司、結構性投資工具（SIV）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通常
從事放款業務，也接受抵押。
但在中國還有異數，那便是66家擁有牌照的信託公司。這是一種奇怪的實體，它們吸收高淨值客戶—那些有錢人的資金，隨後的行事則完全像一家資產管理公
司。它們可以把這些錢用以放貸—這時候它們還像個銀行。還有資產管理公司可以接收它們的債務，當然它們也可以自己發行新的產品來解決那些懸而未決的資產糾
紛。
這種奇怪的形式催生了一個極其龐大的市場。據中國信託業協會統計，截至2011年年底，66家中國信託公司管理的資產規模增長了58.25%，達到約
人民幣4.8萬億元，而2010年年底的規模只約為3萬億元。2012年第一季度則是高達5.3萬億元。畢馬威在一份報告中預測，到今年年底，信託公司管
理的資產規模將超過保險領域。信託公司的主要借款對象是房地產公司、礦產公司以及藝術品投資公司。
對於鄧少東來說，信託公司是一扇打開的窗戶。在他們進入這個窗戶並取得收穫時，他們通常要經過一段歷時數月的旅程。這是一段充滿風險的旅程。
2011年，在一個有政府背景的朋友牽頭下，鄧少東和幾個合夥人出了1億元盤了一塊安徽省某縣城的地塊，準備發展住宅地產。
只憑著設計圖就能把房子賣出去的時代早已經過去，要想把房子建起來，鄧少東至少還需要1個億。讓鄧少東頭疼的還有另一件事，牽頭買地的合夥人因為不再願意承擔風險要撤資，要求返還2000萬元。
像鄧少東這樣一個三四線城市的開發商已經不能指望從銀行拿到貸款。銀監會規定房地產項目必須符合432標準：開發商必須具備《國有土地使用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和《建設工程開工許可證》四證，但鄧少東的《國有土地使用證》還未到手。
經一個朋友神秘兮兮地介紹，鄧少東到上海找到了一位信託經理。他與這位朋友之間的協定是，只要能從信託公司拿到1億，鄧少東就給他200萬的報酬。
鄧少東拒絕透露這個朋友的細節，他稱這是一個圈子裡的秘密，他不能壞了規矩。事實上這樣的信託業務員存在於各種各樣的金融機構裡：包括銀行和第三方理
財公司，也有融資公司和投資機構的個人。他們不僅認識信託經理，也非常瞭解信託操作，會教這些沒經驗的融資方怎麼與信託經理交涉，有時候還會幫他們做出更
好看的財務報表。
而要想通過信託融資，產品必須要在北上廣深這些有大量高淨值客戶的一線城市。在需要錢的企業和有錢的信託公司之間，則需要大量的中間人。
其中銀行是最早也是最大的一種中介成員，它們多半還行事謹慎，看起來也還體面與合乎規範；第三方理財公司和投資公司也在開展融資業務，新成立的資產管
理公司老闆很多來自信託行業，他們甚至自己也有評估和設計信託產品的能力；許多小信託公司也鼓勵業務部以外的員工為公司介紹融資方；即便是非金融從業人
員，只要有信託經理資源並對信託操作有瞭解都可以成為這個中間人。
如果存在唯利是圖的中間人，就會導致後面的環節出現致命的問題。
中間人更在乎的是將產品成功發行。這些人很多時候比信託公司更瞭解融資企業，他們會幫助企業包裝，甚至在財務上做改動，讓信託的審批更順利。對於中介介紹的項目，出於信任或者利益信託經理也會放鬆風險評估和預防。
「信託基本上做的是借貸業務，應該按照銀行的借貸模式讓開發和風控分開，但事實上現在的信託卻是投行的模式，很多項目可能就是一個三個人的團隊，提成也很高，道德風險就很難避免。」時富金融服務集團產品研發部產品總監成昱對《第一財經週刊》稱。
中間人幫了鄧少東一個大忙。鄧的公司並非四證齊全，他本人也不希望再多交一筆銀行的託管費用。2011年6月開始，銀監會實際上對信託公司的房地產貸
款有更多的監管。原則上，所有房地產項目必須向銀監會報備，而且資金流向必須由託管銀行全程監管，企業提取每一筆資金都要提供用途證明，經過銀行審批。但
銀監會對於非房地產企業則沒有硬性的規定。
中間人指導鄧少東設立一個非房地產業務的殼公司，便可以繞過監管，以投資工商企業、股權質押、特定資產收益權、礦產、藝術品為包裝發行信託產品。只要在合約中沒有資金監管條例，鄧少東就可以節省一筆託管監管費用，當資金被企業提取後便能擺脫監控，轉移到房地產項目中。
這便是危害最大的信託馬甲。「雖然公開數據一般是一半的信託都投向房地產，其實房地產的比例比這個高得多，很多是以『馬甲信託』的形式存在。」成昱說。
「馬甲信託」的恐怖之處在於，這些借來的錢會進入無人監管的危險地帶。除了流入房地產，還可能流向被叫停的貸款公司、擔保公司以及票據類業務，甚至這
筆資金還可能轉移到這些公司繼續放貸出去，有些公司還會瘋狂到去投資二級市場。信託公司唯一能防止這些「馬甲信託」資金流向風險過高項目的方式是基於對這
個企業的瞭解以及對事前桌上談判好的協議的信任—但信任有時候則完全基於彼此之間的金錢利益。
「房地產信託預期年化收益率在12%左右的比比皆是，加上各方的費用，公司需付出的融資成本逼近20%，比其他產品高5%左右。對於投資者來說，事實
上是以普通產品的收益率，承擔了房地產行業的高風險，非常不划算。」基德金融董事長盛大對《第一財經週刊》稱，「發行馬甲信託的房地產企業要麼因為資質不
佳根本無法『光明正大』地發行房地產信託，要麼因為信託公司受到嚴厲監管，房地產信託無法過關，這就為未來兌付埋下了更大的風險。」
鄧少東還是與信託經理在談判上達成了簡單的共識，融資規模1.2個億，利息每年18%，期限18個月。
不要以為有人在提供免費的午餐：那個隱秘的掮客索要了1%至2%的報酬，可以拿到100萬元至200萬元。鄧稱，按照行規，還有一筆好處費會通過中間人給信託公司裡某個幫助交易達成的人。
現在該那塊1億元的土地上場了。
由於目前信託貸款額度規定在抵押物價值的40%至50%，為了能拿到1個億，鄧少東的這塊土地評估值最好在2億以上。但事實上，鄧心知肚明，這塊土地只值1.2億元。
這看起來是個問題。但這又不是個問題，前面的那些中間人派上了用場。
盡職調查在雙方意向達成後由信託經理負責，通過對融資方及擔保方的背景、經營狀況、財務狀況、資金運用項目狀況等全面的調查，判斷還款來源和潛在風險。
所以這就不是什麼問題了。雖然這塊土地真實價值也許只有1.2個億，但信託經理「相信」介紹過來的中間人。而對於信託公司來說，每個項目都有5%至6%的報酬，沒有理由把送上門的錢擋在門外。
一位信託行業內部人士稱，土地評估是個微妙東西，有時只是相隔一條馬路，價格也會相差一半。
想要為一個評估值找理由並不是件難事。鄧少東的土地順利被評到了2億元。當然，除了繳納10萬元的第三方律師和評估費用之外，鄧少東會為此額外再支出一筆費用給中間人。對於這個數字，鄧暗示會少於此前的數百萬的費用。
中航信託的一名內部人士則表示，這些項目其實很容易看出端倪。線索便是如果這個項目在一些類似廣西玉林這樣的地方，土地的評估如果超過了數億元，投資者其實是需要提高警惕的。「算一下當地的均價就可以得出來。」
信託公司並非沒有風險控制部門來管控抵押物的風險。通常信託公司會要求抵押物價值為融資金額的2倍至2.５倍。做大抵押物比如土地的價值則可以貸到更多的錢。
除了可以拿有形資產比如土地作為抵押，其他常見的抵押物則是上市公司的股權以及藝術品。但有時它們的抵押物會非常依賴第三方機構。
在較小的信託公司中，從項目的談判、律師和評估公司的選擇、項目調查以及產品的銷售都是信託經理一人負責，個人權力過大也使職業道德風險大大增加。由於律師、會計師和評估公司都是在信託經理和企業達成共識後才介入的，信託經理可能聯合他們一起在項目調查時做假。
中誠信託一名銷售負責人對《第一財經週刊》稱，他知道小信託公司的信託經理願意鋌而走險的原因在於利益蛋糕上那層誘人的奶油。「信託經理一個項目的最
高提成可以達到信託公司收入的20%。比如一個8000萬的項目，信託公司如果拿到400萬，信託經理最多能拿到80萬。賺錢的時候，風險偏好總會更大，
這是任何泡沫形成的根本原因。」
風險的伏筆通常會從幾個方面蜂擁而至：
在財務上常見的一種作假是融資方的一塊土地已經抵押出去了，但企業仍用這塊土地做信託抵押。信託經理通常和企業協商，在盡職調查報告上標明土地沒有抵押，等信託審批通過後，企業通過別的途徑貸款將抵押物贖迥然後再抵押給信託公司，這樣新增貸款不會反映在表內業務上。
另外一種可能性是融資企業有民間貸款。民間貸款是表外業務，無法從公司的賬務中調查出來，而民間借貸的成本往往高於企業的負荷。除了通過個人關係打聽
之外，信託公司其實很難確認這部分資金。但有民間貸款的企業運營風險的警示級別其實極高，通過信託融來的錢很可能根本就是要拿去還貸款。
2012年6月，北京雅盈堂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王耀輝因被查出逃稅而落馬，其抵押給吉林信託的天價的抵押物《砥柱銘》被指有極大的可能是贋品。
2010年在保利春季拍賣會上，黃庭堅的書法《砥柱銘》被雅盈堂以4.368億元買走，刷新了國內藝術品成交紀錄。這幅書法隨後作為抵押物幫雅盈堂募集資
金4.5億元。這款由吉林信託發行的「雅盈堂藝術品收益權集合資金信託計劃」至今仍是藝術品信託計劃中的最大一單。但現在抵押物貶值了。如果到期後項目方
不償還借款的話，這些抵押品即便拍賣也一錢不值，根本帶不來多少回款。
中誠信託發行過30億元的礦產信託產品，用於為振富集團增資。中誠信託對振富集團進行盡職調查時已獲知，振富集團併購的核心資產之一—山西三興煤焦有限公司，涉及持續多年的採礦權糾紛。
但中誠信託依然發行了這款信託產品。
盡職調查完成後，信託經理需要走的流程則是內部的審批。目前項目審批的方式有兩種，上會制和會簽制。上會制信託公司內部的審批通常在一個月到一個半月，會簽制需要兩個月以上的審批時間。
上會制是大多數信託公司進行項目審批的方式。這種審批方式很難堅持獨立的判斷，當老闆舉手通過時，常常出於壓力其他員工也不得不舉。在盡職調查做得不充分或者有貓膩的情況下，第二層風險控制也可能會失靈。
如果鄧少東足夠幸運—這多半指的是他們的打點足夠妥當，那麼信託公司將會發行此款信託產品。
自第一次與信託經理談判成功之後，鄧少東在一個半月的時間就拿到了錢。
這筆錢來自40個投資100萬的個人投資者和25個投300萬以上的機構投資者。按照合同規定，他們每年將拿到10.5%至12%的收益。他們並不會從銷售那裡聽說鄧少東的名字，甚至連介紹都不看就在合同上籤了字，就像搶購理財產品一樣。
類似鄧少東帶來的項目通常會讓作為一家信託公司銷售前台的方文華賺取4000元左右的收益，方文華稱，他的稅後收入一般在兩萬元上下。
兩萬元的收入並沒有讓方文華很滿意，因為近來最賺錢的其實是每天坐在電話機前的呼叫中心的女呼叫員。客戶主動通過電話訂購的產品她們可以拿到0.2%的返點，「據說有位一個月收入最高將近10萬」。
巨大的利潤導致了信託經理和那些利益至上的信託公司願意加大風險的籌碼，錢確實太好賺了，那些投資者正源源不斷地送上門來—看看銷售前台的收入就該知道。
理論上，信託公司認為它們可以保護自己。如果抵押物出現問題，按照合約精神，企業必須追加抵押物。抵押物通常比融資額的價值更高。
比如上市公司的股權為抵押物的會設有預警線和平倉線，一般預警線是抵押率價格的1.6倍，平倉線是1.3倍至1.4倍。如果現在股價10元，50%的
抵押率為5元，當股價降到了8元（5×1.6），信託公司就會通知企業追加股權，如果企業不追加，當股價降到7元時信託公司就有權拋售股票。這便是京東和
蘇寧大戰導致蘇寧電器股價大跌時張近東的麻煩。
抵押物如果是有形資產的話，宏觀環境發生變化導致抵押物價值下降，也可以追加其他類型的抵押物。
但還記得盡職調查的環節嗎，因為存在著那些糾纏又曖昧不明的利益關係，抵押物很有可能不足值。即便追加抵押物也很有可能偏離實際的貸款安全紅線。
正是因為中國長久以來的「金融壓制」，民間資本很難找到更多的投資渠道。信託被認為是個還算不錯的去處。不錯的原因多半來自投資者那些來自概率學的優越感。
從2005年中國信託行業整頓至今，並沒有一個項目出現無法兌付的情況。
基德金融董事長盛大稱，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信託公司迫於競爭壓力而做出的選擇。因為信託牌照的稀缺性，現在總共只有73個牌照（其中７個還在整頓中
並未營業），一個牌照的價值有20億至30億，現在要收購一個信託沒有30億至50億都很難辦到。項目一旦出了問題沒法兌付，投資者反映到銀監會，信託公
司就會被停牌。為了一個項目砸掉牌照不可能，信託公司願意兜底。需要注意的是，信託償還資金可能來自發行新的信託產品。
這其實很像「龐氏騙局」。當湧入的資金停止後，鏈條就會斷裂。這才是市場規則。
投資人願意雙手奉上資金的原因，則多半也是相信信託公司可以找到最後的借款人—要麼是地方政府，要麼是諸如華融這樣的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在接手這些債務後會進行重組。信託公司也可能自掏腰包，償還投資者的資金—但利息可能會下降。
值得警惕的是，今年有更多的信託公司看起來正在遇到麻煩。華澳信託在去年5月發行的規模為7億元的「華澳·長信8號」在4月27日到期後，因存在兌付
壓力，最終選擇將持有的天津市中天興業房地產公司49.34%股權轉讓給上實發展；5月，中誠信託有一筆10億元的借款到期無法償還，項目方是深圳市華富
溢投資，華融資產將重組這筆債務；吉林信託吉信·長白山11號南京聯強集合資金信託也因無法兌付而由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接盤……
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和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是信託公司的最後借款人，這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可以收購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管理和處置因收購不良貸款形成的資產。但現在情況可能會發生微妙的變化。
8月17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銀監會將禁止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以收購不良資產為名變相為企業或項目提供貸款或融資。中國人民銀行計劃從明年起強化對票據貼現等業務的管理，堵住銀行違規削減信貸規模的渠道。
倘若如此，信託公司「只看煙幕，不見明火」的日子將很快到頭。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鄧少東為化名）
在前兩年銀根放鬆與城市建設狂潮中，全國的縣城正次第變成大工地，卻兜頭遇上監管潑下的冷水，融資渠道全面收緊。
當銀根在極松和極緊之間搖擺，縣級融資平台就是其中那個最危險的鞦韆。
捉襟見肘的縣級政府，正在紛紛抓住信託這根稻草。
趙保軍是安徽一家縣級地方融資平台的一把手。過去半年，他所在的縣城投公司，通過安徽國元信託募資1.6億元。
這筆兩年期的信託融資成本極高，年利率為12%，接近貸款基準利率的2倍。而且，對一個淨資產約30億、負債三十多億的平台公司來說，這點融資實屬杯水車薪。但趙保軍說，「我們別無選擇。」
在中國的城市經濟序列中，縣是最基本的單元。作為經濟建設的「底盤」，全國兩千多個縣正次第進入城市發展的一輪熱潮，卻在基建鑼聲正密時兜頭趕上監管潑下的冷水，融資渠道全面收緊。
沒有關死的渠道所剩無幾，而信託正是「矮子中的將軍」，也因此突然受到青睞。
信託就是「受人之託，代人理財」，因為可以橫跨實業、信貸、股票等各種市場，具有銀行、證券無法比擬的靈活性，在中國自萌芽之日就承擔著金融創新的功能，但也因被地方政府作為融資工具大加使用而引發過大整頓，此後發展緩慢，直到最近五六年才迎來重新繁榮。
但信託正在捲土重來。南方週末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截至2012年9月12日，僅安徽國元信託一家2012年就已發行45個區縣級平台公司信託項目，佔所有集合信託項目近六成，而2011年這一比例僅為三成。
2011年全國信託業務收入前兩位的中融信託、中信信託也紛紛轉向這一新領域。
截至2012年8月，中融信託2012年新成立的集合信託中，區縣級平台公司佔據半壁江山。在中信信託2011年發行的102只集合信託項目中，區縣級融資平台僅有一隻，而2012年這一比例已飆升至兩成。
「儘管信託這個管道並不好，但對一些縣級的平台來說，信託現在幾乎是唯一的通道。」國元證券一位內部人士說。
「從來沒有這麼艱難過」
「從來沒有這麼艱難過。」趙保軍說，「對我們縣級平台的政策已經近兩年沒有鬆動了，資金能調的基本上都調過了。」
2009年前後，伴隨「四萬億」投放，舉國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基礎設施建設「大躍進」。
銀根寬鬆。趙保軍所在的縣級平台公司幾乎從未為籌錢發過愁，從商業銀行貸款「一個星期就可以放出來」。
但一場尖銳的社會討論由此引發，監管層心生警惕，展開對地方債務的摸底和清查。
2010年7月，銀監會下發244號「特急文件」，要求清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
監管隨後層層加碼。2011年，全國一萬多家平台公司被銀監會列入一份「名單」。2012年6月下發的191號文規定，對於到期平台貸，一律不得展期或以各種方式借新還舊，僅可對公路和保障性住房新增貸款。而名單系統之外的平台公司則直接被剝奪獲得貸款的資格。
2012年，銀監會又下發12號文，要求各銀行在原有「名單制」的基礎上，對融資平台按照「支持類、維持類和壓縮類」進行信貸分類。
大多數縣級融資平台的貸款，歸屬上述名單中的「壓縮類」。這意味著，嚴控之下，縣級平台的商業銀行融資渠道凍結。
事實上，從2010年8月開始，趙保軍所在的這家縣級城投就開始被商業銀行陸續收貸，工農中建、徽商銀行，無一例外。
另一個渠道——城投債，也被發改委嚴控。
其設置的「21111」規則將絕大部分縣級城投擋在了門外——每個省會城市最多有2家融資平台申請發債；地級市允許1家；直轄市申報城投項目沒有限制，但所屬任一區僅可同時申報1家；國家級開發區、保稅區、百強縣，可以各單獨申報1家，不佔用市級名額。
那些非百強縣的兩千多個縣，便只能與市級平台公司爭奪發債名額。毫無疑問，縣級城投落於下風。
而對資質要求更高的平台類短融、中期票據，更無縣級平台的立身之地——公開數據顯示，從2012年年初至8月，所有的短融中票均為地級市及以上級別平台公司發行。
安徽省黃山市一家區級平台公司，曾嘗試打破城投平台發行中小企業私募債的限制。
儘管券商投行很感興趣，但上交所給出的口頭答覆是，「雖然法律法規不禁止，但是不合適」。
而2012年8月6日由國家開發銀行主承銷的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40億元城投類私募債，被外界解讀為城投類私募債「破冰」。
「這種債，對於整體規模有比較高的門檻。很多中小融資平台只能看看，沒有什麼動作可以做。」一位常做城投公司業務的律師說。
「從來沒有這麼艱難過。」趙保軍說，「對我們縣級平台的政策已經近兩年沒有鬆動了，資金能調的基本上都調過了。」
最後一根稻草
「這是2009年埋下的禍根，一個是過度寬鬆，一個是大躍進的城市建設。政策在極松和極緊之間來回反彈，這些平台公司沒有一個正常的週期來消化。」
趙保軍所稱的「能調的資金」包括，以一個水利項目向當地農業發展銀行融得的3億元貸款。
三家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不受「名單」限制，仍可以基準利率向平台公司提供5-8年的貸款。
這是平台公司最樂見的資金來源，但政策性銀行通常兩年之內面向同一城投平台只發放一筆貸款，並且運作週期甚為漫長。趙保軍所在的縣級城投為了獲得這筆資金，足足等待了一年之久，而且這筆款項需要分兩年發放。
據趙保軍證實，不少平台公司還委託當地企業向銀行借款，相當於繞過銀監會對平台貸的限制從銀行獲得資金。
事實上，這些資金遠不能滿足融資需求。所有渠道一一收緊，加上縣級政府財政收入有限，他們正承受著比市級平台更大的資金壓力。
來自山東省財政廳的數據顯示，2006至2009年，山東省本級債務餘額佔全省餘額總量的30%左右，呈逐漸下降趨勢，其餘則集中於市縣鄉三級，其中，尤以縣級債務負擔最重。
以趙保軍所在縣級城投為例，公司最大的一塊投入用於建設保障房，其次是修建公路。
「保障房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國家只補貼幾百塊錢。而國道的成本是每公里1500萬-2000萬元，政府的補貼只有每公里800萬元。」他說，「而且這兩項投入都很難迅速產生收益。」
「財政根本拿不出幾億來讓你修路或是蓋保障房。」趙說。2011年，他所在縣的財政收入為13億元，支出接近20億，加上各項補助等，年終結餘僅為數十萬元。
儘管如此，基礎設施建設仍在源源不斷地大手筆推進。
「別的城市發展了，你也不能落後。」一位縣級政府人士說，「現在完全不是靠財力在支撐。國家給的錢不多，想發展，必須開闢自己的道路——融資。」
而這幾乎是一條沒有退路的道路：除了不能落後於政府間的競賽，過去已經開工的工地也必須要有資金來繼續建設。
此時，趙保軍手中還剩三張牌——信託、金融租賃和民間借貸。
「金融租賃通常採用將設備售後返租的形式，融資成本較高，月息1分3以上，而且手續比較複雜。」趙說。
而多位與政府平台打過交道的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不少平台在向民間融資，月息大約在1分5以上。
於是，信託成為大量區縣級平台公司的一根性價比最高的救命稻草。
「平台公司跟信託合作已是必然。」國元證券一位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是2009年埋下的禍根，一個是過度寬鬆，一個是大躍進的城市建設。控制平台風險沒錯，但政策在極松和極緊之間來回反彈，這些平台公司沒有一個正常的週期來消化。」
「曲線救國」的信託
「這背後其實更多的是一拍即合的商業邏輯，而不是政府行政色彩。」
縣級政府正熱戀的信託渠道，並不是信託貸款——2007年銀監會新的信託監管辦法規定，信託貸款不得超過所有信託計劃資產的30%。
信託公司公開的推介書顯示，大多數政府融資平台並非直接以信託貸款的方式融資，而是以財產權信託模式「曲線救國」——先由信託公司受讓平台公司的應收賬款收益權，債務人通常為城投公司所在地政府。政府本應向平台公司償還的欠款，未來就用來償還信託計劃的本息。
以宣城市郎溪縣平台公司發行的財產權信託為例，國元信託將發行信託募集來的8000萬元資金，用於購買郎溪縣政府欠當地國投公司的賬款，而縣財政局需要在兩年內償還這筆資金的本息。
這是一種類資產證券化的操作手法，相當於將未來產生的現金流「打包出售」，提前獲取流動資金——國投公司提前兩年獲得了建設款。
郎溪縣國投由縣財政局出資組建，且絕大部分運營資金由財政局劃撥，因此這類信託的實質是，當地政府通過國投這個「融資平台」獲得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
用益信託工作室數據顯示，2012年前七個月，此類權益投資模式佔集合信託總融資規模的40%。
根據融資平台公司所在地政府的財政實力，這些縣級平台融資規模從幾千萬到數億不等，收益率最高可達10%上下，加上信託公司和項目介紹人通常需要拿走3%的收益，融資平台融資成本在13%上下。
以黃山市一家區級平台公司為例，2012年通過信託的融資成本為14%，而2011年則為10.5%。
儘管融資成本上浮，仍然有眾多區縣級平台公司的項目在國元信託排隊。
「我們跟縣級政府有很緊密的合作。」國元信託內部人士說，「國元信託跟政府關係非常好。」
1999年2月，國家對信託業進行了「推倒重來式」的清理整頓。而國元信託則正是那次清理整頓中，由當時安徽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和安徽省信託投資公司重組成立。
國元信託的大股東安徽國元控股（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是安徽省內最大的金融控股集團。公開資料顯示，公司高層此前任職於安徽省委。
信託產品的購買門檻為100萬元，因此主要面向高淨值人群（一般指個人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產等可投資資產較高的社會群體）和機構。但這些政信合作類產品銷售「火爆」，買得少的客戶，常常要等兩三期才能買到。
「機構買得比較多，比如一些企業、上市公司，甚至政府下面的事業單位也會來認購，通常在2000萬元以上，收益率達到10%。」上述國元信託人士說，「這背後其實更多的是一拍即合的商業邏輯，而不是政府行政色彩。」
對這個鏈條上的雙方來說，政府缺錢自不需言，而信託公司苦於房地產信託和銀信合作受限急需開闢新業務，基礎設施建設成為新的利潤重心。
用益信託工作室的數據顯示，2012年來，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基礎產業融資在新成立的集合信託中佔比不斷提高，到2012年6月已經取代房地產信託成為最主要的產品，約佔30%。
事實上，2012年眾多信託公司重新將地方融資平台視為主戰場，主要包括中融信託、中鐵信託、國元信託、湖南信託、浙商金匯等。
南方週末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截至2012年8月，國元信託已成立83份信託計劃，涉及地方融資平台的為56份，其中大多為區縣級平台。這一數字大大超過去年——2011年，國元信託共發行58只，其中17只涉及地方融資平台。
信託業的大公司們也聞風而來。中融信託2011年年初時還發了不少礦產、藝術品信託，及至下半年幾乎在政信合作一項上集中發力——截至目前，中融2012年已發行104只政信合作信託，佔總量的七成，相當於每週成立三隻。
中信信託原本並不擅長政信合作類項目，2011年發行的102只信託中，涉及地方融資平台的僅2只，而2012年已發行的80只信託中，逾三成為此類。
據趙保軍透露，來購買他們的應收債權信託計劃的「以銀行理財資金為主」。這意味著原本備受嚴控的表內平台貸款，借道銀行理財-集合信託的模式規避了嚴苛的監管。
「不能說」的「雙層保險」
翻閱各種信託產品的說明書，不難發現，財政兜底的砝碼普遍存在於這些地方融資平台的信託計劃中。
這些地方融資平台的信託，大多有企業擔保，部分有土地抵押。
事實上，這些信託計劃更大的賣點在於，政府隱形信用的背書。
據上述國元證券內部人士介紹，如果認購信託金額在300萬元以上，信託公司會出具一份當地人大的批覆，內容包括當地人大同意當地政府向國元信託融資，並會將未來幾年的還款本息納入財政預算。
「財政兜底這個詞我不能說，但是我可以出具這份文件。加上擔保公司擔保，相當於雙層保險。」他說。
「不能說」的原因是，這一做法曾在2010年6月被國務院發文明令禁止。
而翻閱各種信託產品的說明書，不難發現，財政兜底依然普遍存在。
以中融信託發行的「和平系列」信託計劃為例，該計劃風險控制措施中明確標明「瀋陽市和平區人大將出具決議，將瀋陽市和平區長白管委會應向和平國資公司支付的項目回購
款納入瀋陽市和平區年度財政預算」，並且財政局還將出具財政資金安排文件，承諾「優先以和平區人民政府財政收入和土地出讓收入支付到期債務，若仍不足支付的，由其督促安排資金支付到期債務」。
在信託公司內部，對潛在風險並無擔憂。「從2004年開始到2011年年底，我們發行了六百多億的信託計劃，到2011年年底清算二百多億，沒有一筆出現問題。」上述國元信託人士說。
令人擔憂的未來
眼下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的熱浪又已襲來。新的錢，從哪來？而即便是融資條件開閘，借了的錢，又該怎麼還？
事實上，平台貸款的整體風險有所惡化。
廣發證券研報顯示，截至2012年6月末，全國共有10682家統計在列的平台，其中無覆蓋佔比約20%，意味著這部分平台公司自身現金流只能覆蓋不到三成的貸款本息。而近500家平台公司，在退出監管名單後，因風險再次抬升，而重新回到監管名單上。
表面上，趙保軍所在平台公司淨資產達到30億，債務率不到60%，低於銀監會規定70%的警戒線。
但這些平台公司所面臨的共同困境是，龐大的淨資產看上去很美，但多為政府為降低平台公司負債率而直接注入的資金和土地，變現能力差，缺乏經營性收入。
一邊是信託融資少則1分的月息，一邊卻是幾乎不產生效益的市政工程。
「未來還款來源還是依靠上級撥款，和政府賣地收入。」趙保軍說。
事實上，由於一般預算收入多數對應預算內支出，不能被挪作他用，「財政兜底」中所謂納入財政預算，通常是納入預算外支出。而與此對應的土地類基金收入其實並不穩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縣城，土地出讓金收入與更大的城市比起來並不高（通常遠遠低於總收入的一半），而稅收通常佔總收入的絕大部分。比如，在趙保軍所在的縣，稅收佔該縣財政收入的88%，土地出讓收入十分有限。
這意味著，還款來源並不可靠。而業內人士同樣擔心，出於對GDP增量的要求，習慣以投資拉動經濟的政府，未來的投資支出還會不斷擴大。
「會形成從可支配財政數據和增長率看具備還款能力這樣一個含糊的結論，實際上項目安全已經依賴地方政府的信用。」五礦信託呂建文曾撰文指出。
「作為經歷過1993年調控餘波的人，對於向政府官員追債過程的艱辛至今仍有餘悸。」呂建文寫道。
「政府跟企業一樣，2008年也是投資高峰期。中小企業沒有政府這麼多資源，銀行一收貸，沒有資金來源就倒了。但是政府有很多資源，可以注入建設資金、土地。」趙保軍說，「政府還沒到最最困難的時候，但如果再像這樣一年兩年，各級政府的情況就很難說了。」
現在，趙保軍碰到鄰縣的融資平台老闆，大家談論的話題都是國家的政策到底會不會放鬆。
他仍舊憂心忡忡，控制平台公司的風險沒有錯，可是眼下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的熱浪又已襲來——新的錢，從哪來？而即便是融資條件開閘，借了的錢，又該怎麼還？
（應採訪對象要求，趙保軍為化名）
中國武漢—— 七年內，人們期待已久的紐約市第二大道地鐵線路支線將會建成，長約3.2公里；同一段時間裡，擁有9百萬人口的中國中部城市武漢則計劃新建一整套地鐵系統，全程長約225公里。
地鐵系統還只是武漢市重點工程的一部分，該市市政工程總造價1200億美元，要建設的項目包括兩座新航站樓、一個新金融區、一個文化區、以及一條濱河步行街，步行街裡的一座辦公樓比帝國大廈還要高一半。
過去幾年中，城市發展已經使得政府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行業投入超過對外貿易，成為刺激中國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換句話說，地鐵和摩天大樓正在取代出口家具和iPhone，成為中國國力的象徵。對於這個位於上海西邊約684公里處的省會來說，這些計劃似乎顯得過於浪費。但這並不少見。中國共有幾十個城市也在爭相建設造價同樣昂貴、同樣野心勃勃的基礎設施項目，有的還更甚於此，都為這個國家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做出了貢獻。
但是，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這些建設狂潮可能會損害中國經濟的長期繁榮。當地政府為建設這些項目大舉借貸，還通過巧妙地做賬來掩蓋借貸的實際數目。
專家認為，危險在於，中國的地方政府很可能早已債台高築，這些隱形債務可能會在未來幾年甚至是幾十年中阻礙中國經濟的增長。就在上週，中國國務院下屬的國 家審計署就地方政府借貸行為帶來的危險發出了警告（本文最初發表於2011年7月6日——編者注）。週二，穆迪投資事務所(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北京辦公室發佈報告稱，國家審計署可能低估了地方政府貸款對中國各家銀行造成的實際風險。
最近這些年，中國一直是世界經濟為數不多的穩定增長動力之一，因此一旦中國經濟顯著減緩，就會對整個世界造成影響。
隨著市政工程在中國各地全線上馬，所謂的固定資產投資——這是一個嚴重傾向於政府和房地產項目的關鍵性建設指標——已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將近70%。進入現代之後，其他任何大國都不曾有過這麼高的比例。
即使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建設高潮時期，這一投資比例也只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5%左右，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幾十年來一直維持在20%左右。
中國的高比例有助於解釋其國內物質水平為何快速提升。但它也可能意味著中國經濟過分依賴政府基礎設施支出，已經達到了危險的程度。
「要說中國擅長什麼事情的話，那就是基礎設施建設，」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華盛頓高級國際研究學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國問題專家彼得·P·博特利耶(Pieter P. Bottelier)稱。「但是眼下看來，這個投資比例似乎太高。沒人知道其中包含著多少無法償還的不良貸款。」
過去十年中，在經濟學家們努力解釋中國崛起原因的同時，人們普遍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北京的技術官僚正在對混合著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中國經濟進行持續的 巧妙微調。但是事實上，地方政府的做法經常與中央政府設定的目標有出入。有些時候，中央政府自身的目標和政策也會相互牴觸。
由此而來的結果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比外界看到的更混亂，經濟也更脆弱。
具體到武漢來說，仔細看一下這裡的資金狀況，可以發現武漢從國有銀行貸的款已經高達幾百億美元。但這些貸款很少會直接貸給當地政府，借款方都是市政府下設的特殊投資公司，這些實體公司的債務從不會顯示在武漢市政府的財政收支平衡表上。
更危險的是，很多貸款的質押品都是價格虛高的當地土地，如果中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地價將面臨崩潰。過去十年中，武漢的地價增長了兩倍。
在武漢市政府設立的獨立投資公司當中，規模最大的是武漢城市建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設立該公司是為了給包括道路、橋樑和污水處理廠在內的一些建設項目融資，項目總值達數十億美元 。
根據該市的記錄，武漢城市建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有員工1.6萬名，下設25個分支機構，資產150億美元，其中包括可能存在虛高成分的公司地價。然而，公司的負債是140億美元左右，幾乎與資產相當。
「武漢城市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欠債很多，」公司發言人孫正榮（音譯）在一次採訪中坦言。「這可能會引發潛在問題，所以我們正在做一些調整。」他拒絕透露相關細節，並稱這家國有企業的經濟情況是「我們的核心機密」。
其他幾十個城市也在效仿類似的危險舉動：政府創建與自身賬目無關的公司，讓它們背負沉重的貸款，為的是建設一些面子工程。這些工程包括新地鐵系統、高鐵和奢華的政府辦公大樓。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置中央政府控制過度支出的舉措於不顧。
為了減少地方城市債務，中央政府早已禁止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來給政府工程融資——對於美國城市來說，發行債券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舉措。近來，中央政府還嚴格限制國有銀行貸款給地方政府。然而，通過建立賬外投資公司，地方政府還是在很大程度上繞過了中央政府的規定。
張東是武漢市政府顧問，同時也在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金融學，他估計武漢市政府的常規預算只佔基礎設施支出的5%以下。「大部分資金都是來自賬外的融資渠道，」他說。
這種做法對中央政府來說不是秘密，目前中央政府稱，中國有1萬多家這種為地方政府融資的企業。事實上，由於目前中央政府拿走了很大一部分政府稅入，地方政府必須自己想辦法發展，最主要的做法就是開發土地。
然而，這是個危險的遊戲。瑞銀(UBS)投資銀行的最新報告預測，未來幾年內，地方政府的投資公司可能會產生高達4600億美元的壞賬。這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比美國7000億美元問題資產救助計劃所佔的比例要大得多。
雖然這聽上去有點恐怖，但很多分析人士卻認為不必驚慌：眼下中國還沒有面臨因經濟崩潰引發銀行危機的威脅。這主要是因為北京持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戰略儲備（其中大多數投在了美國政府債券上），與此同時，中國國有銀行還持有13億中國居民的大筆存款。
中國政府限制所有這些現金跨越國境的流入和流出，所以中國的銀行不可能實現全球化運行。
分析人士稱，真正的問題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已經給全國增長帶來了巨大的陰影。中國如果不在增長方面投資，就必須花錢幫銀行處理地方政府拖欠的貸款，一些專家認為，到最後，中國可能會陷入像日本那樣的長期經濟衰退。
衰退的危險
哈佛經濟學教授、《這次不一樣？800年金融荒唐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一書的合著者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曾經研究過中國的經濟繁榮。他預測，十年之內，中國高漲的房地產泡沫以及堆積的債務就會引起亞洲的地區性衰退，使全世界的增長受到限制。
羅格夫稱，「你會覺得中國是『這次不一樣』綜合症的最佳案例。經濟學家稱他們有大量外匯儲備，還有大筆存款，他們是勤勞的民族。這太天真了。你不可能永遠都這麼幸運。」
根據北京的估計數據，去年全國地方政府的債務為2.2萬億美元，數量驚人，相當於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地方政府壞賬造成的衝擊可能會給中央政府帶來巨大負債，而中央政府自己還背負著大約2萬億美元的債務。
美國西北大學研究中國城市債務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認為，北京可能低估了地方城市的負債情況。他稱，2011年初期又有了很多新的貸款，有一些數字還逃過了政府審計，即使這樣，中國地方政府的負債總額仍然更接近於3萬億美元。
「大多數借貸的政府企業連利息都還不上，」史宗翰教授稱。
現在，每週七天，每天24小時，武漢的建築工人都在修建造價為450億美元的地鐵線。其中有一段還處在浩瀚的長江底下。
「大部分地方，我們都要挖18到26米，」武漢地鐵系統規劃的負責人之一林文書（音譯）稱。「但這一條線上有一段，我們得挖到50米深，因為河流帶來的壓力太大，淤泥太多，」他說。「市民需要地鐵，我們只能儘量加快建設速度。」
武漢市領導稱，武漢一共有5700多個在建項目。有些街區，工人只能用大錘和雙手來拆遷老房子，為將來修建商場、高層公寓樓和新高速公路做準備。
看到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沿海大城市依靠大型基建工程取得了迅速發展，諸如武漢之類遠離海洋的的內地城市也開始效仿。武漢想要成為內地製造業中心和交通樞紐，成為中國版的芝加哥。
但這個夢卻構築在債台之上。今年，武漢計劃用於基礎設施工程的投資為220億美元，是該市去年稅入的5倍，資金的主要來源就是貸款。儘管目標宏大，武漢依然相對貧窮。居民年均收入約3000美元，只相當於上海市的三分之二左右。
但武漢卻從不斷飆升的地價中大舉獲利。比如，在該市的西北部，推土機已經清空了一片面積是紐約中央公園兩倍多的空地。十幾年前，這裡還是一個軍用機場。
巨幅廣告牌上描繪著這片土地的新用途：未來的王家墩中央商務區，主要建築是辦公大樓和可以容納20萬人的高級公寓。當然，這一切都建立在一個假設上：這個項目的融資，也就是主要基於這塊土地潛在價值的貸款和交易網絡，能夠撐得住。
該項目於1999年上馬，因為武漢市決定搬遷該機場。2002年，武漢市資金不足，便將其轉手給財大氣粗的北京開發商泛海集團。泛海集團同意投資2.75億美元，並支付部分基礎設施成本，以換取這裡的一塊黃金地段。
從那時起，武漢市就開始把這個老機場的土地大片大片地出售給各種開發商，同時還標出其他待售區域，幫助籌集這個新商業區的建設資金。
毫無疑問，中國需要建設新的基礎設施和交通網絡，這樣才能實現將眾多人口變成城市居民的目標。不太確定的是，中國是否有能力以這樣的速度進行建設，從建設是為了支持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還不清楚很多這樣的工程究竟能不能帶來相應的回報。
2009年初，全球遭遇經濟衰退，中央政府為建設熱潮推波助瀾，不但敦促地方政府樹立遠大目標，還宣佈了規模龐大的刺激經濟計劃，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由政府支持的銀行貸款項目。
「我們現在看到的景象，在2008年以前並不常見，」財政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傅志華稱。「現在，所有城市都在往這個方向沖。」
現在，中央政府雖然多番努力，似乎也不能阻擋這股爭前恐後的潮流。
導致這個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中國由政治驅動經濟的發展機制。簡單來說，中國地方政府官員要通過短期內的經濟增長來保住職務並獲得晉陞機會。
「事實上，中國的地方政府在增加國內生產總值上相互競爭，目的在於使政府官員能夠得到晉陞。」北京中央財經大學財政系教授曾康華稱。
54歲的阮成發原來擔任武漢市市長，今年晉陞為該市市委書記，毫無疑問，他從「滿城挖」的名聲當中收穫了政治上的好處。
阮成發拒絕接受這篇文章的採訪。但他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發言中稱，「武漢要實現跨越式發展，人們要增加幸福感，要修地鐵，要建橋。」
來自北京的壓力
武漢市已經顯現出了資金壓力帶來的各種症狀。
紐約研究機構真實資金分析(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數據顯示，儘管武漢在過去五年中賣出了價值約250億美元的土地，該市在支付項目資金時仍有困難。市政府官員已經宣佈大幅上漲過橋費。面對中央政府減少債務的要求，武漢承諾今年向國家支持的借款者償還23億美元的貸款。
目前還不清楚，武漢的還債手段是借入更多的錢，還是繼續出售土地或其他資產。但舊債未還又添新債的做法在中國地方城市中並不罕見。比如2009年，武漢的大型投資公司，城市建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從投資人手中借貸2.3億美元，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就是用於償還部分銀行貸款。
儘管一些分析人士預測，武漢的房價即將崩潰，但該市領導的主要希望仍然是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
今年，瑞信(Credit Suisse)投資銀行發佈的一項報告將武漢列為中國境內「應避免涉足的十大城市之一」，報告稱該市的住房存量過多，需要八年時間才能將已建成的住宅樓售完，更不要說還有數以十萬計的在建住房。
但批評並沒有嚇退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他發誓將繼續挖下去。他在2月份的發言中稱，「如果不加快速度搞建設，武漢的很多問題都解決不了。」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1年7月6日。
Xu Yan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翻譯：張亮亮
編者按:
彷彿是兩個互為鏡像的世界：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cobo calleja批發區就像是另一個義烏，而數千里之外的浙江青田縣卻像是一個「中國的歐洲」。
數十年來，隨著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的開放與崛起，青田人通過宗族移民鏈條，通過拚命般地勤奮，構建了一個跨越中國與西班牙的商業帝國，蓬勃而封閉。
但是，132張搜查令、83人被抓，1000多萬歐元現金被當場帶走……在西班牙深陷經濟危機之時，「皇帝行動」以中國商人從來沒有想像過的極端方式突然發生。
南方週末記者奔赴西班牙事件現場，和大部分西班牙華商的故鄉浙江，以探究「青田幫」隱秘的世界，以及「皇帝行動」背後西班牙與中國的經濟現實。
我們看到，一切都被打破，而迷惘、反思與新的經濟力量一起生長。無論是留守還是歸來，青田人面臨的，正是整個中國經濟都在面臨的轉型挑戰。
從當地時間2012年11月14日凌晨開始，西班牙開始進入全國總罷工，以反對財政緊縮和節約支出。
在這個失業率超過25%（其中年輕人失業率超過50%）的國家，人們試圖用罷工來挽救搖搖欲墜的經濟。他們打出的一個口號是：「我們要去中國！」
弔詭的是，就在一個月之前，西班牙警方剛剛進行了一場「皇帝行動」，抓捕了大量中國人，使這個曾經數次大赦非法移民的新興移民國家陷入對華商的懷疑與不安中。
2012年10月16日凌晨1點，西班牙海關、稅務、國家警察組成的近500人的行動團隊，封鎖了華商聚集的馬德里cobo calleja批發區。警方發出132張搜查令，帶走1000餘萬歐元現金（約合人民幣1億元），83名涉案人員（包括58名中國人）被捕，其中包括浙江省政協委員、中國商人高平——他旗下的西班牙國貿城，是這個批發區裡面積最大的一家。
西班牙警察總署署長Ignacio Cocido在行動後的發布會上說：「中國犯罪團夥已經扭曲了西班牙經濟的運行。」而內政部部長Jorge Fernandez則表示，這是西班牙歷史上最大的搜捕行動，顯示了政府在打擊欺詐和逃稅上的決心。
明晃晃的數字、現金，使這起被警方定義為「有組織犯罪」的案件，被西班牙媒體報導成「西班牙最大的華人黑社會團夥」。
華商高平是誰？事情原委究竟如何？這一事件背後是西班牙經濟與華人經濟怎樣的現實糾結？
「像水洗過一樣」
檢查官在抓捕前就已介入，而案件由國家警察署操刀，說明官方「足夠重視」。
「夏海軍和王長關（音譯）被攔下了。」2012年10月15日晚上，在中國義烏的林輝寰收到西班牙朋友的一條微信。
林是西班牙國貿城貨運總代理。微信中所說的夏和王，是西班牙國貿城的兩名股東。
寥寥數字，林沒能猜透其中的深意。
事實上，發微信的朋友與夏和王搭同一班飛機參加廣交會，但夏和王在機場被海關以攜帶過多現金為由攔下。而這位朋友登機後，身邊有西班牙便衣警察，於是只發了個隱晦的消息。
這些，是林輝寰後來才知道的。國貿城兩名股東被捕的消息，沒能在第一時間傳出去。
幾個小時後，10月16日，西班牙史上最大的抓捕行動——「皇帝行動」開始。當天凌晨的警方突襲，讓馬德里cobo calleja批發區很多商戶至今心有餘悸。
「門砰的一聲被撞開，一群人衝進家裡來。」11月3日，在已經人煙稀少的批發區，當事人之一錢虹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家裡人都被趕起來，婆婆也被反手一扣，按在地上。
一陣混亂後，警方出示了搜查令，並要求錢虹簽字，瞟了一眼上面的西班牙文，她看到「走私」、「組織賣淫」等字眼，堅決拒絕簽上自己的名字。「我沒做過，擔心簽字就等於認罪了，」錢虹說，「但很多人都被嚇得簽了字。」
最終，錢和丈夫、小叔一起，被警方從家裡帶走。
當天，在批發區以及馬德里市區內的許多華人家，均上演了同樣一幕。
「像在看好萊塢大片，很恐怖。」黃志堅說。
黃志堅是西班牙遠東工貿集團董事長，事發時正在家裡睡覺，被推銷員的詢問電話吵醒。他立刻打開電視，警察破門而入的畫面不斷播放，解說說抓了個中國黑幫，是歐洲最大的黑社會頭目。他馬上給使館去電話，對方也是一頭霧水，事先未得知任何信息。
打了一圈電話後，總算搞清了一點輪廓。
當天凌晨，西班牙政府行動跨過馬德里大區，直接由內務部下屬的警察總署操刀，海關、稅務配合，出動警力達五百餘人，同時在數個大區同步展開搜捕。
為實施此次抓捕，西班牙警方已準備兩年，不僅對多個華商進行了電話監聽，還派了臥底在倉庫區，已經獲得初步證據。
「此次行動，和以往有些不同。」在西班牙有十餘年律師從業經驗、對當地司法系統頗為熟稔的華人律師季奕鴻說。首先是檢察官在抓捕前就已介入案件，此外案件直接由國家警察總署操刀，說明案件被官方「足夠重視」。
很多中國人在拘留所裡相遇。錢虹被關押在一個兩層樓拘留所裡的一個女性專用房間，那裡已經有六七個中國人，有國貿城的員工、國貿城打掃衛生的，還有兩個女留學生。她們都是凌晨五六點被帶過去的。
拘留所裡也發生了一些不愉快，一個西班牙警察對關押的中國人說你們中國人怎麼不滾回自己的國家去，「大家很生氣，都和他吵了架。」錢虹說。
在看守所待了兩晚三天後，錢接受了法官訊問，因情節輕微被當庭釋放。
儘管回家了，但批發區依然是一個被恐懼和擔憂籠罩的地方。
事情過去一個月，影響卻在持續發酵中。「華人黑社會」、「高平」在抓捕之初即成為西班牙各類媒體頭條，並連續播出一週有餘，黃志堅說，「我來了二十多年，從來沒有哪則華人的新聞被這麼重視過。」
24萬餘華僑成為當地輿論焦點。而涉事的整個地區，生意都變得零落。
「客人至少下降了六成。」旺吉貿易進出口公司老闆夏林妹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的批發區，像水洗過一樣。」
2012年11月3日，週六，商戶們為抗議西班牙媒體的不實報導，集體停業一天。夏林妹說，「批發區成立二十多年來，今天是最安靜的一天。」
「黑錢」惹的禍
走私、洗黑錢和偷稅漏稅是主要的三項指控。
這個編號為131、2011的案件，在法律程序上仍在調查階段，法官已對行動中拘捕的嫌疑人開庭錄完口供。最初被抓的八十餘人，大部分在繳納了數額不等的保釋金後獲得了暫時的人身自由，但仍有24個涉案中國人最終被法院認定不能保釋，其中包括高平和國貿城的其他幾名股東。
西班牙是大陸法系國家，其基本司法架構和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在目前的司法進程中，律師可以見到的法律文書主要有兩份，一份是抓捕行動當日多達6頁紙的搜查令，另一份是法官在庭訊後對犯罪嫌疑人作出的是否予以保釋的決定書。
在這兩份法律文書裡，均提到被抓華人涉及觸犯13項罪名，走私、洗黑錢和偷稅漏稅是主要的三項指控。
經常幫企業處理各種財務和報賬事宜的華人律師陳理多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根據西班牙稅法，貨物在入關時，要繳納貨物金額4%到21%不等的增值稅，所以，有些外貿商人會在入關時少報貨物金額——比如進貨價是10塊錢，就只報8塊，少繳些稅。但這10塊錢是必須要付給供貨商的，而通過正常渠道匯出的只能是8塊錢，未報稅的2塊錢如何支付，就是所謂「洗黑錢」的過程。除了海關，還涉及向稅務局少繳的公司稅，只要沒開發票的收入一般就不報稅，這是另一部分「黑錢」。
南方週末記者得到的法律文書如此勾勒涉案華商將「黑錢」運回中國的幾種方式：
一種是由人直接帶回中國（西班牙法律規定單次攜帶現金不能超過1萬歐元），另外是藏在衣服貨物裡，通過意大利、匈牙利，再匯回中國，一個月運一次，每次運400萬到500萬歐元。
另外一種方式是利用大批移民的身份資料，每三個月將3000歐元（西班牙法律規定三個月內3000歐元以下匯款無需申報）通過匯款公司將錢匯回國內。南方週末記者在批發區採訪期間，遇到一位五十多歲的山東婦人來尋找出事的女兒。女兒名叫鄭海虹，涉嫌協助老闆通過葡萄牙將錢匯回國內。從2010年開始，鄭海虹擔任了西聯匯款的代理商，幫助中國人匯錢。
還有一種方式是通過西班牙的有錢人，用其在避稅天堂的賬號把錢匯到中國，中國人在西班牙給他們現金和好處。據瞭解，大部分是通過瑞士匯，也有通過加勒比的巴哈馬和巴拿馬。西班牙著名豔星Nacho Vidal和其妹妹就被指控利用其公司幫助高平洗錢。
另外一些涉嫌的罪名還有，非法使用移民的問題，一些KTV裡有賣淫行為等。
律師也牽涉其中。馬德里市中心一家代書樓（即律師樓），收取1.6萬到1.8萬歐元，將中國人帶出來，工作兩到三年。這些代書樓還被指控和北京西班牙使館的外交官「合作」獲得簽證。
法律文件還暗示這個以華人為主的犯罪集團，得到了當地市政府的一些關照。事實上，在10月16日的抓捕行動中，有8個西班牙人涉案，被媒體曝光的政府官員包括批發區所在地負責華人事務的副市長Jose Borras。他與很多華商熟識，目前已經被保釋。
「你們中國人是不是只有錢？」
開豪車、住好房子、拿名牌包，是富裕起來的華人普遍的生活方式。這在西班牙當前的經濟危機中，分外扎眼。
「一起經濟犯罪案件，西班牙政府為什麼要用對付恐怖分子的手段來辦案？」黃志堅的疑問，代表了很多華人的不解。
除了發佈會上的信息，西班牙官方並未就此次案件的緣起作出公開的詳細解釋。
多位華商猜測，西班牙警方最初將視線投向華商群體，是因為一起「華商現金被搶案」。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兩年前，一位鄒姓華商讓其六七個手下，攜帶近500萬現金意圖經意大利帶回國內，但被手下夥同外人將錢私分。該華商遂到相熟的馬德里大區警察局報案，但案件引起警察局其他部門關注，遂開始調查華人洗錢走私等行為。
當地多位華人認為，西班牙警方準備兩年調查華商，和華商平常過於高調有關。
「現在案情還不明朗，但高平走到這一步，不管怎樣調子高了一點。怎麼能在電視上說一年有一千多個集裝箱進來呢？」徐松華說。他所指的，是西班牙電視三台在2010年播出的一則新聞調查節目，標題是《華人新富》，高平和其他4個華商、律師一起，接受了採訪。
片子裡有一些讓人震撼的鏡頭：一個開餐廳的女老闆，把記者帶到家裡，掀起床墊，都是愛馬仕的包包。而高平一身黑色西裝，住在西班牙的富人區，接在私立學校唸書的兒子，並在國貿城的倉庫對著鏡頭說，每年自己有一千多個貨櫃從中國運到中國。目前，在Youtube上，依舊可以搜索到這檔節目的視頻。
「很多華人都看到了，覺得很不安。」青田陳氏兄弟律師樓陳理多說，「西班牙已經經濟危機了，中國人還這麼有錢，肯定惹人關注。」
一個可資佐證的細節是，事件發生後，當豪邁批發城老闆的家屬去拘留所探望時，警察問包裡有什麼，她回答說是一些錢，後面排隊的西班牙人立刻說：「你們中國人是不是只有錢？」
「中國人都是身無分文來的，現在卻住比本地人更好的房子，開更好的車，西班牙人心理當然不平衡。」華商吳官正說。
開豪車、住好房子、拿名牌包，是富裕起來的華人普遍的生活方式。這在西班牙當前的經濟危機中，顯得分外扎眼。
根據西班牙發佈的官方數據，2012年第三季度失業率已達到25%,創下1970年代以來的歷史新高。財政壓力下，首都馬德里政府正在公開售賣其六處房產。而為得到歐盟貸款補助的西班牙政府，正在實行財政緊縮政策，一些政府機構也被迫減薪和裁員。西班牙駐華使館一位工作人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警察們也需要一些大案子，證明他們在幹活。」
事實上，西班牙早在2010年經濟危機後，就曾專門出台公告，加大對亞洲貿易企業的檢查力度。
陳理多律師說，很多企業對西班牙政府收緊檢查是有準備的，但大家的心理預期是最多「封店、罰款」，從沒想到「會用這麼極端的方式」。
在當地華人圈中，事件的起因，甚至被歸結於西班牙的黨派鬥爭。
在多黨執政的西班牙，人民黨和社工黨是兩大政黨。在經濟危機的情勢下，人民黨重新贏得執政黨地位並在多個地區獲得議會多數，目前只有cobo calleja批發區所在地仍由社工黨執政，此次涉案被抓的該市副市長也是社工黨黨員。
但這種說法被西班牙駐華使館工作人員否定，「西班牙司法和行政是獨立的。」
這位工作人員稱，其從各個渠道瞭解的信息是，這個案件主要是打擊經濟犯罪行為，至於「黑社會」，則是一些媒體的炒作和報導「有問題」，西班牙外交部等部門已經做了道歉和澄清。
「這絕不是一起排華事件。」他強調。
現在，這起事件已經改變了華商的生活方式。「以前中國人出來吃飯，門外一排都是豪車。」在一家中國人開的餐廳，黃志堅指著門口說。出事後，大家都換上了普通車，而他本人早在出事前就開起了標緻206。
被改變的義烏與西班牙
「爸爸，你是不是黑社會？」
「皇帝行動」在義烏和西班牙同時掀起了一場風暴。
聽到出事的消息，人在中國的西班牙國貿城股東葉曉軍因為害怕逮捕令從西班牙傳來而迅速躲了起來。
之後的幾天，義烏商城集團開始廣播，建議商戶停止對西班牙華商供貨，一時間人心惶惶。
三天後的晚上，葉曉軍回到義烏，召集剩餘兩名股東和西班牙國貿城中國採購中心的中層，會一直開到凌晨兩點——他們有151個客戶需要安撫，涉及欠款3590萬元。國貿城的工作人員每家每戶說明情況，並承諾春節前支付1000萬元，明年5月前，全部付清。
11月5日下午，當南方週末記者來到國貿城義烏採購中心時，室內沒有開燈。會議室大門緊閉，依然能聽到激烈的討論聲。一位被拖欠了十七萬元貨款的供應商的父親，就坐在採購中心總經理辦公室——採購中心沒有給出具體的還款時間，這位父親每天就在這裡喝茶看書。
而在西班牙，高平被抓後，國貿城被封，兩百餘工人立刻失業，在西班牙經濟危機的壓力下，僅有不到10個人找到了新的工作。
在「華人都喜歡把現金存在家裡」的媒體渲染下，西班牙的竊賊們發現了一條生財的捷徑，10月16日後，至少已有五家華人家庭失竊。
西班牙政府部門針對華人的大檢查也已經拉開序幕。很多公司已經收到稅務局的信，要檢查2011年整年的稅務情況。衛生、消防也都來查了，「感覺是磨刀霍霍。」黃志堅說。
而電視新聞連續一個多禮拜的「黑社會」報導，在西班牙人和華人間留下了更多罅隙。
「我的孩子和西班牙鄰居的孩子在一個學校唸書，平日裡相處都很愉快的，老太太就對她的孫子說，和你的中國同學交往要小心，他們的家長是黑社會。」在馬德里一家有名的四川火鍋店，華商陳勝利神情低落地說。
陳勝利1990年來到西班牙，並獲得碩士學位，如今經營著一家頗具規模的建材公司。陳同時也是西班牙華僑華人協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也曾作為華人成功人士的代表，接受過是西班牙3台「華人新富」節目的採訪。
「以前天天和西班牙人混，一起打高爾夫，喝紅酒，我還是馬德里政府安全顧問委員會唯一一個華人委員，早就覺得自己是西班牙人了。」陳勝利的臉上有看得見的失落。事情發生後，雖然也找了很多西班牙朋友幫忙，但他的感覺就是「無能為力。」
而同樣已在西班牙打拚了23年，認為自己已經融入當地的黃志堅，更是有點幻滅——在10月16日凌晨打開電視時，一旁8歲的兒子歪著頭問他：「爸爸，你是不是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