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月，筆者考察了長三角和珠三角近十家不同行業的企業，和企業經營者及基層政府官員進行了交流，他們對熱點經濟問題的見解五花八門，但有一點卻相當一致：經濟勢頭在放緩。他們對經濟形勢的直覺判斷是鮮活、靈敏的。
國家能源局近日發佈的一季度全國用電量數據可資佐證：1月-3月，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6.8%，增速只有去年同期的54%。
最具說服力的指標還是一季度GDP同比增長8.1%，為最近五個季度的最低值。按可比價格計算，中國GDP自1978年至2010年，年均增長都達到了9.9%。一季度8.1%的漲幅低得有點出乎預料。
與經濟增長放緩伴生的是各級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的更大幅度下滑，而財政收入中約90%是稅收收入。據財政部披露，今年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增長 14.7%，比去年同期回落18.4個百分點，其中稅收收入增長10.3%，比去年同期回落22.1個百分點。一季度地方公共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同比增速上 升的僅有貴州、甘肅、內蒙古、青海四省份，其他省份均下滑，地方財政本級收入增長17.3%，比去年同期回落17.4個百分點。
對各級政府而言，與經濟增長放緩相比，他們更在意、更焦慮的是財政收入的下滑。由此引起的一種傾向值得警惕——各級政府正試圖通過增加稅種（資 源稅、房產稅等）、加大徵管力度、開闢名義上的非稅來源等方式來應對局面，也就是希望通過增加實際稅負來抵消財政收入的下滑。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傾向。
實際稅負有兩層含義：一是全口徑，包括未納入預算管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及罰款，諸如民航發展基金等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外 匯經營收入、社保基金等；二是現實性，中國的稅制在設計時考慮到徵管難度，有意放寬稅基、提高稅率，留有徵管折扣係數。如果徵管手段改進，寬稅基、高稅率 的稅制也需要相應調整。
這種傾向的危險性在於：首先，會阻礙經濟的復甦。經濟增長放緩，如果假定製度中性，刺激的辦法不外乎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而積極財政政策 的主要措施要麼是擴大政府支出、要麼是減稅。相反，在經濟放緩時增加實際稅負會對經濟起到收縮作用，造成惡性循環；其次，各級官員不要忽略了拉弗曲線。稅 率越高，政府稅收並不一定越多。當稅率超過某一臨界值再增加時，經營成本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稅基減小，反而會導致政府稅收減少，如此所為何來？第 三，稅負不單是經濟問題，還涉及到企業和個人的切身利益和感受，極易演化成社會問題，中外皆然。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可能結局或應對之道不外乎以下幾種可能：
首先，忽略制度改進（制度中性），繼續採用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從宏觀上刺激經濟。這樣見效或許很快，但資本品/消費品價格會快速上揚，GDP往下的難題轉成了CPI往上的難題；
其次，從制度（企業所有制度、資源配置方式、市場交易成本等）入手，改善「制度增長彈性」。這樣見效或沒第一種做法那麼快，但是更具持續性，而且不一定會帶來通貨膨脹；
第三種可能是各種辦法均無效，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經歷30多年高速增長後不可避免地轉入了中速增長階段，告別增長的「青春期」，進入「中年期」；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政府從自身眼前利益出發，採用諸如增加實際稅負等舉措，抑制經濟復甦，惡化經濟活動環境，後果堪憂。
上述四種結局，第一是中策，政府週期性在使用；第二是上策，考驗政府的眼光和智慧；第三則是規律的結果，非人力可抗拒；只是這第四最不該用，因為它是危險的下策。
作者為投資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