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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微軟(Microsoft)總部發出讓全球員工歡慶的一封信,信中寫著「no more curve, no more ratings(不再分配,不再評分)」,為了促進團隊合作,將取消施行十多年的員工績效分級制度(Stack Ranking)。 《華爾街日報》形容:「這是對過去曾廣受歡迎的制度的重擊。」此制度又稱為強制分配和排名,將員工依據績效排名,固定淘汰墊底者(最後一○%),激勵員工進步。 九○年代,此制度讓微軟引領風騷,它讓微軟能明確量化員工績效,而明星員工也喜歡自己表現可被明確衡量。《財富》(Fortune)五百大企業有三成用過強制排名與分配。 但當蘋果(Apple)和Google掀起劇變,需要跨平台、跨部門合作時,根據《浮華世界》(Vanity Fair)「失落的微軟」一文指出:此制度「有效癱瘓微軟的創新能力。」 支持這套制度的人認為,賞罰分明,才能激勵員工進步。反對者認為,強迫分配對於人力素質提升的邊際效用前兩年最高,但到了第六年邊際效用遞減,員工出於被淘汰的恐懼,將陷入惡性競爭,削弱企業競爭力。 微軟向來將企業策略與人才策略緊密結合,成為哈佛商學院經典個案。現在,這個全球第三大市值的科技公司,試圖在轉型時,發展出管理全球十萬個最聰明腦袋的最適人才策略。 肩負此重任正是微軟全球人力資源執行副總裁麗莎‧布魯默(Lisa Brummel ),去年十一月也正是她宣佈取消這個廣受爭議的制度。 我們邀請她與政治大學IMBA教授李瑞華對談,微軟如何在提倡競爭文化中,創造團隊合作的誘因。以下是對談摘要。 為何不調整KPI就好?兩個都達標的人,難逃被比高下 政治大學IMBA教授李瑞華問(以下簡稱問):微軟正在進行轉型,績效制度改革是協助轉型的關鍵,為何需要改變? 微軟全球人力資源執行副總裁布魯默答(以下簡稱答):改變的原動力都得回到客戶。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很成功,但是客戶在商業與使用產品行為正在改變,我們不能再用單一產品來吸引他們。 九個月前,當時的微軟執行長鮑爾默(Steve Ballmer)啟動了「one Microsoft」策略,對外給的訊號是,我們是one company(同舟共濟),對內希望傳達,單一產品與單兵作戰是無法成功,我們必須合作,因此績效制度是因應客戶(改變)而做的改變。 問:去年你們取消強制分配時提及,團隊與跨部門合作將是未來的重心,因此不再有排名評等。這是否意味著微軟過去不是one Microsoft?甚至,過度的競爭,讓合作變得很困難? 答:每個階段我們都會找出適合當時的商業模式和制度,我加入微軟快二十五年了,我真心相信,沒有一個微軟人不願意合作。最挑戰的地方是,現在是跨界限的世界。 你要思考是該給客戶什麼產品?怎麼降低他們轉換障礙?所以現在我們試著打破(部門間的)柱子,增加水平合作機會。 整個決策模式(因應產業)正在改變,特別是在灰色地帶,當(團隊)彼此的目標是衝突的時候,挑戰企業如何設定優先順序,並且做取捨。 每個人都想贏!但是「贏」,對微軟有了不同的定義:更多合作,更以客戶為中心。我想你之後很難再看到微軟大肆慶祝個別產品的成功了。 你會看到我們慶祝跟客戶連結度增強,因此我們改變績效制度,鼓勵新價值。正因為微軟過去太成功了,這會花點時間,在企業依舊成功的時候,改變是很難的事。 問:產業環境改變,單一產品的勝利代表全企業勝利的時代已經過去,促使你提倡團隊合作精神,但是你可以把合作佔KPI(關鍵績效指標)比重拉高,不是也可以達到目的,一定得取消排名? 答:你可以把團隊合作比重拉高,但最後還是得有條強制的線來做分配,這會是問題。 試想我們都是同一團隊,合作一年都達成目標後,我還是得區分,A員工就是比B員工差,就是得有兩個員工拿到中等分數,但是事實上你們兩人表現的比中等分數要好。 對企業來說,最重要是團隊合作的結果,但是你沒法在強迫分配下,確保這個合作是你所能得到最好的成果。 問:強制排名與分配最大的優點在於可以依能力給予獎酬,一旦取消這個制度,你們如何不失去此做法的優點? 答:以籃球比喻,贏球與否取決於團隊每個人的努力,我們還是能找出最優秀的明星球員給予最大的獎酬,但是是以團隊合作為標準,而不是單打獨鬥。 我們的新制度叫作「Connect」,一年至少兩次,員工要回答三種問題:一、你是否與他人合作完成工作?二、哪些工作你覺得自己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三、接下來你想做哪些事情,協助他人更成功? 一對一跟主管面談,持續溝通,不斷聚焦你想達成的目標。主管依據什麼給回饋?忘記分數,雙方增加傾聽與對話 問:新制度的基礎在於,你要擁有高超能力的主管與成熟的員工,在新制度下,你覺得適任的主管要有哪些能力? 答:一、是否給予員工足夠的回饋;二、是否鼓勵他們去跟別人合作。 問:沒有了排名,主管會不會更難給員工回饋? 答:所有績效制度能發揮作用的關鍵是,主管必須跟部屬有具意義的對話。 很有趣,在排名的世界,你只想知道自己拿幾分;拿到分數後,就不會關心對方說什麼。 沒排名給回饋會變難,但是員工和主管間的互動會增加,必須更傾聽對方,員工才會知道什麼叫作成功。我期望新制度實施後,聽到主管跟員工說:「你這一年表現很棒;我告訴你為何我覺得你這一年表現得很棒,有這些這些例子??。」反而讓員工改進有所依據。 當主管說,我覺得你做得還OK啦!我相信微軟的員工一定會問,「為何你覺得只是OK?」「哪些地方我還需要改進?」 很多企業根本不相信他們主管有能力(區別優劣),因為這風險很大,但只要信任你的主管,就有機會改變。 三、四年之後,也許我會後悔我現在這樣說,但是至少現在我覺得非常自信,我們不需要有任何分數。 問:多數的微軟主管都不會濫用權力,但是如果有某些主管濫權,有沒有監督機制? 答:我們會看你部門是否有足夠的人被分到最好或者較低的分紅,如果OK,我們就不再過問。但是如果有個部門,所有人都表現得一樣好,我會問原因,當我們覺得理由可以接受,我會接納。我相信有些人可能會無所適從、有些人會遊刃有餘,實施第一年(今年),我們彼此會有很多的溝通和調整。 萬一員工不服氣怎麼辦?透過調查,努力讓最多數人滿意 問:過去主管有一套公開的標準,但是現在就是主管和員工兩人面談,如果有人不服氣怎麼辦? 答:任何一套績效評比制度都無法讓每個人覺得公平,除非你用極端量化的方式,避免所有主觀判斷,我也不認為我們可以找出讓所有人滿意的制度,只要我們能讓大多數的員工滿意即可。 每次考核結束,我們都會做調查,內容有:「績效面談時,你和主管有沒有良好的溝通?你同意你主管的意見?」 若真有濫權,調離主管職,情節重大者也會開除他。 問:為何是去年取消?你怎麼判定改變的時機? 答:過去,我們每年增加一、兩萬個員工,近兩、三年人數的成長比較穩定,不再有大量晉陞。每年我們都會有微軟民調,反映希望取消制度的都是績效排名前面的主管,而不是績效落後者,對我來說這是個訊號:優秀的員工不想被制度綁手綁腳。 此外,我們做員工分級評鑑很久了,我有自信即便沒有這制度,我們的主管依舊有能力區別優劣。 問:總結你們取消的判斷標準是:一、主管和員工都夠成熟,會主動追求卓越;二、企業晉陞主管大幅擴張期已過;三、嚴格的篩選培育員工,也確保能維持微軟的績效文化。只是,你們對主管成熟度的判斷,是這制度必須承擔的風險吧? 答:這是一個大挑戰,我想我們已經準備好,八月我們將首次以新制度決定員工分紅,明年此時,就會知道我們是否做了正確決定。 強迫分配對於人力素質提升的邊際效用前2年最高,改善率為16%,但到了第6年效用遞減,改善率僅剩下1% 【延伸閱讀】台灣名師觀點 強制排名制度,須搭配配套措施 1980年代有一波「No rating(不分等級)」的實驗,但到了分紅時,還是得要分等級論功行賞,做得不好,反到變成「黑箱作業」。企業是否要實施「強制分配」和「強制分等」,還是要回歸到「考核」的初衷。假如不考核就可以達到把績效和潛能最大化的目的,那就不必「庸人自擾」。但那要有很成熟的企業文化、主管和員工,才能做到。 一般的組織畢竟跟這種理想狀態落差很大,如果員工尚未有自我管理能力、主管對績效的標準不一, 需要採取一些「強制」機制。這是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短期雖不完美但聊勝於無的標準,長期希望能養成新習慣、新能力。 「強制」必有副作用,台灣或中國企業最常見的副作用是過度競爭,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例如東方的溫情主義讓主管不想得罪人,因此讓新人當炮灰,或輪流讓員工當墊底者,有的主管太執著於淘汰最後10%的人,則會懲罰了好部門裡的優秀員工,反而獎賞到平庸部門的才能平平者,造成「A」不一定是真A ,「C」也不一定是真C 。 為了不讓手段變成目的,首先,企業要努力溝通,讓大家清楚「強制」的必要性及目的,還該有配套措施:員工上訴管道、懲罰惡意操作的主管、獎賞有效執行的主管。而且讓大家知道,未來若不強制就能達到目的,必將取消。 同樣, 微軟也為了取消「強制」建立了配套措施,例如強化了「Connect」的反饋機制,增加員工與主管及時的非正式面談等。記得,別為了強制而強制!(文●李瑞華) |
據英國《金融時報》,研究公司Lombard Street的Dario Perkins指出,
經濟學家還在討論歐洲央行是否會推出QE,主要的問題不是歐洲央行應不應該這麽做,而是德拉吉能否克服反對的聲音,成功推出QE。
不過,近日,歐洲央行反對QE的官員似乎立場有所軟化。這可能與歐洲的低迷通脹有關。然而,反對者依然表示,他們擔心QE將讓某些國家政府忽略他們的財政承諾,並不履行他們改革經濟的承諾。這就是為什麽德拉吉在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會的講話如此重要。他不僅承認歐元區近日通脹疲軟的事實,他還暗示了歐洲就貨幣政策、定向財政刺激以及結構改革上可能已經達成“妥協”。(更多精彩財經資訊,請到各大應用商店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Perkins表示,
我們不知道德拉吉的表態是概念化、理想化的,還是說雙方已經真正達成妥協。如果是前者,那歐洲央行可能會在沒有結構改革和財政支持承諾的情況下,推行QE。
如果是後者,情況會是如何?德國總理默克爾會在歐洲央行沒有推出互惠政策的情況下采取行動嗎?
花旗歐洲經濟研究團隊指出,
在我們看來,德國政府不可能大幅放松財政政策。目前,我們預計,2015年,財政放松將占到GDP的0.3%-0.4%。德國政府將預算平衡作為其重要的政策目標,所以,我們認為如果沒有大的意外事件,德國政府不會放棄這個目標。
上半年160億歐元的政府盈余意味著德國政府進一步寬松的空間也不大。
德國報紙Die Zeit稱,德國政府正在準備一個“緊急包”來支持經濟。
一旦緩沖余地用盡,經濟進一步的小幅疲軟並不會讓德國政府加大寬松。德國政府反而會收小寬松,來達到財政目標。
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對於更支持性財政立場的支持表明,德國在財政預算問題上正越來越與歐元區脫節。
然而,對德拉吉提振需求的表態的一種解讀是:更多財政支持的缺乏將會帶來額外的貨幣寬松。在我們看來,如果讓德國政府選擇大幅放松德國財政政策還是歐元區QE,它會選擇QE。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延龍 西安往南幾十公里,就是秦嶺,山路蜿蜒不絕,進入陜南三市(漢中、商洛和安康),高速公路旁偶爾可以看到巨幅標語:一江清水送北京。
所謂清水,指的是漢江水。漢江發源於秦嶺南麓的漢中寧強縣潘家山,向東奔流到湖北,被大壩攔入丹江口水庫,然後沿人工渠道、隧道一路向北,幾乎是順著京廣線,過河南、河北,一直送達北京——這就是即將投入使用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
調水工程背後,並不簡單是水的問題。鮮為人知的是,為了保證“一江清水送北京”,原本就屬於經濟落後地區的陜南三市,這些水源涵養地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中線工程通水在即,然而這些水源涵養地到底該不該被補償?如果應該的話,到底誰來補償、如何補償?長期以來,陜西方面一直呼籲,北京、天津等用水地區,應該給這些為調水工程做出犧牲的陜南山區一定的生態補償——無論是縱向的轉移支付,還是橫向的協商、甚至是市場化的交易——為了保證這一江清水的水質,這些落後山區被迫減少了正常的經濟活動,在當地人看來,難道這些付出不應該得到回報嗎?
8月23日,一個人數精煉,然而規格相當高的研討會在漢中舉行,陜西迫切希望搞清楚這些問題,進而再次向北京等用水地區發出明確的呼聲。
自己不算賬,誰去算?
研討會的與會者,包括陜西省政府和漢中、安康兩市的官員,以及陜西當地權威的水利、環境、城市、法律學者。會議的主題是“漢水進京與陜南經濟發展”,但每位與會者的發言默契且很一致——生態補償機制該如何建立?
在過去,陜西也曾發出這些聲音,但很少得到中央政府和用水地區政府的回應。2008年,前陜西省委書記安啟元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時就曾透露說:“我曾經提過一個意見,能不能1噸水補1塊錢,具體國家正在研究。”如今6年過去了,這些“正在研究”中的問題,依然沒有定論。
或許是講大局方面的顧慮,每年全國兩會上,很少見到當地的代表、委員通過這樣的場合提出提案、議案。用參加研討的西北政法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環保法教授李永寧的話說:“陜西的聲音哪去了?生態補償的問題,到底補多少,我們自己不算,誰去算你們的帳?”“陜南三市在南水北調工程中負擔了歷史的重任。”漢中市副市長王春麗說,“我們都知道陜南三市匯流面積占整個丹江口水庫水域面積的77%,我們入庫的水量占到66.39%,所以我們這一塊的水決定了整個工程的水質、水量。”
這是有目共睹卻又常常被忽視的問題。過去一談到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補償問題,人們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湖北丹江口庫區,甚或是管渠所經過的河南,更上遊的陜南三市的犧牲,常被許多人看作這些地區的環保義務。
這種印象是相當普遍的。之前曾有不願具名的學者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如果按照誰破壞誰治理的原則,下遊用水地區並不會破壞上遊的生態環境,你自己的工業企業產生汙染,就有治理的義務,這個費用沒有理由讓別人承擔”。
問題在於,中線調水預設了這些地區更多的義務,卻沒有預設相對應的權利——水權本質上是一種稟賦權,漢江流域的人們在這里生活,就應該具備依靠這里的水資源實現基本生活依賴和發展的權利。
比如說,按照相關法規,水質只要四類水就合乎標準了,現為了滿足中線調水的需求,漢江需要達到二類水的標準。這些更苛刻的義務,意味著他們因而失去了許多發展權——為確保“一江清水永續北送”,陜西省政府今年年初下發行動方案要求漢江幹流出省斷面水質保持Ⅱ類。
這也正是安啟元最早發出補償呼聲的樸素邏輯——“為了保證北京的水質,我們不得不關閉所有的工廠。可大家總得要活命。所以我說,政府需要為陜西提供補償。如果你不為群眾提供補償,他們還怎麽生存?”
陜西省水利教育協會理事、商洛學院校長劉建林說:“保護是一種犧牲,保護意味著付出,保護要有代價。水源地水資源保護需要調整產業結構,需要進行開發移民,需要生態修複建設,需要開展水土保持,需要改變民眾的傳統生活方式,需要變粗放型為集約型生產方式等等。”
生態補償沒有制度障礙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靠近漢中市區的漢江江畔,寬闊的河道中,明澈的江水安靜的向東流。只看這一派江景,很難想到這江清水背後當地人們的苦辛,就好像千里之外的用水地區——北京、天津的人們,也很難想象這些山區所做出的犧牲。
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水利廳原廳長譚策吾說:“南水北調工程2005年開工,至今已經近十年,陜南三市為保證一江清水進北京,各市縣為加強陜南水源區的保護持續不斷地實施流域的水土保持治理,也放棄了大量的工業項目建設,減緩了陜南工業化的發展進程,陜南人民為南水北調工程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功不可沒。”
為保證中線調水的水質,作為水源涵養地的陜南山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環保工程投入、退耕還林造成當地農民收入損失,還包括因更高的環保標準喪失的經濟發展機會。
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長安大學教授王聖學說:“漢中以高度的責任感關停並轉了一大批能拉動漢中經濟,但有可能帶來汙染、影響漢江水質的化肥、冶金、礦產采選、黃姜、醫藥化工等多個行業內的企業,使工業總產值、利稅都受到了相當的影響。”
而在商洛,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十一五”以來投入農林水事業的財政支出年均增幅超過50%,投入環境保護的財政支出年均增幅達70%以上。
用劉建林的話說:“陜南三市水源地水資源保護,單靠民眾的‘政治覺悟’,以‘無償、義務、犧牲’,不足以支持該項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由於陜南地處國家秦巴山區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三市28區縣均為貧困縣,地方財力十分困難,南水北調很多項目的配套資金落實難度較大,加之中央投資補助標準下降、物價上漲等因素影響,給地方財政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研討會上,甚至有報告指出,水土保持項目由於中央資金安排要求配套資金量大,很多縣區拿不出配套資金,只能讓群眾投工投勞。
生態補償的邏輯,大抵上已經沒有問題,法律學者李永寧也說,從新修訂的環保法來看,生態補償沒有什麽制度上的障礙。但問題在於,如何建立相應合情、合理的補償機制,而不是把補償問題停留在如今簡單而微薄的轉移支付、對口扶貧上。
譚策吾說,每年中央財政對陜南的漢丹江流域生態功能補償是21.67億,漢中市8.7億,安康市7.7億,商洛市5.2億。另外,國家也加大了對漢丹江上遊的水土流失治理重點投入,每年也是二十多億,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陜南重點扶持,但是這也彌補不了調水對陜南經濟發展的影響。
而除此之外,另一些對口支援方式的“補償”,則往往被納入了扶貧計劃,李永寧對此不滿:“這些補償是陜南地區本應得到的,因為這個扶貧的性質,結果反而是用水地區的施舍”。
是“供”北京,不是“送”
對於貼在那些高速公路兩旁的標語,“一江清水送北京”,中國工程院院士李佩成說:“要澄清這種糊塗的認識,我們是一江清水‘供’北京,而不是‘送’北京,要轉變思想觀念,建立水市場經濟。”
這也正是陜西的核心訴求,在那些轉移支付和扶貧計劃之外,陜西和用水地區之間,能否建立這樣一個長效的、穩定的市場補償機制?
李佩成說:“我國中線調水工程的水源主要來自陜南的漢江,約占調水量93億立方米的70%。這已成為事實,我們如何面對這個事實,把‘壞事變好事’,就需要我們解放思想,積極行動。”
陜西理工學院在研討會上公布了他們此前所做的研究——漢水流域生態補償計量模型的建構,這個模型將生態補償金額確定為:機會成本損失、投入成本損失與運營費用、經濟紅利、生態改善效應。
這項研究的主持者,陜西理工學院胡儀元教授說:“生態補償效率直接決定著後期生態保護效果,也對工程的長期效應起著決定性作用,因而,構建一套既符合實際且相對完善的計量模型尤為重要。”
其中,機會成本損失包括當地退耕還林等水土治理帶來的耕地利用損失;更嚴苛的產業門檻導致的引資增量損失;以及水資源和森林利用等生態利用損失等。按照測算,中線調水每年給漢中帶來的機會成本損失大約為280億元。
投入成本損失與運營費用主要包括各種小流域治理工程費用,生活垃圾廠和汙水處理廠的建設和運行的費用,以及重點工業企業汙染治理費用。測算顯示,這一項漢中每年的投入金額大約為14億元。
經濟紅利和生態改善,則主要是天津、北京等用水地區因水量增加和生態改善所帶來的經濟紅利。按照0.5%的經驗假定分享率,這兩項的補償額大約為187億元。
也就是說,按照他們的研究,漢中每年應獲得的生態補償大約為482億元,其中機會成本損失、投入成本損失與運營費用應該由中央政府縱向支付,而經濟紅利和生態改善效應應該由用水地區橫向支付。
不過,陜西理工學院的學者也說,這只是一項基於各項統計數字和數學模型的學術研究,並不能代表漢中市政府的態度,更不能代表陜西省。
許多與會者也都承認,這樣的補償機制可能在短期內很難建立——道理很容易講清楚,數字也很容易算清楚,但怎樣才能得到中央政府和用水地區政府的共識呢?相關的對話、協商機制,又該如何建立呢?這都是不容避免的難題。
不過,李佩成對此並不悲觀,他說:“10年前,大家對生態補償是不承認的,但現在也都慢慢認可了。觀念的改變需要一個過程,機制的建立也是一樣,我們需要慢慢從扶貧式的人情補償,過渡到法理上來。”“要建立生態保護補償、環境保護補償、移民搬遷補償、經濟社會發展補償等機制。”王聖學說,同時還要研究在保證漢丹江一江清水送京津冀豫的前提下,陜南如何尋求自我良性發展的路徑。
內投資者期待已久的滬港通很快就要發車了。那麽,對於投資者而言,面臨著哪些投資機會?又要避免踩上哪些陷阱?
不少投資者認為滬港通會為國內股市帶來大量的境外資金,從而引發A股的長期大牛市。筆者對此不認同。盡管,A股近幾個月持續上漲,個人投資者入市熱情的高漲,根據中登公司發布的數據顯示,9月22日至26日當周A股市場新增開戶數達21.93萬戶,創下2012年3月末以來的單周開戶新高,這也是該數據連續兩周破20萬。而且不少小盤股的漲幅超過50%,然而,數據也表明上市公司的業績,特別是中小盤上市公司並沒有具備能支持股價大幅上漲的市場預期的高成長性。
公開數據顯示,小市值股票的盈利能力、成長性遠遜於大盤股。市值20億元以下的460家上市公司的凈利潤由2010年的220億元下降至2013年的27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為-50.3%,市值20億~50億元之間的1080家上市公司的凈利潤則由2010年的705億元下降至2013年的571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為-6.8%。而28家市值千億以上的上市公司凈利潤由2010年的9204億元增長至2013年的13326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13.1%,39家市值在500億~1000億之間的上市公司凈利潤由2010年的2413億元增長至2013年的3900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為17.4%。
小盤股的暴漲後估值偏高,也並非具備良好的成長性,如果期望境外資金借滬港通進場接最後一棒,這也太小看境外機構投資者的智商與專業水平了吧?相反地,滬港通開啟將是開通連接香港資本市場與內地資本市場的通道,這個通道內資金是雙向流動的,而投資理念是雙向影響的。境外機構為主的港股投資者偏好有價值、高股息率的公司,而A股投資者則青睞小盤成長股。理念雙向的影響或許還會成為國內高估值的中小盤股泡沫破滅的起點哩。
那麽,藍籌又如何?其實A+H折價優勢是投資機會,但是,根據最近的數據,80余只A+H的股票當中A股折價的只有20來家,而且折價幅度幾乎都在10%以內,其它的都是H股折價,而且折幅相當大。那麽對於國內投資者而言,與投資A股相比較,投資港股或許更是個值得參與的機會。
不少國內投資者也正在探索港股的投資機會。在首批港股兩百多只標的中,有不少是A+H股公司中H股折扣明顯的股票,也有在港股獨家上市的且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的公司,這些都是滬港通為國內投資者帶來的新投資機會。
然而,港股市場對國內投資者而言是新的藍海,新的機遇卻一定伴隨著新的風險:
1,港股走勢與歐美股市(特別是美國股市)相關度高。如果美股表現不佳,香港股市會明顯受拖累。同時,港股走勢也受內地經濟數據以及國內股市冷暖的影響。短期漲跌的規律較A股更難把握。
2,港股的波動幅度較國內大得多。港股采取T+0的交易方式,即當日買入當日賣出,並且對個股不設漲跌幅限制,同時還有賣空機制。不像而A股市場設有漲跌10%的限制。港股中個股一天內股價翻番、或是當天腰斬都是常見的平常事。
3,港股有明確的退市機制。港股市場化程度高,受到各種行政管制遠少於A股,上市公司的殼資源價值較低。因此,上市公司基本面對股價走勢的影響遠大於A股。如果一個港股公司公司業績下滑或前景不明,其股價表現也會很差。連續虧損或股價長期低於標準是一定要真正退市的。到時,持股人會血本無歸。深受國內投資者青睞的低價績差股,在港股中往往就是讓投資者財富歸零的退市殺手。
筆者有不少投資界的朋友,他們都是國內股市投資的“達人”,前些年已攜在國內股市獲利的余勇先行一步在港股沖浪,結果,大部分鎩羽而回。其中,不熟悉港股市場,而把國內市場炒作的“成功經驗”用於港股投資是主要原因。因此,建議出海試水的國內投資者采取保守策略,以分紅率高、業績穩定的標的開始,並註意分散投資,以立於不敗之地。待到充分熟悉遊戲規則後再作進取不遲。
(編輯:羅懿)
征稅會影響消費者的行為。因此,日本4月1日將銷售稅由5%上調至8%後,日本GDP連續兩個季度萎縮本不該出人意料。
然而,令日本政府始料未及的是,日本經濟未能如期從上調銷售稅的影響中反彈,這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希望推遲再次上調銷售稅(8%上調至10%)。
近期的數據顯示,日本三季度實際GDP初值環比年化增速意外萎縮1.6%;扣除租金後的日本真實家庭消費支出同比下降3.5%,創2011年大地震以來的新低:
盡管真實商業投資水平仍然高於去年,但持續下行的趨勢確實令日本政府擔憂:
有分析認為,日本應該再次上調銷售稅,財政改革是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之一。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Adam S.Posen就指出,上調銷售稅對於維護日本財政“信用”,以及在真實利率上升的背景下防止經濟崩潰危機的發生很有必要。
不過,英國《金融時報》的Matthew C Klein 並不這麽認為。過去二十年,由於經濟增長停滯和勞動力供應萎縮,日本債務出現了大幅上升,但是日本經濟並未崩潰。
債務決定政策?
如果說是債務對決策者的政策產生了限制,那麽究竟是什麽債務影響了日本政府的決策?
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審議委員、反對進一步擴大量化質化寬松(QQE)刺激規模的佐藤健裕(Takehiro Sato)近期講話中的一張圖也許能讓你更好地看清這一點:
值得註意的是,這僅是私營部門債務(信用債)與GDP之比。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日本高效的私營部門成功地將負債率降低了近40%(與GDP比)。鑒於期間名義收入增速基本為零,這一成就是相當顯著的。
向此相反的是,在這私營部門去杠桿的同時,日本政府債務持續上升:
不過,只盯著日本政府債務上升速度的人可能會忽略這樣一個現實:日本總債務水平的上升速度比絕大部分發達國家的都要慢。
按照"安倍經濟學”的振興思路,日本政府此前再三強調,他們的目標在於重振國內支出。他們將通過營建一個良性的收支周期來實現這一目標:
更高的消費支出——>更多私營部門投資-->更高的工資增速——>更強的消費能力——更高的消費支出,周而複始。
Klein 認為,在民眾實際收入下滑的背景下,這一辦法比激進地上調銷售稅、從民眾口袋中拿錢能更好地減少日本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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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天文章里說說僅僅局限於創業者融資的幾個看法
該想的沒想,找團隊早落地
該想的沒想,或者說該做的沒做。有不少創業者,不管是初創的,還是傳統轉型的創業者。最近o2o很熱門,做美甲的河貍家,做家政的阿姨幫,洗衣的e袋洗等等等,反正實物的綜合平臺電商機會沒有了,實物b2c電商的門檻又太高了,動輒幾千萬美金,也嚇跑了絕大部分的vc。很多vc認為之前愚蠢的錯過了阿里京東唯品會,接下來再也不能錯過o2o的機會了。 無論是老vc還是新vc都湧入o2o市場,這對o2o的創業者是好消息。但也絕壁不要把風險投資人當傻瓜,雖然它們之前傻過。
通常的創業團隊,是沒有很好的背景,也就是風險投資人看重的bat,當然了如果是電商會加上京東丶美團等公司背景。如果是傳統背景轉型的,雖然有線下相對好的基礎,但通常沒有很好的技術大拿,或者說壓根對互聯網,移動互聯網不了解。如果是互聯網背景的,通常對業務中涉及的傳統業務資源很少,業務理解能力深度有限。最後不管是哪種背景的,對行業潛力分析和商業模式路徑設計通常都有問題。這些都給融資帶來了挑戰!
有創業者說現在o2o這麽熱,要抓緊時間融資,因為很多大佬都說了,現在都融資泡沫了,如果現在不乘機融資,更待何時!東哥以為你們真的想太多了。整個o2o應該來說才剛剛起步,另外vc的錢還很多,現在缺的是好的團隊好的項目。但是錢再多,它們也不是傻子,傻把錢給一些毫無互聯網丶移動互聯網經驗的團隊項目。
如果只是有一個想法和方案,這樣的項目提交到vc那通常都不會通過!與其花時間去反複講故事,而且是不那麽靠譜的故事,建議先做起來,用結果說話。
另外要重點考慮的是核心團隊,如果你打算融資,就應該積極考慮從互聯網巨頭里找到技術互補加入團隊。不要說之前沒有技術團隊,技術不行,就算是很牛逼了,一樣也需要。今年某剛上市的電商巨頭這兩三年里,不就招了很多巨頭背景的高管,雖然其中很多都是不懂電商的外行,做了還是一樣外行的高管。創業公司,找大公司背景的人不只是裝門面融資用,里面也有不少管用的創業夥伴。京東在成長的過程中,邀請的cfo陳生強,cto姜海東,市場副總裁徐雷都至關重要。
不該想的想多了,抄襲不是問題
創業者的確需要註意保護一些重要的idea,但這是針對特定的產品行業,針對特定的機構。當然了,通常都沒有那麽大的保護意義。很多創業者見東哥說,要融一筆錢。東哥反問:為什麽不先做app上線看看用戶反饋呢。經常得到答複是這麽一個意思:第一個我們很看好這個市場,機會很大;第二個現在別人還沒做,我們擔心別人抄;第三個我有錢了可以做出來,然後花錢迅速把量做大,拉高門檻。
在這里東哥統一回答一下,也是給其它創業者的建議。第一你沒做,怎麽就知道你做的產品市場很大,用戶會喜歡。第二你確定就沒有人做過,你是第一個。如果別人做了做不好做失敗了,難道不應該花時間去學習借鑒一下。第三個就算市場很大,有人抄襲,難道就容不下第二家;第四個融資才能建立起門檻嗎?第五個你們就不知道,產品不做好,做推廣就是找死嗎?不該想的,真的想太多了!
最後東哥要說的是,如果有人抄襲,說明你做對了有價值;其次不會有人抄襲一個剛上線,也沒有多少用戶下載使用的產品。再其次產品是更新叠代的,微信從1.0到6.0版本,不知道多少版本了。你們就別想著說,第一個版本就是完美的,不需要改變了。
用結果說話,邊驗證邊融資
如果現在只是一個想法,與其花時間去見各種投資人,還不如回去悶頭做產品,驗證了想法再去融資,用結果說話,這個時候水到渠成。說故事不是誰都能說的,至少你得有個基礎!如果你不是大佬背景,空手套白狼,沒那麽容易。
同樣是前天東哥和國內某頂級基金全面合作,歡迎各類創業項目,尤其是線下或者傳統企業轉型的二次創業項目聯系東哥!東哥不只是做天使,而且有團隊會幫助你在產品移動化提供更多落地支持。
(作者系電商天使投資人,前騰訊、京東電商戰略分析師,創業戰略咨詢加微信787977470,歡迎關註微信公眾號提問:dgj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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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彭博新聞社專欄作家、前高盛投行家Matt Levine。華爾街見聞翻譯。
在金融市場中,要看到“直角”的上漲、下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上周瑞郎對歐元的直線上漲,那個直角幾乎可以割傷你的手。
最直觀的感受是:哇!波動率好高啊!不過,更有見地的看法應該是:哇!瑞郎/歐元長期以來的波動率好低!這當然是因為瑞士央行為瑞郎兌歐元的匯率設置了上限:瑞士央行此前希望歐元/瑞郎匯率不要低於1.20,所以,歐元/瑞郎匯率一直處在1.20附近。在上周三前的一年間,歐元/瑞郎一直在1.20095至1.23640之間交易。
這張圖看起來有許多起起伏伏,然而這張圖的時間間隔過小。如果將單位時間間隔調整至2天,那我們就不難發現,瑞郎的波動性非常的小。
高盛首席財務官Harvey Schwartz表示,瑞郎暴漲是20個標準差內都不會發生的小概率事件。盡管這個事件的概率究竟有多小是一個客觀的數學問題,但Schwartz的大方向是對的。在上周三前的12個月內,歐元/瑞郎的年化波動率(單日回報的標準差)為1.7%;在該時間段的最後三個月,歐元/瑞郎的年化波動率不到1%,這意味著每日的波動大約為0.1%。然而,在上周四,歐元下跌接近19%,相當於180個標準差。
180個標準差的事件多久會發生一次呢?7個標準差的事件每3900億天發生一次,也就是約10億年一次。所以,180個標準差的事件概率真的是微乎其微。好消息是,統計學告訴我們,瑞士央行在接下來的10億年都不會再這麽做了。
不過,以上的算法顯然是錯的。你不能用過去一年的數據預測今後10億年會發生什麽。在10億年之前,歐元的匯率是多少?瑞郎之前的平穩以及如今的波動都是因為瑞士央行的行動。而瑞士央行的行動都是人類大腦可以理解的行為。許多預測家此前都不認為瑞士央行本季度、甚至今年會放棄其匯率限制,不過,他們認為瑞士央行將在2016年放棄匯率限制,沒人認為瑞士央行會等到10億年後再采取行動。
想象下零售外匯經紀商。零售外匯經紀商允許客戶以很高的杠桿對瑞郎進行日內交易。作為外匯交易商,允許客戶使用多少倍杠桿才算合理?當日內波動率接近0.1%的時候,那意味著在95%的時間內,瑞郎的日內波動小於0.2%。所以,如果你要求2%的保證金(50倍杠桿),零售外匯經紀商應該感到很安全。因為這意味著,95%的時間內,客戶無法在單日虧損超過10%——所以即便客戶輸錢後跑路,零售外匯經紀商也可以清空客戶的倉位,而不會損失借給客戶的資金。
不過,當歐元/瑞郎一日內下跌19%時,客戶可能承受巨虧,而經紀商也一樣面臨巨大的風險。這就是全球最大外匯經紀商福匯集團(FXCM)現在的處境。和其它許多零售外匯經紀商一樣,FXCM為客戶提供50倍的杠桿。而上周,FXCM的客戶因瑞郎的波動,遭受到了巨大的損失。FXCM客戶的瑞郎交易賬面權益為負2.25億美元。據CNBC報道,Jefferies母公司Leucadia將為福匯提供3億美元融資。
諷刺的是,FXCM的首席執行官Drew Niv在彭博市場雜誌12月刊上撰文指出,小資金、大持倉的模式吸引了個人外匯投資者。
他說:“外匯波動並不大。所以如果沒有杠桿,沒人會參與外匯交易。”
哈哈哈,現在FXCM的客戶賬面上的權益為負2.25億美元。假設這全都是歐元/瑞郎即期交易,那客戶周四的損失約為19%。假設客戶都繳納了2%的保證金,那FXCM的損失為17%。這意味著這些交易的規模為13億美元。
事實上,向客戶提供杠桿就相當於提供了一個看跌期權。如果你的客戶以100美元的價格購買了某產品,而你向其借出了98美元。當此產品的價格跌至81美元時,你就擁有了該產品。這意味著你損失了17美元。
這就是FXCM的問題,也是所有零售外匯經紀商的問題。不過,這個問題已經蔓延至了零售經紀商之外。德意誌銀行大約損失了1.5億美元;巴克萊遭受了數千萬美元的損失;花旗的損失也高達1.5億美元。不過,這對於大行來說並不是什麽巨大的風險。
德意誌銀行1.5億美元的損失意味著德銀做空瑞郎的頭寸約為7億歐元,這對於德銀1.7萬億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來說並不算什麽。根據瑞郎波動的歷史數據,德銀的損失應該處在50萬-120萬美元之間,風險價值約為100萬-300萬美元。現在,高於100萬美元100倍的損失令人感到意外。
即便是這個“風險價值”估算都過高。德意誌銀行9月底上報的總外匯風險價值約為1420萬美元,而當時,其可能將瑞郎的風險看得更低。
舉例來說,如果你出售歐元/瑞郎跌至1.15的看跌期權(這遠低於瑞士央行設定的1.20的水平),那這些期權很可能永遠不會行權。直到上周四,這些期權的價值很低、很穩定。而上周四,這些期權讓投資者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Tracy Alloway對銀行的風險價值模型以及匯率波動表示:
瑞士央行的行動構成了典型的“風險價值”震蕩。此前,銀行對風險價值的測算已經因歷史波動性的走低而走低。
隨著已經實現的波動性變低,對未來波動性的預估也在變低,因此,對未來可能損失的預估也有所降低。而因為銀行對所承擔的風險感到安全,頭寸的限額變得更高。正是這種看來不危險的風險讓你蒙受了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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