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城市化：不應只是進城買間房子

農民城市化：不應只是進城買間房子

一財網 杜卿卿 2016-02-15 14:15:00

很大一部分農民，兒女進城難以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勒緊褲腰帶買房之後，住在現代化的樓房中，無事可做。當下，“劉五”們正不得不進行“農村反哺城市”，以種植或養殖的微薄收入，在緊衣縮食後，大幅補貼兒女的現代化消費需求。

優質廣告庫存供不應求 2016年媒介風往哪吹？

5月13日，浩騰新媒體聯合2016亞洲消費電子展(CES ASIA)發布了《2016年媒介風向標》報告，重點分析了2016年媒介的風向以及廣告市場在媒介選擇上的變化。

報告指出，隨著消費者花更多的時間觀看在線視頻，廣告主對於在線視頻的廣告庫存需求不斷增加。競爭最激烈的是一線和二線市場的優質視頻廣告資源，其平均價格已經上升到與電視資源相同的水平。報告還指出，雖然新媒體日漸強大，但是央視以及幾大衛視依舊占據上風，廣告主依舊需要利用主流電視臺樹立品牌。

優質廣告庫存供不應求是目前媒介市場面臨的最大問題。

浩騰媒體中國區首席執行官汪慧玲表示，CES ASIA是消費電子產業的翹楚盛會，揭示了亞洲市場的創新縱深和發展風向標。而浩騰新媒體與CES ASIA發布這樣的報告則旨在揭示亞洲市場媒介發展的風向標。通過調研發現，央視以及幾大主流衛視依舊占據上風，其廣告資源依舊處於供不應求階段，這也直接導致了一些熱門節目冠名費、贊助費不斷沖上新高。

“消費者不再關心他們從哪里得到有趣的內容，而是更關註熱點內容本身。雖然消費者整體觀看電視時間在降低，但熱門綜藝節目如《奔跑吧兄弟》，《我是歌手》等還是能吸引眾多的電視觀眾。但是本地電視頻道受制於有限的預算和制作能力，他們的觀眾數量在進一步減少。對於那些依靠電視來觸達消費者的廣告主來說，央視和重要的省級衛視還將處於主導地位。央視頻道黃金廣告段位價格已經創造歷史新高，單個節目贊助投標金額很多都已經超過5億元。”汪慧玲表示。

在新媒體端的變化也呈現出優質廣告庫存供不應求的狀態。盡管有證據表明移動端在線視頻的廣告投放效率已經超越了PC端，且PC端和移動端的投放價格相似，但廣告主還是更喜歡購買PC端視頻廣告。這讓原本就已緊張的優質視頻廣告庫存更加供不應求。廣告主應該利用移動端一二線市場優質視頻廣告資源價格依然較低的優勢來進行更高效的投放。對於在線視頻網站來說， 他們需要創造新的欄目來創造更多的廣告庫存。

正當主流電視臺以及新媒體廣告庫存供不應求之時，展示類廣告產業卻日漸衰落。報告指出，橫幅展示類廣告已經越來越不受到廣告主的青睞。展示廣告日漸衰落，平均點擊到達率僅為0.04%，使得這類廣告形式對於營銷活動的影響力受到質疑。傳統橫幅展示廣告的黃金時代將一去不複返。展示類廣告在數字媒體上的份額將減少，其他數字廣告形式如視頻廣告將占據越來越多的份額。展示廣告作為媒介的重要性已經下降，但程序化購買的發展會讓它作為精準定位特定消費者群體的一種方式繼續存在。

不過，報告也指出，雖然有媒介風向標，但廣告商依舊需要利用cookie信息，如人口統計，瀏覽行為，甚至是購買行為等，在營銷活動前運用廣告伺服系統進行前期策劃。這將最大限度地減少廣告損耗，從而保證達到最高的投放效率。

“那些撼動行業的消費電子產品領域創新將對未來品牌營銷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 汪慧玲表示：“科技變革越來越快，這些積極的顛覆是策略營銷的轉型機遇，以此來找到與受眾互動的更優方式，並且將競爭優勢和品牌市場價值最大化。媒介也會因此發生巨大變化，掌握媒介的變化對電子消費企業未來的品牌營銷具有重要意義。”

駐美大使崔天凱：南海不應成為中美兩國的博弈場

2016年6月1日，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在美國彭博社網站發表題為《如何彌合南海問題上的分歧》署名文章。

根據外交部網站，崔天凱在文章中稱，中美兩國關於南海問題的分歧日益引發關切甚至焦慮。但在美國或世界其他地方，對中國在南海的舉措和意圖的一些認知是錯誤的。當前一項緊迫的任務是了解事實，正確解讀中國意圖，避免由於誤讀誤判引發真正的危險和後果。

中方既不會參與、也不會接受仲裁

文章寫道，南海問題的實質是領土和海洋管轄權爭議。中國所做的不過是維護和捍衛自身長期合法的領土主張和海洋權益。有關陸域吹填和建設活動是在中國長期管控的島礁上進行，多數設施將用於民事和公益目的，例如，導航服務、緊急救助、科研與環保等。一些十分有限的防務設施談不上“軍事化”。我們認為，正是近來美方的一些言論和軍事部署加劇了地區緊張。有關言行如得不到控制，將真正導致我們都希望避免的“軍事化”。

有人呼籲中國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並接受菲律賓提出的國際仲裁，但正是這些人試圖否定中方根據《公約》享有的合法權利。《公約》並不適用於領土主權問題，而菲方所提仲裁案的核心事關領土主權。中方既不會參與、也不會接受仲裁，因為我們認為仲裁庭沒有管轄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試圖以《公約》來指責中方，但迄今仍拒絕批準《公約》。

“航行自由”概念經常被美方用作在南海采取行動的理由，這同樣是個諷刺。美開展“航行自由行動”正是為了挑戰《公約》對航行自由的界定，美認為《公約》有關規定約束了美海軍在全球的行動自由能力。

“勢力範圍”說在21世紀已經過時

崔天凱表示，最糟的是，中國在南海的舉措被嚴重誤讀，被視為挑戰美在亞太乃至全球主導權的戰略性行動。一些人甚至擔心出現所謂的亞洲版“門羅主義”。但中方認為，“勢力範圍”說在21世紀已經過時。中國一貫致力於地區合作。我們尊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存在和合法利益。事實並非中方想把任何人排擠出去，而是有些人試圖否定中國在本地區合法和不斷擴展的權益。

他強調，中國一貫主張與有關爭議國通過直接的和平談判來管控乃至最終解決南海爭議，這一立場沒有改變。中方對與10個東盟成員國共同努力，制定南海行為準則也持開放態度。

他說，中美關系如此重要，我們不能允許其被南海問題所綁架。雙方可能存在一些重大分歧，但也擁有重要的共同利益。雙方均主張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支持根據國際法開展航行和飛越自由，支持通過和平談判和外交對話解決爭議。南海不應成為中美兩國的博弈場。事實上，中美在本地區及世界其它地區合作潛力很大。中美兩國海警曾在西太平洋開展聯合漁業執法行動就是個例證。

最後，崔天凱寫道，當前，中美兩國領導人均表明了妥處分歧、管控局勢的政治意願，這是好消息。中美雙方正就此持續進行對話。中方願展示建設性姿態，希望美方也能體現同樣的精神。

魯政委：不應輕視加工貿易

一直以來，加工貿易都被認為是我國外貿順差的主要貢獻者。在2007年之後全球再平衡的背景下，我國外貿政策開始傾向於減少加工貿易比重而增加一般貿易比重，以平衡貿易收支。隨著外貿政策的上述調整，一般貿易比重不斷上升而加工貿易比重不斷下降，但貨物貿易順差規模居高不下，這一現象顯然值得深入研究。

加工貿易：政策沿革與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後，加工貿易是我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方式，根據政策目標導向劃分，加工貿易先後經歷了以“三來一補”為主要方式的“起步階段”(1978~1987);國家實施“以進養出”，給予加工貿易財稅優惠政策的“積極鼓勵階段”(1988~1994);為規範加工貿易發展，對其“加強監管階段”(1995~2006)和為降低高額貿易順差，限制加工貿易發展的“政策收緊階段”(2007年至今)。

在“積極鼓勵階段”，通過給予加工貿易財稅優惠、放寬限制等措施實現“以進養出”的貿易戰略;進入“加強監管階段”後，政府規範並加強了對加工貿易發展的監管，貿易政策逐漸收緊;進入“政策收緊階段”，巨額貿易順差促使政策收緊，以2007年為代表，國家集中出臺加工貿易產品出口退稅調低、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實行銀行保證金臺賬實轉管理等抑制加工貿易發展的財稅政策。

經過以上四個發展階段，加工貿易呈現出總量增加，但比重先升後降的特點。

具體而言，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81年的26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5734億美元，平均每年增長7%;加工貿易占比在積極鼓勵階段呈現出不斷上升的態勢，由1988年的26%上升到1994年的44%,平均每年上升3個百分點;在規範發展階段，占比略有下降但總體高位盤整;在2007年進入政策收緊階段後，占比則不斷下降，由2006年的47%下降至2015年的31%，平均每年下降近1個百分點(見圖1)。

加工貿易與貨物貿易順差演變

長期以來，以“大進大出”為特點的加工貿易被認為是引起我國巨額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據此，有觀點認為，調整外貿結構、逐步提升一般貿易比重，有利於減少貿易順差從而平衡我國貿易收支。在此種政策思維導向下，自2007年開始加工貿易進入“政策收緊階段”，加工貿易比重由此不斷下降而一般貿易比重相應不斷上升。以2008年為界，一般貿易占比為48%，首次超過了加工貿易占比並呈現比重不斷上升趨勢(見圖2)。

但是，與貿易政策調整初衷相反的是，我國貨物貿易順差規模並沒有隨著加工貿易占比下降而下降，尤其是加工貿易順差規模並沒有隨政策收緊而縮小。具體而言，進入加工貿易“政策收緊階段”之後，我國加工貿易比重不斷下降但是貨物貿易順差規模卻出現大幅擴大(見圖3)。同時，2007年以後加工貿易順差規模並沒有隨著政策收緊而縮小：在2007~2012年間，加工貿易順差總額增長53%，平均每年增長近11%。不僅如此，雖然加工貿易比重下降了，卻也沒有帶來貨物貿易順差相當於GDP比重的下降，相反，貨物貿易順差相當於GDP比重還從2000年的2%波動上升到了2015年的5%。

進一步觀察我國貨物貿易順差結構，2011年以來，加工貿易順差占比不斷下降而一般貿易順差占比持續上升;尤其是2014年一般貿易由逆差轉向順差，且2015年接近一半的順差來源於一般貿易，與加工貿易占比基本持平。

以上分析表明，自2007年進入加工貿易政策收緊階段以來，加工貿易比重的下降並沒有使貨物貿易的國際收支更加平衡。

加工貿易：產業升級的現實階梯

一直以來，在流行的輿論中，加工貿易都被等同於是在價值鏈低端“賣苦力”。因而，壓縮加工貿易也就被推演為是自我加壓努力轉向“中高端”，是對“調結構”的支持。然而，現實與這種憑空的臆想並不吻合。回望我國改革開放近40年來的整個產業結構的演進和一些企業買入有競爭力跨國企業的經驗，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通過加入全球產業鏈、以“貿工技”“幹中學”來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向“中高端”爬升的。

其實，這種機制到目前並無任何改變。以高新技術為例(圖4)，數據顯示，其出口同比與加工貿易出口同比呈現出較強的一致性：加工貿易出口同比下降伴隨著高技術產品出口同比下降;加工貿易進入回暖期也會帶動高技術產品出口上升。進一步觀察我國高技術產品進出口貿易方式，我們可以發現，加工貿易是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以2013年為例，我國高技術產品共出口6603億美元：以一般貿易的方式出口1107億美元，僅占17%;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4314億美元，占比65%(見圖4)。

展望未來，在全球貿易總體萎縮、我國各種要素成本已顯著提高的背景下，如果繼續對加工貿易另眼相看，將進一步加劇其萎縮，或阻斷我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而產生的知識技術外溢通道，最終不利於競爭新優勢的形成。

(作者魯政委系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李苗獻、蔣冬英系興業研究分析師和助理分析師)

學者：CBD不應只是一堆寫字樓的堆砌

在經濟放緩和城市功能定位調整的大背景下，一些城市的中央商務區(CBD)該如何發展?

在近日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主辦的第五屆全國中央商務區發展高峰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認為，CBD未來可能要更好地進行功能聚焦，CBD不應只是一堆寫字樓的堆砌。

她表示，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一個深入調整結構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之內，各地的中央商務區也會受到這個大環境的影響。

從經濟數據來看，今年前5個月經濟運行總體上比較平穩，但下行壓力還是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商務區雖然和中西部資源、能源開發驅動型地區有非常大的不同，特別是和產業結構單一的地區有很大不同，相比之下有很大優勢。但在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之下，中央商務區也會一定程度地受到影響，這是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一些城市的定位和功能在調整，比如北京，這些城市定位的調整，也會對中央商務區既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下一步CBD應該怎麽發展?

張承惠表示，CBD要進一步強化基礎設施的建設。這個基礎設施範圍非常廣，包括交通設施，包括一些配套的生活設施，比如說公園、博物館，一些藝術的場所，圖書館等。

其次，她認為，CBD應該率先推進國際化。“我們現在很多城市，包括北京，包括西安，城市發展戰略定位里面就是國際大都市。國際大都市(定位)不僅僅是和CBD的政策，但能不能在有限的政策空間中，CBD作為一個國際化的代表呢?

“什麽叫國際化?不是遊客多就是國際化。我覺得是在本地就業人群的外國人多，這才叫國際化。”張承惠說，我們到一些著名景點旅遊，看到一些外國面孔，可能北京三里屯，使館區看到一些外國面孔，但真正在中國就業的外國人有多少?

“你要推進國際化，沒有外國人，什麽叫國際化呢?不僅要走出去，還要引進來。我到香港去，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我感到非常驚訝的是，在還沒有下飛機，在飛機的懸梯下裝卸的工人都是外國人，很多人在這里定居，在這里生活，在這里就業。”張承惠說。

此外，她還認為CBD未來可能要更好地進行功能聚焦，CBD不是一堆寫字樓的堆砌，它應該還是一個能夠體現它獨特功能的地方，要盡可能地使CBD成為管理和控制中心，CBD未來要真正成為管理和控制中心，就是成為大腦，CBD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是一個城市低價最貴，一定要充分利用。

張承惠表示，CBD聚集了大量的金融機構，但未來的發展目標不應該再追求金融機構數量，而是更要註重精，要形成特色。金融服務要註重綜合化、專業化、高效化，這是我們CBD的未來。

CBD是一個最核心、效率最高、最有代表性的這麽一個地區，金融服務也不應該是一個簡單的概念，金融機構都搜羅來，簡單地算一下金融增加值、貢獻度、稅收就完了，恐怕還要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

“現在金融業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市場化競爭加劇的情況下，金融業正在加速向綜合化、專業化的方向發展，一些大銀行和一些中小銀行，已經開始了市場化的細分，在這個大的金融業背景下，CBD怎麽樣順應這種趨勢?不是所有的CBD都是銀行，證券、保險，不同地區應該有自己的特色。”張承惠說。

央行馬駿：發展綠色金融，不應只停留在中央層面

雖然綠色金融一時成為熱詞，但是很多人對於綠色金融的內涵卻並不是很清楚。綠色金融其實就是借助金融工具,引導社會資金更多的投向綠色、環保的行業,讓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汙染的新興產業能夠得以發展壯大。在貴陽舉行的2016生態文明國際論壇上，央行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就綠色金融發展的現狀以及未來的前景展望分析了自己的心得。

首先馬駿肯定了中國在綠色金融發展上所取得的成績：中國已經建立了自己的綠色債券市場。從2016年初到現在，中國已經發行綠色債券750億元人民幣，占全球同期發行總額的33%。中國目前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

在綠色環境風險分析方面，中國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據馬駿介紹，中國工商銀行自主開發了一套環境風險對銀行信用風險的壓力測試方法，在今年3月份的倫敦發布，一時引起業界轟動。

而在國際合作層面，推動綠色金融全球共識。作為 2016年G20峰會輪值主席國，中國還專門成立了綠色金融研究小組。目前，各國也都正在制定“綠色金融戰略”，而中美雙方在氣候變化領域自巴黎協定簽訂以來一直有緊密溝通。據馬駿在會上表示，中國正努力將綠色金融寫入此次杭州G20峰會的成果當中，為未來綠色金融的發展奠定基礎。

氣候問題治理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總資產超過300萬億美元的全球金融系統應該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已經成為各方共識。但是不容否認，綠色金融需要大量資金的重新調配，從碳密集型產業撤出曾經的資本，無疑會涉及到利益的重新組合，必然會面臨巨大的阻力。在中國有數據顯示，目前綠色金融在中國商業銀行資產比重尚不足2%，資金缺口為現有融資的20倍左右，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綠色金融市場的發展。

因此馬駿對中國綠色金融的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幾點建議：首先要通過貼息擔保支持綠色金融的發展，其次隨著中國綠色債券市場的不斷壯大，綠色債券亟須統一界定標準。而通過培育第三方評級機構對綠色債券進行評級，借助諸如深綠、中綠、淺綠的分類，有可能幫助資本市場降低綠色債券市場的融資成本。而對於綠色發展基金，應該有更多的存在形式，既可以由政府主導，也可以民間參與，更可以采取跨區域的方式。 對於綠色金融衍生品，綠色金融不單要發展碳現貨市場，還要借助期貨、股權等金融工具和產品。在信息披露方面，要建立上市公司強制披露環境信息機制。而在國際合作領域，應該在G20和雙邊的合作框架下加強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合作。最後，馬駿強調要支持地方發展綠色金融，不能使綠色金融只停留在中央層面，要有地方層面更多運用各種機制推動綠色信貸和市場的發展。

通過梳理馬駿的發言，記者發現綠色金融發展的重要拼圖包括各層級政府、金融資本以及技術層面的突破。作為寄托人類未來生態期待的綠色金融如何將這些拼圖進行合理的整合，讓它們在綠色金融產業鏈閉環中形成更好的化學作用，各界將拭目以待。

OPEC欣喜“拒絕減產”策略見效：明年原油將供不應求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周二發布了對於2017年油市的樂觀預估，指出全球原油市場的需求將高於目前的產量，這意味著石油市場將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而不是讓油價下跌的供應過剩。

報告同時指出，明年的石油需求增長速度將略微放緩。OPEC透露，2017年全球石油需求將增長115萬桶/日，而2016的預計增長需求為119萬桶/日。

目前國際石油價格幾乎是兩年前的一半。自從2014年底OPEC拒絕通過減少產量來穩固油價之後，油價的下跌趨勢日益加深。OPEC希望通過較低的油價來遏制高成本的競爭對手，例如美國頁巖油。最近國際油價更是在英國退歐的影響下，從6月初的每桶53美元降至47美元。

OPEC表示，他們的策略正在發揮作用，石油組織以外的石油供應將繼續下降，這將有助於提高國際市場對OPEC原油的需求。

另據報告，今年OPEC之外的石油供應將減少88萬桶/日，明年將減少11萬桶/日。2014年以來的油價持續走低對非石油輸出國造成很大的打擊，一些公司已經推遲或取消了全球石油項目。

OPEC表示，OPEC在6月的日產量增加至3286萬桶，比此前增加了26.4萬桶，估計2017年對OPEC原油的平均日需求量為3298萬桶，這預示著如果OPEC維持產量穩定，將會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

世界最大的原油出口國沙特阿拉伯對OPEC表示，該國今年6月將石油產量提高至1055萬桶/日，而去年同期的產量為創紀錄的1056萬桶/日。

OPEC的報告表明，今年平均100萬桶的日產量造成的供應過剩的情況仍相當嚴重。而第三季度對OPEC原油的需求將超過當前的產量。根據OPEC以往的報告，上一次出現原油產量供不應求的情況是在2013年。

“今年非OPEC供應下降的情況將持續到2017年，但下降的速度將放緩。”OPEC稱，“2017年的市場情況將有助於消化過剩的石油庫存。”

也有人表示，市場產能過剩的情況要持續到2018年才會解決，他們預估的供應過剩的數量將至少達到3億桶。

此外，由於英國退歐造成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OPEC降低了對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估，“英國脫歐公投後，其潛在的負面影響已經導致對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的預估從3.1%下降到3%。”

中國與東盟關系不應受南海問題影響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主辦的“南海問題與區域合作發展高端智庫學術研討會”18日在新加坡舉行。多名與會專家表示，中國和東盟關系擁有巨大發展潛力，不應受到南海問題的影響。

著眼全局

馬來西亞戰略與國際研究所高級分析師沙赫里曼·洛克曼18日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說：“中國和東盟的戰略夥伴關系有著巨大潛力，不會、也不應該被南海問題這樣一個單一問題所影響。相反，我們應該時刻著眼大局，促進貿易和投資，加強政治與安全機構之間的合作，增進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

今年是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25周年。25年來，中國和東盟的全方位合作給本地區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中國連續多年是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也連續多年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數據統計顯示，2015年雙方貿易額達到4700多億美元，互訪人次超過2300萬。

中方與東盟國家正攜手努力，力爭實現到2020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達到1萬億美元，新增雙向投資1500億美元的目標。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所長李國強認為，求穩定、謀發展、促民生、保安全是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的願望和需求，中國和東盟關系存在向前發展的現實需求，未來發展空間和潛力巨大。“一個南海問題能夠使這樣的關系遭到阻斷和毀滅性打擊嗎?我想是不會的”。

4月28日，10輛滿載汽摩配件、電子產品、建材等貨物的標準集裝箱大卡車從重慶東盟國際物流園內駛出。 (新華社記者 陳誠 攝)

管控分歧

在李國強看來，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是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的責任和義務，中國和東盟國家完全有能力、有共識、也有意願共同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完全不需要第三方勢力介入。

李國強表示，多年來，中國和東盟國家在南海問題上有非常好的協商與溝通，達成了諸多共識。2002年，中國和東盟國家達成《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眼下正在穩妥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進程，爭取在協商一致基礎上早日達成“準則”。李國強認為，這一切都表明，在中國和東盟之間有渠道、有機制解決彼此間的分歧和問題。

本月晚些時候，東盟系列外長會將舉行。9月，將在東盟輪值主席國老撾首都萬象舉行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25周年紀念峰會。

洛克曼表示，中國和東盟可以借助這些平臺，向外界傳遞一個信息，即中國和東盟國家能夠冷靜成熟地處理相互之間的不同看法。過去25年，中國和東盟的對話關系使雙方獲益良多，雙方應該以此為契機，設立雙方關系發展的新起點。

7月1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堅持通過談判解決中國與菲律賓在南海的有關爭議》白皮書，並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新華社記者 陳曄華 攝)

敦促對話

對於南海問題，專家認為，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應該通過協商對話解決有關爭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指出，毫無疑問，對話、談判、協商是解決南海爭端的最好方式。大量國際關系案例和實踐證明，這是更有效也是更為現實的做法。

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高級研究學者胡逸山表示，希望中菲能就南海問題舉行雙邊談判並取得務實的積極成果。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近日表示，他擬派菲前總統拉莫斯作為特使前往中國，協助開啟菲律賓和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對話。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15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對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願派特使來華對話表示歡迎。

【社論】A股做空機制不應長期缺失

因被列入去年“股災”引發因素之一的股指期貨，在被嚴格限制一年之後，於近日傳出放開消息。雖然中金所昨日對此進行了辟謠，但關於放開股指期貨限制措施，甚至健全A股做空機制的討論，再度被引發。

股指期貨之所以在去年被嚴格限制，令交易額驟降九成，乃因監管層認為其做空的功能在去年6月以來的A股大跌中幹系不小。股市大跌期間限制做空亦非A股獨有，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股市暴跌，許多國家實施了做空禁令，如英國於當年9月18日宣布禁止做空金融股，為期4個月。不過後來多個實證研究均表明，簡單地禁止做空並不能達到穩定市場的效果，反而會對市場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同在A股“股災”過去近一年之後，尚不能證明“股災”與股指期貨做空有多大影響。

相反，欲將A股打造成市場化的成熟市場，健全的做空機制必不可少。雖然各國監管層對做空機制都頗為謹慎，但理論和實證研究都表明，無論市場漲跌，合理的做空機制對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作用不少。

首先，做空機制有利於減少市場泡沫。一旦標的證券偏離價值較為嚴重時，投資者可以通過做空抑制泡沫，將證券價格打壓至適當的水平。基於對美國證券市場的研究亦顯示，當做空由於融券成本高等原因而受限時，相應股票的收益率將遠低於市場收益率，即當做空受限制時，股票往往會超過其合理價格。換言之，如果券源充足，那麽昌九生化、暴風科技，乃至當下的江蘇銀行等個股，就難以惡炒至非理性價格。

其次是有利於價格發現。如果擁有負面信息的投資者無法順利做空，導致負面信息無法充分反映到市場價格中，減緩了信息傳遞效率，資產價格就容易被高估，令市場有效性降低，阻礙了市場價格發現的功能。同時，做空機制亦有利於引導價值投資，讓惡炒概念的投資者多一分警惕。

然而，目前投資者在A股市場做空殊為不易，現有的融券、股指期貨和ETF期權三種做空途徑，要麽被嚴格限制，要麽因制度設計而成交寥寥。

以融券為例，範圍僅限於券商，而券商自有資金和持有股票數量均相對有限，根本不足以對沖市場中的非理性行為，尤其在上一輪融資推動券商股大漲時，券商不可能將自己的籌碼借給投資者來做空，融券至今也沒有解決券源的根本問題，令此項業務裹足不前，此項名義上面對廣大投資者的做空機制形同虛設。截至8月3日，滬深兩市融券余額僅32億元，相對於8625億元的融資余額，幾可忽略。

至於股指期貨和ETF期權，一來目前投資者門檻較高;二來限制和衍生品種偏少，如股指期貨持倉保證金和平倉手續費偏高，而ETF期權僅上證50ETF單一品種。這一系列因素共同導致了此兩項做空工具效果很有限，其中上證50ETF期權日成交面額僅數十億元。

因此，A股的做空閘門應更大程度地開放。一方面，完善融券制度設計，豐富券源渠道，如融券範圍不僅限於目前滬深300等標的，券商放開自身券種，供客戶融券使用，讓融券業務真正發揮效用;放開股指期貨限制，增設股指期貨和ETF期權品種，甚至逐步實施個股期權，豐富做空工具。

另一方面，可適當調低股指期貨、ETF期權個人投資50萬元的準入門檻，以美股市場為例，最低融資融券交易開戶資金僅2000美元。當然，因為A股投資者整體證券知識水平偏低，故做空業務開戶時的知識測試和經驗等要求需保留，確保具備做空資格者為“合格投資者”，此外轉融通業務亦可考慮向個人投資者開放。

總之，一個成熟市場無疑需要完善的做空機制，這不僅契合近期擠A股泡沫的監管思路，對於A股長遠的健康發展，亦大有裨益。

不應妄想追求財務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