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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政委：不應輕視加工貿易

一直以來，加工貿易都被認為是我國外貿順差的主要貢獻者。在2007年之後全球再平衡的背景下，我國外貿政策開始傾向於減少加工貿易比重而增加一般貿易比重，以平衡貿易收支。隨著外貿政策的上述調整，一般貿易比重不斷上升而加工貿易比重不斷下降，但貨物貿易順差規模居高不下，這一現象顯然值得深入研究。

加工貿易：政策沿革與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後，加工貿易是我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主要方式，根據政策目標導向劃分，加工貿易先後經歷了以“三來一補”為主要方式的“起步階段”(1978~1987);國家實施“以進養出”，給予加工貿易財稅優惠政策的“積極鼓勵階段”(1988~1994);為規範加工貿易發展，對其“加強監管階段”(1995~2006)和為降低高額貿易順差，限制加工貿易發展的“政策收緊階段”(2007年至今)。

在“積極鼓勵階段”，通過給予加工貿易財稅優惠、放寬限制等措施實現“以進養出”的貿易戰略;進入“加強監管階段”後，政府規範並加強了對加工貿易發展的監管，貿易政策逐漸收緊;進入“政策收緊階段”，巨額貿易順差促使政策收緊，以2007年為代表，國家集中出臺加工貿易產品出口退稅調低、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實行銀行保證金臺賬實轉管理等抑制加工貿易發展的財稅政策。

經過以上四個發展階段，加工貿易呈現出總量增加，但比重先升後降的特點。

具體而言，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從1981年的26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5734億美元，平均每年增長7%;加工貿易占比在積極鼓勵階段呈現出不斷上升的態勢，由1988年的26%上升到1994年的44%,平均每年上升3個百分點;在規範發展階段，占比略有下降但總體高位盤整;在2007年進入政策收緊階段後，占比則不斷下降，由2006年的47%下降至2015年的31%，平均每年下降近1個百分點(見圖1)。

加工貿易與貨物貿易順差演變

長期以來，以“大進大出”為特點的加工貿易被認為是引起我國巨額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據此，有觀點認為，調整外貿結構、逐步提升一般貿易比重，有利於減少貿易順差從而平衡我國貿易收支。在此種政策思維導向下，自2007年開始加工貿易進入“政策收緊階段”，加工貿易比重由此不斷下降而一般貿易比重相應不斷上升。以2008年為界，一般貿易占比為48%，首次超過了加工貿易占比並呈現比重不斷上升趨勢(見圖2)。

但是，與貿易政策調整初衷相反的是，我國貨物貿易順差規模並沒有隨著加工貿易占比下降而下降，尤其是加工貿易順差規模並沒有隨政策收緊而縮小。具體而言，進入加工貿易“政策收緊階段”之後，我國加工貿易比重不斷下降但是貨物貿易順差規模卻出現大幅擴大(見圖3)。同時，2007年以後加工貿易順差規模並沒有隨著政策收緊而縮小：在2007~2012年間，加工貿易順差總額增長53%，平均每年增長近11%。不僅如此，雖然加工貿易比重下降了，卻也沒有帶來貨物貿易順差相當於GDP比重的下降，相反，貨物貿易順差相當於GDP比重還從2000年的2%波動上升到了2015年的5%。

進一步觀察我國貨物貿易順差結構，2011年以來，加工貿易順差占比不斷下降而一般貿易順差占比持續上升;尤其是2014年一般貿易由逆差轉向順差，且2015年接近一半的順差來源於一般貿易，與加工貿易占比基本持平。

以上分析表明，自2007年進入加工貿易政策收緊階段以來，加工貿易比重的下降並沒有使貨物貿易的國際收支更加平衡。

加工貿易：產業升級的現實階梯

一直以來，在流行的輿論中，加工貿易都被等同於是在價值鏈低端“賣苦力”。因而，壓縮加工貿易也就被推演為是自我加壓努力轉向“中高端”，是對“調結構”的支持。然而，現實與這種憑空的臆想並不吻合。回望我國改革開放近40年來的整個產業結構的演進和一些企業買入有競爭力跨國企業的經驗，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通過加入全球產業鏈、以“貿工技”“幹中學”來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向“中高端”爬升的。

其實，這種機制到目前並無任何改變。以高新技術為例(圖4)，數據顯示，其出口同比與加工貿易出口同比呈現出較強的一致性：加工貿易出口同比下降伴隨著高技術產品出口同比下降;加工貿易進入回暖期也會帶動高技術產品出口上升。進一步觀察我國高技術產品進出口貿易方式，我們可以發現，加工貿易是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以2013年為例，我國高技術產品共出口6603億美元：以一般貿易的方式出口1107億美元，僅占17%;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4314億美元，占比65%(見圖4)。

展望未來，在全球貿易總體萎縮、我國各種要素成本已顯著提高的背景下，如果繼續對加工貿易另眼相看，將進一步加劇其萎縮，或阻斷我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而產生的知識技術外溢通道，最終不利於競爭新優勢的形成。

(作者魯政委系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李苗獻、蔣冬英系興業研究分析師和助理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