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足政、學界的姚立明，經歷各陣營的洗禮，堪稱政壇奇葩， 藍的人討厭他，綠的人還不信任他； 但他始終對自己的信念忠誠，賣力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隨風倒、隨權走，那才是牆頭草！」姚立明坐在沙發椅上歪著腦袋想了會兒：「我老是頂著風走，所以不能說是牆頭草，我應該是『傻瓜』。」姚立明五官生得秀秀氣氣，談到眉飛色舞處，他卻習慣把整張臉繃緊，講起話來像是使了很大勁兒，「我永遠站在權力的對立面！」這句話他說過上百遍，如今再說一次，還是把話說得理直氣壯。 他，什麼陣營都待過「黨不是父母，我信仰人權、民主」姚立明經歷過太多事，在政治上，他從藍到綠，踏過光譜兩端。一九八六年，從德國學成歸國後，他進入中山大學任教，隨後就被當時總統李登輝延攬，加入「修憲資料整合小組」。「馬英九是組長，他找我當小組成員，我搞《憲法》的，所以就加入。」踏上政治路，加入新黨後，莫名其妙被推上火線，參選高雄縣立委，在新黨呼籲「一中兩國」的理念。 與新黨鬧翻、加入紅衫軍倒扁運動、幫柯文哲操盤選上台北市長，還力挺蔡英文選上總統。藍、黃、紅、橘、白、綠，姚立明什麼顏色的陣營都待過，都快湊齊一條「台灣政治版彩虹」。 國民黨「正毅兄弟」對他毫不留情，邱毅罵他「川劇變臉」，不統不獨，是「權力派」；蔡正元則諷刺他遊走於各黨，是政治投機客，西瓜偎大邊。 現正參選黨主席的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李新，從新黨時期就熟識姚立明，李新坦言：「國民黨裡頭恨他、誤解他的人很多。」姚立明篤信基督教，但他也因支持多元成家，許多教友也對他頗有微詞。 雙眼圓睜，兩條短短的八字眉毛向上撐起了幾溝抬頭紋，姚立明的眉目看來驚訝至極。 但他只是人長得驚訝，被罵這回事，他早就習以為常，一點也不新鮮。「政黨又不是父母，不像是我父親姓姚，我就得姓姚！」「我的核心價值沒有變過，我信仰人權、民主，那是政治最核心的概念，是以《憲法》為指導的法治觀念，這些永遠指導我的判斷準據。」「紅衫軍時期，一群人把我當英雄，另一群人痛恨我。後來我替柯文哲助選、參與小英基金會，曾經討厭我的人變得友善，而原本稱讚我的人，又開始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各路人馬對姚立明可能都曾有過怨言，對他的不滿理由卻正好相反，「其實，我一直都是同一個我，只是每次做了重大決定，別人就用他們的牆來區隔、界定我。我反而覺得奇怪了。」「圍牆無所不在。」姚立明出身外省家庭，到了大學才認識到眷村竹籬笆外頭的世界；他深信，這些無形的牆，不是永遠難以逾越，牆裡、牆外的人們，也有機會互相理解。 他，少年輕狂混幫派整日鬥毆、惹事 因信仰改過自新「從小我就不是好學生！」他回想過去，不只「外省」、「本省」，連「優秀」與「笨」中間也有一道牆。「我國小念了七年，初二又留級一年，連畢業證書也沒領到。」國小時，他帶著死黨在仁愛路圓環旁邊的稻田嬉鬧，竟把當地居民「撿骨葬」的先人頭骨拿來當球踢。到了初中，更成立幫派「黑妖」，每天逞凶鬥狠。 「有一次，有個住在天母的孩子，竟然趁他爸媽出國，約我們一夥五個人，一塊兒去搶他自己家。」姚立明回憶，「那天我們約在公車站，我比較早到，沒想到其中一個同學告訴我，有同學在五指山軍營附近打撞球被欺負，我就跟著他去討公道！」其他三位同學照原定計畫到天母。 「隔天回學校，發現警察來抓人，才發現他們竟然欺負了同學家中的女傭。」姚立明因為替別的同學出頭，幸運逃過此劫。 「我很感謝基督教，因為上帝的憐憫，我逐漸可以念書，繼續升學。」姚立明因緣際會進了教會，擺脫那段荒唐歲月。「我媽孟母三遷，我們家從通化街搬到同安街。」同安街是當時「黑妖」敵對幫派「螢橋幫」的地盤，「我上課回來，突然前後被包抄，十個、八個人揮拳頭、拿武器往我身上打。我抱著頭，一句也不說，不還手、不討公道，他們才不再揍我。」回憶往事，姚立明嘆了口氣說：「我媽覺得，現在我沒小孩，應該是被打留下的後遺症，我現在還記得清楚，過了幾個禮拜，指甲縫還流出乾的瘀血。」從「幫派」回歸正常都這麼困難，台灣要推倒歷史、省籍的牆又談何容易。 大學開始，姚立明就逐漸建立對「民主人權」的信仰，他考上輔大法律系，當時黨外運動要角姚嘉文是他的老師。姚嘉文說，當時辦《台灣政論》雜誌，那時高普考試「按各省區錄取定額比例」，也就是說，政府錄取公務員不是依據成績高低，而是按照省籍分配的，「我們有篇文章痛批這件事不合理，姚立明準備了很多資料，研究嚴謹。」姚嘉文笑說：「當時聽說蔣經國還破口大罵（這篇文章）。」姚立明後來到德國留學，在畢勒佛大學八年拿到博士，接觸黨外人士、甚至共產黨員，眼界更加開闊。談到「轉型正義」，姚立明至今仍以德國為例，「德國人檢討希特勒，是檢討那些藏在心中作祟的東西，會去思考：『為何我對猶太人丟石頭？』」他，從政路上多波折代表新黨參選 被其他陣營狂毆姚立明的父親姚秉凡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負責情治工作，是蔣經國文膽。 儘管他父親非常開明，從未要求姚立明入國民黨，但他難免對中國也曾抱有一份特殊情感。儘管他說：「會加入新黨，是因為他們反共、反獨、反貪腐、反國民黨，會退出是因為他們不民主。」然而就像姚嘉文說的，「他當時還是有分省籍的心，加入新黨他也承認是反李登輝。」但姚立明在一次又一次的經驗中，也更理解台灣族群的隔閡，「各人流著各人的眼淚。」姚立明年輕時為了脫離幫派挨揍，在政壇，這種事還是沒少過。一九九四年，他代表新黨參選台灣省副省長，在台北縣新莊演講時，被「台灣之聲」電台號召的群眾強拉出車外，遭凶器攻擊。姚立明的妻子楊芳玲目前為台北市政府法務局長，她回憶，「台大醫院打電話給我，我當時在南部，趕上最後一班飛機回台北。」病床上的姚立明，眉頭縫了幾針，眉骨被打斷，「脖子上有條不知是領帶還是繩子造成的勒痕。」楊芳玲說：「擔心是當然的，但當時，我也清楚感受到，上帝顧著他，沒上帝許可，誰也無法奪走他的性命。」姚立明沒有對這些暴力屈服，反而更固執地放棄「不說話安安穩穩過」的那種日子。 在姚立明新書《也許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提到與柯文哲的淵源，柯文哲看電影《KANO》，想到爺爺在白色恐怖遇到的苦難；姚立明看《軍中樂園》，想到外省人隨國民黨來台的流離顛沛。「我父親的遭遇不是他選擇的，他十六、七歲就被拉入大時代潮流；李登輝對日本的情感也不是他選擇的。」歷史與時代創造了不同的經驗和價值觀。 在新書發表會上，姚立明又一次看到《軍中樂園》，演員陳建斌在片中隔著海，高喊：「娘！俺想妳！」他當場熱淚縱橫，「我想到父親九十歲生日時，也哭了，因為他也想著娘，卻再也看不到。」他，被昔日同志批不忠妻力挺：他堅持的事，一定反芻過站在高牆上，藍╱綠、本省╱外省的創傷，在台灣土地真真切切發生。「轉型正義非常重要，蔡英文要做一個好總統，必須完成這件事。用人做比喻，小時候受過創傷，長大後就不能不去面對，否則，他的性格行為會成為黑洞，成為潛意識。」其實姚立明不是永遠那麼勇敢、灑脫，當他受蔡英文之邀，進入小英基金會時，面對一群民進黨員，基金會董事長簡志忠說，「他難免覺得格格不入，邀人參與會議也不太順利，私下吃飯時，他會感慨，終究得不到綠營信任。」不過姚立明還是堅持他認為對的事，外界批評他「不忠」，姚立明的確對什麼黨都不忠誠，那是因為他對「信念」比一般人執著：「台灣好不容易到今天，我們要繼續向前走。」「什麼叫神與我們同在？就是有沒有每日思考我們所作所為，是符合神的教導。」儘管被批評為「政治變色龍」，變與不變，姚立明自有堅持。 楊芳玲說：「他不了解的事，不會堅持，堅持的事，一定曾反芻過！」至於那些批評，或許就像一生侍奉五朝八姓、十三皇帝的「長樂老」馮道豁達一句：「知之者，罪之者，未知眾寡矣。」（指不在意他人如何說，但求問心無愧）與其說姚立明是個「政治人物」，他更像是個「公共知識分子」、像個傳教士，「使人和睦」。他不想再選公職，但他的嘴巴不會停，李新說：「國民黨應該聽聽他說話，他是站在潮流上的人。」姚立明似乎把「永遠的反對黨」，越做越實在了。 姚秉凡今年春節後，九十六歲高齡去世了，姚立明回想著父親，「我沒有經歷過至親的死亡，會有種錯覺以為人是不會死的，沒想到他在睡夢中就走了。」的確，人活著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或許心靈的高牆也不是。 撰文 / 陳亭均 | ||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今日在微博表示，從現在的情況預測，脫離歐盟將無懸念，全球金融市場將激烈動蕩，但短期的貨幣黃金的波幅已經巨大，日京指數的反應已經過度，恒生指數的反應屬正常，A股的反應屬最堅挺，接下來考驗歐洲市場及美國市場，相信全球央行不會坐視不管，應該有預案。不必恐慌。
英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大霄今日在微博表示，從現在的情況預測，脫離歐盟將無懸念，全球金融市場將激烈動蕩，但短期的貨幣黃金的波幅已經巨大，日京指數的反應已經過度，恒生指數的反應屬正常，A股的反應屬最堅挺，接下來考驗歐洲市場及美國市場，相信全球央行不會坐視不管，應該有預案。不必恐慌。
特別提醒：如果我們使用了您的圖片，請作者與本站聯系索取稿酬。如您不希望作品出現在本站，可聯系我們要求撤下您的作品。
當前中國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化就是農村人口進城。
與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城市化略有差異的是，中國城市化中，農民進城往往不是全家進城，而是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而年齡較大的中老年人留村務農，因此，雖然中國有一個快速的城市化，農村用於農民建房的宅基地卻沒有減少，甚至據說還有所增加。同時，中國進城農民一旦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他們還可能返回農村，因此，很少有農民家庭因為進城了，而將自己農村的住房賣掉或直接將宅基地複墾種糧食。僅有少數通過考大學等方式進城工作、已在城市體面安居者不再保留農村的住房，徹底離開村莊。
農民退出宅基地的三種方法
當前農村宅基地制度中，最為人詬病的是，大量農村人口進城了，農村建設用地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在增加。農民進城，城市就要擴張，就要占用農地，這樣一來，城市建設要占地，農村占用建設用地也沒有減少，就導致耕地數量快速下降，糧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土地未能集約節約利用。也因此，在農民進城的農村空心化的背景下，如何讓農民退出宅基地，就成為一個舉國關註的焦點話題，農民退出宅基地也因此成為當前全國正在進行的農村重點改革試點之一。這項試點同時在全國15個地區展開，三年後將進行試點評估，向全國推開。
當前全國農村退出農民宅基地的辦法大概有三種：
第一種叫做貨幣騰退，即農民每退出一畝宅基地，即支付農民一定貨幣補償。這樣的貨幣補償有高有低，上海市農民退出宅基地的貨幣補償可達一畝上百萬元，重慶的“地票”每畝15萬元，湖北沙洋縣一畝2.58萬元;
第二種是“農民上樓”，即拆掉農民舊房子，將農民集中遷居到由地方政府新建的樓房中，成都市按每畝30萬元來補償“農民上樓”，農民拆掉舊房子可以住上條件較好的新房子，所以滿意度較高。而有些地方用較少的財政資金來補償“農民上樓”，農民就不願“上樓”;
第三種是權利置換，即將農民住房拆掉，置換相同面積的城市商品房，比如江蘇常州的海虞鎮、上海嘉定的外岡鎮，都是通過權利置換來讓農民拆房子複墾宅基地。相對農房，商品房可以入市，具有極高的價值，這種權利置換，農民最為歡迎。
顯然，無論哪種讓農民退出宅基地的辦法，都需要有大量的政府財政補償。需要宅基地和農房來使用的農戶，當然是要求有政府財政補償的，不然他們就無處可住，就會損失利益。已經進城不再需要農村宅基地和住房的農戶則正好借此機會向政府要求補償。
地方政府為何要讓農民退出宅基地
現在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為什麽願意花錢拆農民房子讓農民退出宅基地?農民退出宅基地，將宅基地複墾為耕地，耕地種糧的收益是很低的，地方政府為何會花如此巨大的財政代價來造收益低的耕地?其中原因是依據國土部制定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地方政府將農民宅基地複墾為耕地，減少了農村建設用地，就可以獲得相應數量的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在當前保護土地國策下，國家一般采取相對偏緊的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供給，從而造成地方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相對稀缺。
註意，地方政府拆農民房子並不是為了增加耕地，而是為了獲取新增城市建設用地指標。從理論上講，當前中國正處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經濟發展和城市擴張都需要建設用地，地方既然有需要，國家就應當滿足地方的需要。如果中央出於控制地方發展沖動，調節經濟發展速度，乃至布局區域發展重點的考慮，而對全國不同地區新增城市建設用地進行控制，中央就不應通過鼓勵地方政府花巨大財力去拆農民房子以獲得新增城市建設用地。
因此，地方政府花費巨大財力去拆農民房子以騰出農民宅基地的理由應該是——當前中國耕地極度稀缺，必須通過將農民宅基地複墾種糧食，才能保證中國的糧食安全。而這顯然不符合當前中國的實際。
實際上，農民宅基地一般都是選擇灌溉不便的坡地旱地來建房，重慶這樣的山區更是利用山坡來建房，這樣的宅基地即使複墾也很難有效耕種。而因為宅基地上有農民正在使用的住房，拆農民房子再複墾宅基地為耕地必然成本極高，以至於長三角地區普遍達到了複墾宅基地為耕地的成本超過百萬元/畝。而相對來說，全國仍有規模巨大的未開發地、荒地、低丘坡地，只需用很低成本就可以開發為耕地。中國更有大量低產田，如果進行開發，低投入即獲得高產量。
也就是說，如果中國現在耕地不足，糧食安全存在問題，完全可以通過開發荒地或改造低產田來增加糧食產量，而不必去拆農民房子。荒唐的是，目前全國各地政府不去做那些低成本、少矛盾的開發荒地或改造低產田的事情，卻熱衷於做那些成本極高、矛盾極大的拆農民房子來複墾宅基地種地的事情。
實際上，當前中國耕地數量還很龐大，且耕地生產糧食的能力相當強。在當前全國耕地普遍出現季節性拋荒、極大降低了複種指數的情況下，中國仍然保持了糧食的“十三連增”，全國糧庫都裝滿了糧食。
從長遠來講，中國必須保護耕地，必須保證糧食生產。但從目前來講，中國的糧食安全主要不是將所有可能生產糧食的土地包括複墾農民宅基地來種糧，而是要保證生產糧食的能力，是藏糧於地及藏糧於技。如果將來農民真正全家進城了，他們自然不再需要農村的宅基地，農村的宅基地也就會自然而然用於種莊稼或者種樹。現在拆農民房子來複墾農民宅基地，立即就要做，地方政府花費巨額財力來做，就是從耕地保護上看，也完全沒有這麽急，完全可以放一放，等一等。保護耕地是長期的事情。
現在農村中出現了空心村，有農民的宅基地空在那里了，怎麽辦?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似乎對此事都很著急。筆者以為，在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宅基地空在那里，正如全國一直有大量荒地仍未開發、大量低產田仍未改造一樣，空在那里幾年、十幾年，讓子彈飛一會兒，留一點資源冗余量，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我們太著急，非得在農民仍然未能完全離開農村的情況下去折騰農民的房子和宅基地，花巨額財政資金去複墾農民宅基地，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是完全錯誤的事情。
當前中國還遠未到非得複墾農民宅基地種糧以養活中國人的地步，我們就留點土地的潛力與余地在那里吧。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偉大的公司都是從寒冬里走出來的
推薦人：黑馬哥
推薦星級：★★★★
閱讀時長：本文4376字，需8分鐘
推薦理由：偉大的公司都是從資本寒冬里走出來的。在經濟下行周期里，2016年的風險投資可能出現的機會在哪里？本文或許能給你啟發。本文由青山資本（微信ID：cyanhillvc）授權i黑馬發布。
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一場迅速蔓延和尚在持續的“資本寒冬”向人展示了金融周期的力量。從投資機構整體表現來看，2016年基金整體比較沈寂。
募資方面，資本市場避險情緒高漲，最近很多美國有限合夥人（Limited Partner, LP）都閉門不見投資管理人，美元基金很難募到錢，全球投資人現金持有量已經創造了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以來的新高。
投資方面，投資人看項目很多，但出手比較少。有的美元基金從今年上半年一個項目也沒有投，也有美元基金表示下半年不再投資。當然，人民幣基金也不樂觀。風險投資的波動性又一次被證明和演繹。這種波動不表現出任何規則和周期，但是從世界範圍內風險投資的歷史來看，確實客觀存在，並且受到不同時期不同情況下的因素影響而形成。
“資本寒冬”的成因與演變分析
“資本寒冬”還在繼續，不過從2015年持續到現在其表現也在變化。一方面投資人握著大額資金不敢投或者不願投，一方面創業好項目越來越少。有兩個因素讓“資本寒冬”更加寒冷。第一，市場上各類公開信息過度傳播導致投資機構的“羊群決策”效應；第二，風險資本的供給與需求變化。
中國的早期風險投資，已經從“孤狼時代”發展到“羊群時代”。近年來，中國的風險投資，尤其是更早期階段的天使投資機構如雨後春筍一樣興起，隨之產生了大量的創業創投的媒體、自媒體、財務顧問等周邊載體和服務平臺，這些市場上公開的各種信息的傳遞往往呈現出一致性和趨同性。
雖然風險投資對創業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但這種影響是不均衡的。在市場高峰階段，風險投資往往集中於某些被媒體平臺放大的熱門領域，而在市場萎靡階段，資本市場對創新企業價值的低估造成了風險投資的低回報，從而影響了風險投資的有效供給。
隨著風險投資周邊服務機構的崛起，投資機構在決策的時候受到信息的影響在加大，往往出現一群風險投資機構在決策的時候互相參考，甚至跟風、改變自己最初判斷的行為，在風險投資市場中這種行為被稱為“羊群效應”。
該效應導致很多有競爭的同類企業同時融到資，或同時出現融資難的問題，大量的項目和風險投資機構堵在同一賽道。這對於企業創新是十分不利的，2015年以來的這次波動，“羊群效應”成為很大的動蕩和加劇力量。 另一方面，像普通商品一樣，風險資本的供給和需求變化決定了風險資本的機構數量與投資金額，進而決定了風險資本的回報率。風險資本的供給取決於有限合夥人願意提供給基金管理人的資金量，這種供給意願取決於風險投資相對於其他類型投資的期望回報率。
高的風險回報率促進投資者提供更多的資金進行風險投資，因此風險投資的供給會出現強烈的不確定性。供給和需求共同決定了市場上風險資本的均衡數量，而風險資本的供給需求也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比如政策的變化、重大技術發現等，均可能會導致風險資本需求的增加。在這個過程中風險資本的調整往往是緩慢的、不均勻的，這會導致風險投資市場的波動性。
當前風險投資波動的主要表現
2015年下半年以來，在波動期內的資本趨於收緊的同時，行業的環境也在發生著劇變。似乎，創投行業迎來了一個“壞時代”。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1.創業者獲客難度和成本之高前所未有
總體來看，過去20年以來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網民數量和滲透率一直處在高速增長狀態。尤其是2009年1月7日,工業和信息化部正式發放3G牌照之後，PC互聯網往移動互聯網的註意力遷移，移動互聯網網民和移動互聯網滲透率開始了新一波增長浪潮。因此，2011、2012年前後出現了一波前所未有的移動互聯網創業大潮，也誕生了如美麗說、唱吧等現在已成為超級平臺的創業公司。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對創業者來講，新應用很難通過低廉的大流量獲取用戶，流量紅利隨之消失。
一方面，智能手機增長放緩，新增移動互聯網用戶在放緩，智能手機的紅利期已經漸漸逝去，移動互聯網創業在流量獲取上難度增加。另一方面，一些移動互聯網公司從BAT（百度公司Baidu、阿里巴巴集團Alibaba、騰訊公司Tencent）大平臺上獲得大量用戶的機會已經相當少。之前，創業公司還可以從大平臺上“血洗”用戶，但這些BAT等巨頭在建設自己生態的同時也在收緊用戶，形成自己的用戶生態閉環，牢牢把持著用戶留在BAT的體系內，不讓流出。
2. 超級平臺的創業機會變少
移動互聯網經過幾年的發展，幾乎每個大領域都有一些已經成長為上市公司、獨角獸的公司在把持著，有很多創業領域，成長為超級平臺的機會已經沒有了。比如社交已經有微信、QQ、陌陌、唱吧等應用，電商領域，有阿里巴巴和京東等大電商平臺，旅遊行業有攜程、去哪兒、途牛等，即使是還在激烈廝殺的出行領域，也有了滴滴這樣的公司。這意味著在大的行業領域上，目前可供創業公司開墾的“處女地”已經非常少，新的創業公司需要從更細分的領域尋找機會。
3.用戶活躍度集中在相當有限的幾個APP上
凱鵬華盈合夥人瑪麗•米克（Mary Meeker）公布的《2016年互聯網趨勢》報告中顯示，全球移動用戶平均安裝33個應用，每天平均使用12個，但80%時間用在其中3個上。騰訊、阿里巴巴、百度三家公司生態內的公司，占據了中國用戶71%的移動消費時長。因此，BAT對於移動終端、用戶註意力的侵占簡直是碾壓性的。 而這並不意外，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可分為生態型公司、平臺型公司和品牌型公司。互聯網公司要做大，必然要使自己的優勢最大化，建立足夠深的護城河，甚至要形成壟斷。BAT是典型的生態公司，它們的體量以及謀求新增長點的壓力難釋然，要求自身必須通過業務核心和流量入口，聯通上下遊實現業務互補，完成生態閉環從而實現其商業價值。在這種壟斷性的生態彌漫下，對於初創公司而言，一個公司即使過10億美金長成“獨角獸”依然不夠安全，其一直要思考自身發展方向，是繼續做大，還是被並購，否則將直接出局。
風險投資在經濟劇變中的投資機會
行業劇變中也孕育著機會，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機會。2016年，對於風險投資機構來說，可以關註以下領域或發展趨勢中應用而生的投資機會：
1 網絡基礎設施變好，新的平臺機會出現
6年前，3G剛剛開始推廣之際，網絡流量費用很貴，用戶不敢用流量。當時如何節省流量，打開速度更快，壓縮技術更好是很多創業公司必須要面對的難題。幾年以後，當2016年視頻直播大火的時候，人們發現，隨著這幾年運營商3G、4G網絡基礎設施的搭建完善，資費的不斷下降，網絡基礎設施已經不再是最大的瓶頸。視頻成為新一代的社交和內容消費的形式，另一個比較明顯的是語音領域，作為計算機輸入最有效率的一種形式，機器對語音識別的正確率從2010年的約70%，提高到2016年的約90%。未來語音會成為一種普遍性的輸入的基礎設施，無處不對話。
2網民付費意願提高，變現更為便捷
過去受互聯網免費觀念的一貫影響，困擾創業者的一個最大問題是網民直接付費的意願低，因此很多應用都采取了“曲線救國”的方式，先用免費的方式圈起規模用戶，再嫁接電商或者增值應用，先做產品，再吸引用戶，再找商業變現的鏈條非常長。如今，隨著移動支付手段更為便利，消費人群和觀念發生變化，用戶願意付費獲取更好的商品和服務。相對於過去幾代人，90後等新一代網民未曾經歷過商品和金錢稀缺的時代，更註重當下的生活品質，消費意識和能力、付費意願也隨之增強。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創業公司無需通過漫長的用戶轉化鏈條先經營用戶，再找商業轉化，可以直接從內容和服務商嫁接電商，或者采取其他商業變現模式。
3.新的市場化及以用戶為導向的消費升級的機會
從宏觀經濟的層面來看，出口、消費和投資這三駕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馬車中，隨著全球經濟疲軟、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增強、中國經濟成本優勢降低等因素困擾，出口貿易將長期遭遇寒冬。長期依靠投資拉動的模式也不可持續，因此在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消費的升級與穩健增長成為拉動經濟的主要馬達。
就消費升級本身而言，中國已經經歷過三次大的消費升級，此次消費升級是通過互聯網思維、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以用戶為導向的消費升級，老百姓日益提高的消費需求對產品提出更高要求，註重體驗式的消費給企業提出挑戰的同時，也帶來供給側改革的機遇，投資機會也將隨著互聯網的運營，更多地向“長尾理論”的大尾部擴展。
具備投資價值的創業公司類型分析
雖然資本市場的波動是永恒的，風險投資要在這樣永恒且不規律的波動中尋找機會，但機會永遠是存在的。尤其是在羊群效應的影響下，投出好項目的概率變小。而什麽人能投中好項目呢？
第一，抱團取暖之余還能堅持“孤狼”般的獨立思考；第二，跨界做投資的人，由於視野和看問題的方式不同，反而有助於發掘好項目。
因此，未來在投資周期波動的背景下，投資機會將聚集在以下幾類創業型公司之中。
1. 資本寒冬期不斷尋找高增長機會的公司
這一次的資本寒冬比預期的要長。很多創業公司進入了“致命拮據”的階段，那些“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的公司可以獲得關註。這類公司註意拿錢的效率，不過於糾結估值，節省不必要的費用，重視花錢的速度和效率，並運用多創造現金流等方式“活下來”，同時不斷尋找高增長之道。
2. 更直接地尋找商業變現機會的公司
消費環境的變化與人口紅利的消失促使增長呈現扁平化的趨勢，對於創業公司而言直接表現為新增用戶變少，三四年前創業公司行之有效的增長路徑、資源等等都可能出現“失靈”。但是付費意願和直接變現能力的增強，能夠把握這一點的創業者已經直入主題。
3.重視品牌和口碑的力量的公司
如果一家公司成為生態型和平臺型的機會不大，但還有機會成為品牌型的公司。大平臺的壟斷之下，聚焦細分品類機會，在消費升級中抓一些細分市場的公司，能抓住新人群的新需求，也意味著新的銷售機會。在個性化消費時代到來之際，消費者的輕決策增多，通過新品牌、新渠道來減輕用戶決策成本的創業公司值得關註。
4.不拒絕合縱連橫、提升自身議價能力的公司
當今的創業生態，從市值的維度來看，BAT系公司幾乎占據了中國互聯網90%以上的市值。一家創業公司，如果不借助別人的資源和資金，完全獨立發展，在互聯網領域非常少，甚至說沒有。那些被BAT投資或者並購的公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獨立發展的，只是借助了這些大公司的資金和資源發展。所以，現代的商業社會主張的是合作共贏，絕對意義上的獨立發展很難實現，獨立的程度取決於創業公司的競爭壁壘和議價能力。
總體而言，經濟下行周期通常都是開創新生意和新局面的時機。風險投資的波動期內，一方面，一些公司放棄了原本大有可為的增長機會，而一些初創公司從罅隙中尋得重生甚至做大做強的機會。科技史上很多有名的科技公司，包括中國的BAT公司，也都經歷過艱難時世。這時候對風險投資來說，雖然投資項目收益率在不斷下滑，整體經濟風險有所提升，但是也存在更多細分創新領域的投資機會，需要風投根據市場供給側的改革調整投資方向，從而找準具有前景和價值的創業企業，並為其提供可持續發展的資金、資源支持。
匿名用戶
我認為，衡量是否是匠人的唯一標準就是，你做為一個老板、做為一個創始人、做為一個企業家，花了多少時間在打磨你的產品。
i黑馬訊（王淑鳳）12月14日消息，由創業黑馬主辦的2016年創業黑馬社群大會今日在京舉行。名創優品全球聯合創始人葉國富獲獎“年度十大創業家”，並發表了極速演講。
葉國富在演講中表示，老板有沒有親自打磨產品，是衡量其是否有匠心、是否是匠人的唯一標準。
而談及融資方法論，葉國富認為“只要創業者有好的產品，就不必畏懼資本寒冬。”
以下為經i黑馬編輯過的演講節選：
這兩年，大家都在講一個話題，匠心。什麽是匠心？為什麽要有匠心？怎樣才能擁有匠心？如果要有“心”，首先要有“人”。那麽，怎樣才算是匠人？我認為，衡量是否是匠人的唯一標準就是，你做為一個老板、做為一個創始人、做為一個企業家，花了多少時間在打磨你的產品。
喬布斯去世前還在研究產品，關心蘋果的研發與升級。但我們卻有很多企業稍微做大一點之後，創始人就開始搞戰略、搞管理、管人才、管財務。我認為，這些並不是一個創業者該管的事情，身為創始人，你要把你所有的精力全部用在你的產品上面，致力於怎樣才能做出更好的產品來。
成功的法則只有唯一一個。大家回憶一下自己創業的過程，你在起始的那一刻做了什麽事情？就是你發現了一個需求，並開創了一個產品滿足了這個需求，這是你成功的原點。一旦你忘掉這個原點，開始講戰略、講道理，就是不講人話的時候了，你的企業也就快完了。我每天要花80-90%的精力打磨產品、研究產品，其它的我什麽都不管。
只要你有好的產品，就不怕沒有投資。到今天，我已經拒絕了不下100個投資人的投資意向。很多很牛的投資人，我連見面的時間都沒有給他。因為我覺得我不需要投資，更不需要投資人浪費我的時間和精力。
那麽，如何打造一個讓投資人追著你跑的產品？請上網買這本書——這是吳曉波團隊寫的《名創優品沒有秘密》，今天首日上線。
創業，不一定要在城市，也不一定要去農村。名創優品現在已經在全球15個國家開業，與43個國家簽約合作。我認為，名創優品是全球零售行業最後一塊蛋糕，而且保持著非常快的速度去完成國際化進程，只要你有野心、有能力、有眼光，就跟著我走。
明天下午，我會有關於新零售的精彩分享等著大家，希望屆時能跟大家再見面。
謝謝！
匿名用戶
國新辦於1月10日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介紹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會上，徐紹史被問及由曹德旺訪談引出的中國稅負問題時表示，一些個案具有它的特殊性，不必過分解讀。
徐紹史稱：“財政部、稅務總局分別從稅制改革和稅負構成的角度作了分析和回應。他們的結論是，我們國家宏觀稅負的水平總體上並不高，他們兩個部委的分析非常重要。我也總體上贊同，與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持有相同的看法。”
徐紹史還表示，我們會進一步關註企業的訴求，進一步完善政策，簡政放權、降稅減費，進一步減輕企業的負擔。但是也建議企業在現在經濟下行情況下，在註意用好國家政策的同時，練好內功，加強管理，努力降本增效，這樣雙方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企業成本下降就會取得更快的進展。
以下為問答實錄：
記者提問：我想請教一下您，對於2016年的中國經濟來說，可能“漲”這個字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詞，在2016年的年末，隨著曹德旺的一段訪談，我們國家企業的稅負在朋友圈里一直看漲到了“死亡稅率”，這種輿論的背後實際反映了一線實業家的一些擔憂，乃至整個社會的焦慮。同時我們也看到，另一方面其實中央對降成本這項工作非常重視，2016年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來降稅清費，請教徐主任的是，在中央的政策和一線實業家的獲得感之間出現了什麽樣的問題，導致了這樣現象的出現?謝謝。
徐紹史：謝謝你的提問，最近這個話題挺熱，制造業的成本、企業的稅負議論也很多。曹德旺董事長，可能還不止他一個，另外還有些企業也反映了一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問題。我感到，一些個案具有它的特殊性，不必過分解讀。當然我也註意到，財政部、稅務總局分別從稅制改革和稅負構成的角度作了分析和回應。他們的結論是，我們國家宏觀稅負的水平總體上並不高，他們兩個部委的分析非常重要。我想，這個問題是不是能從更多的角度來看，比如說，既要看到絕對的成本，也要看到相對的成本;既要看個案，也要看總體;既要看成本競爭力的指數，也要看構成指數的具體數值，總成本當中還有分項研究和分析，這需要做客觀科學的分析來比較，全面考慮上述這些因素。
我也總體上贊同，與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持有相同的看法。我依然相信，我們國家的市場還是很有競爭力的，依然是外資最佳投資國之一。同時，我們也非常關註這些企業的訴求，我們通過簡政放權、減稅降費來降低企業的成本，應該說去年一年還是取得了積極的成效。12月份的數據我手里還沒有，1—11月份全國規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收入當中的成本同比下降了0.14元，主營業務收入的利潤率同比提高了0.26個百分點，這很說明問題。我大體算了算，去年我們在降低企業成本方面大數大概1萬億左右。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減稅降費。減稅，大家都知道我們去年開始全面推進“營改增”，2016年能夠為企業減少稅負大數是5000億，涉企收費通過我們去年清理，特別是進出口環節的涉企收費，銀行卡刷卡的收費定價機制等等，銀行卡刷卡是收商家錢的，不是收消費者的錢，涉企收費大概減少了560億。這樣減稅降費共有5500億。
二是企業用能成本大數減少了2000億，用能一個是電，通過電煤價格聯動，輸配電價的改革，鼓勵電力直接交易，完善兩部制電價等等，這個大數是1000億。另外，去年我們降低了非居民用氣的天然氣價格，這樣企業用氣的成本也減少了1000億。
三是利息負擔下降。去年1—11月份大數利息減少了787億。
四是物流成本，我們通過航道疏通、樞紐互通、江海聯通、關檢直通四大暢通工程，公路甩掛運輸、無車承運人等措施，整個物流成本降低了350億左右。還有一個項目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我現在也算不出來，我最近也關註到有一家很大的企業，說它的涉企收費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很高，我們正在跟企業配合，來很好地調查。我們去年全年取消了13項行政審批，指定地方實施行政審批的取消了152項，職業資格行政許可取消了222項，清理規範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192項，實施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查處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競爭案件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實際上也有所下降。我們通過一個大數據的分析，網民對降成本的總體評價還是正面的，他們認為“三去一降一補”里面降成本的積極效應正在顯現。我想，我們會進一步關註企業的訴求，進一步完善政策，簡政放權、降稅減費，進一步減輕企業的負擔。但是我也建議企業在現在經濟下行情況下，在註意用好國家政策的同時，練好內功，加強管理，努力降本增效，這樣雙方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企業成本下降就會取得更快的進展。
中國跨境資本流動有何特點？就此，第一財經專訪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
第一財經：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漸次開啟量化寬松政策，隨著經濟的逐步企穩，QE政策將逐步退出。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也經歷了較大程度的波動，不同經濟體之間經濟增速、政策演進等差異影響著全球跨境資本流動。近些年來，全球資本流動出現了哪些新變化?
潘功勝：本世紀以來全球的跨境資金流動主要經歷了兩大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00年至2013年，國際資本高強度流入新興經濟體。在2008年以前主要驅動因素是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比較強勁、資本回報率較高;2009年以後主要是主要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全球流動性充裕甚至泛濫。
第二個階段是2014年之後，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分化，特別是美聯儲逐步退出QE並啟動加息進程，跨境資本流動開始轉向，從一些新興經濟體流出。
同時我們也註意到，目前全球經濟增長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主要國家都面臨不少風險因素，國際金融市場波動、跨境資本流動撲朔迷離，跨境資本流動的流量、流速、流向、結構都處於動態的變換之中。
第一財經：如何看待2015、2016年中國呈現的資本流出的局面?中國跨境資本流動有哪些特征?
潘功勝：受全球資本流動格局變化影響，我國跨境資本流動也呈現出兩階段特征。2000年至2014年上半年，我國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呈現較長時期的雙順差，外匯儲備余額快速增長。
2014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常賬戶持續順差，但資本和金融賬戶呈現逆差，外匯儲備余額開始由升轉降。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第一季度，境內主體增加境外資產、減少境外負債的行為加大了我國跨境資本凈流出壓力。但自2016年二季度以來，境內主體去外債杠桿化進程基本結束，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的負債方已經恢複凈流入。
總的來說，對比2015年底和2016年底兩次美聯儲加息，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受到的影響是遞減的。兩次美聯儲加息以及加息之前的預期變化都導致了美元匯率走強，2015年四季度美元指數上升2.4%，2016年四季度上升7.1%，短期內都使得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增加，但後一階段的影響程度明顯減弱。這主要是由於在美聯儲首次加息時，境內主體增持對外資產和償還負債的調整比較集中，但經過壓力釋放後，境內主體資產負債調整已更加平穩，使得我國化解外部影響跨境資金流動的能力得到提升。
展望未來，隨著我國深化改革的不斷推進、經濟結構日益優化、經濟發展的亮點和新動能不斷出現，經常賬戶順差和資本流入的基礎依然穩固。央行、外匯局在維護市場秩序等方面持續發力，也將保障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呈現有進有出、雙向波動的健康發展格局。
第一財經：前些年人民幣升值時，大家都在擔心資本流入過多。近一兩年來，對資本流出的擔憂情緒又有所上升。現階段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潘功勝：從長周期的視角看，跨境資本流入和流出並沒有好壞之分。不能簡單認為流入是好的，流出是不好的，還要具體分析流入、流出的結構和速度。例如，前些年我國跨境資本流入、外匯儲備增加大幅提高了我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增強了市場對我國經濟的信心，但流入壓力持續較大也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難度，推高了資產價格。
對近期的流出也同樣需要進行客觀、全面的評估與判斷。當前，中國跨境資本流出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首先是對外直接投資。商務部的統計顯示，2016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實現直接投資11299.2億元，同比增長44.1%。今天中國的市場更加開放，市場主體在國際上也更為活躍。中國經濟已經從單純的商品輸出，轉向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並駕齊驅的新階段。
流出的第二大部分是中國公民境外旅遊與中國留學生海外教育的支付。這個體量也比較大。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年出境旅遊人數已達1.2億人次;一個海外留學生一年學費可能5萬～6萬美元，加上生活費，一年合計就要7萬～8萬美元。這說明中國更加開放，未來下一代有更加寬廣的國際視野，有助於中國軟實力的提升。
流出的第三個部分是企業償還外債。前些年美元相對人民幣貶值，美元利息成本較低，企業願意到海外借外債。近幾年國內利率下降比較快，低利率環境下轉向國內融資更容易，企業傾向於提前償還美元外債，以此來降低貨幣錯配的風險，這是企業財務行為的調整。從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跨境資本流出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正是償還外債。
2016年6月份之後，形勢發生變化，企業外債去杠桿化進程基本結束，企業外債規模又開始有所回升。數據顯示，2016年3月末外幣外債7600億美元，到9月末已達到約8600億美元，上升了1000億美元。
本周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將再度舉行會議，並於北京時間6月14日淩晨發布議息結果。聯邦基金期貨顯示，2018年6月美聯儲加息25bp的概率為93.8%。
2017年3月、12月和2018年3月，我國央行都在美聯儲加息的當日相應上調公開市場操作利率，而在2017年12月和2018年3月，我國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僅小幅上調5bp。因此，市場普遍預期2018年6月我國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可能跟隨美聯儲再次上調5bp。對利率上調的充足心理準備和5bp的上調幅度，使可能來臨的利率調整對市場而言似乎“無關痛癢”。
但值得註意的是，市場預期年內美聯儲還可能有2至3次的加息（含6月可能的加息在內）。而美聯儲的預測表明，到2019年美國可能仍處在加息周期之中。如果美聯儲加息的步伐不停，我國是否能始終保持與美聯儲同步的加息節奏？本文將從政策利率與市場利率並軌、經濟基本面、中美利差和控制宏觀杠桿率四個角度探討這一問題。
政策利率與市場利率並軌
央行在2018年一季度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2017年以來，貨幣市場利率持續高於公開市場操作利率，2018年以來雖有所收窄但仍有不小的利差，此次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小幅上行可進一步收窄兩者利差，有利於增強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對貨幣市場利率的傳導作用。”由此可見，推動市場利率與政策利率一致是上調市場操作利率的出發點之一。
那麽，市場利率與政策利率之差收縮到什麽樣的水平才合意呢？我們可以從歷史數據中找到線索。在2016年上半年，即金融去杠桿開始之前，央行的7天逆回購利率基本上構成了DR007的底部。這是由於，如果市場利率低於政策利率，則表明市場流動性過於充裕，此時商業銀行更願意從銀行間市場融資而非向央行獲取資金，央行對銀行間利率的調控能力將顯著弱化。
2018年以來，DR007與政策利率之差最低為13bp。因此，如果市場利率水平維持不變，政策利率仍然有13bp的上行空間，這對應著2次幅度為5bp的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上調。如果政策利率上調幅度超過13bp，市場利率將面臨上行的壓力。
從基本面看貨幣市場利率
從基本面來看，貨幣市場利率的頂部或已探明。
第一，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ibor）走勢與全球經濟景氣程度密切相關，表現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領先指數對3個月Shibor有一定的領先性。而OECD領先指數自2017年12月以來持續小幅回落，反映全球經濟可能正在從景氣高點緩慢下行。因此，3個月Shibor利率上行的動力不足。
第二，中央銀行資產規模同比對Shibor有一定的領先性。4月25日央行降低部分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並置換中期借貸便利（MLF），帶動央行資產同比增速從3月的6.6%下降至4月的3.5%。我們在5月發布的報告中指出，年內或仍有降準的空間。而降準能夠降低央行資產同比增速，或將帶動3個月Shibor小幅回落。
中美利差的“舒適區間”是動態的
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的貨幣政策有必要追隨美聯儲調整以保證中美利差維持在合意的水平。然而，中美利差的“舒適區間”可能隨著中美經濟基本面的對比和政策意圖的變化發生改變，因此，我們需要以動態的眼光認識中美利差的“舒適區間”。
第一，中美經濟基本面的對比是支配中美利差變動的基本力量。2017年一季度以來，伴隨著美國經濟的回升和中國名義GDP增速的小幅回落，中美名義GDP增速之差有所收窄。在這一背景下，近期中美利差的收窄實際上是中美經濟基本面變化的客觀反映。
第二，盡管2018年以來中美利差顯著收窄，但人民幣升貶值預期仍然相對均衡。2018年5月中美10年期國債利差平均為69bp，較2017年12月的149bp下降約81bp，但5月1年期遠期人民幣匯率與即期匯率之差僅為0.11，處於歷史上較高的水平，銀行結售匯差額也相對較低，反映人民幣貶值預期不強。實際上，與其他新興經濟體貨幣相比，2018年以來人民幣的表現較為強勢。
此外，控制宏觀杠桿率也是過去一個階段央行提高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的重要原因。2018年一季度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金融體系控制內部杠桿取得階段性進展。”衡量金融體系內部杠桿的指標之一，金融機構股權及其他投資增速自2018年3月以來連續負增長。加之監管政策逐步完善，未來通過提高公開市場操作利率來控制宏觀杠桿的必要性有所下降。
整體而言，本周公開市場操作利率或隨美聯儲加息而再度提高5bp，但由於市場預期充分且市場利率與政策利率之間仍有一定差距，此次可能的利率上調對市場的影響不大。然而，目前市場利率與政策利率的差距僅能容納2次5bp的加息，而宏觀經濟指標不支持市場利率中樞上行，因此在未來的美聯儲加息進程中，我國貨幣當局可能不會每一次都亦步亦趨，而會根據國內經濟情況的變化自主確定合意的政策利率水平。
（郭於瑋系興業研究分析師，魯政委系興業銀行、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2018年以來，貨幣政策調控面臨的國內外形勢較為複雜，外部不確定性明顯增多，國內經濟出現一定下行壓力，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因素增多。在這一背景下，人民銀行先後出臺、落實了一系列旨在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的政策措施，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8月21日下午，國新辦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鶴新表示，總體看，相關政策措施有序落實，政策效果逐步顯現。他強調，未來要進一步打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最後一公里”。對於下一階段貨幣政策，朱鶴新指出，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但絕不搞“大水漫灌”，平衡好多個目標之間的關系，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切實有效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不搞大水漫灌，打通信貸投放渠道
“總體看，相關政策措施有序落實，政策效果逐步顯現。流動性保持合理充裕，無風險利率水平明顯下行，對實體經濟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斷加大，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得到有效緩解。”朱鶴新介紹了近期一系列支持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的措施所取得的成效。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貸款保持較快增長。二是信貸結構繼續優化，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力度不斷加大。高新技術制造業、服務業、扶貧等領域信貸支持力度較強，增速均明顯高於全部貸款。三是債市融資功能有所恢複，高等級債券利率顯著下行。
從衡量銀行體系流動性的主要指標看，7月末金融機構超額準備率為1.7%，比去年同期高0.6個百分點；存款類機構間七天期回購利率（DR007）中樞從去年末的2.9%左右下降到8月中旬的2.6%左右，實際起到了“降息”效果。
不過，有市場人士認為，目前流動性更多地聚集在銀行間，但是信貸投放的渠道卻並不通暢，並未順利到達實體經濟。
央行近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7月社融增量1.04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1242億元，情況不及預期。
朱鶴新對此作出回應稱，進一步疏通貨幣傳導機制，對促進金融和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防範系統性風險具有重要意義，是打通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最後一公里”的關鍵舉措。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貨幣政策要通過定向調整，鼓勵金融機構將這些資金投入到小微企業融資的領域去，接下來最重要的是把目前比較寬裕的流動性引導到實體經濟中，通過多種形式讓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包括信貸、委托貸款、信托貸款、銀行存兌匯票等一系列融資方法和工具，還包括債券、股票、資產證券化等，甚至可能同業業務等方式，鼓勵金融機構以非信貸方式提供資金。
朱鶴新稱，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貨幣政策要處理好穩增長與防風險、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宏觀總量與微觀信貸之間的關系，堅持結構性去杠桿的大方向不動搖；二是金融機構要下沈金融管理和服務重心，按照財務可持續原則，合理覆蓋風險、優化考核激勵，增強服務小微企業的內在動力；三是與其他部門做好統籌協調，發揮好“幾家擡”的合力，堅持不懈抓好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四是從長遠看，通過改革的舉措在體制機制上下功夫，疏通貨幣政策渠道，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支持實體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朱鶴新強調，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但絕不搞“大水漫灌”。平衡好多個目標之間的關系，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通過機制創新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願，切實有效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調整MPA，鼓勵金融機構支持小微信貸投放
最近市場有一種聲音，銀行在服務小微企業的時候由於資本金占用，面臨宏觀審慎評估體系考核（MPA）的掣肘。對此，朱鶴新表示，這個擔憂是不必要的。
他認為，少數擴張過快的金融機構可能在這方面感覺到有壓力，但是當前的MPA對總體金融機構廣義信貸增長實際上是不構成約束的，金融機構有足夠的廣義信貸增長的空間來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總的來看，目前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普遍高於監管要求，同時金融機構也在通過內源和外源多渠道補充資本，可以滿足實體經濟的發展。
關於如何利用MPA考核引導金融機構支持小微企業，朱鶴新表示，MPA適時做了一些調整，特別是參數上鼓勵金融機構圍繞方向性的東西做一些推進，通過正向激勵解決發展中的問題。
據了解，4月定向降準後，人民銀行在MPA考核中新增臨時性專項指標用於考察金融機構小微企業貸款，要求金融機構將降準釋放的資金用於小微企業信貸投放，並將節約的資金成本用於向小微企業讓利。
在7月定向降準後，人民銀行在MPA結構性參數中將考察範圍擴展到普惠金融領域，普惠金融領域表現突出的金融機構將獲得更優惠的結構性參數，引導金融機構將信貸資源向小微和“三農”等領域傾斜。
7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通過實施臺賬管理等措施，建立責任制，把支小再貸款、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貸款利息免征增值稅等政策抓緊落實到位。
對此，朱鶴新強調，資金的用途一定要規範，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流向哪里要說得清楚，金融機構運用支小再貸款資金發放小微企業貸款應建立臺賬，詳細記錄每一筆貸款發放的對象、類型、證件號碼或組織機構代碼，貸款金額、期限、利率、用途等要素，並將臺賬按期報送當地人民銀行。
不僅如此，朱鶴新稱，人民銀行會結合臺賬通過日常的監測評估、現場和非現場核查，對再貸款資金運用情況進行跟蹤監測，確保支小再貸款資金全部用於發放小微企業貸款，優先支持單戶授信500萬元及以下的小微企業，將支小再貸款優惠利率政策切實傳導至小微企業，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