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跨境資本流動有何特點？就此，第一財經專訪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
第一財經：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漸次開啟量化寬松政策，隨著經濟的逐步企穩，QE政策將逐步退出。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也經歷了較大程度的波動，不同經濟體之間經濟增速、政策演進等差異影響著全球跨境資本流動。近些年來，全球資本流動出現了哪些新變化?
潘功勝：本世紀以來全球的跨境資金流動主要經歷了兩大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00年至2013年，國際資本高強度流入新興經濟體。在2008年以前主要驅動因素是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比較強勁、資本回報率較高;2009年以後主要是主要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全球流動性充裕甚至泛濫。
第二個階段是2014年之後，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分化，特別是美聯儲逐步退出QE並啟動加息進程，跨境資本流動開始轉向，從一些新興經濟體流出。
同時我們也註意到，目前全球經濟增長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主要國家都面臨不少風險因素，國際金融市場波動、跨境資本流動撲朔迷離，跨境資本流動的流量、流速、流向、結構都處於動態的變換之中。
第一財經：如何看待2015、2016年中國呈現的資本流出的局面?中國跨境資本流動有哪些特征?
潘功勝：受全球資本流動格局變化影響，我國跨境資本流動也呈現出兩階段特征。2000年至2014年上半年，我國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呈現較長時期的雙順差，外匯儲備余額快速增長。
2014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常賬戶持續順差，但資本和金融賬戶呈現逆差，外匯儲備余額開始由升轉降。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第一季度，境內主體增加境外資產、減少境外負債的行為加大了我國跨境資本凈流出壓力。但自2016年二季度以來，境內主體去外債杠桿化進程基本結束，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的負債方已經恢複凈流入。
總的來說，對比2015年底和2016年底兩次美聯儲加息，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受到的影響是遞減的。兩次美聯儲加息以及加息之前的預期變化都導致了美元匯率走強，2015年四季度美元指數上升2.4%，2016年四季度上升7.1%，短期內都使得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增加，但後一階段的影響程度明顯減弱。這主要是由於在美聯儲首次加息時，境內主體增持對外資產和償還負債的調整比較集中，但經過壓力釋放後，境內主體資產負債調整已更加平穩，使得我國化解外部影響跨境資金流動的能力得到提升。
展望未來，隨著我國深化改革的不斷推進、經濟結構日益優化、經濟發展的亮點和新動能不斷出現，經常賬戶順差和資本流入的基礎依然穩固。央行、外匯局在維護市場秩序等方面持續發力，也將保障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呈現有進有出、雙向波動的健康發展格局。
第一財經：前些年人民幣升值時，大家都在擔心資本流入過多。近一兩年來，對資本流出的擔憂情緒又有所上升。現階段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潘功勝：從長周期的視角看，跨境資本流入和流出並沒有好壞之分。不能簡單認為流入是好的，流出是不好的，還要具體分析流入、流出的結構和速度。例如，前些年我國跨境資本流入、外匯儲備增加大幅提高了我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增強了市場對我國經濟的信心，但流入壓力持續較大也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難度，推高了資產價格。
對近期的流出也同樣需要進行客觀、全面的評估與判斷。當前，中國跨境資本流出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首先是對外直接投資。商務部的統計顯示，2016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實現直接投資11299.2億元，同比增長44.1%。今天中國的市場更加開放，市場主體在國際上也更為活躍。中國經濟已經從單純的商品輸出，轉向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並駕齊驅的新階段。
流出的第二大部分是中國公民境外旅遊與中國留學生海外教育的支付。這個體量也比較大。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年出境旅遊人數已達1.2億人次;一個海外留學生一年學費可能5萬～6萬美元，加上生活費，一年合計就要7萬～8萬美元。這說明中國更加開放，未來下一代有更加寬廣的國際視野，有助於中國軟實力的提升。
流出的第三個部分是企業償還外債。前些年美元相對人民幣貶值，美元利息成本較低，企業願意到海外借外債。近幾年國內利率下降比較快，低利率環境下轉向國內融資更容易，企業傾向於提前償還美元外債，以此來降低貨幣錯配的風險，這是企業財務行為的調整。從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跨境資本流出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正是償還外債。
2016年6月份之後，形勢發生變化，企業外債去杠桿化進程基本結束，企業外債規模又開始有所回升。數據顯示，2016年3月末外幣外債7600億美元，到9月末已達到約8600億美元，上升了100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