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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速中國 深入北京、唐山、上海、深圳〉直擊中國經濟冷熱交迫的大調整 雙速中國 兩岸三地1000大

審計署：近百億財政資金趴在賬上 深圳88億沒花出去

5月17日，審計署在一季度在對829個單位1796個項目貫徹落實國家重大政策措施跟蹤審計後，披露一份審計結果報告，稱仍有97.08億元財政資金仍趴在賬上，未發揮效益。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近些年，由於經濟增速放緩，財政收入下滑明顯，進入中低速增長。而在有力度的積極財政政策的背景下，一方面地方財政收入捉襟見肘，另一方面地方財政剛性支出壓力不減，因此盤活並統籌使用財政存量資金成為緩解財政壓力、保增長的重要舉措。去年全年已經盤活財政存量資金超2000億元。

上述審計結果報告稱，審計署對1~2月份審計發現的影響財政資金統籌使用方面的78個問題、156.03億元資金，審計部門出具了整改建議函督促整改，截至一季度末，已整改74個問題、統籌盤活資金155.28億元。不過，尚未整改到位和3月份審計發現未及時統籌使用資金97.08億元，審計部門正督促加快整改。

審計署分析，之所以還有近百億資金未被盤活或統籌使用，是因為一些現行部門規章制度已不適應當前實際情況，尚未及時清理修訂，使部分專項資金未能及時統籌或統籌後仍未及時使用，一些單位和項目還有部分財政資金長期趴在賬上，未能發揮資金效益。

這主要分為三種情況，分別是94.28億元專項資金未及時安排使用發揮效益;1.41億元專項資金統籌後仍未及時使用和財政資金統籌不到位，造成資金短缺和資金閑置並存。

其中，在上述94.28億元未使用專項資金中，深圳市“市投區建”項目未使用的財政存量資金占了大頭，約88.74億元。

深圳市“市投區建”項目由市政府負責投資、區政府組織實施，資金由深圳市財政委員會通過財政專戶核撥至各區財政局財政專戶，由各區財政局支付至項目單位。

截至2016年3月末，由於深圳部分區未落實財政資金統籌盤活的要求，相關財政專戶中2013年及以前年度形成的“市投區建”項目結存資金88.74億元未使用。

深圳財政收入增速明顯高於全國其他地區，支出增速卻明顯低於其他地區，財力充足。根據深圳市財政委員會數據，1~3月份，深圳市累計完成一般公共預算收入890.49億元，增長29.57%，完成年初預算的30.58%;完成一般公共預算支出409.47億元，下降18.38%，占年初預算的10.01%。深圳一季度一般公共預算收支相抵，盈余約481億元。

此次審計並非第一次針對財政存量資金，去年審計署組織的穩增長跟蹤審計中，財政存量資金盤活統籌使用情況是重要內容。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此前穩增長審計中發現，盤活財政存量資金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些部門單位通過做賬、將國庫資金轉到專戶等手法來避免閑置資金被收回;盤活不到位、進度慢，資金下達慢的現象普遍;盤後資金未及時支出形成“二次沈澱”。

不過，一些地方積極改善專項資金管理，以盤活和統籌使用財政存量資金。

比如，去年北京市按照“增一般、減專項、提績效”的思路，進一步清理整合專項轉移支付項目。一是對政策目標接近、資金投入方向類同、資金管理方式相近的項目進行合並;二是取消因政策到期、調整等不再繼續實施的項目;三是對屬於區縣事權可由各區統籌安排的項目調入一般性轉移支付。通過上述措施，市級財政對區縣的專項轉移支付項目由79項壓縮至54項。

重點資金統籌使用也在加強。

比如，去年2月，財政部、農業部按照國務院部署啟動試點改革，將良種補貼、種糧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合並為“農業支持保護補貼”，統籌用於耕地地力保護和糧食適度規模經營，涉及轉移支付資金1446億元。

兩大孵化器相繼倒掉，深圳創客空間怎麽了？

今年以來，深圳兩家規模較大的孵化器因為入駐率不高等原因相繼倒閉，再一次引發外界對於孵化器模式的思考。

“真的不相信這個地方就這樣倒了。”當老牌孵化器“孔雀機構”因拖欠物管費而被強拆，曾經在孔雀機構孵化過的項目紛紛在論壇上留言惋惜，許多曾經在里面待過的創業者開始緬懷在孔雀機構中的日子。

這家成立於2010年的孵化機構，前身是深圳市趨勢文化創意聯盟，擁有22家聯盟企業。就在被清場的5天前，其剛被評為全國十佳創客空間。

算上過年前的“地庫”，這是深圳今年第二起較有規模的孵化器倒閉事件，而這只是一個開始。

“由於入駐率不高，今年將會有一批以收取房租為主營業務的孵化器可能撐不下去。”松禾資本副總經理袁寧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在創業大潮的湧動下，作為培育創業團隊的溫床，孵化器也隨著創業團隊數量增加而有所發展。截至2014年，深圳創客空間數量為67個，而根據政府計劃，2017年，創客空間將達到200個。

然而當創業者與投資者擺脫了之前的狂熱，而逐漸偏向理性，這些創客空間的生存環境就變得不那麽樂觀了。“現在孵化器太多了，沒有資源特色很難經營下去。”熟悉孵化器的創業咨詢顧問李生(化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在深圳，一大批依靠二房東轉租模式支撐的“孵化器”在創業大潮冷卻之時將面臨大洗牌。對於這些孵化器來說，如何在退潮中摸索出有效的運營模式尤為重要。

孵化器的前世今生

孵化器概念最早起源於美國。1956年，約瑟夫·曼庫索在紐約州的貝特維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企業孵化器，用來解決地域失業率問題，這個最初設立孵化器的目的之後被多次驗證行之有效。

最初的孵化器主要營收依賴投資所孵化的項目，辦公空間則是作為資源提供給入孵團隊。這種模式在歐美地區較為成熟，這些地方大部分的孵化器是由有一定能力的企業或者有資源、能力的個人以及科研機構來承擔。

直到1980年，美國真正開始重視並且大力發展孵化器，到1990年，北美的孵化器數量達到了400家。但發展速度過快，導致部分孵化器建設過於盲目，1990年代前期美國的孵化器發展出現了停滯。

隨後風險資本的引入，使得孵化器內的初創企業得到了更有效的幫助與資本的投資，孵化器開始了企業化的運作，迎來了第二輪的高度發展。到2002年美國的孵化器總數達到了1000個左右，其中有15%屬於營利性孵化器。2005年，北美洲的企業孵化器幫助了超過27000家企業，創造了超過10萬個就業崗位，收入170億美元。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決定開始實行專門為發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而設立的“火炬計劃”。在該計劃中，國家把建立孵化器——科技創業服務中心列為重要的內容。

而直到2000年以後孵化器才得到發展。近年來，“大眾創業”浪潮下，孵化器數量激增。

一般來說，孵化器創辦主體為有實力的投資者以及科研機構，然而，孵化器模式能有效解決房屋空置問題，並有利於企業營收，因此也有一部分房地產商以及企業借鑒這種模式給自身帶來收入，然而對比孵化器，大部分企業更願意選擇聯合辦公場地的方式，既能有效解決空置，又不用花費過多的運營成本。

“上周公司讓我們去參觀一家孵化器，”在一家國有企業從事項目運營的葉淘告訴記者，公司正打算將寫字樓改造成聯合辦公空間，轉租給創業團隊。“聯合辦公產品針對的不是創業者，而是小規模公司。這些創業企業缺乏資金，整租難度較大。用聯合辦公的方式每平方米的租金和整租差不多，但是聯合辦公的方式空置率會更低些。”

脆弱的二房東

“創業的成果實現，需要基礎支撐，並不是修一個辦公室，引入一些投資機構進駐就可以催生好項目。”柴火空間創始人潘昊說道。

但現實是後者對於技術門檻以及投資的低要求，讓許多“生意人”無法拒絕。由於孵化項目大部分是初創企業，孵化器面臨的投資回報周期少則一兩年，多則三五年，相對而言，出租空間能夠在短期內獲取一定的商業利潤，因此越來越多的孵化器將部分空間轉租來換取短期的現金流。“二房東”模式也在這個行業興起，一些雖然名為孵化器或者創客空間，但實際上，是類似於聯合辦公的轉租模式。

記者走訪深圳一部分“二房東模式”的孵化器，發現在這些空間里，出租運營是比較大的收入占比，而對於孵化器的內容建設，很多孵化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孔雀機構創始人陳鵬福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其大部分的營收依賴於租金，這部分收益占到總收益的65%到70%。雖然從孔雀機構的官網上能夠看到其提供不少的創業增值服務。然而對於後期入駐的創業團隊來說，這些增值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都在下降。

深圳市星塵大海電子商務團隊在去年12月入駐孔雀機構，其創始人孟大維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回憶當時入駐的原因主要是看重其曾孵化過許多明星企業，並且提供的租金相對合理，然而其入駐之後並沒有接受到資源對接。“其實這里面大部分都是租戶，不存在孵化關系。孔雀機構很少組織活動，偶爾會有一些創業課堂，但孔雀機構大部分只是提供場地，每次都有不同的主辦單位，主題因人而異，針對性不強。”

陳鵬福在早期以較為便宜的價格租下科興科學園整層辦公場所，再以散租的形式租給創業者從中賺取租金差價。大部分孵化器也主要采用這種方式。在深圳一些較好地段的商用住房租金平均為145元到165元/平方米，租用一層1000平方米的商用住宅，加上物業管理費，價格最少在15.5萬元到17.5萬元之間。而根據記者走訪發現，這些地段一般的租金也相對較高。

深圳南山軟件產業基地是另一個孵化器聚集地，不同的是這里聚集的是類似3W咖啡、京東奶茶、飛馬旅等知名的孵化器，這些孵化器背後也有一定的資源做支撐。記者打聽發現，這些孵化器一個工位(一平方米)的平均租金在1000元/月以上。雖然每平方米單價差距較大，但考慮到其所承擔的孵化辦公的功能、孵化器內還有一些面積作為會議室等提供給創業團隊，如此折算下來，假設1000平方米只要孵化50個3到4人的小型團隊就能夠覆蓋租金以及物管費。

而10人以內是一般初創團隊的規模，租用這些孵化器的辦公空間對於這些小微企業來說，無疑比租用單間辦公室更為節省成本。

為初創企業帶來的另一個好處就是，空間內聚集不少創業團隊，更有利於新興創業團隊的資源開拓。“我們那一屆的孔雀機構的團隊是最好的，團隊之間都比較有感情，就像學校里的師兄師姐的關系，平時有什麽問題大家都會互相關照。”李生2014年在孔雀機構曾待過一陣子，當時他負責一個創業團隊，與他同期在孔雀機構辦公的還有Uber深圳、億航無人機等。

二房東模式所帶來的“快錢”也讓一些個人經營者快速進入市場，這些個人經營者對於內容孵化缺乏資源與經驗是大部分孵化器目前只能依賴租金的重要原因。

“他們也不想當二房東，但是不得不當，因為沒有這個實力。更現實的是，如果一個團隊沒有錢也沒有找到錢的情況下帶著項目到你那孵化的話，那這些團隊可能也不是太好的項目。”李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其認為，孵化器的孵化功能正逐漸弱化。“當你要給團隊投錢的時候，才會去考察這個團隊到底行不行，團隊要把股份給孵化器的話也會考慮這個孵化團隊有沒有經驗，這才是健康自然互相篩選的過程。如果給房租就能拿股份，兩邊都不認真，事情很難成。”

遠離的租客

雖然二房東模式對於初創團隊具備較弱的孵化功能，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的小微企業選擇入駐孵化器提供的工位，而這些企業選擇的原因也非常簡單：租金便宜。

去年12月，孟大維和他的團隊一共三人入駐孔雀機構，當時由於租金上漲，孔雀機構已經經過一輪漲價，孟大維以每月2000元的價格租下了三個公開工位，這其中包括了水電以及物管費。當時資金鏈已經出現問題的孔雀機構有意對新租戶進行漲價，然而由於孟大維堅持，漲價最後只能作罷。“他們(孔雀機構)希望在原來的基礎上加500元左右，我當時租的時候是要漲到2480元，最後砍到2000元的。”

對於大部分的小微企業，有否具體的孵化內容並不是最重要的，能否從租金中節省出運營成本才是業務能否起步的關鍵。

“提供地方辦公對於創業團隊來說是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之後的資本對接主要看投資人，跟孵化器沒有太大關聯。”從事垂直娛樂服務軟件開發的小禾(化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小禾所在團隊大部分為剛出校園的年輕人，剛創立初期，團隊入駐由一家國內比較有名的基金公司成立的孵化器。由於項目較為出色，加上基金公司是早期投資者，小禾團隊每月的租金都能獲得相應的折扣，這為團隊省下不少費用。

便宜的租金為這些剛起步的初創團隊帶來的短暫實惠，讓創業團隊將其當成唯一的選擇標準。

離開孔雀機構之後，孟大維很快找到了一家較晚創立，但更為優惠的孵化器：空間更大，價格更優惠，氛圍和服務比孔雀機構都要好，而偏僻的位置雖然看上去不夠理想，但也是其物美價低的原因。對於像孟大維這樣的創業者來講，只要有辦公場地就已經足夠。“我現在體量太小，(聯合辦公場地)沒有合適的機會和資源，只能解決業務不中斷的問題。”

這讓孵化器陷入了惡性的生態圈中：為了價格而來的創業團隊必然也會為了價格而去。而“二房東”單一的盈利模式，讓大部分孵化器在入駐率面前不堪一擊。

廣東晟典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毛鵬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種模式並不有益於孵化器的發展：“(孵化器)也不是看誰能交的租金最多，我也是選擇誰最符合我的行業，在我的平臺下能夠實現他的快速發展，也能夠實現我對他的投資的增值。”

據了解，孔雀機構曾經入駐率達到80%，而隨著租金上漲，以及大量的孵化器湧現導致孵化器平均租金下調，在無法提供更多孵化資源的情況下，許多創業者選擇離開，尋找更為便宜的辦公場地，而這樣的場地比比皆是。

根據廣東高新技術產業網數據，2015年，廣東總共有科技孵化器399家，比2014年增加166家。這個數量還將繼續增長。

在這樣的環境下，租戶的離開幾乎成為了必然。“有兩個原因促使租戶離開，一個是租金上漲，一些無法負擔成本的團隊會選擇更加便宜的場地，二是團隊發展逐漸成熟，也有可能離開租用的場地尋找更好的環境。”李生分析道。創業失敗也是團隊離開孵化器的原因之一，因此二房東模式的孵化器往往流動率比較高，而與加速器中主動讓創業團隊離開的情況不同，這種流動率只能帶來負面效果，讓孵化器處於被動狀態。

由於入駐率過低，在今年過年之前，深圳孵化器地庫不得不關閉，而記者在走訪中發現，許多知名的孵化器入駐率均不到50%。因此，大部分孵化器對於入駐項目不設篩選標準，而為了吸引項目入駐，許多孵化器更是打出價格折扣優惠。

從孵化器到加速器

“這一輪洗牌很可能洗掉一些不清楚的模式，加速器和二房東模式都比較清晰，但是大部分孵化器夾在中間不清不楚的很可能會難以經營。”李生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李生看來，孵化器洗牌並不能證明二房東模式不可行，恰恰相反，在如今的創業環境下，純粹的轉租有一定的市場需求，是一種不錯的商業模式。聯合辦公空間就是其中的例子：擺脫孵化器的孵化功能，最大限度利用空間，在同樣的空間下提供更優惠的租金，能夠吸引大批的創業團隊。

定位為聯合辦公的思微內部設置與大部分孵化器無異，團隊不負責孵化項目，但是能為創業團隊提供活動場所。目前思微在深圳已經開設四家店面，總面積達到11800平方米，給創業團隊提供385個開放工位和156個獨立辦公室。團隊大部分為精算師，思微目前入駐率相當可觀。在思微2.0中幾乎所有的工作間均已出租。對比一般的孵化器，雖然工位略顯擁擠，但是租金價格相對便宜。

如前所述，較為有效的模式是加速器的方式，目前國內缺少像YCombinator一樣較為成功的加速器，但也有不少的嘗試：設在華強北的HAX加速器模仿YCombinator的模式，每年設定兩期項目，將國外團隊與深圳硬件資源對接。

HAX每年從1000余份申請中選出30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創新硬件團隊來深圳參加加速項目，每期15個團隊。加速器能夠為創業者提供種子資金(2.5萬美元換6%的股權，10萬美元換9%的股權)、1500平方米的免費辦公空間、12名全職員工和顧問、50名專家導師，每周對團隊進行一對一指導。

“對於創業團隊而言，一些需要孵化的好項目，加速器是個不錯的選擇，而一些只需要辦公場所或者剛剛起步還沒有產品的小團隊則可以選擇聯合辦公空間。”李生說道。

而孵化器的模式，則更適合有背景以及資源的企業或者投資人運營。“孵化器模式本身並沒有什麽問題，從長遠目的去考慮布局是可以的。就像矽遞公司下屬的柴火空間，本來矽遞是硬件零件生產服務商，它去經營一個創客空間，本來就符合它的形象和品牌。矽遞甚至可以把這個列為市場經費、品牌花費。”李生分析道。

4月樓市：深圳降溫，二線城市領漲

2016年4月，深圳二手房成交量僅為4000多套，相對於2015年平均月成交量11000套來說，這一數字可謂“腰斬”。（東方IC/圖）

國家統計局5月18日公布了四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變動情況。新房當中，價格上漲城市65個，下降5個；二手房中上漲城市46個，下降23個。

值得註意的是，在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中，環比上漲最快的是合肥、廈門、南京，價格分別比上月增長了5.8%。5.3%和4.4%。緊隨其後的是上海、杭州、北京、福州，增長率都在3%及以上。

在二手房市場，這三個城市同樣遙遙領先，占據全國漲幅前三位：合肥上漲6.8%，廈門上漲4.2%，南京上漲3.5%。同樣漲勢明顯的依次是北京、天津、上海、石家莊。

可以看到，在春節後一線城市房價狂飆之後，現在已轉入二線城市領跑的局面。

而此前一馬當先的深圳，在新建商品住宅價格與上月同比增速僅為2.3％，不及廣州。在二手房市場，深圳房價甚至出現了減速，比上月降低0.4%，是全國跌幅最大的城市。

在全國，新房價格出現降低的5個城市是三亞，唐山，錦州，太原，哈爾濱。其中錦州跌幅最大。

據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劉建偉解讀，四月樓市的最大特征即“一線城市漲幅放緩，二、三線城市漲幅擴大”。

他分析，房價總體繼續上漲，上漲城市個數繼續增加，但城市間漲勢出現新變化，一線城市漲幅較上月有所放緩，二、三線城市漲幅開始擴大。其中，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一線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價格環比漲幅均雙收窄，深圳二手住宅價格環比甚至出現下降，而部分二線城市環比漲幅比上月進一步擴大，有些已超過一線城市漲幅。三線城市也開始出現回暖跡象，同比綜合平均價格也已由降轉升，開始上漲。

中原地產研究咨詢部分析師盧文曦表示，一線城市中房價漲勢最為強勁的深圳和上海受到政策調控，房價漲幅受到抑制，相比之下二線城市越來越受到關註。二線交易縮水的同時土地市場卻顯示出異動。南京、蘇州等二線城市快速增長的同時，風險也在逐步累積中，不排除一些過熱城市後續還有政策加碼的可能。

在上海，購房者觀望情緒濃厚，房價上行受阻。基於“滬九條”壓力，4月新房市場供求關系出現逆轉，房企推盤積極性大幅提高，在供大於求的背後是均價上行勢頭受到遏制。

二手房比新房降溫更為明顯，成交量減少近7成。並且掛牌量一路下滑，雖然月初掛牌價還比較堅挺，但中高端房源率先出現5%—8%的松動。而買家方面，看房量大幅減少，並且帶看量也一直在低位，部分中高端產品聚集區雙休日來客量只有1、2組，觀望氣氛相當濃重。在成交不斷走低的背後，議價空間有所擴大，月底普通產品一般在3%—5%，中高端產品議價空間擴大到8%—10%，這也意味著價格拐點初顯。

140億刷新深圳總地價的龍光地產說，“還好央企沒來！”

6月8日下午，深圳又一宗“地王”橫空出世。深圳市凱豐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凱豐實業”)經過2小時的激烈舉牌，擊敗其他11家房企，最終以140.6億摘得光明(A646-0059)商住地使用權，一舉成為深圳總價“地王”，樓面地價27623元/平方米。凱豐實業為深圳本地一家在港上市房企---龍光地產控股有限公司(03380.HK，下稱“龍光地產”)旗下之關聯公司。

公開的資料顯示，光明(A646-0059)地塊為混合用地，含二類居住用地、商業用地、城市道路用地、公園綠地和水域等，總面積152441.86平方米，其中建設用地面積99230.05平方米，道路用地面積6596.33平方米，綠地面積(含水域)46615.48平方米，總建築面積509000平方米，土地使用年期為50年。地塊位於光明新區高新技術園區東片區，是光明鳳凰城的門戶地帶和核心組團，與未來地鐵六號線觀光站無縫接駁。

6月以來，深圳土地市場接連被“地王”攪熱。6月2日，央企聯合體耗資83億元拿下深圳龍華新區一宗商住用地，樓面價高達5.68萬元，該樓面價與周邊在售樓盤目前的均價相當。

在深圳本地業內人士看來，雖然光明地塊總價較高，但樓面地價相對合理，不算太激進。有數據顯示，光明新區5月一手商品房價格約為42643元/平方米。

龍光地產有人士稱，幸好拍賣中沒有央企參與，否則公司不可能以目前的價格拿下光明地塊。

作為深圳本地房企，龍光地產最近兩年在深圳土地市場表現頗為激進。2015年9月、12月分別奪得龍華核心區紅山站地塊及坪山新區3宗地塊。其在2015年9月23日以112.5億元拍下的深圳北站商務核心區地塊，是深圳首宗總價過百億的土地。

龍光地產相關負責人表示，獲取此地塊後，龍光深圳區域可售資源占比已近70%。此次拿地，將進一步擴大龍光在深圳市場的影響力，是龍光持續深耕區域，精準布局、為公司未來3-5年業績增長奠定基礎的又一戰略舉措。

飛利浦照明關停深圳工廠 業務重點轉向智能互聯

飛利浦燈飾制造(深圳)有限公司近日停產解散，引發種種猜想。6月3日，第一財經記者經調查獲悉，根本原因還是飛利浦照明業務結構調整，關停傳統照明業務，目前主力的LED照明業務今後也有可能逐步轉向代工生產。

而飛利浦照明3日下午也向第一財經記者發來官方聲明稱，為了響應家居照明市場向智能互聯發展的需求並增強行業競爭力，飛利浦照明決定關閉位於深圳的飛利浦家居燈飾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事件：飛利浦關閉深圳工廠

近日，一份“飛利浦燈飾制造(深圳)有限公司關於決定提前解散的公告”的影印件在網上流傳。據這份公告，飛利浦燈飾制造(深圳)有限公司於5月31日正式停止運營，不再進行任何生產。

飛利浦燈飾制造(深圳)有限公司在這份公告中向全體員工解釋道，公司近年來經歷了經濟持續下行、成本上揚、業務不斷惡化等諸多困難，盡管公司采取了各種措施，但是仍然未來能扭轉局面，所以公司股東會及董事會不得不決定提前解散公司。

在公告中，飛利浦燈飾制造(深圳)有限公司還表示，感謝員工多年來風雨同行，公司從一個“三來一補”工廠發展至今。公司管理層將依法安置各位員工，包括依法支付離職補償待遇，具體待遇標準和離職手續辦理時間另文通告。

消息一出，引發種種猜想。有人說，繼華為手機工廠從深圳搬往東莞松山湖後，又一家大公司在深圳的工廠關閉，是因為深圳制造業的成本不斷攀升。還有人說，LED照明行業競爭加劇、價格下滑，飛利浦將深圳這家虧損工廠關閉，“割肉止損”是顧及上市公司業績。

專家分析：業務結構調整

不過，這些都可能不是根本的原因。多年跟蹤研究LED照明行業的高工產研金融服務項目總監張宏標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今後飛利浦、歐司朗等全球照明巨頭將基本不會再自己生產，這是它們一兩年前已定下的戰略方向。

張宏標說，今後的LED封裝、照明終端產品，飛利浦都將采取外包生產為主的方式，只有LED芯片還自己做。也就是說，生產委外代工，自己只負責品牌、品質管控、設計、渠道。“所以，飛利浦照明關閉一家工廠很正常。”

這跟飛利浦照明的業務結構調整也有關。張宏標說，隨著LED照明加快普及，飛利浦將陸續關掉傳統照明業務。而從收購時間判斷，飛利浦照明深圳工廠原來的業務以傳統照明為主。

公開資料顯示，飛利浦照明深圳工廠的前身是創建於1994年的威瑪詩燈飾有限公司，是當時由比利時的“Massive”與香港譽威集團合資創建的。2008年，飛利浦公司收購威瑪詩燈飾有限公司52%的股權，並於2009年10月份註冊成立了“飛利浦燈飾制造(深圳)有限公司”。2010年末，飛利浦又完成了對該公司剩余48%的股權收購，實現了100%持股。

中國照明學會秘書長竇林平也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是飛利浦照明的業務結構調整”。飛利浦照明的深圳工廠以傳統照明業務為主，淘汰傳統照明業務很正常，“飛利浦照明在上海仍有很強的研發基地”。

協會：多家LED企業生產外遷

深圳市LED產業聯合會會員服務部副部長張雅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深圳的人工、土地成本不斷上漲，飛利浦關掉不賺錢的業務很正常。

張雅萍說，LED照明行業已過了高速成長期，回歸理性增長，進入平穩發展周期，該淘汰的都遭到淘汰，有創新的企業才能繼續活下來。

她還介紹說，深圳、廣州多家LED照明上市公司，出於成本的考慮，都把生產向內地、成本更低的地方遷移。如，鴻利光電把LED封裝業務往江西轉移;雷曼股份把工廠搬到惠州;萬潤科技也把工廠從深圳搬到東莞松山湖。

“飛利浦是全球照明業的龍頭企業之一，肯定會轉向高附加值的產品和環節”，張雅萍說。

飛利浦：重點轉向智能互聯

面對外界的種種猜測，飛利浦照明也最終發聲。

在6月3日給第一財經記者發來的官方聲明中，飛利浦照明表示：為了響應家居照明市場向智能互聯發展的需求並增強行業競爭力，飛利浦照明決定關閉位於深圳的飛利浦家居燈飾制造(深圳)有限公司。飛利浦照明感謝所有員工為公司發展所做出的貢獻。飛利浦照明將按照國家有關法規，對涉及本次關閉的員工權益給予充分的保障。飛利浦照明進入中國近百年，不斷推出符合中國市場和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及解決方案，通過有意義的創新改善人們的生活品質。從1985年在中國設立第一家合資企業，到全球第二大研發中心落戶中國，飛利浦照明將一如既往地信守對中國市場的承諾。

事實上，從飛利浦分拆出來的“飛利浦照明”剛剛於今年5月27日在歐洲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上市，據說市值已達到30億歐元。

第一財經記者從有關人士處獲悉，飛利浦照明今後將重點發展智能互聯業務，關閉深圳工廠是出於業務調整考慮。由於飛利浦照明在中國有多個生產基地，今後會繼續提供產品與服務，飛利浦照明不會完全放棄生產。

3日下午，飛利浦照明還宣布，該公司的領導團隊將於美國時間6月2日，與參加第七屆世界清潔能源部長級會議的各國能源部長們會面。飛利浦照明將在會上作出承諾，到2020年銷售超過20億只LED燈泡。實現這一目標所減少的能源和汙染，預計相當於到2020年約60座中型火電站的總發電量和2400萬輛汽車產生的總排放量。與此同時，飛利浦照明還將重申其到2020年實現全球範圍內碳中和的承諾。作為其中的重要一步，希望到2016年底實現其在美國的運營全面采用可再生能源。

對接航天科技北鬥技術 深圳將發展智慧綠色交通

作為改革開放的陣地，深圳正在利用北鬥衛星等技術來提升城市交通水平。

6月17日，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與航天科技通信有限公司戰略合作簽約儀式舉行，雙方將建立合作夥伴關系，不斷探索新技術、新模式，發揮互聯網、信息化在綜合交通體系建設中的作用，推進深圳交通發展。

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徐忠平副主任和航通集團總裁王曉東代表兩家單位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航通集團是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成員企業，是面向全球市場，集硬件設計、生產、系統研發和運營服務為一體的綜合性高科技企業。

根據協議，雙方將發揮各自優勢資源，促進北鬥技術與交通領域的深度融合，優化交通產業鏈。合作內容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一是雙方從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城市管理等重點領域的實際需求出發，利用航通集團在北鬥衛星定位、地理大數據應用領域的優勢，共同推進深圳道路客、貨運行業的健康發展;

二是雙方在智能交通、綠色交通領域深化合作，深圳市交委在政策引導、數據開放等方面，航通集團在軟硬件協同等方面，利用物聯網、雲計算等新技術破解交通發展難題，提高運輸效率，為政府宏觀管理、監管業務和公共服務提供信息支持，共同推動交通運輸產業轉型升級;

三是技術支撐，雙方共同推動在深圳市開展交通信息化新技術與新產品應用及工程示範等;

四是人才培養和基地建設。航通集團為深圳交通運輸行業開展信息化培訓與學術交流等提供技術服務，共同把深圳市打造成全國交通運輸行業信息化人才培養基地。

中國最近發表的《中國北鬥衛星導航系統》白皮書指出，中國積極培育北鬥系統的應用開發，打造由基礎產品、應用終端、應用系統和運營服務構成的北鬥產業鏈，持續加強北鬥產業保障、推進和創新體系，不斷改善產業環境，擴大應用規模，實現融合發展，提升衛星導航產業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白皮書說，中國已制定了衛星導航產業發展規劃，對衛星導航產業中長期發展進行了總體部署，鼓勵國家部門與地方政府出臺支持北鬥應用與產業化發展的有關政策。努力建立競爭有序的導航產業發展環境，提高資源配置效益和效率;鼓勵並支持國內外科研機構、企業、高等院校和社會團體等組織，積極開展北鬥應用開發，充分釋放市場活力。

白皮書還說，面向智能手機、車載終端、穿戴式設備等大眾市場，實現北鬥產品小型化、低功耗、高集成，重點推動北鬥兼容其他衛星導航系統的定位功能成為車載導航、智能導航的標準配置，促進在社會服務、旅遊出行、弱勢群體關愛、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多元化應用。

第一財經記者還獲悉，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北鬥衛星導航系統高級顧問、中國探月工程總設計師孫家棟也出席了此次簽約儀式。

孫家棟有“中國衛星之父”的稱號，是中國人造衛星技術和深空探測技術的開創者之一，為中國突破衛星基本技術、衛星返回技術、地球靜止軌道衛星發射和定點技術、導航衛星組網技術和深空探測基本技術作出了重大貢獻。

“北鬥應用的發展比我預想的要快，但也是一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隨著國內自主研發的北鬥芯片模塊進入實用化階段，北鬥在大眾應用將更為廣泛。”孫家棟此前接受中新社采訪時說表示，相對於GPS(全球定位系統)，北鬥更為年輕，發展空間更大。

突破土地稀缺瓶頸 深圳計劃填海50平方公里

房價高企，土地資源稀缺，成為制約深圳發展的瓶頸之一。為了解決土地空間不足，深圳將填海50平方公里。

近日，《深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五年行動計劃(2016—2020年)》(下稱《計劃》)發布。《計劃》提出將新增填海面積50平方公里，通過拆除重建實現用地供應約12.5平方公里土地。

《計劃》以國際一流城市基礎設施標準為標桿，提出了美好的藍圖——“十三五”期間，深圳市將進一步加快推進綜合交通、資源保障、生態環境、公共安全及空間拓展共362個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項目總投資約14267億元，計劃五年完成投資約7230億元，力爭到2020年基本形成更加完備的城市基礎設施體系。

上圖為1990年前海，下圖為填海後2015年的前海

五年投178億元加大城市安全

城市安全及空間拓展計劃成為《計劃》最受關註的部分之一。具體目標是：提高防災減災能力，基本消除安全隱患，城中村環境實現根本改善;新增填海面積50平方公里，通過拆除重建實現用地供應約12.5平方公里;加快深汕特別合作區建設，加快建成起步區30平方公里城市框架。

其實，面對土地稀缺和高房價的問題，早在今年3月2日，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在一檔本土節目《民心橋》和市民溝通交流時就表示，高房價是深圳當前難解決的大問題，但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觀。未來，深圳將大量供應原特區外土地，並出臺一些政策規定不允許炒房。

他當時表示，深圳要填海55平方公里，陸地整備50平方公里左右。“深圳還有100多平方公里，大家可以想象未來還有發展空間。”

按照《計劃》，空間開發工程包括地下空間開發、填海工程、拆遷安置等。填海方面，市規劃國土委、鹽田區政府、大鵬新區管委會負責“東部海域圍填海項目”，開展包含鹽田區墟鎮填海工程等東部海域填海、陸域形成、軟基處理工程，投資93億元，時間從2016年到2024年。市規劃國土委、寶安區政府負責“西部海域圍填海項目”，進行西部海域填海、陸域形成、軟基處理等，投資180億元，時間從2016年到2025年。

《計劃》顯示，深圳未來五年將投資空間開發工程4個項目，總投資623億元，五年投資446億元;深汕合作區項目13個項目，總投資126億元，五年投資111億元。

在城市安全方面，《計劃》也重點著墨。此前光明新區余泥渣土臨時受納場發生的事故曾引起國務院高度重視。這場災害被國務院調查組認定為安全生產事故，是受納場渣土堆填體的滑動，不屬於自然地質災害。

光明事故發生後，深圳加大了城市安全管理和整治力度。此次列入《計劃》的6個公共安全工程項目，總投資178億元，五年投資178億元。《計劃》稱要突出抓好余泥渣土受納場、危險邊坡、地面坍塌、消防火災等重點地域和領域安全隱患的整治，做到“發現一個，消除一個，銷號一個”。

填海造地影響房價幾何?

作為一個濱海城市，深圳有很多地方是填海的傑作。蛇口大道、深圳灣包括濱海大道、珠江口的大鏟灣以及鹽田港口的突堤等都是填海而成。

按照《計劃》，未來五年，深圳將通過填海和拆除重建，增加62.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以深圳福田區總面積78.04平方公里，新增土地相當於福田的80%。

填海和拆除重建給深圳新增的土地空間，讓深圳發展有了新的想象空間，也牽動著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數據顯示，5月，深圳新房房價59507元/平方米，二手房均價49005元/平方米。

近期關於高房價是否影響深圳創新能力的話題不斷。一些聲音認為，高房價可能會把新的創業人員擋在深圳門外，也會導致一些科技創新企業轉移到周邊東莞、惠州等地。深圳需要為科技創新企業建立最後的庇護所，不能走香港“產業空心化”的老路。

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總裁金心異曾表示，一旦深圳第二產業比重降到40%要亮黃燈，降到35%要亮紅燈，而35%很快要實現了。這是深圳一個結構性問題。龍崗、坪山、光明這幾個區要為科技產業建立最後一個庇護所，政府要好好研究。

業內人士表示，填海和拆除重建釋放的城市土地空間，是否會緩解深圳高房價的壓力，是否會影響到深圳房地產市場的格局還不得而知，需要綜合判斷。

深圳率先落實科創新政 成果收益可拿七成讓科研人員驚喜不已

很快，深圳對科研人員的獎勵可能就不只是評職稱、漲工資了。

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召開後，作為中國科創重鎮的深圳已經率先在全國推出了落實科創體制改革精神的地方細則。根據這一新政策，深圳明確，政府所屬科研機構的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權將下放到項目承擔單位，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比例也將提高到70%以上。

深圳市政府推出的上述科技創新支持政策力度之大，讓當地科研人士驚喜不已。有科研人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據他了解，這一數字是迄今為止全國最高的。這一新政策有利於引導更多的科研機構以更大的積極性加入到科創大潮中。

深圳科創新政給予科研人員更多自主、更高收入

今年5月底，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上所提出的“深化改革創新，形成充滿活力的科技管理和運行機制”，“科技創新、制度創新要協同發揮作用，兩個輪子一起轉”的重要論述讓很多地方都關註到了成果轉化、體制創新和人才發展環境三個最關鍵的科創體制改革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前，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期出臺了《關於促進科技創新的若幹措施》、《關於支持企業提升競爭力的若幹措施》、《關於促進人才優先發展的若幹措施》，在推動科技創新、提升企業競爭力、促進人才優先發展的政策和資源供給上“三箭齊發”。

那麽，如何讓科研人員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如何提高收入?對於創新高地深圳來說，這一問題尤為重要。

創新已經成為深圳的標誌。2006年，深圳將自主創新確立為城市發展的主導戰略，主動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城市。2008年，經國家發改委批準，深圳全面啟動創新型城市創建工作，制定了全國第一部國家創新型城市總體規劃，形成了鼓勵和促進自主創新的政策體系。

一系列創新政策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2015年深圳PCT專利申請量為13308件，申請量連續十二年位居全國各大城市首位。不過，絕大多數的專利權人是企業。

對於政府所屬的科研單位的研究人員來說，在新政策出臺前，科研動力仍待提高。深圳一位科研人員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們單位沒有多少成果轉化，不到5%吧。因為即便轉化了，收益也落不到自己頭上，所以沒什麽轉化的積極性。”

他說，高校和國有研究機構科研人員的動力比較弱，科研人員想的無非是發篇論文，把職稱評上去就行了。

一位來自深圳另一家政府所屬科研機構的科研骨幹也表示，之前科技成果轉化後，骨幹人員到底能拿多少收益，並沒有明確的規定。

70%的科研人員收益比例走在全國前列

在深圳科創新政頒發之後，這一狀況有望得到改變。

根據上述深圳市政府出臺的政策，財政資金支持形成的，不涉及國防、國家安全、國家利益、重大社會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權，將下放給符合條件的項目承擔單位。

同時，單位主管部門和財政部門對科技成果在境內的使用、處置不再審批或備案，轉移轉化所得收入全部留歸項目承擔單位，處置收入不上繳國庫。允許市屬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協議確定科技成果交易、作價入股的價格。

此外，市屬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職務發明轉讓收益可以在重要貢獻人員、所屬單位之間合理分配，提高科研負責人、骨幹技術人員等重要貢獻人員和團隊的收益比例至70%以上。

深圳大學一位關註科技研發的教授告訴本報記者，迄今為止，這是他所了解到的、國內類似規定中最高的比例。“過去很多屬於財政供養的事業單位，科研人員在將科研成果孵化成產品並推向市場時，遇到的阻力很大。即便是推向市場後，科研人員的收益也經常會遭到層層克扣，真正的研發人員得不到太多的收益。”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區域發展規劃研究所副所長劉國宏對本報記者表示，深圳科研資金改革創新一直走在了全國前列，2013年深圳科研資金改革方案就已開始轉變，試圖更多地發揮專業機構的作用，推進科技計劃項目。“而這一次則直接對政府所屬科研機構放權讓利，對激發這些科研機構及其人員積極性無疑會有重大作用。”

有利於彌補深圳科研院所短板

一直以來，深圳的科技創新以企業為主導。在深圳，即便是中小企業，在創新活動中也是非常活躍的。他們能夠敏銳地捕捉到技術創新成果，並迅速把技術轉化為產品，組建企業，進而打造一個產業鏈條。

深圳的自主創新也因而形成了一個最大的特色，即 “四個90%”：90%以上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研發資金來源於企業、90%以上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職務發明專利生產於企業。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信息部部長鄭宇劼告訴本報記者，早在2000年左右，深圳就形成了上述創新格局。從積極方面來說，深圳在嚴重缺乏國家科研投入的背景下，闖出了自己的一條生路。但這同時也是深圳的短板之一。

高等院校和研發機構較少，加上政府所屬科研機構人員動力不強，深圳一直被視為一座缺乏源頭創新的城市。而上述政策有望推動彌補這一短板。

鄭宇劼說，深圳在創新上，最早只是模仿，在第二個階段是追趕式創新，現在正向源頭、引領式創新邁進。但是走到這個階段之後，就不僅僅是企業的事了。“比如說，華為已經走到了行業內全世界領先的位置，靠它一家企業再去突破就很難了，一定要有科學發現，而這是政府的事情。”

他說，企業的職能是利用公共的科學發現，去進行產業化，而科學發現本身應該由政府來完成，政府應該在創新的上遊來投入。深圳不能永遠停留在“四個90%”。

深圳市政府也在加大對科研機構的扶持。深圳從“十二五”到現在，成立了上百家新型研發機構。

所謂新型研發機構是指以多主體的方式投資，采取院校與政府、企業共建，或者企業自建等多樣化的模式組建，企業化的機制運作，主要從事研發及其相關活動，投管分離、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新型法人組織，在運作方式上，打破了傳統科研機構的“鐵飯碗”。深圳的華大基因、清華大學研究院等被稱為新型研發機構的代表。

鄭宇劼說，這些研發機構在體制上多種多樣，有些是事業單位，有些是民辦非企業單位，但是大多受政府資金支持。

從“十二五”開始，深圳的科技創新戰略也逐漸從應用型創新向上遊方向走，開始承擔國家大型項目，比如國家基因庫，大亞灣的中微子實驗室等。

按照深圳市的規劃，未來十年，大概有10所中外合作、以理工科為主的學院興建。鄭宇劼說：“這意味著深圳的公共性的科研投入將越來越高，‘四個90%’的狀況可能會有所改變。”

深圳：利用創業板單獨層次 支持尚未盈利互聯網和高新技術企業上市

未來，深圳尚未盈利的互聯網和高新技術企業可能不用再發愁資金問題了。

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期出臺了《關於促進科技創新的若幹措施》、《關於支持企業提升競爭力的若幹措施》、《關於促進人才優先發展的若幹措施》，在推動科技創新、提升企業競爭力、促進人才優先發展的政策和資源供給上“三箭齊發”。

其中一條頗為引人註目：鼓勵企業通過上市、再融資、並購重組等多種方式籌措資金，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利用深交所創業板設立的單獨層次，支持深圳尚未盈利的互聯網和高新技術企業上市融資。

在深圳市科技創新支持政策出臺之前，今年5月底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召開。大會提出，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目標是，到2020年時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2030年時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使我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

科技創新已經成為深圳的一大亮點。在經濟增速放緩之時，深圳的一大批高科技創新企業崛起，已經成為深圳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深圳創新政策還包括很多有分量的舉措。在激發國有企業創新活力上，推動轉制科研院所、高新技術企業、科技服務型企業實施管理層和核心骨幹持股，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30%。支持國有企業提高研發團隊及重要貢獻人員分享科技成果轉化或轉讓收益比例，具體由雙方事先協商確定。試行獎勵支出和學科帶頭人、核心研發人員薪酬在企業預算中予以單列。

允許國有企業按規定以協議方式轉讓技術類無形資產。采用許可使用方式轉化科技成果，試行國有企業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所得收入作為企業上繳利潤抵扣項。

此外，深圳市政府也支持國有企業加大創新投入，實現規模以上工業類國有企業研發機構全覆蓋。每年在國資預算中新增1億元，實施重大技術攻關項目與應用示範。采取國資預算資本金註入、無息和低息借款、增加獎勵等方式，增強國有企業創新能力。

在完善成果轉化激勵機制方面，下放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權。將財政資金支持形成的，不涉及國防、國家安全、國家利益、重大社會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權，下放給符合條件的項目承擔單位。單位主管部門和財政部門對科技成果在境內的使用、處置不再審批或備案，轉移轉化所得收入全部留歸項目承擔單位，處置收入不上繳國庫。允許市屬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協議確定科技成果交易、作價入股的價格。

同時，提高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比例。市屬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職務發明轉讓收益可以在重要貢獻人員、所屬單位之間合理分配，提高科研負責人、骨幹技術人員等重要貢獻人員和團隊的收益比例至70%以上。

在改革財政科技資金管理制度上，改革政府科技部門管理職能，逐步建立依托專業機構管理科技計劃項目制度。完善財政科技資金股權投資、貸款貼息、風險補償等市場化手段支持技術創新機制。允許符合條件的事業單位代持政府股權投資形成的階段性股權，並可按照協議約定退出。

同時，增強科技計劃項目承擔單位的自主權。項目資助資金不設置勞務費比例，允許按規定在勞務費中開支“五險一金”;提高人員績效支出比例至資助金額50%;會議費、差旅費、國際合作與交流費可自行相互調劑使用。事後資助項目、股權投資項目資金不再限定具體用途，由承擔單位自主用於研發活動。

在加快建設各類高水平創新載體上，資金支持力度頗大。其中，支持承擔國家工程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企業技術中心、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等國家級重大創新載體及其深圳分支機構建設任務，予以最高3000萬元支持。

支持承擔省、市工程實驗室、重點實驗室、工程中心、技術中心、公共技術平臺等各類創新載體建設任務，予以最高1000萬元支持。

支持以著名科學家命名並牽頭組建，或者社會力量捐贈、民間資本建設科學實驗室，可予以最高1億元支持。

在強化金融對科技創新的服務支持上，深化外商投資企業股權投資(QFLP)試點，鼓勵境外資本通過股權投資等方式支持本市創新型企業發展。開展股權眾籌融資試點，支持科技型企業向境內外合格投資者募集資金。規範發展網絡借貸，拓寬創新型中小微企業融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