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被罰2.6億的快播起訴深圳監督局案今開庭 四大爭議待解

6月21日上午9點，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訴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有關2.6億罰款一案，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官方網站進行庭審直播。值得註意的是，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將作為原審第三人，參加本次庭審。

此次案件的背景是，2014年3月18日，騰訊公司向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投訴稱，快播公司侵害了其享有的涉案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請求予以查處。2014年6月26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快播公司立即停止侵權行為，並處以非法經營額3倍的罰款26014.8萬元人民幣。

快播公司不服該處理決定，在法定期限內向廣東省版權局申請行政複議。

但在一審中，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知行初字第2號行政判決，駁回快播公司的訴訟請求。隨後，快播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對涉案事項無行政處罰職權、行政程序違法以及行政處罰的依據不足、行政處罰的數額不當等為由，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決定公開開庭審理本案。

第一財經記者在現場庭審直播中看到，雙方爭議的焦點仍在於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職權範圍，包括四點：1、市場監管局是否有職權?2、執法程序是否合法?3、市場監管局認定快播侵犯騰訊網絡傳播權並侵犯公眾利益是否有法律依據?4、處罰金額是否適當?

上訴人(原審被告：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稱，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主體錯誤，也就是深圳局監管局督察大隊不存在，應該由版權局來執法，並且處罰程序違法。

“由於市場監督局加掛了知識產權局的牌子，市場監督局具有凸顯知識產權職能，但是地方政府的組織法規定，加掛牌子之後，市場監督局對知識產權行政管理處罰，必須以知識產權局的名義做出處罰行為。但為了方便，市監局在執法過程中直接使用了自己的公章，這是明顯的執法主體錯誤。”

被上訴人則表示，市場監管局有對知識產權進行監管和保護的職責。

“市場監管局依據100號文，具有知識產權監管保護職責，並根據某執法公告，擁有知識產權執法主體資格。加掛牌子後，知識產權局並沒有得到執法資格。直到2014年6月，都沒有新的執法主體出現。因此本案的執法主體就應該是監管局。”

而對於快播的內容是否構成侵權，雙方也進行了激烈辯論。

上訴人認為，快播是網絡服務提供商，屬於中立性質。侵權小網站、侵權視頻和快播無關。如果小網站侵害了第三人的信息網絡盤播放權，那麽侵害人是小網站。個別員工的郵件證據，並非公司決定，不是公司行為。而本案只有一個投訴人，沒有侵害公共利益。第三人在之前民事訴訟中主張的侵權金額，遠遠小於監督局所支持的第三人主張的金額。

被上訴人則認為，快播因侵權被訴的案件數量很多，且法院都已經判定侵權，構成侵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國家版權局簽發的責令整改通知書表明，快播嚴重擾亂了網絡傳播秩序，損害了公眾利益。

騰訊代理人在公開審理上表示，快播是侵犯公共利益，不僅僅是騰訊一家，其侵權對象是全行業的正版版權內容，快播從未花過一分錢購買正版版權。不僅如此，騰訊代理律師還表示，國家版權機關認定快播的行為是侵權行為後，發出過整改通知書，但是在整改期內，快播依然“我行我素”大肆侵權。

“快播和依托快播形成的盜版視頻產業鏈，給版權權利人帶來了巨大損失，打擊盜版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系統工程。我們將和整個行業一起，一如既往地堅守正版，凈化網絡空間，維護互聯網視頻版權市場的良好秩序。”針對此次案件，騰訊官方在對第一財經記者的回複中表示，一直以來，騰訊投入大量資金，引進優秀版權作品，同時不斷創新商業模式，與很多正版視頻平臺進行合法的版權授權。

截至記者發稿前，庭審仍在繼續。

創辦於2007年的快播，其成功正是得益於P2P技術開發的qvod流媒體點播系統。這個點播系統由快播服務器軟件和快播網頁播放器組成。快播服務器軟件可以讓電影站站長輕松地發布和管理其影視資源，快播網頁播放器可內嵌在任何支持快播控件的頁面上。

一些大大小小的視頻網站依附快播生存，比如奇熱網、全集網、德華影視等。這些視頻網站大部分都不會購買版權，而是提供盜版內容。

雖然有“避風港原則”，快播只是提供了技術，但這也讓快播飽受“盜版與淫穢色情內容平臺”的詬病。

案情回顧：

2014年3月18日，騰訊公司向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投訴稱，快播公司侵害了其享有的涉案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請求予以查處。

2014年3月18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向深圳市鹽田公證處申請證據保全公證。

2014年5月20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向快播公司送達《行政處罰告知書》。快播公司於2014年5月23日提出聽證申請。

2014年6月17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召開了聽證會，快播公司、騰訊公司各自委托律師參加並陳述意見。

2014年6月26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作出深市監稽罰字[2014]123號《行政處罰決定書》，決定：一、責令立即停止侵權行為;二、處以非法經營額3倍的罰款26014.8萬元人民幣。上述處理決定書加蓋了“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案件專用章(011)”。快播公司不服上述處理決定，在法定期限內向廣東省版權局申請行政複議。

2014年9月11日，廣東省版權局做出《行政複議決定書》，維持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行政處罰決定。快播公司在法定期限內起訴至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請求判令撤銷《行政處罰決定書》。

2014年11月6日，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將案件移送至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知行初字第2號行政判決，駁回快播公司的訴訟請求。

深圳科協原主席：華為無人區困惑凸顯開放式創新短板

華為年報顯示，2015年其在創新研發上的投入已超過1000億元，這個數字遠超蘋果(據Strategy & Show數據，蘋果2015研發投入6億美元，約合42億人民幣)，但在今年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華為領導者任正非還是提到了華為進入無人區的迷茫。6月19日，在華大藍色彩虹孵化平臺啟動儀式上，深圳科協原主席、源頭創新百人會秘書長周路明認為，這種後繼乏力暴露出華為在開放式創新上的短板，也暴露出國內創新產業上的不足：缺少能夠快速創新的高質量中小企業

周路明認為，相比之下，蘋果構築了良好的開放創新生態，因此雖然其研發投入不多，但在創新效率上卻能趕超華為。

在今年WWDC上，蘋果宣布公開旗下軟件Siri，提供開發者應用。截至今年6月，蘋果平臺上的開發者數量已經達到1300萬，比去年新增200萬，這些開發者為蘋果提供源源不斷的免費軟件應用開發資源。雖然蘋果系統是閉環，但其形成了獨有的開放式創新生態，將技術開發交給適合的人才和公司進行。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在過去四個季度中，蘋果收購了15家公司，大部分為名不見經傳的中小企業，從提供攝像頭、GPS等傳統手機模塊以及內置軟件的公司到人工智能、增強現實等前沿技術的公司，蘋果均有涉足。相對而言，華為收購的中小企業則少很多。從華為在創新上的短板也能看出國內創新產業上的不足：缺少能夠快速創新的高質量中小企業。“國外的產業和中國非常不一樣的就是國外真正的創新不是跨國公司，而是中小公司。華為在創新的生態中沒有很多的小企業給它提供並購，來支撐它的發展。”周路明表示。

因此，周路明認為要解決華為及國內大型企業的無人區困惑，應該將開放式創新與國際協同創新相發展，跨國企業將自己生態開放出來，對於企業創新持續發展有所幫助。

“以前，中國的創新實際上由政府承擔了組織者的身份，但是現在來看非常不適合。”在周路明看來，隨著全球創新鏈壓縮，大型企業或者行業內領先者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以前全球創新的資本、創新鏈拉得非常長，不同的環節有不同的創新組織來完成，現在一個組織都能承擔起創新鏈全部的工作，比如華大和蘋果。”在這個壓縮過程中，市場需求對於基礎研究環節產生重要作用，這也意味著企業提高創新效率，必須舍棄不適合市場需求的研究項目。

“目前，中國的需求端越來越趨於高級化，甚至比美國、歐洲更高級，這個高級化帶來的結果對創新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周路明說。

當然，中國創新也有其天然優勢，在周路明看來，國內在制造業配套上的優勢能夠有助於企業形成更好的開放生態。

深圳貢獻95%民用無人機出口量 行業級應用遞增

2016深圳國際無人機展覽會在深圳會展中心開幕。此次展會由深圳無人機行業協會及中國無人機產業聯盟主辦，主要聚焦無人機行業級應用，總參展商超過110家，展示無人機在安防、災難救援、物流等專業領域的應用。

國家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大陸出口無人機89.1萬架，同比增長達到427.2%，出口金額達到5.15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2.7億元)，主要出口地區依次是香港、北美和歐盟，而香港地區的機器大部分會被轉運到北美和歐洲。

作為無人機之都，深圳各口岸出口的民用無人機占全國總量的95%以上。2015年深圳市出口無人機30.9億元，比2014年增長7.2倍。其中，深圳品牌大疆創新無人機為主要出口產品。根據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數據，自從2015年底美國無人機註冊制度實施以來，大疆創新一直是全美無人機註冊數量最多的品牌。

同時，無人機在航拍、農林、安防等領域的運用也在逐步增加，預計這三大領域未來市場規模將超過百億元，在電力、物流等新興領域應用也具有較大潛力。

國鷹航空的無人飛行器均搭載自主研發的“神經元”只能自適應導航控制技術，能夠保證飛行器在無人操控的情況下實現自主飛行。

深圳智航展出的物流無人機，載重5公斤，順豐投資其種子輪。智航工作人員表示，目前此款機型還在內測中，未來將為順豐送快遞。

在此次展會中，大疆創新並沒有無人機參展，而是贊助了與展會同期舉行的無人機競速比賽。在展會現場，其展示了多旋翼電子調速器，據悉，該調速器針對競速機型設計。

無人機競速比賽現場待飛的無人機

飛手用虛擬現實設備操控無人機

作為“會飛的傳感器”，未來無人機不僅能夠扮演快遞員和警察的角色，還能為工業4.0提供更為精確的數據流。以農業為例，無人機巡檢技術運用到農業領域能夠更清晰地觀察農作物長勢、自然災害等信息，這些信息除了能夠精確指導耕種，還能將搜集的相關數據實時傳輸給大宗商品分析師，以判斷全球農作物期貨走勢。

被罰2.6億的快播起訴深圳監督局案今開庭 四大爭議待解

6月21日上午9點，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訴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有關2.6億罰款一案，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官方網站進行庭審直播。值得註意的是，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將作為原審第三人，參加本次庭審。

此次案件的背景是，2014年3月18日，騰訊公司向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投訴稱，快播公司侵害了其享有的涉案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請求予以查處。2014年6月26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快播公司立即停止侵權行為，並處以非法經營額3倍的罰款26014.8萬元人民幣。

快播公司不服該處理決定，在法定期限內向廣東省版權局申請行政複議。

但在一審中，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知行初字第2號行政判決，駁回快播公司的訴訟請求。隨後，快播公司不服一審判決，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對涉案事項無行政處罰職權、行政程序違法以及行政處罰的依據不足、行政處罰的數額不當等為由，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決定公開開庭審理本案。

第一財經記者在現場庭審直播中看到，雙方爭議的焦點仍在於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職權範圍，包括四點：1、市場監管局是否有職權?2、執法程序是否合法?3、市場監管局認定快播侵犯騰訊網絡傳播權並侵犯公眾利益是否有法律依據?4、處罰金額是否適當?

上訴人(原審被告：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稱，被上訴人(原審被告：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主體錯誤，也就是深圳局監管局督察大隊不存在，應該由版權局來執法，並且處罰程序違法。

“由於市場監督局加掛了知識產權局的牌子，市場監督局具有凸顯知識產權職能，但是地方政府的組織法規定，加掛牌子之後，市場監督局對知識產權行政管理處罰，必須以知識產權局的名義做出處罰行為。但為了方便，市監局在執法過程中直接使用了自己的公章，這是明顯的執法主體錯誤。”

被上訴人則表示，市場監管局有對知識產權進行監管和保護的職責。

“市場監管局依據100號文，具有知識產權監管保護職責，並根據某執法公告，擁有知識產權執法主體資格。加掛牌子後，知識產權局並沒有得到執法資格。直到2014年6月，都沒有新的執法主體出現。因此本案的執法主體就應該是監管局。”

而對於快播的內容是否構成侵權，雙方也進行了激烈辯論。

上訴人認為，快播是網絡服務提供商，屬於中立性質。侵權小網站、侵權視頻和快播無關。如果小網站侵害了第三人的信息網絡盤播放權，那麽侵害人是小網站。個別員工的郵件證據，並非公司決定，不是公司行為。而本案只有一個投訴人，沒有侵害公共利益。第三人在之前民事訴訟中主張的侵權金額，遠遠小於監督局所支持的第三人主張的金額。

被上訴人則認為，快播因侵權被訴的案件數量很多，且法院都已經判定侵權，構成侵權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國家版權局簽發的責令整改通知書表明，快播嚴重擾亂了網絡傳播秩序，損害了公眾利益。

騰訊代理人在公開審理上表示，快播是侵犯公共利益，不僅僅是騰訊一家，其侵權對象是全行業的正版版權內容，快播從未花過一分錢購買正版版權。不僅如此，騰訊代理律師還表示，國家版權機關認定快播的行為是侵權行為後，發出過整改通知書，但是在整改期內，快播依然“我行我素”大肆侵權。

“快播和依托快播形成的盜版視頻產業鏈，給版權權利人帶來了巨大損失，打擊盜版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系統工程。我們將和整個行業一起，一如既往地堅守正版，凈化網絡空間，維護互聯網視頻版權市場的良好秩序。”針對此次案件，騰訊官方在對第一財經記者的回複中表示，一直以來，騰訊投入大量資金，引進優秀版權作品，同時不斷創新商業模式，與很多正版視頻平臺進行合法的版權授權。

截至記者發稿前，庭審仍在繼續。

創辦於2007年的快播，其成功正是得益於P2P技術開發的qvod流媒體點播系統。這個點播系統由快播服務器軟件和快播網頁播放器組成。快播服務器軟件可以讓電影站站長輕松地發布和管理其影視資源，快播網頁播放器可內嵌在任何支持快播控件的頁面上。

一些大大小小的視頻網站依附快播生存，比如奇熱網、全集網、德華影視等。這些視頻網站大部分都不會購買版權，而是提供盜版內容。

雖然有“避風港原則”，快播只是提供了技術，但這也讓快播飽受“盜版與淫穢色情內容平臺”的詬病。

案情回顧：

2014年3月18日，騰訊公司向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投訴稱，快播公司侵害了其享有的涉案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請求予以查處。

2014年3月18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向深圳市鹽田公證處申請證據保全公證。

2014年5月20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向快播公司送達《行政處罰告知書》。快播公司於2014年5月23日提出聽證申請。

2014年6月17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召開了聽證會，快播公司、騰訊公司各自委托律師參加並陳述意見。

2014年6月26日，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作出深市監稽罰字[2014]123號《行政處罰決定書》，決定：一、責令立即停止侵權行為;二、處以非法經營額3倍的罰款26014.8萬元人民幣。上述處理決定書加蓋了“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案件專用章(011)”。快播公司不服上述處理決定，在法定期限內向廣東省版權局申請行政複議。

2014年9月11日，廣東省版權局做出《行政複議決定書》，維持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行政處罰決定。快播公司在法定期限內起訴至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請求判令撤銷《行政處罰決定書》。

2014年11月6日，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將案件移送至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知行初字第2號行政判決，駁回快播公司的訴訟請求。

調研發現深圳企業走出去“狼性十足” 11%的企業已全球化

22日，深圳市政府部門和民間咨詢機構聯合發起的一項針對當地企業全球化程度的調查顯示， 66家上榜企業正處在“一腳門里，一腳門外”的關鍵階段。

這些優秀的企業不僅包括華為和中興等發展非常成熟的企業，也包括一批靜悄悄湧現出的、以高科技為主導的新銳公司。

上述民間咨詢機構華也國際的副總裁喬遷介紹，在調研的企業中，50%的企業還位於出口階段，39%的企業進入了區域型的跨國企業階段，只有11%的企業真正達到了全球性企業的程度。

深圳高新技術企業雲集，被譽為“創新之都”。這項調查對於了解全國企業的全球化來說，或許具有代表意義。

深圳研發投入和經濟表現搶眼

調查項目名稱為“2016年全球化·深圳100”，由深圳市福田區經濟促進局、南山區經濟促進局和華也國際聯合發起。

華也國際CEO葉雪泥介紹，一開始他們想要做100個樣本，但困難重重。“其中一個困難是數據不全，政府給的大部分數據是進出口和納稅狀況，參考性並不強。采集數據的過程非常艱巨，最後只能做了60多個樣本。”

上述調查報告不是按照企業的固定資產總和或年收入對深圳企業進行排名，而是通過對企業的全球化成熟度進行排名，包括管理及人才、合作模式、研發等九個要素。

調查主要聚焦於深圳的四大核心行業，分別為：高技術、健康醫療、新能源和新型材料、個人消費品及服務。

為什麽深圳會成為一家國際咨詢公司選取樣本之地?深圳的特殊性在哪里?

這和深圳目前的對外投資規模密切相關。深圳副市長艾學峰在當天的論壇上表示，2015年深圳對外投資規模居全國大中城市前三，對外承包工程規模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一。

深圳市政府也在努力實現“到2020年培育形成一批新的本土跨國企業、本土企業進入世界500強的數量達到8至10家”的目標。

葉雪泥則認為，深圳研發投入大，發展後勁足。此外，經濟增長快，GDP總額對全球經濟都有影響。

作為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2015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4.05%，PCT國際專利申請1.33萬件，占全國46.9%，連續十二年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

2015年，深圳GDP總值也達到1.75萬億余元，和新加坡的GDP總量非常接近，差不多是一個交叉點。

但是，深圳的GDP增幅遠遠高於新加坡。2015年，深圳GDP增幅為8.9%，而新加坡的GDP增幅為2.0%。

在深圳GDP引人註目的背後，是深圳高新企業的快速發展以及對當地GDP的大力拉動。今年一季度，深圳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9.6%和11.9%，分別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75.8%和67.3%。

大批新銳企業成為深圳沖刺全球化的生力軍

造就這些亮眼的數字的，除了華為和中信等發展成熟的企業之外，還有一大批新銳企業。

報告發現，深圳的全球化新銳型公司，數量眾多，素質良好。這些公司全球化戰略目標清晰而堅定，行動敏捷，不畏艱險，在技術、產品進軍世界市場中，淩厲而兇猛，猶如“雪豹”。

這些企業多以初創型為主，以高技術為導向，自企業在本土成立之初就具備國際化的特征和全球化視野，其產品和服務也是針對國際市場，定位於全球。

報告稱，這一大批全球化新銳公司幾乎是靜悄悄的湧現，形成了深圳沖刺全球化戰略目標的生力軍。

為什麽這些企業會集中地出現在深圳?

深圳一位研究區域經濟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珠三角的企業，尤其是深圳的企業，大多是民營企業，這些年在摸爬滾打中，充分地經歷了市場的洗禮，狼性十足，對市場的風向非常敏感，企業活力很強，這也創造了深圳這種適合初創企業打拼的氛圍，吸引了眾多後來者。

而在葉雪泥看來，深圳這座從小漁村發展而來的城市非常年輕，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八九歲，“這個城市也有著非常完整的供應鏈和創新的氣候。”

新銳企業代表人物之一黃源浩對這句話感受頗深。他是一位3D傳感器生廠商，3年多以前從美國回來創業。

對他來說，完善的硬件產業鏈是他最終決定將企業設在深圳的主要原因。他告訴本報記者：“深圳的創新創業環境是最好的，因為周邊的代工廠多，原材料供應商也多，硬件產業鏈完善。這對於做智能硬件來說，無疑是最好的地方。”

另一家新銳企業光峰光電早在13年前就在美國創辦了，但是10年前搬到了深圳。企業創始人李屹回憶起當時的決定說：“那時候覺得深圳是一座沈得下心的城市，我們願意在這里待下來，一步一步地走。”

他補充道：“當時影響我來深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華為。華為這個公司能夠沈得下心來，我覺得在它身上能看到深圳的影子。”

王石現身深圳論壇 稱萬科今年將成500強中唯一純地產公司

22日，在深圳市政府部門和民間咨詢機構聯合舉辦的企業全球化論壇上，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王石表示，今年預計萬科可以進入世界500強，並成為唯一一家純房地產公司。

上述論壇全稱為“中國企業全球化創新大會暨«2016全球化·深圳100研究報告»發布會”，由深圳市福田區經濟促進局、南山區經濟促進局和華也國際聯合發起。

王石在談到萬科的國際化進程時說：“房地產比較特別，它是一個地方屬性非常強的業務，在世界 500 強中房地產企業應該是不多的，原來有 3 家，後來在美國次貸危機時被踢出了。”

他說，萬科的國際化有幾個目的。第一個是學習，尤其是向工業發達國家學習。萬科目前投資的地方，除了新加坡和香港之外，重點的投資區域就是紐約、舊金山、西雅圖和倫敦，下一步的投資地應該是巴黎和柏林。

第二個是建立國際網絡，給國內的萬科業主提供國際化的服務。由於房地產地方屬性非常強，萬科未來90%的市場還是在中國。

目前，萬科提供的物業服務、管理住房服務覆蓋將近500萬的消費者，預計未來十年至少增加到6000萬，這相當於一個意大利的人口。這麽龐大的人數將為萬科的業務提供潛在的服務對象。

他說：“實際上，現在萬科相當多的業主有一些新需求，比如旅遊、投資、移民、學習和深造。萬科可以建立一個國際網絡給這些客戶提供國際服務，比如說你的小孩要到舊金山、波士頓去學習，我們就提供這樣的信息，當然這些信息是免費的。我們的目的是，如果你的親戚要買房子了，你回國要買房子了，那麽你們就買萬科的房子吧，這就是我們萬科的邏輯。”

萬科國際化投入的時間不是很長，規模也不是很大，3年時間整個投資規模在100億元左右。但是王石認為，整個國際化進程非常順利。

他說，萬科遵循契約精神是主要原因。“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講究血緣和地緣。國際上也講這些，但是相對於中國來說就弱化得多。在西方，更多的商業講的是契約精神。我們可以不認識，我們可以沒有親情，我們讓律師簽訂合同，委托律師辦理，違反合同就有補償機制。萬科就遵循這麽一個原則。”

他舉了一個例子：萬科和新加坡一家投資公司成立了一個合資公司，各占50%的股份，通過契約彼此建立起了緊密和諧的合作關系。

他說：“當然，董事會有董事長、副董事長討論公司的決策和方向。但是具體運作的時候，新加坡的公司是100%地把這家公司委托給萬科的團隊：投資項目不超過10億的不用報批董事會批準，只是報備，超過這個規模要董事會決定。我們現在操作的項目有30多個，合作了十幾年。對方沒有派一個人過來，既沒有財務總監也沒有財務總經理。”

深圳醫改再出重拳：自建藥品“團購”平臺 每年節約20多億

在頗受詬病的藥品采購價格改革上，深圳又將迎來一個重磅動作。

7月5日，深圳市衛計委公布《深圳市推行公立醫院藥品集團采購改革試點實施方案》。根據方案，自本月起，當地各家公立醫院將不再通過廣東省藥品交易平臺單獨進行藥品下單采購，而是將訂單交給深圳市自建的采購平臺，由平臺統一大批量的“團購”，提高議價權，壓低過高的藥品價格，同時確保藥企生產低價藥有利可圖。

這意味著，深圳將是全國首個通過自建平臺來集中采購藥品的城市。當地官方人士預計，藥品采購總費用將至少降低30%。

未來，深圳的患者可能不會為藥價太高而發愁，也不用擔心廠家不生產低價藥了。

公立醫院藥品采購費可年減20億

在此之前，深圳在公立醫院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先行先試的探索，包括與香港合作成立了後來成為全國公立醫院行政體制改革樣本的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以及創辦了整合轄區內公立醫院、力圖資源共享的羅湖醫院集團等。

在本次的藥品價格改革中，深圳市各公立醫院不再每月采購一次，而是按年度報送采購量給統一的平臺，並承諾購足預期采購量的80%以上。集中采購總量後，該平臺再組織定點生產和定點采購，壓縮藥品流通環節，降低采購成本。

在為期一年的試點期內，深圳公立醫院集中采購的藥品總費用，預計將比2015年在廣東省平臺上采購同等數量品規的藥品總費用下降30%以上。

深圳市衛計委醫政處處長李創在當天的發布會上說，30%是經過專家測算後得出的一個合理的數字。“在全國來說，深圳和廣東省的藥品采購價格算是比較低的。但是從國際上來看，這一價格還有降低的空間。”

他透露，2015年，深圳公立醫院的藥品采購總費用為79億元。這意味著，改革後，一年有望節省20多億元。

方案也提出，要提高臨床合理用藥水平，到2017年，全市公立醫院藥品收入占業務收入的比例下降到27%以內。

李創解釋：“這里的27%不是指公立醫院在藥品售出環節賺取了利潤，而是指藥品的售出金額占總收入的比例。深圳的公立醫院采取藥品零加成政策，多少錢買進來就多少錢賣出去。”

2012年2月，深圳市公立醫院藥品“零加成”政策正式實施，深圳成了全國第一個取消藥品加成的大城市。深圳本地醫保參保人持醫保卡到全市公立醫院購藥，西藥便宜幅度高達15%，中藥這一數字則是25%。

醫院議價能力將提高

方案提出，要制定深圳市公立醫院《集團采購目錄》，適度降低全市公立醫院藥品采購總品規，提高同一種藥品的采購量。

此外，《集團采購目錄》應覆蓋全市公立醫院采購金額排名前80%的藥品，以及常用低價藥、婦兒專科藥、急救搶救藥、市場短缺藥品，並明確每一種藥品的通用名、劑型、規格，該目錄每年調整一次。

《集團采購目錄》也實行“一品兩規”，同一通用名稱藥品的品種，註射劑型和口服劑型各不得超過2種，處方組成類同的複方制劑1-2種，兼顧成人和兒童用藥需要，因特殊診療需要使用其他劑型和劑量規格藥品的情況除外。

深圳公立醫院的一位醫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地醫院在藥品的采購上，將近80%的金額是集中在20%的品種上。以前廣東省的采購平臺上雖然有上萬種中標的藥品數量可以選擇，但是大部分是用不上的。“醫院只需要選擇1000多種藥品，但要和太多的生產企業接觸，去比較各家價格的高低，這浪費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他補充道：“按照以前的模式，深圳每家醫院都要單獨和廠家議價，這導致醫院的議價能力很弱，一個成本幾毛錢的藥可能給你賣到幾十元的價格。並且，如果醫院規模小的話，沒有多少廠家願意搭理你。”

李創解釋，廣東省平臺中標藥品數量上萬種，而全市公立醫院常用藥品僅1000多種。由於可選擇用藥範圍廣，不僅造成同一種藥品的采購量分散，而且給醫藥代表搞變相促銷留下了巨大空間。

他說，全省各醫療機構在省交易平臺上單獨下單采購，每月競價一次，造成單次采購量分散，難以形成“量價掛鉤、以量控價”的議價談判動力。

監管采購平臺成為重中之重

深圳自建采購平臺是指，遴選1家熟悉藥品特性和價格波動的藥品經營企業，作為第三方集團采購組織。全市公立醫院將一年需要采購的所有藥品“打包”後，統一交由其采購，並限定最高采購總費用。

上述醫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以前醫院一個月采購一次藥品，可能一兩個月就會換一個廠家。頻繁的更換藥品廠家可能達到了招標的目的，但是對慢性病患者的用藥效果來說是不利的。

他舉例說，有些高血壓病人吃了藥後，需要一段時間觀察療效，減少不適應感，或者調劑量。如果生產廠家更換的話，病人的用藥習慣得不到尊重和照顧。

根據方案，這家藥企也必須承諾，一年的試點期內，受委托集中采購的藥品總費用，應比2015年在省平臺上采購同等數量品規的藥品總費用下降30%以上。

那麽，如何防止這家藥企為了壓低價格而采購質量低劣的藥品?又如何防止它出現市場壟斷?

李創表示，要求集團采購組織在遴選藥品品牌時，應兼顧不同質量層次藥品，並充分聽取市公立醫院藥事專家委員會的意見。同時，加強藥物不良反應監測，對出現質量和安全問題的藥品，不得列入《集團采購目錄》。

他補充道：“這家藥企不得直接參與《集團采購目錄》內藥品生產和配送服務，各品規藥品的配送企業由集團采購組織與公立醫院協商確定。”

深圳醫療系統的一位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深圳的藥品采購模式在全國來說可謂開創了先河，只要監管得當，就不用擔心路走偏了。“原來國家規定必須以省級為單位采購，從去年開始允許以市為單位試點。目前，也有極個別城市已經試點，但只是對個別藥品進行集團采購。”

他說，這種集團采購模式在美國非常成功。醫院與采購方簽訂的合同在設計時，就對藥品質量和價格監管方面的條文非常嚴格。

上百萬外來人才半數沒房，“地渴”深圳只有填海救急

“靠海吃海”，填海造地對於深圳來說毫不陌生。深圳現在很多繁華之地，如前海、後海中心區、深圳西站、深圳國際機場都曾是一片汪洋大海。

面臨用地窘境，地王頻出的深圳，未來5年將繼續填海工程，按照2016年6月出臺的《深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五年行動計劃(2016~2020年)》(下稱《計劃》)，深圳將再填海50平方公里。

填海計劃的出臺並不突然。早在今年3月，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做客當地直播節目時，就“提前預告”了填海、陸地整備等決策。

填海造地似乎成為解決深圳開發強度日益增大、空間不足現狀的主要方式之一。

然而，公眾對於填海的關註，並不局限於填海是否能夠緩解高房價帶給深圳人的壓力，還包括一系列值得思考的系統性問題：比如深圳為何要持續填海造地?填海與拆遷重整相比成本如何考量?未來5年，填海工程將給土地資源稀缺的深圳城市格局帶來什麽影響?

未來有幾百萬人口流入

經過30多年的開發利用，土地資源本就稀缺的深圳幾乎進入無地可用的境地。全市土地面積約為1997平方公里，相當於北京市的八分之一，上海的約三分之一，廣州的約四分之一。早在2005年，深圳就將全市陸地總面積的一半土地劃入基本生態控制線，這部分土地面積共計974.5平方公里，使得可供發展的土地僅剩1000平方公里左右。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說，深圳面積小，開發強度已經到了48%，在北上廣深四大城市中開發強度是最高的。聯合國宜居宜業城市標準為開發強度在20%左右，顯然，深圳已遠遠突破這一標準。

同時，近年來，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推進，深圳產業經濟發展在全國一路領先，新增人口不斷增長。曲建認為深圳的中小學生增長量值得關註——他們需要家人照顧，中小學生人口的增長成為城市人口整體增長的標誌。據深圳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5年，深圳在校中小學生約125萬人，其中，小學生約為86.48萬人，增長9.0%，在四大一線城市中增速最快。數年之後，深圳在校小學生人數有望突破100萬人。

曲建說，預計未來十年，深圳還將有幾百萬人口流入，相當於內地一個城市搬過來。深圳要有接納幾百萬人口的能力，首先要解決工作和居住宿問題，最直接的就是空間問題。而深圳市歷屆政府歷任領導，最頭疼的就是人口越來越多、發展空間不足的問題。

在深圳土地稀缺的背景下，近幾年呼籲深圳合並東莞、惠州並直轄“升級”的聲音越來越強。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曾對《第一財經日報》建議，深圳應當走建立深莞惠大都會區(Metropolitan Area)之路，淡化行政區劃，打破行政阻隔，建立強有力的三地協調委員會，統一協調區域內的規劃問題，包括交通、公共服務設施、環保等，促進資源均衡流動。

令深圳羨慕的是，廣東省省會廣州獲得批準，享受城市擴容帶來的土地紅利。2014年2月13日，廣州市公布行政區劃重大調整方案：原蘿崗區和原黃埔區合並為新的黃埔區，從化市、增城市“撤縣設區”，廣州區劃由原“十區二市”變為“十一區”，新廣州市轄面積由3843.43平方公里擴大到7434.4平方公里，市轄總面積超過上海。

深圳何曾不想學廣州擴容，可這條路顯然沒走通。

“人越來越多，開發強度又高。擴市又擴不了。怎麽辦?還有一個辦法是填海造地。”曲建對《第一財經日報》說。

填海還能解決工程棄土

深圳土地面積稀缺帶來的不僅是發展空間不足的問題，連余泥渣土的存放也成為棘手難題。隨著地鐵施工等大型建設項目的推進，深圳市余泥渣土產生量平均每年約3600萬立方米，但目前剩余庫容僅約為1600萬立方米，還不夠半年的容量。

去年12月，深圳光明新區余泥渣土臨時受納場因渣土堆積過多、管理不善發生重大事故，造成至少73人死亡，曾引起國務院高度重視。這場災害被國務院調查組認定為安全生產事故，是受納場渣土堆填體的滑動，不屬於自然地質災害。

隨後，各方開始拷問城市建設中產生的大量余泥渣土該如何處理?深圳官方給出的回答是，填海造地也成為解決工程棄土的重要手段。

今年2月，深圳市城管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楊雷接受媒體采訪時稱，為了解決過量淤泥渣土的存放問題，除了推進余泥渣土綜合利用，規劃建設一批受納場之外，深圳還將推進填海工程項目，積極協調國家海洋部門推進深圳用海項目，以此作為解決深圳工程棄土出路的重要手段。

綜合上述因素，深圳的填海規劃終於出臺了。按照6月新鮮出爐的《計劃》，未來5年深圳將填海50平方公里，包括由市規劃國土委、鹽田區政府、大鵬新區管委會負責的“東部海域圍填海項目”和市規劃國土委、寶安區政府“西部海域圍填海項目”。

事實上，深圳填海歷史悠久。據不完全統計，深圳建市以來，至2013年通過填海變成陸地的海域至少為69平方公里，超過6個蛇口半島面積，占全市海域面積6.5%。

根據2004年市政府常務會議通過的《深圳市海洋功能區劃規定》，2005~2010年圍海造地區包括沙井、寶安、機場、前海等填海區，用海面積相當於34.65平方公里，以上項目均已完成。

無疑，過去的填海對深圳的生態環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內伶仃福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研究員王勇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深圳灣經歷了三次填海，影響最大的是第二次。內伶仃紅樹林保護區至今已消失了一半，保護區內的紅樹林原有130~140多公頃，現在天然紅樹林不到70公頃，後來補種才達到80多公頃;其他很多地方紅樹林都已經全軍覆滅了，像福永、鹽田港等。而且填海惡果已經顯現，深圳灣陸地化非常嚴重。本來最有生態價值的是1.5米至2米高的紅樹林地段，底棲生物和鳥類都在這個層次生活覓食。以這樣陸地化的速度算起來，60年之後深圳灣陸地將會擡高1.8米，紅樹林將面臨滅頂之災。”

為了減少填海對環境的影響，《深圳海洋經濟發展十二五規劃》總結了許多措施，包括：確保生態優先，按照生態擾動最小、綜合效益最大原則，引導海洋經濟活動;對在生態敏感地區進行的重大涉海項目，實行最嚴格的排放標準，並制定生態恢複措施;對圍填海工程項目盡量采取離岸式、人工島式、棧橋式等鏈式的開發模式。這是最有實際意義、最具操作性的一點。

雖然有負面影響，但填海造地相比舊城改造釋放的城市空間更具優勢。從成本上看，填海便宜得多。

按照《計劃》，填海工程包括海域填海， 陸域形成、軟基處理工程，東西部海域填海共計投入273億元，50平方公里折合7.5萬畝，填海一畝平均成本是36.4萬元，折合546元/平方米。同時，填海造地既不會觸碰耕地紅線，也沒有拆遷賠償費用，不易引發矛盾，審批程序也便捷。

曲建表示，填海造地似乎成為深圳城市空間不足、走投無路時的選擇。大家都知道填海一定有負面影響，利弊相權取其輕，目前利用城市空間重組的辦法解決深圳發展空間的問題無望，只有填海。“我想反對填海的人，除了提出反對意見，還要提出建設性意見，如果不指出路，光反對很難解決實質問題。”曲建說。

楊雷在上述采訪中表示，為了減少填海負面影響，國家對填海的審批程序嚴格，《海域使用管理法》規定：“國家嚴格管理填海、圍海等改變海域自然屬性的用海活動”，“填海五十公頃以上的項目用海應當報國務院審批”。國家發改委和國家海洋局按照《圍填海計劃管理辦法》規定，實施圍填海年度計劃管理，調控圍填海規模。

此次深圳東、西部填海主要用途是什麽?曲建表示，西部主要是為基礎設施預留，大空港區域、第三跑道建設、T4航站樓建設，以及大展覽區等。至於東部區域，如果深圳產業向東挺近，產業升級換代都需要空間和土地。

不指望城中村拆遷

除了填海造地外，《計劃》安排，通過拆除重建實現用地供應約12.5平方公里，顯然比填海造地的面積小很多。

那麽，深圳市政府為什麽選擇填海，而不是加大拆遷的力度?

在深圳地產界的一位人士看來，拆遷老房子會推高新房出租的價格，這會導致租金對外來人才的擠壓效應愈加明顯。

按照深圳官方的統計口徑，深圳1100多萬常住人口中，戶籍人口只有300萬左右，占常住人口不到三分之一，外來人口數量龐大。今年6月，深圳住建局房改處處長劉逸群在一場以“共享深圳”為主題的論壇上透露了他掌握的一組數據：2013年深圳常住人口的住房自有率是30%，而在珠三角，這一數字為53%。

他說，在“十三五”期間，深圳還要引進大概132萬具有本科以上學歷的人才和技能型的人才。這些新引進的人才中，至少50%的人在深圳沒有房子。

上述地產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如果連房子都無力租住的話，那麽更多的外來人才，尤其是年輕人，可能會加速離開，這一後果可能比房價上漲的危害性更大，所以必須放慢拆遷的速度。

即便是拆遷，也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此前，深圳的拆遷和舊改以住宅為主，包括法外建築和正規的商品房老舊小區。

劉逸群說，在深圳的住房結構中，手續完善的住房只占37%，歷史違法建築、法外建築比例高達63%。而在這37%里，真正能在市場上流轉的住房比例更少，只有21%，其他更多的是一些產權手續不全，甚至是一些配套不足、存在安全隱患的，或者臨時性與過渡性住房。

城中村是上述法外建築紮堆之處。城中村拆遷似乎總是塊難啃的肉骨頭。除了耗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拆遷成本之高也令外界咋舌。深圳近年來每一次舊改後重建的商品房價格基本都創下區域內的新高。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對本報記者表示，無論是從過去還是從今年幾個大的城中村拆遷改造項目來看，舊改成本都非常高。尤其是現在，在市區，舊改後的房價通常被助推到10萬元/平方米，開發商才能有利可圖。

一涉及拆遷，繞不過的總是複雜的法律糾紛和漫長的利益博弈。拖一天就有一天的成本。拖得越久，成本越高，最終都由新來的購房者接盤。

宋丁舉例說，假如開發商用1年時間拆除一個城中村，新房房價定為8萬元/平方米，那麽如果拆遷時間拖延到3年，房價可能就會飆到 12萬元/平方米。

舊小區改造舉步維艱

然而，城中村的拆遷可能還算不上是最難的。

美聯物業深圳及惠州區董事總經理江少傑告訴本報記者，和城中村建築的擁有者即原住民談判，會相對容易一點，開發商一般會找村委，由村委牽頭，統一去談。

他說，反而是那些屬於正規商品房的舊小區，業主太分散，談判起來太費精力，有些業主甚至出國了，連人都聯系不上。

在深圳市2010年第一批城市更新名單的九個住宅小區中，由於牽扯到的個體利益太多，博弈至今處於僵局。目前，成功拆遷的只有4個，還有5個小區的舊改項目未完成。舊小區改造之難由此可見一斑。

江少傑說，拆遷耗費的時間和資金成本太高，開發商如果沒有資金實力，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據他介紹，去年深圳某區準備出臺一項先試先行的政策，嘗試突破100%簽約率這一條件，規定不願參與權益轉換和簽訂搬遷安置補償協議的權利人不超過5%時，開發商可向政府申請強制征收。但是有法律界人士認為，由於與上位法《物權法》的規定相沖突，該政策可能無法執行。

他說，在國內有些地方，拆遷是由政府牽頭的，而在深圳，主要是由開發商來完成，拆遷難度很大，遇到一個釘子戶就會拖很長時間。“對於這些開發商來說，一個相當大的成本就是賠償原住民，以及比一般開發期長很多年的利息開支。”

曲建也表示，舊小區改造一般需要提高容積率，相應的，這個地方的基礎設施、道路、地下給水、電力的設計都得改變，任何一個舊改的前提條件，是開發商的成本收益要基本打平，而現在原住戶的經濟要求越來越高，實際推起來可能要經歷10年之久。

舊工業區將是舊改的重心

深圳未來的城市發展，重點在存量土地的再開發。按照深圳市政府的規劃，接下來舊改的重點是舊工業區。

據本報記者了解，深圳的不少工業區都不再或不僅僅是工業用途了。

在人力和資源成本居高不下的重壓下，不少傳統制造業工廠在逐漸搬離深圳，廠房大量閑置。

這半年來，深圳寶安區一個工業園的負責人幾乎每隔那麽幾天，就在微信朋友圈里掛上廠房和寫字樓的招商信息，目前點擊量已經達到1000多人次，但是真正來租的人數遠遠達不到他的期望值。

企業對當地新供應的工業用地，似乎也不那麽熱衷。

6月中旬，深圳市一宗物流用地和3宗工業用地在土地房產交易大廈進行拍賣，但是市場反應冷淡，與之前深圳拍賣住宅等商住用地時“地王”頻出的熱鬧形成鮮明對比。最終，3宗工業用地底價出讓，而位於坪山的物流用地宣告流拍。

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也顯示，除去上述拍出的3塊工業用地，2015年以來深圳共有52塊工業用地出讓，其中有4塊工業用地流拍，多數都是以底價拍出。

深圳中原研究中心負責人王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深圳工業和物流用地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地價漲得太高，很多買家不願意再在上面蓋工廠、修建倉庫了，之前很多工業和物流用地只能改成居住、商業等用途。

她說：“上述坪山的物流用地，樓面價6月份拍賣時已經接近3000元/平方米了，而2015年坪山物流用地和工業用地大多還是1000元/平方米以下。”

在工業用地和物流用地價格高企的背景下，不僅深圳一些傳統制造業工廠持續外遷，物流商也將目光投向了東莞惠州等周邊城市：畢竟地價便宜啊。

填海對深圳房價影響輕微

根據深圳市政府的規劃，“十三五”期間，深圳計劃供應商品住房用地590萬平方米，其中城市更新用地450萬平方米，占比近八成。這其中大部分來自工業區改造。

這些釋放出來的土地能抑制深圳居高不下的房價麽? 當地不少觀察人士稱，深圳土地供求關系緊張的局面不會改變，改造只能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

那麽，填海又會如何影響深圳樓市的走向?江少傑認為，填海的面積不大，對於房價的影響也非常輕微。但是在城市更新以外，為深圳提供了一個額外的、供應土地的方向。

他說：“填海需要時間，不是馬上就能用，短期內沒有影響。填海不會在市區，所以對於市區土地供應不會有太大的幫助。更多的是對未來土地緊張局面的舒緩。”

江少傑說：“2015年，通過招拍掛方式供應的住宅用地就幾塊。今年上半年也就供應了3塊住宅用地。其中2塊面積大一點，一塊在光明，一塊在龍華，都是在原關外。”在他看來，未來深圳房價如何走向，還是要看宏觀經濟和人口是否持續流入等基本面因素。

曲建也持相同觀點。他表示，填海50平方公里，會不會深度緩解深圳的房地產市場壓力，還需要觀察。不填一定是房價暴漲，填完之後還要看人口流入量，如果人口持續流入，深圳繼續快速增長，50平方公里還是解決不了什麽問題，最多讓房價上漲趨勢放緩。

特別重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官方定性深圳“12·20”滑坡事故

國務院近日批複了廣東深圳光明新區渣土受納場“12·20”特別重大滑坡事故調查報告。國務院調查組認定，這起事故是一起特別重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

2015年12月20日，位於深圳市光明新區的紅坳渣土受納場發生滑坡事故，造成73人死亡，4人下落不明，17人受傷(重傷3人，輕傷14人)，33棟 建築物(廠房24棟、宿舍樓3棟，私宅6棟)被損毀、掩埋，90家企業生產受影響，涉及員工4630人。事故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為8.81億元。

事故發生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第一時間搶救被困人員，盡全力減少人員傷亡，做好傷員救治和善後工作。李克強總 理也作出重要批示，提出救援處置要求。受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委派，王勇國務委員率有關部門負責同誌緊急趕赴現場指導救援處置工作。經各方努力，2016年1月14日，事故救援及現場處置完畢，外運土方278萬立方米，現場見底驗收面積18.4萬平方米。17名傷員得到妥善醫治。受事故影響的90家企業、4630名員工得到妥善安置。

2015年12月25日，在國務院深圳光明新區“12·20”滑坡災害調查組排除山體滑坡、認定不屬於自然地質災害的基礎上，依據有關法律法規並經國務院 批準，成立國務院廣東深圳光明新區渣土受納場“12·20”特別重大滑坡事故調查組。調查組由安全監管總局、公安部、監察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 部、全國總工會和廣東省人民政府等有關方面組成，邀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派員參加，並聘請規劃設計、環境監測、巖土力學、固體廢棄物和法律等方面專家參與事故 調查工作。

調查組堅持“科學嚴謹、依法依規、實事求是、註重實效”的原則，深入開展事故調查工作。通過現場勘驗、調查取證、模擬計算、專家論證，查明了事故發生經 過、原因、人員傷亡和直接經濟損失，認定了事故性質和責任，提出了對有關責任人員和責任單位的處理建議，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突出問題和教訓，提出了加強和 改進工作的措施建議。

調查組查明，事故直接原因是：紅坳受納場沒有建設有效的導排水系統，受納場內積水未能導出 排泄，致使堆填的渣土含水過飽和，形成底部軟弱滑動帶;嚴重超量超高堆填加載，下滑推力逐漸增大、穩定性降低，導致渣土失穩滑出，體積龐大的高勢能滑坡體 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力，加之事發前險情處置錯誤，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調查認定，深圳市綠威公司為紅坳受納場運營服務項目的中標企業，違法將全部運營服務項目整體轉包給深圳市益相龍公司。深圳市益相龍公司未經正規勘察和設 計，違法違規組織紅坳受納場建設施工;現場作業管理混亂，違法違規開展紅坳受納場運營;無視受納場安全風險，對事故征兆和險情處置錯誤。與益相龍公司有債 務關系的林敏武、王明斌等人通過債權換股權的形式實際參與紅坳受納場項目運營。兩家公司和實際參與運營者都是事故責任主體。

調查認定，深圳市和光明新區黨委政府未認真貫徹執行黨和國家有關安全生產政策方針和法律法規，違法違規推動渣土受納場建設，對有關部門存在的問題失察失 管;深圳市城市管理、建設、環保、水務、規劃國土等部門單位違法違規審批許可，未按規定履行日常監管職責，未有效整治和排除群眾反映的紅坳受納場存在的安 全隱患;廣東華璽建築設計有限公司在未經任何設計、計算和校審的情況下出具紅坳受納場施工設計圖紙並偽造出圖時間，從中牟利。

調查組對110名責任人員提出了處理意見。其中，司法機關已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53人， 包括：公安機關依法立案偵查並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企業和中介機構人員34名，檢察機關立案偵查並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涉嫌職務犯罪人員19名。調查組另對 57名相關責任人員提出了處理意見：建議對深圳市委市政府2名現任負責人和1名原負責人等49名責任人員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其中廳局級11人、縣處級27 人、科級及以下11人;建議對深圳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人等2名責任人員進行通報批評，對深圳市有關部門的6名責任人員進行誡勉談話。調查組還建議責成廣 東省政府向國務院作出深刻檢查，責成深圳市委、市政府向廣東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刻檢查。

調查組建議，依法吊銷深圳市益相龍公司有關證照並處罰款，企業主要負責人終身不得擔任本行業生產經營單位的主要負責人;依法吊銷綠威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營業執照，沒收違法所得並處罰款。對廣東華璽建築設計有限公司給予沒收違法所得、罰款、吊銷相關資質等行政處罰。

事故暴露出5個方面的問題和教訓：一是涉事企業無視法律法規，建設運營管理極其混亂;二是地方政府未依法行政，安全發展理念不牢固;三是有關部門違法違規 審批，日常監管缺失;四是建築垃圾處理需進一步規範，中介服務機構違法違規;五是漠視隱患舉報查處，整改情況弄虛作假。針對上述問題，調查組提出了8個方 面的防範措施和建議：一是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建立健全安全生產責任體系;二是嚴格落實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夯實安全生產基礎;三是加強城市安全管理，強 化風險管控意識;四是增強依法行政意識，不斷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五是加強城市建築垃圾受納場管理，建立健全標準規範和管理制度;六是加強應急管理工作，全 面提升應急管理能力;七是加強中介服務機構監管，規範中介技術服務行為;八是加強事故隱患排查治理和舉報查處工作

深圳擬修改計生條例 “張藝謀式”天價罰單不會出現

三孩以上的超生將統一按照計征基數的三倍征收社會撫養費，不再像過去那樣按孩次加倍征收。高收入的超生人群也將不再被額外加倍征收社會撫養費。

正在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的《深圳經濟特區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做了上述規定。這意味著，按照修訂後的規定，“張藝謀式”的天價社會撫養費征收單將不會在深圳出現。

超生三倍計征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之後，各地陸續根據修正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對當地人口與計生條例進行修訂。深圳市此次在《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的基礎上做了進一步修訂。

目前，已經完成人口與計生條例修訂的省市，有的明確了對三孩以上的超生按照計征基數的三倍征收社會撫養費，有的省份如山西省，則明確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與超生人群收入水平掛鉤，並根據孩子數量加重征收社會撫養費，孩子越多，征收的社會撫養費越高。

此次深圳市取消了超生多孩按孩次加倍征收的規定，並刪除了高收入人群加倍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條款。

2014年，知名導演張藝謀因為超生被征收748萬元社會撫養費，征收額度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他生育了三個子女，符合多孩加重征收的規定，另一方面也跟他的高收入有關。此前的社會撫養費規定，高收入者要按照其超出社會平均收入的部分加倍計征社會撫養費。按照深圳市修訂後的規定，張藝謀式的天價社會撫養費征收單將不會在深圳出現。

征求意見稿刪除了“超生二個以上子女，以超生一個子女應當征收的社會撫養費為基數，對每個超生子女以超生子女數為倍數征收社會撫養費”相關規定，統一規定為“每超生一個子女的，對男女雙方分別按計征基數一次性征收三倍社會撫養費”。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學者原新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深圳市明確社會撫養費征收標準是件好事。“制定一個明確的標準，就可以減少政策尋租。因為政策越有彈性，在執行過程中就越有可能出現問題。”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學者穆光宗認為，深圳計生條例的修訂過於保守。深圳是特區，理應在人口治理上起到引領的作用。但是，從修訂內容看，仍然在繼續征收社會撫養費，說明還是沒有擺脫傳統的控制數量的人口治理思路和模式。“根據中國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已經到了該停止懲罰生育，轉變為鼓勵生育的時候了。”

根據2015年國家統計局1%人口抽查，中國目前總和生育率為1.25，大大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國家衛計委方面認為，考慮到漏報等因素，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應該在1.6左右。

至於備受各方關註的搶生二孩要不要繼續征收社會撫養費問題，征求意見稿中沒有涉及。

前置把關規定擬取消

本來可能被一家單位聘用，因為超生最後被取消了資格；本來可以辦理隨遷入戶，因為超生被最後否決。類似這些在全國普遍存在的案例有望在深圳率先消失。

征求意見稿取消了大部分計劃生育前置把關規定。深圳市在修訂說明中稱，征求意見稿對原有嚴格的計生把關規定進行了梳理，順應國家政策的變化取消了不合時宜的前置把關規定： 一是取消隨遷入戶的計生把關；二是取消人社部門、公安部門辦理已生育兩個以內子女人員的調動、錄（聘）用手續時，查驗計生證明的相關規定；三是取消住建部門辦理租售保障性住房時查驗計生證明的相關規定。

按照此前的規定，如果申請人不能提供深圳市計劃生育證明，相關部門將不予辦理相關的入戶、聘用或租售房等事項。也就是說，在新《條例》實施後，出生入戶、就業等群眾生活的重要事項將在深圳率先與計劃生育證明脫鉤。

原新認為，取消計生前置條件符合全面依法計生的要求。過去把計生跟落戶、教育掛鉤，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這種做法已經不適應新的形勢，理應取消。
值得註意的是，征求意見稿對第三孩以上的超生人員依然做出了計生前置把關規定。公安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辦理已生育、已懷孕第三孩以上人員調動、錄（聘）用手續時，應當核查申請人的《深圳市計劃生育證明》；公立學校辦理流動人口子女新生入學、轉學手續時，應當核查其父母的計劃生育信息的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