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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副行長：應鼓勵金融正規軍進入大學生消費信貸市場

大學生消費金融市場規模增長迅猛，中國銀行副行長許羅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應推動商業銀行在高校消費金融領域發揮主體作用，同時對市場化機構加以規範，設置相應的準入門檻，使其發揮補充輔助作用。

我國高校中現有超過3700萬在校大學生。艾瑞咨詢近日發布的《2016年中國大學生消費金融市場研究報告》稱，龐大的人口基數奠定了大學生市場千億級的消費規模，2016年我國大學生消費市場規模達到4524億，同比增長4.7%，並呈增長趨勢。

但目前，在為高校學生提供消費金融服務的機構中，商業銀行的覆蓋面非常不足，更多由一些市場化機構占據市場，而這些市場化機構良莠不齊。

從業務範圍來看，商業銀行在校園相關信貸服務中仍聚焦在國家政策框架下的助學類貸款上，主要是向低收入家庭學生提供助學貸款，包括國家助學貸款和生源地助學貸款。

許羅德說，2002年起，商業銀行也曾較大力度推行大學生信用卡，之後監管部門出於謹慎監管原則，大幅度提高了信用卡發卡門檻，要經由父母等第二還款來源方的書面同意方能發信用卡。由此，商業銀行基本退出了校園信用卡市場，針對大學生消費金融信貸的服務也基本處於停滯狀態。

在商業銀行的相關服務無法滿足校園內實際消費信貸需求的情況下，市場化機構就出現了大量提供“校園貸”。據不完全統計，面向大學生的互聯網消費信貸規模2013年為11.5億元，到2016年達到801億元，4年增長了近80倍。

艾瑞咨詢的上述報告也顯示，大學生互聯網消費金融交易規模在2015年同比增長達746.7%，遠超整體互聯網消費金融增速，2017年，預計將突破1000億的金融交易規模。

許羅德說，大學生是未來中國信用體系建設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未來中國消費的主力軍。適度的生活消費和正當的助學消費，是大學生群體的合理訴求。

但近幾年提供高校消費信貸服務的市場化機構，主要是以“校園貸”為主的P2P公司和互聯網助貸平臺。許羅德說，這些機構介入大學生消費信貸的主要目的是追求高收益或自身的市場估值，對社會效益的考量相對不足，有時存在迎合甚至誘導校園的非理性消費行為。部分市場化的校園消費信貸機構實質上並沒有建立完善的風險評審機制和內控合規機制，盲目追求規模擴張。

因此，許羅德建議，高校學生消費信貸需要構建一個規範有序的服務體系，優化制度安排和監管頂層設計，以全面提升高校學生金融服務的普惠水平。

在許羅德看來，當前要建立高校學生消費金融的服務指導機制。金融監管機構要對高校學生消費金融市推出全面、規範、有針對性的指導性意見，一方面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商業銀行、持牌消費金融機構等金融正規軍在校園消費金融服務中發揮主力軍作用，並對其服務價格、服務產品、服務流程進行有效引導，發揮其示範和引領效用;另一方面，對市場化機構治理整頓的同時，加快出臺市場化金融機構為高校學生提供消費金融的服務指引，明確這些機構的可為空間和應為動作。

考慮到我國金融體系中，商業銀行在產品研發、風險控制、內控管理、承擔社會責任方面具備不可替代的優勢。因此，許羅德認為，金融監管機構要鼓勵商業銀行、持牌消費金融機構等金融正規軍在校園消費金融服務中發揮主力軍作用，而市場化機構則需要加以規範，並發揮補充輔助作用，二者形成有效銜接。

而要真正成為主力軍，許羅德說，商業銀行要開發有針對性的消費金融產品，滿足大學生合理消費需求。一方面建立以小額信用消費貸款和信用卡為基礎的大學生消費金融產品體系。另一方面積極聯合消費品及消費服務供應商，共同開發“商品+金融”或“服務+金融”的嵌入式的場景消費金融模式。

另外，商業銀行也需要圍繞高校學生細分群體，合理設置消費信貸額度和利率，使針對高校學生的消費金融產品價格更符合普惠金融屬性。

與此同時，商業銀行要形成專業的風控案防機制，實現大學生消費信貸有序投放。比如，可以依托商業銀行自身風控體系，探索數據驅動的風控技術，規範信息采集和數倉管理，建立大學生資信和承債評級模型，形成有別於其他借款主體的大學生風險控制機制。同時也要建立高校學生金融服務的聯動機制。在消費金融的貸前、貸中、貸後各個環節和高校學生管理形成聯動機制和主體示範作用，更好地防控潛在風險。

對於市場化機構來說，許羅德表示，監管部門要從制度層面，設計準入校園的標準，尤其是風控能力、銷售方式和息費標準。

許羅德說，市場化機構在資格準入的前提下開展高校學生消費金融業務。而準入的關鍵應該在於其是否具備風險管理能力;是否落實合規銷售;是否符合價格限定要求;是否具備資金實力;是否具備有效的內部控制體系。

平安銀行：未持有輝山乳業股份 將保障信貸資金安全

平安銀行3月26日發布澄清公告稱，輝山乳業控股子公司冠豐有限，以其持有的輝山乳業股份為質押，於2015年6月在公司獲得授信額度。截至3月24日，其貸款餘額為21.42億港元，質押的輝山乳業股份總數為34.34億股。公司並未持有輝山乳業股份，且將采取各項措施保障信貸資金安全。

公告稱，本行針對上述事項說明如下：  冠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冠豐有限”）為香港上市公司中國輝山乳業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輝山乳業”）的控股股東，冠豐有限以其持有的輝山乳業股份為質押，於2015年6月在本行獲得授信額度。截至2017年3月24日，冠豐有限在本行的貸款余額為21.42億港幣，其質押的輝山乳業股份總數為34.34億股。本行及本行控股股東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並未持有輝山乳業股份。 目前，輝山乳業已停牌，本行將采取各項措施保障信貸資金安全。

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今掛牌 資本金總規模150億元

18日，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有限責任公司揭牌儀式在北京舉行。這標誌著我國在建立全國政策性農業信貸擔保體系方面又邁出重要一步，也是新常態下創新財政支農方式、放大財政支農政策效應的重要舉措。

財政部農業司司長吳奇修在揭牌儀式上表示，構建政策性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可以為農業和糧食適度規模經營主體貸款提供信用擔保和風險補償，有助於吸引金融和社會資本更多投向農業農村，解決農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2015年，經國務院同意，財政部、農業部、銀監會共同致力於構建覆蓋全國的政策性農業信貸擔保體系。2016年5月6日，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有限責任公司正式成立，資本金總規模150億元，分三年到位。

吳奇修表示，農業信貸擔保是服務於“三農”工作的重要平臺和抓手，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要服務於現代農業發展，促進農民就業增收和農業提質增效;服務於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三農”發展大局，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

他強調，要充分發揮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領頭羊”的作用，通過再擔保業務、業務指導和規範指引，引導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專註服務農業，專註服務適度規模經營主體，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長柯永果在致辭中指出，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的成立有助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健全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對北京市而言也是促進首都金融行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對提升金融服務“三農”能力，促進首都都市型農業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不以營利為目的，實行政策性主導、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重點為省級農業信貸擔保機構提供政策指導、業務行為規範、再擔保、風險救助、人員培訓、信息系統建設等方面的服務，促進省級農業信貸擔保機構服務於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解決農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財政部官網信息顯示，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包括財政部和全國省級農業信貸擔保機構，初始註冊資本金40多億元，其中中央財政30億元，其余由黑龍江、河南、安徽、四川等11家首批參股的省級機構出資。

據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董事長張洪武介紹，公司已初步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內控機制，在確立“風險共擔、利率優惠、不繳存保證金”的基礎上，與中國農業銀行等14家銀行總行簽訂了“總對總”戰略合作協議，與北京農擔、黑龍江農擔和重慶農擔合作開展首批再擔保項目，同時積極發揮全國農擔體系帶頭人的作用，為全體系提供業務指導和培訓、規範指引等服務，形成了強大合力。

目前，全國範圍內3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已建立省級農業信貸擔保公司。截至2016年底，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累計擔保總額564.464億元，2016年新增擔保額179.152億元，年末在保余額203.557億元。

上海銀監局：嚴格整治同業業務 防範房地產信貸風險

中國證券網4月28日消息，上海銀監局召開2017年一季度上海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情況通報會，會議指出，2017年以來，上海銀行業總體運行平穩，不良貸款率0.6%，較2017年初降低0.08個百分點，創四年來新低，繼續優於全國銀行業平均水平。會議強調，上海銀行業要更加主動地防控風險，包括嚴格整治同業業務、切實防範房地產信貸風險、防範外部風險向銀行業傳染等。

會議指出，2017年以來，上海銀行業總體運行平穩。截至3月末，上海銀行業資產總額14.2萬億元，同比增長8.9%。各項貸款余額6.3萬億元，同比增長12.7%;各項存款余額9.0萬億元，同比增長11.4%。

會議強調，上海銀行業要嚴格落實銀監會系列文件要求，對“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等違法違規行為及各類金融亂象進行嚴格自查、整改和問責，落實“三個責任”，確保專項治理等各項工作取得實效。

一是落實一把手責任。要將落實銀監會系列文件要求作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對於責任未落實、工作未到位的機構，追究其主要負責人的領導責任。二是落實自查責任。要認真對照自查工作要求，確保通過自查摸清風險底數、揭示問題，並做到“有案可循、嚴肅問責”。三是落實整改責任。要認真對照銀監會下發的系列文件，及時完善相關的內控制度和操作流程，不斷強化機構的合規文化和員工的合規意識。同時，監管部門也將認真查補監管短板，持續創新監管方式，進一步加大監管處罰力度，不斷提升監管效能。

會議強調，上海銀行業要更加主動地防控風險，堅決按照“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的總體要求，對標風險防控新形勢，關註重點領域，堅守風險底線。

一是嚴格整治同業業務，加強交叉金融業務管控，做實穿透管理，不得對新開展的同業投資業務進行多層嵌套。要根據基礎資產性質，準確計量風險，足額計提資本和撥備。

二是切實防範房地產信貸風險，堅決落實有關房地產調控的各項要求，嚴格執行個人住房差異化信貸政策，審慎開展與房地產中介的相關業務合作，嚴禁銀行業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領域。

三是防範外部風險向銀行業傳染。加強與交易對手業務合作的風險排查，嚴格開展資質審核和盡職調查，防止外部機構業務違規和經營不當行為給銀行自身帶來風險傳染。

四是保持案防高壓態勢。持續強化操作風險管控，重視制度建設與執行，進一步加強員工行為管理，強化基礎和基層“兩基”管理。

會議強調，上海銀行銀行業要按照“抓好兩頭、帶動中間”的工作部署，抓重大戰略和重點項目、抓科技創新和小微服務，持續推動改革創新和提升服務質效。要圍繞上海科創中心建設戰略的最新部署，不斷優化考核激勵和風險管理機制，創新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同時，持續加大金融支持上海自貿試驗區建設力度，按照全面深化上海自貿區改革開放方案的要求，結合“雙自聯動”，推動探索金融支持“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戰略實施、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以及經濟轉型與政府職能轉變等方面的創新試點，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行業影響力的先行先試金融服務案例，更有針對性地提升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4個月470份罰單 信貸業務成違規“重災區”

如果說從3月底以來，銀監會一個月連發8份監管文件，從出文速度、密度、力度都屬空前絕後，那麽，從1月～4月累計發出的470份罰單不難看出，銀監會正在加大檢查和處罰力度，確保規章制度落到實處。

銀監會網站顯示，2017年以來銀監會加大監管處罰力度，今年一季度，銀監會系統作出行政處罰485件，罰沒金額合計1.9億元;處罰責任人員197名，其中，取消19人的高管任職資格，禁止11人從事銀行業工作。

另據大連銀行金融市場風險管理部鳳宇驕《今年銀監部門470份罰單統計分析》(下稱《分析》)指出，從2017年初截至4月底，銀監會系統披露的、屬於本年度開具的罰單共計470張，已經占到去年披露總量的八成左右，罰款金額達到1.39億元。

“敢於亮劍、敢於碰硬，勇於‘揭蓋子’、‘打板子’，堅持嚴罰重處，始終保持整治金融亂象高壓態勢，重拳出擊查處了一批違法違規案件。”早在4月7日，銀監會在通報今年監管處罰工作開展情況時便指出。

監管下文與處罰同步

“銀監會作出處罰是在3月底，跟密集下發監管文件基本是同時動作。”鳳宇驕指出，罰單雖然數量不多，但處罰的金額合計達到了4310萬元(包括對4名高管人員的罰款20萬元)。

3月底同步下發的銀監會辦公廳45號文、46號文，以及4月6日下發的53號文，是對“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的專項治理。根據前述《分析》，3月份銀監會開具罰單139份，高於2月份的127份。

4月7日、10日，銀監會又分別下發《關於銀行業風險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6號文)與《關於切實彌補監管短板提升監管效能的通知》(7號文)。《分析》顯示，雖然4月份罰單僅有27份，不過據了解，罰單的公布具有滯後性，部分4月份作出的處罰尚未公開。

從1～4月銀監會開具罰單的類型分布看，信貸業務違規、票據業務違規以及其他類違規排名前三，分別為229、73與54件。此外，違反審慎經營規則以52件暫居第四。

“由於信貸業務是銀行的傳統業務，在各類業務中占比最大。一般而言，基數越大，出現違規行為的可能性就越大，也越容易吃罰單。票據違規行為作為近幾年監管處罰的重點，罰單數量僅次於信貸違規。”鳳宇驕指出。

從處罰銀行類型看，各類銀行業金融機構中，農村商業銀行涉及最多，信用社與全國性股份商業銀行位列第二、三名。

穿透式監管，兜底處罰

值得註意的是，上海銀監局“新鮮出爐”的一張罰單(滬銀監罰決字〔2017〕16號)，針對招商銀行“以投資資產管理計劃—發放信托貸款為通道，向××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放款，部分資金用於支付土地出讓金”的行為進行了處罰，而且開出了高達420萬元的處罰金額。鳳宇驕認為，這是監管對拿地資金進行“穿透式處理”的典型體現。

最近銀監會下發的“八道金牌”中，再次要求各機構對信貸資金是否參與房地產炒作進行自查，並列舉了違規炒作的各種表現形式。從統計的罰單中的案由來看，對信貸資金違規進入房地產領域的處罰就達到了18例，基本都是對違規發放房地產貸款的處罰。

此外，《關於集中開展銀行業市場亂象整治工作的通知》（5號文）中提及的各類“市場亂象”，也許可以被視為監管目前給“違反審慎經營”添加的一個詳細腳註。

如前文所述，從1～4月銀監會開具罰單的類型分布看，違反審慎經營規則以52件暫居第四。不過，《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五款將“審慎經營”定義為“規則”。凡是過於冒進、不夠嚴謹的業務模式、操作模式、內控管理都會被納入這個範疇。

鳳宇驕指出，對於監管機構來說，“審慎經營”實際是一個兜底性的處罰，在沒有違反具體規則的情況下，何種程度會被認定為“不審慎”，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監管的自由裁量。而在目前強監管的背景下，可能有更多的冒進行為會被納入這個處罰事由。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下午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四十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就維護金融安全提出6項任務，其中之一是“加強金融監管，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統籌監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統籌負責金融業綜合統計，確保金融系統良性運轉，確保管理部門把住重點環節，確保風險防控耳聰目明，形成金融發展和監管強大合力，補齊監管短板，避免監管空白”。

此外，要“采取措施處置風險點，著力控制增量，積極處置存量，打擊逃廢債行為，控制好杠桿率，加大對市場違法違規行為打擊力度，重點針對金融市場和互聯網金融開展全面摸排和查處”。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對第一財經指出，上述表態意味著金融監管當局未來將全面對原有存量業務的清理規範，是未來比較明確的方向。包括存量的處置、對增量的控制都會處於相對緊的狀態。

信貸收緊挑戰房企制造業基因：轉型運營商的必要命題

記者 張敏

樓市深入調控過程中，降杠桿措施對房企的影響在逐步放大。

這一方面體現在房企傳統融資方式不斷受到緊縮甚至部分被完全封鎖，另一方面則是需求端居民個人貸款規模占比漸趨減少對房企滾動開發帶來的影響。

資金命脈該如何延續？實際上房地產行業近年來在金融化方面的嘗試從未間斷，且呈現三個階段的轉變。在這背後，不但是開發商們需要尋求相對穩定的資金渠道，更是進入存量時代環境下，房企必須面臨的挑戰：提高資產管理能力。

不過目前而言這種嘗試並未成規模化效應，則也有大環境因素的影響。

房企降杠桿十字路口

為解決融資問題，近年來，房企在金融領域的布局越來越多。對於國內房企的轉型而言，這是重要一步。因為按照國外經驗，當市場進入存量房時代，房企的角色將從此前的“開發商”轉變為“運營商”。其中對金融工具的熟練運用，將是必備技能。

信貸層面的大幅緊縮，導致房地產市場降溫的同時，再度令房企的生存命題浮出水面。

中原地產統計顯示，2017年前5月，房企在內地資本市場的融資規模為1232.4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7.7%。同期的海外融資規模則達到148.75億美元，同比上漲97%。但從多家企業的融資案例不難看出，當前海外融資的成本已比去年有明顯提高。

作為資本密集型行業，資金可視為房企的“生命線”。融資環境的周期性緊縮，正在蠶食不斷下滑的利潤率。由於當前的“拿地-開發-銷售”模式本質上與制造業並無不同，因此房企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生產資料（資金）價格上漲的問題，這一問題不僅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甚至可能危及資金鏈。

過去幾年間，房地產企業不斷布局金融領域，涉足如保險、銀行、基金等業務。但分析人士指出，這種多元化嘗試雖有融資層面的考量，但更多是出於增加盈利點、平衡風險的目的。

相比傳統的房地產開發銷售模式，業界更為推崇以凱德為代表的資產管理模式，並希望將其作為實現長遠發展的模版。但政策層面對資產證券化的限制，以及資本市場對規模和盈利的要求，使得這種轉型仍存不少疑問。

“蹺蹺板效應”

房企海外融資的規模，與內地融資環境的變化密切相關。雖然統計口徑不同導致數據有所差別，但統計局給出的海外融資變化趨勢，卻與中原地產的報告相當一致。

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1-5月，房企利用外資42億元，同比下降72.1%。到今年同期，房企利用外資的規模就升至90億元，同比增長115.1%。短短一年間，變化趨勢陡然反轉。

就在去年第三季度，還有不少房企以“借新還舊”的方式，將成本相對較高的美元債務，置換成人民幣債務。

導致外債受青睞的主要原因，在於國內的融資環境。

盡管低利率環境並未改變，但從去年三季度開始，為配合房地產調控，銀行、信托、基金等融資渠道就受到全面監管，部分渠道已被封死。與此同時，針對購房者的降杠桿政策，也導致銷售端的資金來源大幅下滑。統計局的數據還顯示，今年前5月，房地產企業到位資金來源中，個人按揭貸款的增速為8.6%，去年同期的數據則為“增長58.5%”。

在我國房地產調控史上，類似的案例大量存在。如在2009年，房地產企業利用外資規模470億元，同比下降35.5%。由於調控樓市的“國十條”和“新五條”陸續出臺，到2010年，利用外資的規模就轉而增長了66.0%，達到796億元。其間，國內貸款、個人按揭貸款、定金及預收款的增速均大幅下降。

有業內人士將其稱為“蹺蹺板效應”，即隨著國內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變化，境內融資和境外融資容易出現此消彼長的變化，且這種變化往往會在短時間內出現。

但由於美國進入加息通道，當前海外融資的成本已有明顯擡升。綜合企業融資案例來看，近期海外融資的成本多在5.5%以上，而在去年四季度之前，房企在內地的融資成本普遍低於5%，部分央企的發債利率甚至低至4%以下。

如龍光地產5月在新加坡發行的一筆永續資本證券，利率為7%；明發集團在新加坡發行的一筆債務，成本則達到11%。4月，景瑞控股和億達中國分別在香港聯交所發行企業債，利率分別為7.75%和6.95%。

中原地產認為，美元走強後，熱錢將流出中國市場，疊加內地債券市場融資難，這會加劇房地產企業“錢荒”窘境。房企面臨“海內海外融資收緊+銷售回款減少”的多重難題，如果2018年的市場繼續低迷，企業的盈利能力將受到很大影響，部分企業的資金鏈將出現問題。

制造業“基因”難改

事實上，由於銷售向好，以及抓住了發債窗口，就現階段而言，房企的資金問題並不嚴重。在機構給出的例行評級中，大部分房企的債務評級維持在去年同期水平，並未出現太多下調現象。

但低杠桿下的焦慮情緒，凸顯出房企在生存方面的難題。

“房地產企業沒辦法決定貨幣環境的變化，只能被動應對。”北京某上市房企相關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房地產業現有的“拿地+開發+銷售”模式，從本質上說屬於傳統制造業模式。資金和人力、建材等一樣，屬於生產資料的一種。

他表示，正如任何制造業企業都沒辦法解決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問題，房企也很難真正解決資金成本問題。

為解決融資問題，近年來，房企在金融領域的布局越來越多，綠地、華潤、萬科、恒大、泛海、正榮等房企均在金融業有所布局，其涉足領域包括證券、基金、銀行等。中天城投則幹脆將股票簡稱改為“中天金融”，意在表明發力金融領域的決心。

上述人士指出，從模式來看，房企多采用新設業務條線、股權投資等方式介入，並未將金融業作為主營業務來做。可以看出，其更多是出於增加盈利點、平衡風險的目的，並沒有真正解決發展模式的問題。且對於房企的融資需要，也很難真正解決。

但他認為，對於國內房企的轉型而言，這是重要的一步。因為按照國外經驗，當市場進入存量房時代，房企的角色將從此前的“開發商”、“制造商”，轉變為“資產管理商”、“運營商”。其中，對金融工具的熟練運用，將是運營商的必備技能。

在這方面，國內房企較為推崇的模版為美國黑石與新加坡凱德。凱德的模式被認為是“PE+不動產運營+REITs”，這融合了優秀的不動產（特別是零售商場）運營管理能力以及強大的金融能力。黑石則在不動產運營的基礎上，建立了資金平臺和資產平臺，運營能力更為全面。

早在2010年，時任萬通地產董事長的馮侖就曾提出做中國的“凱德置地”，但此後的實踐並不成功。其它房企亦有轉型實踐，但因時間較短，目前下結論為時尚早。

上述房企人士認為，資金和盈利問題的浮現，正在提示房企轉型的緊迫性。但對於國內企業而言，仍有兩個障礙需要跨越。其一，政策層面的限制，導致資產證券化的條件並不成熟；其二，資本市場對於盈利能力有著較高要求，在轉型過程中，如何保持業績的平穩，也是對企業運營能力的重要考驗。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政治局會議：推動信貸、股市、債市、匯市、樓市健康發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審議《關於新時代加強黨政軍警民合力強邊固防的意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認為，今年以來，面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各地區各部門按照黨中央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銳意進取，紮實工作，經濟運行延續了穩中向好態勢。一季度主要指標總體穩定、協調性較好，內需拉動作用增強，工業和服務業協同性較好。結構調整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明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新產業成長和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態勢良好，經濟運行內在穩定性有效提升，質量效益保持較好水平，推動高質量發展取得良好開端。

會議強調，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對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汙染防治“三大攻堅戰”進行部署。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成功舉辦，我國宣布擴大開放新的重大舉措。黨中央決定支持海南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逐步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釋放深化改革開放強烈信號。

會議指出，我國經濟周期性態勢好轉，但制約經濟持續向好的結構性、深層次問題仍然突出，“三大攻堅戰”還有不少難題需要攻克，世界經濟政治形勢更加錯綜複雜。要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問題導向，著力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

會議強調，完成全年目標任務需要付出艱苦努力。關鍵是要主動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對表，對得上的加緊推，對不上的及時改。要加強頂層設計，抓緊出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辦法，使各地區各部門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上有所遵循。要支持各地區結合實際積極探索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途徑。

會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各項部署，做好下一步工作。

首先要全力打好“三大攻堅戰”，同時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註重引導預期，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

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化解過剩產能，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積極支持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發展，繼續簡政放權，減稅降費，降低企業融資、用能和物流成本。

實施好鄉村振興戰略。要更加積極主動推進改革開放，深化國企國資、財稅金融等改革，盡早落實已確定的重大開放舉措。

要推動信貸、股市、債市、匯市、樓市健康發展，及時跟進監督，消除隱患。

要加大保障改善民生工作力度，加強基本公共服務，解決好群眾關心的關鍵小事。

會議指出，黨政軍警民合力強邊固防是我國邊海防的獨特優勢。新時代鞏固黨政軍警民合力強邊固防，對於加強黨對邊海防工作集中統一領導、實現建設強大穩固現代邊海防戰略目標具有十分重要意義。要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增強責任擔當和進取精神，加緊推進各項工作，為建設強大穩固的現代邊海防奠定堅實基礎。

會議強調，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沿邊沿海各級黨委要落實主體責任，抓好黨的邊海防方針政策貫徹落實，完善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機制，強化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切實將各方面各領域力量融起來、工作統起來。要強化統籌協調、健全制度機制、搞好齊抓共管、推進依法治邊，進一步完善邊海防力量體系，走開軍民融合共建邊海防的路子，推動軍地聯防聯管，落實相關保障措施。要統籌強邊固防和“一帶一路”建設、脫貧攻堅、興邊富民、生態保護等工作，促進邊境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對外開放，維護沿邊沿海地區和管轄海域安全穩定與繁榮發展。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金管局回應銀行經營環境評級下調：一直重點監管銀行信貸風險管理

近日，惠譽將中國香港銀行業的經營環境評估由“a+/負面”下調至“a/穩定”。對此，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稱“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撰文回應了外界對香港銀行業信貸風險的誤解，稱金管局過去一直都在重點監管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確保銀行系統的穩健。

惠譽早前稱，2010年以來，香港私營企業信貸占GDP比重的增長速度較全球平均水平高5個百分點，2017年更加快至20個百分點。此外，惠譽還認為，金管局對香港銀行業發展中國內地業務時，要維持獨立及審慎的觀點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阮國恒發文稱，香港是一個國際商貿金融中心，很多跨國企業在香港運營和融資，而香港銀行業向企業提供的“本地”信貸並非全部在香港境內使用，因此在計算私營部門占GDP比重時，“分子”會被高估，而同時分母卻僅僅以香港本地的GDP為基礎，在計算其他經濟體時，都以全國的GDP為分母，指標自然會誇大。

其次，阮國恒稱，銀行信貸風險管理一直是金管局監管重點，金管局過去數年采取的具體措施包括定期對銀行進行現場及專題審查，確保銀行審慎經營借貸業務；定期對銀行進行壓力測試，確保香港銀行體系有足夠資本和流動資產承受經濟和信貸周期逆轉的沖擊。此外，金管局還推出了一系列宏觀審慎監管措施，包括8輪收緊房地產按揭貸款的逆周期措施，以及啟動逆周期緩沖資本要求，這些政策大大提升了香港銀行體系的抗震能力。

金管局稱，從香港銀行體系的四個指標——盈利能力、資本充足率、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和流動性覆蓋率，就可以知道香港在監管銀行方面的成效。香港本地註冊銀行的股本回報率達到11.7%，平均資本充足率高於19%，銀行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只有0.67%，流動性覆蓋率高於150%，這些指標都顯示香港銀行體系非常穩健，絕不落後於其他金融中心。

而就與中國內地的關系，阮國恒稱，內地今年很多企業“走出去”，對銀行融資需求自然增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提供有效的融資平臺滿足中國內地企業的資金需求是很自然的發展，也為銀行業務發展註入了很重要的增長動力。

阮國恒還介紹稱，截至2017年底，香港銀行內地相關貸款余額為4.2萬億港元，其中41%是借給國企（大部分是央企），35%是借給投資在內地的香港企業和外地企業，剩下的24%是借給民營企業。香港的銀行在審批內地相關貸款時，會采取一貫的審慎借貸標準，如果有需要，銀行會要求貸款人提供擔保或抵押品，作風險緩沖。但實際上，金管局在過去幾年顯著加大針對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監管力度，因此在過去5年，香港銀行內地相關貸款的特定分類貸款比率維持在1%以下，這是金管局監管下審慎經營業務的結果。

此外，他表示，監管銀行跨境業務時，巴塞爾委員會定下的國際標準是相關監管當局必須保持溝通，緊密合作，避免出現監管漏洞，因此金管局監管歐美銀行時，會與美國聯儲局和歐洲央行等保持緊密聯系，監管內地銀行時會與中國銀保監會合作，但這不代表金管局缺乏能力或獨立性去監管境外銀行在香港的業務或香港本地註冊銀行的境外業務。

以香港銀行體系4.2萬億港元內地相關貸款為例，其中包括境外銀行香港分行對內地企業的貸款，也包括香港本地註冊銀行內地分行的貸款，金管局對香港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進行直接監管，要求銀行采取審慎借貸原則經營業務，並按照金管局的貸款分類標準作出申報，如果發現個別銀行的風險管理存在缺失，金管局有權要求銀行作出整改。

專訪IMF：中國應繼續控制信貸增長，降準與公開市場操作同行

5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工作人員結束了對中國的2018年第四條款磋商訪問，並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

IMF表示，中國經濟增長在2017年有所加速，預計2018年僅會略有減速，經濟增速將降至6.6%，到2023年將逐漸放緩至5.5%左右。“IMF歡迎中國當局更果斷地將政策重點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的戰略，過去中國增速很快，這有點像開飛車駛向終點，你可以稍微放慢一點速度，這樣可以確保更安全地抵達終點。改善經濟增長質量，難以避免地會導致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但這些都是很正常且可控的。”IMF亞太部門助理主任詹姆斯·丹尼爾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

此外，IMF建議中國應該繼續控制信貸增長，即維持去杠桿進程。同時，IMF認為中國央行應該維持流動性的穩定，並建議繼續以降準並結合公開市場操作（OMO）的方式進行。“當前中國16%的存款準備金率仍然是國際最高水平，而且中國貨幣增長模式已然發生改變，2013年以前央行外匯占款是儲備貨幣（或基礎貨幣）增長的主要來源，但目前已經逆轉，因此存準率應該進一步下降。當然中國也已經從數量型調控向美聯儲那樣的價格調控過渡，在降準的同時完全可以伴隨公開市場利率提升，因此降準並不一定是寬松。”

應弱化增速目標

IMF認為中國將政策重點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的戰略，將使經濟增長更可持續。同時，IMF建議中國在眾多領域加快改革步伐，以極大地促進實現這一目標。

這些領域包括，淡化經濟增長目標、進一步控制信貸增長、促進消費、讓市場力量發揮更有決定性的作用、深化開放進程，以及推進政策框架的現代化改革。

“中國房地產周期接近尾聲、信用收縮，因此經濟放緩是自然而然的結果，但其實IMF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增速的強勁程度仍然超出預期，我們認為未來的放緩仍然是可控的。”丹尼爾告訴記者。

針對近期出現的債務違約事件，丹尼爾對記者稱：“一定程度的債券違約是市場健康的體現，當前中國債市違約率很低，對於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而言，違約率很低或為零是不正常的。”

丹尼爾也表示，“當然，違約事件也存在風險，尤其是從鮮有違約到違約率急劇上升，但我們認為整體風險可控，監管層也意識到這些風險。”

數據顯示，與2016年和2017年相比，中國債券違約並沒有在2018年顯著增加，不論是在數量還是金額上。富達國際債券基金經歷黃嘉誠近期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市場的違約率目前只有0.1%~0.2%，仍然低於許多地區和市場。比如，以美元計價的亞洲高收益債券違約率大概能達到3%~4%；而違約總額目前達到910億元人民幣，這一金額也只占中國債務總量的約0.12%。

繼續控制信貸增長

當前各界關註的是，隨著去杠桿進程持續，經濟會否失速？會否造成系統性風險？因而去杠桿或抑制信貸增速的行動是否應該放松？

“我們給予中國政府和監管層的建議就是——一切繼續。”丹尼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IMF早前就表示，中國已經擁有全球最大的金融體系之一，金融資產接近GDP的470%，中國的銀行資產總額已經是GDP規模的三倍，信貸擴張速度仍然較快，其中擴張最快的要數城商行、股份制銀行以及其他地方性小銀行。

同時，包括銀行存款、債券、非標信貸資產等，這些未受到充分監管的投資工具對過去幾年推動中國信貸繁榮起到了關鍵作用，也在金融機構間形成了錯綜複雜的投資網絡。IMF認為中小銀行風險敞口較大，因為這些投資工具占到了它們總資產的1/5~1/3。不過，IMF也肯定了中國過去兩年去杠桿取得的進展，並認為2018年即將推出的資管新規將重塑中國資管行業。

IMF去年12月發布了對中國的金融體系穩定評估(FSSA)報告，就建議逐步且有針對性地增加銀行資本。

對此，丹尼爾對記者解釋稱：“早前IMF建議中國銀行需要提升資本金，這並不是說中國銀行業現在的資本金就不足了，其仍滿足國際標準，我們這麽建議的原因是，首先中國此前信貸增度很快，國際經驗告訴我們，這會引發風險，因此銀行需要更多資本金以防患未然；第二，中國金融系統非常複雜，而在去杠桿過程中，多預留一些資本金是更安全的舉措。”

降準結合OMO

盡管IMF建議中國繼續“緊信用”，但丹尼爾也對記者稱，“緊信用的同時應該維持適當的流動性，央行應該繼續以降準和公開市場操作進行調控，7天逆回購利率是一個關鍵指標。”

之所以IMF建議中國應該繼續降準，並非是建議中國轉向寬松的貨幣政策。其原因在於，“中國貨幣增長模式已然發生改變，貨幣政策當然要應勢而變。”丹尼爾稱。

所謂應勢而變，是指2013年以前央行外匯占款是儲備貨幣增長的主要來源，當時央行甚至需要發行央票、提高存準率來吸納過多的流動性，而自2014年起，由於資本賬戶流出超過經常賬戶順差，央行的國外資產開始下降。作為應對，央行增加了對商業銀行的借貸（例如MLF，即中期借貸便利）以擴充資產負債表。“可見當前形勢已變，而且16%的存準率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因此應該要下降。”他稱。

今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下調國內各大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至16%，IMF和眾多金融機構紛紛預計，這一趨勢將會延續。而且，4月降準並不意味著央行中性貨幣政策立場的改變，而是為了置換MLF而進行的，整體資金寬松程度有限，釋放流動性較為溫和。

渣打預計，繼今年4月降準後，預計未來降準將成為拉動M2（廣義貨幣）增長的關鍵力量，並預計到2019年底之前，央行還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3個百分點，以維持M2高個位數增長。“我們估計央行擬將MLF未償余額規模減半，據我們的測算，每降準一個百分點，貨幣乘數將增加約0.3。下一次降準最早可能發生在7月，以補充稅款繳納造成的流動性減少。”渣打大中華及北亞首席經濟師丁爽告訴記者。

不過，在降準的同時，IMF建議中國繼續向價格型調控轉型。“貨幣政策要確保為市場提供足夠的流動性，同時也要關註通脹目標，現在中國通脹不存在壓力，”丹尼爾告訴記者，“未來中國央行應該像美聯儲那樣通過短期的公開市場操作來調節市場流動性，市場應更關註7天逆回購利率。”

IMF完成與中國第四條款磋商：應繼續控制信貸增長，債市違約風險可控

5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工作人員結束了對中國的2018年第四條款磋商訪問，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

IMF表示，中國經濟增長在2017年有所加速，預計2018年僅會略有減速，經濟增速將降至6.6%，到2023年將逐漸放緩至5.5%左右。IMF歡迎中國當局更果斷地將政策重點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的戰略，這將使經濟增長更可持續。

IMF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參加了最後的政策討論，在訪問結束時，利普頓表示:“中國經濟表現良好，改革取得很大進展。我們過去兩周討論的重點是，當局旨在實現高質量增長目標的進展情況和改革議程，以及在關鍵領域加快改革的重要性。”

針對近期出現的債務違約事件，IMF亞太部門助理主任詹姆斯·丹尼爾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一定程度的債券違約是市場健康的體現，當前中國債市違約率很低，對於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而言，違約率很低或為零是不正常的。”

丹尼爾也表示：“IMF不是說歡迎違約，只是說如果債券違約率為0，那麽任何投資的風險水平都是一樣的，這樣就無法擇優配置。”他也表示，“當然，違約事件也存在風險，尤其是從鮮有違約到違約率急劇上升，但我們認為整體風險可控，監管層也意識到這些風險。”

數據顯示，與2016年和2017年相比，中國債券違約並沒有在2018年顯著增加，不論是數量和金額上。野村證券銀行業分析師江利此前研究發現，今年中國內地債券違約數為20件，而去年全年為49件，總違約金額今年為180億元人民幣，而2017年為390億元人民幣。

富達國際債券基金經歷黃嘉誠近期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市場的違約率目前只有0.1%~0.2%，仍然低於許多地區和市場。比如，以美元計價的亞洲高收益債券違約率大概能達到3%~4%；而違約總額目前達到910億元人民幣，這一金額也只占中國債務總量的約0.12%。

此外，IMF建議中國采取未雨綢繆的措施。具體而言，這需要堅持貫徹已闡明的政策意向，淡化增長目標，將重點放在高質量增長上。經濟的再平衡調整很可能意味著總體增長將有所減緩。

同時，IMF也建議中國繼續控制信貸增長。“信貸增速雖已放慢，但依然過快。為了進一步減緩信貸增長，需要減少公共投資，進一步約束國有企業借款，並控制家庭債務的快速增長。”IMF表示。

詹姆斯·丹尼爾也表示，支持中國漸進式金融開放，“但金融市場開放需要和其他一系列改革相適而行，金融機構也需要提升自身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