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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悅資本劉二海：決定企業價值的是“基因”不是互聯網技術

愉悅資本JoyCapital 2017-06-06 12:48

來源 | 愉悅資本JoyCapital（ID：JOYCAPITAL）

文  | 華興阿爾法

今天的這篇文章來自“華興有個Alpha”線下活動——“思想者聯盟”。愉悅資本創始及執行合夥人劉二海做了主題為“創造新物種—創新企業基因編輯實踐“的分享。

企業發展的基因到底是什麽？

創建新興企業的過程中，什麽是最關鍵的要素？哪些東西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如果是在生物界，當然是基因、是DNA起到了最關鍵、最重要的作用。大自然豐富多彩，企業同樣如此，VC、PE們所投資的企業只是企業眾多存在形態中的一小部分。這之外，比如很多家族企業經營得很好、並不需要外部投資，再比如你專註做一家壽司店同樣也可以賺得還不錯，流水、利潤都很健康，但這些企業不一定適合PE、VC。

我們回到問題的本源——企業發展的基因到底是什麽？

很多人在美國留過學，在學校周邊的中餐館吃飯時往往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如果是中國學生，老板會給你“留學生菜單”；如果你說無所謂，那就是一份給老美的“中國菜單”。美國的中餐往往味道偏甜，中國人不一定習慣。如果你是來美國讀書的中國學生，那麽你的口味很有可能還保持著“家鄉的味道”，所以老板還會準備一份“留學生菜單”。

大家可以註意到，在中國喝咖啡喝的是糖和牛奶，因為習慣喝茶的中國人並不喜歡咖啡的苦味。但現在越來越多中國人開始接受不加糖和奶的美式咖啡了。

通過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非常簡單的咖啡和中餐在中美兩國，由於環境不同，也都發生了變化。中學課本有篇文章叫《晏子使楚》，里面寫到“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都是橘子，生長在南方和北方，葉子看起來還是相似的，但味道實際上差別很大，因為環境、地域、水土的原因。

那麽，究竟什麽因素在企業發展中起到關鍵的作用？

我們先來看幾個例子：

1.技術：蔚來汽車

蔚來汽車靠的是什麽？肯定是技術。成立兩年多以來，蔚來汽車不斷創造一系列世界紀錄。比如在全世界各個知名賽道上，分別創造了最快電動超跑、最快無人駕駛電動車等等紀錄。對於這樣的一家造車的企業來說，技術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技術，這類企業肯定活不下來。

2.平臺：小豬短租

小豬短租和Airbnb都是平臺型公司，是房東和房客雙方交換信息、實現交易的地方。比如說，前國家女排運動員薛明把自己在後海附近的花房租出來，你可以去喝喝茶，可以去買花，這個生意就很難講技術。Uber有技術嗎？貌似也談不上——因為它在中國和滴滴打仗的時候，也沒有靠技術取勝，主要因為它是平臺型公司，平臺上聚集的客戶越多、使用越頻繁、交易量越大，價值就越大。

3.基礎設施：京東

京東經常拿高管們騎車送貨做PR的傳播點，為什麽是騎車送貨？這是京東成功的關鍵。因為中國的大件物流不發達，你想用快遞郵電視、冰箱、彩電，沒有快遞願意接收。京東之所以能夠做到今天這個規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突破了“大件物流”這個基礎設施。一旦突破之後，市場就變得非常巨大——物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見在不同的創業公司的發展過程中，有些是技術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些是平臺發揮了關鍵作用，有的是基礎設施的完善最核心，不一而足。

面向根據地的投資策略

2004年是我剛入行的第二年，那一年我去山東參加一個會議，聽到幾位資格比較老的投資人說“不做VC了，太沒意思了”。為什麽會有這個想法？因為“行業里來了幾個年輕人，很快就做了不少優秀項目，老同誌在這行做這麽久，也體現不出來什麽積累。”

當時我剛入行，聽完一喜，新來的都可以做好，看來我問題也不大。再深入一想，感覺VC這事也不太靠譜，因為做再久也沒有積累。實際情況是，VC的積累效應的確並不是特別強，這就是為什麽很多年輕人也能做得非常不錯的原因。

所以，從業十五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VC這一行做出來“積累效應”？思考的結果就是“滾雪球”——我們一直在提的“根據地投資”。怎樣把雪球滾大？

巴菲特有一句名言：“人生就像滾雪球，最重要的事是發現濕雪和長長的山坡。”沒有濕雪滾不動，還需要山坡足夠長，如果只有一點濕地，雪球也滾不大。“雪球效應”與“指數效應”和“複利效應”極為相似：雪球只滾一圈，複利並不大；如果你每圈都能讓雪球增加一點，推起來又不那麽費力，一段時間之後，你就會發現雪球滾得非常大。

這就是我當時思考的“怎樣才能做積累？”後來就形成了愉悅資本“面向根據地”的投資策略。

成為“根據地”需要幾個條件：

第一，市場空間足夠大；

第二，已經投出了數一數二的項目，否則大家不會認可你；

第三，要有人脈。

很多人問我們怎麽投到摩拜的？其實對我們來講不難：第一，這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從2005年開始就一直在研究出行領域，十分熟悉；第二，有人脈有理解力，做這事難度就不那麽大。如果你之前對這個事情沒什麽了解，拿到這個項目就判斷特準，以此來說”金手指“，這不大現實、長期看也比較可怕。

戰略制定和戰術不一樣。戰略制定是什麽？集中三倍五倍優勢兵力打擊敵人。水平基本相當的情況下，用三倍的力量打擊對手，還贏不了嗎？戰略的制定就應該是這樣的。所以那些越是不需要用腦思維、不需要判斷的項目，就越是好項目。

沒有積累、沒有根據地是一種什麽樣的情況呢？我們認為就是每次都在拼刺刀：你雖然研究了很長時間，但每次接觸都像生手一樣、從零開始，這種情況下，想要每一次都判斷準確就比較難，就像是拼刺刀的遭遇戰。

孫子兵法講“不戰而屈人之兵”，不需要判斷，不打仗就能贏，不是更好嗎？前提是你做好了戰略。有句話叫”狹路相逢勇者勝“。打個比方，某個朋友介紹一個項目給你，同時他也把這個項目介紹給了其他九個投資人。其他人都沒有投，只有你投了。你投了意味著你有這樣一個預設：在至少十個人都了解這個項目的情況下，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投資機會是不存在的，而你投了，你的預設就是你比大家都聰明，只有你看到了其他人沒有看到的價值，你的眼光比大家都好。其實，這會使你自己的壓力非常大。

也有人會問，那你們難道整天都龜縮在根據地里嗎？顯然也不是這樣。我們對擴充根據地永遠保持最敏銳、最警醒的狀態，同時又具備開放的心態，兩者結合——一方面，不斷豐富已有根據地，一方面增加新領域的根據地。

創造價值二分法：一橫一豎

商業到底是在做什麽？

歸根結底就是”價值創造、價值分享”。如果沒有價值創造，只做價值分享，估計只能是收稅或者做公益。企業就必須既創造價值，又分享價值。價值創造的關鍵點是什麽？可以是技術、平臺，可以是基礎架構的完善，它們都創造了價值。那麽，如何判斷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價值創造的過程中真正起作用呢？

我們采用了二分法：一橫一豎。

一橫：你在所處的價值體系中能夠生存，有你的不可替代性。

一豎：你面臨的各種各樣的競爭。

“一橫”，有時候這一橫非常難受，大家都一樣，如果能跟別人有區別、不一樣，那當然厲害，“一豎”就會省點勁；如果“一橫”跟別人完全一樣，就要在“一豎”中比別人厲害。

我們來看看這盤棋，拿它做個比喻。如果你執黑子，黑子在這局棋中要能站得住，你的模式、價值體系必須不能讓別人殺掉你，你就能生存。下圍棋的都知道得有雙眼，沒有雙眼就活不了。

再舉一個“一豎”的例子：黃石公園每年都清點狼群，在地圖上用不同顏色標出不同區域的不同狼群。狼群各有各的領地，如果一只狼跑到其它狼群的領地，就會被驅趕出去。所以在“一豎”中，你必須要有自己的領地。

如果一個公司，同時具備了創造價值和價值分享，相對而言就會在競爭中處於比較有利的位置。假如你做PC、別人也做，你就要在執行力上下功夫，要求你的團隊非常厲害；假如你恰好獲取了壟斷地位，贏者通吃，在市場上又是先行者，這種情況下，即便你總出錯，一時半刻也不會有人威脅到你。

最近幾年，大家的突出感受就是，創業公司成長進化的速度越來越快，原來一家公司從創立到上市至少需要6、7年，但現在這個時間越來越短。我們認為中國創業公司正在經歷一個“魔鬼通道”的過程。共享單車、團購、二手車、O2O這些所謂的“風口”上的公司，都是從“魔鬼通道”里廝殺出來的。為什麽在中國有魔鬼通道？因為市場巨大，競爭壁壘不高，利益又巨大，那你只能拼，別無他選。

“一橫”中，如果你的創新度不是特別足，你就必須在“一豎”中補，這時候拼的就不只是產品，還要看你的PR能力、融資能力、帶團隊的能力、甚至吸引人才的能力。

四種力量重塑中國新經濟

在中國的環境里，哪些因素起到了關鍵作用？

1.技術：移動互聯網、IOT、AR\VR、AI、大數據、雲計算等。

《從0到1》這本書，其實只講了一個主題：技術。對於技術這個要素來說，從1到N的積累擴張的價值遠遠沒有從0到1的技術突破的價值大，這一點極其重要。

2.產業：產業後發、完善基礎設施、放松管制、進口替代、產業升級等。

產業後發——在中國有很多後發產業，汽車、食品都是；基礎設施完善——阿里當年做支付寶就是完善基礎設施，京東做物流也是如此，這點和技術沒什麽關系；放松管制，這會釋放出大量產業級別的投資機會。國外的VC可以不考慮這些，過去在中國你也可以不考慮這些，但今天在中國不考慮產業環境、基礎設施、產業的後發、政策管制，最後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3.社會的發展：城市化、消費升級、老齡化等。

社會的發展有幾個趨勢特別重要。大家經常說的新時代、二次元、宅男，都是群體的變化。比如，2000元一件的波司登羽絨服你不願意穿了，因為你聽說“加拿大鵝”更保暖，即使8000元一件你也願意買——雖然溫度其實也沒那麽冷。消費升級實際上跟功能沒多大關系，主要是心理感受，只要你的產品/服務是提供給人的，你就必須關註這一點。

4.模式：共享經濟、眾籌、連鎖經營等。

為什麽我們對技術高度重視？因為它確實改變了一些公司的命運。就投資這個行業本身來說，某些工作幾年之後也可能會被替代，尤其是篩選早期項目：通過不同維度做幾個模型來篩選，最後出來的、可投資的數目就非常少了——看起來很神秘的東西，用技術的方法很輕易就解決了。

我們把傳統行業與高科技的關系在中美兩國的差異比作披薩餅和千層餅。美國的傳統產業比較發達，與高科技是有區隔的，就像是披薩餅的面胚和上面那層餡料，彼此之間分得比較清楚。

中國的傳統行業不發達，相當於傳統產業與高科技同時在發展，這個過程里，兩者產生融合，就像千層餅一樣，你分不清它是純高科技還是純傳統行業。這種差異導致你在中國不能純粹使用技術、或者某一單一維度來做判斷。

市場上的五種機會

把中國的”餅“切開之後，會發現五種機會：

第一類，典型的矽谷公司模式，技術制勝，風險很大，成長很快，死得也快；

第二類，科技公司，有非常強的科技背景，但是它依托於某個具體行業；

第三類，產品公司吸納高科技；

第四類，服務公司吸納高科技；

第五類，新模式。

第三、第四類是我覺得特別重要的類型。我們早年間投資過麥包包，剛成立那幾年發展速度非常快，後來就不行了。我們後來總結，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包包做得不夠好，又沒有品牌。在天貓出現之前，網上沒有特別好的包包，麥包包就很顯眼、表現很突出，可是當所有的品牌包都上線了，如果你這個時候還是沒有其他人做得好，當然就會被淘汰。

我們在這場實踐中有很多教訓，敗了，總得琢磨清楚為什麽會輸？這就需要把實際原因、關鍵要素搞清楚。做投資，如果你對行業沒什麽研究，就算懂點兒互聯網也沒什麽用。把行業弄明白、把產品搞清楚、把產品/服務/技術的關系搞透了，這些是最基本的要求，這樣，你就具備了辨識這五種機會的能力。

再來看三個案例

1.基礎設施：神州租車

VC一般不喜歡重資產，因為資本效率很低，所以VC喜歡輕資產，人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就會面臨競爭劇烈的問題。我們講在“一橫一豎”中創造價值，“一橫”中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在“一豎”中就需要拼了。所以，你能在過去幾年在O2O的競爭中，看到每月燒掉一兩億人名幣的情況很常見。

重資產公司同樣也有不錯的，比如神州租車，一年十多億的利潤做得很爽。2006年的時候，我們最開始是做車友俱樂部，收入來源靠會員費、保費、服務商的傭金。後來發現服務商這個環節出了狀況，第一次介紹客戶給他們之後，第二次再也不來了。為什麽呢？因為我們打八折，他們直接打七折，我們的客戶全跑了。我們的保費也曾經做到了好幾千萬一個月。但沒過多久，保監會出了個新規定，導致我們迅速從五六千萬的月收入銳減到一兩百萬，這塊也做不下去了。

輕資產弄不動，怎麽辦？只好往重資產做，車後服務的生意就變成了租車。租車這個生意現在看很普通，但2006、2007年的中國，大部分人是表示懷疑的。神州租車能在那個時點在中國做起來，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支付手段與身份證認證。信用卡普及解決了支付問題，更換二代身份證解決了身份認證的問題；

第二，基礎設施的完善。2008年前後，GPS技術成熟且大規模投入使用，開車方便了大家就更願意租車，車丟了租車公司也更方便能把車找回來；自動擋汽車大規模取代手動擋，使開車人群規模大大增加。基礎設施的完善為神州租車提供了大發展的客觀條件。

這些因素形成了good timing，但重資產這個令人生畏的模式又擋住了很多人，加上神州團隊的超強執行力快速推進，這就是租車這個生意里的“一橫一豎”。租車這個生意後來成長性很好，我們賺了兩億多美金。

神州租車這個案例告訴我們：基礎設施的完善會產生很多投資機會，要麽你等它完善，要麽你自己把它完善。阿里做了支付寶完善了網上購物的信用和支付，京東做了大件物流完善了網上購物的交付環節，因為這些基礎設施最早只歸完善者使用的，京東物流早期不給別家送貨，阿里支付寶也只能在淘寶上使用，所以阿里和京東成了贏家。等壁壘真正構建起來了，這些基礎設施才被開放給社會使用。

回到神州租車的案例，在基礎設置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也是投資時必須考慮的因素——行業管制。原來租車是需要牌照的，後來不需要了；互聯網金融、國企改制、物流、專車，在這些涉及到公共服務的領域，政策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必須要重視。

2.輕資產與重資產結合，低頻切入：途虎養車

做投資的沒有誰喜歡低頻的生意，都想著至少得搞個牙刷那樣的生意，一天來兩回，這得多爽！但是這個世界上低頻的生意其實非常多，電視機你不可能一年買兩回，手機一年一換差不多了吧？一年買兩輛車的情況估計也比較少見。

低頻的生意是廣泛存在的，低頻也能做成事。

途虎最早是從輪胎生意開始做。輪胎其實是更換頻率很低的產品，一般是兩三年換、六萬公里換，但好處是輪胎畢竟是兩三千塊的價格，高客單價是個切入口。

如果途虎第一天就從保養開始，一單500塊，其實毛利也沒多少。當時O2O風口的時候，很多創業公司從保養開始做，競爭非常激烈、補充非常高、切入非常辛苦。這個時候，從大家都不願意做的輪胎開始，因為有網絡，很容易把用戶切分出來，然後再導入偏中頻的其他產品和服務。

輪胎買了之後還要安裝，這就到了所謂“O2O”的offline。怎麽做？上門？自己開線下裝配店？這得需要多少人工？要求互聯網出身的一家創業公司迅速具備線下運營能力，這在短期內是不現實的、也是不經濟的。這個時候，途虎選擇了與線下汽修店合作的模式，線上交易、線下交付安裝，很快就做到了遍布全國的一萬家加盟合作店的規模。

這就是途虎構建的獨特的價值鏈：線上銷售服務和線下物流庫存自己做，具體的安裝線下店做。這樣就把輕資產的模式變成了偏重的，但與重資產相比，它還比較輕。

顯然，途虎既保證了自己對整個交易環節的控制力，又維持了較高的效率。如果沒有控制力，它很快就會被甩出去，因為這個事天貓可以做，京東也可以做，有流量的都可以做，途虎並沒有優勢；完全做線下，效率太低也沒有什麽希望。構建了這個獨特的價值鏈，途虎發展得特別快，很快成為汽車後市場絕對的老大，2016年做到了20億的收入。這個數字在互聯網養車領域已經沒有什麽像樣的競爭對手了。

通過途虎這個案例，我想說的是，從低頻切入，在模式上把輕和重結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得非常優秀。

3.市場容量：人人網

人人網這個項目經過了很多周折，它們最初買了很多公司、嘗試了很多種轉型方式，最後買了校內網，但是校內並沒有成為微信或者Facebook。

這個案例有幾個啟發：

第一，早年間，市場上錢多錢少非常重要。市場上錢少的時候，人人手里大概有融來的四五千萬美金，而當時的情況是，200萬美金就可以買貓撲，一點點錢就可以買校內，VC們反倒是手里沒大錢，人人就可以用這種買小公司的辦法捕捉非常多的機會，這是它早年成功的重要因素。現在，行業內錢太多，好項目還沒放出來，早就被推到了很高的估值，想再走這條買買買的路是不行了。

第二，過去做項目，講究單點突破、迅速擴張、形成壁壘。人人網的確做了，在學校里也曾經紅極一時，但是我把它比喻成“太湖里的生意”，因為它只是短期內在封閉的校園里做得比較多，放到公眾的大江大海里，是否依然是一個好東西呢？未必。在太湖里起家，你得找到一條通路直達長江口、直達大海。

這條路是什麽？對當年的人人來說，可能就是移動。校內早年和Facebook一樣是用email，可是中國主流人群的通訊工具是手機，email不足以讓你在中國主流人群中扮演角色。換言之，你的確做了單點突破，在一定範圍內做了一些擴張，也有了自己的壁壘。可是，能做到多大？能持續多久？這些都是問題。

人人網之外，開心網當年也火得一塌糊塗，也做到了單點突破、迅速擴張，最終同樣沒有做成。這兩個案例帶來非常多的啟發：你成功了，但是有可能做的只是一個窄市場，放到一個廣闊的市場中，你卻未必能做好。因此，單點突破未必一定能成，但是不突破肯定不行。

總結一下今天講的：常規上，都追求高頻、輕資產，但這不是鐵律，今天我們說低頻、重資產也是可以的。這實際上回到了商業的本質，就是看你能不能創造價值。怎樣創造價值？你可以通過改造基礎設施、形成自己的方法。回到商業的本質進行創新就有機會，而不是簡單地說矽谷出現什麽，就學什麽，有的需要改造，有的需要本土的創新。

總結下來，獨特的價值體系構建了商業模式，我們要想辦法構建獨特的價值體系，價值創造、價值分享，一橫一豎、四個維度、五種機會，最核心的還是要把握住核心價值。構建價值鏈沒有定法，關鍵是你構建的價值鏈在體系中能夠跟別人抗衡——世界千羅萬象，只能把握好這個基本。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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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的是模式創新，我看到的是常識顛覆

金沙江創投 2017-06-21 15:28

來源 | 金沙江創投（ID：GSR-Ventures）

 整理 | 劉佳 

曾看過知乎的一個討論，“世界在發生哪些驚人的改變”。說到驚人，莫過於常識被顛覆。我們所說的五年一代溝，常常是源於常識的顛覆。

20年前，國內的媒體上曾經流行過“互聯網生存大賽”，看誰可以在只依靠互聯網維持生存足夠長的時間。回顧當時的報道，有的媒體居然稱宅在家里的人為“當代魯濱遜”，還有參賽者對著電腦挨餓，現在看起來簡直就是大笑話。

20年間，中國的“新四大發明” , 網購、高鐵、移動支付、共享單車，改變了數以億計中國人的生活。20年前，沒有人能想到可以在手機上買生鮮，海淘商品，甚至買車買房；15年前，沒有人能想到從北京到上海坐火車也只要5個小時；5年前，沒有人能想到可以不帶一分錢一張卡，吃吃逛逛毫無壓力；2年前，也沒有人能想到可以不用買自行車，在路邊隨便牽一輛車隨騎隨放。

在中國互聯網過去的20年里，隨著社會的演進和科技的進步，數不清的模式創新誕生，模式創新又帶來了數不清的常識顛覆，常識顛覆又推動了人們生活方式、消費觀念、價值觀的加速演化。

科技已經不僅僅是工具，模式也不僅僅是載體，進步的科技遇到對的模式，共同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成為常識顛覆和社會演進的基礎。

對於物權認知的顛覆

隨著個人信用體系的建立、技術進步與規模提升帶來的生產成本降低，共享經濟的出現讓大部分人不再需要擁有商品的所有權，更大程度了提高了商品的流轉效率和利用率，節約了社會成本，也降低了人們為所有權而付出的額外成本。隨著airbnb（房屋）、ofo（單車）、衣二三（服裝）、小電（充電寶）等共享經濟領域創業公司迅速成長，消費者對於占有與使用有了新的認知。這些公司的高速發展也說明了消費者是能夠很快接受這樣經濟、有效的新模式。這背後所折射出來的，正是新生代消費者物權認知的顛覆。

對於生活方式認知的顛覆

站在個體角度來看，涉及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的變革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然而，我們把時間拉長，以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維度來看，代際之間關於生活方式的認知已經發生了深刻的顛覆。20年前，對大部分人而言，就連下館子都是個很低頻的消費行為；而現在，年輕人普遍不願意下廚， 靠外賣平臺就能不出門解決三餐。這不僅僅是怎麽“吃”的可選項豐富了；而是“叫個外賣”已經成為潛意識里的第一選擇。對於現在的孩子來說，“滴滴一下”成為出門前的第一個步驟，他可能都不會有機會知道原來出租車是需要在路邊揚招的。在今天，生活方式依舊沿著滿足人類越來越“懶”的需求在變革中——這個賽道上，依舊有機會誕生顛覆人們常識認知的偉大公司。

對於工作方式認知的顛覆

在50後、60後們的眼中，“畢業包分配，組織管工作”。而今天，人們對於工作方式認知的顛覆不僅僅在於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勞動者可以自由“跳槽”、可以自主創業，個體對於是不是要到公司工作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認知顛覆——越來越多的自由職業者湧現。滴滴平臺上的快車司機就是最好的例子。隨著互聯網平臺匹配效率的提升，工作已經越來越回歸到勞動者以自己的時間換取勞動報酬的本質上。

對於社交關系認知的顛覆

95後，00後都互聯網的原住民，他們更孤獨，更追求個性，也更把網絡看做是一個平行世界。很多人有網上的朋友，而不需要在現實中見面，不需要現實中的身份認知和投射。原有植根於現實生活場景中才能建立起來的社交關系，現在通過網絡也可以輕松建立。最近學到一個詞，叫“奔現”，指在網絡中認識的兩個人由虛擬走向現實發展。而現在很多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建立穩固的社交關系的00後們，是“奔現”的堅定抵制者。

從90年代末的“互聯網生存大賽”到今天，歷經20年，已經沒有人能夠掙脫這張看不見的網，我覺得倒是可以辦一場“無互聯網生存大賽”。

20年足夠發生太多的顛覆與變革，20年後，我的孩子已經成年，他的世界和世界觀註定和我的完全不同。站在現在，開開腦洞，想想我成年的孩子所生活的世界，面對這些很有可能發生的顛覆，我既激動又恐懼。

信息展現形式發生變革

曾經，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紙質到電子屏幕，再到隨身攜帶的手機普及的過程。而到20年後，在那並不遙遠的將來，世界的信息又將以什麽樣的方式展現與抵達呢？虛擬現實是我們現在可以預見的信息載體之一，甚至有可能跳過所有外在實物介質，直接與腦電波相連相通。

傳統教育不複存在

曾經，學習是件痛苦的事；學校里的同學水平參差不齊，卻不得不接受統一的教學進度和安排。到我的孩子成年時，或許傳統的學校和班級概念已經消失，通過遊戲化的自適應教育，在機器的輔助下，學生可以得到完全個性化的教學和練習。甚至，教育可能隨著信息展現形式的變化發生根本的變化。試想一下，一些基礎需要記憶的知識可以直接通過物質化的載體，比如知識膠囊的形式，在人需要的時候“彈出”，甚至直接進入人腦中。

交通方式由平面變為立體

出行方式的變化根本是由於空間被重新定義。目前我們的交通方式都還是通過平面來進行的；即便是飛機，也遵循著虛擬航線。而未來，複雜系統將進一步推進空間與立體的交通方式出現。如今依托平面軌道的交通方式將被徹底替代。

人工智能取代人類工作

到我的孩子成年的時候，人工智能一定已經滲透到了各行各業， 將“最大程度的把人從生產過程中解放出來”，也就是取代了大部分人的工作。 醫生、律師、金融分析師，曾經常識里優秀的行業從業者們，或將永遠失去工作。

一些人生而肩負顛覆和創立的使命，而我們要做的就是發現他們、助力他們、成就他們。我們生活在常識被顛覆的洪流中，不可逆，也並不可怕。我們不忘初心、我們永葆好奇，我們期待在常識被顛覆的過程中，發現即將改變世界的偉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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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升級，升級的是物質還是心智？

闌夕 2017-06-28 14:30

來源 | 闌夕（ID：techread）

 作者 | 闌夕

根據國家旅遊局公布的數據，在2015年中國遊客出境旅遊的目的中，有53.6%是以購物為主要目的，平均用於購物的費用占人均境外消費的55.8%，尤其是在日本、韓國以及歐美發達國家，人均旅遊購物支出已超過7000元。在倫敦希斯羅機場的旅客中，只有1%是中國人，但中國人創造了25%的免稅品銷售額。

這種熱潮，也被財經行業稱作是「消費升級」，支撐這種升級行為的，是數以億計的新晉中產階級。

急劇膨脹的需求，則催生了跨境電商迎來盛夏，並呈現出了另一種利己主義的精致畫風。

最讓人熟知的莫過於遠渡重洋的馬桶蓋，它讓原本對海外商品認知有限的中國，打開了一扇觀摩世界的窗，原來那里，有很多未知的探索，也讓中國人義無反顧的開始了消費升級的征程。但，所謂的消費升級，就只是對物品的升級嗎？

從阿里巴巴打造「雙11」的神話開始，中國人對物欲的追求，就從未停歇過，一年又一年，刷新了單日購買新紀錄。在剛剛過去的又一被京東衍造出的618，淘寶天貓以「理想生活」進行狂歡，洋碼頭以「洋物運動」來參戰，網易考拉以「海淘盛典」來裝點，小紅書借618呼籲提前囤貨，更有數不勝數的玩家在一輪又一輪的促銷戰中，展示自身給用戶帶來的「消費升級」的感覺。

現在「消費升級」所傳遞的多為「我想成為更好的自己／我想過中產階級的生活」的「感覺」，但並沒有人能說清產生這種感覺的人的定義標簽究竟是什麽。細細研究下來，無非有幾個類型。

第一種人群，他需要更好的物質。物質的追求可能是人活在世的第一種本能之一。通過獲得更好的物質來改善現有生活，是最基礎的表現。

「中國奶源已是世界級水平，中國人總是去歐美市場搶奶粉，是一個消費上的誤區。」一個月前，中國奶業協會會長高鴻賓的這席講話，不出意外的在社交媒體上被「噴成篩子」。其實，追求更好的物質，追溯到源頭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三聚氰胺」事件。是啊，護犢的本能讓大家的選擇有了傾斜，也是出去最基本的安全的考慮。

河南省新鄉市的村民在使用工業汙水灌溉麥田之後接受央視采訪時的坦誠回答也成為經久不衰的表情包：「這水澆出來的小麥，我們自己不吃，都賣給你們了。」

有人在痛心疾首中提出「互害型社會」的概念，篤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質樸道理，若是人人都奉行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精髓，那麽也就沒有誰可以在叢林中獲得安全。

不過，所謂安全感的構建，既有基於客觀因素的成分，也受到主觀認知的影響，如同乘坐的船只發生漏水現象，就地修繕和徹底逃離都是各有支點的選項。

而這也為商業活動提供了兩種迥然有別的目標市場：是在灰燼里重新取火，還是追逐洞穴外面的光亮？

顯然，站在經濟強國的角度，放任國民為了馬桶蓋而遠赴日本，並非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

追求更好的物質，就意味付出更多的金錢代價嗎？邏輯上沒有錯，如同你花費不同的價格購買50平的普通住宅和1000平的豪宅中一樣，價格註定是不同的。而放眼所有消費品來說，答案並不一定。

在消費升級的群體對於物質追求的表現上來看，傾向於選擇國外的商品似乎是必然選擇。以Coach品牌來說，美國的售價幾乎是國內的一半甚至更低。更何況限於進口流程，無論是品牌還是品類，國內可購的數量都非常有限。走出去，引進來，一個應用於國家發展的長久戰略，也在這場跨境電商的爭鬥中顯示出來。

一份來自洋碼頭的《2016上半年中國海淘消費報告》中指出，海淘消費已呈現普及化，商品的購買需求也從標品爆款逐漸走向個性化、差異化商品，從高端奢侈品或大件商品，到牙刷、杯子、指甲鉗等生活日用品。其中，北上廣深的海購增速同比上漲77.57%，二線城市上漲84.32%，而三線城市的增速則達到了108.65%。更有趣的是，小眾的、個性的、限量的、全球首發的也紛紛成為選擇目標。這種由一線城市領導、二線城市加速的跨境消費繼續維持頗為誇張的增速，而那些和時尚與健康掛鉤的品類，則構成了被競相搶購的熱門對象。

這就找到了「消費升級」下第二類和第三類人群——他喜歡探索，愛新鮮的和他需要宣揚個性，誓要不一樣。

中產階級對於物質的不懈追求往往也與不懷好意的嘲諷相伴，用保羅•福塞爾的話來說，這個群體過於「害怕自己淹沒在人群里」，所以才必須把欲望對外呈現，於是「生活通常被揮霍在一種急不可耐的貪求中，貪求那些觸手可及的範圍內的小物品。」

無論是「昌平名媛生活指南」，還是「讓孩子不和沒有英文名的小朋友一起玩」，這種刻薄總是同時來自上下兩個階層的不屑一顧，前者不怎麽看得慣新貴們的東施效顰，後者則記恨階級固化帶來的窗口關閉。

然而中產階級本身卻無意或是無力做出多少辯駁，他們有著太多的註意放在那些依然沒有得到滿足的地方，雅克·巴爾贊稱中產階級是「二十世紀中晚期造就的溫順消費者」，則為中產階級賦予了熨貼的含義。

一份針對33個年收入超過40萬以上的家庭訪談顯示，海淘在很大程度上屬於為精神需求買單的產物，比如像是Burberry和Celine的包包就逐漸變得比LV這種傳統奢品更受歡迎，因為「沒那麽大眾化，身邊背的人很少，也不會把Logo刷遍全身。」

幾年前，《金融時報》在中國的調研也佐證了這種祛魅趨勢的到來，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只有18.8%的受訪者最想擁有的奢侈品品牌是LV，而在規模較小、消費能力較弱的城市，這一數字是38.3%。

在知乎上，曾有男性用戶提議「用農夫山泉空泉水加噴壺替代雅漾大噴」——後者是一款以天然泉水為主要成分的保濕噴霧產品——遭到幾乎每一個女性用戶的譏笑和駁斥，的確，從直男思維出發，可能所有奢侈品都會被視作是「智商稅」的變種。

當然，更具穿透力的反詰，則是「GTX 760又不是不能用，為什麽要上1080 Ti？」

這種對追求更好、新鮮和現在擁有不太一樣的現狀似乎看見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身影，而洋碼頭就托物言誌的借著「洋務運動」的臺詞打出了「洋物運動」的旌旗：不僅加大力度促銷海外商品，還在武漢、南京和廣州等城市——這都是曾經的口岸城市——設攤宣傳洋貨之美，想要引起共鳴和找到誌同道合之仕的也就是上述三類人群。

有人，就將對海外商品的物質追求，視同為崇洋媚外，也是對國內經濟的重要打擊。所以國務院正式批複發改委的請示，同意自2017年起，將每年5月10日設立為「中國品牌日」，這相當符合經濟學家林毅夫所主張的產業政策路線，也就是政府搭臺、市場唱戲，前者必須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

1928年，國民政府曾經頒發了「國貨」標準，總計分為七等，「國人資本，國人經營，完全本國原料，國人工作」乃是大大光榮的第一等，而「國人資本，國人經營，外國原料，外國技師」則為勉強及格的第七等，在七等之外，則均為刻意貶損的洋貨。

不過，縱使政府、商會和民間的熱情高漲，在事關自身利益的消費行為上，愛國主義並沒有左右人們的決策，根據國民政府的統計，1933年——也是「國貨運動」的啟動元年——進口商品的累計價值創下海關記錄，達到9億元之巨。

缺乏品質競爭而依賴情緒紅利，是「國貨運動」被認為收效慘淡的原因之一，而保護主義更是飲鴆止渴的陷阱，它摧毀的是商業文明最為重要的公平機制。

如果積貧積弱的工業基礎是百年之前的中國難以克服的天然障礙，那麽重新獲得全球地位並拿到規模優勢的現代中國，則更多的是跌在了軟件而非硬件的資質層面，是一場從窪地到高地的陣地戰。

然而，結果依然是在倫敦希斯羅機場的旅客中，只有1%是中國人，但中國人創造了25%的免稅品銷售額。

這是國產品牌素來難以與之抗衡的貨架，相比發達國家的商業積澱，資歷尚淺的中國企業很難在非標準品的高溢價市場占得一席之地，這里的消費者也不再容易受到定價策略的左右，而是相信強勢品牌對於商品品質的背書。

就像可口可樂公司的創始人艾薩•坎德勒所言：「可口可樂的所有公司所有財產在今天突然化為灰燼，只要我還擁有‘可口可樂’這塊商標，我就可以肯定地向大家宣布：半年後，市場上將擁有一個與現在規模完全一樣的新的可口可樂公司。」

美國歷史學家葛凱認為，在二十世紀早期，民族主義和消費主義在中國融合成了一個有關制造和生產的血統爭論，並在最終演變成為「國貨運動」，被當作反對海外侵略的某種隱喻。

美國在冷戰之後開創的黃金年代，就和其紡錘型的社會結構不無關系，這也毋庸置疑的是各國政府普遍追求的理想圖景，連《人民海報》的海外版也曾批評房價過高的壞處：「任其發展下去，不僅會影響到國內的經濟健康，還會影響到中產階級對國家發展的信心。」

所以盡管和主旋律支持國貨的主張背道而馳，讓有條件的民眾自由的行使權利，去擁有那些在他們看來符合經濟水平上升的商品，同樣具有難以否認的合理性。

從物質開始，消費升級的運動遠遠不會結束。他是一種蘊含在身體內部存在巨大力量的不死的欲望。就如同健身，雖然起源只是在需要練就健美身姿的小範圍群體中，擴散到如今每個手機中的Keep一般，追求健康才是終極目標。這是內心追求要更好的表現，也是我想成為更好的自己的欲望終結。

換句話說，消費者行為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複雜的社會學科，是因為它並非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否則每種品類的商品都只會存在一種最優解——而保持對於生活品質的體面訴求，則未嘗不是推動物質文明的原始動力。

無論如何，從低往高的跋涉，和從高向底的擠壓，終究會使不同物質的取悅群體變得重疊起來，無論是那些以一二線城市居多的高凈值人口，還是在二三線甚至更低線級的人口重複了一二線流轉的行為路徑，海外品牌都希望通過互聯網抵達那些容易觸達亦或是傳統渠道滲透不到的任何角落，為潛在的新興客群提供多余卻馳名的選項，而背後，需要付出的更多則是對目標客群心智的改變。

「洋物運動」似是能從單一的促銷氛圍中脫離出來，以喚醒目標群體認知自身需求的根本出發，贏得心靈的認同。

唯有占領心智，方能百戰不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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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懟王者榮耀，懟的是我們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窘境

杭州中學教師《懟天懟地懟王者榮耀》，可是無論你愛或不愛，手遊就在那里。即使它不會成為我們必需的生活方式，也是我們下一代人必需的生活方式。

早在2015年底，每100個中國人就有超過90部智能手機，每100個手機用戶就有超過29個人是4G網絡用戶。

這兩個數字直觀解釋了為什麽《王者榮耀》成為全民手遊。而遊戲，無論是聯網還是單機，也從來沒有這樣進入人們的生活。

事實上我們在這里討論的不是為什麽《王者榮耀》會成功，而是為什麽可聯網的手遊能夠超越它的前輩，擔當“全民”這兩個字。更全面的說法是“全民、全時、全空間”——比如馬桶上。

有一種說法把人類的發展劃分為農業時代、工業時代、信息時代和移動互聯網時代。它們之所以能夠被稱為不同的時代，是因為生活和生產出現了顛覆性的變化——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就是隨時隨地的連接。

例如人們獲取和使用娛樂產品的方式。就拿電影來說，它本身就是工業時代之於農業時代的進步。而到今天，已經可以躺在床上利用連接手機的VR眼鏡和男主角一起冒險。

現在，讓人們不用智能手機看視頻是真正的“逆潮流而動”。自然也不可能讓人們不玩《王者榮耀》——即使關閉了《王者榮耀》，也不可避免替代品的出現。這是偶然和必然的關系。

時光不能倒流。“王者榮耀”們和其他一切移動互聯網帶給來的紅利，都不可能退出生活。相反，投資超過萬億的5G網絡就要上馬，更複雜、更具吸引力的手遊因為網絡傳輸的進一步改善一定可以出現。

當電影出現的時候，上年紀的人觀看後覺得頭暈，一些宗教信徒覺得它是魔鬼帶來的幻覺，當然也有小孩子偷家里的錢去買電影票……

套用當下人們對於“王者榮耀”們的批評用語，不知道那時候是不是有人說：“電影這個東西利用未成年人自我控制力能力較弱，很多時候無法分清虛擬和現實，容易沈迷電影，並且為之消費。”

還有沒有人說：“電影這個東西，讓現在的人扮演歷史上的人，長得也不像，衣服又不能完全一樣，還有導演和編劇自己的理解以及喜好，都做不到與歷史書上一模一樣。小學生都還沒學過真正的歷史，容易讓孩子先入為主誤讀歷史人物。”

“王者榮耀”們今天遇到的批評，實際上反映了我們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種種挑戰。更確切地說，一款真正成功的“全民”移動互聯網產品正面臨上一世代滯後的使用條件，和本世代初期並不完善的使用環境。

比如有報道表示，未成年人在互聯網上搜索身份證號借以欺騙遊戲防沈迷系統。這個系統需要有效的成年人身份信息才能登錄，從而使家長得以掌控遊戲情況。

眾所周知，隨著移動互聯網更加密切地連接人們的生活，個人隱私也前所未有地暴露在網絡上，身份證號就是代表之一。相關信息的泄露，早就引發了遠比未成年人遊戲更嚴重的詐騙等事件。

再如，許多報道提到的未成年人盜用父母的手機向遊戲付費的情況。首先，為了方便，絕大多數支付平臺和渠道正在越來越簡化支付過程，而將關鍵驗證集中在手機上。

這樣，一旦手機“失陷”（實際上，絕大多數父母並不認為，把自己的手機交付給孩子是一種安全風險），風險就隨時可以發生。

也有人可能會問：我的孩子用我的手機為什麽要有防備？那麽換一種說法，有多少人願意把身份證交給孩子使用？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智能手機對於個人參與社會生活、生產的重要性遠超身份證，特別是手機將越來越多起到身份驗證和替代的作用。手機面臨的風險也越來越高，對其的看管和保護也本應該越來越重要。

如果從支付安全的角度考慮，支付平臺是否本來就應該考慮手機（特別是短信）之外的驗證渠道？畢竟當手機丟失後也會出現這種風險。

這些問題，顯然不應該提給“王者榮耀”們。其實任何一款成功、風靡的應用，都可能需要應對移動互聯網世代初期的種種不適。這有的是使用習慣導致的，有些是經濟發展情況導致的，更多則是立法和監管導致的。

而某權威媒體采訪北京市朝陽區一重點小學“陳老師”後得到的結果是：小學生玩手機網遊是普遍現象,並且隨著學生年級的增加愈發嚴重,大部分孩子玩手機網遊的頻繁程度取決於家長的監督力度。

陳老師還表示,學校會通過廣播、主題班會的形式講述沈迷網絡遊戲的危害,“常見的問題是家長工作忙碌,孩子無人看管或者由老人看管,導致監督效果大打折扣。”

此間也有評論已經指出，在美國的大多數小學校園，學生使用手機被嚴格限制。此事無論真假，都應該引起教育界和家長的思考。

這里就又提出一個問題：家長是否能夠適應移動互聯網時代對孩子的監護？畢竟除了《王者榮耀》，手機還會給孩子帶來更多或好、或壞的信息和影響。

上述媒體采訪的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王二平認為，網絡平臺應加強監管,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此外就是“家長應該和孩子共同參與一些益智類遊戲,利用自身的判斷力和自制力對孩子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引導和節制”。

對《王者榮耀》本身的批評其實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如果本來就是面對成年人的遊戲（作為一件正常的商品，它的目的就是吸引人購買），如何避免未成年人使用？

畢竟，手機不像PC那樣容易被固定放置和看管。而移動互聯時代的支付也從未如此方便、容易被孩子獲得。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打算出售給成年人的移動互聯網娛樂產品，大多面臨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也並非僅靠娛樂產業能夠解決。

當然，這也不是說無解。

2017年5月起開始實施的《文化部關於規範網絡遊戲運營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工作的通知》即提出“網絡遊戲實名制”，提倡網絡遊戲經營單位設置未成年用戶消費限額，限定未成年用戶遊戲時間，並采取技術措施屏蔽不適宜未成年用戶的場景和功能等。

而在更早的1月,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了國家網信辦起草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送審稿)》,這是一部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法律。其中包括“禁止未成年人在每日的0:00至8:00期間使用網絡遊戲服務”等關鍵內容。

就是在本月，《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開始施行，泄露個人信息正式入刑。

而作為解決網絡空間安全問題的系統性方案，《網絡安全法》也在6月施行。

總結起來，要解決當下屢屢出現的“怒懟王者榮耀”，其實核心是四件事。

首先，建立更完善的未成年人防火墻，也就是防沈迷系統等努力。但這一機制或系統，務必來自最好的技術，以及最了解用戶的機構，而不僅是實名制了之。當然，研發它的難度，也許並不亞於新的《王者榮耀》。

其次，必須解決圍繞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基本生活而發生的挑戰，這包括技術問題、也包括立法問題等。例如個人信息泄露、互聯網支付等等。

第三，對於可能與上一條有關的各種違規，懲罰均不可減免，即嚴格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依法治國。比如嚴加懲戒針對防沈迷軟件的外掛程序。

第四，對於呼籲已久的娛樂產品分級制度進行更切實的討論。畢竟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未成年人等保護群體接觸娛樂產品的渠道更多、方式更便捷，分級以及以此為基礎建立防火墻的需求也更加急迫。

從以上可以看到，“王者榮耀”們其實提給我們的是如何應對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大問題——顯然監管部門、學校和家長都不能使用互聯網時代管理PC和網吧的方式。

但無論如何，手遊註定要成為一種必需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人因為年紀的原因不能適應這麽小的屏幕，他的下一代人也一定會習慣這樣的生活方式。這種娛樂方式也許還會成為後世標記我們這個時代生活的標簽。

到底是應該在技術提升、立法進程完善、秩序建立之前就滅了手遊和移動視頻，還是把更多精力集中到那些更關鍵的問題上？“怒懟”的家長或教育界人士，希望也可更加關註乃至盡可能推動這些更複雜問題的解決。

（來源：新華社 記者 王婷）

支付寶口碑“圈地”，靠的是這些掃街狂人

支付寶公司總部的標誌。（新華社記者 韓傳號/圖）

父母沒想到，高中都沒有上完的趙宇凡，一個人跑到廣州找的工作，月薪居然超過2萬元人民幣。

2015年，這位身材瘦小、普通話說得不太順溜的年輕人，從老家廣東河源投奔在深圳的表哥，晃悠了一段時間，決定一個人到廣州闖闖，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做會議的電話銷售，幾個月後又應聘進了一家網絡科技公司。

雖然公司打的是網絡科技的名號，趙宇凡的這份工作其實是地推，上門去到一家家餐廳，邀請他們進駐支付寶口碑平臺，在店內張貼二維碼等物料，方便消費者結賬的時候用支付寶。每開通一個新商戶有開戶費、商戶使用支付寶收款流水中可以拿到一定比例的提成。

越來越多人出門不再帶錢包，拿著手機就可以隨時隨地支付，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的商戶們是怎樣被搬到手機上、接受移動支付，連接商戶和支付平臺的服務商們又是如何在夾縫求生。

“年輕人，錢給夠”

生於1995年的趙宇凡，微信簽名是，“他們不相信你，你就要證明給他們看。”

趙宇凡應聘的這家廣州友騰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友騰網絡)，是支付寶口碑在廣州最早的一批服務商。

從2010年開始，美團、糯米等團購網站先後興起，BAT等互聯網巨頭也開始與傳統企業合作，向線下渠道滲透。阿里巴巴參與了美團A輪5000萬美元和B輪3億美元的融資，但是隨後雙方關系產生裂痕。阿里巴巴複活口碑，投資餓了麽，與美團、大眾點評抗衡。

2015年6月，阿里巴巴集團和螞蟻金服共同出資60億元發展口碑的O2O業務。以支付寶作為主入口的本地生活服務平臺“口碑”，即刻在各地招募服務商，主要工作是邀請線下商家入駐平臺，並為其提供引流等服務。

鄧健是友騰網絡的老板，湖南人，2006年職校畢業，學的是計算機和電工專業，先是在江浙、2009年到廣州打工，2012年開始自己創業，包括他在內，公司一共5個人，主要做化妝品和互聯網金融產品的互聯網廣告代理。

鄧健說，自己創業受到商戰真人秀節目《贏在中國》的影響。互聯網廣告價格非常透明、只有拿到獨家代理權才有優勢，很難做大規模。2015年6月，試圖擴展新業務的鄧健，意外知道了支付寶口碑招募服務商的消息，立馬決定做口碑。盡管當時他並不很清楚口碑究竟是做什麽的，但是前面的互聯網廣告經驗告訴他，多層代理肯定不如一級代理。

當月，鄧健帶著公司另一個同事一起在支付寶口碑位於中華廣場的辦公室參加了簡短培訓，他們公司被指派了廣州火車站、流花湖公園一帶約5公里商圈作為地盤。當時他們手上還沒有成型的產品，只是拜訪商戶介紹產品、並做意向登記，留下聯系方式，一天時間他們就把這里的商戶掃了一遍。

在鄧健看來，當時商戶們從線下走到線上的，其實此前已經被團購網站教育得很好了。一些商戶主要靠團購網站引來客流而活下來，但是也有一些商戶不滿，團購帶來的每一筆消費不僅要讓利給消費者、還要給團購網站分成。

鄧健記得，自己簽的第一家商戶，是火車站旁的一家湘菜館，老板一說就同意了。雖然不能像團購網站那樣引流到商戶，但是當時商戶入駐支付寶口碑平臺全免費，資金可快速到賬且無手續費，還承諾產品正式上線之後有隨機立減活動，將來可以為商戶提供線下消費數據。

支付寶口碑給鄧健這樣的服務商開出的條件也很優厚，每開通一家商戶，不論大小，都可以拿到開戶費300元。不過，2015年8月支付寶口碑正式上線、9月開始第一次結算時，服務商們發現自己並沒有拿到預期中的開戶費。在系統考核中，商戶開戶後一個月需要10筆以上的支付交易才算合格、才能給開戶費。

鄧健回憶說，自己公司在5、6、7三個月開通了約一千家商戶，9月份核算時卻只有30%合格。當時支付寶的市場認知率之低，超出服務商們的預期。廣州50多家支付寶口碑服務商，立馬有一半決定退出不幹了。

鄧健也在猶豫是否繼續，將新業務暫停了兩個月。在他觀望的時候，支付寶口碑調整了政策，考核標準調低、開戶費上調為500元／戶。在差點要被支付寶口碑清退的時候，鄧健決定加大人手繼續投入，原本2個人的團隊，快速擴充為20多人，趙宇凡就是這個時候應聘進公司的。

為了提高消費者使用支付寶的交易頻次，以保證自己開戶合格率，此前服務商們和商戶簽約後，直接把二維碼相關物料交給商戶去張貼，現在則自己動手貼起來。

趙宇凡剛入職友騰網絡的時候，分配到的地盤是天河客運站－燕塘沿線。沒有熟人，也沒有別的渠道，就是一家家上門去問，一一級一級從下往上找，從服務員、部長、店長、再到公司相關負責人。鄧健說，如果店長就是主事人好辦，基本上十家能談成八家，連鎖商戶周期就比較長。

一家叫做“海門魚仔”的連鎖餐廳，趙宇凡耗時半年才談成。連續造訪了三次之後，他拿到了財務負責人的電話，對方在休假中，給了他另一市場負責人號碼，見面後，對方無意以全場9.5折讓利，參與當年的雙十二的活動，只有作罷。

回頭他繼續與財務負責人保持聯系。除了逢年過節的祝福短信，趙宇凡每個月至少給客戶、潛在客戶們發送5條問候短信。2016年4月，休完產假的財務負責人，終於主動約他面談、同意入駐支付寶口碑。

友騰網絡的市場人員都是清一色的90後，在鄧健看來，趙宇凡的業績在公司只能算中等，但他是韌性最強的一個。從2015年10月入職至今，趙宇凡估算自己接入的商戶大概在200-300家之間。早上9點去到公司開早會，10點半左右出門，帶著物料去拜訪商戶，開拓新商戶、服務老商戶，忙起來午飯都來不及吃，跑到晚上11點也是常事。

2016年6月以後，是口碑服務商的紅利期。這一年，趙宇凡的月薪平均超過了2萬元人民幣。鄧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年輕人，錢給夠，不怕他們走。每個人都會衡量這份工作的投入產出和前景。”

不是人人都能像趙宇凡一樣吃苦。2017年，趙宇凡開始當師傅了，公司安排他帶了三個新應聘進來的徒弟，前面兩個徒弟分別都只跟了他一天，第二天就不辭而別了，第三個總算堅持下來。

到底幾家來分？

口碑成立兩年時間，能堅持下來的服務商也不容易。

2015年年底，友騰網絡搬了新辦公室，從之前的80平方換成現在的280平方，鄧健計劃將公司擴充為30人規模。

沒想到，2016年1月，支付寶口碑又調整政策，服務商們的業務收入從開戶獎勵費轉變為運營提成，而且只有商戶流水的0.3%，即簽約商戶每使用支付寶收款100元，服務商只能拿到3毛錢。鄧健用一個“慘”字來形容當時的境況，他不得不收縮，公司開始不發底薪，只發提成，員工很快就流失了一半。

鄧健慶幸有一半的老同事留下來。三個月後，支付寶口碑再次調整了政策，將服務商的提成調整為1%，服務商們又活了過來。到2016年6月，友騰網絡當月終於不虧錢了，鄧健稱自己墊了80多萬元之後，終於不用再給公司墊錢了。友騰網絡隨後成為支付寶口碑在廣州地區最大的服務商。

2016年的“雙十二”活動，友騰網絡不惜自掏腰包幫助商戶來“打流水”，拿出28萬元，主要用來補貼商戶的工作人員、給使用支付寶的用戶贈送涼茶等小禮品。

得益於這次沖刺，這一年支付寶口碑在全國約1800家服務商中評選了18家為金牌服務商，友騰是其中之一。在支付寶口碑服務商的年度大會上，原計劃金牌服務商的獎金是每家5萬元，一位參會者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說，支付寶口碑CEO範馳一時激動，說服務商太不容易了，應該在後面多加一個零。最後，獎金變成了50萬元。

2017年1月，口碑宣布完成新一輪11億美元的融資，投資方包括銀湖資本、鼎暉投資、春華資本。

此後，支付寶口碑再次調整了遊戲規則，將服務商的提成調整為0.35%，具體算法也有調整。此舉旨在讓服務商們除了關註流水分傭，也要註重運營能力，幫助客戶做大價值，深度運營，往商業生態的方向去。

2016年，友騰網絡把原來的互聯網廣告代理業務都停掉，全部轉向口碑業務。2016年口碑紅利期過去之後，鄧健開始琢磨著將業務團隊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繼續開拓新商戶，一部分主攻綜合體運營。他甚至籌劃和另外兩家服務商合並，一起做大。因為，幾次政策調整下來，他發現，每個城市的服務商總盤子就這麽大，到底是幾家分、還是幾十家來分？只有做到最大、最好才能活下去。

2016年7月，支付寶口碑將業務範圍拓展至餐飲之外，包括麗人、休閑娛樂、KTV、攝影、運動健身、婚慶、親子、寵物、書店等各行各業，基本覆蓋線下所有的生活服務，同時也繼續招募服務商。

計劃與友騰網絡合並的廣州友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在2016年8月加入的，總經理劉次玉稱自己趕上了口碑招服務商政策最好的時候，但是他也深感市場有限、好的資源有限，頭部商戶都已經在老服務商手里了。

劉次玉最早在2004年開始做中國聯通的代理商，賣寬帶、3G上網卡、無繩電話，見證了通訊行業從功能機到智能機的轉變，無繩電話做不下去了，轉做美容行業、做面膜機。

另一個準備與友騰網絡合並的是廣州航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這家公司的創始人李創，曾經在POS機服務商拉卡拉工作了三年，從業務員做到管理層，2014年意識到移動支付的前景，他轉向移動支付設備硬件客來樂的代理商。

基於微信支付的開放接口，客來樂最初是基於微信支付做了一個小盒子和一塊屏來幫助商家收銀。李創感覺作為代理渠道畢竟與微信隔了一層，微信更願意成為一個支付工具，開放接口之後，並無意扶持和發展服務商，更無意在運營商戶上花功夫。他的這個判斷今天看起來還是比較準確的，客樂來後來也將業務範圍拓展至包括支付寶在內的其他家。

三位創始人都認為，促成三家合並，一是因為支付寶口碑政策變化，二是意識到規模對於服務商的重要性，也感受到了公司團隊和自己能力瓶頸。

幫商家做線上運營方案。鄧健希望，如果服務商能夠向商戶提供諸如點餐、物料、選址等服務，生長出這種能力，以後返傭政策調整也不用怕了。他甚至希望未來能跨出廣州去發展，只有做大，規模上去了，資源才能更大。

現在，三家公司的聯合辦公室，最醒目的是前臺墻壁上的支付寶和口碑的標識，除了墻上掛滿了公司獲得的各種錦旗獎狀，各自的品牌標識幾乎不可見，倒是充滿各種自我激勵，譬如“越努力，越幸運”的警語，以及沖刺“訂單任務25萬筆”的橫幅。

2017年6月，聯合國旗下機構"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發布報告稱，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推動下，2016年中國移動支付市場規模達到了2.9萬億美元，在過去4年中增長了20倍。報告認為：中國的移動支付正改變世界。

阿里巴巴2017財年第四季度（2017年1-3月）業績顯示，口碑平臺通過支付寶結算的支付額為750億人民幣，同比增長257%。支付寶業務流水不再是口碑追求的第一目標。2017年4月12日，口碑發布了“碼戰略”，簡言之就是打造“線下淘寶生態”。用口碑CEO範馳的話說：“線上做生意要有淘寶店，線下做生意要有口碑店。”按規劃，2017年內接入口碑碼的線下商家將達到300萬家。

公司已經有兩名同事去到口碑總部杭州學習，並拿到了認證講師的資質，趙宇凡也開始了口碑學院的在線學習，那里有口碑提供的各種在線營銷工具、以及應用案例。他開始接受這個事實，城市大部分商家都接入後，深耕也就開始了。

2017年後，趙宇凡負責維護的商戶大約100多家，主要收入來源是這些商家的支付寶流水，收入比2016年少了一些，仍然有1萬多元。他的父母依然不能理解，仍在勸他去工廠里學一門技術。

扳倒Uber CEO的是網上的“吃瓜群眾”嗎？

優步（Uber）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卡拉尼克。（新華社記者 嶽月偉/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7月13日《南方周末》）

或許可以這麽說，無論是在哪個國家，社交媒體上的用戶們都是一群容易憤怒的人。他們憤怒的對象，可能是性騷擾醜聞，也可能是另一派別的政治表達。無論憤怒的原因是什麽，看起來各種商業品牌都在小心翼翼地聽從社交媒體上的情緒指導，規避那些有爭議的人和事。

最近矽谷最大的新聞，當屬Uber聯合創始人兼CEO Travis Kalanick宣布離職的消息。雖然導致他黯然下臺的直接原因是投資人的壓力，但在不少觀察人士看來，背後真正的壓力來源其實是社交媒體上千千萬萬對Kalanick表示不滿、對Uber進行抵制的普通用戶。

《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就認為，如果這事發生在另一個時代，一個沒有社交媒體的時代，那麽Kalanick應該不會丟掉CEO的寶座。

為何這麽說？有史為鑒：自從1980年代喬布斯被從蘋果公司排擠出局之後，矽谷科技公司的創始人、CEO們，飛揚跋扈如君王的並不在少數，他們都不斷地要求投資人和董事會聽從他們的意見，而最終也往往獲得了投資人和董事會的縱容。

但是，Kalanick就沒那麽幸運了。自從2017年2月19日，Uber前工程師Susan Fowler曝光公司內部的性騷擾醜聞之後，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體上針對Uber的批評和抗議勢頭就一浪高過一浪。隨著更多性騷擾醜聞、Kalanick粗暴對待Uber司機等負面消息，接二連三地出現在新聞報道中，這家公司面臨的來自大眾的壓力越來越大，直至不可承受。

這自然而然地令人聯想到不久之前在美國發生的另一樁著名事件：2017年4月，福克斯新聞臺金牌主播Bill O’Reilly因性騷擾醜聞而宣布辭職。其實此人性醜聞纏身至少有十幾個年頭了，但此前幾次都在公司內部順利擺平，眾所周知他是整個電視臺最大的搖錢樹和印鈔機。然而，這一次他卻沒能挺過去——很大原因同樣在於社交媒體上的抗議浪潮。在這些抗議的壓力下，幾家大廣告商相繼撤資，福克斯新聞臺的老板明白局勢不妙，不得不將O’Reilly開掉。

這或許可以算是發生在大洋彼岸商業界的“關註就是力量，圍觀改變美國”？不少人對“吃瓜群眾”發揮的力量感到鼓舞：看，我們推動實現了社會正義，倡導了女性權益等進步價值。

但是，美國社交媒體在商業界推動積極變革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治爭鬥，成為黨派紛爭的重要角色。

實際上，在導致Uber遭受一系列質疑和批評的事件中，不僅有性騷擾和粗暴對待司機的醜聞，也有Kalanick加入特朗普總統的商業顧問委員會的消息——在民主黨支持者占多數的矽谷，這樣的消息自然不被喜歡。社交媒體上反對特朗普的用戶，也因此憤怒譴責Kalanick本人及Uber公司。

另一個新近發生的例子是：6月11日，達美航空和美國銀行迫於來自大眾的壓力，宣布撤回對紐約公共劇院制作上演的莎士比亞悲劇《凱撒大帝》的資助。在這出劇中，凱撒大帝的形象帶有鮮明的影射特朗普的成分——金發，西裝上別有美國國旗。而他被刺殺的場面，則被認為是在影射特朗普被刺殺。很自然地，這部劇令特朗普支持者非常不滿，他們在社交媒體上表達的憤慨，讓兩家贊助商選擇了規避爭議、明哲保身。

其實，早在2012年，紐約另一家劇院也排演了《凱撒大帝》，其中的大帝長得很像奧巴馬。當時達美航空也資助了，而且沒人說什麽。對比五年前和五年後的場景，戲劇本身並沒有太多不同，改變了的是美國的政治生態和社交媒體上的大眾情緒。

所以，或許可以這麽說，無論是在哪個國家，社交媒體上的用戶們都是一群容易憤怒的人。他們憤怒的對象，可能是性騷擾醜聞，也可能是另一派別的政治表達。無論憤怒的原因是什麽，看起來各種商業品牌都在小心翼翼地聽從社交媒體上的情緒指導，規避那些有爭議的人和事。

這就是今天商業公司需要面對的現實。一方面，社交媒體上的監督可以令公司朝積極的方向進步和進化；另一方面，商業公司也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照顧社交媒體用戶脆弱敏感的神經，不可避免地迎合民粹主義的傾向。同時，這一現實也使得操縱社交媒體情緒可能成為一種重要的商業競爭手段。

（作者為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吳清友：生命里最在乎的是對美的追求

南方人物周刊 2017-07-20 14:25

來源 | 南方人物周刊（ID：Peopleweekly）

作者 | 賀莉丹

可以告慰的是，吳先生與他一手創立的誠品，在時光長河里，給一些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創造了閱讀的美好，給他們提供了心靈休整的機會，它治愈過一些人的創傷，陪伴過一些人的成長，也成為一些人相遇的密碼……

”2010年初秋，我采訪過吳清友先生。他穿著商務人士常見的深色西裝，身材高大，鬢已蒼蒼，溫和平靜，會耐心傾聽。那時，誠品入駐上海的聲音不絕於耳，吳先生沒有回避，他說中國大陸最早的誠品會開在蘇州，但也說對誠品開到上海“在努力當中”。後來呢？人們果然去蘇州的誠品過了把癮先。

當時的吳先生氣定神閑。一番訪談下來，這位誠品的掌舵人提及最多的詞卻是“心靈”。有點出人意料。

生命應在事業之上，心念應在能力之上

因病痛在死亡線上掙紮過3次的吳清友確信，“生命應在事業之上，心念應在能力之上”。在誠品走投無路時，他用這句話自我安慰過，“所有這些困惑，都為你在人生上的遭遇讓你對生命有新的發現。”

他並非出身於富貴之家。故鄉在臺南縣將軍鄉最西邊的貧窮漁村馬沙溝，童年最熟悉的莫過於臺南縣的稻米地。由於罹患先天性心臟擴大癥，吳清友不必當兵。所以，從臺北工專畢業後，他便進入專賣觀光飯店餐廚設備的誠建公司，成為一名基層業務員。

31歲時，他接下誠建的全部股權，擁有營業佳績的誠建日後占據了臺灣大型觀光飯店80%的餐廚設備市場。但當時臺灣高級飯店已趨飽和，誠建的發展也到了極限。

另一方面，在35歲這個人們通常認為容易出現“中年危機”的年齡段，吳清友開始覺察，何謂“心靈”？

他開始學習觀照自己的內心。他說，這種感覺就是仿佛“自己覺得心靈有缺口，心靈會不安，或者說是心靈在漂泊”。

“後來我檢驗生命里的三本存折：一個是銀行的存折，一個是健康的存折，一個是心靈的存折。我不是有野心的人，也不是奢華生活的人，物質欲望不高；健康的存折，我覺得自己年輕力壯，看起來沒有問題，對自己也很滿意”，他這樣描述自己所處的景況。

當時的吳清友身體健康，存折數字可觀，工作遠離文化領域。但正是從那時開始，他內心的角力往探究心靈的方向而去。這個，大概就是後來被人們描述的“初心”。

當初他在陽明山買了塊地準備蓋房子時，朋友推薦的一位風水師傅告訴他：吳先生，你要賺錢，你的房子要朝南；如果你要身體健康，你的房子要朝北；但是，假如你希望累積生命的一點智慧，那你的房子要朝東。

“我真的是朝東，今天還是朝東！”吳先生講述這段故事時，不是沒有感觸的。但他的語調很平靜。   

“當時為了這種想法，探討存在的意義，所以試圖理出一個自己認為的存在的正當性，產生一種‘你生命里面最在乎的是什麽？’”他這樣自問。

“對於我而言，是對美的一種追求。”他說，這種對美的追求，正是他內心一直在尋找的答案。

“35歲時發現到心靈之後，我就許下這一生，要把生命投入在跟心靈相關的、不一定要跟經濟相關的產業。”吳清友說。所以，在21年前的1989年，38歲的他轉而全力經營誠品書店。

那個時候作這樣的轉變，僅僅基於他的一個浪漫念頭：希望臺灣有一間浪漫的書店。

今天我們見到的很多諸如“給你小確信”、“美好的商業”之類的市場嘗試，早在28年之前，吳先生就這樣去做了。

“我那時候發誓，誠品不盈利，我就不換車”   

“誠品賠了15年！”提起這段虧本往事，吳清友很直率。

一個廣為傳誦的段子是，誠品經營數年才盈利，吳清友的車也過了數年才更換，“因為我那時候發誓，誠品不盈利，我就不換車。”

這家在當時算新概念系的書店，色系沈穩、優雅，不同於傳統書店的沈悶、死板，不乏匠心獨具的人文細節，但最初被定義為“人文藝術小型專業書店”，讓人替它的市場競爭力憂心。

為什麽有這樣一個稱謂？因為誠品在成立之初，雖然給公眾提供了一個高品質的購書環境，但因其書籍過於偏向進口書及外文雜誌，以當時臺灣的消費水平，這完全是走陽春白雪、曲高和寡的。亮相之初，這個新面孔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被狠狠教育了。

與此同時，這位當時並不年輕的掌舵人身體遭受了磨難。在創辦誠品一年多後，吳清友先天性心臟病突然發作，他歷經了一場生死攸關的手術。

“我是學機械的，人文素養並不高，但是，為了能夠讓自己心安，最後我自己尋求了四種觀點，希望通過這四個觀點來安頓自己的生命，來擺對生命的坐標所在。這四個觀點就是強調人文思維：人跟自己的關系、人跟他人社會的關系、人跟大自然的關系，另外就是人跟超世界鬼神的關系。”吳清友說，這些對於生命與自我的思索，一直伴隨他打造、打磨誠品的全過程。

吳清友先生也慢慢觀察到這種奇妙的商業密碼：書籍是一種相對低價的商品，在單位時間、空間內達成的收益遠不如今天那些新興產業，但它卻能讓讀者擁有精神共鳴，從而流連忘返——這種自由式的銷售策略，不能不說讓誠品的經營受到某些影響，但這恰是誠品的特色所在。

在虧損了幾乎15年（其中有兩年有微幅獲利）的情形下，他依然主張創業時專賣藝術與建築書籍的目標，並規劃出有別於同業的經營模式，使誠品書店在臺灣有相當的不可替代性與知名度。

他贏得了股東的支持，在誠品走投無路之時，這些好友們陸續入資25億新臺幣，並同時進行企業整頓。

“把顧客當成人，這個人願意跟我們結緣”

1995年，誠品有了不小的轉機。為了擴店及租約問題，誠品好不容易爭取到原地不遠處的新光大樓現址，搬遷之日，誠品發起一場“今夜不打烊”的創意，引來意料之外的熱烈反響，從那一夜起，敦南誠品店就成了全臺灣第一家24小時不打烊的書店，並延續至今。

在吳清友的堅持下，誠品書店一間間在臺灣開起來。至2001年，誠品展店已達四十余家，並堅持，“連鎖但不複制”。

2006年元旦，誠品信義旗艦店高調開在被稱為臺北曼哈頓的信義計劃區，一共8層。這家靠近臺北101大樓的誠品旗艦店，占地7500坪，館區均有閱讀用的桌椅。

用吳清友的話說，他對誠品信義店的定位是，“不只是一家書店，更是一個閱讀的博物館”。他的企圖心，不言而喻。

“誠品總認為自己樹立的是一個心靈高不可攀的、希望用經濟生命分享眾生的價值，來鼓勵我們所有的同仁，因為我們都想，希望誠品成為一個心靈的港口，我們不能把誠品當作是一個書籍的買賣，而是安頓讀者、客人，安頓人的一種心情，同時誠品也不把一般接觸誠品的人當作是商業思維的顧客，我們是把他當成一個人，這個人跟我們有緣，願意跟我們結緣”，吳清友先生堅持，要給紛繁的臺灣一個與眾不同的“場所”。

誠品是在轉型，而不是失去理想

作為華語世界中最有名的文化地標，誠品不僅僅停留在美妙的情懷及口號上。在商業運營模式上，除了銷售書籍，誠品還會舉辦文化展演、創意商品銷售、服裝銷售甚至餐飲等等。

在被坊間評價為“最浪漫、最精明”的吳清友看來，誠品有著自己一系列的經營鏈條：自己的物流公司，巨大的廠房，專業的電子商務網站，酒窖與餐廳，誠品畫廊以及最不可缺少的書店。

此外，全臺灣的誠品分工各具特色：有特別為兒童開設的書店，有的開在臺大的醫院里，開在環境優雅舒適的海濱、大學；有的開在繁華的商業區，開在捷運站；而誠品移動圖書館，會專程為臺灣偏遠鄉村的兒童不定期送去圖書與演出……

吳清友將這種商業定位的區隔描述為“創新”，“身為當代人，我們要有一種創新在我們所生存的時代里面。”他說。

近年來，誠品的商業化經營頗受爭議，一些出版人評價，“這幾年的理想性越來越淡”、“為了績效，書店部分面積一直在縮小”等等。

吳清友先生一直知道這種聲音，他跟我強調，“誠品對人文藝術創意的堅持，這個理想是不會降低的。”2014年他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演講中也說過，“沒有錢，誠品活不下去。但我心里同時也非常明白：如果沒有文化，我也不想活了。”

這些年，太多實體書店關閉，讀者的閱讀習慣也在發生改變。在互聯網、電商的洶湧浪潮下，全世界範圍內的實體書店都難逃衰亡的命運。誠品無法獨善其身。

吳清友也思考過如何順應時代的轉型問題，他跟我說，“誠品一直有個想法，就是通過量化提升質化，當你規模越大的時候，你越有能力去做一些以前不能做的事情，尤其像跟很多表演藝術相關的活動，當誠品更有規模經濟的時候，其實更能夠展現出它們的價值；另外，誠品也必須配合很多時空的演進，閱讀已經不是靜態的、傳統的，閱讀其實是現代的，跟生命、公眾、生活、你的嗜好結合在一起，在知識水平不斷發展的兩岸社會里，閱讀已經變成更為多面向的事情，所以，我們在思考如何把書店、閱讀跟更廣泛多元的活動能夠結合在一起，我們是在做這種轉型，而不是說我們會失去理想性”。

作為一家企業，內力很重要，那就是，它得找到自己在市場上的生存之道。商業不是慈善，一家企業優先考慮的是自己要在市場里活下來，它必須具備核心競爭力和盈利模式。

吳先生應該很早就看到了，商業最重要的品質是它的初心，即一家企業之所以存在，是需要給人們提供給他們所需要的某種服務。

而誠品這些年來最大的著力點應該是：盡管曾經虧損15年，不是商學院教材里的TOP案例，但它依然清醒地認識到作為一家企業，生存的三部曲即生存、生活、生命，恰如吳先生所言，“先求生存，再求領先”；並且，它服務的顧客不止是來店里消費的陌生人，他們還是獨立的生命個體，所以吳先生才會說，誠品是服務業，“服務的終極目標是精進自己、分享他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孜孜不倦地堅持要與當下人們的精神需求建立某種連接和服務。

家與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間”

吳清友認為，他理想中，希望誠品能成為家與工作之外的“第三空間”，他甚至充滿詩意地說，“希望能夠在這樣一個祥和的空間里面，看到都市人最可愛的表情，最親切的眼神，最溫暖的關懷，最優雅的風情。”他的語言體系充滿某種文藝感，這在他的演講里也有體現。

現在，吳先生走了。可以告慰的是，吳先生與他一手創立的誠品，在時光長河里，給一些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創造了閱讀的美好，給他們提供了心靈休整的機會，它治愈過一些人的創傷，陪伴過一些人的成長，也成為一些人相遇的密碼……閱讀提升的精神格局，這些溫暖的印記，以及這些在人生路上的不可複制的經歷，都彌足珍貴。

當我們在被房價、職場等種種現實追趕得倉皇四顧畏首畏尾時，當我們因為傷痛、不公而淚流滿面時，當我們歷經悲喜、希望與同伴分享時，在一座城市，如果還有這樣的空間可以駐足，這是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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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檔、推檔、撤檔……今年暑期檔，比票房還難預測的是“檔期”變幻莫測

大錯的是我 易明的生活點滴

　　原來，當年以為火燎森犯了大錯，今天回頭看，犯了大錯的卻是我自己。 

　　「近年來，比亞迪一再出現負面新聞；銷售萎縮、裁員、減獎金、收縮門市、一再發出盈警，更致命的是債臺高築，資金緊絀，利息支出龐大，一旦資金週轉不靈，隨時出現大問題，後果不堪設想，試想想，這樣的公司如何有前景？縱使其生產的電動車前景如何秀麗，恐怕該公司未必能夠等到那一天。」

　　當年正是基於上述理由，我非常擔心比亞迪有朝一日捱不過業務上的低潮而出事，哪料到這些年來比亞迪竟然能夠在風風雨雨中又再次站了起來，確是異數！日後比亞迪若然能夠重越８８元的話，那就更加是異數中的異數了！

　　由此可見，在股場上根本沒有什麼對或錯，縱然是負面消息一籮筐，股價一樣可以照升如儀，只是，前景如何亮麗的股份，股價一樣可以跌到一僕一碌！

　　再看看近年來的內房股，又豈非在類似比亞迪般的負面消息累累之下越升越有？

　　所以說，股市是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是能夠像比亞迪般「死過翻生」的股份只屬鳳毛麟角而已！

　　當年是我嘲笑火燎森，今天反過來我要被火燎森嘲笑了！ 

讓蘋果公司CEOTimCook發微博慶賀的是什麽？

10月13日，Tim Cook通過微博曬出蘋果公司的“綠色成績”（資料圖/圖）

蟬聯綠色供應鏈指數榜首4年，蘋果公司CEO Tim Cook在微博上表達出自豪之情。

這是由環保機構最新發布的2017年綠色供應鏈CITI指數，排名顯示，名列前十名的品牌是：Apple、戴爾、Levi’s、溢達、阿迪達斯、M&S、富士康、GAP、三星和彪馬。前十名均來自IT和紡織業。

CITI指數是全球首個基於品牌在華供應鏈環境管理表現的量化評價體系，由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和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合作研發，采用政府監管、在線監測、企業披露等公開數據進行動態評價。

綠色供應鏈被認為是推動汙染企業環境守法的一個重要的經濟手段。傳統意義中，企業受到政府的約束和管轄，而中國的中小型企業高達數千萬家，數量之多，需要由購買者和政府形成的同盟軍對排放者形成壓力，促進汙染企業綠色發展進程。

2017年綠色供應鏈CITI指數前十名企業榜單。（資料圖/圖）

綠色采購落後的行業

“我希望在座的大企業你們重新檢查一下自己的供應商，沒準一級供應商沒問題，二級供應商有問題。”10月13日的2017綠色供應鏈論壇上，環保部中國-東盟環境保護合作中心技術交流部副處長石峰向臺下的數百家企業呼籲，把對環境造成汙染的供應商從名單中剔除。

石峰的大聲疾呼還要從近期一封德國汽車企業舍弗勒的求助函說起。

9月18日晚，汽車零配件供應商舍弗勒投資（中國）有限公司發布一則“十萬火急”的求助函，稱其唯一滾針供應商因環保問題被勒令停產，此事件將導致巨大的損失。環保部門隨後回應，外資企業選擇供應商，必須考慮其是否遵守環保法規，政府對於環境違法企業絕不讓步。

“我個人比較惋惜，企業到今天還沒有把綠色供應鏈這件事納入規劃。”石峰說，去年和前年看到企業推動綠色供應鏈很好的形勢，我覺得企業環保意識都已經很好了，但是今天回頭看之前的判斷有些偏差，即使是大企業、即使是跨國企業它們的環保意識並沒有想象中做得到位。

環保部中國-東盟環境保護合作中心技術交流部副處長石峰發言。（IPE供圖/圖）

“舍弗勒事件凸顯了汽車業長期漠視供應鏈汙染問題帶來的供應鏈風險。”由公眾環境研究中心和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共同發布的2017年綠色供應鏈CITI指數年度報告如是評價。

本期CITI指數評價涉及在華采購的267個品牌，來自大中華區、歐美、日韓等5個區域，新增制藥、化工、共享單車、乳制品、房地產4個行業。

過去一年中，共有59個品牌通過綠色采購，推動1004家供應商對其違規問題整改或排放數據做出披露。

而首次被引入的風口中的共享單車，摩拜單車和ofo小黃車分別只推動了一家供應商和環保組織就其違規記錄進行溝通，其龐大的生產量和後續的預期報廢量，意味著兩家企業供應鏈的環境負荷遠不是推動一家供應商就能解決。

“溝通中，有家共享單車企業甚至跟我們說，比起綠色采購，生存還是更重要問題。”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說。

在本年度CITI排名中，摩拜單車以12分位列第70名，ofo小黃車則以8分位列第98名，不足榜首蘋果分數的十分之一。

報告稱，中國大幅強化的環境監管，促使更多品牌重新認識供應鏈環境風險，但意識不足和能力不足成為企業綠色轉型的瓶頸。汽車、紙業、制藥、化工、食品、共享單車等多個行業對此缺乏準備。

高分企業如何推動綠色供應鏈？

在這次的榜單中，蘋果公司以82.5分位居榜首，這是蘋果連續第四年在供應鏈CITI指數榜單上排名第一。行業上看，多元化、紡織、IT是綠色表現最出色的三個行業。獲得高分的企業都有什麽訣竅？

分門別類推進項目也是綠色表現出色的企業有效手段之一。

在蘋果公司的行動中，零廢物項目幫助蘋果和富士康解決了垃圾填埋的問題，清潔水資源項目致力於水的循環利用，回收率達到35%，清潔能源項目助力減少碳排放400萬噸。

在首次納入評價的房地產行業中，朗詩綠色地產即因將供應鏈環境管理延伸到上遊的鋼鐵、水泥、玻璃而進入TOP30品牌行列。

“只因為每平方米差了25塊錢的成本，一個木工板的粘合劑就可能讓兒童罹患白血病，毀掉一個家庭”，朗詩集團董事長田明向大家講述了在調研中痛心的發現。

2017綠色供應鏈論壇現場。（IPE供圖/圖）

房地產行業與很多傳統的高能耗、高排放行業相關聯，如鋼鐵、水泥、玻璃、石化、建材、化工、電力等等，采購品類達數百種。2016年初，阿拉善SEE生態協會、中國城市房地產開發商策略聯盟、全聯房地產商會、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朗詩綠色地產共同發起了“中國房地產行業綠色供應鏈行動”，意在通過這紙民間綠色契約，撬動中國房地產行業在材料供應商那一端的綠色采購。

在過去一年半的落地執行期間，綠鏈行動先後推出了8個品類的綠色方案，其中就包括木材采購。綠鏈號召地產企業采購來自於合法經營的木種，在木制品的甲醛控制方面，綠鏈建立了嚴格的源頭管控標準。

“我們會發動更多的地產企業參加，並且不斷擴大綠色采購的清單的品類。”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會長錢曉華介紹，除了鋼鐵、水泥、鋁材、木材等，下一步綠鏈還會推動房地產企業在玻璃、塗料、陶瓷等品類的綠色采購。

蘋果公司供應鏈負責人Paula Pyers對於推進綠色采購的心得是，“深入的調查比評價或是審計更好。”她介紹，蘋果公司為調查供應商的運行情況，有時會花幾周的時間，收集500個信息點也只是初步工作。

Paula Pyers領導的是一個全球團隊，專職負責建設責任和道德的供應鏈。在她看來，蘋果的另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在於透明度，即每年在網站上發布供應商名單和其他約束供應商責任的手段，而這對於一些其他品牌來說並不容易。

除此之外，進行評估後，蘋果還有糾正計劃。作為CITI指數的創始方之一，馬軍評價蘋果公司的整改“甚至是一些歷史性的”，從2012年起推動了196件環境違規的問題得到整改。更重要的是不僅是整改，而且是逐一審核和驗證。

從試點到推廣全國還有多遠？

在綠色供應鏈中，除了自下而上的民間推動，還有自上而下的城市試點。

南方周末從前述論壇中獲悉，環保部正在制定推動綠色供應鏈的指導意見，在綠色供應鏈題目的創新性的環境管理研究中，政策、標準和工作指南的制定正在推進。

自2013年起，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和環保部的支持下，上海、東莞、深圳等地已先行試點綠色供應鏈。東莞從能源績效、環境績效以及低碳發展三個方面的水平，綜合評估企業綠色化程度及可持續發展能力，發布東莞指數。不過，東莞試點是否能夠順利推廣到全國？有與會專家表示，這還需要破除部門之間的壁壘。

美國環保協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張建宇認為，割裂在不同部門和管理體系中的企業環境數據需要被綜合成一個指標，具體來講，企業綠色化數據的管理中，環保部門負責傳統汙染物，工信部門管節能，發改委管低碳，“各部門都掌握自己的數據，但並不相互交流。”張建宇的擔心是，如果不能形成從政府層面的綜合指標，一個企業汙水排放被約束後，也很可能存在其他方面的問題。

這項工作絕對不僅僅是一個環保部門能完成的工作，而確實需要整個城市對這個問題高度重視之後，才能下決心來推動工作。”張建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東莞的成功之處，在於有政府的統一推進。

東莞的成功經驗，除了將環境績效、能源績效和低碳發展三方面的企業特征綜合到統一的指數中，還有對企業的激勵手段。東莞首提“綠色工廠”概念，被認定的企業可獲得數十萬至上百萬元資金補貼。

“政府既有強制約束，也有補貼激勵，這是胡蘿蔔加大棒的效應。”針對各地經濟發展情況不一，張建宇則提出，還可以通過表彰等非物質激勵，激發企業的綠色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