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扳倒Uber CEO的是網上的“吃瓜群眾”嗎？

優步（Uber）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卡拉尼克。（新華社記者 嶽月偉/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7月13日《南方周末》）

或許可以這麽說，無論是在哪個國家，社交媒體上的用戶們都是一群容易憤怒的人。他們憤怒的對象，可能是性騷擾醜聞，也可能是另一派別的政治表達。無論憤怒的原因是什麽，看起來各種商業品牌都在小心翼翼地聽從社交媒體上的情緒指導，規避那些有爭議的人和事。

最近矽谷最大的新聞，當屬Uber聯合創始人兼CEO Travis Kalanick宣布離職的消息。雖然導致他黯然下臺的直接原因是投資人的壓力，但在不少觀察人士看來，背後真正的壓力來源其實是社交媒體上千千萬萬對Kalanick表示不滿、對Uber進行抵制的普通用戶。

《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就認為，如果這事發生在另一個時代，一個沒有社交媒體的時代，那麽Kalanick應該不會丟掉CEO的寶座。

為何這麽說？有史為鑒：自從1980年代喬布斯被從蘋果公司排擠出局之後，矽谷科技公司的創始人、CEO們，飛揚跋扈如君王的並不在少數，他們都不斷地要求投資人和董事會聽從他們的意見，而最終也往往獲得了投資人和董事會的縱容。

但是，Kalanick就沒那麽幸運了。自從2017年2月19日，Uber前工程師Susan Fowler曝光公司內部的性騷擾醜聞之後，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體上針對Uber的批評和抗議勢頭就一浪高過一浪。隨著更多性騷擾醜聞、Kalanick粗暴對待Uber司機等負面消息，接二連三地出現在新聞報道中，這家公司面臨的來自大眾的壓力越來越大，直至不可承受。

這自然而然地令人聯想到不久之前在美國發生的另一樁著名事件：2017年4月，福克斯新聞臺金牌主播Bill O’Reilly因性騷擾醜聞而宣布辭職。其實此人性醜聞纏身至少有十幾個年頭了，但此前幾次都在公司內部順利擺平，眾所周知他是整個電視臺最大的搖錢樹和印鈔機。然而，這一次他卻沒能挺過去——很大原因同樣在於社交媒體上的抗議浪潮。在這些抗議的壓力下，幾家大廣告商相繼撤資，福克斯新聞臺的老板明白局勢不妙，不得不將O’Reilly開掉。

這或許可以算是發生在大洋彼岸商業界的“關註就是力量，圍觀改變美國”？不少人對“吃瓜群眾”發揮的力量感到鼓舞：看，我們推動實現了社會正義，倡導了女性權益等進步價值。

但是，美國社交媒體在商業界推動積極變革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治爭鬥，成為黨派紛爭的重要角色。

實際上，在導致Uber遭受一系列質疑和批評的事件中，不僅有性騷擾和粗暴對待司機的醜聞，也有Kalanick加入特朗普總統的商業顧問委員會的消息——在民主黨支持者占多數的矽谷，這樣的消息自然不被喜歡。社交媒體上反對特朗普的用戶，也因此憤怒譴責Kalanick本人及Uber公司。

另一個新近發生的例子是：6月11日，達美航空和美國銀行迫於來自大眾的壓力，宣布撤回對紐約公共劇院制作上演的莎士比亞悲劇《凱撒大帝》的資助。在這出劇中，凱撒大帝的形象帶有鮮明的影射特朗普的成分——金發，西裝上別有美國國旗。而他被刺殺的場面，則被認為是在影射特朗普被刺殺。很自然地，這部劇令特朗普支持者非常不滿，他們在社交媒體上表達的憤慨，讓兩家贊助商選擇了規避爭議、明哲保身。

其實，早在2012年，紐約另一家劇院也排演了《凱撒大帝》，其中的大帝長得很像奧巴馬。當時達美航空也資助了，而且沒人說什麽。對比五年前和五年後的場景，戲劇本身並沒有太多不同，改變了的是美國的政治生態和社交媒體上的大眾情緒。

所以，或許可以這麽說，無論是在哪個國家，社交媒體上的用戶們都是一群容易憤怒的人。他們憤怒的對象，可能是性騷擾醜聞，也可能是另一派別的政治表達。無論憤怒的原因是什麽，看起來各種商業品牌都在小心翼翼地聽從社交媒體上的情緒指導，規避那些有爭議的人和事。

這就是今天商業公司需要面對的現實。一方面，社交媒體上的監督可以令公司朝積極的方向進步和進化；另一方面，商業公司也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照顧社交媒體用戶脆弱敏感的神經，不可避免地迎合民粹主義的傾向。同時，這一現實也使得操縱社交媒體情緒可能成為一種重要的商業競爭手段。

（作者為傳播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