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BOR 淡靜咗好一段日子,甚至有啲人供樓為慳息,故意選擇同 HIBOR 掛鈎,而唔係銀行最優惠利率。只不過,似乎 HIBOR 近日走勢隨時會一波勁過一浪,做咗 HIBOR 掛鈎按揭嘅人,隨時要勁食驚風散。
本來美國有加息趨勢,香港 HIBOR 都要升,但一般係跟隨 LIBOR 緩升,而唔會發狂咁半個月升成厘,仲快過美國加息速度,或美金 LIBOR 波幅,因為聯繫匯率會引發一連串套利活動,令 HIBOR 同 LIBOR 波幅相若。但大家都知,依家SHIBOR係咁升無停過,大陸缺水,咪嚟香港撲水,再加上好多大陸人嚟搶港紙,當美金替代品咁用,結果不單只 CNY HIBOR 升到黐曬線,就連港紙嘅 HIBOR 一樣會狂升,因為香港銀行體系啲水被抽走,咁銀行咪要嗌高價搶錢。
中美係咁鬥扯水,HIBOR係有排升,升得快過美國加息係正常。依家用緊 HIBOR 供樓,或者借錢嘅人或公司,不如早啲諗下點自救好過,因為兩強鬥扯,香港呢啲細地方,受遭殃喎。
就整個2016年而言,債券或許是令全球投資者最為郁悶的資產——上半年,中美利率維持低位、貨幣寬松疊加避險情緒走升,債券成為最受青睞的資產之一。然而臨近四季度,虎頭蛇尾的故事也就此誕生——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導致全球通脹預期飆升,引發美債恐慌性拋售;除了通脹預期,再受到流動性突然收緊、去杠桿的影響,中國債市交易員叫苦不叠、違約湧現。
眼下,美債收益率已經穩定,中國銀行間市場資金面也已經趨穩、央行轉為呵護市場、國債期貨跌停的格局也已逆轉,2017年債市是否仍會迎來牛市行情?
第一財經記者詢問多方機構後發現,主流觀點皆對債市持謹慎態度,維持“階段性震蕩市”的觀點。就美國而言,加息次數和特朗普的財政刺激政策都是債市風險點;就中國而言,短期內12月CPI可能低於市場預期,資金面持續好轉,且監管層無意激進去杠桿,與10-11月所有因素全面利空債市有根本不同,債券市場短期內將處於震蕩市。而長期來看,貨幣政策拐點已現,嚴監管是大勢所趨,2016年的“加杠桿、加久期、降資質”套息模式無以為繼,同時經濟和通脹將處於長期的緩慢上行之中,2017年仍需嚴防債市陷阱。
全球債市收益率持續走升
從今年二三季度開始,全球通脹率就開始回升。在11月美國大選之後,全球資金流向才正式發生突變,債市發生恐慌性拋售、收益率曲線極速擡升,資金迅速從債市流入股市,尤其是美股。
根據國際金融研究所(IIF)監測的數據顯示,從11月9日大選到12月初,股票型基金吸引了340億美元資金,而債券型資金同期則遭遇了300億美元的凈贖回。其中,新興市場遭遇較大規模資金外流,尤其是債券市場。從11月9日到12月16日,八個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資金凈流出總額約180億美元,其中113億美元為債券型資金,幅度甚至超出了2015年的“8·11人民幣匯改”和2013年的美聯儲“退出恐慌”(taper tantrum)時期。
(八個主要新興市場國家資金外流情況)
截至北京時間12月27日,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走升至2.563%。而這一情況早在特朗普當選後就已經十分突出——11月15日,美國10年期債券收益率突破了2.231%,當時美債處於“拋售恐慌”之中。“新債王”Gundlach表示,“債券收益率的調升是無法停止的,美國10年期債券收益率可能在未來4~5年飆升至6%的水平。”
當前,全球都有這樣一種錯覺——似乎特朗普當選後,由於他的一系列財政刺激政策倡議,全球通脹預期就頓時起來了。“其實這只是一種巧合,從三季度開始全球通脹預期就開始回升,這也與油價大幅回升有關。”摩根大通資產管理公司的投資策略全球主管比爾頓(John Bilton)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美國10月核心PCE物價指數為1.7%,接近2%的目標,預計將持續走升。此外,美聯儲於北京時間12月15日宣布加息25個基點,使得聯邦基金利率從0.25%~0.5%上升至0.5%~0.75%。美聯儲主席耶倫預計明年將加息3次(多於此前1~2次的預期)。目前一切條件似乎都不利於債市。
渣打銀行中國財富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王昕傑對記者表示,就債券資產而言,應該在通脹升溫環境下尋找機會降低比重。分類別而言,可以加倉發達市場高收益企業債,建議減倉發達市場政府債,亞洲美元債、發達市場投資及企業債、新興市場美元政府債、新興市場本地貨幣債料將保持區間震蕩。
“去杠桿”仍將主導中國債市
相比美國等全球主要債市,中國債市所遭遇的“黑色四季度”顯然更令人心驚肉跳。寬松的貨幣政策、大肆加杠桿的日子一去不複返,資金違約事件頻發、國債期貨連日跌停,坐等年終獎的機構可能還要面臨違約罰款。幾周恍如隔世。
在過去的短短兩個月間,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飆升60個基點至3.3%,劇烈的債券市場調整也因此前的高杠桿而更加猛烈。此前,債市投機者通過隔夜回購來舉借資金、實現債券加杠桿以提升收益率,但央行突然收緊流動性而導致前端融資成本暴漲,隔夜回購利率從上半年的平均2.2%暴漲30個基點。
盡管債市近期回歸平靜,央行也從主動收緊流動性、造成“類錢荒2.0”恐慌的“虎媽”轉為呵護市場,但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表示,去杠桿、防風險、貨幣政策中性偏緊的總基調在2017年仍不會改變,因此投資者切勿將震蕩市當做新一輪牛市的起點,要嚴防債市陷阱。
“我看平明年的內地債市,預計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3.3%~3.5%之間。”某大型券商固收部負責人對記者表示,此前國海證券的“蘿蔔章”事件也大大挫傷了市場信心,未來對於部分小型私募而言,以“代持”作為加杠桿手段的模式可能受到抑制。
近兩年來,金融加杠桿的態勢加劇,部分投機者甚至就在押註不會發生“系統性風險”,這也在今年下半年引發了監管部門強烈關註,尤其是“同業存單+同業理財+委外”的串聯“電路”。
“同業理財等於把表內的錢轉到表外,銀行自營的錢買同業理財,中小銀行沒錢則通過發同業存單借錢來買同業理財,把資金轉到表外,然後再對接委外,委外再加杠桿,這就是金融加杠桿的過程,金融脆弱性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持續累積了差不多兩年時間。”天風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表示。
而眼下到了年末,銀行理財沖規模、保規模的壓力尤其大,加之債市動蕩,銀行理財年末收益大部分出現倒掛。這一態勢也不利於2017年的債市表現。
根據Dealing Matrix報價系統,同業銀行非保本理財3個月期限(跨年)的收益率普遍升至4%以上,甚至高達4.5%。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同業理財價格上漲超過50個基點,高於個人理財發行利率;且資金拆借成本更是不存在任何優勢,近期一年期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接近3.3%,各銀行同業存單報價3.5%以上的非常普遍。
有銀行資管人士表示,明年部分管理人委外業績不達標的情況將會增多,這很可能會引發一輪委外減少、規模收縮和收益率波動的負反饋。
同時,央行將於2017年一季度評估時開始正式將表外理財納入宏觀審慎評估(MPA)廣義信貸指標,以合理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表外業務風險的管理。
在這一背景下,機構預計,銀行會減少發行理財產品,預計明年整個同業理財市場規模將會縮小,委外需求也可能因此減少,貨幣和債券市場的供給資金減少,債券收益率上行,委外市值進一步承壓。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將於1月20日正式宣誓就職,但是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對中國貿易和匯率所表達的批評立場,以及在過渡期間和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通話,這些因素已經昭示著未來一段時期內的中美關系提前進入了一個起伏更劇烈的不確定期。
從奧巴馬時代到特朗普時代,中美關系將面臨哪些變與不變?特朗普任內對中美關系最可能發力的焦點又將是什麽?中美在南海和亞太地區的博弈是否會加劇?這些問題都成為判斷未來中美關系的關鍵切入點。為此,第一財經專訪了南京大學中國南海協同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朱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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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局勢仍“風高浪急”
第一財經:您如何解讀2016年12月15日中國海軍在南海有關海域捕獲美國海軍一具無人潛航器的事件以及中美對此問題的表態?
朱鋒:這一事件最深層次的原因是美國加強在南海海域針對中國的情報搜集,這些行動對中國的海上安全和國家安全都構成了嚴峻挑戰。無人潛航器的捕獲相當程度上反映了中方對美國加強在南海軍事情報搜集與巡航不斷上升的戒備與憂慮。
從國際法角度來說,因為潛航器在國際水域,中國進行打撈認證,符合相關的國際海事規則。因為在國際海域,一國的船只在國際海域發現不明物體,有責任、有權利來進行驗證和確認,因為不知道這一物體的性質和危害有多大,也有義務澄清這一不明物體的功能與來源,以便避免這類不明物體對國際航行安全與航行自由的威脅。中國海軍打撈美國潛航器的行動符合相關國際慣例。
另一方面,因為無人潛航器是一個高科技的、類似海上“無人機”的設備,具有很明確的軍事情報信息和數據收集功能,盡管是在國際水域,靠近菲律賓一側,也並非在中國執法範圍,但這些設備的投放事關中國的國家安全。如何在這些設備的投放和使用問題上協商和建立相關的國際規則,這是此次事件可以提供的重要警示。對目前具有軍事偵查功能的無人機和海上無人潛航器的管理,缺乏有效的、公認的國際規則,目前在國際海洋法上仍屬“灰色地帶”。這一事件對中美兩國來說客觀上提了一個醒:美國軍方認為其在國際海域可以自由投放這類軍事裝置,並免受他國的幹預;中國則要基於國家安全與國際海事規則去驗證其是否為有害物體。這就需要中、美兩國和其他國家共同商討規則制定的問題。
總的來說,這一事件可大可小,美國媒體炒作,把這一事件視為中國南海政策“咄咄逼人”的例證,看作是中國對特朗普試圖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挑釁中國的強硬回擊,甚至有人認為這是中國有意在特朗普未上任前測試未來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我認為這樣的報道未免“過度炒作”。
第一財經:特朗普上臺後,是否會改變美國此前對南海的介入戰略與政策?具體可能表現在哪些方面?
朱鋒:特朗普政府上臺後,南海問題還會繼續在中美關系中長期存在。南海問題不僅是南海島礁和海洋權益的爭議,目前已經變成了亞太地區大國博弈競技場。在南海爭議管控和局勢穩定的進程中,美國究竟想要扮演一個“支持者”還是要按照自己的地緣戰略利益來扮演“攪局者”?這對特朗普政府時期南海問題在中美關系中扮演的角色,將會產生重大作用。
1月20日即將上臺的特朗普政府,在對外政策和亞洲政策上難以從一開始就在南海問題上發難,也難以迅速將南海問題列為亞洲政策的優先事項。原因之一是美國新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團隊,從2017年3月開始還將面臨一系列中高層官員的提名和國會任命。在這個過程結束之前,整個外交政策將處於評估和規劃進程中。二是美國即便想要對中國施壓,也不可能不意識到中菲關系的改善以及2016年7月之後中國與東盟的務實管控給南海局勢帶來的行之有效的“降溫效應”。但五角大樓、美國軍方和太平洋總司令部仍將南海問題列為目前美國西太平洋安全與戰略的重點。2017年的南海局勢整體而言還會“風高浪急”。
特朗普政策和奧巴馬有何不同
第一財經:特朗普的上臺,對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將有哪些影響?
朱鋒:特朗普上臺後,中美關系肯定會有實質性的變化。第一,特朗普是一個很另類的總統,與奧巴馬政府相比,他的風格、個性、經歷、眼光以及對整個外交政策關註重點的選擇都會有明顯的調整。特朗普似乎更強調美國優先,美國的事情第一、利益第一以及美國的政策選擇第一。這一背景下,特朗普對美國的中國和亞洲政策到底會做出怎樣的選擇?目前一系列的動向問題不得不讓人擔憂。比如把強硬的反華鷹派彼得·納瓦羅任命為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把“鷹派中的鷹派”放在處理美國貿易問題的顯赫位置,特朗普看中納瓦羅思維中非常極端和反全球化的觀點和主張。特朗普政府現有政策的人選,不得不讓人擔憂,特朗普政府在亞洲和中國政策上會做出怎樣的重大調整。
第二,特朗普的內外政策也在進行新的評估和調整,從目前來看,強調減稅、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反恐力度和大力打擊非法移民、擴大核武器的數量、進一步增加軍費等一系列政策目標將成為特朗普政府內外政策的優先事項。特朗普政府將明顯與奧巴馬政府在整體的外交與安全態勢以及具體的策略等問題上拉開差距。這個差距目前最大的表現是,奧巴馬宣稱要令世界無核化,而特朗普則大力主張擴充核軍備;奧巴馬要制裁和施壓俄羅斯,特朗普則頻頻對普京示好;奧巴馬要繼續推動美國主導的亞太和跨大西洋自由貿易,而特朗普則強調美國要給世界自由貿易規則“重新洗牌”;奧巴馬要求重振美國制造業,特朗普則要求將美國的海外制造業投資盡可能地“拉回”美國。按照現有的內閣部長人選和政策言論來判斷,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後,其內政外交將使得冷戰結束25年以來,美國以往積極推動的自由主義國際政策(liberal internationalism)面臨重大的倒退。
第一財經:特朗普上臺以及中美關系的變化,將給亞太地區政治經濟與安全形勢帶來哪些連鎖反應?
朱鋒:特朗普上臺後的中美關系新變化,一要看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基調,尤其是如何為“一個中國”政策背書。目前國內媒體高度關註特朗普的“一個中國”政策。特朗普再三發聲為自己辯護,強調為什麽不能接蔡英文電話和為什麽非要受“一個中國”政策制約。但我仍然認為,特朗普上臺後難以將“一個中國”政策作為對華關系的發力點。
現在特朗普還處於侯任時期,他還不是真正的美國總統,“一個中國”政策不僅是中美關系的基礎,也反映了過去8任美國總統的共識。特朗普要想推翻“一個中國”政策,他在美國國內不會得到眾多支持,甚至會引起廣泛的反對。因為稍微有點頭腦的美國人都很清楚,拿臺灣問題去激怒中國,對美國只會得不償失。
盡管如此,特朗普在對華關系上不惜惹事、挑事的態勢仍然令人擔憂。美中兩國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兩國關系的穩定合作,涉及到地區和世界的穩定與和平。特朗普故意激化中美矛盾,甚至不惜引發中美對抗,這種態度對未來中美關系絕非利好。特朗普多次強硬表態,要提高中國出口美國產品關稅,要求中國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又重用反華鷹派納瓦羅出任貿易部門要職。未來中美兩國在經貿領域是否會出現貿易戰?即便沒有貿易戰,雙方在經貿領域是否會出現激烈的對抗?這對中美關系同樣是非常重大的挑戰。
特朗普上臺後兩國關系最大的不確定是,中美是否在地緣戰略和地緣經濟兩個領域同時出現沖突。這在以前的中美關系中還沒有過,我們必須做好必要準備。
特朗普如果真的要挑起貿易戰,在經貿領域打壓中國,對整個亞太地區都將是非常消極的因素。其結果,不僅將破壞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進程,對於經貿領域內的全球治理體制也將帶來消極的沖擊。世界都在觀察和審視特朗普政府究竟會用什麽方式來撼動全球化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一大格局。無論是從國際關系的歷史還是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視角來看,經貿領域內“以鄰為壑”的倒退性政策,只會加劇地緣政治的對抗。這將對中美關系帶來更加全面和長遠的影響。
中美經貿關系或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
第一財經:特朗普上臺後,中美最有可能在哪些領域產生分歧甚至摩擦?哪些領域可以尋求共識促進合作?
朱鋒:中美兩國存在爭議和沖突的“清單”很長,特朗普上臺後,最令人憂慮的還是中美雙邊經貿關系。首先,在貿易金融領域的全球治理,2016年中國剛剛主辦了杭州G20峰會,中國政府願意為全球治理的發展提供更加活躍和積極的“中國角色”。戲劇性的是,特朗普政府可能在全球治理上要“另起爐竈”,有可能要全力推銷自己新的算盤。經貿領域內的全球治理體系可能因為特朗普的上臺而產生重大裂痕。如果特朗普上臺要單方面對中國增加關稅,WTO機制甚至將面臨崩潰。面對特朗普沖擊,中美經貿關系未來面臨的問題很可能不再是一些例如人民幣匯率、市場準入、解決貿易逆差等局部問題,而是經貿領域內全球治理體系所面臨的嚴峻而深刻的問題。
第二,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美中合作對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增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雖然有爭議,但關鍵是回應爭議的方式和途徑。這也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再三強調中美之間要加強合作、以合作應對分歧、以合作來管控爭議的原因。自奧巴馬的第二任期以來,中國一直在推動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但奧巴馬政府臨近尾聲還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即將上臺的特朗普政府又虎視眈眈地想要在經貿領域對華發難。所以,或許中美經貿關系將在2017年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嚴峻時刻。
第三,臺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我們絕對不會坐視美國挑釁和破壞“一個中國”原則。臺灣問題在特朗普上臺之後雙方必須進行嚴肅的溝通和對話,特朗普需要為前段時間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造成的對華沖擊給個“說法”。否則,特朗普執政之際,中美關系就不可能有安寧之日。
第四,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我們還需要觀察特朗普的對朝政策會如何實施。2016年11月30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2321號決議(註:決議要求朝鮮放棄核武器並對其施加貿易限制)。中國已經拿出了巨大的合作誠意。推進朝核問題打破僵局,不只是要制裁和孤立朝鮮,說到底還是要和朝鮮談判。特朗普會接受與朝鮮的對話嗎?金正恩政權是否會在特朗普上臺後給美國發個“紅包”,宣布一些妥協性舉措,以便實現朝美接觸、扭轉當前平壤日益深化的困局?我們還需要等一等、看一看。
第五,南海問題可能仍處於兩場暴風雨之間的“間歇期”。美國對於中國島礁建設和所謂“軍事化”的關註究竟會演變成什麽樣的應對行動,中美在南海的戰略博弈能否得到管控,這值得我們高度關註。
第一財經:中國有自身發展的需求與目標,面臨美國及全球政治經濟的新變化,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朱鋒:從大格局來看,2016年之後,世界政治和經濟正在面臨冷戰結束25年以來最大的變局。
首先,我們要對這個新的變局有全面、深刻、準確的分析、判斷和把握。國際局勢“多變”、“多亂”,中國一方面要積極進取、把握機遇、努力塑造有利於中國的國際環境。這是中國外交近幾年來已經展示的強大的內在生命力。但另一方面,機會的把握不僅取決於如何在局部問題上尋找好的對策,更取決於我們能否對大局走勢形成前瞻性的、客觀的、準確的分析和判斷。
2017年,世界政治顯然將進入周期性發展的新階段。冷戰結束已經25年,世界政治在這個25年的周期里正在面臨終結,世界政治的新周期即將開始。這一新周期的發展軌跡、內在動力、主要問題到底是什麽,我們需要好好捋一捋、想一想、看一看。對這種大勢的判斷和把握是我們應對特朗普政府最需要做好的準備。無論美國和亞太其他國家怎麽變,中國既要登高望遠,要牢牢把握未來新的世界政治經濟發展周期的動力和內在要素,又要抓住細節,對美國新政府的新政策、新套路和新戰術做好深入、細致的準備。
第二,中國的發展說到底是統籌兩個大局。這不僅是戰略選擇,也是中國崛起到今天這個程度不得不處理好的“兩條戰線”。國內建設和對外關系具有高度的關聯性,做好外交、搞好對外關系,說到底需要我們調整自己。調整自己的關鍵,則是加速在體制機制上創新、全面激發社會活力和創造力、形成從政府到社會、從國家到個人都能更加主動、積極和充滿建設性地應對國際挑戰、壓力和機遇的新局面。面對新的國際大局“變革自己”、“激活自己”,這是中國正在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戰。
第三,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堅持推進全球化的既定方針,堅持和周邊國家與國際社會的共同繁榮、共同發展,堅持利益、責任和命運共同體建設。堅持這些原則,就是堅持中國對世界和人類的貢獻,就是堅持發揮我們的相對優勢。
在不到三周的時間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將正式入主白宮,告別奧巴馬之後的華盛頓將迎來“特朗普時代”。除了內閣的人員構成以外,新政府將對美國內政和外交政策以及美中關系未來走向帶來哪些新的變化,都是各界關註的焦點問題。
特朗普在大選中勝出以後就一直在忙著組建自己的內閣,其中外交團隊的關鍵成員名單成為美國各界和國際社會關註的重點。華盛頓有傳言說,在特朗普內閣中,最有可能對特朗普的外交決定產生重要影響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副總統彭斯,另一個就是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高級顧問,美國中情局前局長伍爾西(James Woolsey)。
美國中情局前局長伍爾西(James Woolsey)
中美可以發展友好商業關系
現年75歲的伍爾西曾在1993年到1995年期間擔任克林頓政府的中央情報局局長。2008年總統大選期間,伍爾西還曾給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當國家安全高級顧問。今年9月,註冊為民主黨人的伍爾西正式宣布自己成為特朗普國家安全和國防事務高級顧問。在黨派和意識形態傾向上,伍爾西曾把自己稱為經濟和社會議題的民主黨人,而在國防和安全議題上則持新保守主義觀點。
作為特朗普內閣中核心外交顧問的伍爾西對美中關系議題一直非常關註,而且,對奧巴馬政府不支持建立亞洲基礎設施銀行的決定,伍爾西認為這是奧巴馬內閣所犯下的一個“戰略錯誤”。此前,伍爾西多次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表示贊賞,並認為特朗普政府會對這項倡議做出更“熱情”的回應。
在回答第一財經有關如何展望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系時,伍爾西表示,美國和中國之間完全可以在平等競爭的情況下進行友好合作的關系,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美國和中國都是商業化國家,中國有著非常令人驚嘆的歷史文化,但中國一直不是一個帶有進攻性的國家,美國和中國完全可以在發展友好商業關系的前提下,讓兩國繁榮和人民的幸福成為可能。”
自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以來,外界有關特朗普多次聲稱的中國“搶走美國工人工作”的指責是否會引發中美“貿易戰”的猜測就一直未曾停止。在雙邊貿易議題上,當被問到在特朗普時代,中美兩國間是否會出現比奧巴馬時代更多摩擦時,伍爾西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美國和中國在貿易和經濟領域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合作,逐步並最終獲得解決。“美國並不用在美國國內避免使用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反而可以通過在一些雙方應該合作的領域解決美國自己的問題。”伍爾西表示。
伍爾西舉例,美國可以和中國在乙醇等能源領域加強合作,讓美國減少對俄羅斯和伊朗進口石油的依賴。
基建合作容易有突破
伍爾西表示,同奧巴馬政府相比,特朗普內閣會充滿很多和他本人一樣將做出政策改變的成員。新的內閣會在很多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比如“一帶一路”倡議——上找到能夠同中國合作的機會,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雙方可以進行的合作,更是一個容易在現有基礎上得到突破的領域。
“比如基礎設施,因為特朗普是對基礎設施,建造橋梁和大樓特別感興趣的人,他希望看到美國基礎設施的整體改善。還有就是同經濟增長和燃料市場有關的、能夠讓兩國找到共識的合作領域。”伍爾西說。
曾經在民主和共和黨總統內閣都擔任過要職的伍爾西被認為是深諳兩黨政治和政策的“外交政策操盤高手”,自擔任特朗普高層顧問以來,伍爾西表示,他會定期與特朗普舉行會面,雙方會交流觀點。當被問到與特朗普贏得大選之前相比,在涉及中國的領域中,他的哪些觀點已經發生改變時,伍爾西表示,最明顯的就是在氣候變化的問題上。“我曾經多次提醒過特朗普有關氣候變化對環境的危害,而他此前曾一直認為氣候變化是中國提出的一個‘騙局’。”
伍爾西指出,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美中沒有理由不合作,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和能源領域,”而在安全和反恐方面,美國和中國也可以在現有基礎上加強合作,比如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美中之間的合作也將是非常明智的決定。
特朗普將對華務實
政治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的減稅政策會讓更多美國企業回流,並把海外貿易盈余帶回美國,而特朗普正式就職後勢必將就美中貿易逆差問題與中國進行談判。
在創造就業方面,特朗普希望在未來10年進行1萬億美元基礎設施建設,而且在白宮和國會都由共和黨掌控的情況下,特朗普的多項基建方案也更可能在立法上得到通過,因此,美國經濟和就業市場被認為將得到短期的促進。
不久前,特朗普宣布提名對華強硬派彼得·納瓦羅擔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之後,“特朗普試圖重新定位和中國的貿易關系”以及“特朗普強硬對華貿易政策‘動真格’”成為華盛頓普遍的猜測。
然而,就在外界紛紛確信特朗普內閣將帶來美中關系重大轉折的時候,特朗普又提名了知名的親華派人士、艾奧瓦州州長布蘭徹德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此外, 特朗普所提名的新政府的監管政策特別顧問、億萬富豪投資人伊坎(Carl Icahn) 也被認為是一位自由貿易的積極倡導者。
當被問及在中國政策上,特朗普會是一個什麽樣的總統時,伍爾西回答第一財經記者,這要看提名內閣的到位情況,但特朗普應該是願意和中國合作的。同時,他也會是一個有效而強硬的談判者。“亞太區域的經濟空間足夠大,美中兩國完全可以展開友好競爭,同時展開合作。” 伍爾西說。
隨著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內閣逐步浮出水面,這個被業內人士稱為是“一群CEO”的組織,在新的一年里無疑將成為全球關註的重點。
身處美洲腹地並擁有狹長海岸線的智利經濟相當依賴國際貿易。正在聖誕休假的智利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菲利普(Felipe Munoz Navia)顯得頗為憂慮,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這些內閣成員或顧問顯示了清晰的反對自由貿易傾向。而他還發現,分別掌管新成立的白宮全國貿易委員會和商務部的彼得(Peter Navarro)和威廉(Wilbur Ross)不僅反對所有的貿易協定,而且還對華態度十分強硬。
“我想中國可能比其他地方都要更強烈地感覺(兩國經貿的)前景暗淡。” 他說。
在中國,多位貿易核心人士都對第一財經記者說,自己的心情可以用“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容,可以預見的最直接的後果是:2017年的貿易摩擦案件數量以及複雜和困難程度都將迎來高峰。
當不確定的2017年真正來臨,中美雙邊經貿可能遇到的最壞情況到底如何,又該如何應對?這可能是我們真正行動之前,必須思考的問題。
被任命為白宮全國貿易委員會主席的“鷹派”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
“CEO內閣”同步引發中美擔憂
從華盛頓到北京,對當選總統特朗普“內閣”的擔憂和質疑聲彼此應和。除了組閣,隨著新一輪人事調整的展開,相當多的美國駐外高層也將迎來新面孔。
數位不願透露姓名、活躍於中美雙邊經貿領域的中方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圈內對特朗普目前的內閣不太熟悉,大部分是“邊緣的人”,沒幾個人和他們打過交道。而且,世界各國對他們的了解“起點都差不多”。
“也許,我們得做好最壞的打算。”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擔任要職的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發展研究中心中國項目部主任尼克·霍普(Nicholas Hope AM)顯得頗為沮喪。
那些憂懼的美國政商界人士說,“不舒服”的感覺在親俄的埃克森美孚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erson)可能成為國務卿的消息傳來時達到了頂點。蒂勒森曾公開批評國際社會就侵占克里米亞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被提名為國務卿的埃克森美孚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erson)
活躍於華盛頓政治圈的喬治梅森大學政府學院教授馬克·羅澤爾(Mark Rozell)對第一財經記者不無擔憂地描述,特朗普內閣成員由前任軍官和超級商業富豪組成,這大大出乎公眾的意料。特朗普此前能夠贏得選舉,主要是因為工人群體支持他,但是他的內閣里沒有一個工人群體的代表,反而成了為華爾街代言的內閣。
“這個內閣讓人擔憂的地方不僅僅在於,經營一家大型公司的能力和領導機構的技巧完全不同。” 羅澤爾說,“還在於一些內閣成員本身就與他們將要領導的機構存在不同的理念,目標向左,而另一些成員甚至曾主張要廢除一些聯邦部門。”
尼克·霍普(Nicholas Hope AM)據此認為,從核武器到氣候變化,從對穆斯林政策到貿易體系,目前要預測特朗普政府可能的政策,都還為時過早。“他在任何問題上都缺少連貫性,我們能做的只能是等待。”他說。
綜合各方消息之後,一位曾在共和黨任職的人士半開玩笑地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也許中國政府得學會如何用做生意的方式來辦外交,“除了無底線,一切都可以商量和交換,最重要的是,要培養交情”。
中美經貿摩擦升級已在眼前
從“匯率操縱國”到“懲罰性關稅”,特朗普對華貿易政策的隔空喊話,總能引起嘩然一片。當他任期即將來臨,各方的評估也在悄然進行。
首當其沖的,就是貿易摩擦的頻率升級。
每天直面各類貿易摩擦糾紛,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賀軍就用“山雨欲來風滿樓”來形容自己的心情。
公開資料顯示,僅2016年12月以來,他已經就歐盟擬繼續對中國光伏產品采取雙反措施、新西蘭對華鍍鋅板反補貼案、阿根廷對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制板等5起反傾銷案、美國對華膠合板反傾銷和反補貼案、歐盟對華耐腐蝕鋼反傾銷案發表了五次談話。
在最近的一次談話中,王賀軍表示,中方對歐盟委員會擬繼續延長對中國光伏產品的雙反措施表示失望。歐盟應盡快徹底地終止光伏反傾銷反補貼措施,使光伏市場恢複到正常狀態,真正實現雙方的互利共贏。
王賀軍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特朗普提出的種種言論以及世界各國缺乏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都讓人擔心,明年形勢將更加嚴峻。在他看來,明年針對中國的鋼鐵過剩產能的討論還將是熱點;而隨著中國向高端產業升級,一些高端產品出口也可能面臨貿易摩擦問題。
這種擔憂,早已傳導到一線企業。創維集團旗下的創維空調總裁肖友元一直密切關註國際市場。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明年政治大環境的影響可能不會馬上體現,但會在2017年下半年和2018年顯現。輪胎、銅管、冰箱、洗衣機這些美國也會制造的產品,中國企業可能會遭遇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棒”。
現在,肖友元已經做好了相應的規劃:減少遠期合約規模,控制風險;增加變動調價條款;合約內的業務考慮遠期期貨;做好海外基地布局。
他說自己對2017年和對2011年的感受非常相似。唯一的不同在於,2011年是人民幣單向升值,而2017年可能是貶值。這兩個年份,原材料價格都上漲了近10%。前期有很多中國供應商在原材料價格上漲之前就定了價格,現在面臨一個兩難選擇:是否漲價。“不漲價的話可能無法抵消匯率和原材料價格的變動。”他說。
當目光投向日內瓦,多位觀察人士也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目前各方都在等待新任美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大使,一切都充滿了不確定性。曾被特朗普在競選中視為“災難”的WTO已經給特朗普送去了橄欖枝:巴西籍總幹事阿澤維多在社交網站上第一時間發文恭喜特朗普取得勝利,並稱已經準備好和下屆政府合作。但上述人士仍擔心,最壞的可能性是,美國采取行動實質性退出WTO。
“如果(美國)什麽都不幹,其實也和退出差不多了。” 其中一位觀察人士說。
不過,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這把“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利劍,帶來的結果並不一定能實現發起者的初衷。
中美海關數據顯示,2016年前11個月,中美貿易總值為3.08萬億元,占中國外貿總值的14.1%。2015年,中國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中國超過加拿大成為了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而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美國西海岸的西雅圖港
王賀軍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一般的規律是,若一國使用貿易措施限制一類產品的進口,會導致該產品的成本上升進而降低它下遊的競爭力,造成相互傷害的後果。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也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在制造業密集的廣東順德,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廚房小家電出口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特朗普上臺後,最先受到沖擊的其實是墨西哥。
他的美國客戶主要在順德地區的家電代工廠下訂單。但在過去幾年,已經有不少美國客戶把產品挪回墨西哥生產。他認為,以後這些產品會不會回流美國,就要看美國本土的競爭力了。而在墨西哥生產的,多數是美國大品牌具有壟斷優勢的產品或者墨西哥相對中國企業更有技術優勢的產品,以及體積比較大、運輸成本較高的產品。
在肖友元看來,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變化帶來的最壞也可能是最好的結果是:促進中國企業被動加速海外布局,收斂惡性競爭,讓市場回歸理性,實現產能在各行業內的優勝劣汰,升級整體的制造業從而提高中國制造業的水平。
雖然菲利普所在的智利與美國貿易高度互補,主要向美國出口自然資源,和美國企業沒有工業產品或是敏感行業的競爭關系,但他卻依然關註並且擔心中美之間爆發貿易戰,哪怕只是發生貿易摩擦。
“這會造成全球貿易下滑,對智利和全世界都不是什麽好事。”他這樣說。
據新華社6日報道,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5日在紐約表示,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在施政綱領中強調基礎設施建設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這與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以基建推動經濟發展的理念相契合,中美兩國在該領域合作潛力巨大。
林毅夫當天在紐約舉行的“2017年中國經濟展望”論壇上表示,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通過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舉措,在全球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下實現了經濟穩定增長。中國將繼續秉持這一理念,並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平臺,向全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推廣這一經驗。
與此同時,林毅夫說,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多次提到要通過基建“讓美國再次強大”,將基建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未來中美雙方可以攜起手來,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基建項目合作。這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的企業投資和經濟發展,也將為很多在基建領域遇到瓶頸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必要幫助。
“2017年中國經濟展望”論壇由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1月5日,外交部長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克里通電話。
克里表示,近年來,美中關系全面發展,成果豐碩。雙方在推動全球經濟複蘇、應對氣候變化、解決國際安全熱點問題等領域保持了密切合作。克里強調,美中關系十分重要。堅持基於美中三個聯合公報的一個中國政策,是美國兩黨的共同立場。
王毅表示,中美關系正處於承前啟後的重要階段,兩國合作的成果來之不易,雙方應共同悉心維護,把握好兩國關系發展的正確方向。
雙方並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當地時間1月9日,美國奧巴馬政府發布了任期內最後一份有關中美貿易的分析報告——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下稱“USTR”)遞交的近200頁的《中國執行世界貿易組織承諾2016年度報告》。該報告除了表揚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同中國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取得的進展,還揭露了中美雙邊投資協定(下稱“BIT”)未能在其任期結束之前完成的原因。
外媒報道稱,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及其新的USTR班底如何看待此份報告內容,很可能關乎中美經貿未來關系發展態勢。目前特朗普所挑選的USTR候任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是一位老練的貿易談判代表和對華貿易“鷹派”。
入世15年中美雙贏
上述報告顯示,2015年,美國對中國貨物出口達到1160億美元,自2001年中國入世以來,增長了505%,成為美國在北美之外的最大貨物出口目的地;2015年,美國對華服務出口達到480億美元,自2001年以來增長了802%,中國的經濟改革對於中美來說實現了雙贏。
上述報告稱,如果中方能夠持續改革,將有利於中美經貿關系釋放潛力:一方面將促進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一方面則將令美方獲益,並促進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增長,以及中美貿易與投資關系平衡,進而幫助全球經濟實現增長。
該報告認為,雖然中國入世15年來逐漸朝向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方向,但中美貿易依然難免分歧。而在貿易執法方面,美國通過世貿組織(下稱“WTO”)發起的針對中國的貿易爭端調查數量也遠超其他WTO組織成員。
報告還指出,在2016年,中美在過剩產能和ICT產業等方面做出了有效溝通。譬如在過剩產能方面,中方承諾將采取有效措施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增強市場功能並鼓勵調整。在其中有關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上,我國國務院發布了有關“從2016年開始,用5年時間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1.5億噸”的指導方針,並承諾采取進一步措施,確保在鋼鐵工業發展中具有更強的市場導向以提高效率,並在此過程中逐步減少過剩產能。
在1月11日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陸慷表態稱:“中美經貿關系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中美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兩國經濟高度互補,開展互利共贏合作潛力巨大。經過將近40年的合作,它為中美雙方和兩國人民帶來了很多實實在在的經濟社會效益,比如增加就業等,同時也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動力。”
為何BIT仍未達成
自2008年始,中美BIT談判已經進行了8年之久,並立誌要達成一份“高質量”的雙邊投資協議,且在2016年奧巴馬政府任期結束之前屢次傳出加速消息。奧巴馬政府更是由美國財長盧多次親自放風表示,要在奧巴馬政府任期內完成BIT談判,且如果不能完成談判,也要盡力推動談判接近完成。
在上述報告中,USTR指出,中美持續尋求締結一項高標準的雙邊投資協定。2013年,中國同意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為基礎與美方開展BIT談判。但截至2016年12月,該談判仍在進行中。
該報告指出,在2016年12月,當中方全力同美方進行BIT談判時,中方仍未能夠決定是否可以“充分減少其投資限制,以便順利完成這些談判”。
實際上,特朗普的勝選很可能擾亂奧巴馬政府的正常腳步。就在特朗普當選之後,一位長期從事中美貿易的資深美商就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看來BIT短期達成是沒有希望了。
此前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吉莫曼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指出,預期BIT將在2017年末或2018年初完成,“確實能夠預見,在2017年,將會有更多人關註雙邊貿易與投資關系的基本公平,也會有更多人關註美國公司是否獲得互惠待遇,來確保它們在華市場的機遇等同於中國在美國市場得到的機遇”。
而11月中旬在美國華盛頓出席第27屆中美商貿聯委會的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表示,在中美BIT談判最新負面清單出價中,中方在銀行、證券、保險、電信、文化、互聯網、汽車等美方關心的領域開放度都高於自貿試驗區。
美國去WTO投訴中國最主動
不過奧巴馬政府在這份報告中抱怨道,中美之間在貿易和投資關系中出現的許多問題都源於中方在經濟中的政策以及國企在經濟中的作用,導致了貿易扭曲以及貿易摩擦,而當中美無法進行有效對話時,美方也積極使用WTO爭端解決機制。
上述報告指出,自中國加入WTO以來,美國在WTO向中國提出了20例起訴案件,是WTO其他成員國對中國提出的WTO案件的兩倍多。
就在2016年12月底距離卸任僅剩一個月左右時間,奧巴馬政府在任內第15次向WTO投訴中國,指控中國通過關稅配額(TRQ)制度限制美國的大米、小麥和玉米等農產品進口,受影響產品總價值在35億美元左右。
僅在2016年一年,奧巴馬政府就在WTO向中方起訴了3項新的案件。而在過去8年中,美國在WTO針對貿易夥伴發起的24次法律行動中,超過一半目標都針對中國。在外界猜測特朗普上臺可能在對華貿易問題上采取強硬態度的背景下,奧巴馬政府此舉令局勢變得更加緊張。
美國副總統拜登則在美國第13次向WTO投訴中國時表示,在推行美國貿易法方面,這屆政府“比史上任何一屆政府都要更積極主動”。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在1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到,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會面之前,是否向中國政府進行了通報?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回應稱,我不了解你所說的情況,但我註意到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先生會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先生的有關報道。
1月11日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主持例行記者會
陸慷表示,中美企業交往很多,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外向型經濟的深入發展,中美之間商業往來越來越多,中國企業家與國際社會的交往也越來越多。“我們不會對每個企業的活動作出評論。但我可以就中美經貿關系客觀地再說兩句。”他說。
陸慷表示,正如我們多次講過的,中美經貿關系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中美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兩國經濟高度互補,開展互利共贏合作潛力巨大。經過將近40年的合作,它為中美雙方和兩國人民帶來了很多實實在在的經濟社會效益,比如增加就業等,同時也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動力。我們贊同兩國政府繼續鼓勵雙方企業加強合作,並為此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提供更多的便利。
好萊塢電影人已經逐漸摸索出如何將中國元素恰當融入一部全球大片中,中國資本方何時才能掌握中美合拍片的主控權?
本文由數娛夢工廠(微信ID:D-entertainment)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郭雅瓊
好萊塢電影人已經逐漸摸索出如何將中國元素恰當融入一部全球大片中,中國資本方何時才能掌握中美合拍片的主控權?
不管張藝謀的《長城》多麽爆米花,小鮮肉的演技多麽讓人尷尬,無法否認的事實是,這部耗資10億元制作的電影在中美合拍方式上有著不小的突破,也讓合拍片成為一個年度話題。
合拍片是好萊塢片商規避配額、進入中國市場並分得更多利潤的通道,也是中國電影“借船出海”走出去的最重要途徑。最近三年來合拍片的立項審核數量逐漸增多,2016年更是達到近百部(96部),而據中國電影合作制片公司(以下簡稱合拍公司)總經理苗曉天透露,其中審核通過71部,而十年前合拍公司每年受理立項申請的中外合拍片只有二三十部,立項的也僅十幾部。
中國電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於1979年,簡稱合拍公司。公司受國家電影主管部門委托,負責中外合作攝制電影片(中外合拍片)的管理、協調和服務,職責包括受理合拍片的立項申報以及對合拍片項目進行初審等。與之打交道,是申請合拍片立項的電影公司的必修課。
數娛夢工廠經過統計發現,在2016年票房排名前二十的影片中,合拍片以9部(含中港合拍)占據半壁江山,但在最近媒體曝出的前十大虧損影片中,《搖滾藏獒》、《勇士之門》、《大唐玄奘》、《葉問3》等合拍片也赫然在列。
隨著近幾年中國電影票房的快速增長,此前不屑於與中方合作的好萊塢制片公司開始將目光投放到中國,試圖以合拍的方式分得中國市場的一杯羹,但中外文化、思維方式等差異導致大部分合拍片“水土不服”,人才匱乏、投拍決策權缺失等問題依然是阻礙中國電影走向全球市場的絆腳石。
在中影集團有著十幾年電影進出口經驗,先後任保利博納發行副總經理、樂視影業副總經理、複星集團複逸影業執行總裁的單東炳告訴數娛夢工廠,物質基礎決定了我們的文化價值觀目前還得不到歐美國家的尊重,體現在合拍片方面,話語權的權衡成為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而在苗曉天看來,《長城》是合拍片領域內迄今為止第一部中國導演拍攝的在全球市場發行的英語電影,一旦成功,未來可能會有更多中國導演參與到好萊塢電影的創作中。
苗曉天表示,合拍電影在最近三五年,投資比例已經和過去完全不同。除了與好萊塢六大合作的合拍片,在其他中外合拍片中,中方的投資份額已經基本上占據大頭,在合拍中處於主導地位。其更預言,隨著2014年以來,美國人開始下功夫做中國功課來尋求合作,歐洲人這兩年也來合拍,未來幾年內可能會出現一些中美或者中歐比較成功的合拍片。
1合拍片全掃描:大制作合拍片基本都在虧錢
2016年的賀歲檔因為《長城》、《擺渡人》和《鐵道飛虎》的口碑爭議顯得格外熱鬧。而《長城》和《擺渡人》一個是中美合拍片,一個是中港合拍片。
中港合拍片曾經一度是中國電影走向國際市場的最為成功的典範,十幾年前的《臥虎藏龍》、《英雄》以及《霍元甲》,至今仍然雄踞北美外語票房前十。十幾年來中港合拍片再沒有創造出《臥虎藏龍》、《霍元甲》等影片的輝煌,已然說明滿足中外市場是多麽不容易。不過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壯大,中港合拍片只要滿足中國大陸一個市場就可以名利雙收了。
相比之下,隨著中國電影票房的日漸走高,此前不屑於與中方合作的好萊塢制片公司開始將目光投放到中國,試圖以合拍的方式分得中國市場的一杯羹。然而中西文化的差異使得中美合拍片陷入票房和口碑雙低迷的狀態,2016年的一些中美大制作合拍片更是虧損嚴重。
從總體票房來看, 2016年票房排名前二十的影片中,合拍片以9部占據半壁江山。
但在近日媒體曝出的2016年十大虧損影片排行榜中,《搖滾藏獒》以預估凈虧損4億高居榜首,《勇士之門》虧損高達3個多億,《大唐玄奘》和《三少爺的劍》虧損則達近一億。《擺渡人》雖然處於上映狀態,但4億的高投資下,虧損態勢已顯。就連票房擠進前20的《絕地逃亡》、《葉問3》都處於虧損狀態,而這些影片都是合拍片。
中美合拍動畫片《搖滾藏獒》的制片成本為6000萬美元,請的好萊塢班底,有20%都花在了前期制作上。
而宣稱預算4800萬美元(折合約3.3億人民幣)的《勇士之門》,國內票房只有2283.2萬元。據中印合拍片《大唐玄奘》的出品人透露,該片投資成本過億,但最終票房為3300萬。而快鹿花去3億成本制作的《葉問3》,最終票房8.02億,其中3200萬為不予認可的虛假票房,此部影片至少虧損5200萬。
再來看看2016年部分合拍片的情況,表現基本都不盡人意。2016年的合拍片,似乎只有中美合拍片《功夫熊貓3》與中港合拍片《湄公河行動》、《七月與安生》,獲得了票房和口碑的雙豐收。
“香港市場比較小 ,所以香港電影人非常看重內地市場 ,他們很早就進來跟內地合作,積累了很多經驗,了解內地文化和內地電影公司的訴求。美國六大電影公司跟中國的合作其實也就最近這三四年,之前中美合拍都是獨立公司低成本、小制作的電影。歐洲前幾年也很少有合作。2014年以來,美國人看到了中國市場的潛力,開始下功夫做中國功課來尋求合作,歐洲人這兩年也來合拍,未來幾年內可能會出現一些中美或者中歐比較成功的合拍片。”苗曉天表示。
可觀察的是,在2015-2016年,中國電影公司如華誼兄弟、電廣傳媒等紛紛與海外電影公司達成片單合作,這意味著接下來或將迎來一個合拍片立項的高峰。
2立項門檻:中美合拍中 30%的投資比例已經不是硬性規定
合拍片為何會成為資本追逐的對象?根本原因就在於進口配額導致的分賬差異。
在我國,國產片的制片方分賬比例是在總票房中扣除5%的電影發展專項基金和3.3%的營業稅,然後制片方、投資方和發行方拿走43%。如果是進口片的話,制片方、投資方和發行方僅能拿到25%。而中外雙方共同投資(含資金、勞務或實物)、共同攝制、共同分享利益及共同承擔風險的合拍片則可以享受國產片待遇。
目前我國已經與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亞、法國、英國等14個國家簽署了電影合拍協議。這些國家與中國聯合制作的影片不僅作為合拍片有著不受配額限制和分賬比例較高的優勢,同時還有資格從雙方政府獲得資金扶持和稅收減免。對中外合拍片的相關規定,也基本適用於港澳臺地區。
眾所周知,一部電影從拍攝到上映,需要拿到立項許可和公映許可。而對於合拍片而言,獲得立項許可並不容易,針對合拍片在立項環節的審查,《中外合作攝制電影片管理規定》中除了對影片內容有著原則性要求外,還規定聯合攝制中需聘用境外主創人員的,應當報廣電總局批準,且中方演員至少要占到影片主演的三分之一。
在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準之前,合拍片首先要向合拍公司提出合拍申請。合拍公司會從演員比例、投資等方面評估項目,並對劇本做出書面意見,最終由電影局來決定批複。
合拍公司總經理苗曉天告訴數娛夢工廠,目前對於合拍片的硬性條件只有兩個,一個是演員要占到主演的至少三分之一,另一個就是故事要有中國元素。
至於投資份額,苗曉天表示,“中國和14個國家都簽了電影合作協議,這些協議里面都有規定,投資少的一方,不能少於20%或者30%,所以投資方面最低要求是20%。對於其他沒有簽署協議的國家,廣電總局並沒有投資比例的規定,對於與沒有簽署協議的國家的合拍,我們要求一般不少於20%。”
不過苗曉天也指出,“對於個別投資特別大的中美合拍片,中方投資可能難以達到20%以上。美國六大一般不接受過多的中方投資者,他們擔心合作者多了可能在合作中產生分歧。而目前中國公司多采取分散投資的策略,如果一家或兩家公司投資超大預算的合拍片,可能所占份額略小。”
在取景地方面,目前已經沒有硬性要求必須要在中國取景。苗曉天表示,合拍電影可以全部在境外拍,可以在中國也可以在國外。
3中國元素:擺在好萊塢電影人面前的難題
作為硬性要求之一,中國元素已然成為需要好萊塢電影人花心思琢磨的話題。美國的電影公司一直在想方設法地讓其影片滿足成為合拍片的條件,曾經的《雲圖》、《環形使者》、《變形金剛4》等中美合作影片都提交過立項申請,但最終未獲批準,只能以進口片的形式進入中國。
(在2013年9月廣電總局電影劇本備案、立項公示里,《變形金剛4》未獲立項同意)
而這些影片之所以得不到合拍片的資質,正是因為其中的中國元素不夠。
“中國元素如何衡量,是國外的制片人、導演經常提的問題,元素當然很難量化了,但像《變形金剛4》這種只有幾分鐘的中國場景,中國演員還是配角,臺詞都沒幾句,肯定不符合要求。”苗曉天表示。
而最近的中美合拍片里中國元素做得不錯的,他提到了《功夫熊貓3》和《長城》,“美國人可以拍給全世界看的電影,如果他們真想做中國元素,也一定能做好。比如《功夫熊貓3》,我們看到了足夠的中國元素,還有近期的《長城》。”
從2016年年初的《功夫熊貓3》到年底的《長城》,好萊塢的電影制作人似乎已經逐漸摸索出如何有效地將中國元素、中國故事融入到一部全球大片中。這種類型的大片既不同於以往加入幾句中文臺詞和幾張中國面孔的中國特供,也不同於中國電影制作公司閉門造車的中式魔幻。
但另一方面,中西方思維方式、文化、觀眾口味等各方面差異之下,如果中國元素使用不當,就很容易導致合拍片出現不倫不類的情況。
比如今年基美影業和法國歐羅巴聯手打造的中法合拍片《勇士之門》,就被網友評價為“沒有邏輯的中西大雜燴”、“不倫不類的中西合璧”,豆瓣評分僅為3.5分。
中西合璧的問題,其實早在上世紀末就已經擺在了中外電影公司面前,也曾經被很好地解決。《臥虎藏龍》的執行監制大衛·林迪,參與過14部與中國合拍、合作的電影,包括6部張藝謀的片子。他認為《臥虎藏龍》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劇本創作的過程,劇本被中西方編劇來回溝通了幾十次,林迪認為這使包括後期制作和影片字幕等都能受益。
“成功的合拍片意味著在合作雙方的市場都取得成功,目前這樣的合拍片不多。我認為要做好合拍,合作要從選題和創意開始,而不是一方拿著一個劇本找另一方投資。合拍電影要跨越文化差異兼顧雙方的市場,合作雙方要嘗試劇本創作方面的合作,還要彼此了解對方的文化,市場和觀眾。我相信在中外合拍電影的實踐中,合作者會摸索出更有利於創作的合作方法和路徑。”苗曉天說。
4主導權真相:大部分合拍片中,中方投資占比更大
在2016年北京國際電影節期間,華夏電影發行公司副總經理黃群飛表示,目前中外合作仍有大量問題,不同國家的理念、觀念存差異,尤其是在合作過程中中國沒有投拍決策主動權。
在與好萊塢的合作中,美方往往占據著主導權:電影、編劇、導演和制片人都來自好萊塢,中國人要遵守好萊塢的遊戲規則。
對此,苗曉天表示,合拍電影在最近三五年,投資比例已經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除了與好萊塢六大合作的合拍片,在其他中外合拍片中,中方的投資份額已經基本上占據大頭,在合拍中處於主導地位。
而中美合拍特別是跟六大合作,是比較極端的情況,苗曉天坦言,“肯定是外方主導,跟好萊塢六大的合作我們不可能投大頭 ,實力還達不到。不過現在中美合拍的多數是低成本電影,六大的合拍片並不多。”
在單東炳看來,目前中美合拍片的成果並不算理想,這也是導致好萊塢六大沒有積極與中方資本一起做合拍片的原因。而在與美國電影公司合作的過程中,話語權的權衡確實是個問題。像《功夫熊貓3》基本上就是外國人主創,雖然有東方夢工廠來做這個事情,但不能說是中方主導。
《功夫熊貓3》由美國夢工廠動畫、中影股份、東方夢工廠等聯合出品。而東方夢工廠是由華人文化、上海文廣、上海聯合投資以及夢工廠動畫共同組建的合資企業。
“中國人做一個合資公司,肯定在內容上都想有話語權,但是在操作過程中,老外也要有話語權,他們負責中國市場以外的全球市場,為那些人考慮更多,中國人肯定為國內市場考慮。所以在一些內容方面,是中國化多一點還是海外多一點,當然要有一些強調,因為各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張。”單東炳表示。
另一方面,人才缺失也是導致中方喪失主導權的重要原因。
“有的時候我們投資多, 但是影片控制權反而放棄了,我們的制片人或者投資人不太專業。”苗曉天坦言,“他們對外方比較信任,覺得好萊塢團隊能做好,就讓人家做。在合作中確實能感覺到我們這方面的國際型人才,能夠跟外方合作的人才特別不足。”
《蒸發太平洋》的導演周文武貝就曾表示,國內基層崗位的水平跟不上,東南亞制片成本較低,但長期作為好萊塢電影的拍攝基地,工業水準高於中國。《蒸發太平洋》的聲音在美國做,電腦特效在韓國做,後期合成在北京,他的後期助手後來被《長城》請去做後期總監,因為這個助手熟悉跨多國後期流程的掌控。
5合拍組局新變化:國內自研+北美資金
而隨著合拍的趨勢見好,合拍的組局方式也在發生變化。
目前國內已經有不少獨立制片公司選擇自己來研發項目,項目研發出來之後,由美方北美發行來做投資方面的合作。而在此之前,我國大部分合拍項目基本都是海外的項目研發好了,中國參與投資,來獲得中國的版權,真正的知識產權還是在外方那里。
2016年上映的中美合拍動畫片《搖滾藏獒》,就是改編自漫動時空董事長鄭鈞的同名漫畫,由華誼兄弟、時代天驕和漫動時空聯合出品,美國獅門影業負責海外發行,並請來好萊塢團隊打造,影片導演和編劇愛什·布蘭農曾操刀《玩具總動員2》。這部影片耗時6年,最終的制片成本為6000萬美元。鄭鈞透露,有20%都花在了前期制作上。
“獨立研發項目要花很多錢,風險也很大。只前期項目開發,就是只寫出劇本來,如果做成國際大項目的話需要100萬美元左右,你要跟全球知名編劇合作,版權費、來回翻譯費、律師費等,如果要選擇一些制片人進來,還有給制片人酬金。而且研發項目很耗時,寫到五稿十稿都很正常。”單東炳表示。
如果說獨立研發項目並與好萊塢合作的模式尚處於摸索階段,那麽買來海外電影的版權進行翻拍,已經被證明是個很困難的事情。
據合拍公司接觸到的項目,采取這種模式的公司有不少,但成功的不多。“三五年之前就有,近兩年多了 。比如《新娘大作戰》就是翻拍的美國電影。這是一個方式,把一個在國外特別成功的東西變成中國的,讓它特別中國。但是有的翻拍影片中國化做得還不夠好,就會顯得不倫不類。”
2016年上映的《我最好朋友的婚禮》以及《我的新野蠻女友》都屬於這種情況。前者是哥倫比亞和中影出品,改編自好萊塢同名經典愛情喜劇,最終票房為3744.6萬,豆瓣評分僅4.3分。後者是《中韓電影合拍協議》簽署後的第一部合拍電影,由韓國SHINCINE和北京摩天輪出品,僅收獲3418萬票房,豆瓣評分只有3.4分。
在單東炳看來,未來由國內資本自己操作的項目會多起來,投資研發階段的資金都是自己的,這樣中國資本方就會逐漸爭取到合拍片中的話語權和決策權。但目前來講想要做到這一點還有難度,隨著國力的強盛以及文化價值觀逐漸被認同和尊重,中國資本方占據中美合拍片的主導權就會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