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要多花時間在人和戰略上面,要占50%的精力,而不是主要陷入事情本身。
文|投資人說
創始人不成長,公司就不會進步,但成長和改變需要漫長的時間去試錯調整,而這些接受過實踐檢驗的方法,想必又會對很多後來的創業者有所幫助吧。今天和你分享的,相信會是一篇值得你通讀3遍的好文,文章是楊浩湧系統地總結自己創業十余年來的經驗方法。
1、企業文化
這些年自己創業下來有個這樣的體會,如果你是行業第一,一定要利用這個優勢招到更好的人,確保你的團隊比對手更優秀。如果你比對手多融了兩倍的錢,但在招團隊時還在省錢,這是沒必要的,因為這個時候你要建立自己的勢能。
另外,每個人早期創業時,每天都在不停地解決問題,但在解決問題之時,團隊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創始人有夢想,有沒有把這個夢想分享給團隊?你們的未來是什麽?你們的價值觀是什麽?創始人認可什麽樣的行為?
這些問題如果你在公司幾十人的時候不解決,到幾百人的時候你會很痛苦,很難解決,你的團隊沒有魂,魂的意思是,我看見你公司的人,我就知道所有人都是幾乎一樣的。
早期一定要把人的優勢建立起來,因為團隊成員本身是會相互影響的,後來的人會被前面的人所影響。早期的企業文化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建立勢能,吸引優秀的人才,建立有效的內部機制。剛才我提到了公司的使命、價值觀、願景,這不是虛的,一定要去講,跟每個人無時無刻地講,讓你的團隊認同這個東西,這是很重要的。
那麽,做企業的最高境界,總結一下,除了有拼刺刀的能力之外——還要能打巷戰,並且是能持續打巷戰,建立勢能才能決勝於千里之外,盡量不要在一個平靜的海面上跟對手比肌肉、比劃船的速度,讓浪推著你往前走,做到對手劃兩下,你劃一下,這是非常重要的。
團隊構建也是一樣的,在A輪的時候你很難請到大牛,但是不建議在第一時間把這個團隊打造到最好,相反努力將自己的中層團隊做好很重要,因為他們將來會是公司的骨架。
2、趕集犯的兩個錯誤
當趕集拿到第一筆錢的時候其實根本不知道怎麽做市場營銷,運氣特別好的是我們早期通過口碑、通過搜索引擎發展,到2012年我們拿了一筆大錢。當時C輪我們拿了大概六千萬的美金,團隊從來沒有拿到這麽多的錢,那時候一億美金估值非常大了。我們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公司迅速擴張。
那時候因為對銷售和營銷的不了解,我們簡單以為銷售就是把人招起來,然後去打電話錢就會來。我們早期看到的確是這樣,你請一些人,他們打電話、做廣告、做地推。現在看起來其實挺傻的,那時候對銷售不了解,我們拼命招人,從100人擴張到900人。我們拿到六千萬美金是非常多的錢,在當時那個市場最大一個事件人人網上市70億美金,把整個市場全部攪起來了。
2012年、2013年我們打了廣告說我們銷售額多高,我們沒有看財務,那個時間點趕集是銷售額越高虧得越大,高速擴張你虧損量很大。恰好競爭對手進來了,我簡單以為我把量做大就可以,那時候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其實是專註的問題;我們當時做了很多東西,我們做了社交類產品,還做了團購。其實說實話不應該做團購,但是在那個時間點上,很多投資人跟我說楊浩湧我們想投你,前提條件是你去做團購,你們在團購上有非常大的優勢,因為你們有很多穩定商戶,你做團購很有優勢……
我們被他們花了三四個月來說服,做團購我們團隊也討論了很久,也比較小心,我們看著形勢不對就關了,現在覺得挺傻的,但在當時那個時間點如果有投資人跟你這麽講你肯定也會去做。還有很多各種各樣的誘惑,其實對你來說都不是核心競爭力,你很輕松地進去了,進去以後摔一個大跟頭。
最後我們內部總結了一句話:生了孩子是要養的。「養」的意思就是持續地投入關註。別人家小孩有玩具我為什麽沒有玩具,這里玩具指人力財力,如果你不給他,就會影響他成長,如果你還有好幾個這樣的孩子那你的負擔將會很大。
第二個錯誤是公司快速擴張帶來的企業文化、管理的壓力;那時我們的銷售人員從幾百人一下子漲到900人,最高的時候到了2500人。最瘋狂的時候一個月大概招了500人,500人的增長!但我們高管中沒人帶過超200人的隊伍,可以想象那時的壓力有多大。
說一個笑話,我當時進公司的時候被我們門衛攔住了,他說你是誰?我不知道我怎麽回答,他說你是哪個部門的?我又不知道怎麽回答。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想這是每個創業者都要經歷的一個痛,就是公司高速增長以後團隊管理、文化等很多方面跟不上。現在很多人說楊浩湧你做地推你管過幾千人幾萬人這是你的強項,這個強項其實在2009年、2010年是我最大的弱項,都是這幾年慢慢成長過來的。
所以沒有一個創業者天生就是全才,一方面特別強另一方面肯定是弱的,成長學習是最重要的。逃離自己的舒適區,千萬不要說我這個不懂找一個人幫我管理,這樣一定是會出問題的。
說自己是產品型的人,可能就不太願意在外面社交,很多創業者說自己擅長營銷地推就拼命跟銷售的人泡在一起,這都是找理由。不要給自己的缺點找借口,努力修正自己的缺點,這個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很少有創業者主動說要走出舒適區,我們也是被逼的,要不然有一天你的短板會回來狠狠給你一拳,給完一拳還會給你第二拳,因為你沒有克服它,那它就會不斷地敲打你。
3、帶團隊
很多創業公司的CEO都沒有管理大團隊經驗,不知如何提高領導力,其實領導力就是兩件事:一個是管人,一個是管事。管理任何公司,管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對團隊中每個人的關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繼續拆分,早期創業創始人應關註三件事情,第一是戰略,第二是人,第三是事。不同的人在這三個事情上花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絕大部分的創業者在事上花的時間最多,永遠在救火,永遠在解決問題。產品有Bug,系統不夠穩定,營銷不夠牛,作為CEO都自己上,跟團隊開會討論的全是問題。我的建議是CEO要多花時間在人和戰略上面,要占50%的精力,而不是主要陷入事情本身,這是我自己第二次創業的經驗。
首先,在人上面。一個是找人,找到合適的人。很多人在找人上不太願意花功夫,通過獵頭找幾個人,三四個候選人里面選一個,但最後發現在創業公司里面,組織結構非常扁平化,人非常少,能不能勝任工作取決於CEO在找這人上面花多少功夫。
如果用一兩周時間把這個人找來,後面要花幾個月去改造,不斷地跟在他後面看做的怎麽樣,不斷提改進意見。這個人其實是不合適的。與其花時間在後面對人的管理上,應該在前期找人上多下功夫,一個好的人是值得花非常多的時間。你看重的人,在他身上花精力是非常值得的,他會被打動,他會感知到你確實非常在乎他,士為知已者死,好的人才覺得跟你是有共鳴的,他願意加入你這個團隊。
CEO長期要有一個候補隊員庫,要找營銷的人,產品的人,是要長期積累足夠的人才庫,這些人在某個早期發展階段,是不願意加入你們公司的,但是要保持溝通,跟他說很希望你來,任何問題很多時候找他聊聊喝喝茶,跟他去溝通一下,聽聽他提建議,沒準就加入了(公司)。
千萬別說找人就僅僅通過HR發幾個簡歷候選人,當中挑一個,尤其是總監級別以上的人,這個人負責公司這個部門或者是這個事本身。這個人弱,他招聘的人就會超級弱,找的人超級弱早期會陷入什麽?對於公司發展來說很不利。
對人的管理,很多產品技術出身的人,會認為對人的管理是就是跟他去做事,一起開會的時候過一下上周做了什麽事,碰到什麽問題大家一起解決。認為這個是管理,其實不是這樣。每個人都有成長的需求,每個人從他的角度看公司都是不一樣。CEO要去跟團隊溝通的時候,一定要務虛和交心。
換位思考,他希望老板來跟他聊的就是事嗎?你跟他如果只聊事,他會緊張,跟他說的他會不會記住,跟他說碰到的問題他會覺得自己做的不行,是不是要粉飾一下工作狀態。這些都是他心里會想的事。
所以在對人的管理上交心非常重要。交心包括你對這個人充分的了解,他是個什麽樣的人,他的家庭是什麽情況,這些都會影響他碰到問題會有什麽樣的反應。
還有個重點是每個人都需要成長,所以管理千萬不能變成咱倆是兄弟,我拉你一起過來創業,我們倆在一起就談事,談事談久了,他的角度和想法跟你不一樣,就容易出問題。
所以,正式交談很重要,不管你與這個人關系有多親,如果你是CEO把人招過來,三個月的時間跟他一起坐下來,不談工作,我談你管理的技能,和你觀察碰到的問題,然後我們倆一起去討論怎麽成長進步,這是非常有必要的事,而且他會知道你在培養他,他會知道你在意他。
不然就是你覺得他不行,每次跟他急,碰到個事就跟他急。你就跟他說這個事你搞得不好,看見他不高興,一開會你就發火。他會覺得我有什麽事你就說,你是不是看不慣我,我走。如果你們離得遠,最後就會滋生這種想法。交心是指出他的問題,表揚他的優點,鼓勵他要堅持持續去做的事情。正確的技巧很多人都知道,當眾表揚,私下批評,千萬別在公眾場合去批評他。
4、做事
做事要用多少時間?
我自己的親歷感受,90%的創業者每天的時間花在做事上。你們會發現隨著公司的發展,公司的CEO,比如馬雲到後來的時間基本上全部在戰略上。解決事就只能不停解決,如果CEO每次都解決一樣的事,其實就是是找的人出了問題。人的問題解決了,公司這事還不行,那一定是公司戰略出了問題。
就像你選擇創業方向,創業耗了五年時間,最後發現方向錯了。既然這樣,為什麽不先在戰略框架上多下點功夫呢?
所以優秀的CEO需要在戰略上面花非常多的時間。CEO要想今年公司的戰略,以什麽樣的策略去做,財務規劃又是什麽,這些都要花很多時間。
CEO千萬別說最近好忙,我最近修bug,最近打一場營銷戰,我所有的時間全部花在這,你別跟我討論戰略,這個事不著急,我們先把這個仗打完了,不然飯都沒得吃了,這都是有問題的。
其實每個創業者應非常仔細的想想自己的時間應該花在哪里,在戰略方面花費多長時間。如果CEO發現70%的時間花在做事情上,那只能說明你的團隊還不夠強。
5、戰略
戰略制定和全年規劃是超級超級重要的事情。
每個CEO都是這樣,有的在打磨產品,有的在找方向,有的還在找商業模式,這個時候你的錢你的事情超級重要,但你再波動,這一年到年底大概做成什麽樣,CEO心里都要有數。
所以全年規劃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你自己腦子的想法,一定拉著你的團隊出去花一天兩天的時間去討論,把問題丟出來,過一個月拉著大家再去討論這個事情,我們全年怎麽做,我們做什麽事情,把任務分解下去,誰做哪一塊。這是建團隊很重要的過程。
而且全年規劃一定不是CEO個人的事情,一定是你帶著團隊一塊做的事情,這個時候是統一所有人的思想,讓大家朝一個目標努力。
我們目標是什麽,優點是什麽,缺點是什麽,在人上怎麽補齊,然後把資金情況跟大家分享,我們的錢應該怎麽花,大家怎麽看這個事情,每個人從公司角度出發,這種參與感給團隊帶來的凝聚力和長久的激情非常有效,而且CEO在這種團隊溝通中會吸引很多人,還有不要自己一個人發言,要讓大家都把想法思路都表達出來。
全年規劃定下來後,千萬不要隨意做大改動,可以每個月調優,所以需要有一個長期的,還有一個短期的規劃。
6、焦慮與激情
很多CEO說焦慮,那麽怎麽排除焦慮,又怎麽保持激情。
保持激情有一個有效的辦法,要想團隊長期有激情,要跟大家溝通且分享。打勝仗是保持激情最好的方法,有全年的規劃,設定階段性目標,並最終把這些都達成。
如果也不跟團隊說今年目標是什麽,到底做什麽事情,或者做一個輕松的目標,你以為是對大家好,能讓大家放松一點。或者說今年挺好,賬面上很有錢,今年定的目標也沒什麽可擔心,我們達成了也很高興。然後說大家發水果發零食,沒事出去打打球,跑跑步,團團建。你覺得這個團隊大家很融洽,其實這個團隊是個小白兔團隊,這個團隊是經不住打仗的。
一打仗你就發現超級多問題,產品跟不上,測試跟不上,銷售跟不上,市場跟不上,各種問題,就跟一個部隊一樣,你天天喊口號練練兵,吃吃飯,唱唱歌,這個團隊能打仗?所以在任何一個階段,你的團隊一定要帶著他們去打仗,你用階段性的目標不斷去挑起大家的鬥誌,大家只有在打仗的過程中,或者說在接近的生死中去磨練自己的團隊,才是過硬的軍隊,否則這個團隊將來碰到激烈競爭的時候根本沒法打仗。
管理團隊的時候,為什麽需要定一個挑戰性的目標,為什麽把目標定的高一些?定的高不是說CEO有私心,今年三千萬或者五千萬看上去貌似沒有本質區別,估值也差的不多。但是定五千萬是超級重要的,重要在哪里?你要這個團隊去練兵,去打仗,而且不斷的去打仗時你的團隊是有成長和保持激情的。
軟塌塌的團隊,一出事公司不行了,肯定就散了。對公司員工和對團隊最好的激勵是幫助他們成長,帶著他們去打仗,意識到自己的問題,管理的問題,技術能力的問題,人才缺乏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會在一場戰役中去爆發出來,解決了問題,這個團隊會越來越強。
大家就會覺得在這個公司里面有成長,可以在這里面跟著公司一起去成長。有一天公司變大了,他才能去承擔更大的責任,否則安逸的氛圍,讓他去負責一個業務的時候,他還是軟塌塌的,因為你就是這樣的。
減輕焦慮的方法就是想清楚長遠的事,帶著你的團隊一起打勝仗,分享你的思考,就某一個問題做非常長的討論,去剖析我們這幫人到這個公司是為了什麽目的,我們自己覺得我們的缺點是什麽,我們在公司發展中哪一塊需要加強,自己扒扒皮,相互說一些問題,去做反思。所以降低焦慮就是分享出去,把長期規劃好,這些花的時間越多,你的焦慮感越輕。
高特佳投資的邏輯有三個要點:第一,項目產品解決什麽問題?第二,項目靠什麽賺錢問題;第三,移動醫療平臺的流量可增長性。
文/高特佳投資
小編今天為大家分享近半年來,各類媒體對互聯網醫療發展的關註焦點,以及高特佳投資集團有關人士的相對於分析判斷,以下內容綜合摘自報道文章,針對問題的回答或不夠全面,請各位看官海涵。
一、作為國內領先的醫療健康領域投資機構,高特佳一個移動醫療的項目都沒有投,是什麽原因?
高特佳:移動醫療從開始火熱到逐漸冷靜,高特佳投資團隊也一直有研究,項目看了不下100個,依然沒有投資。
這里面也是高特佳投資戰略的體現,比如對於新興的移動領域,高特佳投資的邏輯有三個要點:第一,項目產品解決什麽問題?第二,項目靠什麽賺錢,亦即商業模式問題;第三,移動醫療平臺的流量可增長性。其實,從這三個要點,就能看出國內移動醫療和國外的差距。尤其是國內平臺還停留在盲目拉流量、看起來有人氣,實質上沒法應用流量,琢磨透如何賺錢。投資移動醫療,我比較認可在垂直領域有明確商業模式、能夠靠內生性流量實現盈利的移動醫療項目。
二、作為投資人,最簡單地判斷一個創業團隊和項目有沒有潛力的方法是什麽?
高特佳: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考察一個初創團隊是否符合資質,最重要的是看有多少醫療資源,而不是互聯網技術,僅靠互聯網思維是不能辦好互聯網醫療的。作為互聯網醫療平臺,把醫生和有價值的患者這種有限的資源進行有效匹配,才能搶占優先權。比如是往基層延伸的項目,則需要與私人診所建立緊密合作,搶占線下的醫療機構資源。
三、分級診療的發展推進,會對目前各類移動醫療業務產生沖擊嗎?
高特佳:如果基層醫療真的做起來,會給線上輕問診造成沈重打擊,因為除了專家資源外,基層醫療基本可以解決很多患者的看病問題。但是同時,這也是當前很多互聯網公司發展的契機之一,比如落地建設診所,是移動醫療機構未來的一條出路,畢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用戶粘性。
在較為理想的模式下,一般線下診所應該是有一名基層醫生進行陪護,所有首診和檢查都在診所完成,然後再與大醫院專家連線進行三方溝通,這種模式實際上有點像遠程會診。但在實際執行過程卻很少能夠做到,通常往往是從“線下診所為基礎延伸到網上”,而由移動醫療機構來往線下延伸,這種模式的作用是比較有限的。
四、慢病管理會是互聯網醫療較好的發展方向嗎?
高特佳:不少輕問診業務模式的互聯網醫療企業也在嘗試做一些業務優化,來增加用戶粘性或者打通產業鏈等,但是也遭遇各種難題,還在繼續燒錢探索階段。如果將移動醫療的技術應用到慢病管理中,有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突破口,例如通過隨身記錄設備對患者各項數據進行監控,然後在複診時形成對醫生的有用數據。不過如果這種慢病管理需要盈利,尤其是需要通過藥品銷售或流通形成盈利,醫保報銷會仍然是一個比較大的門檻。
五、很多互聯網醫療企業希望轉型發展互聯網醫院,這會是行業一個突破點嗎?
高特佳:移動醫療最合適的盈利模式仍是通過信息化渠道打通醫療服務,為醫院、醫生、患者和客戶帶來便利性。而前期很多資本紮堆的掛號服務僅僅將在醫院排隊的人群轉移到線上,沒有真正深入到醫療服務中去。
我們也註意到,很多二甲以下醫院願意嘗試這種模式,但三甲醫院的積極性不高,其實他們參與到其中更多是想看看到底在線上預約掛號的人群有多少。醫療服務本身就不是一種高頻率的消費行為,用戶定位不清晰,互聯網醫院也沒有解決醫保支付的難題。因此,互聯網醫院很難成為主流,移動醫療轉型要謹慎。
六、從您的經驗看,是否有哪種互聯網醫療模式具備較為明確的盈利模式?
高特佳:目前很多互聯網醫療企業主打的“隔空看病”的輕問診模式,屬於低頻次的消費,無法通過采取類似網約車的“燒錢模式”來搶占市場份額。互聯網醫療關鍵是要做好垂直領域的行業細化,面向醫生或藥企、醫療器械供應商提供服務,而不是僅僅面向患者端。
打通基層到頂級專家這一條診療產業鏈的移動醫療機構未來或大有可為,因為既對B端(如醫生、醫院、藥企)也對C端(患者)是一種明確的盈利模式。例如醫院或者醫生為了獲取高價值的患者(如學術價值、治療價值),他們可以付費埋單;機構在導診過程中建立數據庫,也可以向藥企產品的精準受試人群;而患者如果要購買自費藥進行治療,平臺可以通過電子處方簽進行開藥……實際上,這種移動醫療模式的盈利點還是非常多。這類移動醫療企業或許在未來3到5年會出現。
七、總體來看,請評價一下什麽樣的互聯網醫療企業是具有發展潛力的?
高特佳:移動醫療的意義,在於解決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打通醫療產業鏈,提高效率。二是解決信息不對稱。總結說來,移動醫療要能服務於以下群體:
滿足大眾需求
大眾需求主要是集中在就醫、疾病管理、用藥學習、購買藥品、健康監測、掛號這幾方面。舉一個炒得最火的但是算不上成功的例子,就是春雨醫生。春雨現在的模式也是不斷受到挑戰,要不斷加強發展自己的業務,從線上到線下,和保險公司合作,來對抗平安好醫生。
還有一些比較小的項目,模式相對於春雨醫生更進一步。一種是做社群,比如一個腫瘤患者可能就希望找到一些同病相憐的人,互相交流病情和治療方案。一種是輔助病人進行疾病管理,提醒吃藥,提醒看醫生,提醒診斷,病友間的交流,相互推薦。這樣的模式以後可以引入一些其他的醫院服務機構和電商,把產業鏈打通。
滿足醫生需求
醫生的核心就是要提高收入,方法就是多點執業,這也給移動醫療帶來很多機會;同時,醫生職位的提升需要不斷參加一些學習考試或發表論文,移動醫療也可以對醫生提供幫助;還有就是名氣地位,醫生名氣不單單是在病人間的名氣,在醫生圈的名氣也很重要,如果醫生在他自己圈子里的名氣大,就可以得到一些醫生給他推薦患者,也能提高他的客單價收入。
滿足醫生需求的商業模式包括:醫生工具、醫庫等,給醫生提供一些病例采集、文獻服務的工具。還有醫生社群之間的互動、繼續教育。
滿足醫院需求
特別是對一些私立醫院、二級醫院增長患者數量的需求,移動醫療可以很快把患者導入到這些醫院。另一個是降低成本,可能需求小一點,但是也能夠起到一定的效果。
滿足藥品、器械廠商需求
這是移動醫療企業最主要的盈利來源,也有相對比較高的凈利潤。但對投資機構有點不好的地方,因為它對行業資源比較依賴,做一些規模不太大的APP也很容易形成現金流,所以融資需求不是太大。
滿足衛計委、人社部等部門的要求
首先是衛計委推行私人醫生的模式。私人醫生需要進行分級診療和提高效率,這兩點就需要一些移動醫療APP進行幫助管理和調整。其次現在很多藥品納入監控,輔助用藥到底有沒有作用,該不該給患者開?這個情況上也需要一些移動醫療和大數據的應用。最後,通過CDSS提高醫療的整體水平。要想達到這個效果,需要大數據的積累,進行人工智能的利用分析。如此一來一方面可以進行遠程會診打通產業,再一個當數據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可以做臨床系統,很大程度提高基層醫生的水平,提高醫療效率。
全國人大常委,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表示,特大鎮改市,不應該是縣級市,但也不能是鎮級市,所以應該是縣管市。
10月16日舉行的“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辜勝阻說,“這個縣管市,我們就是說不應該要有什麽級別,如果要有級別的話,就是副縣級市。”
10月11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八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會議審議通過的一批意見和方案中,有《關於深入推進經濟發達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
會議強調,深入推進經濟發達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圍繞加強基層政權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擴大經濟社會管理權限,探索建立簡約精幹的組織架構、務實高效的用編用人制度和適應經濟發達鎮實際的財政管理模式,創新基層服務管理方式,構建符合基層政權定位、適應城鎮化發展需求的新型行政管理體制,進一步激發經濟發達鎮發展內生動力。
這也意味著,經濟發達鎮將會進一步擴權,“鎮改市”或許很快啟動。
“鎮改市”與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密切相關。
辜勝阻說,此前的城鎮化更多是半城鎮化,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動在城市,家屬在農村,生活在城市,家庭在農村。現在農民工在城市擁有自己住房的比例只有10%,在觀念方面是過客心態、邊緣化心理,是一種非家庭式的遷移,導致6000多萬留守人員。
也因此,“十三五”推進城鎮化,要從以地為本的城鎮化,轉向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改變農業轉移人口的過客心態,讓兩億多農民工更好地城鎮化。
在推進城鎮化的路徑上,要實現就近城鎮化,就需要做多小城市。但是,辜勝阻說,小城市是中國城鎮體系的最大短板。
辜勝阻說,中國二十萬人以下的城市,1998年是370個,但到了2014年只有240個,負增長130%。“小城市不發達,大量的人湧入北京、上海,還有房價上漲四小龍。”
因此,辜勝阻認為,城鎮化就是要讓城市成為主平臺,發揮核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以大帶小,大力提升城鎮化的聚集效應和規模效應,同時積極培育新生中小城市,大力發展五線城市,縮小特大城市。
所謂的五線城市,辜勝阻表示,就是新生的小城市,比如浙江的橫店、龍港。“叫龍港鎮所有的人都流走了,一改市所有的人回來了,資本也回來了,所以是鎮還是市,完全不一樣。”
龍港鎮地處溫州南部,總人口達50萬。2015年,全鎮實現生產總值226.9億元,工業總產值407.8億元,財政總收入23.2億元。
辜勝阻說,這些五線城市是就近城鎮化的戰略支點,實現區域城鄉統籌的重要抓手,優化城鎮空間布局重要節點,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對象,人居環境優化的重要載體。
如何推進有序的鎮改市?辜勝阻說,就是強基、擴權、賦能、改制、控本,最後是正名。“我們把鎮改為市,這一項工作可以擴大內需,可以實現我們城鎮化體系的優勢。”
辜勝阻表示,特大鎮改市,不應該是縣級市,否則就非常敏感。比如龍港鎮如果改為縣級市,就要從其所屬的蒼南縣獨立出來。但也不能是鎮級市,否則就矮化了,所以應該是縣管市。
不過,對於農民工市民化,辜勝阻說,調查顯示80%的年輕農民工不想改變戶籍,不想落戶,最希望的是拿到居住證,而且是有真金白銀的基本功能,特別是教育。
所以,“我主張差別化落戶,對於不願意落戶的人,辦居住證。”
美國總統大選第三場辯論在拉斯維加斯降下了帷幕。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就最高法院、移民、經濟政策、國家債務、公民權利和國際熱點等議題展開了“最後一辯”。
還有不到三周時間,美國人就將選出下一任總統。鑒於美國大選的最終結果將在世界範圍產生巨大影響,全球各國都密切關註著大選的動向。那麽,各國對這兩名候選人看法如何?他們更希望看到誰能贏得這場大選?
俄羅斯:壓倒性支持特朗普
當前,美俄在敘利亞問題上僵持不斷,烏克蘭、核裁軍和東歐反導等也都成為兩國間的爆點。有分析認為,美俄關系已經走入“新的歷史低谷”。日前,美國國土安全部和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更是點名指責俄羅斯政府意圖通過黑客活動幹預美國大選。
如此緊張形勢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卻多次表示,自己雖和普京“無個人來往”,但非常贊賞他。在最後一場辯論中,當主持人提到俄羅斯利用黑客入侵手段試圖幹涉美國大選時,特朗普也似乎極力為俄羅斯辯護。特朗普強調,普京比希拉里和奧巴馬聰明,每一步都比他們聰明。
特朗普的“熱情”得到了俄羅斯方面的回應。普京在16日參加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八次會晤期間舉行記者招待會時表示,俄羅斯不打算幹預美國總統選舉進程,因為無法預料選舉後的情況。但他此前曾表示,支持任何國家任何對我們友好的人。
這位“對我們友好的人”就是特朗普。去年12月,普京曾將這位紐約房地產大亨描述為:“十分高調、相當有天分的人,”普京說, “這一點毫無疑問”。在美國大選這件事上,“質疑他是否夠格並不是我們的工作,那是美國選民的工作,但他是這場總統競選中的絕對領導者。他說想要和俄羅斯建立一種全新的、更深層次的關系,我們哪能不歡迎這個呢?我們當然是歡迎的。”
普京還表示,希望美國大選之後有機會修複俄美關系。
此外,俄羅斯民眾也更希望看到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FOM)近日發布的調查顯示,大部分俄羅斯人認為,如果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這將比希拉里獲勝更加符合俄羅斯的利益。調查結果顯示,有44%的受訪者支持美國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支持希拉里的受訪者僅占7%。
德法意:支持希拉里
德國歐洲事務部長邁克爾·羅斯在8月表示,特朗普斷言默克爾打開大門歡迎難民的政策導致犯罪率飆升的結論是不正確的。羅斯說,鑒於美國大選的結果將在全球產生巨大影響,糾正大選中那些基於“恐懼、謊言、非事實”做出的言論非常重要。
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表示,無論誰當選,他都不怎麽看好美國的未來發展。但在4月批評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他說美國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維護國際安全,現今全球安全已經無法靠單邊力量來保證,國際沖突只能在美國、俄羅斯等大國和其他國家攜手合作的情況下解決。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表態則更為慎重。她僅僅公開贊揚了希拉里“很有大局觀”,還說希拉里一直致力於維護大西洋兩岸的合作關系,還說“與希拉里的合作很愉快”。
在支持希拉里還是特朗普當選上,法國和意大利的立場更加明朗些。
法國總統奧朗德表示,特朗普若贏得大選,將會使全球變得更加保守,這位紐約商人令人“感覺作嘔”。特朗普對在伊拉克陣亡烈士父母的嘲諷被認為是“傷害和羞辱性的評論”。
他補充說:“如果美國人選擇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那麽這將會帶來一系列後果,因為美國大選是一場世界性的選舉”。
奧朗德還表示,特朗普勝選將會2017年春季法國總統大選造成影響。
在奧朗德做出此番表態之前,意大利總理倫齊已經率先向美國媒體表示,他希望民主黨人希拉里贏得11月的選舉,稱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他還補充道:“我認為除了我之外,其他很多人都希望希拉里當選美國總統。因為她有多年的從政經驗,不會給美國造成太多不確定性”。
英土反感特朗普移民政策
在美國的親密盟國英國,特朗普有關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的言論激起了強烈的批評和抗議。去年,50多萬英國人簽署請願書,要求禁止特朗普進入英國。
英國前首相卡梅倫批評特朗普的這一提議“相當危險”。他說,特朗普“是要搞分裂,其做法十分愚蠢。” 他認為,特朗普針對穆斯林的入境措施不僅會激起不和,也無助於解決目前的問題。
倫敦第一位穆斯林市長薩迪克·汗表示,特朗普“對伊斯蘭世界一無所知”。今年9月,汗在自己上任後首次訪問美國時表達了對希拉里的支持。
英國新首相特蕾莎·梅在去年還在擔任英國內政大臣時就已經公開批評過特朗普的這一政策。據英國媒體分析,曾經在打擊全球恐怖主義上與希拉里共事過的梅更可能支持希拉里。
不過,特朗普在英國也有一些支持者。今年8月,英國獨立黨黨魁奈傑爾·法拉奇就曾飛往美國,為特朗普的競選集會站臺。另外,由於特朗普在蘇格蘭的高爾夫球場的經營有助於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主張蘇格蘭“脫英返歐”的蘇格蘭首席部長斯特金(NicolaSturgeon)在今年3月鼓勵一群年輕人祈禱特朗普能當選下一任美國總統。
特朗普在穆斯林移民和難民問題上的立場也招致了土耳其的反感。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如果特朗普堅持要禁止穆斯林移民進入美國,那麽如果他當選後想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維持良好關系,將會是件很難的事情。
“成功的政客不會說這樣的話,因為美國生活著幾百萬穆斯林。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贏。假設他贏了,會發生什麽事呢?他會把所有伊斯蘭國家拋在一邊嗎?政客不應該這樣說話。”埃爾多安如是稱。
匈牙利總理維克托·奧爾班(Viktor Orban)倒是支持特朗普嚴厲打擊恐怖主義的做法。不過奧爾班一向拒絕接收難民,屬於歐盟領導人中的少數派。
某大學法學院學生Tina。她說:我覺得,至少對於女生來說,不少人是雙性戀。所以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異類”,我只是一個掙脫了社會對女性欲望重重束縛,遵從自己內心的女生。(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雖然死不承認,但伍風估計很多朋友是知道他的取向的。說是談戀愛了,伍風卻從來不發合照,他也避免打“他”字,都是用“Ta”來替代。
“現在‘我是誰’這個問題越來越重要,自我認同問題的糾結是後現代社會普遍的特點。”
“當我們到了中年,真正要去面臨比如成家、父母的壓力、工作、養老等問題的時候,就必須承擔很現實的東西,就會跟社會直面沖擊了。”
伍風永遠忘不了那一夜。四年前的一個晚上,下了一場秋雨,在伍風渾身濕漉漉地回到住處,低頭看見自己身上陌生的短褲和人字拖,他才意識到今晚確實發生了一些事。
在別人眼里,伍風是一個前途無量的年輕人,連續多年拿到獎學金的優秀少年。但只有他心里知道,自己是跟別人不同的。天津的秋風蕭瑟,他塞著耳機、拎著提包孤獨地走著。按捺不住寂寞,他還是下載了一款社交軟件,這是一款專門為同誌設計的交友軟件。打招呼、交換照片、商量時間地點,一切順理成章地進行著。對於伍風來說,他只想用另外一具身體來填補內心的空虛。
他提前來到了約定地點,是一家大型商場。對方剛從這里健身結束,徑直摟過他的肩膀,帶他去了對面的公寓。路上,男人低下頭輕輕對懷里略顯僵硬的伍風說:“別緊張。”
這是他的第一次。伍風一直沒有說話,他突然覺得自己挺沒勁,甚至有些輕賤。晚上10點多,20歲的伍風終於躺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累了。
根據上述軟件2015大數據白皮書,平均每兩位中國男同中,就有一位像伍風這樣的用戶。圈內人都叫這種軟件是“小軟件”。
不少年輕的同性戀,都是用這個軟件找到自己的“伴侶”。居住於北京的程小新曾在上面結識了兩任男友,但現在對於它卻是既愛又恨:因為這依舊是交友最高效的途徑,但糟糕的方面卻是,人們基本上就是在約炮,很少有人真心實意地聊天。
同性戀者一窩蜂地湧向了這個虛擬的世界。在那里,人人都有櫃子,都可以肆無忌憚地走出來,甚至脫掉衣物,露骨卻直白地彼此相處。每一段對話的指向都心知肚明,每一次交談都有套路,他們看得見對方的本質,可以隨意挑選喜歡的款式。
“0”“0.5”“1”是註冊賬號時必須要填的屬性。1是指同性戀中扮演男性角色,0是指演女性角色,0.5是兩者皆可。除此之外,還需要填寫的是身高、體重數據,以及自己和尋找目標的特性。
目的性比較明確的人會標明0或1。雖然程小新基本是0,但他寫的卻是0.5,“這樣大家不知道你找什麽,聊天的範圍就更廣了”。
“但經常用一段時間就太失望了,關掉卸載,然後過一段時間又寂寞了就又上去看一看。”一些年輕人都有和程小新一樣循環往複的經歷。
即便對於上海的關弛這樣小心翼翼隱瞞身份的人,也忍不住使用它。但是,關弛很害怕被身邊的人認出來,“如定位距離太遠,很難跟對方長期發展,距離太近了,又怕自己的生活受到影響”。
另外,他還喜歡用一個叫做“閱後即焚”的功能,就是當對方發過來照片時,你需要按住才可以看到照片,否則就會被銷毀。他不希望自己的照片留在別人的手里。在關弛看來,生活的理想狀態是:“同性戀身份是一個盒子,我想進去的時候,可以進去,想出來的時候,它不會影響我。”
而在那一晚過後,天津的伍風立刻就把軟件卸載了,“你可以說我很保守,但我不能那麽臟,我要把最好的自己留給最愛的人。”一年後,他又遇到了下一個男人,比他大8歲,是一位銀行職員。伍風一度又陷入隱秘的愛情當中,只有大街上沒人的時候才敢牽牽手、擁抱,偶爾再大膽些才會接個吻。
雖然死不承認,但伍風估計很多朋友八成是知道他的取向的。說是談戀愛了,伍風卻從來不發合照,他也避免打“他”字,都是用“Ta”來替代。然而他卻從蛛絲馬跡里逐漸發現,“小軟件”一直存在。男友會時不時用各種軟件跟別人“聊騷”,屢教不改。最讓他忍受不了的一次是,在發生關系後,男人居然問他:“要不要給你再找個人來?”
23歲時,伍風再次分手了。在朋友的慫恿下使用了另一款社交軟件,他隨便放了一張照片,一個星期就有上千的瀏覽量。
“不知道同類在哪里,即便知道,選擇的余地也很小。”伍風對這種感情失去信心了,“如果是約炮,風險遠遠大過快感,安全措施不到位就提心吊膽地去檢測HIV。”
然而北京年輕人羅易的想法更悲觀一些,他很難對一段長遠的關系抱多大希望,“幹嘛那麽麻煩,找聊天的人聊天,找做愛的人做愛,找訴苦的對象訴苦。找三個人不就行了嗎?”
在中國,同性戀呈現低齡化趨勢。換句話說,也就是有更多年輕人承認自己同性戀的身份。
“以前很多人30歲以後才開始出櫃,現在一些高中生,甚至初中生都要出櫃了。”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魏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是因為現在同誌身份在中國建構出來了。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作為同性戀身份的模式出現了。二十年前,這些信息很少,很難去認同,現在這些信息無所不在,這很重要。”
如果待在同誌的圈子里久了,其實是可以通過衣著、舉止、手勢、言行等等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同類,也叫做“gay達”或“拉達”(指辨認“gay”或者“拉拉”的雷達):比如一個人會打理自己的發型,但並不是理個寸頭;喜歡戴鐲子,腳上拴一根紅線;最愛穿Hollister和A&F品牌的衣服;經常噴香水,註重容貌,動不動就敷面膜美容;愛看綜藝節目《康熙來了》,喜歡高冷、另類、賤賤的明星……
但也難免會被瞬息而至的孤獨所侵擾。“你不認識別人的時候,你不知道要去找誰說這件事,找誰成為你的伴侶,會覺得恐懼,是不是自己會一個人一直這樣走下去?”程小新很害怕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在這樣的邏輯里越陷越深。他就是喜歡吃飯一定要跟別人一起吃,自習也要找人一起去,電影和人一起看。
“現在‘我是誰’這個問題越來越重要,自我認同問題的糾結是後現代社會普遍的特點。”魏偉覺得,“一百年前,我們的祖先沒有這種糾結,今天的這種糾結是普遍存在的,包括我們的種族、宗教、文化、性取向等等自我身份的認同。”
確實,程小新只在圈里以及少數好朋友面前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如果別人懷疑他的性取向,他會使用經典的一招套路:“你是我就是。”這是一種巧妙的回答,如果是圈內人,對方立馬就懂了,如果不是,也不會尷尬。
夜深人靜的時候,程小新才會把面具摘下來,平時都是一副直男的樣子,但其實他並不懂如何與直男相處,“不能把自己特別浪的一面展現出來,又無法把自己裝得很直,太辛苦了”。
在圈子里,流行著這樣一句話:Gay圈,有臉才有一切。得到認可的,其實是長得好看的,而且又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同性戀。羅易對此深有體會,“一直處在強者的位置,是不會遭到譏笑的”。羅易曾是老家的高考狀元,一直生活在保護和仰視之下,同性戀的身份也沒有過多隱瞞。
當然,也有少數人完全出櫃了。上海的馮允力現在把自己當做同誌運動中的一員,是緣於多年積攢的憤怒:從小學三年級開始,一直到小學畢業,他曾被當眾扒褲子、推進女廁所、文具被隨便搶走踩在地上、書包全被丟掉。後來他還會被人圍毆,罵成“死娘娘腔”。高中的時候,同學用社交軟件發現了他的身份,就告訴了全班。此後,他走在路上會有人朝他扔粉筆,考試時被潑水,還有同學堵在教室門口罵他“死基佬”。“每天一進到教室,都不知道他們今天又用了什麽花招。”馮允力回憶。
另外一種極端的方式是,完全隱藏自己的身份。這些人可能來自“管理特別嚴格”的集體,未來,他們還要參加國考成為公務員,正式走入編制里去工作,因此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更不用說暴露自己性少數的身份了。
“你能接受同性戀麽?”“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戀,還能接受嗎?”
南方周末記者走訪了北京多家為性少數人群提供服務的機構了解到,社會上多數人對第一個問題回答是肯定的,但到了第二個問題就成了“那不可以”。
“雖然現在感覺經常提基友、搞基啊,但很多人對這些詞匯還是停留在開玩笑的層面上。大家都會提到,但真的都接受嗎,也未必,而且接受也是不同程度的。”北京同誌中心負責人小鐵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
2001年,中華精神科學會修訂發布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將同性戀剔除,使得中國至少三千萬同性戀不再屬於病人,但公眾對同性戀固有的觀念很難立刻得到改變。
同誌親友會的“紅狐媽媽”在發宣傳冊時,更是直接就遇到冷眼和嫌棄,“就像那本書就是細菌,堅決不要。”曾經有個北京的老人,接過小冊子以後就扔了,用眼睛上下打量了她一遍,說:“我看你也一把歲數了,你怎麽那麽缺德啊!你就不教孩子們點好,讓他們當同性戀。”並且威脅她,再發亂七八糟的東西就報警。
“中國人的歧視,面子上說得可好了,難聽的全在背後,對同性戀是骨子里的歧視和冷暴力,不是和你打一架就完了的。”“紅狐媽媽”特別無奈。
“如果讓我選擇要成為直男還是同性戀,我會選成為直男。”程小新毫不猶豫地說。在他看來,“目前同性戀群體處在一種內部狂歡的狀態。大多數人都覺得特別無所謂,因為對愛情沒有一個可以預期的、穩定的未來,因此會比較放縱,導致無論是外人,還是圈內人,都覺得比較混亂。”
“雖然社會上看起來基腐文化盛行,但其實都比較虛假。當我們到了中年,真正要去面臨比如成家、父母的壓力、工作、養老等問題的時候,就必須承擔很現實的東西,就會跟社會直面沖擊了。”程小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和父母出櫃,是年輕人最難邁出的一步。“紅狐媽媽”經歷了十多年,才終於接受兒子的身份,現在她可以在線下面對幾百人,或者在線上面對十幾萬人直播,告訴孩子們家長們的想法:
“一個是面子上覺得很丟人,很少有家長告訴別人我的孩子是同性戀,99%都做不到,包括我也是;一個是有悖於傳統文化,一直都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對家長來說,建立起來的價值觀徹底破滅了,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還有一個問題是養老,到老了孤孤單單的怎麽辦,尤其是兩個男人,這就是爸爸媽媽所擔心的問題。”
最開始,“紅狐媽媽”非常反對同性戀,用盡了所有方法想讓兒子妥協,甚至把孩子趕出家門三年,有些家長甚至更過激地為兒子找妓女。矛盾的是,就算本身是男同性戀的一位父親,發現自己女兒是一名性少數的時候,也無法接受,“當時我就憋勁,一定給她矯正過來。我很難,絕對不能讓她也這麽難。”這位父親說。
通通都無濟於事。沒有任何制度保障,社會也不支持。如果父母也不理解的話,程小新覺得自己將來會非常無助。有一天晚上,他夢見自己被逼著和異性結婚了,在洞房那一刻,他被嚇醒了,一身冷汗。
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吳尊友曾在2015年底透露,近5年我國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年輕人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傳播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傳播。
北京的年輕人余明就是那個不幸的人。一個月前,他原本準備和一個人上床,但對方很在意健康,要求他去檢測一下。8月8日,這是他第五次做HIV檢測,弱陽性,第二條線是淺的,但還是硬生生地存在。余明立馬就去做進一步的檢測,最終被確診為艾滋病毒攜帶者。
當時,余明噗嗤一下就哭了:“我還這麽年輕,怎麽可能?”在過去五年里,他交往過十多個男人。只要能想起來的,他都通知了一遍。但所有人都聲稱自己是陰性的,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被誰傳染了。
在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消息後,余明再沒有告訴任何人這件事。他一直覺得,這件事不會對自己的心理造成任何影響,“我總覺得我可以接受,但其實不是的,而且對心理的影響程度遠遠比身體更大。生活中遇到很多小挫折都會聯想到這個,所有事情都變得不好了。”
如今,余明淡定一些了,好不容易取到藥了,還不想吃,“因為一吃就是一輩子,什麽藥你吃一輩子都是不好的,對腰、腎、肝、內臟都不太好。”還有很大一部分壓力來自金錢。余明的家境並不富裕,父親在北京郊區做點小生意,母親待業在家,“不能告訴父母。檢測費超貴,抽我一大堆血,一共要兩千多元呢。”
曾經一度,余明想過,以後找一個可以安樂死的地方度過晚年,“是不是要先在外國工作幾年,才能獲得外國的居民證”。然後再一想,他這一生最後的目標就是找個能安樂死的國家,就立刻變得消極了。
中國面臨到的情況並非獨有。今年7月,在南非舉行的第21屆世界艾滋病大會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安東尼·萊克指出,盡管人類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成就顯著,但艾滋病仍是全球範圍導致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而在非洲則是青少年的頭號“殺手”。
對於中國來說,由於現在年輕人的性觀念較為開放,加上防範意識低,社交軟件的流行,艾滋病更容易通過性途徑在年輕人中間傳播。北京市性病艾滋病臨床診療中心、北京佑安醫院感染中心主任張彤曾對媒體透露,從中心近幾年接待檢測的人群中可以發現,14-20歲之間的年輕人占比越來越高,十四五歲的少年前來檢測已不算稀奇。
“性行為低齡化的現象不只是同性戀,從整個人類來看,異性戀也是,他們的性行為發生也更加低齡化。這也是一個全球性趨勢,不只是西方,中國也是這樣。”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魏偉認為,背後的原因包括大眾媒體影響,互聯網發展,信息彌散,包括現在學術界談論得很多的“過於早熟的孩子”,因為他們受信息的影響很大。
和余明一樣的人不少。同誌親友會最近收到一條求助信息:“第一任是南方農村的,和他好了三年,最後還是毅然選擇回老家娶妻生子,放棄我。第二任是北京公務員,同樣面臨到了婚齡娶妻生子。我開始亂了,染上了性病和艾滋病。”
發布這條信息的主人,生於1992年。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伍風、程小新、關弛、馮允力、余明、羅易為化名)
坐落在紐約長島北面的尖角上的冷泉港,看起來和美國東海岸的其他港口並無明顯區別,但卻是一個讓科學界肅然起敬又怦然心動的名字,是全世界多少科研人員渴望到達的“聖地”。
這里因聞名於世的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CSHL)而與眾不同。
甫一走進實驗室主樓,就能看到一座DNA雙螺旋結構的銅制雕像。該雕塑作品出自西雅圖的著名玻璃雕塑大師Chihuli之手,也是為了紀念冷泉港實驗室的現任主任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 Watson,下稱“沃森”)。
作為DNA雙螺旋結構圖的發現者之一、1962年諾貝爾醫學獎或生理學獎得主、美國科學院院士,同時也是“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倡導者和實施者,沃森是一名偉大的科學家。冷泉港實驗室下屬的“沃森生物科學學院”就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作為現代生命科學和基因組科學的權威,關於沃森的美譽和爭議曾經長期並存,如今已經88歲高齡的他,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工作熱情和豐富的生活愛好,當然,也一如既往地個性鮮明、直率敢言。
詹姆斯·沃森(James Dewey Watson)
發現雙螺旋結構
建立於1890年,冷泉港實驗室的歷史已經超過一個世紀,被稱為世界生命科學的“聖地”與分子生物學的搖籃,誕生過8名諾貝爾獎得主,名列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十大研究學院榜首。
它也是美國獲得政府撥款最多的實驗室之一,預算高達1.5億美元。研究領域包括分子生物、基因、癌癥和腦神經科學。40年前,正是在這里,人類首次發現了癌細胞。
DNA雙螺旋模型的發現,是20世紀最為重大的科學發現之一,也是生物學歷史上唯一可與達爾文進化論相比的最重大的發現,它與自然選擇一起,統一了生物學的大概念,標誌著分子遺傳學的誕生。這是一門綜合了遺傳學、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和信息學,主宰了生物學所有學科研究的新生學科。
60多年前,當時年僅25歲的沃森首次發現人類DNA基因的雙螺旋結構,被稱為“DNA之父”,在34歲時就被授予了諾貝爾獎。
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沃森在1968年就成為了冷泉港實驗室這個神聖之地的掌管者,到今天快50年了。半個世紀的時光溜走,他仍然堅持每天到辦公室研究論文報告。
言辭鋒利
冷泉港實驗室沿著港口而建,呈一條狹長的帶狀,沒有大門,簡直就是一個天然的公園。辦公樓、實驗室和居住區散落在各處。沃森的辦公室隱藏在最深處,平時很少有人打擾。考慮到沃森年事已高,一般來訪者和他的會面時間都被規定在不超過30分鐘。
冷泉港腦神經科學研究團隊的負責人Anthony Zador帶領《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進了沃森的辦公室。Zador在17年前來到冷泉港,是沃森一手栽培起來的得意門生。
見沃森前,Zador提醒道,沃森以其激烈的個性和言辭出名。在加入冷泉港之前,他曾在哈佛主要從事蛋白質生物合成的研究。後來因為與哈佛起了爭執,於是憤然離開,後來來到紐約長島冷泉港實驗室擔任主任。他的研究領域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轉向主要從事腫瘤方面的研究。
早年間,詹姆斯·沃森(James Dewey Watson,上圖左)與科研合作者英國生物學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本報記者也曾了解到許多人對沃森的描述是“才華橫溢、直言不諱、性格怪異”。這些印象,大多源於他曾多次在公開場合中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鋒利言論。
2007年他在英國巡講時曾公開表示:“黑人不如白人聰明;有關不同種族智力水平相同的觀點是一種錯覺。”這種說法立即引起多方猛烈抨擊。他還說過,西方國家對非洲國家的政策錯誤地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的基礎上,即認為黑人與白人同樣聰明,但試驗證明事實並非如此。沃森聲稱,10年之內都無法找到造成人類智商差別的基因。也正是這種激烈的言論和對種族的態度讓他受到了業界排擠,事業發展遇阻。
沃森的辦公室很大,墻上和桌子上擺滿了各種抽象畫、他年輕時的照片以及和家人的照片,還有一些獲獎證書。最引人註目的是一張DNA結構的素描和一個裱上相框的國家科學獎證書。
紐約那幾天有點陰冷,沃森穿了一件墨綠色和米白色相間的薄毛衣,房間里適宜的溫度和溫馨的布置充滿了暖色調,讓人忘卻室外的寒氣。
所有的擔心和疑慮,在見到沃森之後,完全消失了。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知識淵博而不迂腐、精力非常旺盛的老頭兒。
在Zador的介紹認識下,見到從中國遠道而來的本報記者,沃森顯得十分高興。他摘下眼鏡,放下手中的論文,開始和記者聊天。
看到沃森辦公桌上擺滿了論文,記者不禁好奇地問其現在的工作節奏。沃森表示,除了平時每天都來辦公室工作,自己通常周六和周日也都會到實驗室來工作幾個小時,儼然一個工作狂人。
“我有時候也會打打網球,不僅是因為運動對我身體有好處,而且因為我喜歡打網球。在我這個年齡,那些不運動的人可能都已經死了。”他充滿幽默感地調侃自己道。
龍蝦與北京烤鴨
冷泉港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微生物遺傳、染色體結構、動物病毒、細胞培養、腫瘤免疫和神經生物學等。但是實驗室的規模是小而尖端,目前只有300位研究人員。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到了夏天,實驗室就會在細菌遺傳、噬菌體、動物病毒和腫瘤病毒方面進行夏季博士後的指導工作,這是冷泉港的一大傳統。
沃森表示接管實驗室最初,只有4個獨立研究團隊(PI),但是到了夏天,這里就成了研究人員的天堂,最多的時候能夠容納多達60人。
當時實驗室專門辟出一個樓層充當汽車旅館,在四樓能夠給這些研究人員提供住宿。不過沃森說,冷泉港長期以來夥食都不怎麽樣,在當地的小餐館也沒有河豚和軟殼蟹吃,最好的食物是在有宴席的時候,可以吃到龍蝦。
作為一個對食物有追求的吃貨,沃森也為此做出過多次努力,希望改善冷泉港的膳食。
他聘請了當地小有名氣的廚師Jame Hope來燒飯,但卻對Hope的廚藝感到失望,於是他把Hope送去巴黎學習了一周,希望他能學會怎麽烹飪新鮮的食物。一周後Hope學成歸來,水準卻依然不見起色。
沃森對此笑著說:“他只對法國紅酒感興趣,但是我對食物更加感興趣。區別在於紅酒太貴,比起酒而言,吃的要便宜得多。”他還開玩笑回憶起,在自己還是研究員的時候,經常去店里買5-10美元的紅酒,當時他的年薪才不過5000美元。
喜歡旅遊的他,前不久剛從希臘回來。五年前還去了趟南非。不過對他來說,中國太遙遠了,他對中國的記憶還停留在1984年。
“印象最深的是北京烤鴨,味道真的是好極了。”他說,如果下次還有機會去中國,最想帶一些中國的藝術品回去,“中國的國畫是非常特別的,沒有一幅長得像西方油畫。但是要買到好的畫,最好的方法就是問清楚最貴的畫廊在哪里。”他很肯定地對記者說,上海有很多非常名貴的畫廊能買到全世界最好的藝術品。
事實上在過去六年里,沃森開始收集藝術品,而且專挑貴的買。
拍賣諾獎與反對特朗普
沃森表示自己的夢想是去中國的西部以及穿越印度,但他有些遺憾這個夢想在他這個年齡很難實現了,如果是75歲以下還有可能。不過他開玩笑說,再去中國,除非能夠有比爾·克林頓的待遇。“如果你是美國前總統,你不需要賺很多錢,因為只要你出現,你的身價就值好幾百萬美金。”
事實上,沃森是全世界第一個拍賣諾貝爾獎章的科學家。2014年底,他的諾貝爾獎章在美國佳士得拍賣行不出數分鐘即以475萬美元成交,成交價較預估價高出近一倍。
冷泉港實驗室
按照沃森的想法,希望借這次拍賣“重新投入公眾社會”。沃森坦承自己以前“愚蠢”,為往事道歉,這次拍賣所得一部分將捐給母校芝加哥大學和曾任職的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余款將用於補貼生計。
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把諾貝爾獎賣了500萬美元,其中的100萬美元繳稅,100萬美元犒勞自己,還有300萬美元捐掉。”他還表示,很多富人其實是想為社會捐獻更多的錢,但是問題在於捐錢也要上稅。“政府什麽都不做還要拿走一筆錢,這是不對的!”
即便後悔曾經的莽撞言辭得罪了不少人,但他直率的性格卻依然未變,從他鋪墊了不少前言卻真正想表達的政治立場就可見一斑。
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如果特朗普當選,他可能不會想繳稅,因為特朗普自己不繳稅,光想著掙富人的錢。沃森一如既往率直地說:“特朗普的做法對治理國家並沒有什麽用。”
作為民主黨的擁護者,對於希拉里在大選中的表現,沃森認為是超出了自己預期的。此前還擔心希拉里可能不會那麽輕松地贏下來,但是現在看來勝券在握。
冷泉港東進
對於年輕人,沃森一直建議 “要做最好的自己”(To be the best of you),當然這首先得要“和最好的人在一起”。這個座右銘是沃森一直掛在嘴邊的,很顯然也成為了整個冷泉港的信條。Zador對此的解讀是“大膽去做別人沒做過的,永遠不要人雲亦雲”。
離開沃森的辦公室,Zador帶本報記者參觀了他的腦神經科學實驗室。在那里,科研人員正在訓練關在籠子里的老鼠,教它們如何根據科學家的意願來實施行為。而除了傳統的訓練小鼠和大鼠的實驗,Zador最近一項非常具有前景的研究是利用“條形碼”標記大腦,從而幫助人們進一步理解大腦深度神經網絡的工作機制。
Zador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演示了他是如何對大腦進行標記的原理。事實上,利用掃描條形碼的方法研究大腦也是在腦神經領域的首創。
在Zador的團隊里,有非常多年輕的中國研究員。他們大多來自北大、清華。其中一名來自清華的中國學生陳筱寅告訴本報記者,來冷泉港工作是一種至高的榮譽,這里是很多中國學生的夢想之地。
事實上,冷泉港實驗室在美國以外的第一個分支機構就位於中國蘇州工業園區,於2010年掛牌成立。同時,冷泉港亞洲的首次會議“沃森癌癥研討會”也在此舉行。沃森、琳達·巴克(2004年生理學醫學獎)以及托馬斯·施泰茨(2009年化學獎)都曾先後到訪冷泉港亞洲分部。
冷泉港亞洲以冷泉港實驗室會議的形式及風格為原型,在亞洲建立了由一系列科學會議構成的年度項目,討論生物醫學研究中的各類話題,如分子生物學、分子遺傳學、神經科學、癌癥研究、細胞和發育生物學,以及植物生物學等。
據Zador介紹,冷泉港亞洲沿襲了美國冷泉港實驗室的傳統,為來自亞洲乃至全球各地的科學家、研究人員及學生提供近距離分享最新科研進展的獨特平臺。不過Zador從來沒有去過中國,他對此表示遺憾:“幾年前我曾有機會去到那里,但是當時我第二個孩子正好出生,不得不放棄那次行程。”
走出腦神經實驗室,天空飄起小雨。順著港口的方向走,水邊的長凳上,一個老人靜靜地坐著,近處有白鷺在水中嬉戲,遠處則是一大片開闊的水域。如此依山傍水、風景秀美的地方,難怪成為全球科學家的夢想之地。很多科學家結束科研任務離開好幾年之後,還是經常會想著回來看看。
猜想,也許在最無聲的緘默鉆研與專註創新中,才會誕生如沃森等偉大的科學家和顛覆的科學成果。
投資人壓力大,那是瞎扯,要說承受的壓力、在一線往前沖的興奮感,還是創業來得直接,也更過癮。
文|石慧
晨暉創投成立於2013年, 管理合夥人曾浩燊主要關註VR、AR、機器人、物聯網。曾浩燊擁有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計算機工程專業學士學位、斯坦福大學的電子工程碩士學位,本科畢業後進入矽谷的芯片公司,擁有較為深厚的技術背景。
2008年,28歲的曾浩燊決定創業,他回到上海,和兩位合夥人一起創辦了藍思軟件。後來,藍思被美滿電子收購。在美滿電子,曾浩燊又做了谷歌電視,又開發了Sony的PlayStation VR。
2015年,曾浩燊加入晨暉創投。目前,他重點關註VR、機器人、物聯網領域。
晨暉創投管理合夥人曾浩燊/受訪者供圖
以下為曾浩燊采訪實錄,經創業家&i黑馬編輯:
創業家&i黑馬:在VR領域投了什麽項目?
曾浩燊(以下簡稱“Ray”):我們投了一家VR公司,它是做內容的,我看中的是它的體驗。這家公司把很多精力放在VR世界的用戶體驗上,核心點就是希望把用戶體驗做到最好,讓用戶能再來一次。
現階段,VR離錢最近的就是線下店,別的地方還沒錢可賺。所以這家公司現在在做一些線下遊戲。他設計的幾款遊戲,你在里面會有更多交互,更多可玩的、有趣的東西。舉個例子,有一個火把,你走過去就會感覺到它的溫度,拿到手上你會真的感覺到拿住了一個東西,你還能聞到東西燒焦的味道。這是一種體驗,遊戲是一個載體,通過遊戲讓你獲得更好的體驗。
他們花很多時間去研究設備。研究哪一個是最好的設備,哪個設備什麽特性。體驗是一體的,缺一不可,硬件、軟件都要兼顧。
我看了很多VR項目,但這一年來我就投了一個。我兩個合夥人問我幹嘛不投,我說越看越不敢投。投的這家公司融到天使輪了,他們現在要專心把產品做好,那個創業者也是我喜歡的類型,很踏實,用很多數據去判斷下一步該怎麽走。他會找很多人過來試驗產品,試完之後他們的系統就會記錄每個人在VR產品里看到每個場景的時候會做什麽,等等各方面都記錄下來,然後研究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他們做得很專業,體驗非常好。
創業家&i黑馬:VR和AR從去年年底開始火,但現在很多投資人覺得布局有點早,可能的還得三五年,您怎麽看?
Ray:我一年前就說過這話了。我看了很多項目,而且我比大部分人更早接觸VR,藍思被收購之後,我去了美滿電子,在那兒的最後兩年,我做了Sony的PlayStation VR,所以我經歷過整個開發、研發過程。這段經歷讓我覺得VR水很深,所以我對這塊的看法相對保守。
做投資以後,我很奇怪為什麽在行業里相對保守的一件事,在資本市場上這麽火,這麽激進,大家都沖得這麽快,我覺得很恐怖。有時候參加活動,現場100個人,問有多少人聽說過VR,基本上所有人都舉手,但再問多少人玩過VR,可能也就30%的人舉手。
玩都沒玩過,但是聽過,還願意抽出一個下午的時間聽VR講座,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最後問他們有多少人家里有VR設備,可能舉手的就兩三個人。
所以你會發現不對稱的情況很嚴重。我想說的是,現在冷下來是必然的,也是一件正確的事,它會延續下去。可能還要三五年才會起來。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是我太保守了,大家都覺得VR很熱,但我覺得VR一定要有非常不一樣的、非常好的體驗,能吸引你多次嘗試。只有非常讓人享受的內容和平臺才能做到這點。大家低估了這個門檻,或者說大家可能還沒有試過,都是自己想象出來的。
創業家&i黑馬:在物聯網領域看了哪些項目?
Ray:我投了一個芯片的項目。它是一個做模擬芯片的,主要是在充電的市場,簡單來說,以後充電寶可能半個小時就能充完。這個團隊很好,有國際優勢,他們做的事全世界沒有幾個團隊能做,這是我投他們的原因。
其實我自己本身很抵觸芯片,本來不想投芯片的,因為我做了十幾年芯片,一開始就在芯片公司做軟件,我們叫嵌入式軟件,通常做這個行業的人就會對行業有各種各樣的抱怨,而且芯片在中國確實活得不是特別好。從2003年開始有一些海歸回來做芯片,做得不好,因為到最後不是拼單點技術,拼的是整合,那你肯定拼不過巨頭,活得挺難的。
但我們是投早期嘛,這個團隊很好,對的人做對的事,另外這個行業在中國也有一定可能性,所以最後決定投。
所以一定要投一些我懂的項目,軟件和硬件相結合,要不然我就搗亂了。我投的肯定是自己相對比較熟的。芯片這個案子很特別,很多是純硬件的,但我太喜歡那個創始人了,沒辦法。
創業家&i黑馬:物聯網領域接下來有哪些新趨勢?
Ray:物聯網講了這麽多年,其實一直沒有真的做起來,在中國,現在小米系智能硬件估值比較高,還有其他幾家都在做。核心問題還是在於行業里的幾家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物聯網行業里,大家沒有動力相互打通。
大家都在講這個故事,因為這個故事夠大,但我一直不相信這件事。我相信在智能硬件領域最終會是單點突破,就是你真的能夠通過所謂的軟件,所謂後端的大數據,解決用戶的真正需求,而不是偽需求。舉個例子,我的家庭空氣凈化器,我能在手機上控制,這是偽需求,因為這不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但如果我買一個空氣凈化器之後,你能幫我省電,這才是最核心的點。
現在國內越來越多人覺得這個大故事講不下去了,就開始尋求單點突破,使勁把一個產品做好。這是件好事,具備了這個條件,每個單點都很強,才能把大家黏在一塊兒,各家再去談可能更合理。
物聯網領域出現越來越多的單點突破,通過軟硬件結合解決一些核心的問題,這是一個方向。
大家現在都沒有找到真正核心的痛點,也不知道怎麽去解決。硬件本來就是很難的一件事,有很多坑,創業團隊也會很累。但單點突破需要照顧的點沒那麽多,真正抓住痛點就行了,所以他們還是有一些機會的。
創業家&i黑馬:國外物聯網的發展情況會好一些嗎?
Ray:其實也是各占山頭,三星不會跟LG去聊,LG也不會跟索尼去談,唯一做了很多工作的是Google,做了一些後端的事,想把大家拉到一塊兒,整合起來做個大的。但很難,因為抓手不夠牢。要重複安卓的故事,是比較難的。
還是先要每個單點去做,國外的單點做得比較透了,也已經有了好幾個成功案例。國外可能會比我們快一點,過幾年就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整合出現。
創業家&i黑馬:您是如何做投後管理的?
Ray:最核心的就是幫公司對接業務,不管是上遊還是下遊的業務。怎麽對接?我的方法是,跟投過的公司,一開始兩周見一次面,告訴他我是你的資源,讓他告訴需要我幫他做什麽,聊聊他最近的發展,這是一點。
另外要幫他梳理一下。技術出身的CEO,很多東西沒有經歷過,所以往往很痛苦,當他在做的時候,可能會碰到各種各樣不明白的事情。他有時候不懂一個問題,但覺得問出來的話挺low的,他不想問,不想示弱,但在公司沒幾個人真能夠幫到他,那我跟他聊,就能幫他解答一些在我看來比較簡單的問題,因為我做過,就覺其實很簡單。
再具體一點,就是幫他們梳理業務,做一些簡單的決定,告訴他們這條路可以怎麽走。還有招聘等等工作。
我真的會跟我的團隊一塊兒去見他的客戶,現在我投的案子不多,有這個能力和時間去參與,這也是我享受的事情。
創業家&i黑馬:您之前的創業經歷能在哪些方面給予創業者經驗?
Ray:在創業上,我們肯定有共同語言,但在具體行業上,區別還是很大的。所以跟他們分享創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另外更重要的還是對行業的認知和理解。我經常說,投資人的工作就是天天出去接收新信息,去看不同的東西,而CEO往往都是低著頭構思,去做他們最擅長、做得最好的。
所以有時候投資者的意見對創業者是有幫助的,讓他知道行業里發生了什麽事,給他一些方向性的東西。但這個線要劃在哪兒,你不能過度參與,也不能給他們太多壓力和噪音。
這一點我很註意,我一直跟創業者強調,你想知道的我會告訴你,你不想聽的我就不說了,不要我講什麽你就聽什麽,如果這樣我不會投你。其作為一個創業者,你一定是說了算的人,我是幫你的,這個定位我很清楚。
創業家&i黑馬:會不會覺得做投資沒有創業過癮?
Ray:我覺得不一樣,哪個投資人跟我說他們很累,壓力很大,我覺得他們是瞎扯淡。
投資的確是一件很難的事,但承受的壓力、在一線往前沖的興奮感,相對沒有創業來得直接,還是創業更過癮。投資好的一點是能接觸很多很好的人,跟不同想法的人碰撞,這是這個職業帶給你最重要的東西。
創業要往一個點打,做投資看的面要更廣,你要逼著自己跟著社會不停往前走,始終擁有好奇心,這也是我的性格,骨子里就比較喜歡這件事。起碼到現在為止,我覺得做這個決定是對的,是一件挺好玩的事。
但不管你有多好,失敗率肯定比成功率高,如果你成功率比失敗率高,那就很神奇了,說明你非常保守。
當你看過很多案子,你會變得很挑,現在回頭想,我現在會不會走我第一次創業的那條路,肯定不會的。以前是無知者無畏,我現在知道創業會有種種難點。
創業還是需要一些傻性,多少有點盲目往前沖,現在看得多了,知道的多了,反而稍微有些保守。
我從創業轉到投資,一開始也會有點保守,慢慢地就找到節奏了,等知道該重視什麽不重視什麽看,可能會再快點。我問過好幾個前輩,他們都是這麽說的,從創業到投資一開始都是很慢的,我只能說我符合這個曲線。
反對新一代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論調,已在歐洲變質。
在反對歐盟與加拿大的《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和歐盟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的陣營中,反對跨國企業帶來的就業擠壓和不平等之聲在比利時、西班牙等國已經超過了原有對於環保等標準的討論,朝國內政治和選舉掛鉤的方向迅速擴散,並精準地找到了歐盟的軟肋:迫使歐盟讓了新一代FTA部分管轄權。
實際上,自《里斯本條約》生效以來,在FTA層面歐盟與成員國權限劃分始終存在爭議,且各自解讀不同。此次CETA一度受挫,令歐盟最自豪的歐盟共同貿易政策(CCP)遭受內外夾擊,內耗令歐盟在未來貿易談判中的能力癱瘓,而歐盟作為一個有效談判對手的名譽也備受質疑:在未來,如果歐盟無法控制FTA生效進程,每一份混合型FTA都要在28個成員國中逐個接受立法機關投票,是否還值得同歐盟談判?
答案不容樂觀。除了在法律層面針對歐盟和新加坡之間FTA的裁決或許有望為未來歐盟商談的混合型FTA設下先例之外,歐盟還面臨主要國家大選將至,不斷湧出的反全球化民粹左右歐盟成員國國內政局的困境。在多重考慮下,歐盟委員會幹脆表示,不打算同這下屆美國政府再談TTIP了,期待下屆政府上臺再說。
“如果你看英國脫歐或者美國共和黨新一屆總統特朗普,會發覺有一股反全球化潮流正在橫掃發達國家。” 西班牙IE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阿拉赫(Gayle Allard)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美國人認為歐洲人要搶走他們的工作,而歐洲人認為美國人要搶走他們的工作,但是沒有人去關註更大的圖景。”
反自由貿易論調變質
CETA一度無辜“中槍”,源於不少反對TTIP的組織認為CETA是小“TTIP”,而CETA所引發的政治沖突,也為歐盟和其他正在同歐盟商談FTA的國家敲響了警鐘。
實際上,針對TTIP的最初反對之聲,並未從失業率較高的歐盟邊緣國家中傳出,反而源於國際貿易一貫的支持者:德國。作為二戰後國際貿易的主要受益國,德國為何此次變卦?其根本源於,TTIP和CETA並非老一代FTA,而是歐盟應對21世紀全球化新挑戰的新設想。
在歐美學界,這種主要以“監管融合”為中心的新一代貿易協定,被普遍認為比TPP更具有雄心。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拉米就曾經表示,與TTIP相比,TPP像個中世紀協議。原因在於,當下全球關稅仍在5%左右,而美歐之間平均關已經在1%~1.5%之間,已沒有多少繼續向下削減的空間了。而與降低傳統關稅壁壘相比,TTIP誌在消除更加難以融合的標準、知識產權等非傳統關稅壁壘,為21世紀設立新的美歐為主導的一系列標準。
然而就監管融合進行談判,容易讓民眾產生國家正在就監管進行“討價還價”的疑慮,這令TTIP在真正進入談判之後,莫名地將大部分歐盟消費者都得罪了:消費者擔憂強大的美國趁機進行“監管傾銷”,而歐盟將以在農業等方面的退讓來為跨國企業贏得在美國汽車市場方面的準入,最終歐盟市場將充滿了美國的轉基因食品。當然,消費者的憂慮並非臆想。德國媒體曝光的TTIP談判文本顯示,美國談判團隊的確準備這樣做。
如同拉米所說,在上一代貿易協定中,談判代表需要面對的主要反對者是反對降低關稅的制造商,渴望得到性價比更高產品的消費者是站在FTA的一邊。然而在新一代的貿易協定中,希望等到更多市場準入的制造商成為了談判的主要擁護者,而談判代表卻站在了消費者的對立面:消費者恐懼監管融合將導致生活方式受到威脅。
在歐盟內部,特別是在“經濟引擎”之稱的德國,長期存在一種輿論偏見,即美國的事前監管水平和質量監管大大低於歐盟,這種偏見因歐洲媒體對於美國允許轉基因食品等持續報道而深入人心。但沒有意識到的是,在金融、醫藥和化妝品等領域,美國的預防性監管要比歐盟嚴格:比如在美國,大量化妝品被當作非處方藥,受到以嚴謹著稱的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的直接監管。
這也就不難理解,代表環保和消費者的各式非政府組織對TTIP首先持有懷疑態度。擁有綠黨傳統的德國,在此方面組織示威遊行的能力也十分卓越,其主要關註點在於:不容降低歐洲健康、食品和環境標準;不允許設立袒護跨國企業的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SDS)。
法國雅克·德洛爾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法布里(Elvire Fabry)在《法國是反對TTIP的溫床麽?》報告中指出,德國各類組織在此次TTIP中的示威活動數量驚人,大大超過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傳統的法國或意大利。統計顯示,以2014年24個成員國民眾發起“反對TTIP”請願事件為例,截至2015年所收集到的165萬簽名中,超過一半是德國人(97萬人),而法國僅有10萬人簽名,換而言之,德國參與上述活動的人數是法國的10倍,更是意大利的50倍,而參與組織的德國各類團體更是數量眾多,共有114個,而法國僅有14個。
又比如,在反對TTIP的過程中,全歐洲都爆發了示威活動。據統計,在TTIP談判推出後,截至2015年,在全球的700場反對活動中,德國占了200場,其中一場在慕尼黑針對TTIP的集會吸引了2.3萬人參加,而在法國這樣一個有示威傳統的國家,僅有70場示威同此相關。
在反對TTIP的兩年間,各非政府組織又將反對的範圍擴大至CETA,並展開了一場有關於新一代FTA性質的辯論。而有關TTIP和CETA的討論,也由此出現兩種變調:在歐盟和成員國層面,成員國借機削弱歐盟自《里斯本條約》以來一度擴大的貿易談判權;在成員國內部層面,強硬的反全球化和極端的民粹主義右翼,在2017年大選之年到來之際也搭上了用國內政治綁架國際貿易談判走向的順風車。
奪回歐盟貿易談判權
早在比利時瓦隆地方政府對CETA堅持反對態度,令CETA瀕臨破產的鬧劇成為國際熱門新聞傳遍全球之前,歐盟和以德國主導的成員國之間就對CETA類FTA是否是“混合性”自貿協議還是“僅涉及歐盟權限”的協定展開了激辯。
是“混合型”還是“僅涉及歐盟權限”,有關歐盟談判授權。自1957年以來,歷經改革,最終歐盟形成歐盟共同貿易政策,即規範歐盟成員國統一執行、針對第三國的貿易政策、共同海關稅則和法律體系。
其中,針對傳統貿易協定,歐盟毫無爭議地獨享共同貿易政策的管轄權。歐盟委員會具有立法權和執行權,負責處理包括談判在內的貿易事務;歐洲理事會代表歐盟各成員國,授權歐盟委員會進行談判,並以有效多數表決機制(QMV)決定是否批準歐盟談妥的貿易協定。QMV機制防止了個別國家試圖以一票否決權來妨礙貿易協定簽訂,且在實際操作中歐洲理事會總是能夠找到達成共識、互相妥協的方式。
同時,歐洲議會代表公民,就有關貿易政策問題接受咨詢,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洲議會權力上升,在共同貿易政策獲共決權,有權審批歐盟對外簽署的貿易投資協定。
此外,歐盟法院(ECJ)負責監督歐盟法律實施,解決爭端並進行司法解釋。
當歐盟的先驅設計CCP這一整套機制時,沒有使用“一國否定權”而是用了QMV機制,即在防止出現一國由於國內政治原因拖累整個FTA談判進程,然為何又出現了比利時瓦隆大區以一個區域議會的投票結果幾乎攪黃整個CETA的事件呢?
由於在WTO框架下的多邊多哈貿易談判停滯不前,歐盟在2009年12月生效的《里斯本條約》中擴大了其在外資投資方面談判領域的權限,這也令歐盟認為,其在新一代的FTA談判中,具有在服務貿易,投資,公共采購,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談判的能力,而歐盟此後同加拿大、越南、新加坡、日本以及美國所進行的談判都是此種包含了投資內容和傳統貿易內容的“混合型”FTA。
然而,歐盟與成員國一直就外國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投資保護領域權限劃分存在不同解讀。《里斯本條約》僅規定,歐盟在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擁有專屬權限,而並未提及其他形式的投資。
因此,確定歐盟是否能夠簽訂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內容的貿易協定至關重要,如還需成員國批準,那麽協定就是混合協定。而如此類協定需得到28個歐盟成員國議會的批準才能生效,這意味著任意一國都可以一票否決這份協議。
自今年6月之後,在德國支持下歐盟各國堅持認為CETA是包括了投資協定的混合協定,最終歐盟委員會屈服於上述壓力,允許各國議會先行批準CETA。
一波三折之後,歐盟同加拿大終於在10月30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簽訂了CETA,然而正如布魯塞爾智庫歐洲政策研究中心在最近一份報告中指出的,“歐盟成員國的上述行為令歐盟旨在保護自由貿易並應對全球化變化的貿易政策受損。”報告指出,“未來看起來並不太妙。考慮到在許多成員國中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和日益增加的歐洲懷疑論,很可能歐盟(貿易)協定在批準階段將面臨許多類似障礙,且通常是由與貿易無關的成員國國內問題引起的。”
反全球化情緒搭上反TTIP順風車
這些與貿易無關的國內問題,直指當下在歐盟彌漫的反全球化情緒,令其最終卻搭上了反CETA、反TTIP的順風車。
比如在法德兩國,由於面臨2017年大選,社會黨人為迎合強硬左翼開始擁抱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進而拉攏傳統的工會票倉。這一現象在今年4月法國社會黨總統奧朗德在面對TTIP問題的轉向上十分明顯,而身為社民黨黨魁的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加布里爾也在近幾個月中突然對TTIP持嚴厲的批評態度。
如果說美國在此次大選中所暴露的反全球化、反自貿協定情緒,來源於中產階級在全球化中的失落,歐洲從整體而言,並未出現收入不平等擴大的現象:事實上有數據表明,由於福利政策到位,歐盟國家整體收入不平等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一直是持下降的狀態。
根據布魯塞爾智庫Bruegel的最新報告,從1995年開始,由於良好的福利政策,歐盟整體的收入不平等一直持下降狀態。不過如果以各國情況單獨衡量,在整體向好的情況下,包括地中海國家,巴爾幹國家等南歐國家的收入不平等一直處於加劇狀態,且在歐盟國家中,希臘、西班牙、匈牙利、盧森堡和馬耳他等國年輕人失業率則需要引起特別警惕,“有可能會制造出失落的一代。”
實際上,從工業革命以及20世紀下半葉貿易開放中受益的中產階級曾經在全球化經濟整合中實現豐收,然而現在不得不接受全球生產分工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中下層中產階級必須面臨來自於全球的競爭。
競爭青睞效率,並對美歐經濟重新定位,使美歐經濟向高附加值的服務業轉移。但歐洲許多國家並沒有為這種職業再分配做出足夠的配套措施,特別是在那些深受影響的領域和區域,這一切都為近日對自由貿易的質疑種下了苦果。
阿拉赫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不僅僅是由於貿易,也是由於自動化操作,但是工人階級落之所以落後源於政府失靈。政府在面對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問題上,並沒有進行足夠有效的財富轉移。
近50年來,以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為例,就預示了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在工資之間的不斷聚合,同時全球化對於發展中和發達國家整體而言均有益,但是在收入方面,的確會產生輸家,而國家應做好準備補償這些輸家,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做到這一點。阿拉赫表示,在簽署北美自貿協定(NAFTA)時,美國曾為有可能收到沖擊的藍領準備類一系列包括重新上崗培訓項目在內的補償,原本是可以把這種行為放到更大的範圍中去實施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
與此同時,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針對年輕人失業率高居不下,西歐國家經濟下行收入不平等擴大等結構性難題,目前的歐盟缺乏足夠的資源予以根治。
“現在不能使用財政政策(國家負債太重),也不能使用貨幣政策(利率太低),除了貿易之外,沒有什麽政策能夠過多的激發出經濟增長點”,阿拉赫表示,“這也是政客對於TTIP一開始興奮的原因,TTIP可以令歐盟經濟增長0.5%,也許會令美國經濟增長0.3%,這十分吸引人。可惜的是,反全球化潮占了上風。”
歐洲法院提供解決之道
歐盟要如何解決在貿易談判方面的授權不足呢?
德國政客正在歐洲議會中推動促使FTA生效的“雙軌制”,其中有關貿易部分只需要歐盟自行授權生效,而有關於監管融合和投資的部分,則需要成員國國內議會予以投票。
布魯塞爾智庫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主任霍素克·李-牧山浩石(Hosuk Lee-Makiyama)指出,這種設想不太現實,因為這將令歐盟委員會在對外談判時缺少砝碼,“在貿易談判中,如果歐盟只能部分上通過一份協定,誰會同我們做妥協呢?”
至少從目前看來,最終裁決管轄權的重任落到了歐洲法院身上。如果不能確定歐盟能夠簽訂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等內容的貿易協定,那麽這類協定就是混合協定。為此,歐盟委員會在2015年將歐盟—新加坡FTA協定權限問題交由歐洲法院裁定。盡管該協定於2014年10月簽署,但協定至今仍未生效。
為結束持續的權力之爭,歐洲法院裁決將對歐盟未來貿易協定談判中涉及的相關問題奠定基礎。如裁決得出僅屬歐盟層面權限的協定,那麽後續協定性質將以此類推。
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院馮 德爾盧(Guillaume Van der Loo)表示,歐洲法院在這一案件上的判決將在塑造未來歐盟貿易政策方面具有決定性作用。“CCP在一開始就被設計為歐盟獨享管轄權。”他表示,然而近年來歐盟成員國試圖增強自己在貿易管轄權方面的權利。
不過正如歐盟貿易委員馬爾姆斯特倫近日所說,“貿易政策應當為未來制定,而歐洲通過貿易協定,不應花費數年,因為這個全球化的世界實在變化太快了。”
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爆冷,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在當地時間20日舉行的法國共和黨初選第一輪投票中意外出局。
那麽,是誰終結了薩科齊的政治生涯?
有分析指出,由於此次法國共和黨初選設置的形式並不僅限於中右翼選民投票,薩科齊因此遭受其他派別選民的“暗算”,而此後出爐的民調也證實了這種設想,即打著“身份政治”大旗的薩科齊確實遭到了左翼和極右翼選民的聯手狙擊。
與薩科齊同樣具有競爭法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實力的是兩位前總理菲永和朱佩中,此次菲永拔得第一輪投票頭籌,獲得近44%的支持,將與朱佩在第二輪投票中一決雌雄,勝者將極有可能在2017年大選中迎戰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
左翼和極右翼聯手葬送薩科齊總統夢
20日當天,有約400萬選民參加了此次史無前例的法國中右翼共和黨初選第一輪投票,全法一共設置了10228個投票站來迎接投票熱情高漲的法國選民。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是中右翼政黨的初選,但投票並未抑制選民立場,只需要在選票上簽字並表示他們贊同“中右翼共和黨的價值觀”並付上兩歐元,選民就可以投票。
在計票結果中,薩科齊的支持率僅為21.1%,朱佩為28%左右,菲永以44%勝出。
由於沒有任何一個候選人的得票率超過50%,因此菲永和朱佩攜手進入第二輪,而薩科齊在計票尚未結束時就表示競選失敗,並稱將在11月27日的第二輪投票中支持自己曾今的“雇員”菲永。
薩科齊還表示,沒有成功說服大部分法國選民方面,“現在是我選擇過更具有私人空間而更少公共露面的生活的時候了。祝法國好運。”
不過,根據隨後的民調,在400萬選民中,有14%的選民屬於左翼選民,其中有42%的人就為了阻止薩科齊勝選而來,而在極右翼選民中也有不少人參與投票,並抱著同樣阻止薩科齊勝出的目的:由於薩科齊大打“身份政治”牌,意欲拉回偏向極右翼的中右翼選民,極右翼選民希望在初選中以令薩科齊出局的方式,來穩定基本盤。
薩科齊在此次大選中已出局
到底是朱佩還是菲永
在選情明朗後,《第一財經日報》致電一位資深的法國中右翼選民,她曾在法國政府系統任職多年。這位選民頗帶嘲諷地對記者表示,“反正都是這些人,一個前總統,兩個前總理,你都認識的吧。中右翼沒有新面孔。”
在選戰初期,同薩科齊的冒進相比,朱佩的穩重贏得了不少選民的好感。不過菲永後來者居上,在第一輪投票前兩周支持率飆升。
現年62歲的菲永,用上述受訪者的話說:“與朱佩相比有著年齡上的優勢,政策上更受到保守派的青睞,換言之,朱佩太保守,而薩科齊太冒進,菲永則是相加相除之後的平均數。”
在她看來,菲永在選戰中提出的政策最貼近實際,即不過分溫和,也不過火。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詢問法國選民目前最憂慮什麽的時候,她小心翼翼地表示,“法國跟幾十年前不同了,現在為了政治正確,實際上我們能說的並不那麽自由。”
上述受訪者表示,就業、移民和反恐方面均是法國選民最焦慮的內容。她的外孫女在巴黎恐襲案件之後,決定把婚禮挪回老家小島上去辦,雖然大家的開銷都增大了,但是老家小島相對封閉,可以自由飲酒慶祝而不必在歡樂的時候還過多顧慮安全。
在此方面,菲永的確提出了不少實際措施,譬如在經濟方面,他提出在當選後要廢除每周35小時工作制,在未來5年繼續削減100億歐元財政赤字,還要在五年中削減50萬個公共職位。
菲永獲得44%的高支持率
當被指責是“法國版撒切爾夫人”時,菲永表示:“有人說我是經濟上的自由派,說的好像是中世紀的麻風病人一樣,但是我只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罷了。”
在反恐等方面,菲永表示,要禁止出國參加恐怖組織的法國人重返法國,並表示如果他上臺後,要同俄羅斯普京政府在敘利亞問題上合作,菲永舉例,戴高樂將軍和斯大林還曾經一起反抗納粹呢。
菲永的這種在經濟和反恐上直言不諱卻又不投機的性格,的確贏得了不少中右翼的基本盤。上述受訪者對記者表示,菲永曾經在做總理的時候直言法國已經破產了,現在想想很少有政治家這麽直言不諱。
根據目前法國媒體的民調估計,菲永第二輪投票支持率將在56%左右,如無意外,菲永將勝出並代表法國中右翼選民參選2017年大選。
在朱佩方面,朱佩仍未承認敗選。他表示:“要繼續這場戰鬥,今天是一個意外,但是下周日將成為另外一個意外。”
極右翼和潰散的左派
朱佩並未完全出局的原因在於,根據此前的民調,如果朱佩同勒龐相遇,朱佩將以64比36的支持率勝出,而如果菲永同勒龐相遇,則此勝局將被縮小為57比43。為此,朱佩在許多警惕極右翼上臺的選民之中仍具有重要地位。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朱佩還是菲永成為法國中右翼候選人,法國總統奧朗德所帶領的左翼社會黨幾乎沒有勝算。
目前奧朗德正在緊密觀測共和黨的選情,他仍未表示是否在明年將代表社會黨謀求連任,而以奧朗德目前低迷的支持率來看,他如果參選,有可能在第一輪投票就被淘汰。
奧朗德的民調目前只剩可憐的4%,如果奧朗德放棄參選,總理瓦爾斯將立即“頂上”,但溫和理性的瓦爾斯無法吸引左翼陣營中的激進選民,且恐將激發社會黨黨內分化。
此前預計,無論是左翼和右翼中的任何一人贏得2017年總統大選第一輪,隨後中左和中右翼選民都會同另一方聯手投票,抵制勒龐競選總統寶座,即在左翼目前已經大比分民調落後的情況下,誰能成為右翼黨內總統候選人,就極有可能問鼎2017年法國總統寶座。
而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候選總統特朗普的勝選改變了這種預判,並令勒龐的未來更加樂觀了。
據路透社25日報道,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周五警告說,如果歐盟繼續給土耳其施加壓力,他將開放邊境,讓移民進入歐盟國家。
“如果你們再進一步,邊境大門將被打開,我和我的人民不會被這些空洞的威脅影響。如果所有人都認可歐洲議會的投票結果,沒有關系。”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的“女性與民主”會議上,埃爾多安通過廣播如此說道。
埃爾多安曾在23日表示,歐洲議會舉行的這次投票對土耳其毫無價值
周四,歐洲議會在法國斯特拉斯堡進行投票,以479票贊成,37票反對,107票棄權的壓倒性優勢決定暫停與土耳其的入歐談判。
歐盟與土耳其1963年簽署聯系國協定,土耳其1987年遞交加入歐盟的申請,但入歐談判2005年方才啟動,談判多次陷入分歧並最終中斷。
2016年3月,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同意重啟談判,交換條件就是土耳其同意協助減少通過該國湧入歐盟的難民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