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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讓我選擇，我想成為直男”同性戀“低齡化”現象觀察

某大學法學院學生Tina。她說：我覺得，至少對於女生來說，不少人是雙性戀。所以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異類”，我只是一個掙脫了社會對女性欲望重重束縛，遵從自己內心的女生。（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雖然死不承認，但伍風估計很多朋友是知道他的取向的。說是談戀愛了，伍風卻從來不發合照，他也避免打“他”字，都是用“Ta”來替代。

“現在‘我是誰’這個問題越來越重要，自我認同問題的糾結是後現代社會普遍的特點。”

“當我們到了中年，真正要去面臨比如成家、父母的壓力、工作、養老等問題的時候，就必須承擔很現實的東西，就會跟社會直面沖擊了。”

伍風永遠忘不了那一夜。四年前的一個晚上，下了一場秋雨，在伍風渾身濕漉漉地回到住處，低頭看見自己身上陌生的短褲和人字拖，他才意識到今晚確實發生了一些事。

在別人眼里，伍風是一個前途無量的年輕人，連續多年拿到獎學金的優秀少年。但只有他心里知道，自己是跟別人不同的。天津的秋風蕭瑟，他塞著耳機、拎著提包孤獨地走著。按捺不住寂寞，他還是下載了一款社交軟件，這是一款專門為同誌設計的交友軟件。打招呼、交換照片、商量時間地點，一切順理成章地進行著。對於伍風來說，他只想用另外一具身體來填補內心的空虛。

他提前來到了約定地點，是一家大型商場。對方剛從這里健身結束，徑直摟過他的肩膀，帶他去了對面的公寓。路上，男人低下頭輕輕對懷里略顯僵硬的伍風說：“別緊張。”

這是他的第一次。伍風一直沒有說話，他突然覺得自己挺沒勁，甚至有些輕賤。晚上10點多，20歲的伍風終於躺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累了。

“小軟件”

根據上述軟件2015大數據白皮書，平均每兩位中國男同中，就有一位像伍風這樣的用戶。圈內人都叫這種軟件是“小軟件”。

不少年輕的同性戀，都是用這個軟件找到自己的“伴侶”。居住於北京的程小新曾在上面結識了兩任男友，但現在對於它卻是既愛又恨：因為這依舊是交友最高效的途徑，但糟糕的方面卻是，人們基本上就是在約炮，很少有人真心實意地聊天。

同性戀者一窩蜂地湧向了這個虛擬的世界。在那里，人人都有櫃子，都可以肆無忌憚地走出來，甚至脫掉衣物，露骨卻直白地彼此相處。每一段對話的指向都心知肚明，每一次交談都有套路，他們看得見對方的本質，可以隨意挑選喜歡的款式。

“0”“0.5”“1”是註冊賬號時必須要填的屬性。1是指同性戀中扮演男性角色，0是指演女性角色，0.5是兩者皆可。除此之外，還需要填寫的是身高、體重數據，以及自己和尋找目標的特性。

目的性比較明確的人會標明0或1。雖然程小新基本是0，但他寫的卻是0.5，“這樣大家不知道你找什麽，聊天的範圍就更廣了”。

“但經常用一段時間就太失望了，關掉卸載，然後過一段時間又寂寞了就又上去看一看。”一些年輕人都有和程小新一樣循環往複的經歷。

即便對於上海的關弛這樣小心翼翼隱瞞身份的人，也忍不住使用它。但是，關弛很害怕被身邊的人認出來，“如定位距離太遠，很難跟對方長期發展，距離太近了，又怕自己的生活受到影響”。

另外，他還喜歡用一個叫做“閱後即焚”的功能，就是當對方發過來照片時，你需要按住才可以看到照片，否則就會被銷毀。他不希望自己的照片留在別人的手里。在關弛看來，生活的理想狀態是：“同性戀身份是一個盒子，我想進去的時候，可以進去，想出來的時候，它不會影響我。”

而在那一晚過後，天津的伍風立刻就把軟件卸載了，“你可以說我很保守，但我不能那麽臟，我要把最好的自己留給最愛的人。”一年後，他又遇到了下一個男人，比他大8歲，是一位銀行職員。伍風一度又陷入隱秘的愛情當中，只有大街上沒人的時候才敢牽牽手、擁抱，偶爾再大膽些才會接個吻。

雖然死不承認，但伍風估計很多朋友八成是知道他的取向的。說是談戀愛了，伍風卻從來不發合照，他也避免打“他”字，都是用“Ta”來替代。然而他卻從蛛絲馬跡里逐漸發現，“小軟件”一直存在。男友會時不時用各種軟件跟別人“聊騷”，屢教不改。最讓他忍受不了的一次是，在發生關系後，男人居然問他：“要不要給你再找個人來？”

23歲時，伍風再次分手了。在朋友的慫恿下使用了另一款社交軟件，他隨便放了一張照片，一個星期就有上千的瀏覽量。

“不知道同類在哪里，即便知道，選擇的余地也很小。”伍風對這種感情失去信心了，“如果是約炮，風險遠遠大過快感，安全措施不到位就提心吊膽地去檢測HIV。”

然而北京年輕人羅易的想法更悲觀一些，他很難對一段長遠的關系抱多大希望，“幹嘛那麽麻煩，找聊天的人聊天，找做愛的人做愛，找訴苦的對象訴苦。找三個人不就行了嗎？”

存在

在中國，同性戀呈現低齡化趨勢。換句話說，也就是有更多年輕人承認自己同性戀的身份。

“以前很多人30歲以後才開始出櫃，現在一些高中生，甚至初中生都要出櫃了。”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魏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是因為現在同誌身份在中國建構出來了。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作為同性戀身份的模式出現了。二十年前，這些信息很少，很難去認同，現在這些信息無所不在，這很重要。”

如果待在同誌的圈子里久了，其實是可以通過衣著、舉止、手勢、言行等等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同類，也叫做“gay達”或“拉達”（指辨認“gay”或者“拉拉”的雷達）：比如一個人會打理自己的發型，但並不是理個寸頭；喜歡戴鐲子，腳上拴一根紅線；最愛穿Hollister和A&F品牌的衣服；經常噴香水，註重容貌，動不動就敷面膜美容；愛看綜藝節目《康熙來了》，喜歡高冷、另類、賤賤的明星……

但也難免會被瞬息而至的孤獨所侵擾。“你不認識別人的時候，你不知道要去找誰說這件事，找誰成為你的伴侶，會覺得恐懼，是不是自己會一個人一直這樣走下去？”程小新很害怕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在這樣的邏輯里越陷越深。他就是喜歡吃飯一定要跟別人一起吃，自習也要找人一起去，電影和人一起看。

“現在‘我是誰’這個問題越來越重要，自我認同問題的糾結是後現代社會普遍的特點。”魏偉覺得，“一百年前，我們的祖先沒有這種糾結，今天的這種糾結是普遍存在的，包括我們的種族、宗教、文化、性取向等等自我身份的認同。”

確實，程小新只在圈里以及少數好朋友面前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如果別人懷疑他的性取向，他會使用經典的一招套路：“你是我就是。”這是一種巧妙的回答，如果是圈內人，對方立馬就懂了，如果不是，也不會尷尬。

夜深人靜的時候，程小新才會把面具摘下來，平時都是一副直男的樣子，但其實他並不懂如何與直男相處，“不能把自己特別浪的一面展現出來，又無法把自己裝得很直，太辛苦了”。

在圈子里，流行著這樣一句話：Gay圈，有臉才有一切。得到認可的，其實是長得好看的，而且又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同性戀。羅易對此深有體會，“一直處在強者的位置，是不會遭到譏笑的”。羅易曾是老家的高考狀元，一直生活在保護和仰視之下，同性戀的身份也沒有過多隱瞞。

當然，也有少數人完全出櫃了。上海的馮允力現在把自己當做同誌運動中的一員，是緣於多年積攢的憤怒：從小學三年級開始，一直到小學畢業，他曾被當眾扒褲子、推進女廁所、文具被隨便搶走踩在地上、書包全被丟掉。後來他還會被人圍毆，罵成“死娘娘腔”。高中的時候，同學用社交軟件發現了他的身份，就告訴了全班。此後，他走在路上會有人朝他扔粉筆，考試時被潑水，還有同學堵在教室門口罵他“死基佬”。“每天一進到教室，都不知道他們今天又用了什麽花招。”馮允力回憶。

另外一種極端的方式是，完全隱藏自己的身份。這些人可能來自“管理特別嚴格”的集體，未來，他們還要參加國考成為公務員，正式走入編制里去工作，因此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更不用說暴露自己性少數的身份了。

接受

“你能接受同性戀麽？”“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戀，還能接受嗎？”

南方周末記者走訪了北京多家為性少數人群提供服務的機構了解到，社會上多數人對第一個問題回答是肯定的，但到了第二個問題就成了“那不可以”。

“雖然現在感覺經常提基友、搞基啊，但很多人對這些詞匯還是停留在開玩笑的層面上。大家都會提到，但真的都接受嗎，也未必，而且接受也是不同程度的。”北京同誌中心負責人小鐵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

2001年，中華精神科學會修訂發布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將同性戀剔除，使得中國至少三千萬同性戀不再屬於病人，但公眾對同性戀固有的觀念很難立刻得到改變。

同誌親友會的“紅狐媽媽”在發宣傳冊時，更是直接就遇到冷眼和嫌棄，“就像那本書就是細菌，堅決不要。”曾經有個北京的老人，接過小冊子以後就扔了，用眼睛上下打量了她一遍，說：“我看你也一把歲數了，你怎麽那麽缺德啊！你就不教孩子們點好，讓他們當同性戀。”並且威脅她，再發亂七八糟的東西就報警。

“中國人的歧視，面子上說得可好了，難聽的全在背後，對同性戀是骨子里的歧視和冷暴力，不是和你打一架就完了的。”“紅狐媽媽”特別無奈。

“如果讓我選擇要成為直男還是同性戀，我會選成為直男。”程小新毫不猶豫地說。在他看來，“目前同性戀群體處在一種內部狂歡的狀態。大多數人都覺得特別無所謂，因為對愛情沒有一個可以預期的、穩定的未來，因此會比較放縱，導致無論是外人，還是圈內人，都覺得比較混亂。”

“雖然社會上看起來基腐文化盛行，但其實都比較虛假。當我們到了中年，真正要去面臨比如成家、父母的壓力、工作、養老等問題的時候，就必須承擔很現實的東西，就會跟社會直面沖擊了。”程小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和父母出櫃，是年輕人最難邁出的一步。“紅狐媽媽”經歷了十多年，才終於接受兒子的身份，現在她可以在線下面對幾百人，或者在線上面對十幾萬人直播，告訴孩子們家長們的想法：

“一個是面子上覺得很丟人，很少有家長告訴別人我的孩子是同性戀，99%都做不到，包括我也是；一個是有悖於傳統文化，一直都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對家長來說，建立起來的價值觀徹底破滅了，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還有一個問題是養老，到老了孤孤單單的怎麽辦，尤其是兩個男人，這就是爸爸媽媽所擔心的問題。”

最開始，“紅狐媽媽”非常反對同性戀，用盡了所有方法想讓兒子妥協，甚至把孩子趕出家門三年，有些家長甚至更過激地為兒子找妓女。矛盾的是，就算本身是男同性戀的一位父親，發現自己女兒是一名性少數的時候，也無法接受，“當時我就憋勁，一定給她矯正過來。我很難，絕對不能讓她也這麽難。”這位父親說。

通通都無濟於事。沒有任何制度保障，社會也不支持。如果父母也不理解的話，程小新覺得自己將來會非常無助。有一天晚上，他夢見自己被逼著和異性結婚了，在洞房那一刻，他被嚇醒了，一身冷汗。

艾滋少年

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吳尊友曾在2015年底透露，近5年我國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年輕人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傳播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傳播。

北京的年輕人余明就是那個不幸的人。一個月前，他原本準備和一個人上床，但對方很在意健康，要求他去檢測一下。8月8日，這是他第五次做HIV檢測，弱陽性，第二條線是淺的，但還是硬生生地存在。余明立馬就去做進一步的檢測，最終被確診為艾滋病毒攜帶者。

當時，余明噗嗤一下就哭了：“我還這麽年輕，怎麽可能？”在過去五年里，他交往過十多個男人。只要能想起來的，他都通知了一遍。但所有人都聲稱自己是陰性的，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被誰傳染了。

在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消息後，余明再沒有告訴任何人這件事。他一直覺得，這件事不會對自己的心理造成任何影響，“我總覺得我可以接受，但其實不是的，而且對心理的影響程度遠遠比身體更大。生活中遇到很多小挫折都會聯想到這個，所有事情都變得不好了。”

如今，余明淡定一些了，好不容易取到藥了，還不想吃，“因為一吃就是一輩子，什麽藥你吃一輩子都是不好的，對腰、腎、肝、內臟都不太好。”還有很大一部分壓力來自金錢。余明的家境並不富裕，父親在北京郊區做點小生意，母親待業在家，“不能告訴父母。檢測費超貴，抽我一大堆血，一共要兩千多元呢。”

曾經一度，余明想過，以後找一個可以安樂死的地方度過晚年，“是不是要先在外國工作幾年，才能獲得外國的居民證”。然後再一想，他這一生最後的目標就是找個能安樂死的國家，就立刻變得消極了。

中國面臨到的情況並非獨有。今年7月，在南非舉行的第21屆世界艾滋病大會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安東尼·萊克指出，盡管人類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成就顯著，但艾滋病仍是全球範圍導致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而在非洲則是青少年的頭號“殺手”。

對於中國來說，由於現在年輕人的性觀念較為開放，加上防範意識低，社交軟件的流行，艾滋病更容易通過性途徑在年輕人中間傳播。北京市性病艾滋病臨床診療中心、北京佑安醫院感染中心主任張彤曾對媒體透露，從中心近幾年接待檢測的人群中可以發現，14-20歲之間的年輕人占比越來越高，十四五歲的少年前來檢測已不算稀奇。

“性行為低齡化的現象不只是同性戀，從整個人類來看，異性戀也是，他們的性行為發生也更加低齡化。這也是一個全球性趨勢，不只是西方，中國也是這樣。”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魏偉認為，背後的原因包括大眾媒體影響，互聯網發展，信息彌散，包括現在學術界談論得很多的“過於早熟的孩子”，因為他們受信息的影響很大。

和余明一樣的人不少。同誌親友會最近收到一條求助信息：“第一任是南方農村的，和他好了三年，最後還是毅然選擇回老家娶妻生子，放棄我。第二任是北京公務員，同樣面臨到了婚齡娶妻生子。我開始亂了，染上了性病和艾滋病。”

發布這條信息的主人，生於1992年。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伍風、程小新、關弛、馮允力、余明、羅易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