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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不動的“大象”電信運營商內耗二十年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766

2014年10月16日,山西省太原眾多市民在電信運營商門前徹夜排隊購買iphone6合約機。蘋果公司的AppStore模式讓中國的電信巨頭們第一次意識到真正的對手來了。 (CFP/圖)

電信改革二十年前起步,六家運營商粉墨登場,拉開競爭戰局。轉瞬間六家又合並為三家,在國家任務的指揮棒下,電信運營商亦步亦趨、內耗嚴重。

沒有競爭,“大象”永遠在原地喘氣。最終拆除“花園的圍墻”的卻是互聯網公司,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讓錯過變革良機的運營商不得不退守“管道”的身份。

2014年11月,阿里巴巴發布首個上市業績報告,一舉超過中國移動,成為美股市值最高的中國企業。

2009年至2013年,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家運營商的市值沒有發生過太大變化,但騰訊、百度的市值卻分別增長了9倍以上。

“花園的圍墻被拆除了,電信運營商在移動互聯網應用服務環節的中心地位也結束了。”中國移動原掌門人王建宙在退休後出版的新書中寫道。

早在2003年運營商一家獨大的時代,闞凱力就曾撰文指出電信產業的核心不應該是運營商,而是應用提供商:“新浪網這些應用提供商應該成為電信業的‘上帝’。只要‘上帝’一天‘牛’不起來,還在那里‘寄人籬下’,我們的價值鏈就一天不可能構築起來。”

年屆七十的闞凱力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美國的留學生,在斯坦福大學電機系攻讀碩士、博士;曾在郵電部經濟技術發展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前後十幾年。2000年任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第一任院長後,因屢次直言抨擊電信業,被業內和媒體稱為“闞大炮”。

運營商們真正感受到這一變化,是從看到了App Store開始。王建宙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在這之前也有移動互聯網,但你每做一個動作,運營商都知道。App Store起來以後,用戶完成整個交易,跟運營商一點關系都沒有。這個事震動很大,甚至超過了蘋果手機本身的震動,它是一種經營方式的改變。”

互聯網應用風生水起,運營商們並非後知後覺,實際上,以中國移動為例,就曾有數次機會介入互聯網領域,但大多都擦肩而過:

2007年,中國移動推出“飛信”,以免費群發短信,快速俘獲了大批用戶。然而隨著2011年微信的出現,飛信迅速沒落;中國移動也曾多次考慮在互聯網公司持有股份,始終卻沒有實現。

2009年,新浪CEO曹國偉跟王建宙說,要做中國的Twitter。中國移動希望合作,然而在一連串冗長的可行性分析之後,新浪已經把微博做起來了,不再需要中國移動的援手。

在受到蘋果App Store的刺激後,中國移動也推出了自己的應用商場,稱作MM(Mobile Market),但乏人問津。

周鴻祎說,運營商做互聯網是“鯊魚上樹”;馬雲也曾在中國移動的內部演講中坦言,“我喜歡在別人的地盤打架。至於你們想搞互聯網,恐怕機制不行,年齡也不行了”;2007年王建宙在清華演講,放話要找“互聯網瘋子”,並轉送臉譜網(Facebook)CEO馬克·紮克伯格贈送的衣服,然而這件衣服至今仍未找到主人。

分分合合

1949年以來,中國的電信業屢次分拆合並,構成了當下三家獨大的局面。移動、聯通、電信的競爭核心在於網絡。2G、3G、4G時代,因為三家網絡選擇的各不相同,演化出了不同時期的迥異“戰局”。

在那些年里,電信系統里發生了什麽?

1994年,中國聯通成立,這支由電子部、鐵道部和電力部“雜牌軍”組成的新公司,是打破新中國成立以來郵電部壟斷電信業的第一股力量。

可惜這股力量十分弱小。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在《數網競爭——中國電信業的改革和開放》一書中回顧:聯通成立4年後,份額僅占全國手機市場的5%,總規模大約只有中國電信的1%。

“聯通的對手說是中國電信,實際上中國電信就是一塊牌子,背後是郵電部。他跟裁判踢球,不是輸定了嗎?”闞凱力說,那些年里郵電部對聯通的策略是圍追堵截,管卡壓。

1999年,時任信息產業部(原郵電部)副部長的楊賢足調任中國聯通,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法定代表人“一肩挑”。同時調任聯通的,還有時任信息產業部綜合規劃司司長王建宙。

新班子上任後,馬上就召開專家座談會,討論上2G的CDMA移動通信網絡的問題。當時,聯通已有2G網絡GSM。為什麽有了還要建,“左手打右手”?

當年參加專家座談會的闞凱力說,上CDMA是聯通自己要求的,不是國家任務。“為什麽要上?因為他們太清楚了,郵電部對聯通圍追堵截,搞的種種制度,使得聯通的GSM網絡支離破碎。修舊網,比建新網的費用還高。”

新書中,王建宙回顧了推動CMDA的艱難:談判難、買專利難、手機制造難、國際漫遊難、銷售更難。然而,即便聯通為CDMA做了這麽多,最終GSM網絡仍然是其營業收入的支柱、利潤的主要來源。

國家計委和郵電部門關於分配CDMA手機牌照的內耗,拖了這個新生公司的後腿。

2004年,移動、聯通、電信三位董事長輪換,王建宙任中國移動董事長,王曉初任中國電信董事長,常小兵任中國聯通董事長。

闞凱力說,“這件事,從表面上看是中央組織部的人事調動,實際上背後推手是國資委。”2003年成立的國資委,管人、管事、管資產,“它跨行業管理,完全不懂電信,要對手下的電信公司統一考核,末位淘汰”。

當時,六大運營商並存(移動、聯通、電信、網通、鐵通、衛通),因為新的考核制度,展開了激烈的價格競爭。移動和聯通作為僅有的經營移動通訊的公司,競爭尤其激烈。

“但是國資委的目的是‘保值增值,做大做強’,它非常反對競爭,說電信運營商打價格戰是‘國有資產流失’。於是國資委就天真地認為,換換一把手,就能停止價格戰。”闞凱力從這個角度解釋了此番人事轉盤大挪移的原因。

國家任務攪黃企業利益

2001年,中國電信“南北拆分”,形成了移動、聯通、電信、網通、鐵通、衛通的“5+1”格局。2008年,電信業再度重組:移動與鐵通合並;電信購入聯通的CDMA網絡;聯通與網通合並。最終回到三分天下的格局。

當時的市場已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移動“大象快跑”,一家獨大;聯通掙紮在兩網互搏當中;電信和網通只能經營固定電話業務,在飽和的市場下增長慘淡;鐵通、衛通的勢力更是遠不敵前面四家。

“爛土豆分堆兒,怎麽分都還是爛土豆。”闞凱力認為這樣的重組方案僅僅是表面光鮮:重組後,移動不將鐵通納入上市公司結構中,鐵通依舊是窮光蛋;電信花了兩千多億拿到了CDMA網絡,實際只有2800萬的用戶;聯通與網通合並後,兩套班子、部門重疊的冗員問題至今沒有解決。

他認為這一方案並未觸及根本問題:國企的基本體制沒變;國資委行政命令一刀切的考核制度沒變。

幾乎與這輪重組同時,電信業迎來了3G時代。2000年起,在歐美和香港就實行了3G牌照拍賣制度,歐洲市價一度飆升至1100億美元。國內,2009年,由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郵電部、信息產業部)向三家運營商發放牌照。闞凱力解釋,國外拍賣的是有限的頻率資源,而國內給國企的頻率是無償使用的。

三家運營商拿到的牌照各不相同,導致3G戰局中起點各異:聯通分到全球應用最廣的WCDMA,電信分到美國標準CDMA2000,唯有中國移動拿到的是國內“自主研發”的TD-SCDMA。

書中,王建宙描述接過這張牌照時,“心中充滿了沈甸甸的責任感”。因為這張戴著“自主研發”帽子的3G牌照全球只有中國移動在用,技術最不成熟,市場前景最為叵測。

闞凱力則否認TD-SCDMA網絡國內自主研發的身份,稱其為“皇帝的新衣”:

據闞介紹,TD-SCDMA實際上來源於德國西門子公司。在歐洲爭奪3G標準時,西門子敗了,TD技術全盤“報廢”,於是就“順水人情”送給了中國,由大唐電信集團(前信息產業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接手,這個研究院被稱為“硬院”。闞凱力所在的信息產業部電信科學研究院被稱為“軟院”,他說3G研發需要數百人的多年勞動,“硬院”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完成這樣的任務。

直到2008年,3G牌照的發放箭在弦上。聯通和電信,合力保舉“老大哥”中國移動上馬TD網絡。

闞凱力回憶,當時各家電信運營商一致不看好TD-SCDMA。在中國電信斥資兩千余億元購買聯通的CMDA網絡時,他問一位在中國電信當老總的老同學,“你們中國電信這回虧了吧?”結果對方說,“只要TD不落在我們家,我們就是賺了!”

聯通的CMDA、移動的TD-SCDMA恰巧都是王建宙在任期間鋪設的網絡,他也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跟聯通的CDMA比,這次更困難了。至少CDMA全世界還有很多運營商在用,TD-SCDMA就只有我們一家在用。”

他說,“這個任務交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知道很艱巨,但也不可能推,就理所當然地接受了。”

怎麽向上市公司的投資人交代?中國移動想出的辦法是,由母公司出資建造,上市公司租用,以減少風險。

直到2013年12月,工信部向三家運營商下發了4G牌照,中國移動才等來了新的轉機。

這次牌照統一發為TD-LTE制式。即使對技術上明顯不合理的聯通和電信,也是如此。

王建宙說,發放的是TD牌照,但到今天為止允許另外兩家公司做一些FDD的實驗。在被問及這是否是國家政策對中國移動的“照顧”時,王建宙笑言,“這個我不好評價,你們去評價。”

闞凱力認為,中國移動急推4G是為了扔掉TD-SCDMA網絡,而主管部門發放TD-LTE牌照則是當年3G錯誤決策的“遮羞布”。

他說,4G的兩種制式明顯是FDD更好,同樣的基站,它的網絡覆蓋面積要比TD大出30%左右。

11月18日,騰訊科技報道,工信部預計於12月中旬發放FDD牌照。唯有那時,三大運營商的4G之戰才算真正打響。

“野蠻人”入場

在運營商獨大的年頭里,曾經霸占全球市場40%的諾基亞CEO都要繞著中國移動轉,問怎樣服務才能更好。然而2007年,蘋果橫空出世,中國驕傲的運營商們遇到了第一位“野蠻人”。

蘋果要求分享運營商的收入,這成為了中國運營商們與蘋果合作的第一層障礙。一年後,分成困局打破,遇到了第二個問題:無線網絡的不兼容。

2003年5月,中國發布自主創新的無線局域網WAPI,並宣布從2004年6月1日起在國內強制執行,並宣稱為了防範網絡安全問題,禁用WiFi。

此舉引發了美國市場的強烈反彈,經兩國協商,最終宣布無限期推遲WAPI的強制實施。2009年,WiFi禁令才悄然解除。

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市場幾乎是唯一一個禁止手機WiFi功能的大國市場。在如今WiFi被戲稱為馬斯洛理論的“第一需求”時,很多人難以想象它曾在中國市場被禁用。

無線網絡問題解決後,恰逢3G時代到來,因為蘋果不肯生產符合中國移動TD-SCDMA這個全球只有一家運營商使用的手機,雙方的談判進入焦灼狀態。

這輪談判歷時5年,在王建宙2012年退休時,中國移動仍未與蘋果簽約。直到2013年推出的iPhone 5S/5C,才有了符合中國移動制式的蘋果手機。

蘋果與中國移動的“七年抗戰”,有其自身的霸氣,也先後遇到了“中國特色”與“中國移動特色”。

2011年,微信橫空出世,迅速俘獲了大批受眾,運營商的短信和通話業務立刻受損。與禁用WiFi的手法相似,2013年2月,工信部部長也曾放話,運營商要向微信收費,兩個月後,這場風波悄然息止,此後再也沒有運營商向移動應用的強硬反擊。

2014年11月11日,騰訊推出“微信電話本”。

闞凱力認為此舉意義重大。號碼攜帶是打破運營商壟斷的法寶。此前,換運營商就要換手機號,用戶自己的聯系人網絡就被打破一次,因此號碼是運營商對消費者的最大捆綁。

微信電話本出來以後,第一聯系方式變成了微信號,只要微信號不變,換哪家運營商的號碼都可以找到機主,手機號碼的硬束縛被打破。

實際上,2012年3月,闞凱力就曾經給“部里”(工信部)寫過利用“虛擬號”推動號碼攜帶的建議書:“結果建議書被主管領導當場駁回:這樣一來運營商日子怎麽過?!”

後來,闞凱力把這份建議書直接發到了騰訊總部。

2001年,中國移動用戶破1億,用了12年的時間,擴展為7.5億。然而,微信2011年1月推出,僅僅用了2年半的時間,用戶就已經超過了4億。

不久之前,“管道”還是運營商們不甘心承認的身份,如今卻很快變成了捍衛自身價值的唯一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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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歲王景弘打造柯P野生官網 吸納資訊大軍 放牛班小子用鍵盤打贏不可能的一仗

2014-12-15  TWM

 

若說柯P核心幕僚林錦昌是為柯文哲出謀獻策的諸葛亮,那麼精準執行每一個網路策略的王景弘,就像是三國裡的趙雲。今年二十八歲,大學都沒畢業的王景弘,是如何在這場高張力選戰裡,扮演送柯P進北市府的關鍵小螺絲?

撰文‧何佩珊

「這是一場網路主導的選戰。」在發表勝選感言時,新科台北市長柯文哲如此說道。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在柯文哲陣營中,讓網路戰略得以一一順利執行的那顆關鍵螺絲釘,是一位年僅二十八歲的年輕人──王景弘。

舉凡柯文哲官方網站、線上募款的大小專案,就連在網路圈打出開放口號的野生官網等,「幾乎都是他(指王景弘)一個人做的。」柯文哲選舉團隊文宣部人員張少濂說。

沒念完大學的漁村囝仔

用二十萬搏ㄧ次讓台灣更好相較於王景弘這個有點陌生的名字,「TonyQ」這個網路代號更為眾人所知。而這樣一位活躍於資訊圈的網路名人,其實從小是在嘉義縣東石鄉的小漁村長大,十八歲以前沒到過大都市,中學時代一再轉學,一路從資優班念到放牛班,後來考上元智大學資管系,也只念到大三就休學。

接受採訪當天,王景弘穿著格子襯衫搭配休閒褲和涼鞋,和宿舍剛睡醒的大學生沒什麼兩樣。看起來,王景弘不折不扣是鄉民口中的「魯蛇」(loser)。

但與多數人不同的是,因為大二那年家中經濟忽然出狀況,王景弘被迫提早經濟獨立。形容自己瘦弱到連去超商應徵都會被拒絕的王景弘知道,他只能用僅有的資訊技能接案養活自己。

而對於一個曾經覺得「快要活不下去」、時常得借錢度日的窮學生,好不容易熬到一份正職工作,為自己拚出百萬元年薪,卻選擇在今年五月辭去工作,一古腦兒地投入選戰,而且,他選擇的還是當時看來勝率不高的陣營。

「我那時準備了二十萬元現金,辭掉工作,打算接下來半年就靠這筆錢過活。」說起這項破釜沉舟的選擇,王景弘眼神很堅定,「因為我相信,資訊人是可以改變這個世界的。」曾經,王景弘和一般上班族沒兩樣,沉浸於自己熟知的資訊圈,政治,在當時還離他很遙遠。然而,三一八學運讓他驚覺,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緊繃,幾乎到了一觸即發的狀態。王景弘說,他不在意政府崩潰,但不希望台灣就這樣走進死胡同。他覺得自己有必要跳出來參與改變,也相信資訊人有能力解決問題。

今年五月加入柯P團隊時,陣營裡只有一位即將去服替代役的工程師。當時柯辦即將召開海選記者會,網站卻只做了一半,政治獻金專案也有些狀況,這些都是王景弘一進去就要解決的問題。

「如果我們擬定的選戰策略無法在第一時間推出,效果勢必會大打折扣。」柯文哲選舉辦公室文宣部主任李厚慶談起王景弘的效率,只有「兵貴神速」四個字可以形容。

就拿柯文哲推出的「台北調」專輯募款網站為例,一開始內部討論時,只拋出幾個大方向,諸如希望可以開放民眾來投稿歌曲、要讓這些歌曲可以線上收聽,並且開放民眾投票,但對於要怎麼做,卻沒有任何細節。

可以想像,一個網站從無到有,包括資料處理、後端伺服器架設、網頁設計等,其實需要四至五人分工,一般快則一個月、慢則二到三個月的時間才能做得出來。但王景弘全力投入的態度,讓張少濂看傻了眼,「他幾乎是四十八小時不眠不休做出來的。」李厚慶也說,「我們其他人還可以輪班,但他幾乎都是一個人全時工作。」類似的故事,在這場市長選戰不停地上演。

像是柯文哲的官方網站,從開始規畫到預定召開官網上線記者會,時間只有不到一周,但王景弘二話不說就接下任務,直到記者會召開前半小時完成目標。

設計政策小工具

打破常人與政治、資訊隔閡而且不只是快,熟識王景弘多年的友人一律優共同創辦人Ryan Wu說:「就算是三更半夜的網友建議,他也一樣重視。」他讓外界明顯感受到柯陣營團隊的用心。王景弘憑著專業與熱情,大大壓縮工作時間,深受李厚慶肯定,「他絕對可以說是這次選戰很關鍵的角色。」真正引爆資訊人認同的,是王景弘與Unfold創辦人吳逸文共同發起的野生官網。野生官網主打開放的概念,他們將官方新聞、影音、照片API︵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對外開放,讓所有設計師、工程師,甚至是一般人都可以來發揮創意,像是有網友就利用開放的相簿資料,開發「柯P明信片」,或是利用開放的政策內容,設計成只要點到關鍵字,就能看到柯文哲相關政策的小工具,在無形間打破了一般人與政治和資訊之間的隔閡,讓每個人都有參與的機會。

「我們讓資訊人知道,你們重視的價值(指開放),我們這裡也有,我們是站在同一陣線的。」王景弘說。

轉貼效應驚人

多層次網路戰略立下功勞

不過吳逸文坦言,「一開始也曾擔心大家會對『開放』這個議題冷感?」但結果證明是多慮了。

王景弘認為,多數人都低估了資訊人對台北市的影響力。有些人認為,野生官網了不起可以打動幾千名工程師,在上百萬的選票中,只不過是冰山一角,但他知道實際數量遠勝於此。

王景弘記得,當時就連平日鮮少對政治表態的資訊圈朋友,也都紛紛在臉書上分享了野生官網的消息,而這些資訊人在團體中又經常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透過他們的轉貼訊息,散播給更多人,影響的是背後數千、數萬名的追蹤者,效果十分驚人。

一個專案接著一個專案而來,王景弘在選舉過程中,卻從未主動向朋友求助過,原因無他,「牽涉到政治,如果我主動找人來幫忙,就好像要他出櫃一樣。」他不願意因此造成朋友的困擾。

但每當他做完一個成果,就會丟到臉書上,如果朋友願意聲援就幫他轉載,願意幫忙就與他聯絡。誰能想得到,一場被號稱以資訊戰勝的市長選戰,背後是這樣的運作方式。

柯文哲能打贏這場選戰,資訊的力量絕對不容小覷,但王景弘不居功,他感謝柯陣營對專業的尊重,也認為柯文哲官方臉書經營才是這次選戰最重要的核心,而官方網站、野生官網都只是周邊戰線的補齊。但他也相信,就是這樣多層次的網路戰略,才能為柯文哲塑造出完整且堅實的人格。如果沒有在網路上下工夫,他相信大眾對柯文哲的印象很容易流於表層,輕易就會被流言蜚語給擊垮。

選舉結束前,王景弘就曾這麼對外說過,「就算這次選輸,我也沒有遺憾。」因為他以一個資訊人的身分參與了這場選舉,讓政治人物意識到資訊人的存在,也讓外界看到資訊人的熱情,他相信已經成功立下了典範。

選舉結束,一切回歸平靜,王景弘選擇放自己兩周大假,然後就像柯文哲說的,「我們開始工作!」著手找新工作的王景弘,生活將重新回到常軌,但不變的仍是那股初衷:用資訊人的力量,讓台灣更好!

王景弘

出生:1986年

現職:JavaScript.tw社群創辦者經歷:5945呼叫師傅、威聯通、

普奇科技

學歷:元智大學資訊管理系肄業王景弘助攻,

網路專案成績亮眼

「台北調」線上募款專案 2天完成官網;82首歌投稿;逾4萬人投票;1個月完成專輯。

「翻白眼吧!溫蒂妮小姐桌遊」 線上募款專案 1周出貨超過4000份。

柯文哲官網 1周內完成;同時在線人數最高突破2000人,1天達24萬人。

野生官網 衍生出「與柯P合照」、「大字版官網」、「柯P滑出來對你說政見」、「柯文哲明信片服務」、「柯P語錄」、「柯P挑戰小遊戲」等二十多種野生官網和工具;開辦實體的野生官網工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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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節氣 大巧不工

來源: http://jackliinvestment.blogspot.hk/2015/01/blog-post_20.html

今天是二十四節氣中的大寒,按定義,今天應該是全年最寒冷的一天,可事實上今年的今天並不太冷,也算不得一年中最冷的一天。我想應該沒有人真正去統計二十四節氣的準確度到底有多高,但不可否認,二十四節氣幫了我們大忙,尤其是在科學不發達的年代。

在許多領域,包括投資領域,也存在許多類似二十四節氣的事物 - 並非百分百準確無誤,卻幫得上大忙,更重要的是,它們不難掌握。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往往更重視、強調準確性,學術性,技術性。另一類人不一定受過高等教育,但經驗豐富,頭腦靈活,擁有讓人羨慕的智慧。他們善於挖掘、發現和運用那些類似二十四節氣的事物去高效地解決各種難題。這些難題也包括投資時遇到的難題。

目前還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百分百準確預測天氣,因為天氣系統是一個複雜系統,天氣系統的這個特點類似於經濟系統。既然二十四節氣能夠很好地對付複雜的天氣系統,那麼同樣屬於複雜系統的經濟是不是也有類似二十四節氣的解決方法?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事實上它已經讓我著迷了好多年,追尋謎底之旅就是我學習投資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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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二十年 電業法修正有望 新電價公式 開啟電業自由化契機

2015-01-26  TWM
 
 

 

新電價公式出爐,台灣終於得以作廢用了五十五年的舊版電價公式,改用與國際燃料價格連動的浮動機制,讓電價能實際反映成本。有了新電價公式作基礎,將登場的全國能源會議也應將《電業法》修正列入重要議程,進一步推動電業自由化。

撰文‧何欣潔

歷經五十五年,跨越半世紀,台灣的電價費率公式,終於趁著國際燃料價格下跌、電價可望調降並發放回饋金的契機,在立法院完成朝野協商,即將進行大幅度修正。

不同於現行版本、一九六○年代的舊公式,僅將總成本加成定價、再除以售電度數的作法;新公式則將每度電價成本項目攤開透明,讓電價利於外界監督,並加入燃料成本浮動機制,未來電費可望如實反映國際燃料價格漲跌,但協商結論也同時納入緩衝機制,訂出調漲上限,避免電價大漲衝擊民生經濟。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電價公式修訂的朝野協商內容,附帶「行政院必須於半年內將《電業法》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如果行政院版本草案未在半年之內送達立法院,則逕行審查民進黨版本,將電價公式審查與電業自由化同時進行,可望推進台灣延宕已久的電業自由化進程。

自一九九五年開始,《電業法》修正草案曾五度被送進立法院,均因台電內部大力反對民營化,而無法完成與電業自由化相關的修法程序。

在世界各先進國家中,台灣是極少數尚未啟動電業自由化進程的國家,由台電一家國營事業同時壟斷發、輸、配、售電等業務。由於台電長期壟斷國內電業,並負擔諸多政策責任,社會對其績效並不信任,卻也無法尋求其他廠商取而代之,導致電業市場、電價制定無法正常化,亦無法合理反映生產與外部成本。

本次電價公式修正過程中,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朝野立委均質疑,台電的經營無效率、績效令人難以放心,無法信任台電提出的新版電價公式,一度出現新公式難產危機。

應將發、售電業務開放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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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事件”二十年:那場決鬥之後的斷舍離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2/4574871.html

“327事件”二十年:那場決鬥之後的斷舍離

第一財經日報 張婧熠 2015-02-11 06:00:00

20年過去了。當主角重回各自軌跡後,有關“327國債期貨事件”中的是非爭辯變得聲微。再回顧時人們也開始意識到,這場風波也不僅僅只存在於事發當天最後交易的那8分鐘。

歷史沒有如果。當鏡頭放到最大,將事件置於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中、置於中央證券監管的行政化體系形成中時,所有人的所有決定又充滿著必然性

"327國債事件"四大贏家之一劉漢被執行死刑

20年過去了。當主角重回各自軌跡後,有關“327國債期貨事件”中的是非爭辯變得聲微。再回顧時人們也開始意識到,這場風波也不僅僅只存在於事發當天最後交易的那8分鐘。它有著多次預演;而即便是在事發後,仍有多次改變歷史軌跡的轉折點。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當鏡頭放到最大,將事件置於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中、置於中央證券監管的行政化體系形成中時,所有人的所有決定又充滿著必然性。時任上海證券交易所(下稱“上證所”)總經理的尉文淵在1995年2月23日晚公布“取消8分鐘交易”決定前,在交易大廳內靜坐了一個小時。個人的渺小感,是他在描述當時感受所用到的詞。不管是尉文淵還是管金生,每個親歷者都妄圖以對抗時代的方式,博得一場酣暢的勝仗。然而個人之於歷史,永遠都是在被裹挾中前進。

以史為鑒。20年後,彼時的沈浮跌宕都已歸於平靜,或許正適合回顧這場改變了多處命運的“327事件”。

驚魂8分鐘

1995年2月23日,上證所國債期貨交易日。當天16時22分13秒開始,國債期貨327合約(對應現貨為1992年發行1995年6月兌付的3年期國庫券)的價格從151.3元直線跳水,到收盤不到8分鐘的時間里瞬間跌至147.9元。

這場暴跌出乎所有人的預期,更挑戰著投資者的承受能力。當天,327合約在10時15分的開盤價就已有149.5元,較前一交易日高出1.29元,做多情緒空前高漲。尾盤的急挫,在期貨保證金杠桿的放大下讓當天此前的交易損益瞬間逆轉。至16時30分,上證所國債期貨成交了1824萬口(一口即一張合約),成交額為8500億元。其中,327合約的成交就有1205萬口。

然而,這場暴跌,卻始自一場蓄意的人為操縱。據事後交易所統計,327合約當天86.6%的交易來自於萬國證券拋空。

萬國證券成立於1988年7月,是央行在上海地區批準成立的第一家以證券業為主的股份制金融機構。自成立至1995年4月,管金生先後擔任萬國證券總經理、總裁。1995年2月23日尾盤8分鐘的拋空決定,最後一關就是由管金生拍板定奪。

在證券研究史學者陸一的著作《中國賭金者——327事件始末》中,有著對萬國在最後8分鐘里操作記錄的詳細描寫:

“在交易總部自營操作室,決策小組組長看著交易總部的成員下手操作。自16時22分13秒開始,通過萬國證券在上海證交所內代號為C55、P89的兩個自營席位連續打入23筆(每筆90萬口)空單,共2070萬口。同時,用萬國旗下黃埔營業部C73自營席位做多接盤,向下鎖定價位。由於是閉市前幾分鐘的突然襲擊,電腦自動配對成交速度高達每秒1800筆,交易所根本來不及采取任何制止措施。”

而在瘋狂一搏中,萬國證券除存在明顯對倒行為外,還存在保證金不足和持倉超額的現象。23日23時,上證所對外發布了決定取消當日最後7分47秒的所有交易的公告。當日收盤價調至違規交易前最後一筆成交價151.3元,結算價為150.58元。對於當時占據該合約絕大多數空倉的萬國證券來說,這一調整意味著放手豪賭的失敗,更帶來了深淵般的虧損。上證所當年4月的數據顯示,萬國在327品種上的損失達到8億元;而萬國二屆四次董事會上總裁報告則顯示,公司在327合約中總虧損為14.24億元。

而市場此時還沒有預計到,遭受重創的並非只有萬國證券而已。

歷史沒有如果

20年後再去回顧,更長的時間軸會讓真相更完整。跳出最後的8分鐘,整個“327國債事件”真正起點或許更適合撥回至1993年的7月。

在那之前的兩年內,承購包銷的發行方式確立了國債一級市場的成立;而1992年12月28日,國債期貨試點又首在上證所開市,從改善市場流動性、實現價格發現等方面推動著國債市場發展。

在1993年的7月10日,央行宣布對3年期以上人民幣定期儲蓄存款實行保值。同期,財政部也宣布變更國庫券發行利率,針對尚未完成發行任務的1993年國庫券實行“貼息”和“保值貼補”。這意味著相關國債最終兌付時的收益率,要取決於到期日的保值貼補率和貼息率,而保值貼補率則逐月調整,市場對於國債期貨的炒作被放大了。

然而上述財政部通知對於當時跌幅已較深的1992年3年期、5年期國庫券,則只提及實行保值。對於327合約而言,對保值貼補率的博弈、是否貼息的預期分化是日後激化市場多空情緒的核心所在。

1995年2月22日晚,財政部宣布當年新發的3年期國債年利率將高達14%,市場對於當年兌付的1992年3年期國債貼息的預期大起。23日上證所開市前,北京、武漢等地市場與327相同的合約都大幅飆升2元左右,上海市場327合約大漲幾乎板上釘釘。

更完整地回顧327國債事件,不得不加入充分的時代背景和人的因素。“當時大家不管基本面、不管政策趨勢、不做基本的理性分析,大家只是以實力說話,錢多把你打死就贏了。”陸一回憶與管金生等當事人事後交流時感慨道。

兩個細節多會在人們回憶327國債事件中被忽略,但卻可以完整地勾畫出歷史事件發生的某種必然性。

在327事件發生前的1994年9月,還曾發生314合約(指1994年9月交收的1992年5年期國債期貨)交易風險事件。在那一場多空激烈交手中,萬國證券與日後的老對手中國經濟開發信托投資公司(下稱“中經開”)還同屬於多方陣營,而遼寧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遼國發”)則是空頭主力。當月,多空雙方多次正面交手,最後由上證所出面強制平倉。而對於當時的平倉價,有市場觀點指出略利好空方,並為此後327埋下隱患。

其次,23日當天開盤不久,上證所出現一場內席位在低位超持倉限額新開200萬口空頭合約,而在一分鐘內就全部成交。尉文淵隨即核查,發現這筆交易正是此前空頭主力遼國發的“移倉”行為,欲將風險集中於一家公司甚至以破產方式躲避債務。遼國發此舉已在透露,昔日空方主力在面對巨額虧損時有意將損失推給市場和交易所。但在核查確認後,面對多空雙方已偏離理性的對弈行為,交易所並未采取任何措施。

交易所在未及時發現遼國發險招背後的猙獰之外,還斷了另一空方主力的出路。23日當天上午,管金生曾趕至上證所與尉文淵碰面,針對當日盤中空方大虧提出過停止國債期貨交易、澄清至今仍未收到央行貼息消息兩個請求。但尉文淵拒絕了這兩個請求。此時的萬國證券,已是聯手遼國發強勢做空的絕對主力。而下午開盤後遼國發突然轉向做多,最終成為了壓垮萬國證券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18年後接受采訪時,管金生當被問及是否想過看淡與中經開的較勁,轉為逐步減倉止損時,他仍強調,自己不會如此思考問題。求勝欲,是牢牢擋在所有人眼前的一道煙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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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複與自我修複

8分鐘很快就過去了,但327並未就此結束。

事發後3月24日,上證所停止國債期貨交易半日,15時30分後恢複,但要求停止開新倉、壓縮持倉數量並對價格波動設置漲停板。但25日淩晨,央行對於1993年3年期國債進行貼息和保值補貼的消息由新華社發出。為穩定市場,上證所決定從27日起對327合約開板協議平倉。但由於多空雙方意向相差太大,協議平倉進展頗為艱難。

然而事件過後,受巨額資金慣性推動的期貨市場絲毫未有降溫之意。一面是證監會與上證所等有關部門密集發布多項通知和決定,一面是商品期貨熱炒和319合約爆倉陸續上演。

1995年5月17日17時,證監會毫無征兆地臨時召開緊急會議,通報國務院已同意下發《關於暫停全國範圍內國債期貨交易試點的緊急通知》,並從5月18日起實行。而在歷經多版本平倉制度的修改和推進後,6月初時全國國債期貨市場清倉結束。至此,我國首個金融衍生品工具在開市兩年半後宣告夭折。

就“327國債期貨事件”本身而言,由此就可告一段落。而對於中國金融市場改革,和親歷其中的每一個參與者而言,這只是重要轉折的開始。

在配合遼寧省證券委調查遼國發從事國債期貨交易情況時,上證所隨後便查出遼國發重大交收違約,總債務高達64.28億元。這也成為交易所日後較長時間內沈重的債務負擔。一手創建上證所的尉文淵,在當年9月被免去交易所總經理職務;而其被市場關註到的最新進展,是2013年在華銳風電董事長一職的短暫“露臉”。

萬國證券在當年事發後嚴重虧損和資金不足、業務受罰的情況下,謀劃通過合並而自救。1996年1月1日,萬國證券和申銀證券合並辦公;7月,申銀萬國正式掛牌。萬國證券管金生在事發後不久被免去職務並開除公職,當年5月19日在海南被捕,罪名則是瀆職、挪用公款、貪汙腐敗等,指控並未涉及327事件。

327事件中重要一角中經開,則在2001年因牽涉“銀廣夏事件”而受到處分,2002年央行正式公告關閉中經開。而身披詐騙、非法融資等多起罪名的遼國發及高氏兄弟則至今下落不明。

事發18年後,國債期貨在2013年9月6日重啟,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五年期國債期貨合約最先上市。而今年1月8日,中金所正式發布了《10年期國債期貨合約征求意見稿》,10年期國債期貨上市再進一程。

當多數主角早已在新軌道上運轉,當國債期貨已擺脫此前陰影市場化運行,當資本市場的體系架構日漸穩定,市場對於327事件時態度也更公正客觀。即便仍未出落得完美無瑕,但327事件是在用自己鋒利的棱角與那個時代互相磨合。

“國債期貨試點和中國證監會的成立只相差了2個月。從證監會成立到中央證券監管的行政化體系完全確立的2001年,正好完整地涵蓋了國債期貨開始試點到國債期貨引發的巨額金融債務最後沖抵完結這一歷史過程,而這正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為掌握證券市場的主導權激烈博弈的過渡時期。在此之後,才標誌著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第一個階段終結了。”陸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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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一財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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曇花一現?盧布漲幅有望創二十年新高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634

由於國際油價反彈,烏克蘭政府達成停火協議又有助於緩和地緣政治危機,投資者正在回歸俄羅斯市場。俄羅斯盧布對美元匯率本月漲幅有望創逾二十年來新高。但分析人士認為這輪反彈不會持久,今年俄羅斯經濟會在西方制裁影響下大滑坡。
 
去年盧布是全球表現墊底的貨幣,因國際油價幾近腰斬和西方對俄制裁加碼的影響,盧布對美元匯率大跌近50%,俄羅斯央行去年多次動用外儲力挺盧布收效甚微,同年11月決定設置每日幹預匯市資金3.5億美元的上限,並允許盧布自由浮動。今年1月底,在俄羅斯央行意外降息200個基點後,盧布兌美元一度跌破70,但本月明顯反彈,盧布對美元匯率至今已回漲14.7%,單月漲幅有望創1993年以來新高。

20150227USD RUB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烏克蘭脆弱的停火正在瓦解,但俄羅斯最大出口商品——石油的價格已經反彈,而且市場認為西方國家不可能大力增加對俄制裁,這有助於培養盧布匯率強勁反彈的環境。

不過,上述報道援引丹麥丹斯克銀行(Danske Bank)高級分析師Christin Tuxen的預測稱,雖然今年晚些時候國際油價的確會反彈,但這輪盧布反彈只是短期現象。本月初加息前,俄羅斯央行曾在去年底一次加息650個基點,加之西方制裁都會嚴重抑制俄羅斯經濟增長,今年國內GDP增長料將收縮將近8%。降息的政治壓力仍是揮之不去的風險。

上月底華爾街見聞文章提到,一些西方的俄羅斯觀察人士認為,俄羅斯央行不到一個月由大幅加息變為降息的利率決策大逆轉告訴我們,要判斷俄羅斯的貨幣政策,現在與其關註俄羅斯央行官員的言論,不如留意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助理說了什麽。

該文章提到,上月Nabiullina曾表示,在國內通脹創五年新高後,她沒有發現有任何很快降息的機會。約三天後,普京手下一位很有影響力的經濟助理Andrey Belousov表達了截然不同的觀點,稱為了促進經濟增長需要降息。Belousov講話後約一周,俄羅斯央行就意外宣布降息了。

華爾街見聞本月初文章也提到,在俄羅斯央行今年1月30日意外降息後,彭博通訊社調查的33位經濟學家中,有30人預計,俄央行近期將再次降息。

上述《金融時報》報道還提到,德意誌銀行本月22日發布的報告預計,盧布如果又面臨下跌的壓力,俄羅斯央行的選擇對策有限,進一步加息會讓該央行失去信譽,而且該央行也大致排除了激進幹預的可能,因為要為西方可能延長制裁保存實力。報告認為,俄羅斯比以往更需要推行國內結構改革和吸引外資,預計俄政府將尋求更為內向型的策略。

20150227Brent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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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是保護區 十三年分批買二十七筆土地 追蹤地籍圖 還原慈濟內湖買地真相

2015-03-09  TWM
 
 

 

《今周刊》調查,慈濟在一九九七年先購入內湖三筆土地,隨即申請變更但未成。變更失利後,慈濟一邊重新申請,一邊不斷購地,加上接受捐贈,二○○○年起的十年間,取得內湖基地旁二十四筆土地。明知是保護區還頻購地,是慈濟最引人疑慮之處。

撰文‧李建興

爭議不休的慈濟內湖開發案,除了保護區是否能變更,引爆激烈的口水戰外,由於玄奘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釋昭慧日前在臉書上指出,慈濟是經前台北市政府官員掛保證「可以變更」才買地的,這使得全案是否還有其他人謀不臧的情事,更引人遐想。

經過《今周刊》從地籍資料還原土地交易的始末,發現慈濟內湖基地其實早在四十一年前早就種下了禍因,導致今日難解的困局。

種下禍因

四十年前遭水利會輕率變賣事實上,整起開發案的爭議源自於大湖段一小段地號一三三、一四四及一四五等三筆土地,這三塊比鄰山區面向大湖公園的土地,早期是和大湖連結的小湖,由於當時位於行水區上,其有滯洪、灌溉的作用,為七星農田水利會所有。

但是,一九七四年七星農田水利會卻將土地標售給專司住宅、倉儲、遊樂園開發的新陸開發,雖然水利會當時曾附上「但書」表明,「開發利用不得妨礙都市排水功能,該用地位於山溝與湖泊交會處,水土保持功能重要,開發後將影響上游水系排水。」不過內湖區大湖里前里長郭坤祥回述,新陸買下土地後,曾一度規畫蓋大樓,只是遭大湖山莊的一批老國代反對而未能成形,然而開發受阻的土地,卻從此成為業者傾倒廢土的基地,後來又鋪上柏油、蓋鐵皮屋變成巴士修理廠,在人為破壞下,原本防災、疏洪的功能早已削弱。

九七年八月十四日,慈濟經人穿針引線下,向新陸買這三筆土地準備興建兒童醫院。根據釋昭慧近日臉書所指稱,當時經由台北市都發局官員引薦、遴選,並保證可變更開發,亦即經過審慎評估後才購買,但事情不如想像中的順利。

由於慈濟才剛買下土地,三天後溫妮颱風就來襲,不但汐止林肯大郡崩塌,大湖地區也發生了一家三口被淹死的慘劇。但颱風過後,慈濟則分別在九七年底兩度向北市府提出申請保護區土地變更計畫,這讓災民神經緊繃,舉辦公投抗議慈濟興建醫院,這時市府也不敢掉以輕心,於隔年的元月十六日駁回申請。

居民的杯葛和政府的駁回,讓已經花了上億元購地的慈濟踢到鐵板,但慈濟並未作罷,其間不但請來學者評估背書,並透過顧問公司變更設計,將容積率從一六○%降為一二○%,建蔽率更壓在三五%,剩餘的六五%則將種樹和興建滯洪池,同時也刪除醫療、餐飲等設施,改為環保教育用途的志業中心,試圖讓居民卸下疑慮,使變更案得以過關。

有趣的是,慈濟一面「讓步」,卻又自二○○○年起,陸續以買賣或捐贈的模式在該保護區內取得二十四筆土地,至一○年,原本三.一公頃的慈濟內湖基地,已膨脹了三倍,至十三.四公頃,前後購地金額,有媒體粗估為十三億元。慈濟表示,會買下這麼大的土地,只有其中的四.四八公頃會進行變更開發,其餘拿來進行植樹和水土復育,但內湖保護區守護聯盟理事長李日進則不以為然:「慈濟明知不可為而為,不斷買地,根本是想要將所有保護區的土地買下成為單一地主,減少阻力好辦事!」

令人不解

為何同時變更設計與大量購地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各方的口水戰糾結於「保護區能不能變更開發?」對此,慈濟向《今周刊》強調:「依法,保護區在政府公共建設或公益需要的前提下,是可以變更的!」而土地開發經驗豐富、熟稔法規的有富建設董事長洪村騫進一步解釋,根據《都市計畫法》,保護區是可以變更開發的,但須符合兩項先決條件,其一為開發目的須符合社會福利、公共事業、宗教建築等公益目的;其二則是土地條件須合乎不造成防洪、生態安全疑慮等規範。

就此觀點,慈濟當然符合第一要項,但爭議就在第二條件。慈濟喊冤:「內湖基地在慈濟購入前,早就遭到破壞(指新陸開發時代),這基地名義上是保護區,幾十年前早就是個破壞區了!」但此番論述,現任樹黨策略長潘翰聲不敢苟同:「當你買了一個贓物,事後才知道它是贓物,就能就地合法嗎?」而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廖本全也痛斥,面對保護區應以「保護保護區」、「保護區不能輕易變更」的概念為最高原則,更何況內湖基地的破壞是人為的,「難道,被破壞了就沒有保護的需要?」洪村騫和李日進都認為,目前應委請各方都能接受的公正、專業鑑定團隊,評估該保護區是否還有滯洪減災的效能,才能依法行事。

追本溯源,該土地四十一年來,從水利會輕率變賣、政府任由新陸開發肆意破壞保護區,以及政府官員扭曲現實,牽線圖利,才是全案的禍首,李日進透露:「這樣的人謀不臧,全台皆然,屢見不鮮!」一旦如此,更需要相關單位查緝嚴懲,以絕後患。

慈濟13年內

取得13.35公頃、27筆保護區內土地!

── 慈濟內湖基地一覽

取得時間(年) 筆數 面積(公頃) 管道1997 3 3.1444 向新陸公司購買2000 1 0.1084 向私人購買2001 37.7019 向私人購買2002 6 0.6558 向私人購買2010 14 1.7480 地主捐贈合計 27 13.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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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國央行爭相放水,中國呢“全球第二強勢貨幣”的新選擇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217

全球匯率大戰正酣。 (CFP/圖)

基於幣值穩定而形成的“貨幣信譽”,正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入場券”。201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很難出現超過10%的大幅貶值。

2015年3月9日,受美元指數早盤創下11年以來新高的影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連續第五日下跌,再度創下四個月以來低位。而在美元強勢帶動的購匯需求下,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價格亦跟隨小幅下跌。

此前兩個月內,隨著歐洲央行高達1.14萬億歐元的量化寬松政策的出臺,從歐洲到北美、到亞太,二十多家央行相繼推出降息政策。全球眾多央行首腦們近乎一致的行動,雖然是為應對通貨緊縮風險及經濟疲弱,但也開啟了金融風暴後又一超級寬松時代。這一行動更引發了市場觀察人士對於“全球貨幣大戰”的擔憂。

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史蒂芬·羅奇尖銳地指出,在這場因多國央行量化寬松和降息而帶來的“貨幣大戰”中,部分國家的中央銀行“就像是懸崖邊的負鼠,完全無視它們面臨的風險”。

全球央行爭相放水,中國央行則始終顧慮頗多。一方面,經濟步入“新常態”,貿然放水,會延宕結構調整推進;另一面,經濟面臨下行風險,央行也責無旁貸。兩難之下,2月28日,中國再次宣布降息。

在過去不到半年時間里,伴隨著中國央行的兩次降息和一次降準,市場觀察者與投資機構的緊張與擔憂也逐步升級。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2014年11月開始出現顯著貶值,短短4個月內跌幅高達2.6%——而在2014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跌幅僅為2.5%。

在羊年伊始的頭三個交易日內,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連續逼近“跌停”位,2月27日更創下2012年10月以來的歷史低位,由此引發了市場的更大擔憂:在經濟增長數據疲弱和資本外流趨勢加劇的雙重壓力下,體量龐大的中國央行一旦加入全球性的“匯率貶值大戰”,將為全球金融貨幣體系帶來難以估量的沖擊與動蕩。

3月3日,針對外界的擔憂,在兩會間隙,央行副行長易綱表示:相對於歐元、日元對美元超過10%的貶值幅度,僅貶值2%的人民幣可以說是除美元之外的“第二強勢貨幣”。

逆勢護盤的代價

“貨幣強勢”,不僅令出口和制造業付出代價,也使金融體系“匯率護盤”壓力日益沈重。

看起來,資金依舊恐慌。

巴克萊銀行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中國1月外匯存款總額猛增823億美元至6557億美元,是自2009年央行統計此類數據以來的最大月度增幅;與此同時,央行數據顯示1月金融機構口徑的外匯占款下降1083億元至29.3萬億元,已連續兩個月創下2007年底以來的月度新低。

這一增一減,意味著國內數以千億美元計的外匯儲備,正從金融機構賬戶轉到企業等私人部門,並可能形成大規模的熱錢流出,而流出的方向,正是因經濟複蘇和加息政策而步入強勢上升趨勢的美元市場。

包括巴克萊銀行在內的多家國際市場研究機構預計,在這一熱錢流出的趨勢推動下,人民幣可能會“緩慢而平穩地貶值”。

瑞信董事總經理、亞洲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則提出了人民幣貶值趨勢形成的另一個關鍵原因:中國當局對“人民幣貿易加權匯率”,而非單純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關註,將是影響中國政府管理人民幣匯率方式轉變的重要因素。

所謂的“貿易加權匯率”,實質上就是指人民幣對包括美元和歐元等貨幣在內的“一攬子貨幣”的匯率變化及其間的相對匯率價格。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的研究顯示,過去半年多時間以來,由於美元對全球其他貨幣的強勁升值,與美元匯率保持大致穩定的人民幣,因此而出現了對一攬子貨幣“有效匯率”飆升的情況:短短半年內人民幣有效匯率升值了9.5%之多,已經對中國出口乃至制造業盈利產生了負面影響。

但對於正處於結構調整關鍵階段,而且經濟複蘇形勢遠不如美國的中國而言,因長期“釘住美元”的匯率管理慣性下而被迫呈現的“貨幣強勢”,不僅正在令出口和制造業付出代價,而且令整個金融體系承擔著日益沈重的“匯率護盤”壓力。

張明的觀察顯示,在2014年下半年,盡管人民幣已面臨顯著貶值壓力,但央行依然在匯率市場中持續進行反向幹預:這體現在央行所影響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不斷升值,與市場交易價格不斷逼近匯率浮動區間下限的反向走勢上,而這一“逆勢護盤”的代價,則是金融機構外匯占款金額連續數月高達千億美元規模的下滑。

“央行行為的拐點大致發生在2014年12月上旬與中旬之交”,而人民幣匯率跌幅的加劇也正是從此時開始,張明認為這表示央行開始降低幹預規模,從過去的“反向操作”變成了更多的“順勢而為”。

從“出口導向”向“雙重目標”轉型

基於幣值穩定而形成的“貨幣信譽”,正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入場券”。

在全球通縮的陰雲下,各國推出寬松政策自救,以此引發的“匯率大戰”一觸即發。而中國央行這一行為模式的改變,也迅速被市場各方做出了種種解讀:從資本外流的壓力,到政府當局對經濟局勢判斷的變化,每一家機構投資者和市場觀察者,都試圖從種種蛛絲馬跡中推測出中國央行的下一步舉措,並做出自己可能的應對。

出於對貨幣貶值所帶來的負債成本的擔憂,碧桂園、恒大等地產企業紛紛發行新的融資票據以“置換”或償還前期的短期美元融資;而在近期的中國平安的大宗交易中,以外資為主的QFII席位成了最大的賣家。

國際投資機構的主管們也開始擔憂,一旦央行流露出不再為人民幣匯率“護盤”的意向,短期內資本外流的加劇會對股市和債市帶來新的沖擊。

然而對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趨勢變化有著多年觀察與研究的張明並不認同這種看法。在他看來,外資機構之所以對人民幣的匯率調整走勢感到恐慌,關鍵在於並不理解中國政府貨幣政策的“底線”。

“自2009年央行確定了人民幣國際化作為重要的貨幣政策取向之後,在匯率管理上的政策思路就發生了重大轉變。”張明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在此前20年多以出口為導向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下,央行傳統的人民幣匯率管理目標是“適當低估人民幣匯率,以保證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

但自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爆發之後,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趨勢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目標確立,使得人民幣匯率管理的目標從過去主要為出口競爭服務的“適當低估”,變成了註重出口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並重的“雙目標戰略”。

在這一雙目標的政策取向下,簡單的匯率貶值雖然能夠增加出口產品價格競爭力,但是並無益於人民幣在動蕩的全球貨幣體系中,建立起自身獨特的“貨幣信譽”——而這一基於幣值穩定而形成的“貨幣信譽”,正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入場券”之一。

與此同時,在中國正在經歷的經濟結構轉型中,無論是從前期的“出口導向”向“消費導向”的轉型,還是對過剩產能和影子銀行體系的限制與約束等現實需求,都決定了中國央行不可能再度大規模“開閘放水”,並通過大規模的貨幣寬松而推動匯率貶值趨勢。

基於以上分析,張明認為中國央行在下一階段會根據國際貨幣環境的變化,而對現有的匯率管理目標進行適當貶值的“微調”,但201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很難出現超過10%的大幅貶值。

“在全球貨幣對美元普遍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和強勢,將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強大推動力。”張明認為,中國經濟7%增長及相應的貿易順差、中國政府對資本賬戶的適當管制以及來自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等,都會成為人民幣在2015年“相對強勢”的重要影響因素。

但他同時坦承,在全球貨幣競相貶值的背景下,維系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相對強勢代價同樣很大,“可能對出口增長和就業方面帶來很大壓力,這就需要央行去權衡其中的利弊。”

新常態下的“政策中性”與“相機決策”

央行將實現人民幣匯率管理靈活的“雙向波動”,與基於“社會融資規模”穩定而帶來的幣值穩定。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曾表示,2015年對於匯市來講必然是“不平靜的一年”。大波動、超預期,仍是後量化寬松時代不可忽視的風險。

而在這一“兼顧內外”的雙重政策目標背景下,央行降息、降準等一系列在常規政策環境下被視為“貨幣寬松”的政策取向,也因此而被貨幣政策當局貼上了“中性政策”的標簽。

在這一新常態下的“政策中性”思路下:央行一方面因外貿順差放緩而帶來的基礎貨幣投放不足的現實變化,通過降準和再貸款等形式補充金融市場流動性;另一方面則通過降息等政策繼續推動金融體系內以利率市場化改革為核心的市場機制變革;同時順應市場趨勢引導人民幣匯率適度貶值,以維系長期依賴於出口增長而形成的經濟增速,並重塑人民幣對“一攬子貨幣”的合理匯率比值。

這意味著“調結構”“保增長”和人民幣匯率“再定位”等一系列政策目標,均須在已有的貨幣政策“工具籃”中加以實現,同時央行還必須時刻關註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內的最新變化,以及資本外流等影響國內市場流動性的因素,並隨時做出有效應對。

為此,貨幣管理當局不僅充分調動起過去數年中所創設的大量新型貨幣政策工具,如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等,而且在貨幣政策管理的理念和模式上也大大突破了原有的“路徑依賴”。

就在本屆兩會期間,無論是央行副行長易綱對人民幣雙向波動“新常態”下匯率穩定的判斷,還是央行行長周小川對M2增速“不必過分強調”的提示,均顯示出央行政策決策者們對貨幣政策和匯率管理機制不同於過去的新思路。

而這一政策思路,按照熟悉央行管理理念與思路變化的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的說法,就是在確定了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之後,央行將根據貨幣供應量增長和社會利率水平等多重因素,選擇不同的貨幣政策傳導和實施工具,並進行“相機決策”。

綜合各方信息判斷,這一“中介目標”,很可能是央行近年力主納入貨幣政策調控目標,並取代M2的社會融資總量指標。

在這一新型的“社會融資規模”中介指標下,央行的貨幣政策突破了過去“內外有別”的國內金融機構和外匯管理分離的管理模式,變成了“內外打通”的一盤貨幣棋局。

而在這一新的“貨幣棋局”中,人民幣匯率管理靈活的雙向波動,與基於社會融資規模穩定而帶來的幣值穩定之間,不再是過去央行必須做出“非此即彼”選擇的一道兩難選擇題,而是可以相互配合的“政策雙翼”。

從某種意義而言,未來的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管理模式下,因應國際貨幣環境的複雜變化而更加靈活的匯率波動,和基於“社會融資規模穩定”而形成的貨幣價值穩定,將成為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常態之一。

在這一新型的貨幣政策管理模式下,一個更加穩定而靈活的人民幣匯率體系,也將更能夠像史蒂芬·羅奇所寄予厚望的那樣,在因動蕩而失序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承擔起比1990年代末更加重要的“穩定匯率”的大國角色,並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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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國央行爭相放水,中國呢“全球第二強勢貨幣”的新選擇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217

全球匯率大戰正酣。 (CFP/圖)

基於幣值穩定而形成的“貨幣信譽”,正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入場券”。201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很難出現超過10%的大幅貶值。

2015年3月9日,受美元指數早盤創下11年以來新高的影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連續第五日下跌,再度創下四個月以來低位。而在美元強勢帶動的購匯需求下,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價格亦跟隨小幅下跌。

此前兩個月內,隨著歐洲央行高達1.14萬億歐元的量化寬松政策的出臺,從歐洲到北美、到亞太,二十多家央行相繼推出降息政策。全球眾多央行首腦們近乎一致的行動,雖然是為應對通貨緊縮風險及經濟疲弱,但也開啟了金融風暴後又一超級寬松時代。這一行動更引發了市場觀察人士對於“全球貨幣大戰”的擔憂。

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史蒂芬·羅奇尖銳地指出,在這場因多國央行量化寬松和降息而帶來的“貨幣大戰”中,部分國家的中央銀行“就像是懸崖邊的負鼠,完全無視它們面臨的風險”。

全球央行爭相放水,中國央行則始終顧慮頗多。一方面,經濟步入“新常態”,貿然放水,會延宕結構調整推進;另一面,經濟面臨下行風險,央行也責無旁貸。兩難之下,2月28日,中國再次宣布降息。

在過去不到半年時間里,伴隨著中國央行的兩次降息和一次降準,市場觀察者與投資機構的緊張與擔憂也逐步升級。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2014年11月開始出現顯著貶值,短短4個月內跌幅高達2.6%——而在2014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跌幅僅為2.5%。

在羊年伊始的頭三個交易日內,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連續逼近“跌停”位,2月27日更創下2012年10月以來的歷史低位,由此引發了市場的更大擔憂:在經濟增長數據疲弱和資本外流趨勢加劇的雙重壓力下,體量龐大的中國央行一旦加入全球性的“匯率貶值大戰”,將為全球金融貨幣體系帶來難以估量的沖擊與動蕩。

3月3日,針對外界的擔憂,在兩會間隙,央行副行長易綱表示:相對於歐元、日元對美元超過10%的貶值幅度,僅貶值2%的人民幣可以說是除美元之外的“第二強勢貨幣”。

逆勢護盤的代價

“貨幣強勢”,不僅令出口和制造業付出代價,也使金融體系“匯率護盤”壓力日益沈重。

看起來,資金依舊恐慌。

巴克萊銀行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中國1月外匯存款總額猛增823億美元至6557億美元,是自2009年央行統計此類數據以來的最大月度增幅;與此同時,央行數據顯示1月金融機構口徑的外匯占款下降1083億元至29.3萬億元,已連續兩個月創下2007年底以來的月度新低。

這一增一減,意味著國內數以千億美元計的外匯儲備,正從金融機構賬戶轉到企業等私人部門,並可能形成大規模的熱錢流出,而流出的方向,正是因經濟複蘇和加息政策而步入強勢上升趨勢的美元市場。

包括巴克萊銀行在內的多家國際市場研究機構預計,在這一熱錢流出的趨勢推動下,人民幣可能會“緩慢而平穩地貶值”。

瑞信董事總經理、亞洲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則提出了人民幣貶值趨勢形成的另一個關鍵原因:中國當局對“人民幣貿易加權匯率”,而非單純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關註,將是影響中國政府管理人民幣匯率方式轉變的重要因素。

所謂的“貿易加權匯率”,實質上就是指人民幣對包括美元和歐元等貨幣在內的“一攬子貨幣”的匯率變化及其間的相對匯率價格。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的研究顯示,過去半年多時間以來,由於美元對全球其他貨幣的強勁升值,與美元匯率保持大致穩定的人民幣,因此而出現了對一攬子貨幣“有效匯率”飆升的情況:短短半年內人民幣有效匯率升值了9.5%之多,已經對中國出口乃至制造業盈利產生了負面影響。

但對於正處於結構調整關鍵階段,而且經濟複蘇形勢遠不如美國的中國而言,因長期“釘住美元”的匯率管理慣性下而被迫呈現的“貨幣強勢”,不僅正在令出口和制造業付出代價,而且令整個金融體系承擔著日益沈重的“匯率護盤”壓力。

張明的觀察顯示,在2014年下半年,盡管人民幣已面臨顯著貶值壓力,但央行依然在匯率市場中持續進行反向幹預:這體現在央行所影響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不斷升值,與市場交易價格不斷逼近匯率浮動區間下限的反向走勢上,而這一“逆勢護盤”的代價,則是金融機構外匯占款金額連續數月高達千億美元規模的下滑。

“央行行為的拐點大致發生在2014年12月上旬與中旬之交”,而人民幣匯率跌幅的加劇也正是從此時開始,張明認為這表示央行開始降低幹預規模,從過去的“反向操作”變成了更多的“順勢而為”。

從“出口導向”向“雙重目標”轉型

基於幣值穩定而形成的“貨幣信譽”,正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入場券”。

在全球通縮的陰雲下,各國推出寬松政策自救,以此引發的“匯率大戰”一觸即發。而中國央行這一行為模式的改變,也迅速被市場各方做出了種種解讀:從資本外流的壓力,到政府當局對經濟局勢判斷的變化,每一家機構投資者和市場觀察者,都試圖從種種蛛絲馬跡中推測出中國央行的下一步舉措,並做出自己可能的應對。

出於對貨幣貶值所帶來的負債成本的擔憂,碧桂園、恒大等地產企業紛紛發行新的融資票據以“置換”或償還前期的短期美元融資;而在近期的中國平安的大宗交易中,以外資為主的QFII席位成了最大的賣家。

國際投資機構的主管們也開始擔憂,一旦央行流露出不再為人民幣匯率“護盤”的意向,短期內資本外流的加劇會對股市和債市帶來新的沖擊。

然而對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趨勢變化有著多年觀察與研究的張明並不認同這種看法。在他看來,外資機構之所以對人民幣的匯率調整走勢感到恐慌,關鍵在於並不理解中國政府貨幣政策的“底線”。

“自2009年央行確定了人民幣國際化作為重要的貨幣政策取向之後,在匯率管理上的政策思路就發生了重大轉變。”張明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在此前20年多以出口為導向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下,央行傳統的人民幣匯率管理目標是“適當低估人民幣匯率,以保證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

但自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爆發之後,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趨勢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目標確立,使得人民幣匯率管理的目標從過去主要為出口競爭服務的“適當低估”,變成了註重出口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並重的“雙目標戰略”。

在這一雙目標的政策取向下,簡單的匯率貶值雖然能夠增加出口產品價格競爭力,但是並無益於人民幣在動蕩的全球貨幣體系中,建立起自身獨特的“貨幣信譽”——而這一基於幣值穩定而形成的“貨幣信譽”,正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入場券”之一。

與此同時,在中國正在經歷的經濟結構轉型中,無論是從前期的“出口導向”向“消費導向”的轉型,還是對過剩產能和影子銀行體系的限制與約束等現實需求,都決定了中國央行不可能再度大規模“開閘放水”,並通過大規模的貨幣寬松而推動匯率貶值趨勢。

基於以上分析,張明認為中國央行在下一階段會根據國際貨幣環境的變化,而對現有的匯率管理目標進行適當貶值的“微調”,但201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很難出現超過10%的大幅貶值。

“在全球貨幣對美元普遍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和強勢,將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強大推動力。”張明認為,中國經濟7%增長及相應的貿易順差、中國政府對資本賬戶的適當管制以及來自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等,都會成為人民幣在2015年“相對強勢”的重要影響因素。

但他同時坦承,在全球貨幣競相貶值的背景下,維系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相對強勢代價同樣很大,“可能對出口增長和就業方面帶來很大壓力,這就需要央行去權衡其中的利弊。”

新常態下的“政策中性”與“相機決策”

央行將實現人民幣匯率管理靈活的“雙向波動”,與基於“社會融資規模”穩定而帶來的幣值穩定。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曾表示,2015年對於匯市來講必然是“不平靜的一年”。大波動、超預期,仍是後量化寬松時代不可忽視的風險。

而在這一“兼顧內外”的雙重政策目標背景下,央行降息、降準等一系列在常規政策環境下被視為“貨幣寬松”的政策取向,也因此而被貨幣政策當局貼上了“中性政策”的標簽。

在這一新常態下的“政策中性”思路下:央行一方面因外貿順差放緩而帶來的基礎貨幣投放不足的現實變化,通過降準和再貸款等形式補充金融市場流動性;另一方面則通過降息等政策繼續推動金融體系內以利率市場化改革為核心的市場機制變革;同時順應市場趨勢引導人民幣匯率適度貶值,以維系長期依賴於出口增長而形成的經濟增速,並重塑人民幣對“一攬子貨幣”的合理匯率比值。

這意味著“調結構”“保增長”和人民幣匯率“再定位”等一系列政策目標,均須在已有的貨幣政策“工具籃”中加以實現,同時央行還必須時刻關註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內的最新變化,以及資本外流等影響國內市場流動性的因素,並隨時做出有效應對。

為此,貨幣管理當局不僅充分調動起過去數年中所創設的大量新型貨幣政策工具,如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等,而且在貨幣政策管理的理念和模式上也大大突破了原有的“路徑依賴”。

就在本屆兩會期間,無論是央行副行長易綱對人民幣雙向波動“新常態”下匯率穩定的判斷,還是央行行長周小川對M2增速“不必過分強調”的提示,均顯示出央行政策決策者們對貨幣政策和匯率管理機制不同於過去的新思路。

而這一政策思路,按照熟悉央行管理理念與思路變化的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的說法,就是在確定了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之後,央行將根據貨幣供應量增長和社會利率水平等多重因素,選擇不同的貨幣政策傳導和實施工具,並進行“相機決策”。

綜合各方信息判斷,這一“中介目標”,很可能是央行近年力主納入貨幣政策調控目標,並取代M2的社會融資總量指標。

在這一新型的“社會融資規模”中介指標下,央行的貨幣政策突破了過去“內外有別”的國內金融機構和外匯管理分離的管理模式,變成了“內外打通”的一盤貨幣棋局。

而在這一新的“貨幣棋局”中,人民幣匯率管理靈活的雙向波動,與基於社會融資規模穩定而帶來的幣值穩定之間,不再是過去央行必須做出“非此即彼”選擇的一道兩難選擇題,而是可以相互配合的“政策雙翼”。

從某種意義而言,未來的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管理模式下,因應國際貨幣環境的複雜變化而更加靈活的匯率波動,和基於“社會融資規模穩定”而形成的貨幣價值穩定,將成為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常態之一。

在這一新型的貨幣政策管理模式下,一個更加穩定而靈活的人民幣匯率體系,也將更能夠像史蒂芬·羅奇所寄予厚望的那樣,在因動蕩而失序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承擔起比1990年代末更加重要的“穩定匯率”的大國角色,並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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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嶽靠二十年經驗 成功改造富邦華一銀 富邦站穩中國金融市場的神祕王牌

2015-04-13  TWM
 

兩年多前,富邦合併華一銀行後,已領先台灣同業在中國金融市場站穩第一步,去年稅後淨利逾新台幣二十億元,較前年成長超過五成,未來業績能否持續成長,就要看富邦華一銀行行長詹文嶽的操盤功力了。

撰文‧梁任瑋

摩天大樓櫛比鱗次的上海浦東陸家嘴,是中外資金融業在上海設點的必爭之地。走進位於浦東南路的富邦華一銀行陸家嘴旗艦分行,裝潢體面的貴賓理財中心,有著咖啡店才有的柔和燈光與沙發座椅,與街道上匆忙、嚴肅的金融圈形成強烈對比。

二○一二年底,富邦金控與台北富邦銀行取得上海華一銀行八○%股權,成為唯一在「兩岸三地均擁有銀行子行」的台資金融機構。據富邦金控高層透露,入主兩年多來的首要任務,是傾全力把資源投入在兩件事情上。

第一是提升銀行內部數位化的硬體設備,以加速服務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富邦銀行在台灣經營財富管理市場的軟體服務複製到中國,而陸家嘴分行,正是富邦華一銀行嘗試在中國提供客製化金融服務的第一步。

華麗變身 硬體和服務兼具第二則是嘗試跨界服務。「要比據點規模,台灣金融業者拚不過中資銀行,但比貼心服務,台灣絕對有競爭優勢。」富邦華一銀行高層指出,中國人口眾多,當大量的金融需求湧入分行,第一線的服務人員很難持續提供好的品質;相對來說,中高端客戶的服務缺口,讓富邦華一銀行找到了切入的利基點,因此打造「咖啡銀行」、「藝廊銀行」、「書店銀行」的氛圍,是富邦華一銀行新的定位。

富邦華一銀行在中國有十八個據點,雖已是台資銀行在中國家數最多的,但在中國四十一家外資銀行排名第十一,市占率還是很小。

攤開剛公布的富邦金控一四年財報,富邦華一銀行去年僅貢獻富邦銀行五%獲利,比率雖然不高,但透過去年富邦華一銀行持續建構軟硬體基礎設備,並調整華一銀行的投資組合與資產品質,目前看來整體資產品質穩定,包括第四季逾放比下降至○.八九%、壞帳覆蓋率提高到二八二.三%,顯示富邦華一銀行體質上已有明顯轉變。

而推動富邦華一銀行改革的幕後推手,就是去年初接任富邦華一銀行行長的詹文嶽。

口才絕佳、邏輯清晰是詹文嶽給人的第一印象。出身外銀花旗銀行的他,當年與李鍾培、韓蔚廷等「小花幫」跟著「師父」──外銀教父陳聖德跳槽中信金控;之後又隨陳聖德轉戰淡馬錫在中國投資的富登金控,並以富登代表的身分,進入中國民生銀行工作,從此踏上中國金融市場,深入了解當地金融界文化。

不論人脈與經驗,詹文嶽都是台灣金融業中極少數有中國經驗的高階經理人,也因此四年半前,被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延攬,一二年底富邦合併華一銀行後,據了解,「是Dennis(詹文嶽英文名)自告奮勇,主動向蔡明忠爭取出任富邦華一銀行行長。」被視為富邦蔡家搶灘中國金融市場的頭號戰將。

戴著黑框眼鏡,總是穿著合身西裝的詹文嶽,全身散發都會雅痞的品味。據了解,此次陸家嘴旗艦分行的時尚設計,就是他的心血,「富邦華一銀行的裝潢就是典型Dennis的風格。」同業形容,富邦華一銀行的分行面積不大,卻有台灣富邦銀行二.○版的味道,走入分行可感受到台灣特有的親切感,目標就是要吸引上海金字塔頂端的客層。

累積近二十年的兩岸金融業經驗,是詹文嶽得以帶領富邦華一銀行在競爭激烈的中國金融市場突圍的關鍵。富邦金控的高層透露,詹文嶽的工作經歷使他成為台灣金融界的中國通,也是很多法人在解讀中國政治經濟政策的諮詢對象。

「他分析中國金融市場,總有自己獨到的觀點。」一位美系外資分析師舉例,陸家嘴分行四月十日將舉辦開幕儀式,外界認為富邦應該要趁機好好在中國宣傳品牌;但詹文嶽卻認為,現在中國正在「打奢」,如果太過高調,反而會造成負面形象。「這種『眉角』,只有長期融入中國市場的人才懂得拿捏。」熟悉他的金融業者透露,這正是詹文嶽細膩之處。

兩大挑戰 皆「非操之在我」然而,富邦金在中國金融市場也並非毫無挑戰。藍濤亞洲總裁黃齊元說,富邦金雖然是台灣金融業的先鋒,但進軍中國的時機剛好面臨中國經濟成長趨緩、中小企業與房地產放款品質欠佳的結構性問題;受限台灣法令無法與時俱進,在金融創新服務上不如中國有彈性,使得富邦金這幾年在中國所投入的新業務,效益被迫打了折扣,例如發展網路銀行,還有很大努力空間。

黃齊元表示,中國絕對是台灣金融業者不容忽視的市場,在金管會積極推動台灣金融業「南向」打亞洲盃的政策氛圍來說,富邦希望透過「西進」策略,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富邦華一銀行短期目標是擴張版圖到其他城市,每年獲利成長率達一○%。」三月三十一日富邦金法說會上,特地從上海回台參加的詹文嶽喊出願景,看得出來他對中國金融業後市仍相當樂觀。

儘管蔡明忠找來詹文嶽這張王牌,搶攻中國金融業商機,已率先鳴槍起跑,但接下來仍面臨兩個挑戰:第一是中國經濟調整的結構性問題;第二是台灣對第三方支付的法規能否跟上時代潮流。富邦金控在上述「非操之在我」的變數中,能達到多少投資效益,就看詹文嶽的操盤功力了。

富邦華一銀行

成立:1997年

董事長:洪佩麗

資本額:人民幣21億元

主要業務:個人金融、

企業金融

中國據點:18家

近兩年稅後淨利(人民幣):● 2014年4.22億元● 2013年2.77億元

詹文嶽

出生:1963年

現職:富邦華一銀行行長兼財務總監經歷:花旗銀行(台灣)副總經理、中國信託執行副總經理、

富登金控董事總經理

學歷:美國喬治城大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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