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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騙子」歐陽坤、丁海森、盧俊卿們能夠如魚得水? 東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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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句話常被中國年輕人拿來鞭策自己。一句是「出名要趁早」,一句是「三十而立」。他也不例外。出生在河南原陽縣一個普通家庭的他,18歲中學畢業 後進入民營影視學校,並開始積極尋找演出機會,20歲時就曾志偉等香港明星一起演了一部戲;21歲即畢業當年在成立自己的影視公司,並開起一間影視培訓基 地——雖然辦了兩屆就關張大吉了,但他的野心更大;25歲時搖身一變成為奢侈品行業的「專家」,而真正讓他覺得找準方向的,是以「世界奢侈品協會中國代表 處CEO」的身份在國內開疆拓土:製作榜單、會展、諮詢,以及在全國各地發展「世奢會中國Club會所」,30歲的時候他已經成為「知名人物」,頭銜多到 自己都數不過來(當然大都是自封的)。

他是誰?毛坤、毛紹坤、歐陽坤、毛歐陽坤…沒錯兒,《南方週末》的封面報導告訴我們,這是同一個人。而他聲稱根據風水師的指點改叫「歐陽坤」,正是 2008年30歲時。他希望自己飛得更高,可能骨子裡又覺得改姓氏是對祖宗的不敬,所以雖然對外的名字是歐陽坤,身份證上的名字卻是「毛歐陽坤」——一個 多麼性感又糾結的名字啊!

故事如果只講到這裡。歐陽坤或許也可以視為一個典型的有著「中國夢」的普通中國年輕人的標本,當年的「屌絲男」現在專門在富人圈裡做生意,多麼勵 志。可是,4年後的2012年,他的真實面目被揭開了,即所謂的「世界奢侈品協會」其實是「廉價」的,只是他牟利的外衣和工具,他為了使這一切看起來逼 真,一開始就用心良苦註冊離岸公司等。

一時間,他被貼上了「騙子」等標籤,成為人們嘲諷和對象。

沒錯兒,他虛假的教育經歷是在騙人,自己炮製出來的各式頭銜也讓人不齒,打著NGO名義卻幹著「收錢就讓你上榜單」的勾當讓人憤憤不平。可是硬幣的另一面是,他為什麼能夠「成功」,以至於他在奢侈品行業那吹起的大泡泡直到第十個年頭的現在才被戳穿?

值得玩味的是一些媒體,當年把歐陽坤視為行業明星,對他發佈的榜單甚至做過長篇累牘的解讀,但現在又義正詞嚴怒斥其所作所為。更好玩的是一些企業,明明知道所謂的「世奢會」名不副實但卻選擇沉默甚至交錢上榜。

說白了,在現階段的中國,世奢會有著誕生和野蠻生長的肥沃土壤。就算沒有歐陽坤,也會有慕容坤、司馬坤出現。這讓我想起來兩個人,一個是盧俊卿,一個是丁海森。前者是因女兒「盧美美」炫富而被挖出來的一名政商掮客,,其執掌的「世界傑出華商協會」——一家在香港花1萬港幣註冊的皮包公司,在內地搞 「論壇經濟」到風生水起;後者的頭銜也是讓人目不暇接:《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中文版總編輯、《世界經理人週刊》和《世界企業家》總編輯,他甚至還自己註冊 了聽起來很酷的《華爾街郵報》,而所有這些名號都是為他的斂財工程「世界品牌實驗室」開路和服務的,這是一家借經濟學家蒙代爾,同樣以搞論壇和如「亞洲 500強品牌排行榜」一類排名為主的商業機構。

盧俊卿的致富路徑被曝光後,他覺得自己很委屈。而丁海森呢,15年前媒體開始揭露其騙局,但直到今天,他仍然活得很滋潤,值得關注的的仍然是莫過於 一些媒體,明明知道丁氏排行榜真相,有時卻還是會去領獎,作為在傳媒行業品牌實力的一項榮譽。丁海森一邊經營著自己的「品牌」,一邊偷著樂,現在他旗下 「雜誌」的數目更多,不久前還搞了一個「中國10大超級豪宅排行榜」。

很明顯,不是我們的智商不夠高,不是我們的甄別能力有限。在消費主義盛行,和「重名號、輕內在」的商業文化中,排行榜上的虛擬名次,和以「最XX」 為噱頭的各式獎頂,有時像偉哥、有時則像大麻一樣為從下至上的市場主體所尊崇;而當有政府官員來為這些排名捧場或有意無意「正名」時,整個國家就呈現出一 種「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的半癲狂半魔幻色彩的特徵。

這種癲狂和魔幻吹出的色彩斑斕的泡泡,就像股市裡的遊戲。交錢上榜者好比上市公司,歐陽坤、盧俊卿和丁海森們便是「股市紅嘴」(相對於黑嘴),收人 錢財,幫人吹牛。但股市是個零和遊戲,靠炒作而噴發的股價終有一天掉頭向下甚至一瀉千里,那時真正的埋單者便是中小散戶,它們對應的是市場上的普通消費 者。當然上述三人當中,盧俊卿要比歐陽坤和丁海森更甚。前者玩轉政商關係,從一開始就是在侵佔公共利益。而後兩者只不過是商海中的「深度鑽營者」,有的時 候遊戲的特徵便是「願者上鉤」。

當「世奢會」成為眾矢之的時,歐陽坤曾拿胡潤說事:「胡潤給中國企業家排名,因為他是洋人,大家相信他,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給世界奢侈品牌排名,大家 就說我是騙子。」這個邏輯乍聽起來有一定合理之處,胡潤也曾說過在他受到威脅時,他的外國人的身份無形中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但如果把胡潤制榜的商業密碼 歸結於他是個外國人,要麼是高估了外國人身份的能量,要麼就是在偷樑換柱。

胡潤當年從和《福布斯》合作發榜,到單獨制榜,到同樣包含有民營企業品牌價值榜在內的一系列胡氏榜單的現在,13年過去了,他榜單這一塊業務的商業 化程度其實還是蠻低的。4年前我和胡潤合作出版一本圖書時,曾有兩三家機構找到我,希望我幫其諮詢一下胡潤是否可以把其中一個或幾個榜單「外包」給他們。

我沒有去幫著打聽,因為我瞭解胡潤是典型的歐洲人的價值觀,視工作為一種樂趣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單純的實現財富積累的工具。但到中國人這裡,一切都 變了,中國人做事非常有目的性,熱衷於「技術路徑」上的「創新」和「突破」,如果像歐陽坤一樣找到實現通達路徑之前的人生幾多崎嶇,就更加注重「投入產出 比」,希望短時間內賺個盆滿缽滿以彌補當年吃過的苦,所以就算再給歐陽坤以機會,他一樣學不來也不會學胡潤那一套。

(本文系週末畫報專欄。上文三張插圖均來自網絡,自上而下分別為歐陽坤、盧俊卿、丁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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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提議徵收「富人稅」,郭台銘為何沒巴菲特有耐心 東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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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最近有點煩。6月13日,又一名富士康(成都)員工再跳樓自殺;5天後鴻海(富士康母公司)的股東會上,郭台銘談及台日關係時一句「願意出資買下釣魚島,與日本一起開發」在民間特別是在中國內地引起爭議,郭台銘很快成為眾矢之的。

真可謂「禍從口出」。暫且不論郭台銘所言釣魚島話題的真偽,如果他是內地的企業家,早就被口水淹死了(當然大陸企業家絕 不會在股東會上談政治)。幸虧他代工的是蘋果公司的產品,罵他們的眾網友們不可能也舍不得抵制iPhone或iPad。事實上他說這句話是順著鴻海參股日 本夏普的話題一時興起說的,而他再談夏普,則是通過描述未來圖景以給鴻海的投資者們打氣,要知道鴻海第一季度毛利率只有6.64%,創下歷史新低。

但這些都不會太過影響郭首富的心情。他最為記掛或說最在乎的,是以馬英九為首的台灣當局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自己當年投票時的預許,而這也是鴻海這艘大船能否順利航行並走得更遠的關鍵因素之一。

現實是令人沮喪的。6月中旬,據台灣智庫公佈的民調數據顯示,69%的台灣民眾認為馬英九已經「失去民心」,連任才一個月的馬英九因為在美國瘦肉精牛肉、油價和電價上漲、證券所得稅(證所稅)等民生問題上的拙劣表現而導致這一結果。

郭台銘此前一直是馬英九的忠實支持者,尤其在台灣超級富豪們因擔心被外界貼標籤及政治獻金等話題而對「站隊」問題很是避 諱時,郭台銘最早公開支持馬英九,且稱「選情絕對不會有變數」,令馬英九小小感動了一把。當然郭氏也有自己的算盤,即一如既往深信「穩定壓倒一切」。關鍵 是他賭對了。

現在馬英九的民意支持率降到冰點,郭台銘應該怎麼做?當年他的前輩、台塑集團創始人王永慶在遇到此類問題時的作法是:沉 默。另一個大佬、香港首富李嘉誠在今年香港特首選舉伊始即支持唐英年,當唐大勢已去時李仍然聲援。當然他也有自己的考慮,一來這樣做彰顯氣節,二來馬上就 要隱退,兒子們以後和新特首梁振英相處融洽就行了。

郭台銘最後選擇的是批評馬英九。所謂「哀其不興,怒其不爭「,在鴻海股東大會上,郭稱「學者沒有實務經驗,學者治國一定 誤國,現在(台灣)是律師治國,做事思維沒有彈性。「說完後他回頭看了一下身邊的律師,說「你不姓馬」,繼而稱,「台灣面臨內憂外患,大家都知道『笨蛋, 問題在經濟』,但是『問題也得要笨蛋聽得懂。」這種非常直接地嘲諷和揶揄馬英九的事無鉅細與死板,於郭台銘而言是第一次,這令台灣各界投來讚許目光,興許 一些先前看不慣他和馬英九「走得近」的其它富豪這會兒豎起了大拇指。

這樣便不難理解6月初的時候郭台銘提出「富人稅」(又稱「分配正義稅」)的初衷和含義。 他的意思是,別征什麼證所稅了,對我們這些超級富豪開刀好了,而據其方案,對全台灣前300名富人徵稅,依比例每年即可徵得180億元新台幣的所得稅。

台灣前「財政部長」劉憶如指責當年郭氏套現鴻海股票10個億才繳了348萬元的稅。但我們卻不能簡單地認為郭氏提議「富 人稅」是「良心發現」。要說良心發現,早在2008年他宣佈將捐出自己九成的財產做公益時就開始了,今年2月他又聯合張榮發、尹衍梁和戴勝益等台灣超級富 豪宣佈捐款共3000億新台幣的高調豪捐,行為。

一切與政治有關。彼時3000億新台幣的豪捐決定更像是在駁斥民進黨「國民黨代表大富豪利益」之戲謔之辭,而如今的「富 人稅」從召開新聞發佈會等形式來看像是在「救馬」——「立法院」有三個證所稅的版本,討論到最後成為一鍋漿糊,甚至劉憶如因此而辭職,馬英九事倍功半、一 籌莫展。

但仔細想一下,簡單粗暴的「富人稅」壓根不具有可行性,暫且不論富豪標準的釐定和其它一些富豪「被代表」後的情緒,而如果當局就此採納,可能會被認為是接受「施捨」而更為凸顯出自己的無能。

如果真的是在「救馬」,那麼郭台銘應該學習下巴菲特在美國呼籲和推進「富人稅」(又稱「巴菲特稅」)的策略和有條不紊的 風格。巴菲特甚至在《紐約時報》發文,標題赫然為《停止寵愛富豪們》,並透露他繳稅的稅率是17.4%,比他秘書甚至公司其他僱員的稅率都要低。2012 年2月13日,美國總統奧巴馬順應「巴非特規則」,提議向年收入達到或超過100萬美元的美國人,施行至少30%的稅率,取代之前15%的收益所得稅率。

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為,郭台銘等不了那麼久了,他急衝沖地想把跌入谷底的馬英九一把拽上來,同時使鴻海投資者們不必為證 所稅所驚慌。但沒想到拽上來的只是一件衣裳。而「證所稅」從提出至今不足一月,台股市值已蒸發超數萬億元。現在證所稅沒有開徵,人們卻擔心更大的驚慌還在 後頭。

而郭氏的行為透露出來的一個重要信號是,他現在對馬政府的信心幾乎全失。未來四年,鴻海或會未雨綢繆,無論在海外還在中國大陸,頻有大動作,以便早日完成全球化產業佈局。

而就提議「富人稅」事件本身而言,也不必斥責其「幫了倒忙」,一個國家或地區拯救中產階級,富豪「自殘」雖說治標不治本,但如果整個富豪群體都「選擇性沉默」,更是一種不健康的生態。從這一點來說,郭台銘的高調和急躁有其可愛和可敬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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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張小報這一年教給我的十件事 東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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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注。嬰兒對任何事物都充滿好奇,他會盯著馬路上的一位靚姐姐,或是她開的跑車車看上十分鐘,但姐姐是姐 姐,車車是車車,他絕不會一心二用,同時打量姐姐包包的款式和車車的型號。同樣,你給嬰兒一個玩具,他要麼不愛、不接,要麼接過來的同時迅速扔掉先前拿在 手上的玩具。專注是成大事的基石,嬰兒正是因為專注才能在短時間內有了各種能力,其實於他而言件件何嘗不是大事。

2、求知慾和模仿力。嬰兒想知道他面前事物是什麼的時候,先是用牙咬,感受它的軟硬和味道,再往後是摔,把任何 東西都摔到地上摔出聲響,聽它的聲音和成色。他能夠輕而易舉學會成人的各種運作和表情,並發現我們容易忽略的微小事物和場景。今天兒子一歲生日,他玩我的 錢包,取出來一張銀行卡後,用左手舉到頭上然後嘴裡發出叫聲。我想了半天,茅塞頓開:他是在模仿我開車進出小區或停車場時打卡的場景。

3、精力充沛,自我驅動。從學會翻身到會爬、會坐,一直到一歲的現在會扶著沙發走路,或是愛上爬樓梯,兒子在每 長一項新本領時,都抑制不住原生態的激動,且每一次嘗試都津津有味樂此不疲。我有時看兒子爬樓梯,從一樓爬到三樓,他就要筋疲力盡,兩隻小胳膊發軟,卻依 然興奮不已,還想再爬。我稱他是一位令我汗顏的「戰鬥型」寶寶。

4、愛憎分明。嬰兒從不吝嗇自己的情感,更不在情感立場上左右搖擺。他喜歡吃母乳,半夜裡聞到媽媽的味道便會將 小嘴探過來;他不喜歡髒東西,如果在車上拉了臭臭後大哭,而你覺得反正有尿不濕包著而且快到家了,他一定會提高分貝抗議。要知道,我們誰也不知道這種不經 意間情感交流上的冷處理式的作法,是不是會潛移默化影響你和他的情感基礎。我們不能嬌生慣養下一代,但不能不去體會他們的「邊際感受」。我們要學習他們, 愛憎分明而不是陽奉陰違。

5、規律和習慣的培養。從兒子滿月開始,他媽就開始培養他規律的飲食和作息習慣,譬如每3個小時一次牛奶,不管 中間怎麼叫喚,一概不理會。不到半個月後,兒子就成了一個小機器人、小鬧鐘,他嗷嗷一叫喚,我們一看表,哦,上次喝完奶粉到現在是2個小時55分鐘了。也 是這個時候,兒子開始每天晚上一覺睡到天亮。對我們來說,能告別月子期間晚上起來N次的苦日子,是莫大的欣慰和獎賞。這種培養方式我們同樣用到了其它方 面。譬如固定時間帶他出去玩,洗澡,或是看卡片等。雖然成人不可能這般機械,但如果能夠養成一到兩項規律性的好習慣,譬如每天讀書半小時,從長遠來絕對是 受益匪淺的。

6、 碎片時間的利用。兒子出生前我覺得小孩子就像皮球,拍著拍著就長大長高了。但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養一個娃遠比想像中要複雜,壓力也要更大。我的工作規劃全被打亂,新寫作計劃悉數完蛋,生活的重心永遠是小報、小報、小報。我知道有一種作法叫做「授 權」,就是把孩子扔給父母或是保姆,自己仍然按部就班做事。但無論滄海桑田,時光倒流,我也不會選擇這種授權:即使我是一個男人,是孩兒他爸,在他三歲之 前,我一定會選擇多陪他。從最壞的角度來說,我停止寫作三年,將來未必不會寫出好作品,但兒子永遠不會再來一遍0到3歲。當然凡事不能走極端,並不是說要 完全和孩子溺在一起。這個時候,碎片時間的利用顯得尤為重要。做事切忌有「儀式感」,應當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瑣屑時間,DO IT NOW。

7、協調關係的藝術。兒子是我們的兒子,但也是我父母的孫,我岳父母的外孫。就好比大家常說婚姻很多時候不單是 兩個人的事,更是兩個家庭的事一樣。在誰來帶孩子、怎麼樣帶孩子等諸多問題上,難免有分歧,有時溝通起來會很困難,甚至產生誤會和摩擦。如何協調各方面的 關係,就變成了一問學問。家家情形各不同,但這門學問的核心技能大同小異:耐心、不同時上場(即不要讓雙方父母都派代表不照顧寶寶)。我們的情形是請一位 親戚帶,開工資。這樣皆大歡喜,而且有話直說。

8、 心境從容。即使身在喧囂的城市裡,儘管工作在「負能量」如滔滔江水的媒體業,做了父親母親,心境也會馬上 改變。你會為一個新生命的到來和成長感到神奇,你會這之前自己在處世上的一些糾結或憤懣而付之一笑。倒不僅僅是「有子萬事足」,而是說寶寶的到來讓你對生 命和生活更珍惜。你會在許多事情上豁然開朗而不再散落一地雞毛,你在面對許多挑戰時會更理性更勇敢更堅毅更從容。最重要的是,你學會了取與舍的權衡。

9、對自由和安全的嚮往。兒子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國內最大的新聞是溫州動車事故,官方發佈的死亡人數是40人。 兒子一歲的前兩天,最大的新聞是北京暴雨成災,官方發佈的死亡人數都有37人。小新聞則是南山奶粉含強致癌物被召回。一年間中國關於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災難 性事件層出不窮,沒有人能夠充耳不聞。你會覺得挺可悲的,你甚至會為這種不安定的環境可能給自己孩子帶來的災難幾率而提前自責。但沒有辦法,我們能做的太 有限了,抑或可以自我安慰說,道德底線無限度的淪陷是在對一個政黨和政權的瓦解與崩塌進行「破壞性開採」,但你又會為這個時間段長短的不確定性而沮喪。這 樣的惡性循環來過幾次後,越來越多力所能及的人想到的是:逃離,起碼是暫時性逃離。

10、為他生一個弟弟或妹妹。兒子每天早上和傍晚都會到小區裡花園裡玩。儘管他現在只有一歲,儘管我們每週末都 陪他,但能感覺出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他在見到別的小朋友時常常開心地尖叫,他渴望與同齡人玩耍或戰鬥,舉手投足間的那種吸引不是我們大人搞搞怪樣子 就能做到的。所以,如果有能力、有條件、有機會,一定要生兩個孩子,不為養兒防老,只為不再讓他們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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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丹麥一週,希望回來時知了不再叫了 東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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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9日-15日到丹麥出差一週,在哥本哈根呆三天。然後會到比隆,全球最大教育玩具公司、「積木王國」樂高採訪,而後去到安徒生的故鄉奧登斯。

最近有些疲憊。全家都生病了。而我的病——耳鳴,令人抓狂。一天24小時耳朵邊都有知了在歌唱,你無法擺脫。

我希望這趟丹麥之旅,能夠調整一下最近焦頭爛額的節奏,舒緩一下自己的情緒。在環境優美空氣清新的異國它鄉,興許知了就飛走了,那將是2012年最令我慶幸的事情之一。

暑假這兩個月。父母在廣州,孩子小,才一歲多。很多時候父母幫我們把孩子照顧得很好,家務也處理得井井有條。但不少時候不少事情,我們依然心累:必須向父母解釋許多東西,關於習慣,關於地域的差異等。父母是敏感的,他們的情緒必須照顧好。

但人就是在不斷磨合和溝通中成長的。我覺得我已經夠幸運夠幸福了。今年有另外一條事情始料未及,給我很大壓力。但一切總會過去,勇敢面對往前走就是。

30而立。2012對我而言果然不同尋常。我不知道怎麼樣就算「立」,但直觀上來講,兒子肯定比我有出息,他年初的時候剛會坐,後來會爬,不久前會扶著走路,再過兩個月他老爸生日的時候,他一定會走會跑、立得很穩,不是嗎。

今年最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是我找到了事業的方向,什麼是方向。你愛一個人,朝思暮想,有的時候即使TA就在你身旁,你也想把TA攬在懷裡或是捧在手 掌心裡。事業也一樣,人會有無數個好的idea,不是每一個都值得、都可以去嘗試,但其中總有一個,讓你能夠吃飯睡覺都興奮,過了一週一個月依然興奮不 已,沒錯,你的方向就是它,做減法,專注於此吧,值得的。

本職工作方面有條不紊地進行。儘管傳媒環境變得很糟糕很糟糕。沒有任何一個時間像現在一樣如白色恐怖般讓人窒息,沒有任何一種舉措,像現在一樣如看 門狗得了天花和霍亂般看起來歇斯底里。但總得往前走,做事最重要。偶爾會慶幸自己的領域是財經與商業,情緒不那麼容易受到傳染。

這些天老是做夢,很多夢很是稀奇古怪,比現實還要夢幻。有一天我甚至夢到自己開始寫小說了,小說名字叫作《知了叫了三十年》,內容是三代人,年齡分別差30歲,他們分別在30歲的整數倍的時候面臨的窘境、內心的召喚,和耳朵裡那個強加給你的知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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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靈珠寶創始人沈東軍聊珠寶行業商業模式 東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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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的定位是做高端珠寶,事實上我可能是中國珠寶行業最早的「價格屠夫」。2000年的時候打出「革命性價格」「把通靈賣空」等煽動性口號,加上「七天無條件退貨」、「假一賠十」以及請公證處公證等措施,使得一時間內萬人空巷,江蘇省外的不少顧客也「打飛的」過來搶購。
我可以這樣做而且還能賺個盆滿缽滿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彼時國內珠寶市場仍處在一個野蠻混戰但又即將破曉的時點,產品價格普遍較高,但服務很差,沒有叫得響的品牌,更談不上什麼顧客忠誠度。

   

但我當「攪局者」的時間不長,就打算轉型。原因是我當時的一位合夥人,受到了正尋思進入中國的比利時最大國際鑽石加工貿易商之一歐陸之星(Eurostar)的一位澳籍華人的啟蒙。我的合夥人對我說,干珠寶這一行當的,說自己沒錢肯定是騙人的,但說有錢又不準確,說到底只是手上有一批貨而已,如果萬一週轉不靈賣不掉就慘了,「如果有一批好貨在手裡就不會慌」。

世界四大鑽石切割中心分別在比利時、以色列、紐約和印度。其中比利時的鑽石品質最佳,戴比爾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鑽供應商,幾乎充當著「全球鑽石央行」的角色,而印度出品則要差一些,中國的珠寶商,包括挑起價格戰時的我都是從印度進的貨。但是消費者不可能永遠處在一種信息不對稱的狀態當中,他們仍然有著對高品質產品的需求。

於是從2001年開始,我們開始和歐陸之星策略性合作,廣告語也變成了「比利時優質切工鑽石」,通過啟蒙消費者識別鑽石,讓他們慢慢接受一個相對較高的價格。但是很快,藍海市場又開始「變紅」,「比利時切工」成為家常或者說標準產品,這個時候你就喪失了定價權,因為你缺乏文化屬性。

去法國學習奢侈品管理讓我意識到一個好品牌應該同時給消費者功能、情感和夢想三方面的滿足。我最後找到的竅門,也可以說我的商業機密,便是「為下一代珍藏」這一定位。把寶貴的東西留給孩子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這種傳承讓你實現夢想的同時,也完成了消費性心理到投資性心理的轉變。

吃透人性方能重拾定價權。在與外資合作事宜上同樣是這一道理。歐陸之星後來不滿足於光做供應商,而希望能夠參股我們。而我一直「打太極」,因為我現金流充沛,又不希望外人進來「指手畫腳」。直到2006年我們準備向全國擴張時,我不知道接下來應該講怎樣的「故事」。在一位諮詢公司朋友的啟發下,我答應歐陸之星入股,他們欣喜若狂。

但我提出組建一個新公司,外資佔30%股份,我們佔70%股份,新公司主攻省外市場,即從零開始。但因為我們在省內也打著合資和國際品牌等旗號,實際上我沾了不少光。

歐陸之星為什麼願意一直和我們緊密合作?他們看重的是中國強勁內需市場和長遠利益。直到2012年9月,因為籌備上市,合資公司和原公司必須合而為一。我們重新劃分利益,最後的結果是歐陸之星再增資1.5億元人民幣,最後佔整個公司15%的股份。

我還提出幾項苛刻條件,譬如「排他性」,即他們在國內不能再投資別的珠寶公司;再如「跟隨大股東原則」,即只有當我未來減持股票的時候,歐陸之星才可以最多同比例減持,且套現上限為1.5億元。他們能答應這樣的條件,令我對之前拒絕掉幾家奢侈品巨頭企業財務性投資意願的行為表示欣慰,而我們也避免了未來出現像雷士照明之類的控股權之爭。

2007年底的我還曾試水珠寶電商。結果我失敗了,交了近一千萬元的學費。但這讓我意識到在互聯網上從零開始打造一個奢侈品牌幾乎不可能。當時我們上馬了一個新品牌專門走電商渠道。起初也想賦予它情感和夢想上的定位,但幾乎起不到什麼效果,上網買珠寶的消費者圖的就是便宜,這導致眾電商打起價格戰。兩年後我選擇退出。現在行業內幾家知名的電商網站,據我所知至今仍很難實現盈利。

(作者係通靈珠寶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兼CEO)

【對話片段】

「勝利者還是京東」

東方愚:你放棄了電商這一塊業務。現在還關注這個領域嗎?

沈東軍:現在珠寶行業一些電商網站,基本全在虧本,沒有盈利的,我早期關注他們,現在已經不關注了。我關注的是大電商。

東方愚:你說的大電商指的是?

沈東軍:整個大的電商的環境,這是我關心的,最出名的就是前面的易購和京東打了一仗,很多人在這個裡面有不同的理解和瞭解,但我覺得,勝利者還是京東。為什麼?它是一個小級別的公司,但把整個蘇寧拉下了水。而蘇寧易購的一個錯誤在於,它應該叫易購,帶上蘇寧二字,雖然一開始對發展有利,但現在就是風險。

東方愚:實際上張近東和孫為民在電商上的野心很大,甚至把自己的競爭對手定位為淘寶,但現在卻面臨這樣那樣的尷尬。

  

「那時候已經確立婚姻關係了」

東方愚:你是珠寶行業最早的「價格屠夫」?

沈東軍:當時的時候,大家都沒有品牌。我創業的時候二十五六歲,那時候恰好戴比爾斯也在中國推廣鑽石,口號是「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我當時在航空公司工作,索性下海,下海後第一份工作,是我開了一個彩擴店,就是幫人洗照片,最早是柯達,實際上是一個加盟店。我加盟他們,給我最大的啟蒙就是知道品牌的價值,還有在品牌的執行如商品陳列上面,在專賣店的體驗上面等。但很快就把它關掉了,因為我感覺那個東西實在沒有什麼創造力,個人可發揮的東西太少了,我覺得我的人生不能這樣。

東方愚:對一個天蠍男來說更不容易接受。

沈東軍:我覺得我應該是指揮一幫人去搞市場,哪怕就是不是轟轟烈烈的勝利,也要豪言壯語的死掉。我岳父是做翡翠,我於是開始進入到這個行業裡面去。

東方愚: 15年前,準確來說是岳父還是未來岳父,哈哈。   

沈東軍:那時候已經談戀愛了,基本確立婚姻關係了。我發動珠寶行業最早的價格戰,自己想了幾個口號今天聽來也是很不錯的,「革命性價格」「將通靈賣空」等,很有煽動性。

東方愚:說白了你就是個壞人,挖個坑,讓別人往裡跳。

沈東軍:應該說,我那時候扮演著今天劉強東的角色。

   

「男人對女人可以一心幾意,對兒子絕對一心一意」

東方愚:你現在的得意之作是通靈珠寶的定位與口號「把下一代珍藏」。

 沈東軍:是啊,這是我的「商業機密」呢。說難聽一點,男人對女人可以一心幾意,男人對兒子那絕對是一心一意的,而且是一家人是三心一意,孫子是四心一意,怎麼說?幾代人為這個孩子,在孩子這個問題上面,它都是一致的,可以這麼說,但是對待老婆這個問題上,他可能是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都有,但是他在孩子上面,他不會認那麼多干兒子並像對待自己親生兒子一樣對待他們。

東方愚:你把人性的弱點看出來,然後講出來,包裝出來。

  

「必須跟隨大股東」

東方愚:說到與外資的合作,我想到我接觸過的兩個企業,都是上市公司。一個叫合眾思壯,它是做汽車導航儀的,老闆叫郭信平,他以前代理國外一個品牌導航,用的是美國的系統,外資合作夥伴很想注資,但一直被郭拒絕、拖著,最後合眾思壯自己做大了,又用了國產北斗的系統,2011年順利上市,原是老東家代言人的姚明跳過來跟了他並用代言費參了股。

第二個案例是深圳的海普瑞,它的第一大客戶是外資醫藥巨頭,這一客戶自己同時在中國醫藥產業深入佈局,未來存在著各種可能性,不排除對海普瑞形威脅。

 沈東軍:這兩個案例非常好,我們和外資的歐陸之星合作,給他制定了非常苛刻的投資條件,他們必須是一個戰略性投資,必須永遠跟隨大股東,他只能賣他當初投進來的,現金投進來的那1.5個億,而後面的股票必須跟隨我。它也不能去投資別人。

東方愚:我也跟吳長江聊過,雷士照明扯皮到現在,多敗俱傷。

   

「我不幸福」

東方愚:問你一個流行問題,你幸福嗎,哈哈。

沈東軍:我不幸福。人的生活分為四個生活,又是一個平衡,才是一個幸福。第一個生活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兩性生活和靈魂生活。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是往上走的,我是同時的,其實今天中國人很多人都富了,包括我自己在內,我也富了,我們在座的人生活條件都不差,但是你幸福嗎?大部分人回答是否定的。靈魂生活是橫跨生和死的,它是解決我們今生和來世的問題。   

   

欣賞海底撈

東方愚:你對國內外的企業家樣本,有誰比較欣賞?

沈東軍:我比較欣賞的海底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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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秘訣是陰陽理論」——丹麥首富家族成長路徑 東方愚

http://www.zhanghua.cn/?p=5015
  小積木裡蘊藏大生意,長出一個資產達數百億元的丹麥首富家族。這一家族企業的管理方式是汲取東方智慧的「陰陽文化」,這一哲學浸透於家族對企業的收放之間,並曾使其度過倒閉危機。它現在正加緊在這一文化的發源地——中國進行佈局。

2012年9月中旬,樂高樂園(LEGOLAND)在馬來西亞開張。除了過山車等娛樂設施外,運營方用超過3000萬塊積木搭建了許多全球知名建築的微縮模型,包括中國的萬里長城等。

正在加快亞洲市場開拓力度的丹麥樂高集團是世界上第三大玩具製造企業,也是全球最大的積木玩具生產商。它催生出一個首富家族——克伊爾(Kjeld Kirk Kristiansen,企業內部員工習慣稱他為「KKK」)於2008年成為丹麥新首富並蟬聯至今,其在2012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的財富為60億美元(約380億元人民幣)。

但在2004年的時候,樂高集團差點倒閉了。這是怎樣的一間北歐家族企業,其成長路徑和管理方式有何特色,又是怎樣絕處逢生,並如何在亞洲特別是中國跑馬圈地的?

「要出類拔萃,但不可鶴立雞群」,從樂高與樂高樂園擴張的步伐中均可看出克伊爾德不慍不火的風格。 (東方IC/圖)

 

危機後退居幕後

「你們被解僱了。」克伊爾表情嚴肅,大步流星走進辦公室,對樂高公司「二把手」的首席運營官,以及產品開發部門的負責人說。

這是2004年1月的一天。按道理,聖誕剛過,歡樂應該尚留餘溫。但作為全球知名的玩具公司,樂高卻籠罩在陰鬱中——2003年,樂高出現第三次虧損,營收下降25%,全年虧損額達到史無前例的2.3億美元(約合19億元人民幣)。

樂高怎麼了?這家創辦於1932年的丹麥公司,靠著小小積木,到1990年成為世界十大玩具製造商之一,1999年被美國《財富》雜誌評為對人類生活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世紀玩具」,它到底得了什麼頑疾?

「樂高最大的問題是其產品,它必須想出新辦法吸引孩子們玩積木,或者利用這個強有力的品牌來開發新遊戲。」當時的丹麥《商報》這樣評論稱。

是樂高變得老氣,在科技時代有點不適應了嗎?顯然不是。2002年樂高還和好萊塢電影公司合作,以《哈利·波特》和《星球大戰》為基礎開發遊戲,吸引孩子們用積木建造「酷角色」。

「樂高偏離了它的根基,耗費過多精力到銷售哈利·波特公仔之類的文化衍生商品上。」出生於1948年的克伊爾這樣解釋樂高「敗走麥城」的原因,他是家族企業的第三代掌門人。

一家玩具公司生產銷售一些衍生商品就算偏離了主業?聽起來有些怪。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教授羅森維(Phil Rosenzweig)反駁道,「樂高又不是進入了銀行業!通用電氣在20世紀80年代出售了小家電等傳統生意並大舉進軍金融服務業,結果它的業績很好,今天通用電氣40%以上的利潤來自於此,可是沒有人說它偏離了主業!」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2012年9月13日,樂高集團CEO揚(Jorgen Vig Knudstorp)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回憶道:一來,此前樂高在美國、德國和英國建造了規模宏大的主題公園,耗資大、收益低;二是,樂高全球擴張的速度很快,而克伊爾在「統一他們的步調,不讓他們向不同方向自由發展」等方面的掌控力以及溝通協調能力不盡如人意。

揚曾在國際知名諮詢公司做高管,2001年被克伊爾「挖」到樂高任職;2004年10月,克伊爾向樂高補充了1億美元的個人資金,並向管理層力薦揚接替他任CEO,他自己則從此退居幕後。

北歐家族企業的傳承大都選擇經營權交給職業經理人,家族只擁有所有權。而克伊爾在CEO的位置上幹了25年。這樣來看,對玩具這一祖傳產業有著濃厚興趣的克伊爾有些「另類」,他把生產玩具的樂高作為自己鍾愛的玩具,不願讓「別人」過早「插手」,直到有一天他不得不這樣做;回頭來看,此次危難亦是契機,克伊爾得以讓樂高進入一個全新時代,而自己有機會體驗另一種角色的人生。

在樂高集團現在的架構中,監事會成員有7人,其中只有兩人是克伊爾的家族成員。理事會以CEO揚為核心,他有絕對的話事權,與CMO、CFO、COO等一起負責企業日常運轉。

一下子從一線退居幕後,克伊爾有些難以適應,一開始,他頻繁和工人、設計師以及其他中高層聊天,想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做什麼。他太愛樂高了,「現在他仍然會來,只是不那麼經常。」樂高總部的一名設計師站在白色的創意屋(Idea House)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而作為老闆和職業經理人,克伊爾和揚之間的關係也頗有意思。

「克伊爾對現任管理團隊很放心。我們倆的性格不太一樣,但我們相處得很好,經常一起出差,把對方看作朋友或家人。」揚向南方週末記者如此描述。他講述了他們之間一次記憶深刻的衝突——那是在揚加入樂高不久時,在對樂高主題公園的處理事宜上,揚認為應果斷「斷臂」以償還債務,且主張將之完全出售,而克伊爾主張自己一定要成為管理樂園的新公司的股東。最後,樂高在主題公園的新公司中佔有36%的股份,處於控股地位。「現在看來老闆是對的。要知道主題公園是消費者可以盡情享受我們產品的地方,如果完全失去控制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揚說。

現在,克伊爾和揚的見面頻率仍不算低,一週一次,只是聊天氣氛比較輕鬆,就像朋友一樣。有時揚要出差到一些「充滿憧憬的市場」,譬如中國,克伊爾也跟著一起去。

揚沒有辜負克伊爾的信賴。2005年樂高即扭虧為盈。2012年上半年的營收為91億丹麥克朗(約合91億元人民幣),相比上一年同期增長24%,淨利潤為20億丹麥克朗(約合2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5%。

代際傳承

丹麥是「安徒生童話」的故鄉,樂高讓全世界的孩子們用積木搭建各種童話世界。事實上,當克伊爾做木匠的爺爺——樂高集團的創始人奧勒(Ole Kirk Kristiansen)——於1932在丹麥比德隆小鎮的一間雜貨舖做出第一件木製玩具時,他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自己正開始締造一個家族的商業傳奇。

彼時歐洲經濟不景氣,奧勒的鋪子接不到訂單,只好辭掉工人。也是這一年,奧勒的妻子去世,留下四個孩子。但是他並沒有喪失生活的勇氣,一次得到行業協會的建議,決定將未來的方向定位為生產孩子們玩的玩具。兩年後,他給自己的公司起名「LEGO」,取自丹麥語「Leg-Godt」,意思是「玩得好」。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丹麥被德軍佔領。丹麥政府禁止進口玩具,也禁止在玩具中使用金屬和塑膠,這對樂高的木製玩具而言皆為利好。正當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時,一場火災使工廠付之一炬。但奧勒在家人和僱員的幫助下,決定從頭再來。

直到今天,奧勒的這股韌勁,依然充斥在樂高的企業文化當中。克伊爾對產品質量近乎苛刻的管控,也來自上兩代人的言傳身教。奧勒在亂世當中發戰爭財,有人建議他賺錢第一,但奧勒拒絕這樣做。一個至今在樂高集團內流傳甚廣的故事是,當年奧勒的兒子兼幫手哥弗德(Godfred Kirk Kristiansen,即克伊爾的父親)有次在給一批木鴨子玩具噴漆的時候,原本應該噴塗三次,他只塗了兩次。事後他向父親「表功」稱節約了成本,未料到當場遭到呵斥,「趕緊去取回那隻鴨子,塗上第三次漆後再給客戶送過去。」

在樂高在丹麥比隆德總部的工廠裡,南方週末記者從一台機器的機身上看到一張關於製造工序及規格的示意圖,上面標明顏色要經過四次噴塗,而尺寸的誤差容忍範圍是「±0.2毫米」。

樂高玩具從1948年進入塑料時代,十年後樂高顆粒誕生,即不再生產現成玩具,而是提供無限拼砌可能。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劃時代的產品,孩子的想像力得以釋放。也是在這一年,奧勒去世,哥德弗接班。

奧勒時代的樂高玩具主要是鴨子、小貓、小雞、猴子,以及拖拉機、卡車等「農耕特色」風格的造型;而到了第二代,各種奇特的跑車玩具成為主要產品,這是由於彼時歐美汽車工業飛速發展,而哥弗德本人也是「愛車一族」;到了克伊爾這一代,樂高積木已經非常成熟,玩具種類、造型完全由想像力主導。

一些成年人甚至也成為樂高迷。BBC(英國廣播公司)主持人詹姆斯·梅(James May)曾按照1:1的比例,用330萬塊樂高積木搭建起一個高6米的兩層小樓,裡面有客廳、臥室、衛生間和浴室,且皆可正常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迄今已有80年歷史的樂高,從未進軍過主業之外的其他行業。即使樂高與好萊塢眾公司合作密切,華納兄弟甚至在拍一部以積木為主題的電影,但樂高至今也無意成立自己的電影公司;對於未來是否會進軍影視娛樂業,南方週末記者向樂高集團幾位高管發問,得到的答覆都是「NO(不會)」。

樂高現在是「兩條腿走路」,一條即為樂高玩具,另一條為樂高教育。樂高教育是一個獨立的子公司,以積木為依託,在全球開展一系列關於想像力建構的培訓和活動。樂高教育董事長雅克布(Jacob)對南方週末記者稱,「樂高機器人大賽」如今同樣讓中國的無數青少年著迷;樂高教育中國負責人陳誌慶稱其還與中國教育部合作,啟動了「技術教育創新人才培養計劃」,這些業務皆由樂高教育中國總代理北京西覓亞科技有限公司操盤。

「中國是建功立業之地」

2004年上半年,當樂高上下都在自我檢討時,其「生化戰士」系列玩具剛剛進入中國,總代理商是廣州智樂商業有限公司。這是一家代理兒童品牌的貿易公司,1994年即開始代理樂高玩具。

「生化戰士」玩具在中國的大賣,使得中國玩具協會向其頒發了「2004年度『玩具之星』大眾獎」,但忙著給管理層換血和大裁員的克伊爾不可能有時間專門研究中國市場——樂高的全球前兩大市場分別是美國和德國,三大生產基地分別設在丹麥、奧地利和墨西哥,2004年中國市場的收入在總收入中的佔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一直到2009年,樂高才在中國內地設立了辦事處。一方面是由於樂高業績重回高點,管理層得以繼續推進全球戰略,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俄羅斯成為了樂高的第三大市場,給克伊爾以及揚等人以不小的刺激。「這使人們更加關注發展中國家市場。」揚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樂高中國區負責人姚思鵬(Esben Stark Jorgensen),他是丹麥人,被派到中國後入鄉隨俗起了這個中文名字。其位於北京三元橋一間寫字樓裡的辦公室的牆上,貼著樂高中國辦事處剛成立時代理商送的字畫「一帆風順」。2012年10月15日,他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不斷提及「中產階級」「80後家長們」等字眼。如果現在再有人送他字畫,或許「鵬程萬里」更合適些——過去三年樂高中國的銷售收入年均增速超過50%,在樂高集團內部備受矚目。

「中國是建功立業的地方。」樂高集團一位熟悉中國業務的華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據他透露,中國內地市場在樂高整個棋局中所佔份額相對而言非常之小,但「由於增速很大,未來不可小覷」。樂高集團不願透露在華的具體銷售收入數字。

當然樂高在中國不是沒有挑戰。其產品全為進口,價格相對較高;此外在本土化策略、消費者認知度和營銷渠道的創新力等方面皆有待加強。

目前,樂高正在討論未來5-10年裡在亞洲設立生產基地,但是否設在中國,並不確定。不過,有趣的是,由於市場盛傳樂高確定將在中國設廠,他們每週都接到許多電話:「一些中國的地方政府競相邀請,問是否可考慮到他們省市投資。」

如果在中國設廠,揚將信用問題視為他們在中國將會遭遇的挑戰。「生意夥伴、政府部門必須和我們一同信守承諾。每個國家都有官商勾結、商業賄賂的醜聞,我們絕不沾染,這是前提,也是一個全球通用的行業準則。」

但無論如何,中國對樂高來說都是極為迷人的。「我相信終有一天中國會成為樂高最大的市場。」揚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認為,就整體而言,中國市場現在還不足夠大,真正的井噴「還在後頭」。

十年後這一目標會實現嗎?「可能需要二十年,我們做好了奮鬥三十年的準備。」他說。

顯然,這也是老闆克伊爾的理念。如果說他的祖父輩和父輩在產品質量管控和創新等商業原生性層面經歷豐富、建樹頗豐的話,他這一代的成績則同時集中在企業管理理念等「軟實力」的夯實上。

克伊爾的秘訣是什麼?他畫出一張太極圖,稱自己做管理靠的是「陰陽理論」,而樂高的發展由一種「陰陽文化」支配。

這一理論一共有11條原則,分別是:和員工親近,也要保持適當距離;要出類拔萃,但不可鶴立雞群;向員工展示信心,同時讓他們感受到存在感;有容忍心,但要牢記處理事情的方法;對自己負責,同時忠於企業願景;工作要精細,計劃須靈活;勇於自我表達,但要注意策略;要有遠見,同時腳踏實地;關注輿論,但不為其所累;要有活力,但要三思後行;自信而謙遜。

克伊爾最近一次來中國時,除了與揚一起與商業夥伴會面,還跑到大中城市的百貨商場研究入駐的玩具品牌,他們甚至花時間專門到市場上研究山寨樂高的產品。事實上早在2001年,樂高就曾在中國和仿冒者打過官司。

這一丹麥首富家族希望以自己的方式繼續生長。幾年前,克伊爾獲丹麥公主頒發的「安徒生大使」稱號時,他說,他以樂高積木像安徒生童話一樣「說著一種全世界人都能聽得懂的共同語言」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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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讓,但不必刻意——《荷爾蒙經濟學》之潘石屹與張欣 東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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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我一次到北京,新浪搞了個「第一屆新浪博客大賽」,我是商業評論組的獲獎者。潘石屹是頒獎嘉賓之一,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不過,與之他在媒體上形象不同的是,面前的潘石屹有些憔悴,其它嘉賓開一些玩笑,他勉強擠出一絲笑來。

到後來我才知道,那個時候是潘石屹一生中低谷時點之一——他被當年幾個創業夥伴起訴的事情剛造一段落,和妻子張欣的感情又出現了危機(據稱是有第三者插足),兩人走到離婚邊緣。他們共同執掌的SOHO中國的高管們,甚至開始權衡一旦潘張二人離婚後自己的去留和出路問題了。

婚姻對潘石屹來說就像一個魔咒,他需要它,但是又為它頭疼。如果兩人真離了,40歲出頭的潘石屹第三次婚姻則宣告失敗。

二人後來重歸於好。不過,這次危機對他們的震動甚大。此後不久,潘石屹和張欣都皈依了巴哈伊教。巴哈伊教是從伊斯蘭教分出來後形成的一個新宗教,在中國被稱為「大同教」,後來更名為巴哈伊教。它呼喚教徒注重精神層面的東西,但並不排斥物質追求,它同時強調家庭的價值。

與其說SOHO中國的成功歸功於精其準定位,不如說得益於潘石屹和張欣之間的相處方式;這並不是說他們之間的合作是多麼天衣無縫,而是說他們一直以來尋求相處之道和角色搭配時的磕磕碰碰,常常「無心插柳柳成蔭」般推動企業完成了一次次轉型和蛻變——儘管有的時候局勢看起來甚為不妙。

 

 

兩次危機

「我們這個社會太強調成功,不夠重視家庭,別讓事業佔據你太多的時間,別留給家人太多遺憾。每天的早餐,每天的晚飯,每一個週末都是屬於家庭的。」

這是2011年5月9日,母親節,張欣在微博上寫下的一段話。

就像人和地產的戴秀麗嫁給英國丈夫後隨夫姓,改名為秀麗·好肯一樣,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張欣嫁給潘石屹後不久隨夫姓,更名為潘張欣。你看SOHO中國的財報上,沒有張欣,只有潘張欣。不過為了不拗口,咱們還是叫她張欣吧。

46歲的張欣和大她一歲的潘石屹是中國企業界一對明星夫妻,他們之間的婚姻,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第一代創業者中間,非常富有小說色彩:海歸投行女嫁給其貌不揚農村男,閃婚,後者離過兩次婚,與前者交往時有女朋友……

1994年,「三十而立」的潘屹剛和第二任妻子離異後不久後與張欣相遇,他們認識兩週後即訂婚,幾個月後結為連理。第二年,他們創辦紅石實業公司,這是SOHO中國的前身。

從1995年到2005年,10年的時間,SOHO中國成為中國房地產業的標竿企業之一。在2005年初的時候,張欣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評為「全球年輕領袖」,也是這一年,潘石屹被《財富》(中文版)評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25位商界領袖之一。

盛名之下有著隱秘憂傷。一次即上述提到的,2005年兩人差點離婚的故事。另一次則是1997年,即他們結婚不到三年時,也曾有過一次婚姻瀕臨破產的經歷。

1997年潘張二人創業史上第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國企改制正如火如荼進行,民營經濟蓬勃發展,他們認為中小企業將成為商業社會的主要群體,居住和工作空間混合的產品設計或許大有市場,這便是SOHO概念誕生的發端。

那麼,亟需解決的是資金缺口。在這個問題上,張欣和潘石屹發生了重大分歧。投行出身的張欣說,我們可以需求外資巨頭基金的支持,蓋中國最好的房子,而潘石屹擔心代價太大,建議採取一邊賣房一邊開發的模式。兩人各執一詞,吵得不可開交,張欣認為潘石屹目光短視,潘石屹則說張欣不瞭解中國國情。

潘石屹後來與張欣一起到國外轉了一圈,接觸了新加坡凱德置地集團,和主權財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IS)等。最後合作有了眉目,張欣很是開心,不料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合作宣告流產。潘石屹大失所望,開始埋怨張欣,稱如果採取他起初提出的分批招商的模式,工程早已完成而不是拖拉至今。

衝突越來越嚴重,「無法調解,我們兩個人要分開,」潘石屹後來回憶稱,「她(張欣)要回到她熟悉的英國,我開車送她去機場,箱子放在後備箱裡,結果我們半路又吵起來了,她要我把車停下,停下後她提著箱子,搭一輛出租車就走了。」

潘石屹並沒有追上去。他的腦子有些空白,開車在北京城轉圈。他曾想打破「來得快的婚姻、走的也快」的宿命,沒想到如今又走到這一步,「當時覺得生活可能又得重新開始了,乾脆放一放吧,公司的事還得慢慢推進,我一個人說了算。」

張欣去的不是英國,而是美國。而潘石屹隨即也給自己放了假,去了一趟日本。回到北京後不久,他接到張欣的電話,兩人深聊良久,互相諒解。回到北京後,張欣覺得他們是時候要個孩子了,過一段相夫教子的生活,也算是調和一下一直以來往前衝且要求嚴苛的風格了。

從這次感情危機中,我們可以看出兩人鮮明的個性。

潘石屹出生於甘肅天水市的一個村莊,自小貧寒,從底層摸爬滾打過來,有韌勁,認為勤奮加上善於變通,「小步加米槍」一定會變成飛機和大砲,這是大多數草根創業者的路徑,其性格是倔強,不迷信權威;而張欣在劍橋大學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講一口流利的英文,在高盛工作過,視野較為開闊,有著國際化的理念,為人處事或製造一個產品,想到的往往是「標準」二字,有這種經歷和特質的女人往往被人用「優雅」一詞形容,但由於張欣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時候就離異,她不斷換學校、換城市,還曾在香港做過女工,這種經歷塑造了她不服輸、對生活反抗式的性格,這其實也是一種倔強,但等到她事業上有所成就後,這一性格經意不經意間演變為一種強勢。

 

 

喝著香檳,吃著包子

他們是如何走到一起呢?他們一次到北京電視台錄節目(英達主持的《夫妻劇場》)錄製節目,自曝情史。

「當時你們是誰追的誰?」英達問。

「我追的他。」張欣回答,「而且追的很艱難,他那時有女朋友,又有剛離開的前妻,簡直是困難重重。」

「他的哪一點最吸引你呢?老潘這個人,貌不驚人!」英達有些調侃。

「我就喜歡沒什麼優點可提的人!」

張欣和潘石屹的結合,其實符合了中國商人群體1990年代的婚姻觀——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過日子。他們認識的機緣是,曾在英國牛津大學留學的經濟這家張維迎,當時將一篇名為《披荊斬棘,共赴未來》的宣言式文章給張欣看後,張欣很受觸動,想認識「宣言人」,即中國商業史上有名的「萬通六君子」。

類似於「阿里巴巴十八羅漢」和「復星四劍客」,「萬通六君子」是對1990年代初以江湖方式湊到海南一起開發房地產的六位商人的稱呼,這六個人是王功權、馮侖、劉軍、王啟富、易小迪和潘石屹,他們成立的公司叫海南農業高科技投資聯合開發總公司,1993年更名為萬通,其中王功權是法人代表和總經理,馮倫和劉軍是副董事長,易小迪是總經理助理,王啟富是辦公室主任,潘石屹主管財務。

這一文章既有他們對理想的表達,「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向何處去,成為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肅課題。我們認為,我們現在走的路(創辦公司),是能夠解決這一課題的道路,推動社會進步以報時代,創造財富以報人民,齊家敬業以報父母,利用所學知識在商品經濟中鍛鍊自己」,又有著野心的流露和基於商業生態的近乎機會主義之思考:「由於體制轉換中的錯位造成的巨大空間,我們完全有可能大大改善資源條件,超乎尋常地募集資金,超常規發展——不是按算術級數,而是幾何級增長,把大塊資金投入新興產業,形成利益,形成自己的資本……」

1994年,張欣經張維迎引見認識了馮侖,大夥兒一起見面,張欣為「六君子」的激情所感染,很快與30歲的「單身漢」潘石屹打得火熱。就彷彿不在同一個星球生活的兩種生物碰見,兩個人均對對方有著強烈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成為他們走到一起的主要推力;有趣的是,潘石屹當時的女友,也是從英國劍橋大學留學回來的。

「我們認識一個多星期後,」潘石屹說,「她(張欣)在香港,我在北京,我們通了個電話,我去了一次香港,然後就定下來,決定結婚。」

接下來是訂婚。潘石屹前兩次訂婚結婚,都是西北老家傳統方式,面對張欣這位海歸,他一時有些犯愁,最後兩人商定,在長江上訂婚,以突出中國風。萬通其他「五君子」聽說小潘要在長江上訂婚,一合計後決定:大夥可以一起去,一來熱鬧,二來也在長江上開次董事會也蠻有意思。

「我一上船就知道了,這哪兒是訂婚啊,明明就是來開董事會了,還不讓我參加!」張欣在上述電視節目中回憶起當時情願,仍有些哭笑不得。

他們婚禮則在長城上舉行——這是張欣的主意,她把國外的朋友叫來,在這一中國古代文明象徵地開懷痛飲,「我們拿了一盆蒸包子,」她說,「大夥兒一人一瓶香檳酒,就上了長城,打開香檳,就著包子吃。」

婚後第二年,潘石屹脫離萬通,與張欣一起創業。

「萬通六君子」陸續各奔東西,最後只有馮侖留下了。值得一提的是,六君子之首的王功權後來進了創投業,先在IDG,後來成為鼎暉創投合夥人,2011年5月中旬,他在網上聲稱和一位名叫王琴的女商人私奔,在中國企業界引發軒然大波。王功權雖然只結過兩次婚,但婚史比潘石屹離奇得多。

王功權宣佈私奔後,在美國出差的潘石屹馬上給他電話,不通,潘隨即發佈微博,讓王功權聯繫他,未果,潘再發微博:「家人都非常著急,為你(王功權)的安全擔心,請速與她們聯繫。」王的做法甚至引發了公眾熱議,有人批評他不負責任,也有人誇其勇敢,「寧做真小人,不做偽君子」。

 

品牌混淆

潘石屹和張欣的故事,和噹噹網創始夫妻——李國慶和俞渝的經歷很是相似:李國慶和潘石屹一樣是1964年出生,俞渝則和張欣一樣是1965年出生,他們也是閃婚;俞渝也是海歸,畢業後雖然不是進了投行,但創辦的是併購顧問公司,常與投行搶獵物;夫妻雙方自始至終都在企業任職。

兩對夫妻的相處之道,特別是其中兩位妻子的角色扮演,值得圈點。

俞渝和李國慶創辦噹噹網後不設董事長一職,兩人同為「聯合總裁」,這種看似巧妙的作法,本身就有著兩個人從一開始就互不相讓的隱喻。俞渝也承認自己的性格強勢,時常和李國慶從公司吵到家裡,當然吵架未必是壞事;張欣從企業成立後,至少在公開場合,有意為潘石屹留一點面子——儘管他們吵得或許並不比李國慶和俞渝少。

不過,俞渝和張欣的強勢,在各家的企業創辦兩三年後不約而同有了變化。俞渝是因為被查出患有腎上腫瘤(詳見本書第五章);而張欣則是由於1997年的婚姻危機。

危機過後,潘石屹和張欣各退一步:潘開始變得寬容和開放,不再是一個固執的經驗主義者,而張也開始不再那麼強勢,她開始真正考慮潘石屹作為一個男人所需要的尊嚴也就是面子問題,就像她在電視上的表現一樣,有時甚至刻意往潘石屹臉上貼金。

「我們有意識地要打造潘石屹的個人品牌,」俞渝說,「以他為代表,整個公司就更容易被人接受。」 有人可能會說,行業不一樣——潘石屹和張欣所有在的地產業,本來就應當由男人來唱主角。這話說的有道理,但也不絕對——龍湖地產的吳亞軍就是個例外。

張欣說她很少和別的地產商打交道,也很少參加類似的聚會,「我和潘石屹是有分工的,他一個人去就夠了,兩個人做同樣的事容易造成『品牌混淆』。」其實這句話暗含了一個意思,那就是夫妻檔企業中的妻子,雖然不宜搶鏡,但仍然要把自己打造成一個品牌。

2011年4月她到海南參加博鰲論壇時說過一句話:我們現在絕對還沒有達到男女權利平等的時候。在人類歷史上,什麼時候男女能夠真正平等呢?那一天總會到來的。

與潘石屹是中國媒體追逐的對象不同的是,張欣更注重自己在外媒上的形象(這也算是「分工」內容之一),她做過 Bloomberg Market(《彭博市場》週刊)的封面人物,這期封面專題名為「作為建設者的中國億萬富豪們」,她還曾《福布斯》評為全球最受尊敬十位女富豪,她把好多受訪文章貼到自己博客上,不過她說「富豪」這個詞「真難聽」。

2011年5月,她接受FT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的視頻訪談,有人評論稱,兩個中國人面對面用英文交談,然後翻譯成中文字幕給中國人看,也許是因為這個節目還要給外國人看,或是會出現在FT英文網站,什麼時候讓兩個英國說中文,再翻譯成英文字幕給英國人看,就牛了。

在好萊塢電影《華爾街2》中,張欣客串了一把,出演一個中國企業集團的談判代表。雖然只是一個場景,兩句台詞,很她在微博上先後預告過好幾次。

在SOHO中國,潘石屹負責拿地和政府關係,張欣負責設計和資本市場。豪無疑問,SOHO中國2007年在香港上市,張欣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慶功宴上,潘石屹說,上市一直是張欣的願望,對我來說倒是無所謂。按上市當天的股價計,他們夫妻所持股票的市值超過300億元港幣。

避免了2005年的離婚危機,潘石屹和張欣又找到了精神信仰,他們甚至把兩個兒子送到了巴哈伊的兒童班,加上2007年成功上市,兩人站在了人生的高峰。

不過,也正是從2005年前後開始,張欣似乎又重回強勢,她有時在公司內部的發號施令與潘石屹的意思相左,高管們很是迷茫;後來因為因為上市需要,張欣在公司內部大刀闊斧地改革,導致人心不穩,加上此後的全球金融危機,員工出現流失潮,2008年SOHO中國的淨利潤下降近8成。

雖然SOHO中國2009年淨利潤暴增逾7倍宣告走出漩渦,但是過去散賣模式的弊病越來越明顯,SOHO中國的商業模式亟需轉型,現在我們看到的變化是加大物業投資比重、逐步砍掉銷售部門等等;轉型一定是疼痛的,加上張欣所擔心的夫妻二人「品牌混淆」的現象發生了,企業文化也需要重建,而沒有什麼比這更傷腦筋的了。

評價他們二人究竟是不是中國企業界的黃金夫妻檔,這個時候算是進入了「下半場」。

外資證券行里昂每年都會發表「里昂風水指數」,非常娛樂的是,在2011年初的時候,一名里昂風水師說,屬蛇的SOHO中國CEO張欣,兔年對她來說是個好年頭,但免不了磕磕絆絆。「這些女強人似乎有點得意忘形」,風水師說,「張欣應當發揮她的冷靜和睿智去面對競爭和談判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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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惹誰了? 東方愚

http://www.zhanghua.cn/?p=5029

無論是通用電氣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韋爾奇,抑或不久前的谷歌執行董事長埃裡克,他們的離婚消息在美國所引起的關注,都不及現在王石在中國所引發的波瀾。為什麼會是這樣?不僅僅是因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發達,更在於一直以來王石在中國的商業界甚至整個社會不斷被標籤化、符號化。在大眾眼中,他既是一個成功的創業者,也是一位優秀的職業經理人和「企業政治家」,還是一位用登山來不斷征服自己的「時尚達人」。他「老少通吃」,於是不斷有品牌企業邀請他拍廣告片、做形象代言人。

但是,王石背後的隱秘憂傷,以及他與大眾想像中不一樣的脾性,又有多少人瞭解?關於前者,譬如華潤控股萬科12年當中,王石想重新進入體制內並謀求「更大發展」上的一些不順暢和無奈被悄然掩蓋,留下的只有王石的一些感慨,譬如他曾稱,他完全理解現在的一些企業家奉若神明地學習胡雪巖,「因為他的『紅頂之道』在轉型中的中國社會依然有效。」

關於後者,譬如外界認為他後來習慣了當「甩手掌櫃」,登山也好,哈佛遊學也好,喜歡過隱士般閒云野鶴般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萬科董事會主席助理韋業寧發微博抱怨王石於2011年之後「登山董事長變成了哈佛董事長」,並稱「這很麻煩,後者比前者電話更多,郵件更多,佈置的任務多得多」。

總而言之,王石被大眾以情緒化的方式推上了偶像的高台,而站到這個高台上的人被要求一定得是個道德潔癖者。每個人都希望改善甚至改變自己的婚姻,唯獨除了自己的偶像必須保持原樣之外。

二十年前獲得諾貝爾獎的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加里·S·貝克爾(Garys Becker),同時也是一位社會學家,他曾用縝密的數理方法分析研究過人性。他寫過一本書叫做《家庭論》,其中有兩個結論,分別是:「在一個有效率的婚姻市場上,同一個男人不管與誰結婚,或者是否選擇保持單身,他得到的收入都相同」;「一個有效率的婚姻市場會使家庭商品的總產出最大化,所以每個人都能改善自己的婚姻,又不會使其他人的生活每況愈下。」

用在今天傳言中的王石離婚事件上,這兩句話似乎很是恰當。第一,與原配當初的結合是否「有效率」?從王石彼時在廣東經貿委所做的經濟情報研究工作來說,娶高官之女似乎對仕途的發展是有效率的,當然婚姻雙方的他們是否心相印、無罅隙,外界無從得知。第二,如果通過契約或其他形式的補償沒有使人的生活變得更糟的話,王石有權利改善自己的婚姻,外界的道德指責不值一提。

把王石當成一個普通人來看待,一切偏執似乎便可消遁。他也是一個曾有政治抱負的人,一個有著七情六慾不能免俗的人,一個聲稱不斷在尋求靈魂歸宿卻不能成功控制自己控制慾的人。企業家周成建稱自己的三次婚姻與中國企業家崛起成長的三階段吻合:中國企業家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萌發,到九十年代野蠻生長,再到新世紀後走到舞台中央並擔綱重要角色,而他的婚姻也對應地從媒妁之言到事業夥伴再到尋找精神寄託。那麼,王石為何不可以呢?

王石鮮有評價自己的婚姻伴侶,其原配王江穗的名字鮮有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上一次「破例」發生在五年前王江穗的賬戶「不小心」買入萬科股票時。彼時在瑞士登山的王石只好發表一封道歉信。與其說是為王江穗股票門事件道歉,不如是說進行澄清。最富有詩意的一句,是王石稱王江穗「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纖弱女子」,「她沒有聰明到像一些傳聞所說的那樣,是一個擅長抄底的短線高手,她連自己掌管股票賬戶的興趣都沒有,更談不上利用內幕消息來賺錢;另一方面,她也不會愚魯到為了區區幾萬股萬科股票的收益,拿我們一生的清譽去冒險」。

即使是為股東利益計,王石也簡單勾勒出了王江穗的形象,並道出了婚姻之外二人共同的契約意識。從這一個角度而言,如果婚姻的解散是雙方商討的結果,而重組又是經濟學上所說的一種「帕累托優化」的話,我們只有祝福他們將來像貝克爾所言的一樣「家庭商品總產出最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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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家園瀕臨破產:我們被PE給騙了

http://www.chuangyejia.com/archives/23897.html

經濟觀察網 記者 陳旭 中國家居建材行業的一面旗幟——東方家園,走到了破產的邊緣。4年前,當東方集團將下屬子公司東方家園65%股份轉讓給中國家居建材投資集團(以下簡稱中國家居)和ARCH Household Limited(以下簡稱ARCH)的時候,這家家居建材超市的年淨利潤為7000萬元,4年後,東方家園淨資產為負,年虧損過億元。財務數據之外,是東方家園開始出現大面積拖欠工人工資,供貨商與買賣家等方面出現的各種糾紛。

在連續虧損數年後,12月6日,東方集團公告不再將東方家園與上市公司並表計算,東方集團方面表示自從股權出售至今,東方集團在東方家園身上已經累計虧損5億元,這還不包括今年東方家園出現經營困難後,東方集團通過各種途徑向東方家園借款的3億元。

東方家園內部人士告訴記者,2012年初,在當時名義大股東東方集團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中國家居與ARCH將所持東方家園股權並增資義務全部轉讓給龍柏宏易資本集團(以下簡稱龍柏宏易),而時至今日,龍柏宏易並未履行相關責任。「我們陷入了騙局。」上述東方家園內部人士說。

 虧損困境

2008年,東方集團將東方家園65%股份轉讓給中國家居和ARCH之後,仍以持股35%處於相對控股地位,但東方集團已經將經營權及人事權完全交給了ARCH,從此以後再沒有參與過東方家園的經營管理。

在股權轉讓之後,東方公司不斷出現虧損。

本報從東方家園獲得的一份財務數據顯示,2010年,東方家園營收13.34億元,營業利潤虧損2.44億元;2011年,營收9.08億元,淨利潤虧損1.4億元;2012年上半年營收僅為1.9億元,營業利潤虧損1.2億元。

伴隨著公司連續出現虧損,東方家園的總裁也頻頻更換,2012年年內,東方家園總共換過三任總裁,創立過歐倍德中國、做過物美總裁的李鳳江隨著中國家居和ARCH的退出而離任;今年2月,龍柏宏易受讓股份後,委任原家世界中國副總裁劉皓擔任新總裁;半年後,2005年曾任東方家園副總裁的叢亮被從新請回,擔任東方家園總裁。

今年年初,中國家居、ARCH與龍柏宏易在香港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接手了兩家公司手中共計65%的股份,一躍成為東方家園大股東。但是無論是龍柏宏易董事長,著名PE投資人王平還是龍柏宏易總經理蔣躍敏,都不願意擔任東方家園的法人,於是,叢亮被推上了公司法人的位置。

憤怒的工人與供貨商,將抗議的矛頭對準了叢亮,「我這是代人受過了。」叢亮說。目前,東方家園已經開始將旗下門店轉租,在北京的5家東方家園建材超市門前,每天都有供貨商聚集討要貨款。許多消費者在東方家園下單後,幾個月沒有收到送貨,亦退貨無門。

 蹊蹺的轉讓

「我們當時並不知情,直到現在,交易各方也不向我們提供交易相關材料。」東方家園內部人士說。該人士告訴記者,2012年2月17日,在中國家居、ARCH與龍柏宏易完成股權交易後,東方集團被迫與龍柏宏易簽署了合作框架協議。協議中規定,龍柏宏易股價轉讓款尚欠東方集團8400萬元,增資義務未到位3.46億元,轉貸未履行為2.08億元。

2008年,瑞寰基金(中國家居與ARCH為其下屬公司)受讓東方集團所持有的65%東方家園股權時,承諾向東方家園增資6285.7萬美元,但實際到位的僅有1372.7萬美元。龍柏宏易在接手65%股權時,向東方集團承諾今年6月30日前完成剩餘增資4886萬美元(按照2008年瑞寰基金入股時的美元兌換價計算),但時至今日,龍柏宏易一直以資金短缺為由拒絕履行增資義務。

「如果他們(龍柏宏易)完成增資,東方家園怎麼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我們不敢想像東方家園的未來。」上述內部人士告訴記者,東方家園目前已經深陷困境,如果大股東龍柏宏易再不履行相關責任,東方家園可能在短時間內破產。

公開資料顯示,龍柏宏易資本集團成立於2007年,以中科宏易和龍柏宏易兩大平台為核心。管理資產規模已超過150億元人民幣,涵蓋創業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及併購基金三大板塊。公司董事長王平為PE界知名人士,公司總經理蔣躍敏歷任深圳華潤萬方超級市場有限公司總經理、香港華潤超級市場有限公司總經理、華潤萬佳有限公司副總裁、北京物美控股集團副總裁,金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福田投資發展公司總裁。

龍柏宏易入股東方家園時,東方家園已經連年虧損,其在知情的情況下,決定入股並且承擔瑞寰基金所有未竟義務,目前龍柏宏易與瑞寰基金在此問題上相互推諉,皆稱增資義務等問題與己無關,「我覺得我們陷入了騙局,龍柏宏易和瑞寰基金的交易放在香港,交易細節又不告訴東方家園及相關方面,這樣使得他們可以在增資義務及債務關係上相互推諉。」東方家園內部人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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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爾蒙經濟學》上線中國最好數字閱讀平台之一的「多看書城」 東方愚

http://www.zhanghua.cn/?p=5080

文/東方愚    多看書城首發

七十多年前,胡適先生和母校康奈爾大學的史學家布爾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最後一次長談,布爾說的一句話令胡適醍醐灌頂:「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多少年之後,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上寫了一篇自我反思的文章,標題正是《容忍與自由》。

我的《荷爾蒙經濟學》一書上線中國最好數字閱讀平台之一的「多看書城」之際,我羅里囉嗦援引胡適先生的文字,請相信我絕無故作深沉之意,而是恰因「容忍與自由」契合本書的精神內核。

《荷爾蒙經濟學》講的是中國企業家的婚姻經營與管理之道。全書一共提及了近100對企業家夫妻樣本,重點闡述的則是28對。通過還原他們認識、結合與相處的過程,來透視婚姻對企業家個人成長和性格塑造的影響。

圖書出版前夕,一些朋友就拋來兩大疑問:這些人你都採訪過嗎?你為什麼突然寫起八卦?其實我在本書的前言和後記中已做了回答。第一,採訪過的比例佔到70%以上,剩下那30%,即便沒有接觸到企業家本人,也大都進行了外圍採訪。2008年我和胡潤合作完成《中國富豪這十年》一書後,我在南方週末的職業定位便是專注財富人物報導與財富現象研究,一些沒有見諸報端的「花絮」慢慢沉澱下來,最後成為本書的一手素材;第二,這本書當然也能滿足讀者們一些獵奇心,譬如周成建對三次婚姻的「總結」、曹德旺對年輕時「差點出軌」經歷的回憶等,但本書絕非一本「八卦之作」,相反,它仍然是一本商業「正史」,只是選擇了企業家婚姻伴侶這樣一個切入角度。

相比於普通人,企業家們可選的結婚對象要豐富一些,但婚姻的「純度」可能要略低一些。當婚姻中出現矛盾與不和時,他們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對離婚成本精打細算後,覺得還是維持現狀更經濟;另一種是隨性而為,打破囹圄,尋找新目標。

從長遠的「收益」來看,哪一種情形更優?顯然不可一言概之。書中對兩種情形都做了細緻的描述和分析,前者如潘石屹與張欣,後者如李東生與洪燕芬。這兩類樣本的共同點,便是「容忍與自由」之邏輯的一致性:無論把婚姻當成一樁生意,還是回歸婚姻本義,你的幸福感皆取決於對自由的定義和矛盾出現時容忍度的大小。

同樣,年齡越大或成就越大,容忍度也往往越高。這也是柳傳志稱「和妻子(龔國興)一起散步是我最大的幸福」的原因之一;王石是個例外,個性使然,他比你我想像中要勇敢一些。當然,有的企業家選擇離婚可能是個假象,目的是為了保全龐大的家族財富。這涉及到政商關係,是另一個話題了。

我想表達「容忍與自由」第二個層面的意思是,我們應對婚姻出現風波的企業家保持一種克制式的評價。這幾年企業家離婚的案例特別多,許多人對此幸災樂禍,「都是錢燒的」等冷嘲熱諷不絕不耳。對事物表達自己的看法當然是一種自由,但是很多時候潛藏其中的,其實還有一絲仇富心態。還有一些人,自己的婚姻經營到一團糟糕,卻還興致勃勃對別人的婚姻評頭論足。

專注研究美國富人生態的托馬斯·斯坦利調研1300多位美國富豪後發現,決定他們成功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列,依次是良好的信用、自我約束、善於交際、勤勉、有賢內助支持。其實「自我約束」,何嘗沒有「容忍與自由」之義。斯坦福的調研同時也表明婚姻與事業正要關,80%的事業成功者一生都沒有離婚。

一生不離婚——好比2013年1月4日這組數字的諧音一樣——愛你一生一世?反正,我所提取的100對中國富豪婚姻樣本中,迄今沒有離婚的佔比只有50%多一點。而就在圖書出版後半年的時間裡,又有幾對夫妻離婚了。中國樣本不同於美國樣本的主要原因,其實在於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巨變的時代——如果說改革開放前30年人們更多地注重物質財富的積累,那麼第二個30年裡,精神生活的豐盈將會成為奮力追逐的對象。

新年第一個工作日,本來應該多一些祝福語,我寫著寫著便嚴肅起來。但我認為,即使你我都有夢中情人或紅顏知己,但婚姻幸福卻是不變的夙願。在一個缺乏安全感的年代,家庭這一港灣能夠給我們太多的安寧和慰藉。不管採取了哪種技術路徑,希望我們都能夠到達自由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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