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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新政又來合並 專車市場暗藏三大陷阱？｜黑馬薦文

老鐵 2016-08-05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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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語：新政出來、滴滴Uber合並，讓看似一片光明的網約車市場面臨新一輪洗牌。政府對網約車的管控究竟是放松還是加強了？在有了法規的支持下，網約車的“洗白”之路是否依然困難重重？網約車未來的發展仍有哪些不確定性因素？本文揭秘了網約車市場暗藏的三大陷阱。

文｜老鐵

自7月28日《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發布以來，關於接下來專車（本文專車包含“專車”和“快車”兩大產品）市場的走向有了不同角度。樂觀者認為《暫行辦法》發布從根本上解決了專車的身份問題，從此專車可“洗白”進而做大。但在鐵哥看來，這份《暫行辦法》表面看確實給專車從業者以身份認同，但接下來專車市場尤其是C2C專車的發展則更多的是限制性條件，專車企業如何能戴著腳鐐跳舞是接下來很長時間的重要議題。

新政發布之後，專車行業又爆“大頭條”，滴滴和Uber中國正式合並，此前已有媒體對專車的持續補貼行為表示質疑，此次合並事件之後，出於政策要求和平臺盈利的雙重考慮，補貼大戰將偃旗息鼓。

在鐵哥看來，此次專車新政以及合並事件給專車市場埋下了三大陷阱。

其一，政府成為行業洗牌者 市場博弈加劇

新政發布當晚，當私家車專車司機正沈浸在“身份洗白”的喜悅中時，《齊魯晚報》報導，濟南客管中心給出租司機發來以下信息：

各位駕駛員師傅：勿慮！勿信傳謠！本市網約車數量規模由本市政府決定！新政實施後，無證經營除對司機處罰五千至三萬元以外，還要對其平臺處罰一萬到三萬元！是更加嚴厲的制裁！而且網約車運價水平也由本市政府決定！

此中信息透露了以下信號：1.此次新政已經通過專車平臺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許可證》，車輛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以及專車司機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將專車行業的管控權和執行權下放給各地方政府，尤其在第十四條，專車司機的準入標準中，除取得三年駕齡、無犯罪無危險駕駛無扣滿分、無暴利犯罪記錄三大硬性規定以外，保留了“城市人民政府規定的其他條件”的說法，為各級地方政府提供了彈性管控專車的司法解釋；2.地方政府礙於出租行業對專車行業一直以來的“憤慨”，會通過限制性條件來提高專車準入門檻，進而降低專車對出租的影響。

因此，此次新政對專車不是放松，而是通過政策性文件提高政府對整個出行市場的管控力，專車企業接下來要在政策的限制中擴充市場也絕非易事。

其二，私家車開專車仍障礙累累

此次新政雖然取消了去年10月《征詢意見稿》中關於車內強行裝計價器以及將車輛改為“運營”身份並施行八年強制報廢的制度，但私家車若要開專車仍然要在當地出租管理部門辦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許可證》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並有60萬公里強行報廢和八年退出專車市場的規定。

表面看私家車“洗白”有了法律支持，但鐵哥仍然悲觀仍未洗白之路仍是漫長。

1.     專車準入制度的模糊恐有後續問題

如前文所言，中央政府通過“城市人民政府規定的其他條件”條文將專車管控的解釋權和執行權全面下放給了各地方政府，而這里模糊的“其他條件”又使制度了充滿變數，如外地戶籍司機能否在異地辦理許可證，外地人開專車是否有納稅等準入門檻，關鍵規則含糊不清，給專車司機埋下了不少後遺癥，須知在北京等一線城市，外地司機為專車從業者主力。

2.     限制性條件會挑戰一批專車司機底線

此次新政雖然較之去年的《征詢意見稿》，降低了專車的準入門檻，尤其改八年報廢為60萬公里報廢，這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政府對專車的管控的寬松，但即便如此，新政仍然要打擊相當部分專車司機的積極性。

有兩大人群將會逐漸退出專車司機：1.利用閑暇時間開專車的兼職私家車司機，一方面兩大準入牌照的辦理要多費許多周折，而另一方面如果牌照到手就意味著其車輛的性質要隨之調整，這部分司機顯然要考慮自己的收益是否與車輛的“變性”成本相匹配；2.豪華車司機，此部分司機的車輛往往成本較高，基本在20萬左右，車輛“變性”成本過於高昂，身份轉變意味著要接受可以彈性改變的地方政府監管，此中仍有一定風險。

其三，專車行業下一步發展仍有諸多不確定因素

此次專車新政發布對整個專車行業將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對各個公司以及各種的專車模式都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而滴滴和Uber中國合並，也是資本方對兩方長期補貼的價格戰的叫停選擇，持續許久的專車補貼停止之後，專車市場的格局會有哪些變化呢？

1.     專車價格戰難以繼續的雙重壓力

專車尤其是C2C模式專車的低價一直是出租行業最為抵制的，此次新政也將價格作為重點監控：不得有為排擠競爭對手或者獨占市場，以低於成本的價格運營擾亂正常市場秩序。這顯然是試圖通過價格調整來降低專車對出租車的沖擊。

濟南客管中心的短信通知也已經將政府的意圖暴露十分明顯：價格必須在政府的監管之下。那麽問題就來了，從表面看，由於新政中對“成本價格”的定義不清晰，未能說明是車輛駕駛成本亦或是平臺成本，因此，在操作手段上專車平臺是具有“價格戰”的操作空間的；而另一方面又恐出現政府通過準入門檻的管控對價格進行指導，平臺的價格戰主動性降低。

鐵哥尤其擔心第二種情形出現，如若發生，C2C專車的價格優勢被出租車以及B2C專車稀釋的可能。

此外，滴滴和Uber中國合並之後，雙方針對司機和用戶的補貼也必然會停止，這也是資本牽頭雙方合並的主要原因，事實也證明，當高補貼專車市場盈利無法證實時，補貼對企業現金流的要求越高，整個企業的風險也是相對較高的。

2.     B2C專車是否會迎來新機會

如前文所言，由於準入門檻的提高，高檔私家車車主參與專車的積極性被打壓，且當平臺停止價格補貼之後，C2C的專車的價格優勢不再明顯之時，具備良好車況和服務的B2C專車平臺將迎來新的發展機會。

此前新政之後，業內有觀點認為B2C的優勢將會隨著C2C車輛的合法而削減，但在鐵哥看來，新政不僅提高了C2C專車的準入門檻且降低C2C補貼的主動性，而合並事件也證實了專車補貼無法繼續的事實。

整體而言，此次專車新政之後，專車平臺將徹底告別以往野蠻生長的階段，接下來如何在新政的種種限制中保持發展將考驗所有的專車平臺。而合並事件之後，專車行業也將進行新一輪洗牌，未來變化無常我們暫且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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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新總統的強硬新政：打毒梟、抓腐敗

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於今年6月30日宣布就職，但由於他上任以來展現出對犯罪問題的強硬手段，有菲律賓民眾擔心將迎來一位迅速膨脹的獨裁者，但也有不少人視他為菲律賓的救世主。

公開涉毒名單

8月7日淩晨，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宣讀了一份超過150人的非法涉毒交易人員名單，涵蓋法官、政府官員、警察和軍人等。杜特爾特命令涉毒交易人員立即停止職務，並回到原部門接受調查，法官和政員們的持槍許可證被強制取締，名單上的警、軍機關人員將面臨行政處罰，而法官也必須於24小時內向最高法庭做相應報告。杜特爾特稱，在菲律賓有60萬毒品成癮者，無論是吸毒者還是販毒者，政府機關人員的行為都放任了這些數字的增長。杜特爾特稱，名單上的人員是“在毀滅這個國家”，並把涉毒交易的行為視為叛國。

據菲律賓國家禁毒局2014年統計，菲全國4.2萬余個鄉鎮中約有四分之一受毒品犯罪問題影響，首都馬尼拉是毒品犯罪重災區。據報道，菲各地警方近期按照杜爾特爾指令，密集開展緝毒行動。自杜爾特爾競選獲勝以來，已有600余名毒品犯罪嫌疑人斃命。

杜爾特爾強調，如果名單上有人是被冤枉的，他個人會承擔完全責任。他同時也警告名單上的人員一旦有關指控被查明屬實，就要遭受懲處。他說，公職人員參與毒品犯罪讓他“感到憂心忡忡”。

菲總統府新聞部長在接受當地電臺采訪時透露，杜爾特爾7日公布涉毒人員名單的依據是菲國家警察、緝毒署等政府機構的有關調查結果。安丹納表示，杜爾特爾是在敦促包括毒梟及其“保護傘”在內的所有有關人員主動自首，接受徹底調查。

菲內政部長瑞諾當天則聲稱，杜爾特爾不久還會公布更多涉及毒品犯罪活動的國會議員、省長和基層官員名單，包括首都大馬尼拉地區涉及毒品犯罪活動的公職人員名單。

瑞諾強調，杜爾特爾7日公布的涉毒人員名單已經經過“核實”和“確認”。

鐵腕總統

杜特爾特總統於今年6月30日就職，這位多年任職達沃市市長的政員，在之前的選舉中，被一些觀察員認為是最具改革論調的競選者。他的選舉口號是“改變即將到來”，在他的政治觀點中，主要涉及打擊犯罪整治社會秩序、促進經濟、改善交通等五方面內容。

杜特爾特在選舉中承諾，會在3-6個月內遏制犯罪率的上升，並強調會針對毒品交易人員及其他犯罪者采取嚴厲的措施。他計劃恢複死刑，並宣稱會有上千人被處以極刑。他還保證提高警察薪金、根除貪腐人員等政策、將菲律賓帶離危機，但由於他在犯罪及人權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一些原本的支持者選擇轉投其他競選者陣營。

在重塑國家治理能力方面，杜特爾特計劃將原由馬尼拉中央政府管制的群島轉變成聯合自治，這個要求需要重新修改憲法，但是杜特爾特宣稱，這是國家中無法忍受馬尼拉管控的一部分想要獲得自由，而且這會使經濟發展更加均衡。

杜特爾特稱，為了提高菲律賓經濟競爭力，將停止對外國資本的限制，同時精簡政務機關，以便讓大多數申請都可以在72小時內得到通過，此外還將減少對企業以及個人的納稅負擔，以及建立新的教育項目以滿足雇傭的需求。

除了犯罪問題外，馬尼拉的嚴重交通堵塞是杜特爾特要處理的第二個危機，對此他承諾會優先處理這個問題，如設置緊急權力等。從長期來看，杜特爾特計劃撥出國家財政的5%(約合160億美元)用於改善國家基礎設施。杜特爾特還計劃在呂宋島和棉蘭老島建立新的軌道交通。

阿基諾三世總統過去五年掌權時，菲律賓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6.3%，但超過20%的菲律賓人仍然生活在貧困中。馬尼拉的軌道交通系統服務也時常崩潰。此外，臺風“海燕”後重建塔克洛班市的失敗也增加了人們對阿基諾政府無能的印象。杜特爾特承諾會終止貧富差距的繼續擴大，並提出加大農業開支及補貼利用，增加社會福利等。比如杜爾特爾一再重申崩鍋雇主必須停止合同化，否則將被吊銷執照，以及敦促外包公司停止違反勞工法，正確支付勞工工資等，以保障本國勞工的權利。杜特爾特認為，改善法律秩序和商業環境有利於貧困人口，他同時提出要限制家庭規模，強制執行“三孩政策”。

盡管有人質疑杜特爾特將會成為一位獨裁者，但他在就職後的一次電視演講中回應道：“我知道有一些人不同意我的方式，但是我知道什麽是合法的，什麽不是。”

在中美日大國間搖擺

對於南海問題，杜爾特爾的態度是搖擺不定的。

杜特爾特早期對菲律賓阿基諾政府提請針對中國的南海訴訟案表達過擔憂，作為一名專業律師，他公開聲明“我與中國有相似立場，我不相信能通過國際裁庭解決沖突”。而在大選期間，今年五月的一場競選中，還是參選人的杜特爾特宣稱他將乘坐水上摩托去最近的爭議島嶼插上菲律賓國旗，但是在就任之後，他表示，如果能夠獲得中國的經濟支持，他將擱置領土爭端。

杜爾特爾總統上任後，三度會晤了中國駐菲大使趙鑒華，表示願意通過雙邊談判解決南海爭端。在此之前，前任阿基諾政府放棄雙邊談判的途徑，希望通過臨時仲裁庭的裁決結果迫使中國就範。現在杜爾特爾政府願意通過雙邊談判解決南海問題，為中菲兩國恢複雙邊會談創造了條件。

7月4日至5日，在老撾首都萬象舉行的東亞合作經貿部長系列會議上，菲律賓貿工部長拉莫斯與中國商務部長高虎城舉行會晤。雙方商定，爭取盡快在年底前重啟中菲經貿合作聯委會這一停滯了達五年之久的重要雙邊經貿合作機制。這是菲中經貿合作聯委會停擺以來的一次重要會晤，對今後雙方重啟經貿磋商和政治對話具有特殊的意義。

7月24日，在萬象舉行東盟外長系列會議期間，菲律賓外長耶賽與中國外長王毅已經有了互動，但沒有舉行正式會晤。在會議閉幕後，菲律賓外交部表示，雖然菲律濱接受東盟的聯合公報，但菲律濱對西菲律濱海及南海問題的立場並沒有動搖，該“東盟聯合公報”對國際法庭宣判中國擴充海域的聲索為無效不表示意見。同時強調，“我們重申我們將根據國際法律的原則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全力支持尊重法律及外交途徑，不訴諸威脅及武力的承諾。”

今年9月，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二十五周年活動將在南寧舉辦，中方將邀請東盟領袖出席會議。此前有過傳聞，杜爾特爾曾經表示，他上任後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將是中國。因此，杜特爾特可能將出席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會議。

【基金新政追蹤四】需求匹配貫穿委外基金 銀行自設門檻不再“任人唯親”

就像一股清流，去年以來銀行委外的進入打破了公募基金既有的沈寂。“爭取銀行委外資金。”這是目前基金同行見面提及頗為頻繁的話題之一。“大家都在爭取銀行委外資金。”不論是中型基金公司規模的壯大、大型基金地位的穩固抑或是次新基金彎道超車的機會，公募基金早已不再避諱對銀行委外資金的向往。

另一方面，隨著銀行理財新規即將落地，征求意見稿中對於非標資產的限制意圖將醞釀出委外市場新格局。“一旦征求意見稿落地，加之大量非標資產到期。銀行會有很多資金找不到合適去向。業內一個共識是，要做好進一步加大標準化資產配置力度的預備。由於銀行缺乏各個細分領域專業人才，委外便成為重要發展方向之一。”一位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產管理部總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根據申萬宏源證券分析師孟祥娟的估算，2015年銀行全口徑委外規模是16.69萬億，其中理財委外規模5.17萬億。其中股份制銀行是委外的主力軍。

需求匹配的過程

近期一系列事件使得委外業務再一次引發行業關註：一是基金業協會召集北京多家知名私募舉辦私募對接銀行委外資金專題座談會；二是一只封閉期長達7年的公募委外定制產品向證監會申報，這也是目前可見到的封閉期最長的委外定制產品。

4月，300億規模委外定制在2天內完成募集，隨後7年封閉期的委外債基也上報證監會受理。7月27日，基金業協會在北京舉辦私募基金對接銀行委外資金專題座談會，會上協會秘書長賈紅波表示，銀行委外業務對於私募行業意義重大。

一位銀行系公募部門副總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我們平常也會接觸到別的銀行找過來，實際上，通常來說銀行會找多家基金公司。委外的量還是很大、需求還是蠻多的。所以銀行遴選也不會在一個籃子里，通常是根據每個公司的強項，找幾個公司來做。”

反之亦然，多位銀行資管部門負責人向本報記者表示，公募基金與私募基金找上門來談合作的情況非常普遍。

記者采訪了解到，盡管在一些起步晚、作風謹慎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委外資金余額占全部理財的比例也達到5%。而一些自身配置能力較弱的小型銀行(以城商行和農商行為主)，委外資金余額高達30%到50%左右。此外，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的委外資金主要集中在私人銀行與資管部門，私人銀行委外比例較高。

“委外資金從去年到今年年初有較大增幅。去年整個債市曾有一波大牛市，整個委外機構的業績表現非常好，今年債市動蕩，委外機構的業績表現參差不齊，所以一定程度上委外增速不及去年。”一位銀行內部人士指出。

“就是看需求吧，看銀行的是什麽需求，基金公司能不能提供相應的產品和服務，就是一個需求匹配的過程。”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總經理助理說。

本報記者也註意到，實際上目前來看委外走在前面的並不是通常所說的銀行系公募，譬如華南某基金公司大概在兩年前就配備了銀行渠道人員，各股份制銀行都會有相應的配額。在利益共享的合作基礎上，基金公司的投研團隊與銀行配合，讓雙方都能有業務收入。

當前的一個問題是，公募基金流動性大，特別是去年很多優秀的基金經理“奔私”，如果要真正拉長過往業績來選擇，可選基金經理的範圍並不是很大。亦有業內人士透露，盡管同為銀行系基金公司卻發展不一，有些基金公司的委外業務走在了前面也有些則落在了後面。

“對銀行來講，集團經營肯定要考慮如果我自己沒有能力就要從外面找;還有一個就是機制的問題，大行機制不夠活、不夠有競爭力、留不下最好的人員，那也可以讓外部的人來幫忙做。”上述滬上公募副總經理如是表示。

北京星石投資總經理楊玲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目前銀行的委外業務，大銀行相對成熟，小銀行還在建設當中。其中發展最快的是債券業務，因為銀行對債券業務的體系相對比較熟悉。而股票、股權業務都比較少，股票相對比股權多一點。

“我們對這個業務非常感興趣，也很看好它的前景，專門有積極去溝通與拓展。星石有40人的投研團隊，10人的基金經理專註在股票主動管理，而銀行的團隊主要是做固定收益，在股票上的人員配置比較少，因此星石與銀行在投資上的互補性非常強。”她說。

如何評估

銀行委外與基金對接，對於投資管理人的評估是核心。近兩年的發展中，一些公募基金率先走出一步積極探索與銀行委外的合作模式、產品形態，而這些公募也受益於此，實現了規模的跨越式發展。

證監會最新的《基金募集申請核準進度公示表(簡易程序2016)》顯示，華福基金上報了5只期間在2年至7年不等的封閉式債基，這些債基也被證實確為委外定制。尤其是期限七年的產品引發行業熱議，此前期限最長的是興業基金的一只封閉期五年的債基。

委外業務的大規模爆發出現在2015年，尤其是資管能力相對較弱的城商行對資管的需求促成了委外業務的發展。在選擇委托機構時，記者了解到，有些銀行會設置入圍基金產品的“白名單”，凈資本、過往業績、規模、排名、投研團隊等因素都是評估的因子。

以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委外業務為例，該行委外以專戶形式居多，由於銀行對於信用債的周期、評級、涉及行業、杠桿配置、委托人、其他投資人等諸多因素有不同要求，所以銀行大多希望走定制化的專戶。

該行投公募基金主要是買貨幣基金，以前打新基金很火的時候買過一些打新基金。由於公募債券基金都是買標準化產品，風控和準入並不一定能和銀行的標準相契合。目前該行定制化專戶與買公募的比例結構是1:1。而定制化基金則沒有開展。

具體而言，對於投資哪些資產，銀行有非常嚴格的限制。例如上述銀行主要投債券類資產，凡是涉及權益、轉債股一般都不做。對於風險比較低的打新策略，該行會參與一些。此外銀行對於杠桿、單只券的集中度、行業、評級等都有限制。

對於合作機構的挑選，銀行普遍對基金券商設有準入名單即“白名單”。記者從某國有大行了解到，該行委外資金一部分在私人銀行，一部分在資管部門。銀行的中臺協商部門會聯合風控部門等一起制定準入名單，只有進入準入名單該行才可以做。

此外，銀行會在投資標的上再進一步做出限制。即使一家機構在管理人準入名單中，方案也需要符合各項準入要求，例如銀行一般會邀請機構上門做路演，對投資能力、市場判斷、信用風險把控能力等進行綜合評估，優中選優。

在銀行與機構商討定制委外專戶的過程中，銀行會將基本的準入要求發給機構，機構根據準入要求做定制化方案，包括收益率要求，配哪些券種，對未來收益率的測算，基本配置和交易策略等。

“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資者之間的關系最重要的是，你的產品、風控等都是滿足人家的要求。專業機構也會對此進行相應的評估。”上述北京基金公司總經理助理說。

“有些銀行可能會采購像晨星這些第三方機構的數據服務，銀行總行會自己建一個模型，定期來篩選基金。會有一個核心產品庫，現在大的銀行會用自己的研究人員來建模構建核心產品庫，首先就是要爭取你的產品能進銀行的核心產品庫，才有跟銀行合作的可能。”有業內人士則告訴記者，隨著委外愈發市場化，股東關系也開始不那麽“牢靠”。

所謂股東關系，是指銀行委外資金專門投資銀行系基金的現象。這種支持自家銀行集團內部基金子公司的現象曾一度很普遍。但隨著市場發展和委外市場日趨成熟，銀行投資選擇也更趨多元。

一位股份行資管部副總告訴記者，一般情況下，銀行對集團內部設基金子公司都十分照顧，如果監管上對關聯方沒有限制，銀行系基金子公司管理能力又不太差的話，都會選擇支持自家基金子公司，即“自己的兒子”。

談到這種合作的優勢，他認為，銀行系基金子公司的風險偏好和銀行資管契合度更高，行為習慣上更一致。此外，背靠銀行這座大山，萬一流動性出現問題，集團可以幫助解決問題。

但關鍵因素還是基金公司的實際管理能力。以一家體量較小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例，該銀行雖然也下設基金公司，但由於基金子公司規模小，所以銀行委外資金選擇了非銀行系的傳統大型基金公司合作。“父親和兒子”只是在低風險的貨幣基金領域保持了合作。

“簡單說，就是如果你的投資能力不行也不能給你，還是一個綜合的考量。說白了還是看投資能力。不會說因為我是你的子公司就一定要如何，只是說同等條件下我會優先考慮。”上述銀行系公募部門副總亦坦言。

收益、風險考量

通常來說，委外機構與銀行合作時會約定固定收益率，收益會略高於銀行理財收益。在當前銀行理財收益率普遍在3.5%-4%區間的大環境下，銀行委外對收益率會提出怎樣的要求?基金公司又是如何滿足的呢?

“投資者的利益是第一位的。沒有好的投資業績、沒有給客戶提供好的回報，客戶也不會選擇你。機構來買的時候，肯定會對基金契約里的流程、風控、投資都是會考核的。”上述滬上公募副總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私下交流時也表示。

事實上，由於債券市場的行情波動，銀行對於委外市場的投資收益率也一直變化。上述股份行資管負責人向記者介紹，銀行不會提特別離譜的收益率要求，目前業內對委外的收益率一般是4點多，上5%的情況已不多見。而銀行理財端發行價格也多在3.5%-4%左右，所以賺不了特別多錢。

如果銀行對收益率要求過高，就會促使基金公司管理人加杠桿從而引發風險。他指出，這時候銀行會將業績基準和策略整體做比較。例如：也許一家機構對委外業績基準報的非常高，但如果策略是風險型高的，銀行便不會考慮。“理財資金是客戶的資金，安全性要求很高。收益風險比會折中來看。不會片面追求業績基準。”他表示。

在定制合同時，銀行會給委外投資杠桿率設定上限，以上述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例，該行最高杠桿率上限是2倍。但在實際項目運行中杠桿一般只有一點多。原因是當前整個債券市場波動較大，杠桿加的越高，承擔的風險就越大。此外，委外管理機構自己近期也在主動縮減杠桿。

除了風險與收益，記者發現，“有來有往”，“智慧投資”也是銀行在委外合作中常打的小算盤。“除了委外資金投資合作，銀行更期待能夠把基金公司的錢拿來銀行做托管業務。另一方面，銀行在合作中會有意識地組織專業團隊學習投資策略、儲備專業人才，應對大資管時代的挑戰。”上述銀行資管人士表示。

華創證券分析師屈慶也指出，過去的模式是銀行將資金委托給投資管理人管理，而沒有別的訴求。但現在更多銀行希望通過委外的業務不僅僅獲得預期收益，更期望在業務過程中培養銀行自己的團隊。因此銀行對投資管理人的研究服務，業務中雙方團隊的融合看的更為重要。

理財新規下新趨勢

銀行理財新規漸行漸近，銀行委外資金監管有何變化趨勢?某股份銀行負責人對記者表示，目前來看和原來一樣，監管機構近期對銀行委外資金還沒有做更多具體指示和要求。

2014年7月銀監會印發的《關於完善銀行理財業務組織管理體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35號文”)，明確不得開展資金池業務，每筆資金要有嚴格而明確的投資標的。對於上述要求，一位股份制銀行資管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在實際操作情況中，銀行業可以做到。例如發一筆理財，銀行會單獨建賬、管理、核算。每筆資金多少，背後投向如何，都會在會計報表中體現。

實際上，銀行委外市場受制於兩套監管體系。一方面委托方銀行資管處於銀監會監管體系之下，而與銀行合作的基金公司則是受到證監會監管。在日常合作中，二者是否會出現政策打架的情況?

對此，上述銀行資管負責人告訴記者，證監會對於信托以外的非銀機構監管要求比較細致。而反觀銀監會，對銀行理財的征求意見稿一直沒出，所以相對管理要求沒有那麽細化。所以在實際業務中，他發現，凡是證監會對機構的要求，銀監會都能滿足。

但隨著銀行理財新規征求意見稿下發，正式規定落地在即。記者采訪了解到，銀行委外市場也會受其影響，規模有望進一步擴大。

正在討論中的銀行理財新規征求意見稿顯示，投資非標不能通過信托以外的其他通道，此外對銀行資金投非標資產做出了一定限制。記者采訪了解到，目前銀行資管行業的一個共識是：未來理財新規落地後，非標投資將會受到較大影響。這就促使銀行不得不擴大標準化資產投資規模。

“隨著大量非標資產到期。銀行會有很多資金錢找不到合適去向。這會使得銀行加大標準化資產的配置力度。目前銀行業內大家都想盡辦法做大標準化資產，一方面通過銀行自己想辦法，另一方面是通過委外機構。所以預計銀行對委外需求會進一步加大。”上述銀行資管人士指出。

此外記者了解到，委外規模變化也並非只取決於監管因素，在監管新規尚未落地前，市場因素是主導銀行委外規模的主因。“今年三月份之後，債市比較震蕩。銀行理財沒地方投，委外機構也沒有更高的資產可以投，所以一些機構後來就不是特別願意接新資金了，基金機構也在控制規模，全市場都缺資產。銀行委外資金只不過是銀行將自己的投資壓力轉嫁給了基金。”他指出。

記者發現，如果銀行對委外有一些收緊，有時候是銀行的主動行為。采取主動收緊委外態勢的銀行主要有兩點顧慮：一是對債券市場違約風險的擔憂。二是對杠桿率過高的擔憂。

多數羊奶粉用牛乳清 奶粉配方註冊新政將引發行業大變局

據中新社報道，從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獲悉，即將於今年10月1日起實施的奶粉新政相關配套文件近日已正式出爐。文件中除了對奶粉配方組成、研發報告等細節做了具體要求外，對於目前奶粉品類中最受關註的羊奶粉也進行了具體的規範。受此影響，羊奶粉市場或將面臨洗牌。

日前公布的相關配套文件包括《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申請材料項目與要求(試行)》(征求意見稿)和《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現場核查要點及判斷原則(試行)》(征求意見稿)》，這些文件特別提到，產品名稱中有動物性來源的，應當在配方組成中標明使用的生乳、乳粉、乳清(蛋白)粉等乳制品原料的動物性來源。同一乳制品原料有兩種以上動物性來源的，應當標明各種動物性來源原料所占比例。這一政策的出臺對整個羊奶粉市場影響最大，因此羊奶粉中大部分用牛乳清原料生產而未標註。

原料稀缺制約行業發展

乳業專家王丁棉表示，隨著配套文件的實施，原來不用標註具體動物乳清的現象將得到規範，對於羊奶粉來說，整個市場將面臨大洗牌。目前大部分羊奶粉用的都是牛乳清蛋白，並非百分之百羊奶粉。一旦政策實施，將會有一大部分非全羊奶粉(乳清粉來自牛奶)品牌退出市場。那麽這就為全羊奶粉(即乳粉、乳清蛋白粉均來自山羊奶)帶來至少20%的市場空間。

“由於此前沒有要求標註，導致很多消費者在選擇上比較盲目。政策實施後，會有相當一部分消費者選擇百分之百的羊奶粉，這一現象到明年就會更加明顯。目前很多羊奶粉企業都在到處找羊乳清蛋白粉的原料，但截止目前國內沒有一家做羊乳清粉生產的企業。”王丁棉無奈地告訴記者。

他表示，羊乳清粉的貨源真的比較難找，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歐盟和澳洲，有能力生產羊乳清蛋白粉特別有限。目前，世界各國的純正羊乳清粉產量很低，基本無法滿足現有大型乳企的需求。

“目前羊乳清粉的價格每噸高達15萬元，便宜的時候每噸也要8-9萬元，而脫鹽牛乳清粉的價格為1.5-2萬元/噸，要遠遠低於羊乳清粉的價格。由於乳清粉在整個奶粉中所占配料總數的40%左右，因此全羊奶粉的生產成本要遠遠高於非全羊奶粉。”王丁棉說。

記者從市場上了解到，目前國內羊奶粉基本沒有全羊奶粉，進口羊奶粉的全羊奶粉也是比較稀少，澳優旗下的佳貝艾特是為數不多的全羊奶粉。其他全羊奶粉的市場份額都比較小。

澳優乳業董事局主席顏衛彬表示，佳貝艾特在荷蘭的奶山羊養殖規模非常大，目前合作牧場的總養殖量占整個荷蘭的1/4,荷蘭的羊奶總產量約為2億升，而佳貝艾特約為5000萬升，保證羊奶粉的原料供應用。

王丁棉表示，正是由於原料的稀缺和市場需求的擴大，雲南一家奶山羊養殖企業想發展十萬頭養殖規模，用來加工生產羊乳清粉，但是從養殖到真正加工生產需要至少三年的時間。

整合提速 四分之三品牌將退出

受奶粉新政和配套文件影響，相比整個奶粉市場來說，羊奶粉行業面臨的變局將會更大。王丁棉表示，中國羊奶粉主要集中在陜西，有資質的生產廠為17家，但是品牌有200多個。目前一個廠家下面掛著十幾個品牌，以前都是由經銷商代理的貼牌產品，後來國家不允許貼牌生產後，這些羊奶粉的貼牌就變成企業的子品牌。

但是隨著新政的頒布，這些所謂的羊奶粉子品牌已經不可能再保留下來。即使在重新認證中這17家全部獲得生產資質，也不能保證每家就能獲得三個品牌。因此，羊奶粉行業將面臨大洗牌，至少從目前的200多個品牌減少到51個，有超過3/4的羊奶品牌退出市場。

“另一方面，隨著配套文件的出臺，動物性來源原料需要標識的做法，也使得一些非全羊奶粉受到全羊奶粉的沖擊，很多消費者會選擇全羊奶粉，不過市場的供應總量不會有太大的變化。”王丁棉說。

他表示，目前陜西羊奶粉廠家正在進行內部調整，一方面沒有希望保留品牌的企業想完全退出羊奶粉行業，另一方面很多羊奶粉企業想抱團取暖，探討組成一個大的聯合體。不過也有企業從嬰幼兒羊奶粉轉型到成人羊奶粉。

阿拉小優董事長李茂銀表示，不管是轉型的還是退出的，新政及配套文件的實施，對整個羊奶粉行的影響比較大，重新洗牌後為市場預留了更多的發展空間，對於全羊奶粉來說是個利好消息。

【基金新政追蹤六】監管擔憂公募資本金短板 保本新規嚴限規模增長

“去杠桿之刃”指向了保本基金。

8月12日，證監會發布《關於保本基金的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的征求意見稿。按照新規，基金公司管理的保本基金規模不能超過最近一年經審計的凈資產的5倍，也就是說比此前30倍規模上限的要求更為嚴厲。

“之前基金公司也提出一次保本指導意見的《征求意見稿》，最近的這是第二次。第一次對凈資產的倍數的要求沒有這麽明確，實際上這次比上一次的要求還要嚴格。”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人士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私下交流時表示。

可以明確的是，新規下不論是基金經理要求提高、還是對擔保公司要求趨嚴，都限制了保本基金的增長。未來，不符新規要求的基金公司，也無法再新發保本產品。

不符新規？

與原有規定相比，《指導意見》讓基金公司最為受制的一個規定與保本基金規模息息相關。

《指導意見》第十條規定，基金管理人申請募集保本基金，應當符合的一個審慎監管要求是“已經管理的保本基金及擬申請募集的保本基金中，由擔保人承擔保證責任及由保本義務人承擔償付責任的金額乘以相應風險系數後合計不得超過基金管理人最近一年經審計的凈資產的5倍…”

也就是說，基金公司能夠管理的保本基金規模從原有規定的30倍大幅縮水至5倍。而此前，基金公司是按照30倍的要求來募集發行保本基金的。的確，目前很多基金公司的保本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了凈資本的5倍。譬如諾安基金，共有保本基金8只總規模290.96億元，期截至2015年末的凈資產為11.8億元，保本基金規模是最大可發規模的4.9倍之多。

除了諾安基金，還有多家基金公司的保本規模過大遠遠超過凈資本的5倍，也就是說按照新規，這些基金公司不符合規定的要求。

“基金合同本身沒有辦法來改，還是要遵守基金的合同來。對一個剛剛過了規定上限的基金公司，可能的是處理方式是增加凈資產。”北京一位公募基金中層與記者交流時表示，對於保本規模過線不多的基金公司，可以考慮增加一定的凈資本來滿足要求。

而也有基金業內人士認為，《指導意見》新規對規模做出了新老劃斷，無需考慮以往保本基金的規模問題。“對基金規模來說是新老劃斷的，也就是說到期後不能展期，現有規模不受到影響。規定發布之日後，規模大了就不能再發，之前超的就無所謂了。”集思錄副總裁鄭誌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每一個保本都有保本到期日，比如說三年後這樣可以做‘新老劃斷’，對於老基金該怎麽處理。因為是否能夠進入下一個保本期，要看是否能符合當下的《指導意見》。”上述北京公募中層說。

去杠桿

事實上在7月中旬，各基金公司就收到過《關於保本基金的指導意見(修訂稿)》，其對保本基金的運作和管理提出了多項新規：如對具體投資品種和杠桿率的控制，將保本基金規模和基金管理人凈資產相“捆綁”等。

修訂稿中，基金業協會指出保本基金作為具備“保本”特性的特定產品，容易形成市場投資者“剛兌”意識，與基金行業強調投資者享受收益、承擔風險的理念並不一致。如此考慮的一個原因是，保本基金目前均是采用連帶責任的擔保方式，多數規定了擔保方擁有無條件追索權條款。這樣的保本保障安排，最終是由基金公司承擔可能存在的風險損失。

“對於保“本”其實也只是一個概念，因為其依賴於擔保公司與基金經理的資產管理，在極端市場情況，比如遭遇金融危機時候，可能存在保本策略失效，擔保人又倒閉違約的同時發生的情況，所以其安全性無法與銀行存款對比。”興業研究金融工程分析師董樑分析指出。

2015年以來，保本基金發行數量快速增加，2015年之前成立的保本基金產品有59只;2015年成立的保本基金產品數量是45只;而到了2016年5月20日，已經有60只保本基金成立並運行，保本基金的規模也增長至3300億元的水平。

“對於基金公司管理人和基金經理的要求趨嚴，實際上擡高了保本基金的準入門檻，體現更強的風控要求。而擔保要求的趨嚴實際上限制了保本產品未來增長規模，防止出現擔保效力不足與產品規模擴張過快的風險。”華創證券分析師屈慶分析稱。

從《指導意見》也能看到，保本基金投資範圍受到約束，大多資金只能投資於穩健資產，投資權益類和AA+信用債的杠桿限制加以明確，體現政策去杠桿、防風險的操作思路。

“基金公司不是有很多儲備金的公司，今年上半年也是因為保本的規模發展特別快，監管可能也是考慮到風險。最大的擔憂還是對於資本金的擔憂，萬一真的出現風險，擔保公司能不能補足差額、基金公司能不能補足差額。”有公募基金人士與記者私下交流時表示。

出入境新政實施半年 已為227位外籍人才發“中國綠卡”

中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建設北京全國科技創新中心。此舉對於外籍高層次人才來說，可謂是獲得“綠卡”的“新紅包”。

3月1日起，中國公安部支持北京創新發展的20項出入境政策措施正式實施，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先行先試。其中，包括為符合認定標準的外籍高層次人才設立申請永久居留“直通車”，在中關村設立外國人永久居留服務窗口，並縮短審批期限。

據中新網報道，這項政策自3月1日實施以來，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激發了外籍華人回國創新、創業熱情。

“這項新政實施僅半年，就為外籍高層次人才辦理了227張永久居留許可(綠卡)。”北京市副市長隋振江在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吹風會上說，“這超過了去年全年的數量，並且現在每個月仍以30%的增量上升”。

隋振江說，2004年至2015年底，北京市累計發放1700余張“綠卡”，平均每年不到200張。在發放“綠卡”數量增長的同時，官方簡化了辦理流程，辦理時間由過去的6個月變成50天，“已經辦理了600余人，6000余人進行咨詢，外籍人才對這方面的政策非常歡迎”。

一名外籍人士在咨詢辦理居留手續事宜（圖片來源：中新網）

據首批拿到中國“綠卡”的聯想集團副總裁黃瑩說：“以前的工作居留證每年一簽，每次需要20個工作日，非常耽誤事。”這次他拿著中關村管委會的推薦函和前期準備好的材料，只用了一小時就辦完手續。他興奮地表示：“我已經把這項措施告訴了美國的親朋好友，鼓勵他們來華創業。”

另一位拿到中國“綠卡”的當事人，聯想集團高級總監陳敏儀吐露出自己的心聲：“高端人才具有流動性，沒有永久居留證心里總覺得不踏實，非常不利於留住優秀人才。”陳敏儀認為，外籍人才“綠卡直通車”對吸引高端人才有很大作用。

“北京市將進一步通過深化改革，讓各項創新要素進一步活躍，特別是創新人才作用能力的發揮、創新平臺作用的發揮得到進一步的提升。”隋振江說。

隨著政策知曉率和影響力不斷擴大，政策覆蓋人數有望逐年增加，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外籍人才被吸引到中關村創新創業。據初步測算，“十三五”期間，中關村出入境新政實施初期，每年可惠及近千名創新創業的外籍人員到中關村發展。

意大利人白希偉領到了中國“綠卡”（資料圖來源：青島早報）

按照《北京加強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總體方案》的部署，北京將突出人才隊伍建設，形成全球視野人才用人高地。中國科學技術部副部長李萌解釋，為促進人才培養引進和有序流動，將加大力度落實好高層次外籍人員申請“綠卡”等制度，建設好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

北京“綠卡”新政半年 辦理量超去年全年

自從今年3月1日公安部支持北京創新發展的20項出入境政策正式實施，包括外籍人才永久居留證(綠卡)發放政策，截止到9月1日，“綠卡”窗口開放了半年時間，已經獲得 “綠卡”的有227人。

2日，在國新辦舉辦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隋振江給出前述數據。不過，對比來看，從2004年到去年年底，將近11年的時間，北京一共有1700人獲得了這個“綠卡”，每年100多人。也就意味著，今年半年的辦理量就超過了去年全年的數量。

此外，辦理的時間由過去的6個月，縮短為50天。

隋振江稱，現在“綠卡”的辦理量每個月仍然以30%的增量在上升。

同時，他說，獲得出入境管理便利服務，如工作簽證、因私居留，都大大便利了辦理流程，采取現場辦理，已經辦理了600余人，咨詢6000余人，海外外籍人才包括海外華人都對這方面的政策非常歡迎。

推行這項政策的背後，隋振江稱，這是北京推進科技體制改革，讓各項創新要素進一步活躍，特別是創新人才作用能力的發揮、創新平臺作用的發揮得到進一步的提升，使北京的科技創新落到實處。

昨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家部署建設北京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審議並原則通過了科技部、發改委和北京市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了《北京加強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總體方案》(簡稱《方案》)。

隋振江稱，該方案已經明確了總體任務，可以概括為建設四個“高地”。其中之一為構建制度創新高地。前述引進外籍高層次人才，實施更具吸引力的海外人才聚集政策即是其中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

在發布會上，科技部副部長李萌稱，北京建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不是北京一家的事，是一項國家戰略，也是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落實落地的一個重要抓手。這一中心的建設分“三步走”。

具體為，到2017年，科技創新動力、活力和能力明顯增強，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初具規模;到2020年，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進一步強化，成為全球有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到2030年，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更加優化，成為引領世界科技創新的新引擎，為我國躋身創新型國家的前列提供有力支撐。

他說，在制定《方案》的過程中，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科技部和北京市一起研究，動員各方面力量支持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其中包括支持北京市推動體制機制改革。比如，在金融創新方面，結合國有企業改革建立國有資本創業投資基金制度，對包括天使投資在內的投向種子期、初創期等創新活動的投資，研究探索相關的政策支持;支持新三板、區域性股權市場發展，推動優先股、資產證券化、私募債交易等產品創新;鼓勵符合條件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和股權投資機構實現投貸聯動，支持科技創新創業。

加拿大前內閣秘書長：新政府“偏愛”中國投資

陪同加拿大總理賈斯廷·特魯多參加G20，順道在上海給中國投資者講講赴加投資政策解解惑，這是加拿大前內閣秘書長沃特斯（Wayne Wouters）此次的中國之行。

9月2日，作為加拿大前總理史蒂芬·哈珀的內閣秘書和策略顧問，沃特斯出席了於上海舉行的2016中加金融論壇，為中國投資者們詳細梳理了加拿大外商投資政策的特點和新變化，以及政府拒絕項目的可能情況。

8月3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特魯多總理向我們發來了賀電，他提出希望中加兩國的金融合作能夠更緊密，這是我今天帶來的重要訊息。”在進入主題之前，沃特斯首先傳達了特魯多寄予兩國加強合作的希望。

根據特魯多9月1日於加中貿易理事會第38屆年會上發布的聲明，中加兩國企業之間簽署了56個合約或協議，總價值達12億美元，約合人民幣80億元。

經濟學人智庫的數據顯示，在中國海外投資指數排行榜上，加拿大位列第四，排在美國、新加坡和澳大利亞之後。作為中國最受歡迎的熱門投資目的地之一，中加兩國的經貿合作在中國海外投資持續升溫的時代正在升級。了解當地的外商投資政策和奧妙則成為了企業“走出去”前就必須做足的功課。

政府審核焦點是凈惠利益

基於此前在政府部門的工作經驗，沃特斯重點講解了政府如何審查外資投資的情況。他表示，外國投資者必須遵守的規矩之一即《加拿大投資法》中提到的“重大投資交易”。

一般來說，創新科技經濟發展部部長將這個門檻設定為非加拿大人控股投資額在6億加元（約合人民幣31億元）以上即為“重大”。所有“重大投資交易”都必須進行嚴格的審查，焦點則是所擬議的交易“能否給加拿大帶來凈惠利益”。對於“重大”的界定項門檻將在2019年以兩個步驟逐漸上漲至10億加元（約合人民幣51億元）。

按照《加拿大投資法》第20條的規定，關於“凈惠利益”，相關部長必須考慮這幾個因素：對加拿大經濟活動的水準和性質的影響，對加拿大人參與程度和重要性的影響，對加拿大該行業內競爭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對加拿大在全球市場競爭力的貢獻和生產力、工業效率、產品革新等多方面的影響。

沃特斯表示，如果投資方是國有企業，審核將會更嚴格。一般情況下，加拿大部長只有在收到外國投資方的書面承諾後，才可核準該項目。但如果投資方是國有企業，一些承諾就會變得不可預測，比如在加拿大設立公司或上市、同意加拿大人士成為董事會成員等。

沃特斯以中海油2012年收購加拿大尼克森公司舉例說，中海油作為國企投資方，就在收購前做了書面承諾，其中包括：中海油將在卡爾加里建立北美和中美洲業務的總部；中海油將力求保留尼克森公司目前的管理團隊和員工；中海油將投資重大資本；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將在多倫多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等等。

對國企投資的審核越來越嚴

按照規定，相關部長有長達75天的審核期限，如果需要延期，則需要雙方商定。“一旦部長簽發最終拒絕令，就沒有上訴機會。”沃特斯這樣強調。

按照加拿大的投資法，如果政府認為該項交易可能會損害加拿大的國家安全，那麽政府就有權對任何交易進行審核，而不管這個交易的規模是大是小，包括少數股權投資在內。雖然因國家安全被拒絕的案例並不多，但用沃特斯的話來說：“基於國家安全考慮拒絕你的投資的時候，政府不會給你理由。”

2015年6月，加拿大政府就以國家安全為由否定了北大青鳥集團（國企）在加拿大建立新企業。北大青鳥集團擬議建立一個新的消防設備生產研發中心項目場址，該場址距離加拿大航天局僅2公里。

盡管加拿大政府對交易審核辦法沒有公開，但只要加拿大政府認為某一交易會有損加拿大國家的安全，就會進行審核。沃特斯表示：“這差不多就像一個黑箱，我不得不說這並沒有固定的標準，政府從來沒有明示過應該以哪些標準來測量。”

根據《加拿大投資法》的最近修訂，加拿大政府對於國企投資的審核更為嚴格，也越來越謹慎。修訂的內容包括：將對國有企業的界定擴大到了那些直接或簡介受到國家影響的實體；規定工業部長有權宣布確定一個投資方被視為國有企業，並擁有往前追溯的權力；部長還有權宣布某設計國企的少數投資實體為控制權的收購，因此都需要審核。這些權力都是擁有往前追溯權。

據沃特斯稱，在保守黨執政的上一屆政府時期，自2012年加拿大投資審核機制變更後，還沒有任何國企的收購案獲批。

新政府“偏愛”中國投資

“盡管圍繞國有企業的投資規則比其他類型的外商投資更為嚴格謹慎，但加拿大政府表明歡迎中國投資方。”沃特斯在當天的演講中說。

也正是由於上述對於國家安全的審查沒有明確的標準，這種審查也會根據政府態度的變化而變化。根據沃特斯的觀察，新上任的自由黨政府在審核國家安全這一問題上，將會有越來越開放的姿態。

2015年10月21日，加拿大自由黨贏得了大選並在政府中占據了主要席位。自此，中國企業收購加拿大公司的步伐開始加快，更明顯的是，民企的熱情上升，迅速成為了海外投資的主力軍，打破了原先以國企主導的局面。

2016年6月，卡爾加里中天石油投資有限公司收購加拿大LongRun勘探有限公司獲批；同月，中國洲際油氣收購加拿大銀行家石油公司；2016年8月，中國藍天集團（Bluesky Hotels & Resorts Inc.）以21億加元（約合106億元人民幣）的價格收購加拿大InnVest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就加拿大新政府對於外商投資審核的趨勢而言，沃特斯還註意到了幾個特點：“中國企業申請項目獲批的成功率很高……來自中國的投資似乎比來自其他國家的投資更加平等對待。”

領展停車場新政策

為貧困地區“造血” 證監會IPO新政擊中要害

中國證監會為貧困地區企業開辟IPO綠色通道的消息，在剛剛過去的周末引發激烈討論。

有人看到機會，“好企業只要遷往貧困地區，一年交稅超2000萬，上市就不用排隊了”；有人提出質疑，“這豈不是打亂了排隊秩序?”；也有人語重心長，“等你千辛萬苦用一年半載把企業遷過去，再把新址的合規證明開完，IPO估計都不用排隊了，或者綠色通道關了”。

對當前IPO而言，時間是最稀缺的要素，證監會的新政讓亟待上市的企業和投資人看到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機會。當然，新政影響幾何，還要看出臺的背景。“國家本輪的扶貧力度非常大。”創豐資本管理合夥人彭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前科技部推出了科技扶貧、能源部有光伏扶貧，證監會從資本市場角度扶貧，是落實中央要求的重要舉措。

Wind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我國境內上市公司有2827家，排名前8的省份總共吸引了1852家上市公司，占到總數的65.5%，剩下23個省份擁有的上市公司僅占總數的34.5%。市值方面的差距更加懸殊，前8個省份的上市公司總市值比重高達75%，另外23個省份僅占全國的25%。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經濟落後地區企業不僅“先天不足”，也缺少資本支持，IPO機會比發達地區小很多。證監會的新政能對資源配置進行引導，讓更多機構把目光投向貧困地區的企業。

“綠色通道”的誘惑

證監會為貧困地區企業開辟了IPO綠色通道，你會考慮推動項目遷址嗎?

“當然。”面對提問，北京一名PE(私募股權基金)投資人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企業肯定想快點上市，但難點在於所在地稅務機關不會放。”

證監會9日發布了《中國證監會關於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下稱《意見》)。發言人鄧舸在當天下午的例行發布會上表示，為支持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幫助貧困群眾穩定脫貧，證監會對貧困地區企業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新三板掛牌、發行債券、並購重組等開辟綠色通道。

綠色通道的說法並非首次，證監會此前對西藏等西部地區的企業IPO一直實行“優先審核”政策，單獨排隊，每審核一定數量的上市公司，其中就會審核一家優先類企業。

不過，此次的扶貧政策與以往大不同——不僅直接發布了專門文件，還對IPO綠色通道的門檻做出詳細規定。

根據《意見》，兩類企業適用於綠色通道，一是註冊地和主要生產經營地均在貧困地區且開展生產經營滿三年、繳納所得稅滿三年的企業;二是註冊地在貧困地區、最近一年在貧困地區繳納所得稅不低於2000萬元且承諾上市後三年內不變更註冊地的企業。

彭震表示，兩條要求內還有細化的多個限制，一方面是為了扶持當地企業，同時吸引能夠為當地貢獻稅收的企業;另一方面是為了限制擬上市企業的跨區域政策套利。

之所以稱為“綠色通道”，即上述兩類企業申請IPO時，將適用“即報即審、審過即發”政策。彭震表示，與此前的綠色通道“單獨排隊”不同，現在的政策預期是給出時間線，有業界討論相關方案時認為，可能是提交材料6個月內必須有結果。

目前IPO“堰塞湖”高築，企業尋求政策優惠的動機強烈。證監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9月8日，受理首發企業845家，其中已過會101家，未過會744家。

“對當前IPO而言，財務門檻不是主要限制，時間才是最稀缺的條件。”董登新表示，在IPO排隊數量多、發行節奏受限的情況下，證監會承諾“即報即審、審過即發”，就是給予“時間”要素的支持，很有吸引力。

要不要“上山下鄉”

此次的IPO綠色通道，會否引發大批企業“上山下鄉”?

上述PE投資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偏遠貧困地區之所以貧困是有原因的，企業即便有搬遷的意願，操作中也會遇到很多困難。

不過，本次優惠措施覆蓋的範圍不小，涵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確定的所有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縣。根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重點縣有592個，連片特困地14個片區。14個片區中共有680個縣，其中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有440個，民族自治地方縣371個，革命老區縣252個，陸地邊境縣57個。

“有些貧困縣周邊的區域經濟並不弱，這類地方是有潛力的。”上述PE投資人表示，會考慮從名單中尋找這類地區，選擇當地較好的企業合作，或者將其他地方的項目向這類地區遷移。

董登新也表示，近年來發達地區人力成本、房地產價格上漲很快，在發達城市的經營成本也一路上漲，與之相比，落後地區在這方面是有優勢的。從節省成本的角度來看，吸引力不容小覷。

不過，限制企業搬遷的最大因素，可能是原所在地“不願放手”。“企業一年繳稅2000萬元，大約需要凈利潤規模達到1個億。”彭震認為，可能會有極少數企業願意嘗試，更多企業可能不會搬遷，理由有三。

首先，1億凈利潤規模的未上市企業已經不小，能發展起來往往與所在地有盤根錯節的關系，前期也得到過很多政策優惠，如果遷出，政府和企業間肯定需要進行溝通。

其次，企業搬遷對當地稅務機關而言是不願意看到的，所以在審計時，可能會非常嚴格。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時間因素。假如企業能在一年內完成搬遷，再繳一年稅，差不多要兩年。這與IPO排隊相比，優勢並不明顯，且操作煩瑣、政策不確定性大。

上述PE投資人也表示，如果不是為了上市，企業完全可以到貧困地區新註冊一個公司主體。但是，上市有存續期的限制，為了縮短時間，只能辦遷移。“理論上講不能攔著你外遷，但是遷移會帶來稅收再分配，所以在辦理稅收匯算清繳、審計時就比較棘手，而且有的地方甚至要上人民政府辦公會，實際操作難度很大。” 他說。

“現在上市周期差不多2年左右，我們投的一個企業最近過會了，用了1年零9個月。”彭震表示，同一個市里的企業進行縣際遷移或許還有可能，跨區域遷移涉及多重利益關系，比較困難。

好過直接“給錢”

IPO綠色通道公布之後，資本市場的觀點總的來看有兩種。一種認為，即報即審、審過即發，實際是註冊制的預演;還有觀點認為，這是為了進一步降低A股的殼價，限制借殼上市。

從結果來看或許會產生上述兩種效果，但政策的實際用意依然是扶貧。2015年11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發〔2015〕34號)下發，明確指出，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

2016年1月，證監會強化了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由肖鋼擔任組長，直接抓扶貧開發工作。9月9日，證監會宣布劉士余接任扶貧領導小組組長，同時下發《意見》，從多層次資本市場角度對貧困地區企業提供支持。

證監會主席劉士余

彭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去年開始各大部委在扶貧方面力度不斷加大。比如科技部在推“科技扶貧”，能源部在推“光伏扶貧”等。與前期直接“給錢”的扶貧方式不同，現階段主要是通過運營企業、形成穩定的現金流，提高“造血功能”來幫助當地脫貧。

董登新表示，中國區域經濟馬太效應十分明顯，經濟越發達的地區，人才和資金也越願意去。好的地方的企業，可以接受到創投、PE的幫助，能夠很快去IPO。相反，經濟落後地區的企業IPO的機會就小很多。所以，證監會推出扶貧政策，正是為了對資源配置進行引導。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截至2015年末，發達省份與欠發達省份在上市公司數量上的差距，遠遠大於它們在GDP方面的差距。換句話說，有發展潛力、經營成本更低的地區還是存在的。例如，貴州GDP是廣東的近1/7，但上市公司數量不到廣東的1/20；中部人口大省河南的GDP是浙江的86%，上市公司數量僅為浙江的24%；江西GDP相當於江蘇的24%，但上市公司數量只有江蘇的13.6%。

“但是，僅有證監會的政策是不夠的，地方政府的配套措施也十分必要。資本是最敏感的。如果加大對VC(風險投資)、PE的政策優惠，很可能會把創業者、企業吸引過來，增加資本和人才的流入，整體地、全方位地去影響經濟生態。”他說，關鍵還是要看配套措施，地方政府到底能給多少優惠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