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爭議】用丈夫的醫保卡看病也犯罪？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4115
浙江諸暨75歲的鄒某患有高血壓病30多年，長期吃藥降壓，因嫌自己參加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報銷比例低，遂讓女兒周某冒用80歲丈夫老周的社保卡多次到醫院看病開藥，自2011年2月至2015年7月，合計報銷藥費11376.64元。2015年12月17日，諸暨市法院，以詐騙罪對鄒某和周某母女倆，均判處拘役3個月，緩刑5個月，並處罰金2000元。或有人哀嘆法律沒有人情味，稱此事是“窮人的悲哀”。用丈夫的醫保卡看病也犯罪？值得一辯。
正方：
深圳市規定，個人賬戶積累額超過本市上年度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的，超過部分除支付本人的醫療費用以外，還可用於其“已參加本市社會醫療保險的父母、配偶及子女”。這種規定是合理的，因為個人賬戶上的錢本來就屬於賬戶主人，給家人用是合理的。如果鄒某用的是老公個人賬戶上的錢，這是完全正當的，怎麽也不構成犯罪。但如果鄒某用老公的醫保卡去醫院看病，那是不太妥當，但讓事主退還不當得利並對事主批評教育就得了，何必大動幹戈？
反方：
周某用她父親的社保卡，累計報銷藥費11376.64元。這和你買了一個商業醫療保險，你的家人冒用你的名義騙取理賠一個性質。2015年7月，江蘇省高院公布一起用親妹妹醫保卡報銷醫療費用的案例。江蘇洪澤居民羅某2014年8月在體檢中被發現患有早期乳腺癌。羅某用妹妹的醫保卡住院治療，前後共報銷醫療費20228元，出院後，羅某妹妹又領取大病保險補償費用6230元。事後，兩位當事人均因詐騙罪獲刑。冒用親人醫保卡就診是犯罪行為。
正方：
還不是中國社會保障還不夠完善嗎？要是醫保能夠覆蓋每一個人，看病報銷比例100%，誰還會不顧體面，鋌而走險冒用親人的醫保卡就診啊？發生這樣的事情，讓我們體會到身為窮人的悲哀。每個人都有健康的權利，不能因為患病者是窮人而得不到及時與充分的救治。法律不外乎人情，有溫度的法律有助於世道人心。一個好社會是每個人都有尊嚴地活著。
反方：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人社部透露，三項基本醫保合計覆蓋超13億人。看病報銷比例並非越高越好，一定的自付比例有助於減少患者濫用醫保資金。鄒某也不是窮人，有兒女，有醫保。根據《諸暨市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辦法（試行）》，一個醫保年度內，參保人員在定點醫療機構普通門診發生的政策範圍內費用，起付標準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額部分，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醫療的，在職職工報銷60%，退休人員報銷70%；參保人員住院和特殊病種門診發生的政策範圍內費用，報銷比例達80%-95%。這還嫌低啊？窮不是犯罪的執照與擋箭牌。
正方：
鄒某可能不是窮人，但中國的窮人不少。2011年，中國把貧困標準從1196元提升至2300元。年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人群，就是貧困人口。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貧困室主任吳國寶測算，根據這個新的貧困線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約有1億。這些人即使參加了醫保，可能自付部分也承受不起。國家與社會對這部分人應該給予關愛，創造條件讓他們看得起病。
反方：
一個有手有腳的成年人，難道不應自負其責嗎？現在只要勤勞肯幹，掙些錢不成問題：當保姆收入高過大學生起薪，快遞小哥月入過萬也不少見。有醫保的人，如果居然連自付部分的錢也掏不起，也能怪到社會頭上？個人支付真有困難，首先也應家庭互助。誰都想讓不相幹的人替自己承擔生活的重擔，這怎麽可能？國家只能救助無法謀生、無依無靠的極少數人。
【點評者說】輿論場上動輒“為民請命”、其實是想慷他人之慨的民粹分子不少。真從這些人口袋里掏錢來“幫到窮人”，恐怕會馬上嚎叫起來。不付任何成本的道德秀既虛偽又無聊。
財政部部長撰文：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1-02/974935.html
2016年第一期《求是》雜誌發表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文章《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於改革》。文章提出，要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改革醫療保險制度，“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根據現行規定，退休人員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個人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
2016年第一期《求是》雜誌發表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文章《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於改革》。文章提出，要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改革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合理分擔、可持續的醫保籌資機制，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建立與籌資水平相適應的醫保待遇調整機制，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改革醫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推進公立醫院去行政化改革，結合新型城鎮化，辦好鄉、村醫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級診療格局。
據資料顯示，根據現行規定，退休人員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個人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制度的初衷，是社會醫療保險要體現互助共濟。退休職工一般患病較多，而退休後收入低醫療負擔較重，考慮到退休人員在以前的工作期間，已經為社會做出了貢獻因而不需繳費。同時，這一設計也可以均衡企業負擔， 為企業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
以下為《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於改革》全文：
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 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但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從上中等收入國家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任務艱巨。
無論任何國家，生產要素總量是相對有限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承載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制約，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數量推動經濟增長總會遭遇瓶 頸，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提高最終要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將會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在“三期疊加”階段，針對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資本邊際效率下降、杠桿率較高等結構性問題，我國正在持續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加快結構性改革激發經濟增長潛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 推進國企改革，積極推進財稅金融改革，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力流動性和勞動力素質，加快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 化發展。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對今後五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任務、基本理 念、重大舉措作出了戰略部署，明確提出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我們要切實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 全會精神，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化解經濟發展中突出的結構性問題，著力推進制度創新，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重構經濟增長新動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確保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一、我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成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2015年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新 增就業超額完成全年預期目標，全國居民收入增長繼續快於經濟增長，結構調整步伐加快，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呈現勃勃生機，生態環境不斷改善。進入新常態以 來，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 的前進態勢沒有變。但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從上中等收入國家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任務艱巨。亟待大力推進結構調整，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為核心，培育新的發展動能，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一般經濟規律表明，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於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前者主要包括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的增加，後者是指扣除資本、勞動 等生產要素投入貢獻後，由技術進步、管理水平、勞動力素質、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進與革新帶來的產出增加，反映了各生產要素的綜合利用效能，體現了 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是影響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的關鍵因素。從國際經驗看，一國經濟發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別是資本投入，進入發展中後期階段以後， 要素投入的貢獻下降，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提高。這是因為無論任何國家，生產要素總量是相對有限的，資源環境和社會承載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 素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制約，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數量推動經濟增長總會遭遇瓶頸，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提高最終要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進入後 工業化階段經濟增長將會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
我國過去保持經濟快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是重要因素。據有關機構測算，1982—2010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 21.5%。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導致我國經濟增速下行。未來一個時期，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核心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發展動力順利轉換。
二、當前經濟發展中存在結構性矛盾
近年來，我國進入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生深刻變化。抓住和利用好這一戰略機遇期仍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凸顯，制約著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經濟穩定增長。
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2012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連續下降，預計“十三五”時期繼續減少1000萬人以上，人口紅利逐步消減。人口老齡化加 劇，2014年末老齡化率達到15%左右，高出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約5個百分點。用工短缺，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 平均貨幣工資年均增長13.2%，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13.5%，高於同期勞動生產率(按現價計算)年均增長11.1%的水平，勞動力成本增長已快於勞動 生產率增長。
資本邊際效率下降。國際金融危機後，隨著政策刺激下投資大幅增長，資本邊際產出效率明顯降低。從2008年到現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 投資已經顯著上升。投資回報率低，直接影響了企業投資意願。投資結構也不盡合理，設備投資占比不斷下降，從2008年的23.5%降至2014年的 19.4%，土木建築類投資上升，2014年占比已達2/3，增加投資更多依賴政府和房地產投資。再加上前些年我國產業鏈基本以土木建築類投資為核心來布 局，也造成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
杠桿率較高。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杠桿率迅速上升。盡管總體債務規模可控，但我國整體債務占GDP的比重與2008年相比有較大幅度提高。這 種狀況不利於企業穩定發展、推進技術創新、邁向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中高端。盡管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還不到40%，但部分地區償債壓力較大，存在局部風 險。
一些制度機制抑制資源配置效率。一些領域壟斷和行業準入壁壘依然存在，企業缺乏退出機制，僵屍企業僵而不死，影響資本配置效率。勞動力素質有待 提高，高技能和創新人才不足。勞動合同法一些規定有待完善，加上戶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響了人口的自由流動，制約了農村富余勞動力到城鎮就業創業。仍有一 些不合理的制度規定使得審批手續繁雜，征地拆遷難，投資項目落地慢。農村土地改革滯後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動性。這些體制機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過高，限制了要 素的自由流動，影響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三期疊加”階段，針對上述結構性問題，我國正在持續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加快關鍵性體制 機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釋放潛在生產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努力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和增長點，推 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三、加快結構性改革激發經濟增長潛力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社會發展的中長期難題，培育發展新動力，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提 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保持經濟中高速發展、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深化價格改革，減少政府對價格形成的幹預，為市場和投資者提供真實可靠的價格信號，為結構 優化和自主創新提供基本保障。加快推動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完善企業破產退出制度。進一步簡政放權，放開市場準入，為“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調動市場力量增加有效供給。
加快推進國企改革。規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全面推行國有企業去行政化改革，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加快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 司，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推進國有經濟布局結構不斷優化，淘汰落後產能，推動企業兼並重組和混合所有制發展，抓緊處置僵屍企業，允許長期虧損、資不抵債 企業破產關閉，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競爭力和影響力。
積極推進財稅金融改革。全面推進落實財稅改革方案，加快建立全面規範、公開透明的現代預算制度，稅種科學、結構優化、法律健全、規範公平、征管 高效的稅收制度，以及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深化利率和匯率改革。允許實體企業、財務公司等組建不同規模、多元化的金 融機構，有效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盡快修複證券市場功能，提高資本利用效率。大力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 作，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政策體系，引導各地規範推進，更好地吸引社會資本，提高投資效率。
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加快推進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以完善個人賬戶、堅持精算平衡為核心，建立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的激勵約束機制和更加透明易懂的收 付制度，在此前提下實現職工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劃撥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加快發展補充養老保險，建立基本養老金合理增長機制，並與繳費貢獻密切掛鉤。 改革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合理分擔、可持續的醫保籌資機制，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建立與籌資水平相適應的醫保待遇調整機制，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改革醫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推進公立醫院去行政化改革，結合新型城鎮化，辦好鄉、村醫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級診療格局。
提高勞動力流動性和勞動力素質。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業人口轉入非農部門，提高勞動生產率。適時調整完善勞動合同法，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 性，促進勞動力在地區、行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完善勞資雙方公平決定勞動者報酬的機制。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等政策，提高勞動參與率。建立現代職 業教育體系，強化企業、社會辦學作用，推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大勞動者技能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建立健全與受職業教育的勞動人才相適應的專業技術職 稱評定制度，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推進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管理改革，建立公開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平臺，政府部門不再直接管理具體項目。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 度。深化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實施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支持企業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鼓勵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直接進入市場， 按科技要素實現價值回報。創新財政支持方式，引入後補助機制，通過市場機制吸引社會資金和金融資本進入技術創新領域。支持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突破關 鍵技術，提升產品質量，創建知名品牌，提高產品附加值。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盡快修改國有和集體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相關規定，助推投資項目落地。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鼓勵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 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在具備條件的地方實行地票制，農民宅基地還耕後，集體建設用地指標變為資本，可攜帶入城投資創業，既有利於促進投資和消費增長，也 有利於消化房地產庫存。支持引導進城落戶農民依法自願有償轉讓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既有利於促進農業規模經營，也有利於進城農民安 居創業。
加快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這是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舉措。應圍繞大中城市圈發展緊湊型城市，增加城市密度，促進土地集約節約利用。以 發展大城市為核心，建立重點城市圈；以省會城市為輻射，培育發展若幹城市帶；以縣(市)城區為中心，帶動發展中小城鎮群。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 市民化掛鉤機制，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要與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改革升級農業補貼政策，減少農藥化肥的過度使用，減少對農產品市場 的扭曲。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保障口糧安全，通過部分進口解決國內其他糧食需求缺口，實施土地休耕輪作、農業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修複，擴大農業適度經營規 模，培育新型職業農民，釋放更多勞動人口轉移到非農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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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資金平衡，更要公平公正退休職工繳納醫保須審慎研究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4759
（CFP/圖）
在退休職工是否應該繼續繳納醫保費用的議題上，最根本的問題不是國家基本醫保資金能否收支平衡，而是醫療保險這項社會政策是否公平公正，是國家是否要為公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
2016年1月5日晚間，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常凱在研討會上表達了上述觀點。
由於2016年第一期《求是》雜誌刊發了財政部長樓繼偉的署名文章《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於改革》，文章提出，“要改革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合理分擔、可持續的醫保籌資機制，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一時間，退休職工是否應該續繳醫保成為輿論熱點。為此，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特別組織了一場研討會，多名學者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常凱指出，退休職工繳納醫保是重大的勞工政策，事關勞動者基本權益。勞工和一般市民不同，勞工問題涉及雇主、雇員等多方利益。盡管現階段，社會保險的外延已遠遠超出勞工政策，社保正在向去勞動化的全民保險趨勢發展，但在中國，社保、醫保問題仍然屬於勞工政策範疇。
目前，中國基本醫療保險共分為四類：公費醫療、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四類中，雖然城鎮居民醫保及新農合實行終身繳費原則，但那是因為兩項醫保的參保人沒有工作、不屬於勞工，同時由國家財政出錢進行了大量補貼。常凱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職工醫保與居民醫保、新農合針對的參保人群、制度初衷根本不同，所以後兩者終身繳費的規定對職工醫保並不適用。
人大勞人院教授潘錦棠認為，醫保要想公平公正，就要在頂層設計上處理好政府、企業、個人的關系，平衡各群體的醫療福利分配，同時，對於各群體的醫療福利水平也應公開透明。“比如網上曾經流傳醫療費用支出的百分之七八十花在黨政幹部身上，雖然後來有人辟謠，但這部分支出仍然不為公眾知曉。”潘錦棠說，讓各群體的醫療福利公開透明，應該是收繳退休職工醫保費用的前提之一。
尤其對於現有的退休職工來說，這部分人經歷過上山下鄉，回城後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上世紀末又趕上下崗。他們親歷了特殊的歷史時期，對國家做出的貢獻已經凝結在國有資產中，他們與政府間有著“低工資、高福利”的心理契約。“這部分退休人員認為年輕時沒怎麽生病卻逐月繳納了醫保，現在年老退休應該由國家對他們進行回報了。”人大勞人院教授趙忠表示，如果政府在此時單方面改變現狀，要求退休職工繼續繳納醫保費用，那麽就會打破政府與他們之間的隱性契約，會威脅到正常的社會管理和運行。“所以改革應該漸進，不能損害現有人員的利益。”
此外，退休職工繳納醫保與現行《社會保險法》第二十七條的規定相悖。該條規定：“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個人，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時累計繳費達到國家規定年限的，退休後不再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按照國家規定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趙忠指出，如果社保法實施未滿5年便面臨著改變，其消耗的成本遠遠大於退休職工醫保繳費帶來的收益。
常凱對此表示認同。“官方表達傾向性意見必須慎重、有依據，應該在取得廣泛共識的基礎上推進。尤其在法律未做修改的情況下，政府如果隨意改變基本原則會影響社保制度的嚴肅性，得不償失，”常凱說。
生育險將與基本醫保合並實施 舊五險逐漸走向新五險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3-18/992287.html
3月17日，十三五規劃全文正式發布，明確提出“將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探索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開展長期護理保險試點”。一旦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大部分就業人群繳納的“五險”可能就會在短期內變成“四險”。而青島等城市已經率先開始長期護理險的探索。
曹凱
3月17日，十三五規劃全文正式發布，明確提出“將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探索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開展長期護理保險試點”。
一些業內專家認為，工傷、失業險費率調低，2015年已經部分減輕企業保費負擔；生育險和醫保合並實施，或將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截止2014年底，城鎮職工醫保歷年滾存結余為5537億元，生育險的累計結余為593億元，兩險合並實施後將增加醫保基金結余。
自從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以來，中國開始大規模建設社會保險制度，正式就業人群逐漸開始穩定繳納“五險”，即醫療、養老、工傷、失業、生育等五項社會保險。一旦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合並實施，大部分就業人群繳納的“五險”可能就會在短期內變成“四險”。
長期護理險是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地區已經實施的一項社會保險，主要幫助老年人應對失能風險。在日本等東亞地區，隨著老齡化加劇和家庭結構小型化，大量半失能、失能老人無法像傳統大家庭中得到更多的照顧，往往遭遇到生活的尷尬。因此，長期護理險在日本、韓國、臺灣地區漸次落地。
此前的3月7日，財政部長樓繼偉就在全國兩會上正式回應，暫時“還沒有考慮增加”長期護理險，“十三五”將會“研究怎麽來做”。
不過，青島、上海、長春、杭州、南京等地區過去數年間已經率先開始長期護理險的探索。其中，青島的做法一直受到國內研究者和養老產業投資者關註。在不增加企業和個人繳費負擔的情況，青島市固定從醫保中劃撥部分資金，再從福彩公益金中籌集部分啟動資金，政府、社會、個人共同分擔，建立起“長期醫療護理險”。
籌集到長期護理險資金後，保險部門再為符合條件的半失能和失能老人購買護理服務。青島市養老機構、二三級定點醫院、醫保定點社區醫療機構都能參與服務提供。一些業內專家指出，因為青島市社區、鄉鎮衛生院等基層醫療機構相當大一部分屬於民營性質，在承擔公共衛生和基層醫療之外，再增加一塊新的業務和收入來源，主動性也非常高。
而且，青島市采取定額支付方式，為不同類型服務機構設定每日支付定額。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實地調查發現，因為采用定額包幹支付方式，青島市長期護理服務機構主動使用更為廉價的藥物，主動控制成本和費用，突破了基本醫保一直難以突破的控費難題。
十三五期間，因為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探索的需要，試點地區可能會擴大，率先開始“新五險”，即醫療、養老、長期護理、工傷、失業五險並立。
盡管有青島等地區的現行探索，中國的長期護理險的制度設計暫時並不明確，先走一步的日本、德國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
日本2000年開始探索長期護理險，超過40歲才開始繳納保費，與其他社會保險險種有很大區別。這一保險繳費會參考醫療保險金額，按照醫療保險的固定比例向參保人收取費用。退休人員也需要繳費，但是根據情況會有適當減免。繳費時，個人承擔50%，各級政府財政承擔50%。德國的情況稍有不同，保費由個人和雇主承擔，保額目前在個人收入的2%左右。
因為有穩定的保險基金支撐，日本老年護理產業發展迅速，建立起專業化從業者隊伍。而且，日本長期護理保險基金不僅支持為老人購買機構服務，還支持老人進行家庭改造，購買護理輔具。大連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張瑩曾撰文指出，日本老年照護費用維持在GDP的1.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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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醫保換價格”：肺癌乙肝三種藥品最高降價67%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6656.html
中國首次以國家名義與藥品企業進行了價格談判，成功將替諾福韋酯、埃克替尼、吉非替尼等3種談判藥品的價格降低，降價幅度分別達到67%、54%、55%。這一降價，用最低的數據估算，肺癌每年將節省150億元，乙肝將節省1800億元。
“此次談判的藥品品種，是根據我國重大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治的用藥需求，以問題和目標為導向，回應社會關切，組織專家充分論證，遴選價格高、疾病負擔重、患者受益明顯的治療乙肝、肺癌、多發性骨髓瘤等專利藥品作為談判試點藥品。”國家衛生計生委藥政司司長鄭宏表示。
鄭宏還表示，在首批談判成功之後，即將進行下一輪談判，目標仍然定位國產專利藥、進口專利藥，以及專利期應該過期尚無仿制藥的品種。
一場市場換價格的談判
新醫改雖然構建了公立機構藥品集中采購新機制，但是各地普遍反映專利藥品和獨家生產藥品缺乏市場競爭，價格偏高，所以建議在推進公立醫院藥物集中采購過程中，采取統一談判的方式，把價格降至合理區間，這也是國際通行做法。
因此在《關於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7號】提出分類采購的新思路，要求對部分專利藥品、獨家生產藥品，建立公開透明、多方參與的藥品價格談判機制。
這場談判在2015年10月開始著手準備，經國務院批準，衛生計生等16個部委（局）建立了藥品價格談判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組織專家全面梳理國內專利藥品、獨家生產藥品狀況，結合我國重大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治的用藥需求，遴選確定首批談判藥品，成立談判小組，制定談判流程和策略，同步建立談判和監督工作機制。11月下旬，正式啟動首批國家藥品價格談判。談判小組先後與乙肝、非小細胞肺癌專利藥品相關企業進行了多輪談判。
“在整個談判過程中，參與的企業都很積極，沒有任何企業不願意談判而退出。因為很多被談判的藥物在過去屬於自費藥物，在醫療機構使用時有一定的限制，有的不能超過10%，有的甚至不能超過8%。雖然從價格上看，企業是讓利了，但是它獲得了更大市場，談判藥品在醫療機構要優先采購和使用，同時納入醫保進入醫療保障體系，這樣企業才能有定心丸。”鄭宏表示。
對於患者來說，可以低價買到藥品，這是一個福音。
目前，病毒性肝炎仍是我國重大傳染病防治重點之一，疾病負擔較重。替諾福韋酯對於慢性乙肝患者的治療適應證廣泛，對妊娠期婦女具有很好的安全性，且可用於各種耐藥的慢性乙肝患者的治療。替尼類靶向藥物可使符合適應癥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治療的精準性提高、生存期延長。因此，此次談判成功，將提高乙肝、肺癌患者用藥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
不僅如此，“藥品價格談判目前雖然只有三種藥物，提高了乙肝、肺癌患者用藥可及性和可負擔性，同時它可以倒逼同類藥物價格降到合理區間。”鄭宏表示。
對於藥企來說，雖然降價了，但是卻獲得更大的市場和回報。
國衛藥政發【2016】19號《關於做好國家談判藥品集中采購的通知》已經明確，在6月底各地要及時將談判結果在省級藥品集中采購平臺上公開掛網，醫療機構按談判價格直接網上采購，要完善醫保支付範圍管理辦法，做好國家藥品談判試點與醫保支付政策銜接。同時要求醫療機構從藥品交貨驗收合格到付款的時間不得超過30天。
“以市場換價格”是藥品價格談判的主要切入點，也是使得企業有動力參與，而醫院采購和納入醫保則是企業最為看重的直接利好政策。同時在2016年~2017年的采購周期內，各地不再另行組織談判議價，按照國家談判價格直接采購。這也規避了參與談判的企業對各地“二次議價”的擔心。
對於醫保，無論是企業還是患者都是最關心的問題，七部委聯合下發的通知中已經給予解決，通知表示沒有將談判藥品直接納入國家醫保目錄，而是要求各地“完善醫保支付範圍管理辦法，做好國家藥品談判試點與醫保支付政策銜接”。
“醫保的銜接需要時間，所以我們選擇在6月底掛網，還有一個半月的時間給予醫保部門進行銜接。”鄭宏表示。
中國藥科大學國際醫藥商學院副院長常峰也在通氣會上表示，國家醫保藥品目錄有專門的遴選程序和原則，還要對基金壓力進行測算，納入國家目錄需要一定的時間，地方因地制宜加快銜接，更能使談判結果早日惠民。“世界各國都有不同形式的藥品價格談判，我國面臨的形勢更為複雜，談判難度也更大；一次改革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此次談判結果肯定會在相關領域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
在此次談判成功之後，鄭宏已經著手於他的下一輪談判，他的目標仍然定位國產專利藥、進口專利藥，以及專利期應該過期尚無仿制藥的品種。
將節省2000億元的藥品費用
藥價貴一直是一個難題。有關部門在過去的20年中進行了30多次的藥品降價，但是，藥品的價格從來沒有因為降價而降低，反而是愈降爬升愈高，甚至有的藥品一降就消失了，回頭換個馬甲再以新藥出現，價格仍然沒有降。而此次的談判藥品雖然只有3種藥，但是這場巧妙的談判所帶來的降價，牽動的卻是他們所在的整個市場，只有在保障市場、保障企業一定利潤的降價下才能讓老百姓真正獲益。
“對於肺癌患者來說，這是重大利好。”廣東省人民醫院肺部腫瘤科主任周清表示，僅以吉非替尼為例，按照所有評估數字取最小值的保守估計，國家談判後即可節約藥品費用150億元，“加上對周邊藥品帶來的降價效應，肺癌的總體藥品費用將節省更多。”
根據國家癌癥中心2015年的統計數據，我國每年新發肺癌病例超過70萬，死亡病例約50萬，居所有惡性腫瘤之首。
“在我國所有肺癌病例中，非小細胞肺癌約占80%，大部分的非小細胞型肺癌患者發現時已處於中晚期，沒有手術治療的機會。分子靶向藥物治療是近年來發展非常迅速的新興腫瘤治療方式，其顯著的優勢是瞄準腫瘤細胞上的特有靶點，準確打擊腫瘤細胞的同時不傷害正常細胞，毒副反應較小，能夠顯著提高患者生活質量。”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副院長石遠凱表示。
石遠凱介紹稱，埃克替尼和吉非替尼均為適用於腫瘤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敏感突變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分子靶向藥，根據保守估計，我國每年新發肺癌患者中攜帶EGFR突變的患者有20萬人左右，所占比例遠高於西方國家，我國有大量的肺癌患者適合使用此類藥物。
在國家談判價格落地後，埃克替尼的月均藥品費用約12000元，談判後降至約5500元；吉非替尼的月均藥品費用則由約15000元降至約7000元。
據2006年全國人群血清流行病學調查估算，我國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陽性率為7.18%，全國共有乙肝病毒攜帶者9800萬人，其中約3000萬人為慢性乙肝患者，如不經常有效治療，約有15%~25%的慢性乙肝患者最終可轉化為肝硬化或原發性肝癌。
“在我國，慢性乙肝是導致肝硬化、肝癌的最主要原因，乙肝疫苗納入國家免疫規劃後，在阻斷乙肝病毒傳播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每年新發慢性乙肝患者大大減少。但我國既有慢性乙肝患者數量龐大，其中能夠接受有效治療的患者僅有300萬人左右，大量患者因為昂貴的藥品價格放棄了治療，“我國實際上已成為全球為乙肝、肝硬化和肝癌付出最多社會成本的國家。”作為談判小組專家、北京地壇醫院副院長成軍表示。
世界衛生組織和我國的最新治療指南，均推薦恩替卡韋和替諾福韋酯為治療慢性乙肝的一線口服藥物。
“按照下降67%的國家談判價格計算，慢性乙肝患者替諾福韋酯的月均治療費用由之前的約1500元降為490元；而進口原研藥恩替卡韋的月均治療費用為820元。北京地壇醫院肝病中心主任謝雯表示，替諾福韋酯的大幅降價，必將帶動其他同類藥品的價格調整，將節省1800億的醫療費用，最重要的她認為不僅僅是省錢，還有一個身體健康的問題。
【獨家】腫瘤藥最高降價50% 國家醫保談判首批名單本周公布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5074.html
第一財經記者獨家獲悉，醞釀已久的國家醫保談判首批名單擬在本周正式公布——歷經半年的艱難談判過程，最終入圍的四家制藥企業覆蓋了跨國制藥公司和本土創新藥公司，而腫瘤藥大幅度降價或將成為這一首次亮相制度的最大看點。
腫瘤藥：最高降價50%
如無意外，醞釀已久的國家醫保談判首批名單將在本周正式對外公布。
“最後關頭，有一家腫瘤藥(企業)還是退了出來，最終公布的入圍品種很可能變成了4個。”18日，有不願具名的接近國家醫保談判方面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
按照第一財經此前獨家確認的消息，首批國家藥價談判5個品種分別為;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和埃克替尼，以及治療慢性乙肝的韋瑞德(GSK)和治療多發性骨髓瘤的來那度胺;涉及制藥企業分別為英國阿斯利康、瑞士羅氏制藥、浙江貝達、英國葛蘭素史克和美國新基制藥。
由於衛計委牽頭16個部門的國家“采購”方與五家制藥企業分別談判劃定規則，最終呈現的標準和企業“降價”方式並不統一。
“從去年就開始談(判)了，根據企業自身品種能夠接受的方式和降價幅度來一家一家地談，協議也是一家一家的簽。” 前述消息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每一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定價原則，跨國公司還需要維持全球的價格體系穩定，這是個並不太容易的過程。”
今年3月，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曾公開表示，國家衛計委選取了5個左右涉及癌癥治療及重大疾病治療的藥品，作為談判試點，通過談判，價格比較貴的專利藥、進口藥藥價降幅可達50%以上。
國家衛計委副主任馬曉偉進一步表示，藥品談判成功以後，衛計委將考慮納入相關的藥品報銷目錄，使藥價得到降低。同時，全國推行大病保險後，要對二十幾種疾病進一步給予補償;在談判降價的同時，衛計委也註意在國內對仿制藥的研發、國產化。
但原本計劃在3月全國“兩會”後公布的名單，因為突發的疫苗安全事件被耽擱下來，延宕至現在。
由於醫保的國家付費機制，作為藥價談判最核心的醫保價格談判一直被認為是中國藥價改革的核心突破點——而在這個最敏感、企業也最重視的醫保領域，藥價談判將被如何應用，也毫無疑問地成為後續藥價談判在全國範圍推行的風向標。
公開資料顯示，根據國際經驗，藥品價格的參考依據主要是藥物經濟學評估、內部價格參考、外部價格(國外價格)參考。
而藥品價格談判的準則各個國家相差不大，以較為系統的意大利為例，大致包括：對療效欠佳的藥品分析其成本效益、對可替代的藥品對比其風險效益、對功效相同的藥品對比其每天治療成本、評估國民醫療保健體系的經濟影響、評估新藥品的市場份額、歐洲國家的價格和消費數據等。
“第一批選的幾個品種針對的疾病，肺癌、慢性乙肝都是目前國內比較高發而且用藥負擔比較重的，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我們希望能夠從公眾感受最明顯的品種和疾病上減輕他們的負擔。”前述人士向第一財經表示。
據統計，現階段我國肺癌發病率每年增長26.9%，肺癌已成為我國首位惡性腫瘤死亡原因，預計到2025年，我國肺癌病人將達到100萬，成為世界第一肺癌大國——而一項針對三級專科醫院住院肺癌患者的經濟負擔研究顯示，患者年人均總費用約為15萬元。
2015年，在千名白血病患者聯名信和輿論壓力下，被稱為國內“抗癌藥代購第一人”的陸勇被撤銷起訴，此前，他曾因幫助病友從印度代購仿制藥涉嫌銷售假藥被湖南沅江檢察院起訴，被關在看守所117天。
而由此事件，重癥患者的“天價救命藥”再度成為話題中心。
在目前的癌癥治療中，靶向藥物是主要且有效的治療方式——對於肺癌晚期病人來說，如果不做靶向治療，常規的化療放療能夠存活一年左右;而使用靶向治療後，能夠延續三四年的壽命。
然而，由於研發成本持續走高，目前常規肺癌靶向藥物非常昂貴。
英國阿斯利康的“易瑞沙”每盒10片裝售價5000元;瑞士羅氏制藥“特羅凱”每盒7片裝售價4500元;國產新上市的“凱美納”21片裝售價2750元，每日需服用3片，折合每日所需費用，分別是500元/天、650元/天、392元/天;一個月所需藥費約為1.5萬元、1.8萬-1.9萬元、1.1萬-1.2萬元。
地方醫保：“先鋒”實驗
事實上，對於“含金量”極高的醫保而言，企業通過降低價格獲得入圍醫保的身份，拿到穩定的銷量和市場，更多的藥品進入患者使用範圍，一直是雙方博弈和得以最終談判成行的籌碼所在。
而在國家層面醫保談判啟動之前，各地的醫保價格談判為之後的國家政策出臺投石問路。
2013年，《建立藥品價格談判機制試點工作方案》(下稱《方案》)公布，臨床實際使用需求成為進入談判範圍藥品的第一原則。
“以需求為導向，重點將腫瘤用藥、心血管用藥、兒童用藥、公共衛生用藥、中成藥中的專利藥品和獨家產品納入談判範圍，積累經驗，逐步擴大談判藥品類別和品種數量。”《方案》明確。
而此前，接近衛計委方面權威人士向第一財經透露，將建立國家和省、區、市兩級藥價談判機制，不同類別的專利藥和獨家生產藥品會有不同的辦法談判，市場份額、臨床使用需求等都會成為談判參考因素。
早在2010年，人社部將部分跨國制藥公司的高質量藥品引入醫保的嘗試中，美國禮來、美國輝瑞、瑞士羅氏和南京先聲等在內的多家制藥公司，都曾不同程度參與醫保談判的試點工作，但最終由於規則統一和不同部門對接等實際操作問題擱置。
但即便如此，各地的醫保談判工作卻並未停止——由於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醫保付費能力不同，因此談判的原則和品種也有所區別。
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以來，江蘇、浙江等經濟發達的省份開始嘗試省級的高價藥物價格談判。
2014年12月，浙江省人社保將31個高值藥品納入該省大病保險特殊用藥談判範圍，以解決參保人員罹患重特大疾病的特殊用藥問題，超過一半的為外資品牌，諾華、禮來、輝瑞、拜耳等均榜上有名;國內企業入圍的則有百泰藥業、蘭生股份參股的中信國健、江蘇奧賽康、正大天晴、江蘇豪森藥業等。
2015年3月，經過浙江省內各區市人力社保、衛生計生等部門和部分權威醫療機構推薦，兩輪臨床專家遴選，浙江省人社廳從31種治療癌癥等大病的高值藥物中選取15種納入大病醫保支付範圍，包括赫賽汀、格列衛、易瑞沙、美羅華、晴唯可等，以進口藥為主，藥價平均降低19.27%，直接降幅最大的達到54%。
而此前北京、青島、江西等地也開始引入醫保談判機制——江西省人社廳官員曾表示，該省納入醫保範圍的5種特殊藥品，通過啟動談判機制，總價將降到1.59億元，降價幅度約為14.5%，在獲邀談判的廠家中，有21家屬於外資公司。
江蘇省的特藥制度自2013年1月1日起實施，醫保部門與藥品生產企業談判議價，之後陸續將赫賽汀、格列衛、達希納三種抗腫瘤治療藥品納入醫保基金支付範圍。據報道，截至2014年10月，全省共有約3900名大病患者得到了特藥保障，成為該項政策的受益者。
對此，複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上海市衛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聯評價認為，“創新藥物的定價政策，從藥廠的角度來講，是希望提高新藥的市場可及性和企業的收入;支付方則是為了控制價格，根據社會意願支付和支付的能力，為衛生服務提供合理的藥價，最終達到鼓勵進一步藥品創新的雙贏政策。”
跨國藥企：“黃金時代”之後
而通過松動價格，鞏固和擴大目前的市場，對於價格談判“主力”的跨國制藥企業來說，已經清晰地成為未來的“新常態”。
“國家主管部門首先要的是降價，這也是公眾對於醫療服務最明顯的感受;而跨國制藥公司這幾年在中國的日子普遍不如以前，增長放緩、優待政策取消，來自國內產品的競爭壓力也越來越大，以前那種黃金時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要繼續生存就必需得適應變化。”前述消息人士向第一財經表示。
《亞洲制藥新聞》此前數據顯示： 2015年第一季度，10家主要跨國藥企的銷售額平均增長11%，相比2014年全年的平均增長率低了1個百分點——而同期中國醫藥企業利潤率在2014年下滑至5.3%後，2015年第一季度已回升至6.9%;利潤水平在2015年初迅速升至26%，這顯示出中國正在通過減稅和藥品優惠定價來幫助醫藥企業增長，同時更廣泛地鼓勵醫藥創新和研究。
此外，專利藥到期、單獨定價政策的即將取消等因素也都將導致外資藥企的利潤大幅下滑。數據統計，在未來四年全球有接近400種專利藥物將陸續到期，直接沖擊跨國藥企的市場表現。
而變化的市場格局背後，是重新確立的市場規則和新產生的市場機會。
2016年初，治療罕見病的肺動脈高壓進口靶向藥物“全可利”主動降價80%，從每盒19980萬降到每盒3996元，不僅成為價格降幅最大的藥品，也打破了進口專利藥一直以來的“貴族藥”堅冰，成為中國醫藥市場的標誌性事件。
“全可利進入中國市場的這些年里，在商業模式上與其他進口的高值專利藥一樣，一方面延續國際價格體系制定的高價格，另一方面實施全可利慈善援助項目，對中低收入家庭患者實施以高價為前提、慈善為基礎、買贈為循環、年度為周期的藥品慈善援助為主的模式。” 愛可泰隆亞太區副總裁西蒙·伊德就此話題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透露。
由於患者數量少、市場狹窄，相對於一般藥物，罕見病治療藥物的研發成本和價格極高——即便是在對於中低收入患者的藥品援助中，3萬元依然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西蒙·伊德告訴第一財經，目前治療肺動脈高壓的藥物還沒有進入國家醫保目錄，但考慮到各地患者的實際需求，他們正在通過與各地的大病保險探索“合作”的可能。
來自愛可泰隆方面的信息顯示，截至2016年3月，全可利已經進入青島、沈陽、深圳三市的大病保險特藥目錄;包括天津、北京、上海、廈門、遼寧、山東、山西、湖南和寧夏、福建的醫保工作也進展順利。
而現階段，深圳引入商業保險共付的機制效果最顯著——在國家政策開始向“三保合一”(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農合)和鼓勵引入商業保險的背景下，用攻城拔寨式的方式，將觀望中的周邊省份一個個拿下，是西蒙·伊德覺得切實可行的中國醫保市場“切口”。
對於國家藥價談判，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制和開發行業委員會(RDPAC)曾公開表示，“我們理解並支持政府部門協調各方，實現降低藥價和及時報銷的目標，逐步緩解大病患者的疾病負擔。”
作為外企的代表，RDPAC認為，降低藥價和及時報銷，是當前降低中國癌癥等病癥患者的醫療負擔的兩個重要方面，國家通過建立專利藥談判機制試點，是一種嘗試。RDPAC還指出，許多地方政府已開展了不同試點，多方籌資、分擔風險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應該鼓勵各利益相關方參與，逐步完善基本原則和運作機制，再穩步開始專利藥談判機制的試點，目前實施這類談判機制的國家和地區，基本有著完善的配套政策和法規，才能取得理想的結果。
公益組織呼籲將乙肝納入門診醫保報銷範圍
7月28日，世界肝炎日中國翡翠絲帶項目活動在IBM中國總部北京辦公室舉行。這是該項目首次在企業工作場所的落地活動。活動以“工作場所零歧視，拒絕肝擾滿關愛”為主題，旨在以世界肝炎日為契機，開展乙肝防治科普宣傳活動，提高職場人士和普通大眾對乙肝知識的認知，呼籲營造健康友愛的工作環境。
今年是世界衛生組織設立“世界肝炎日”以來的第6年，宣傳主題是“了解肝炎，立刻行動”。國家衛生計生委疾控局確定的今年宣傳主題是“愛肝護肝，享受健康”，號召公眾了解肝炎的危險，關註自身健康，做到安全註射，通過接種疫苗、早期篩查和規範治療等措施采取積極行動通過檢測了解自己的狀況並尋求治療，以減少這種可預防和可治療的病毒感染導致的不必要死亡。
乙肝是一種與肝臟有關的病毒性感染疾病，也是導致肝癌的最主要原因。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首份針對病毒性肝炎的全球衛生部門戰略，以在2030年前消滅作為重大公共衛生威脅的乙肝和丙肝為目標。
中國是乙肝疾病的高發區，患病人數約占總人口的8%，約有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9300萬，占全球乙肝病毒攜帶者總數的1/3。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人員稱，目前北京市人群HBsAg(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流行率和急性乙肝發病率均處於歷史最低水平。據2014年北京市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北京市全人群HBsAg流行率由1992年的6.03%下降到了2.73%，其中25歲以下人群HBsAg流行率已降至1%以下，遠超《“十二五”衛生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的2015年全國全人群HBsAg攜帶率≤6.5%的目標。這些研究數據表明，北京市目前正處於由乙肝中度流行區向低流行區過渡階段。
乙肝是血液傳播疾病，僅僅通過母嬰、血液和性三種渠道傳播，和乙肝感染者共餐、接吻、握手等都是安全的，而且乙肝完全可以預防和治療。但是由於對乙肝知識的缺乏，造成了大眾的過度恐懼。
2007年，中國肝炎防治基金會發布的《2007年外企乙肝歧視調查報告》顯示，69%的人認為乙肝病毒與艾滋病是導致員工歧視最主要的原因。2008年，北京益仁平中心發布的一項針對在華98家跨國公司的的調查顯示，在中國，約84%的跨國公司招聘新員工時會進行乙肝病毒體檢，44%的跨國公司會由於結果呈陽性而拒絕申請。
對企業來說，從員工的健康著手積極應對工作場所乙肝歧視問題，這對提高整個社會對乙肝的認識、消除乙肝歧視具有積極的意義。今年世界肝炎日期間，斯坦福大學亞裔肝臟中心聯合27家在華的翡翠絲帶項目企業開展乙肝科普教育，向近50萬名員工宣傳乙肝防治知識。
美國斯坦福大學亞裔肝臟中心是美國第一個致力於降低亞洲和亞裔人群乙肝感染和肝癌發生率的非營利機構。為了消除乙肝傳播與歧視，降低與乙肝相關的肝臟疾病和肝癌的死亡率，該中心於2001年發起了翡翠絲帶行動，並逐漸發展為全球性的翡翠絲帶乙肝防治運動，旨在支持全球範圍內受到慢性乙肝和肝癌影響的人群。
中國翡翠絲帶項目由斯坦福亞裔肝臟中心及多家國際跨國企業聯合發起，旨在倡導建立零乙肝歧視的工作環境的公益項目，這是國內乃至全球首個由社會組織與大型企業雇主共同主導的項目。自2015年世界肝炎日，項目啟動以來，已有33家領袖跨國企業簽署了項目宣言，承諾定期開展員工乙肝教育，並確保零乙肝歧視的員工政策和工作環境。
IBM是中國最早實行工作場所反乙肝歧視政策的跨國企業之一。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IBM就已經免費為所有員工提供乙肝疫苗接種，到2011年，疫苗接種基本覆蓋90%以上的員工，且所有員工家屬都可以免費接種。作為中國翡翠絲帶項目的企業發起方代表，IBM大中華區董事長陳黎明稱，由於肝炎的危害性，很多人對其談之色變，甚至導致肝炎患者在社會上遭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越是這樣，就越要勇敢面對，大力宣傳，提高公眾對乙肝和丙肝的認知。
除了呼籲消除乙肝歧視外，長期關註乙肝問題的 廣州乙肝公益組織億友公益發起人雷闖對本報記者表示，要想讓全國9000多萬慢性乙肝感染者，2000萬需用藥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真正受益，還需要呼籲將乙肝列為慢性病(特殊病、大病)門診醫保報銷範圍。但是，根據億友公益調查顯示，全國超過40%的地級市未將乙肝列為門診慢性病(特殊病、大病)報銷病種，導致乙肝患者只能住院才能申請報銷，而乙肝患者通常不需住院治療。他認為，這一政策明顯不合理。
為此，7月27日，億友公益聯合8個省份的乙肝病友以及乙肝攜帶者給全國19個省份101個地級市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寄出建議信，呼籲相關出臺政策，將慢性乙型肝炎納入慢性病門診醫保報銷範圍。
BCG：商業醫保風口來臨 報銷型醫療保險或“逆襲”
BCG近日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消費者對報銷型醫療保險的興趣與日俱增，這為渴望在中國拓展業務的本土及海外商業醫療保險企業開啟了全新的市場機遇。當商業保險在龐大的中國市場中站穩腳跟後，生態系統中的其它參與者，包括私立醫院，亦將緊跟這一步伐。
中國商業醫療保險市場自2010年以來飛速增長，年均增幅高達近36%，截至2015年，市場規模已達到2,410億元人民幣(367億美元)。重大疾病保險(人壽保險公司銷售的損失補償型產品)占據市場主導地位。重大疾病保險的常見模式為：當投保人被診斷為事先約定的一系列疾病中的任何一種時，將會獲得一筆一次性的補償款。此類保險通常是壽險的附加產品，易於設計和銷售，因而備受青睞。然而，重大疾病保險的覆蓋範圍十分狹窄，僅包含預先定義的少數幾種病癥，如特定種類的癌癥等。其結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投保人需要接受長期治療，此類保險無法為之提供持續的費用補償。想要獲得此類保障，消費者必須購買更純粹的報銷型醫療保險，無論被診斷為哪種疾病，均可獲得相應的保障與賠付。
中國報銷型商業保險的市場規模還很小。盡管中國各大壽險公司紛紛推出重大疾病保險，但提供報銷型醫療保險的為數甚少。毋庸置疑，中國壽險市場的盈利性遠遠勝過醫療保險市場。每售出1元商業醫療保險(包括重大疾病保險和報銷型醫療保險)，就能售出超過5元的人壽保險。
報銷型醫療保險市場在中國發展不足的原因有許多。例如，中國消費者對此類產品的裨益缺乏認知，保險公司缺少強大的消費者銷售渠道。此外，由於報銷型醫療保險的覆蓋十分有限，銷售此類保險的保險公司很難和醫院以及其它或許能提供有關患者和治療結果數據的機構達成緊密合作。這讓商業保險公司無法很好地設計產品並為之定價，以及進行賠付管理。這一局面所導致的結果之一，就是報銷型醫療保險的賠付率極高且難以預測。在中國，只做報銷型產品的醫療保險企業幾乎很少能盈利，導致了保險公司沒有動力進一步開發報銷型產品，以及在這一領域內繼續投資。
想在方興未艾的中國報銷型醫療保險市場上占得先機，保險公司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吸引潛在的富裕階層和中產階層客戶來購買他們的產品，以及在產品運營過程中實現盈利。BCG認為，商業保險公司必須培養或強化六大關鍵能力，分別是高級客戶細分、差異化主張和產品設計、渠道開發和拓展、高效理賠和運營管理、構建醫院和醫療保健服務商網絡、以及健康管理。
“大病醫保”公益背後的尷尬: 窮父子患重病，先救子，還是先救父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483
2013年5月10日，“大病醫保”項目工作人員走訪雲南漾濞試點項目，查看患病兒童X光片。（大病醫保公益基金供圖/圖）
上傳患病照片、就診及收費資料，到縣民政局、社保局、接診醫院及村委會等開證明材料並蓋章，前後耗時半個月，直到求助者去世，這項救助行動仍未進入審核程序。
通過民間慈善募捐的方式，與地方政府合作，通過招標方式委托商業保險公司，以“民間、商業、政府”三方的合作，大病醫保探索了一種解決特定人群大病保障的模式。
一聽到廣播里播報有多少萬大學生暑期返校的新聞，甘肅省張掖市民樂縣順化鄉村民李蔭平的心就頓時難受得喘不上氣來，這樣難熬的時刻已有兩次。2014年高考剛結束，患有紅斑狼瘡疾病的女兒李霞（化名）自第一次住院治療後，她再也沒能跟在父親身後走進家門。李蔭平說，女兒的病實在是拖得太久了，不然不會出事，早在六年前女兒（當時13歲）的病就已確診，但家里一直拿不出治病的錢。
女兒去世半個月後，李蔭平拿著她的高考錄取通知書，燒在了一抔黃土前面。盡管下了砸鍋賣鐵也要為女兒治病的決心，但李蔭平還是沒能挽留住女兒的生命。
李霞家庭的遭遇並非個例。一些鄉村兒童患病後因多種原因造成治療不及時，往往錯過了最佳治療期，小病拖成大病。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於2011年2月向全國人大提交的《關於建立全國兒童醫療保險制度的議案》，據該議案中引用的調查數據顯示：我國貧困地區兒童的死亡率高達54%，比大城市高出約9倍，因病死亡的農村兒童中，死前有一半沒有得到過治療，或僅在醫院的門診部治療過。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2012年7月18日，由多位媒體人、明星及保險精算專家等聯合發起的專為鄉村兒童定制的“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公益基金”（以下簡稱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在北京成立並啟動，探索和嘗試“讓少年兒童享有高質量醫療保障的可能性”。
四年來，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為全國8個縣超過92萬人次的兒童提供了醫療保險，雖然相對中國3億多（《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12）》）的兒童群體而言，只是杯水車薪，但其“政府+企業+基金會”的三方合作模式，為提升我國兒童大病醫保水平提供了現實樣本。
讓孩子有尊嚴地病有所醫
當一個貧困農村家庭的孩子和父親同時患重病亟待治療時，通常，家庭會選擇先為父親治病，因為只有父親病情好轉才能讓孩子持續治療，而這一切的前提是：父親治病成功並能打工攢錢，而且孩子的病情不會惡化。這是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發起人鄧飛在貴州黔西縣看到的一種現象。
2011年，黔西縣正在試行“免費午餐”公益項目。從解決校園兒童營養問題行動之始，鄧飛就想把“讓孩子有尊嚴地病有所醫”裝進“增加鄉村兒童福利”的公益“願望包”里。
當時，新醫改已啟動三年，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均對兒童大病保障進行了諸多努力，但兒童醫保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中國公益研究院在2013年發布的《中國兒童大病醫療保障與社會救助分析》指出，就整體而言，重大疾病患兒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仍未得到全面解決。該分析報告認為，個人負擔的醫療費用高，基本醫保對重大疾病實際報銷比例有限；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均導致許多大病患兒需異地治療，而醫療保險的縣級統籌方式與這種異地治療的需求不相適應，異地就醫不僅程序複雜而且報銷比例低；政府醫療救助雖然對貧困群體進行了救助，但救助額度小，救助時間滯後。
中國公益研究院於2013年發布的另一份報告《中國兒童大病救助與慈善組織參與現狀報告》也從側面分析認為慈善組織進行兒童類救助項目難度之大，“大病救助專業性更強，對項目執行要求高，所需資金量大、見效慢，而其他的慈善項目投入小、見效快，因此兒童大病醫療救助項目並非慈善組織開展兒童類救助項目的首選。”
2012年7月，鄧飛、王振耀、李亞、趙普、張泉靈、李晨、馬伊琍、姜賢正、王長田、余德耀等媒體、公益人士與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共同發起大病醫保公益基金，並取得合法公募資格。該基金通過社會籌集善款，引入商業保險公司或其他低成本運營機構，在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基礎上，為0-16周歲患病少年兒童提供再次補償，以減輕家庭醫療費用的負擔。此外，嘗試針對一些少年兒童發病率高、花費巨大、治療路徑清晰、自費費用占比高的比如先天性心臟病、白血病、惡性腫瘤等病種進行再次報銷。
從願望到行動，用了1年時間，這個與其他慈善項目相比有一些難度的兒童救助項目才得以啟動，並且施行全病種和異地治療無差異賠付、最高達20萬元的保險理賠報銷。鄧飛說，“一切都是源於我們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最終要讓鄉村的孩子能有尊嚴、有質量地病有所醫，所以，我們連接了各方資源，也獲得後來源源不斷的支持。”
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啟動後第二個月，國家六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在基本醫療保障基礎上，對大病患者的高額醫療費用給予進一步保障，地方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通過政府招標選定承辦大病保險的商業保險機構。
“國家這一政策的出臺，說明我們努力的方向沒問題，以後和地方政府合作就應該更容易了。”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執行長劉萃說。
生病的孩子不能等
13歲的李霞患病治療期間，每天兩萬多元的治療費把父親李蔭平壓彎了腰。
無計可施的李蔭平找到侄女李琴，希望她能找政府或公益機構幫忙籌集一些救命錢。2014年7月，李霞的堂姐李琴（化名）找到了該省一家公益組織。李琴告訴南方周末，拍李霞患病證明照片，收集相關就診和收費資料，到當地縣民政局、社保局、接診醫院及村委會等開具證明材料並蓋章，前後耗時半個月，最後確定能申請的救助費還不到實際已支出醫藥費用的三分之一，差不多3萬元人民幣。直到李霞去世，這項救助行動仍未進入審核程序。
“遺憾的是孩子不能等，疾病也不會等。一個孩子生病，不僅需要醫藥費，還需要家里一到兩個勞動力陪護，照顧起居，家庭收入也會受到嚴重影響。”鄧飛發起過很多公益項目，但他關註最多的是鄉村兒童，因為“確實對鄉村兒童的困境深有感觸”。
南方周末了解到，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為患兒提供了更便捷的保險賠付模式，即完成與城鎮居民社保、新農合結算系統對接的試點地區，醫療費用實時劃分，大病醫保費用實現由保險公司直接結算，家庭不用提前墊付；未完成系統對接的試點地區，公益項目協調將由患兒家庭提供的費用報銷資料改由當地社保或新農合提供，同時簡化其他身份材料的要求。此外，只要在承保年齡和條件範圍內，已患病兒童均被納入大病醫保範圍內。
劉萃告訴南方周末，根據每個試點地區的特性，項目團隊會根據實際發生的精算數據，實行動態管理，彈性調整，以確保項目價值得到穩定、可持續的發揮。四年來，由於不斷研究調整細化賠付比例和模式，加設特殊病種報銷基金，各試點地區民眾的自付比例進一步降低，也就意味著鄉村家庭對抗兒童大病的風險能力開始提升。
上述《中國兒童大病救助與慈善組織參與現狀報告》對2012年我國74家慈善組織開展的136個兒童大病救助項目分析指出，目前我國的慈善組織開展的項目大部分是事後救助，只有非常少量（占2%）的大病救助項目是采取事前救助的方式，而大病醫保公益基金是代表項目之一，即通過兒童患病前為其提供重大疾病公益保險的方式。
截至2016年8月，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累計籌集善款5466萬余元，項目覆蓋湖北鶴峰縣、巴東縣、湖南古丈縣、雲南漾濞縣、浙江開化縣、河北懷來縣、四川漢源縣等8個縣，其中古丈縣已經完成結項工作。
四年來，該公益基金為923，038人次的0-16歲兒童免費提供醫療保障，有4865名兒童獲得賠付，其中，賠付超過1萬元的有332例。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杜創告訴南方周末，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的意義在於模式創新，即通過民間慈善募捐的方式，與地方政府合作，通過招標方式委托商業保險公司，以“民間、商業、政府”三方的合作，探索了一種解決特定人群大病保障的模式。
縣委書記當誌願者
2016年元旦，大病醫保公益基金項目在湖北省巴東縣試點啟動。這也是該項目運行四年來，首個由地方政府與大病醫保共同出資成立的試點項目。
“巴東縣啟動試點，說明縣政府認同大病醫保的理念、項目模型及執行能力，且願意出資與大病醫保共同運營。”劉萃說，這與同處鄂西北的湖北鶴峰試點大病醫保公益基金不無關系。
鶴峰也是“免費午餐”項目的第一個試點項目地。自“免費午餐”落地後，該縣的圖書、建築、衣物等公益方面得到各方力量支持，也形成了一定的公益項目生態圈效應。據鄧飛回憶，時任鶴峰縣縣委書記楊安文在大病醫保公益基金成立第二天申請加入公益項目團隊。面對“你能做什麽”的調侃，楊安文當時回答：“我可以帶著鶴峰縣大病醫保的資料四處演講，以身示範，還可向其他縣的縣委書記推薦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嘛。”於是，這位縣委書記就成為了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第38位發起人，也是大病醫保的誌願者。
劉萃告訴南方周末，巴東縣也正是在看到隔壁的鶴峰縣大病醫保公益基金成效不錯，才主動找到了大病醫保公益團隊，要求試點落地。
四年來，大病醫保項目集合了地方政府、保險公司、保險行業專家、愛心企業、媒體、明星、誌願者等多方力量，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不同專業領域的跨界合作，並探索建立了“試點退出機制”。劉萃說，退出在當地發揮作用不大或當地政府基本醫療保險政策制度落實得力的試點縣，轉而開展更能發揮作用的試點項目，讓善款得以高效使用。
“我們很幸運，移動互聯網時代做公益，給了我們技術上的賦權和賦能。”鄧飛說，“鳳凰網、騰訊公益等幫助我們籌款；微博實現了項目信息的寬廣傳播，動員和組織起社會力量來出力出錢，迅速找到困難解決方案；微信實現異地網絡的協作，提升了我們的工作效率。我們也通過這些平臺向公眾定期反饋項目進展。”
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的挑戰
鄧飛曾在自己的《柔軟改變中國》一書中這樣寫道：“今後，我和我的夥伴將整合多個兒童公益項目——微博打拐、免費午餐、大病醫保和暖流計劃，組建一個中國鄉村兒童聯合公益，並建立一個公益網絡社區，召集和組織更多兒童組織形成聯盟，更有力地引導城市良善資源回流鄉村學校……”如今，中國鄉村兒童聯合公益已經組建，並致力於鄉村兒童福利的增加。
大病醫保精算報告主要擬寫人何劍鋼，也是該公益項目的一名誌願者，雖是專家，但對於這項新生的公益項目也算是摸著石頭過河。從最初的人均保費開始，他們找參考方案，反複測算，實地考察，最後給出一份商業保險公司招標評分表。這種熱情同樣延續到法務、醫療、金融、財務等有其他專業的誌願者，他們以實際行動，讓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建立起了商業保險與基本醫保的對接。
但精算師們依然面對著十分常見且並不容易解決的難題：數據質量不夠。要麽性別一欄空，要麽年齡一欄空，這些數據都只能反饋給當地經辦人員再去一一核實。何劍鋼表示，兒童大病醫保是在居民醫保和新農合醫保之上的再次報銷，其數據也都來源於前面兩者，雖然質量都在不斷提高，但是存有問題的數據依然在5%左右。問題數據最終都會交由保險公司處理，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益基金對所得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的嘗試。
“如何構建醫療服務供給和支付方的合作體系，以提高效率，促進公平，已不單單是大病保險的問題，涉及醫療衛生制度的方方面面。”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5年的《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公益基金運行經濟學分析》指出，目前，我國大病醫保讓商業保險公司來經辦，並秉承“保本微利”原則，在實踐中往往造成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經辦管理的脫節。醫保部門負責基本醫保，保險公司管理大病，前者是國有事業單位，不自負盈虧，沒有積極性主動控費，後者無法通過管控基本醫保來最大程度地優化大病保險支出，若加之無承擔超支風險，便成為了基金的過手人。
該分析建議，要讓保險方在引導醫療資源配置、控制費用、促進公平方面發揮作用，應踐行“社會醫保社會辦”的原則，或者推行基本醫保經辦機構改革，使其成為自負盈虧的民營非營利機構，或者讓商業保險機構同時經辦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
最終，讓具體經辦機構與醫療服務供給方談判來確定醫療服務和藥品價格，引導醫療資源有效配置，才是醫保科學發展的方向。
城鄉居民醫保整合塵埃落定 人社部統管大勢所趨
經過長達三年半的“拉鋸”之後，城鄉居民醫保的管理歸屬權之爭基本塵埃落定——在20個已經出臺整合方案的省份中，絕大多數省份將之劃歸人社部門管理。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燕綏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城鄉居民醫療保險歸口人社部統一管理是大勢所趨，雖然居民醫保歸衛計委或是人社部管理各有利弊，但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整合只是中國醫療保險系統整合的第一步，未來還要進行城鄉居民醫保和城鎮職工醫保的整合，顯然歸口人社部管理更加有利於推進更深層次的整合。
人社部的數據顯示，截止9月30日，全國已有2/3的省份(北京、天津、河北、內蒙古、上海、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重慶、雲南、陜西、青海、寧夏、新疆、兵團)對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醫保制度進行了總體規劃部署或已全面實現整合。在這些省份中，只有陜西省在出臺的醫改文件中提出將整合後的城鄉居民醫保劃歸衛生計生部門統一管理。
此前，我國通過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居保和新農合三種制度實現了醫療保險制度的全覆蓋，前兩項制度由人社部管理，新農合由衛生部農村衛生管理司合作醫療處來管理。
我國於2003年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即新農合)，截至2015年底，全國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人口數達6.7億人，參合率為98.8%。2007年建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即城居保)，到2015年末，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3.76億
楊燕綏表示，這兩種醫療保險制度形成的城鄉分割的狀況導致兩者之間存在籌資標準、經辦流程、保險待遇等多方面的差別。從全國範圍來看，新農合的醫療報銷待遇低於城鎮居民，醫保制度的公平性受到質疑，並且在一些地區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重複參保和重複補貼的問題。
城鄉居民醫保整合在今年初被提上了政府的議事日程。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保制度，財政補助由每人每年380元提高到420元”。
今年1月，國務院印發《關於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下稱《意見》)，就整合城鄉居民醫保制度政策明確提出了“六統一”的要求：統一覆蓋範圍、統一籌資政策、統一保障待遇、統一醫保目錄、統一定點管理、統一基金管理。
實現“六統一”最大的障礙是城鄉醫保管理權的分立。早在2013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審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就明確提出整合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職責等，由一個部門承擔。但由於相關部門之間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分歧，難以達成共識，從而導致到底是由衛生計生部門還是人社部門來承擔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職能一直不能確定。
城鄉醫保管理權長期難以統一給地方的保險經辦工作帶來很多困擾。一位廣東省從事醫保經辦工作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07年開展建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試點之後，廣東省開始探索將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合並，將歸口人社部門管理，但由於在中央層面新農合仍然是歸衛生計生部門管理，一些中央關於新農合管理的管理文件下達到地方衛生部門之後就與經辦機構“失聯”了，部門之間的溝通成本非常高。
人社部門和衛生計生部門的僵持狀況在今年年初國務院《意見》發布之後得以改變，在制定城鄉醫保的整合方案中越來越多的省份選擇將管理權歸與人社部門，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4個直轄市明確將整合後的城鄉居民醫保劃歸人社部門統一管理。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 人社部已將“加快推動城鄉基本醫保整合”列為近期醫保工作的首要任務，要求各地努力實現年底前所有省(區、市)出臺整合方案，2017年開始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醫保制度。
人社部社會保險研究所所長金維剛公開表示，目前全國大多數地區都將整合之後城鄉居民醫保劃歸人社部門統一管理，城鄉居民醫保整合後管理體制的大格局已經基本確定。
根據人社部調查所了解的情況，在一些還在研究制定整合方案的地區中，還會有越來越多的地區將整合後的城鄉居民醫保劃歸人社部門統一管理。預計年底前各地全部出臺整合方案之後，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城鄉居民醫保都將由人社部門統一管理。
金維剛也表示，在多數地區整合後劃歸人社部門統一管理的主流趨勢已經形成的同時，在局部地區也出現一些波折，除了陜西省將城鄉醫保管理歸口衛生計生部門之外，福建省決定成立醫保管理委員會，下設醫保辦，掛靠財政部門。這種狀況導致出現“三分天下”的苗頭，有少數地方政府在研究制定整合方案及確定歸口管理部門方面還處於猶豫或觀望狀態，城鄉居民醫保整合面臨的形勢錯綜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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