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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羨慕農民工的高工資嗎？

當他們的工資趕超白領時，很多人回頭看看自己一個月三四千的工資，抑制不住驚羨的目光。多數人看到了農民工拿高工資，卻沒有看到他們背後的勞作辛苦、職業的高風險以及從養老金到社保方面的一片空白。高工資的背後，是農民工們幾乎在以命相搏。

“知道”（nz_zhidao）跟你談談，農民工的辛酸。

“墻上再上個人！堵上！堵上！別讓他溜了！”

方圓幾個村里幾十個農民工，在聽說本村一個包工頭偷偷溜回來的時候，立刻出動把他家房前屋後圍了一個水泄不通。因為這個包工頭拖欠了他們工錢。

最後這個包工頭狼狽地從自家順著院墻翻到鄰居家里，然後又從鄰居家里翻進我家的院子里。那時還是淩晨四點多，正在睡熟的爸媽忽然聽到窗戶旁有人在低聲說話，嚇了一跳。良久，才弄清楚了情況。包工頭是本家的一個侄子，爸媽只好讓他暫時躲在了閣樓里。

這是上世紀90年代的情形，那時欠薪對農民工是家常便飯。尤其建築領域，由於甲方不可能挨個和幾百個農民工簽用工合同，乙方和包工頭則成了農民工工資的代理人。

拖薪的包工頭讓農民工很受傷

當村里外出打工的風氣剛剛開始，出於同鄉同源甚至還是同姓的考慮，村里人相信跟著工頭在外是不會吃虧的。但事實上，不出幾年，村里工頭的房子翻新成了兩層樓房，開起了小汽車，甚至傳說工頭在城里也有房子和情婦。而跟他一起外出的人，卻拿不到工錢，憤怒的村里人恨不得把他生吃了。

是甲方沒有給錢，還是包工頭把錢扣下了，農民工們不得而知。那時候，“維權”一詞農民工還不清楚，他們唯一的方式就是朝工頭去鬧，一鬧兩鬧下去，有些包工頭也就漸漸把工資發了。

相對於其他領域的農民工，由於建築行業工程的周期性以及人員流動性等原因，這個領域的工資問題尤為突出。野蠻和無序，確實在房地產行業剛剛起步時存在過。由於工程的進度和包工頭自身的問題，農民工工資的發放，一直也是磕磕絆絆。在經歷過工資討要的難處之後，農民工也漸漸積累經驗。

首先外出要盡可能地成群結隊，一旦發生欠薪問題，討要起來聲勢浩大。其次要選擇口碑好的包工頭，哪怕是錢給少一些，只要能按時結錢最佳。而實際上，在最初的那幾年里，包工頭個人的品行問題，確實影響著工資的發放。

不過，拖欠工錢的包工頭走得並不長遠，村里人漸漸看清他們的嘴臉後，就不再信任他們了。那個躲在我家里的包工頭，失去了房地產商的信任，也攬不到工程，只能幫著其他包工頭打雜。甲方和農民工會用腳投票，那些品行和能力上皆不行的人，最後都會被人冷落和拋棄。

另類的討薪方法奏效嗎？

除了包工頭起關鍵作用外，甲方，也即是房地產商與農民工之間關於工資的糾纏，就更複雜了。太過黑心的甲方不會是大多數，但拖欠、克扣的問題也還是普遍存在。媒體報道的農民工討工資新聞，一般都是甲方的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發放周期是按年計算的，因此前些年每到年底，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就多了起來。一旦甲方欠薪，曾經威武雄壯的包工頭也在瞬間成了弱勢群體，實際上他們跟農民工是一條戰壕里的。甚至要不到工程款，出現過包工頭選擇跳樓自殺的極端事件。在2008年以前，還有包工頭為了討薪，被砍斷手臂的事情發生。

隨著媒體的持續曝光，社會各界開始關註，開發商明目張膽的暴力收斂了，農民工討薪技巧也改變了策略。過去可能是實打實地用死亡的方式威脅，現在他們不再那麽傻了。

於是，跳騎馬舞討薪、裸體討薪甚至下跪討薪等另類吸引眼球的方式出現在了媒體上。本質上農民工這麽做，是想引起輿論的關註，為自己在討薪的道路上增添籌碼。然而，當一些薪資討要訴諸法律途徑時，時間拉長了，農民工們更承受不了。他們等不了，也沒有那麽多時間精力去爭訴。所以在另類討薪的方式以外，每年還是能看到那些以死相逼的討薪方式。

為何農民工動輒采取極端的方式討薪？按年結算工資，導致農民工每個月只能領到很少的生活費，一旦開發商最後賴著不結算工資，農民工別說回家，連吃飯活下去的錢都沒有了。這種情形下，換做誰都會絕望和憤怒。

社會關註、法律援助，再到惡意欠薪入刑，關於和欠薪者的博弈，農民工以及社會持續在做努力，近幾年欠薪的問題有所緩和。有些地方甚至能夠按天或者按月結算，但按年還是主流。

漲薪背後的痛與淚

或許唯一值得慶賀的是，雖然以死相逼討欠薪並沒有徹底終結，不過農民工的工資卻是普遍上漲了，甚至超過了普通白領的工資。

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前十年左右，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是30—50元/天，小工那時的工資一天甚至只有10元。到2008年，農民工的工資迎來第一波上漲，技術工種每天普遍能達到100—150元，小工的工資也漲到了50—80元。到現在，農民工的普遍工資，都是200元以上，某些大工的日工資甚至能達到500元。工資上漲里誠然存在著物價的因素，但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能夠在老家蓋房子買汽車，也說明他們的確得到了實惠。

當他們的工資趕超白領時，很多人回頭看看自己一個月三四千的工資，抑制不住驚羨的目光。多數人看到了農民工拿高工資，卻沒有看到他們背後的勞作辛苦、職業的高風險以及從養老金到社保方面的一片空白。高工資的背後，是農民工們幾乎在以命相搏。

首先“辛苦”這一關多數人就過不了。他們每天早上五點多就得起床，吃完飯從六點開工一直幹到晚上六點，中間除了吃午飯休息一個小時外，其余的時間都在工作。不管是夏天的烈日炎炎還是冬天的寒冷刺骨，都在室外，而你我呆在屋子里都覺得不舒服。更直接的危害在於，長時間高強度的勞動，一點點地吞噬著他們的身體健康。不少才三十多歲的農民工，就患關節病，一些年紀大的，渾身是病。社會上其他從業者不會僅為了這點所謂的高薪誘惑選擇來到工地，農民工的高薪是孤獨的，沒有其他任何配套的保障。

其次是職業的高風險。南方周末去年曾經出過一篇報道《一個很多民工意外身亡的地方》，在林州東南部的一個約四千口人的村莊，客死他鄉的民工已達57人。在臨淇鎮，死於工地意外事故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每個村莊都有。一個村子里，曾經在2005年到2008年三年間，有四五名村民死於工地意外。民工在工地身亡後，會被迅速轉移，家屬大多選擇賠錢私了，因為私了的賠償金會高。由於施工方不簽勞動合同，自然也就沒有工傷保險，即便如今工資上漲了，也無異於是在拿命賭博。試問，一個人若有從事其他工作的技術和能力，又有誰願意整天提心吊膽在工地上掙命呢？

若問職業前途迷茫的工作是什麽，很多人都會想到建築行業的農民工。高強度的勞動量，導致這個工作是吃青春飯的，當力氣用完的那一天，也就是不能再踏入工地那一天。但沒有社會福利的他們，即使在年齡逐漸增大的情況下，也不會離開工地。勞動量大的活兒幹不了，他們就選擇看管、清掃等輕勞動量的活兒。

在工地上，負責看護工作的都是50歲甚至6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尤其在春節歇工的時候，農民工都走了，工地的各種器材極其容易被社會閑散人員偷盜。於是在我家鄉那里，很多年老的夫婦為了能多掙錢，每到過年的時候反倒往工地上去從事看管留守的工作。在家鄉，曾經發生過很多年老看守農民工被偷竊者殺死的事情，於是慢慢的大家總結了經驗，只要偷的不過分，就讓他們偷去好了。再或者，很多常年負責留守看守的農民工，在工地上會養好幾條大狗，既能看守，又能和他們作伴。在此以外，突發疾病也常常伴隨著這些年老的農民工。萬家燈火闔家歡樂的時候，他們孤零零的，冒著生命受到傷害的風險和一堆建築器材為伴，這背後的辛酸，豈是那一點點錢能彌補的？

從野蠻欠薪逐漸熬到現在的工資上漲，農民工見證的正是建築領域的荒蠻無序在一點點變得規範。然而這還僅僅是起步，因為農民工需要的並非僅僅是高工資，除了現錢工資能按時足額發放以外，安全、福利等其他社會工作者的基本配備，他們也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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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領是藍海嗎？談談針對農民工群體的創業機會

導讀 : 農民工的第二代已經不能稱為農民工了，因為這群小孩從小離開家鄉，生活在城市的邊緣，但是他們渴望成為這個城市的一份子，但現實是只能成為旁觀者，他們是一群沒有歸屬感的人。

藍領招聘作為未來的入口級服務炙手可熱，下一個風口——藍領服務已浮出水面，藍領群體看似遙遠又近在身邊，可是你對這個群體了解多少？他們的“前世今生”投放在大時代背景下呈現什麽樣的狀況和趨勢？

從前段時間以來都有投資機構和一些藍領方向的創業團隊，接連發布了一批文章在討論藍領市場的屬性及未來藍領領域的創業機會和布局，各種觀點很多看了都感覺很有道理。作為國內最早關註藍領創業團隊的創業服務平臺，我們一直對藍領服務的項目深有體會，我想站在投資人的立場，從社會學及宏觀經濟的角度淺談一下這個群體和行業的情況。

藍領是誰？他們的生存現狀如何？

藍領人群在我的理解中已經過渡到第二代了，第一代是以前大家稱呼的農民工，也就是那群80年代末90年代初，離開了祖祖輩輩耕耘的土地來到城市討生活的人，他們的生活軌跡同城市完全是脫節的，他們在城市打工、掙錢然後寄回老家，他們的期望是能賺夠錢回家蓋房子養老，落葉歸根。因為他們的收入是從土地里得到的幾何倍數，國家又實行了新農保，所以他們對這個社會的滿意度是相當高的，也就是幸福指數很高，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融入城市，所以也並不太在意或者是可以容忍所謂城里人對他們的嫌棄和歧視。（同理可以參照80代那些洋插隊的心態）

而他們的第二代已經不能稱為農民工了，因為這群小孩從小離開家鄉，生活在城市的邊緣，但是他們渴望成為這個城市的一份子，但現實是只能成為旁觀者，他們是一群沒有歸屬感的人。他們所接受的教育有限，有些是留守兒童，因為由長輩撫養無法得到父母的正面引導和及時的教育放棄了學業，一部分是因為農村人口結構調整後村辦學校消失，基礎教育全部轉到鎮上去了，盡管不收學費但相應的就學成本提高後導致學生失學，到城市早早進入社會打工，加入藍領大軍。還有一類是他們隨父母來到城市上學，卻不能得到和城里的孩子一樣的教育資源，學習基礎薄弱，父母無暇照顧或者經濟壓力的問題，連9年義務教育都未完成，迷茫而無助。這群小孩承受著各種社會的眼光和客觀現狀的壓力，他們對社會的滿意度是非常低的。現在他們是藍領大軍的一員，未來20年或30年後當他們喪失了勞動技能之後該何去何從？是件值得憂慮的事。

藍領們的未來不被看好？ 有待商榷

回過頭來看第三季度中國的GDP增長6.9%，其實未必是個不理想的表現，甚至超出一些經濟學家的預期，大家都知道數字的真實程度到底有多少水分，但是國際資本包括大摩、高盛還是依然看好中國的宏觀經濟。因為全球經濟回暖是趨勢，美國經濟已經全面複蘇，歐洲經濟也開始走出困境，這次G20峰會不討論歐洲經濟增長也是因為已經不是急需解決的問題了。

這輪的中國經濟依然是處在調整結構的狀態，增長放緩的時候只要能保證就業率依然可以保持市場的穩定，這也是為什麽中國政府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核心還是要提高就業率。但就目前來看這些刺激政策還是在解決高學歷人員的就業問題，那群低學歷的產業工人未來的就業機會在哪里？目前有幾種可能性，就是政府出臺一系列的政策：完善社保體系、降低購房成本把老百姓的存款釋放到消費領域，從而促進消費市場及服務行業，增加藍領們的就業機會，從而解決制造業不景氣而導致的制造業藍領的失業問題。但是筆者並不認為這是一個治本的方法，如果第二產業無法複蘇老百姓就不能提供源源不斷地購買力支撐消費市場的蓬勃發展。

還記得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的產業工人嗎？他們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符號。李開複老師也曾在多個場合提到過對藍領市場的關註“中國有個人口優勢，還有非常大量的藍領人口，藍領人口現在是在大城市里面打工或者在某一個工廠里工作，這一批人，在一個新崛起市場里面，其實扮演重要的角色”。簡單的講就是市場很大如果想創業就往那個方向試試。

所以近來也有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及投資機構關註到這個領域，但也僅僅是關註而已，離布局依然還有距離。僅就我個人的理解來看有幾個方面的原因：1、對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不太看好，導致對行業中國制造沒有信心；2、對中國藍領人群的屬性還不夠了解；3、對目前這個領域中的創業者能力持觀望態度；4、擔心人口紅利消失後機器人或機械手臂會替換人工導致人力資源市場需求萎縮；

我個人認為大可不必為此擔心，盡管大家能看到的一些表層現象就是美國及歐洲制造業回流，中國的人力成本提高，北美及東南亞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的勞動力，但事實是很大一部分的公司在海外兜了一圈後依然回到了大陸。工場搬遷表面上好像省了30%的人工，但最終為此帶來的一系列的管理成本並未提高效率，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你試想一下哪個民主國家能夠接受像中國富士康那樣把幾十萬勞工積聚在一個大社區內接受如此滿負荷及高效率運轉的準軍事化管理？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有個很大的優勢就是提供了一批高素質的產業工人。

制造業的回歸和升級叠代本身就是有一個過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有一個共性的發展過程，以山寨和低端制造起家然後再進行產業升級，前段時間有新聞報道東莞工廠倒閉解散，工人失業，但是數據顯示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藍領工人外流的顯現，這就說明人員依然在珠三角這個大池子里流動，經濟不景氣擠占了大量低效低附加值的中小型民企的生存空間。

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的財富積累靠的是勇氣，是得益於改革開放供給關系不平衡而產生的，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就是要叠代掉他們的，他們也是時候該淡出商業舞臺了，互聯網的革命意義不就是利用再造流程的方式打破原有的壁壘，形成新的壟斷嗎？當然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等著別人來顛覆。而只要市場的需求不萎縮，產能會先在大企業集中，那些大家夥會變得更大。產業工人會聚集到那些大企業中，所以那些做藍領招聘的企業終極商業模式絕不是一個撮合工具，而是平衡市場供給關系的杠桿，經濟越是不好價值越大！深圳經歷了山寨手機的那波低潮，現在不正在成為全球的創客樂土嗎？美國的那些產品眾籌網站拿到錢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曬張去深圳的機票，告訴用戶“親，我給你們去做產品了”，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工業有機會實現轉型。

藍領大軍未來將帶來的機遇

我們相信中國經濟長期看好至少能保持10—15年的勻速增長，農村土地的私有化、城市化進程、60萬億的國有資產放開等等，中央政府有一把好牌可打。其中離開土地的農民也就是我們提到的龐大的藍領人群是個巨大的市場，包括招聘、金融服務、婚戀、房產等等，很多人分析過了，我就不詳談了。

但是正因為是個全新的領域，大家都沒有數據可分析包括BAT，也導致的這個行業遲遲沒有成為風口，我們本來以為在2015年資本市場會把藍領這個領域作為一個獨立的版塊來布局，事實上進展不如我們的預期，沒關系我們倒不是太著急，接下來應該會有一批創業者殺進來，之前有智聯、中華英才的團隊做招聘；58、趕集的團隊做垂直平臺；未來會有做校園分期、校園配送的都會殺進來。

我們在2012年開始關註藍領方向的創業團隊，當時投資了某制造業藍領招聘項目的種子輪，在融天使的時候特別難，難在哪里？前面提到過的問題幾乎都碰到了。而且這個行業有很高的隱形進入門檻，那個時候資本也特別熱，那些用錢燒流量的項目融錢特別快，相對來說這樣的項目就不夠性感，當時團隊做的比較重，所以增長就不夠驚艷。2013年初時候大家都在用輕模式快速積累用戶的時候，這樣的項目就更不受待見了，但事實證明當時搞流量的都把自己給搞死了，做重的活下來了，事實證明在一個全新的垂直領域被用戶認可並信任是有成本的，只有做重才能提高用戶粘性並形成壁壘，而這個壁壘一旦形成對手很難打破。

當時創始人線下出身也會被質疑缺乏互聯網基因，回過頭來看其實對傳統行業的改造你不懂行的話陷阱太多，而且藍領行業人群很特殊，受教育和環境的影響使他們很難產生信任感並且有一套自己的行為習慣和思維方式，所以很多互聯網公司既有的打法是打不透他們的。所以當有些創始人告訴我“我先要做藍領社交把用戶黏上來之後倒流到招聘”等等，我的回答就“你想多了”，這套邏輯在這個人群中是不通的。所以我不太認為短期內能出來入口級的平臺型公司，所以每個方向都有大量的機會。

但是當時很多機構盡管表示認可這個觀點，但同時又持觀望態度，幾乎所有的知名投資機構都能見到合夥人但總差在臨門一腳。我想這也是很多藍領方向的創業公司的共性問題，所以幾乎就在子彈快打完的時候很幸運得到了創新工場的天使輪，合夥人郎春暉特別認可這個市場和創始人在做的這個事，並且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耐心，汪華也站在一個很高的維度在來俯視這個行業並同團隊一起梳理了戰略，接下來的速度就特別快，很快就在今年的8月完成了由富達領投、諾基亞成長基金的跟投，完成了目前藍領招聘市場上最大的一筆A輪融資。回過頭來看有個有趣的的顯現，這幾家機構都有一個共性，懂宏觀經濟、了解全球市場、同全球制造息息相關（創新工場的LP其中就有富士康）。

其實一談到經濟的事其實特別容易挨板磚，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我們有個很樸素的觀點就是中長期看好中國經濟並且願意關註到那些經濟轉型過程中而產生的特殊人群，比方說農民、藍領。他們在社會中處於一定的弱勢，需要社會大眾的關註和幫助。作為一家投資機構帶動開發和促成藍領領域的創業項目可以讓藍領族群享受到互聯網帶來的便利，從他們工作、生活、情感等方面的需要去服務於他們，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在思考如何幫助他們，就是在思考他們需要什麽？等於在想創業的點子，說到創業就又回到今天的主題，如何服務好這群近3億的從業者誰就有機會殺出來，成就一家百億美金的公司。

綜合來看資本也許除了逐利，也許還能為改善社會環境做些有價值的事！

版權聲明：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奚軍，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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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六成農民工希望到年齡就回鄉 是什麽影響了農民工“進城”的積極性？

近日，中國社科院在京發布《中西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處境與對策》一書，其中一項“中西部農民向城鎮轉移意願分布”調查顯示，“很想”向城鎮轉移的農民工占11.83%，“比較想”的占21.73%，“一般”的占17.45%，“不太想”的占24.82%，“完全不想”的占24.13%，約一半農民工不想進城，另外66.1%的農民工認為到了一定年齡就想回鄉。

近日，中國社科院在京發布《中西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處境與對策》一書，其中一項“中西部農民向城鎮轉移意願分布”調查顯示，“很想”向城鎮轉移的農民工占11.83%，“比較想”的占21.73%，“一般”的占17.45%，“不太想”的占24.82%，“完全不想”的占24.13%，約一半農民工不想進城，另外66.1%的農民工認為到了一定年齡就想回鄉。消息發布之後，在網上引起熱議。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7747萬人，比上年增長1.3%。其中外出農民工16884萬人，增長0.4%。大幅低於過去5%左右的水平。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落實放寬戶口遷移政策，合理引導農業人口有序向城鎮轉移，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先後有20多個省區市出臺了省級深化戶籍改革實施意見，尚未出臺的地區大多也會在近期出臺。

不過《人民日報》2015年12月27日的報道顯示，四川省統計局對成都、綿陽等9個城市進城務工人員調查中，53.8%的受訪者不願將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

《中山日報》2014年6月5日的報道中，國家統計局中山調查隊2014年以問卷調查和實地走訪的形式，對中山市農民工進行了調查，當問及“您是否希望在城鎮落戶”時，大部分農民工表現平淡，市民化意願較低。其中，只有41.5%的人表示希望在城鎮落戶，20.7%的人明確表示不希望落戶城鎮，37.8%的人表示暫時沒有考慮過要在城鎮落戶。

根據公開數據，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接近2.69億人，其中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約1.3億人，占農民工總量的46.6%。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研究員張自然曾表示，根據調查，占總量一半左右的1.4億老一代農民工（1980年前生），不一定都願意將農村戶籍轉為城市戶口，一些80後以及此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也不願意。

《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6.10%，而按照2014年3月出臺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目標，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要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要達到這一目標還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是什麽影響了農民工進城的積極性？

四川省統計局對9個城市進城務工人員的調查數據顯示，在農民工不願落戶城市的原因中，43.6%的受訪者認為城市生活成本高，38.5%的受訪者認為農村和城鎮戶口差別不大，37.8%的受訪者想保留家中土地承包權，為自己留一條後路，33.7%的受訪者覺得農村土地有較大增值潛力。

社科院發布的調查數據顯示，農民工不願外出打工的前5位因素分別是：年紀大了(20.63%)、父母子女無人照顧(18.12%)、缺少技能(15.94%)、農活兒離不開(10.03%)、對城市不熟悉(8.93%)。其中，年紀大了而返鄉是農民工市民化未完成的表現，父母子女無人照顧等問題都與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有一定的關系，缺少技能、對城市不熟悉也和農村教育落後有著相當大的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曾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不僅是大城市，即使是小縣城打工的農民工，也並非都願意變成城市市民。他介紹，在很多縣城，很多農民工考慮到自己有承包地、宅基地以及集體收益分配權，不願到城市成為市民。有農民直接對李揚講，不當城市市民好處多，因為在農村不一樣，有地就有錢，有地就踏實。

諸多現實環境、制度障礙阻礙了他們進城的步伐，減弱了他們進城的意願。城市難留，家鄉難舍。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認為，農民真正關心的是“農轉非”能夠帶來什麽，增強農民“農轉非”的意願關鍵是要算清賬。城市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變農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的傳統方式，加大保障房建設力度，將農民工納入各類保障房體系中，提升城市對農民的吸引力，讓新市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務，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戶”。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此前接受采訪時認為，要從戶籍制度、社會保障的統一、降低房價、農村土地的產權保障、教育、就業、調整勞資關系、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等方面來提高城市化率。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推進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要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完成約1億人居住的棚戶區和城中村改造，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

地級城市是農民工落戶首選地區。據國家統計局中山調查隊的調查，在表示有落戶城鎮意願的受訪農民工中，地級城市受到最多農民工的青睞，占64.7%，其次是縣城或建制鎮，占17.6%。而希望在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省會及副省級城市落戶的人分別占11.8%和5.9%。

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司長徐林在前不久的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上曾表示，今年城鎮化的重點工作之一，即是創新行政管理體制，探索形成新型設市模式，逐步改變按行政等級配置公共資源的管理體制，對經濟總量大、吸納人口多的縣和小城鎮，賦予其與經濟總量和人口規模相適應的管理權限。

• 中國青年報
• 陳星
• 王品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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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錚：農民工收入該與什麽匹配

說到農民工收入，常常聽到這樣一種議論：近年農民工收入增速太快，既高於農民工勞動生產率，也高於同期人均GDP的增速。這種增速不可能長期持續，“收入增速與GDP增速要匹配”。

收入的增速長期來看確實必須與GDP增速相匹配。但這里所說的收入，是指包括勞動者工薪、資本利息、企業利潤、政府財政收入在內的全部生產要素報酬。總體上收入增速與GDP增速匹配，並不意味著其中單項要素(如農民工收入)的增速一定不能高於GDP。前些年，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速不是遠高於GDP嗎?

在證明近年來農民工收入增速太快時，議論者往往以民工潮年代為基準。而民工潮年代恰恰是農民工收入的增速遠低於農民工勞動生產率和同期人均GDP增速的年代。舉例來說，從1990年到2000年，按照不變價格計算，中國的人均GDP總計增長了143%，平均年遞增超過9.2%，而據北京大學盧鋒教授的研究，同期農民工實際工資“整體來講，似乎沒有增長”。

議論者可能會說，民工潮時農民工供過於求，收入上不去符合市場經濟規律。要講市場經濟規律和供求規律，就應該一視同仁，為何農民工供過於求時講市場經濟規律，而近年農民工供不應求、收入增速加快時，就不講市場經濟規律，改講用工方能否承受了呢?

在我看來，民工潮年代農民工收入增速遠低於農民工勞動生產率和同期人均GDP增速，很大程度上緣於以下兩個因素。

因素一，當年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處於經濟學意義上的非均衡狀態，各年齡段的農民工都供過於求。由於農民工所能勝任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崗位上，青年的勞動生產率往往比中老年高，且農民工進城工作沒有鐵飯碗，因而支付同樣的工資，城鎮用工方就可以只使用手腳快、動作準的青年農民工，從而降低用工成本。

因素二，中國城鄉生活水平與生活支出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大體上，鄉村人口的人均生活支出僅相當於城鎮人口的1/3。因此，同樣是掙錢養家，與全家生活在城鎮的城鎮戶籍職工相比，家屬留在鄉村，家庭用房也建在鄉村的農民工，所要求的工資底限相應也低。何況城鎮工作崗位原本並不對農民工開放，只有比城鎮職工幹得更多更苦、掙得更少，農民工才能被城鎮用工方所認可，取代城鎮戶籍職工，成為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就業主體。

與民工潮時期農民工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速慢相匹配，當時中國經濟存在下列現象：

——鄉村勞動力就業不充分，大量閑置。

——農民工“青年在城鎮、中老年回鄉村”。

——為了讓城鎮不再需要的中老年農民工回鄉後能糊口，就得讓他們承包耕地。農民工外出打工時，耕地可以臨時流轉給其他農戶;一旦農民工回鄉，耕地就必須流轉回來。其結果，是農業經營只能以農戶為單位、生產規模偏小、土地流轉不穩定、農業規模經營發展受限。

——農民工成為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就業主體，同時大大壓低了這些行業的收入水平。從而使這些行業成為任何希望全家生活在城鎮的普通勞動者(包括城鎮戶籍職工和大學畢業生)都避之不及的“農民工”行業。

——對只能在上述行業就業的農民工來說，這些行業的收入水平支撐不起農民工全家的城鎮化。因而農民工只能長期維持“工作在城鎮、家屬留鄉村”的家庭格局，並因此引發了一系列與留守家屬有關的社會問題。

——鄉村生活支出低，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宅基地不值錢，鄉村住房開支只包括建築成本，因而鄉村平均建房成本只相當於城鎮平均房價的1/6。農戶間自由買賣宅基地會大大增加鄉村的建房成本，為了維持鄉村低生活支出帶來的農民工低工資，農戶間自由買賣宅基地就只能禁止。

與民工潮時期相比，今天的中國經濟發生了一系列影響到農民工收入的變化。

就現狀而論，影響最大的是民工荒，即前面提到的因素一。農民工的收入=工資率(計件工資標準)×勞動生產率。民工潮時期，因為青年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高，即使用工方提高定額或壓低工資率，農民工的收入仍能達到他們的底線。民工荒緣於高勞動生產率的青年農民工供不應求。用工方不得不招年齡更大、勞動生產率更低的中年農民工。如果工資率不上漲，中年農民工收不抵支，他們就不會願意進城工作。因此，隨著平均年齡的上升，農民工低收入的局面就無法持續。

就未來而論，影響最大的是農民工的城鎮化，即前面提到的因素二。中國城鄉生活支出之間差距巨大。用學者遲福林的話來說，農民工變成城鎮居民，其消費“至少增加一倍”。現有收入不增加，農民工進了城也很難生存。如果一大部分進城農民工都要靠城鎮低保生活，地方政府也負擔不起。雖然有關方面說“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是個預期性的目標，不是約束性的目標，所以不存在強力去推進、一定要達到”，但若實際城鎮化的農民工數量大大低於規劃，例如只有20%~30%，恐怕也很難交代。

現在問題的難點在於，從供給側的角度，農民工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速慢，有利於用工方(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降成本;從需求側的角度，如果收入不大幅提高，靠農民工城鎮化來穩增長的經濟目標就有落空的可能。如何破解這一難題，尚待各方討論和努力。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新增農民工以高齡為主成為難題

如果農民工數量繼續上升，增加最多的是哪個年齡組的農民工?答案是：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

高齡農民工的話題是去年熱起來的，根據國家統計局去年公布的數據推算，2014年，全國高齡農民工數量為4685萬人，比2013年增加了597萬人，這一增加額比2014年全國農民工的增加額(501萬人)還要多。換句話說，如果不算高齡農民工，2014年其他年齡組農民工的總數是減少的。

單獨一年的數字可能有偶然性，所以筆者結合整個“十二五”相關數據一起分析。根據國家統計局今年公布的數據推算，從2010年到2015年期間，各年齡組農民工數量的變化態勢是：16~20歲，從1574萬人急劇減少超過1/3到1027萬人;21~30歲，從8696萬人減少到8102萬人;31~40歲，從5692萬人增加到6188萬人;41~50歲，從5135萬人急劇增加45%到7464萬人;50歲以上，從3125萬人急劇增加近60%到4967萬人。

就數量急劇增加的兩個年齡組而論，41~50歲農民工增加數量最多的年份是2011年，比上年增加了932萬人;此後增加量波動回落，2015年比上年增加232萬人。而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增加數量最多的年份是2014年，2015年則比上年增加282萬人。雖然比2014年大幅減少，但仍比其他各年齡組多。

新增農民工以高齡為主，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

與農民工就業有關的城鎮勞動力市場主要是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提供給農民工的工作往往不需多少技術，所需要的只是體力、反應靈敏度與動作準確度。青年農民工體力強、手腳快、反應靈敏、動作準確，與體力下降、手腳慢、反應遲鈍的高齡農民工相比，他們在進城求職時有優勢。

如果上述勞動力市場是供求平衡和充分就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年齡差異不會造成太大問題。供求平衡和充分就業，意味著同一個年份中，不同年齡組、不同勞動生產率的農民工都可以找到工作。全社會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應該是青年、壯年和高齡農民工各自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農民工的工資率取決於這個加權平均值。農民工年齡結構的變化，會影響到加權勞動生產率的高低，但與經濟增長的變動相比，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要緩慢得多，不至於對經濟造成突然的、激烈的沖擊。

但事實上，直到2004年全國性“民工荒”爆發前，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一直處於勞動力嚴重供過於求的狀態。由於各年齡組都有大量勞動力沒活幹，只要允許靈活用工，用工方就可以專門使用高勞動生產率的青年農民工，並把定額提高到只有青年才能完成的高水平，從而壓低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根據中國社科院曲玥、都陽的研究，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的最低點，就出現在“民工荒”爆發前的2003年。

民工潮時期，用工方和政府的日子都很好過。對用工方來說，只要能招到青年農民工，就能夠提供低成本的產品或勞務，躺著都可以賺錢。對政府來說，青年農民工的競爭力強，他們的就業不用政府操心;即使這類農民工一時找不到工作，只要用工有利可圖，就會迅速湧現出更多的用工企業，去解決他們的就業。政府需要操心的，只是如何維持下崗工人(多數是與青年農民工競爭中的落敗者)的生計。考慮到一部分下崗工人自己也在謀職，而高校擴招又使他們子女的就業遠離勞動密集型行業，因而城鎮戶籍人口的就業壓力政府還能承受。

高齡農民工成為新增農民工的主力，意味著能工作的青壯年農民工差不多都已經找到了工作，剩下的因種種原因(如生育、哺乳)暫時不能進城幹活，這才使鄉村那些年老體衰、被某些人認為應留在家鄉“頤養天年”的高齡勞動力，有了進城當農民工的機會。

經濟學認為，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工資水平。新增農民工以高齡農民工為主，意味著當前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取決於高齡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而高齡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不僅低於青年農民工，而且低於所有農民工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值。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大量使用高齡農民工的結果，必然是農民工收入的增速高於其勞動生產率的增速。

收入水平高、收入增速快，對近年剛開始務工的90後青年農民工來說，當然是好事。但從全生命周期即一輩子收入的角度看，高齡農民工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

高齡農民工可以分成兩類。一類高齡農民工年輕時就外出打工。但當年他們年輕、體力強、勞動生產率高時，他們的工資率(計件工資標準)偏低;如今工資率漲上來了，可高齡農民工年老體衰，已經幹不動了。另一類高齡農民工年輕時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外出打工，是“民工荒”給了他們工作機會。因為務工時間短，他們掙的錢就更少了。

高齡農民工成為新增農民工的主力，給用工方和政府都出了難題。

對用工方來說，如果繼續按照青年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確定高工作定額，則高齡農民工勞動生產率低、收入相應也低，一旦打工收不抵支，他們寧可回鄉閑著，也不會自己貼錢外出務工;如果根據高齡農民工的實際情況來確定工作定額，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就會上升，用工企業的利潤就會減少。國內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占大多數的是中小企業，這類企業沒有定價能力。即使在低勞動成本的民工潮年代，激烈的價格戰也使它們少掙了不少。現在青年農民工招不到了，用工成本大幅上升，這些缺乏企業家才能、只會在“豬都能飛上天”的年代掙省心錢的經營者，日子當然不好過。

對政府來說，高齡農民工是勞動力市場上的弱勢群體。經濟形勢一有風吹草動，高齡農民工將第一個找不到工作。如果像以往那樣，農民工沒有工作就回鄉，倒還不會給政府增加負擔。但現在為了城鎮住房去庫存，政府鼓勵農民工貸款進城買房。以農民工現有的收入水平，只有貸款期限長一些(20~30年)、年還款額低一些，農民工才還得起。但貸款買房的前提，是還貸期間農民工就業穩定、收入穩定或增長;還貸期長達20~30年，意味著現在和將來，相當多高齡農民工需要還房貸。這意味著沒有工作不僅影響到高齡農民工自己，而且影響到房產商的銷售、銀行的運營乃至整個地方經濟，這就夠讓政府頭疼了。如果買了房的農民工進城落戶，而又像當年的“高齡”下崗工人一樣找不到工作，那麽，不管是發失業經濟金、還是提供城鎮最低生活保障金，政府都脫不了責任。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民工潮時期相關勞動力市場非均衡(勞動力嚴重供過於求)導致的用工年輕化和失業中年化，曾使得用工方和政府得益;而隨著勞動力市場逐步走向供求均衡，用工方和政府將不得不為十幾二十年前勞動力市場非均衡的後遺癥——當前新增農民工以高齡為主——埋單。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讓2億多農民工變市民 “人錢掛鉤”解決資金難題

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如何享受到市民化待遇？國務院近些年力推戶籍、土地、社保等一攬子改革來破除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障礙，8月又一相關重磅文件出臺。

國務院近日印發《關於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準備構建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實現“人錢掛鉤”，破解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難題，讓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中國只有實現了外來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才算真正的城鎮化。

教育等公共服務跟隨人走

中國城鎮化存在“半城鎮化”現象，即戶籍城鎮化率與人口城鎮化率存在差異。二者之間的數量差即是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轉變的農民工。

這一現象被中央高層重視，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被一再強調，而這一關鍵正是讓農業轉移人口平等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相關改革繞不開資金。根據2013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城市藍皮書》，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別為17.6萬元、10.4萬元和10.6萬元，全國平均為13.1萬元/人。財政支持因此成為農民工市民化關鍵一環。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在解讀《通知》時也坦言，當前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財政支持保障不健全有關。

《通知》從保障教育權利、創新城鄉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城鄉社保體系、加大就業支持等十個方面為財政政策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路線圖”。

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多數城市的外來人口不能享受應有的福利，比如像低保、廉租房等都與戶籍掛鉤，外來人口不能享受。

而此次新政的一大特點，是優先將持有居住證人口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範圍，做到公共服務提供隨人走，為人的自由流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

在農民工十分關心的子女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要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逐步完善並落實中等職業教育免學雜費和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政策。中央和省級財政部門按在校學生人數及相關標準分配資金，實現“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本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

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通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納入當地醫療救助範圍；對於農業轉移人口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保的，各級財政按照參保城鎮居民同樣的標準給予補助。

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國家已經對城鎮居民、農民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進行了整合，但農民輸入地和農民輸出地的補貼標準差異很大。比如北京和河北城鄉居民人均基礎養老金分別為430元/月和55元/月。

農民工市民化獎勵減輕東部財政壓力

人口流入地的東部發達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較高，農民工市民化將面臨很大的財政壓力。

上述財政部負責人表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利於促進流入地政府經濟社會發展，但要在短期內使得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成本較高，財政壓力很大。為妥善解決這一問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知》提出，中央和省級財政要通過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具體來看，中央的獎勵資金將根據農業轉移人口實際進城落戶以及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情況，並適當考慮農業轉移人口流動、城市規模等因素進行測算分配，向吸納跨省(區、市)流動農業轉移人口較多地區和中西部中小城鎮傾斜。

同時，省級財政要安排資金，建立省(區、市)對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縣級財政部門要將上級獎勵資金統籌用於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該負責人表示，這是引導地方政府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市民化、確保到2020年使1億左右已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重大舉措，也是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創新。

保證中西部困難地區財力不減少

中央財政在支持農民工市民化時，相關轉移支付資金向人口流入地的東部地區傾斜，這讓財力捉襟見肘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擔心財力減少。

上述財政部負責人稱，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人錢掛鉤”政策而減少，是此次改革必須堅守的一項基本原則。

根據《通知》，對享受均衡性轉移支付的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中央財政仍以戶籍人口而不以常住人口為基礎進行測算分配，並充分考慮各地區向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需求。

上述負責人表示，這基本可以實現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存量規模不會減少，同時隨著轉移支付規模的增加，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也將保持平穩增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現在農民也越來越看重附著在戶籍上的福利，比如宅基地財產權、土地承包權等，很多農民進入城市時並不願意放棄農村戶籍。

上述負責人強調，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能采取硬性措施或“一刀切”要求，不是要進城落戶農民放棄在農村的相關權益。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和自主定居權利，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人錢掛鉤” 國務院10條舉措力推農民工市民化

面對中國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未享受當地市民同等待遇的現狀，國務院發文改革財政支出結構以達到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即“人錢掛鉤”，以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讓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

這份文件全名《關於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8月8日，財政部有關負責人通過答記者問的方式詳細解讀《通知》出臺的前因後果。

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跟隨人走

中國正在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而這一關鍵正是讓農業轉移人口平等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

不過，“當前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財政支持保障不健全有關。”上述財政部負責人稱。

7月27日，國務院印發了《通知》，給出十條硬舉措，以建立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政策體系。

該負責人表示，《通知》提出的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十條具體政策措施，不是幾項財政補助政策的簡單疊加，而是財政政策的系統重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政策支持體系，涵蓋了教育、醫療、社保、就業等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涉及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支出結構的重大調整。

此次新政的一大特點，是優先將持有居住證人口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範圍，做到公共服務提供隨人走，為人的自由流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

在農民工十分關心的子女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要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逐步完善並落實中等職業教育免學雜費和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政策。

另外，中央和省級財政部門按在校學生人數及相關標準分配資金，實現“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本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

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通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納入當地醫療救助範圍;對於農業轉移人口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保的，各級財政按照參保城鎮居民同樣的標準給予補助。

此外，《通知》加大對農業轉移人口就業的支持力度，支持完善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

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上述負責人稱，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利於促進流入地政府經濟社會發展，但要在短期內使得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成本較高，財政壓力很大。為妥善解決這一問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知》提出，中央和省級財政要通過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具體來看，中央的獎勵資金將根據農業轉移人口實際進城落戶以及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情況，並適當考慮農業轉移人口流動、城市規模等因素進行測算分配，向吸納跨省(區、市)流動農業轉移人口較多地區和中西部中小城鎮傾斜。

同時，省級財政要安排資金，建立省(區、市)對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縣級財政部門要將上級獎勵資金統籌用於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該負責人表示，這是引導地方政府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市民化、確保到2020年使1億左右已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重大舉措，也是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創新。

平衡發達和欠發達地區財力

中央財政為支持農業人口市民化而改革的財政轉移支付，必然觸及人口流出地的欠發達地區和人口流入地的發達地區間的財力，而這次新政在財政支出向人口流入地的東部發達地區傾斜的同時，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政策調整而減少。

上述負責人稱，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人錢掛鉤”政策而減少，是此次改革必須堅守的一項基本原則。

目前在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轉移支付政策主要包括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兩部分。

根據《通知》，對享受均衡性轉移支付的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中央財政仍以戶籍人口而不以常住人口為基礎進行測算分配，並充分考慮各地區向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需求。

上述負責人表示，這基本可以實現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存量規模不會減少，同時隨著轉移支付規模的增加，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也將保持平穩增長。

該負責人稱，對與農業轉移人口相關的專項轉移支付，雖然有的以常住人口為基礎、有的直接按人頭進行測算分配，相應減少人口流出地主要是中西部困難地區的義務教育等專項轉移支付數額，但考慮到人口流出地已經不提供戶籍在本地但持有外地居住證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這部分專項轉移支付的減少並不會影響當地實際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人均財力，相反還會因與人頭有關的配套資金減少使地方財力得到改善，如城鄉居民養老和醫療保險，人口流出地財政負擔的部分配套資金將轉由人口流入地財政負擔。

《通知》還維護了進城落戶農民相關權益。

該負責人強調，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能采取硬性措施或“一刀切”要求，不是要進城落戶農民放棄在農村的相關權益。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和自主定居權利，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12部門要開展專項檢查

據人社部網站消息，為確保農民工按時足額拿到工資，維護社會穩定，人社部、發改委、公安部、司法部、財政部、住建部、交通運輸部、水利部、人民銀行、國資委、工商總局、全國總工會共12各部門日前決定，從2016年11月15日至2017年春節前在全國組織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以下簡稱專項檢查)。

專項檢查重點是招用農民工較多的建築市政、交通、水利等建設施工企業以及加工制造、餐飲服務等中小型勞動密集型企業、個體工商戶，特別是政府投資工程項目建設施工企業及鋼鐵、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等企業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

專項檢查分階段進行：一是集中宣傳和自查階段(2016年11月15日至30日)。二是執法檢查階段(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春節前)。

12部門關於開展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

一、 專項檢查重點和工作目標

專項檢查重點是招用農民工較多的建築市政、交通、水利等建設施工企業以及加工制造、餐飲服務等中小型勞動密集型企業、個體工商戶，特別是政府投資工程項目建設施工企業及鋼鐵、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等企業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通過專項檢查，要確保治欠保支工作取得明顯成效，實現春節前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和涉及人數明顯下降、因拖欠工資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數量明顯下降，確保發生的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基本結案、群體性事件得到妥善處置、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及時移交司法處理，切實維護廣大勞動者的工資報酬權益。

二、專項檢查時間安排

專項檢查分階段進行：

一是集中宣傳和自查階段(2016年11月15日至30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將會同解決企業拖欠工資問題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在北京舉辦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集中宣傳活動。各地各有關部門也要根據實際，在城市人口密集地區或繁華地帶，以及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建築工地、城市廣場、火車站、長途汽車站、碼頭等地同步組織開展宣傳活動。通過舉辦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著力宣傳國辦發〔2016〕1號文件精神，宣傳普及勞動保障法律法規，增強企業依法支付農民工工資的自覺性，提高廣大農民工運用法律武器依法、理性維權的意識，營造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良好法制環境。同時，要求企業對2016年工資支付情況認真開展自查自糾，主動進行整改。

二是執法檢查階段(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春節前)。各級解決企業拖欠工資問題協調機構要組成聯合執法檢查組，集中力量對各類企業進行檢查，對重點行業、重點區域及發生過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企業要重點進行排查，發現問題及時處理整改。期間，解決企業拖欠工資問題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將派出聯合督查組赴有關省(市、區)，對當地開展專項檢查工作情況進行督促檢查。

三、工作要求

(一)切實加強組織領導。各級政府有關部門和工會要堅決貫徹國辦發〔2016〕1號文件及全國電視電話會議精神，高度重視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精心安排並切實組織好專項檢查工作。要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執法檢查方案，分解落實工作任務，充實一線執法人員，認真組織執法檢查。

(二)落實企業清欠責任和地方政府監管責任。招用農民工的企業承擔直接清償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主體責任，建設單位或施工總承包企業未及時劃撥工程款、將工程違法發包、轉包或違法分包致使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由建設單位或施工總承包企業承擔清償責任。要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落實省級政府負總責，市(縣)級政府具體負責的要求。完善目標責任制度，將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納入政府考核評價指標體系，嚴格實行考核問責。

(三)加大部門協調配合力度。各級政府要健全工作協調機制，加強有關部門和工會協調配合，進一步形成工作合力。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負責農民工工資支付專項檢查工作的組織協調，加大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力度，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及時進行調查並依法作出行政處理或處罰，對涉嫌犯罪案件依法及時移送;公安機關負責處理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移送的涉嫌犯罪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協助處理因拖欠農民工工資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住房城鄉建設、交通運輸、水利(水務)部門參加對本行業的執法檢查，切實履行行業監管責任，負責督辦因掛靠承包、違法分包、轉包、拖欠工程款等造成的欠薪案件;發展改革等部門負責加強對政府投資項目的審批管理，嚴格審查資金來源和籌措方式;財政部門要加強對政府投資工程項目建設全過程的資金監管，按規定及時撥付財政資金;國有資產監管部門負責協助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等有關部門處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發生的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負責依法取締檢查發現的無照經營行為;工會組織負責加強勞動法律監督，發揮工會系統欠薪報告制度作用，為農民工提供維權服務。其他有關部門要根據職責分工，積極做好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各有關部門要確定專人負責此項工作，確保聯絡渠道暢通。

(四)嚴肅處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各地要建立清理欠薪工作臺賬，逐一落實欠薪企業、欠薪人數、欠薪金額，及時妥善處理欠薪問題或欠薪隱患，做到欠薪問題不解決絕不銷賬。對存在拖欠工資問題的企業，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要按照《勞動保障監察條例》有關規定，責令其限期改正;對拒不改正的，依法處以罰款;對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犯罪的案件，要及時向公安機關移送。對無故拖欠農民工工資數額大、時間長、性質惡劣的企業，在依法進行處理的同時，要按照《勞動保障監察條例》有關規定向社會公布並記入違法失信黑名單。對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情節嚴重的，還可依法責令停業整頓、降低或取消建築施工企業資質，直至吊銷營業執照。

對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案件，要積極協調當地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集中清理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案件的緊急通知》精神盡快執結。

(五)完善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各地要加強對重點企業的監控，對可能發生較大數額的工資拖欠並引發群體性事件的，要及時發出預警，積極督促企業采取措施及時解決拖欠問題。要健全應急預案，對因拖欠工資問題引發的突發性、群體性事件，要立即啟動應急工作機制，采取有力措施快速、穩妥處置。對企業一時無力解決拖欠工資或業主欠薪逃匿的，要通過動用應急周轉金、工資保證金或者其它渠道籌措資金統籌解決，堅決防止事態蔓延擴大。對采用非法手段討薪或以拖欠工資為名討要工程款，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要依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六)加快建立健全保障工資支付長效機制。各地要按照國辦發〔2016〕1號文件要求，抓緊在工程建設領域全面實行農民工實名制管理，落實按月足額支付工資法律規定，推行銀行代發工資制度。同時，加快建立和完善企業勞動保障守法誠信制度、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工資保證金制度、農民工工資(勞務費)專用賬戶管理制度、欠薪應急周轉金制度等，進一步有效預防和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七)認真做好材料報送和專項檢查總結工作。

1.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局)於2017年1月5日前將本地區截至2016年12月31日檢查工作階段進展情況(包括檢查用人單位戶數、涉及農民工人數、拖欠農民工工資涉及人數、拖欠總額、補發工資人數及補發數額、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人數)報解決企業拖欠工資問題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設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勞動監察局)。

2.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局)會同解決企業拖欠工資問題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及時對本地專項檢查情況進行匯總分析，梳理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於2017年春節後一周內將專項檢查書面總結材料(附專項檢查情況表)報解決企業工資拖欠問題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專項檢查情況表請同時發電子郵件)。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發展改革委

公安部

司法部

財政部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交通運輸部

水利部

人民銀行

國資委

工商總局

中華全國總工會

2016年11月11日

農民工欠薪這件事，李克強為何緊盯住不放?

2月3日大年初七，春節後第一個工作日，李克強總理即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建立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的長效機制。

年前臘月廿六，他在雲南慰問考察，魯甸震區一些村民向他反映外出打工被欠薪問題。聽到農民工的哭訴後，總理當即“怒”了。他嚴肅要求隨行地方和部門負責人要負起責任來，盡快幫助他們依法討薪，同時要對這一問題進行一次全面排查。

究竟什麽原因，讓李克強對農民工欠薪這件事緊盯住不放，從年前一直掛念到年後？上班頭一天的常務會給出了答案。

總理的一番話說得既動情又在理：春節剛過研究這件事，就是要對廣大農民工發出強烈的信號：各級政府支持你們出去打工，並保證你們出得去、有所得。決不能讓廣大農民工的辛勤付出得不到回報!

自然形成的國情是，正月十五過後，是農民工外出打工的高峰期。抓典型問題、部署務實舉措，當然要謀劃在前。事實上，李克強從雲南回京後立即作出批示強調，治理欠薪事仍需加大力度，農民群眾打工不易，掙的都是辛苦錢，往往承擔著整個家庭的希望，再拖欠他們的工資實屬不該!要想辦法拿出治本之策。

於情於理，解決欠薪、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不僅事關社會公平正義，這也是總理屢屢提及的“社會底線”。底線之所以不能突破，往大里說，30多年來農民工為國家快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功臣不可忘;從小處看，每個家庭，外出農民工都是家中的“頂梁柱”，欠薪不僅是對他們一家老小的直接傷害，也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極大傷害。

總理不僅算了一筆“良心賬”，還算了一筆“經濟賬”。首先是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解決好農民工欠薪問題被明確為其中一項重要舉措。李克強一直強調，就業事關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根據國家統計局去年發布的2015年農民工數據報告，我國共有2.7億農民工，占人口約兩成，占就業人口比例無疑還要高出不少。可以說，農民工就業穩，整個社會就業的大盤子就穩了不少;農民工就業如果出現波動，整個就業局面勢必也會波動。

正因為此，總理曾把大學畢業生就業和農民工就業形象地比作整個社會就業的“經緯線”，要求這兩方面工作要做到“頂天立地”。而欠薪正是最容易造成連鎖反應、打擊農民工就業積極性的一個“頑疾”。看似小切口，但總理從中以小窺大，把它作為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一個“抓手”。抓農民工欠薪問題，實質就是抓就業，背後的根本就是保證中國經濟平穩運行。

其次，這也是延續我國勞動力紅利的一步棋。正如李克強在當天常務會上指出的，我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其中很重要一條就是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讓勞動力能夠自由流動，建立起勞動力市場。今天，雖然學界對中國人口紅利是否消失存在爭議，但實事求是觀察，尚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沒有完全釋放出來，勞動力紅利還可延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也還需要長期存在。當務之急是創造更好的就業條件，釋放這部分存量。而這首先就要創造一個勞動力願意繼續流動、可以安心勞動、能夠公平獲得報酬的市場環境。

這種宏觀環境，必須從解決農民工欠薪這樣的微觀問題入手破題。所以總理才擲地有聲地強調，拖欠農民工工資，發現一起解決一起，必須反複抓、抓到底。

買走城里的一半房子！220萬農民工實現進城購房夢

在湖北宜昌生活工作十幾年的陳懷兵終於在這個“第二故鄉”有了自己的家。

十幾年前，重慶農民陳懷兵只身來到湖北宜昌打工。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雖然在宜昌待了十幾年，但由於沒有自己的房子，始終沒有歸屬感。2016年，陳懷兵和妻子向光芬在宜昌清江潤城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最初的貸款過程並不順利。

四處貸款無門的陳懷兵碰到了農業銀行“農民安家貸”。他申請的“一手房農民安家貸”20年期45萬元貸款，去年10月通過了審批。目前，他的房子正在裝修，再過幾個月，陳懷兵就能住進新房了。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陳政高近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新型城鎮化建設要支持、引導農民工和農民進城買房。據調查，去年，國內部分城市的商品房交易量中，農民工和農民買房占比達到50%，有的縣城更達70%。

國家統計局的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接近1.7億的外出農民工中，在務工地自購住房的農民工比例為1.3%，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

當然，這里的“務工地”包括大城市，更多的是地級市和小城鎮。粗略推算，這一人群數量有220萬人，且呈逐年增長之勢。

專家指出，隨著農民工就近就業者規模不斷增加，農民群體將成為三四線城市和縣城的商品房購買主力。中國農業銀行湖北省分行(下稱“湖北農行”)的最新數據證明了這一觀點。截至今年1月底，湖北農行“農民安家貸”貸款余額達到63.13億元，累計投放“農民安家貸”21800筆，較年初凈增3900筆，凈增11億元。

而陳懷兵僅僅是湖北農行支持的兩萬多名圓進城住房夢的農民之一。

農民進城購房的攔路虎

據了解，“農民安家貸”是中國農業銀行向符合條件的農民發放的、用於在城鎮購買商品住房的貸款，亦是目前國內首個專門針對農民群體的個人住房貸款產品。

農民工的買房過程會碰到不少現實問題，例如陳懷兵就卡在了首付款和收入認證上。陳懷兵的職業是木工，工資一般按現金結算，而且還是根據工程量來支付，不是發的固定工資，勞務公司亦不能出具收入證明;不僅如此，陳懷兵只有十來萬元的積蓄，只付得起20%左右的首付。因為這兩大“攔路虎”，他申請了好幾家銀行的貸款，最終都沒有通過審核。

眼看距離開發商規定的首付交款時限越來越近，陳懷兵心急如焚，他不想錯過這個在宜昌安家的機會。一天，他無意間聽到幾位工友在談論“農業銀行好像可以幫農民工提供住房貸款”的話題。陳懷兵抱著“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態，前往湖北農行三峽分行咨詢。

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針對農民工和農民的購房需求，農業銀行不僅首付要求和利率都低一些，收入認證上也較為靈活。“農民安家貸45萬元的貸款批下來了，購房合同也簽了，宜昌真的是自己的家了!”陳懷兵喜出望外。

23歲的劉舜亦曾遭遇多家銀行的貸款閉門羹。由於去年6月剛剛參加工作，很多銀行以其工作年限太短、達不到住房貸款準入標準為由，拒絕了劉舜的住房貸款請求。最終，農行“農民安家貸”為劉舜解了燃眉之急。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不僅貸款順利辦下來了，利息比普通貸款還要低5%，“真是大大緩解了我的還款壓力”。

“評分低”、“收入證明不符要求”、“銀行流水不足”……過去，農民群體進城購房的貸款需求，常常被這些攔路虎攔截，農行“農民安家貸”終於掃除了農民貸款的障礙。

房地產去庫存主力

農民進城購房不僅在農村成為主流，陳政高表示，新型城鎮化亦是房地產去庫存的根本途徑、重要途徑。

陳政高說，在這當中，中國農業銀行做了很多工作，他們推出的“農民安家貸”，去年為50萬農民工和農民家庭解決住房問題提供了貸款支持，有的地方還建立了貸款擔保機制。

去年4月印發的《湖北省房地產去庫存專項行動方案》指出，目前，該省每年有60萬左右的城鎮化轉移人口，農村還有求學、結婚和養老等人群有本地購房需求。為此，方案要求深化戶籍制度及相關配套制度改革，引導人口有序轉移，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對新市民進城購房，加大財稅金融支持力度，推動“農民安家貸”等產品落地。

在武漢，湖北農行與湖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簽署《“十三五”時期戰略合作協議》，銀政合作共同推進“農民安家貸”產品落地。

在黃岡，當地農業銀行采取“請進來”的方式，邀請政府領導、房管局、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樓盤銷售人員來農行，舉行產品推介會。

在宜昌，當地農業銀行引入政府增信機制，合力促進貸款投放給更多農戶。第一財經記者從湖北農行三峽分行了解到，該行計劃3年累計投放農民安家貸20億元。雖然投放數額大，面向農民貸款的審批流程卻相對快捷，70%以上的“農民安家貸”在受理後3個工作日內可達發放條件。而且要確保“農民安家貸”不受信貸規模和經濟資本限制，確保“農民安家貸”客戶準入評分降100分、貸款利率執行最優惠房貸利率等。

不僅如此，宜昌市政府還建立完善了農民工進城購房的信貸風險分擔機制;對農民工所購首套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按面積給予100元/平方米的財政補貼;住房公積金部門還將農民工納入住房公積金繳存範圍，滿足其購房貸款需求。

據宜昌市透明售房網的交易數據，宜昌近期的一手商品房價格區間主要集中在每平方米3000元以下和3000～5000元兩個層次，5000～8000元/平方米的商品房也有零星成交。作為湖北省第二大經濟強市和發展較快的三線城市，宜昌的這一價格對周邊的農民工進城購房頗有吸引力。

此外，當地政府從2014年有序放寬城鎮落戶條件，宜昌逐漸成為進城務工農民置業和外地人口選擇的居住地。

宜昌市去年6月公布了《關於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被稱為宜昌“史上最寬松的落戶條件”，包括“農民進城落戶不退地、企業人才落戶零門檻、大中專學生先落戶後就業、購房落戶全放開、居住證持有人落戶不設限、縣市農村人口引進城”等六大方面，按照“高端人才優先化、本地農民城鎮化、外來人口本地化”，放開建制鎮、放寬城區和投資落戶條件。其中，“購房落戶全放開”也幫“陳懷兵們”解決了一系列後顧之憂。根據購房人身份信息統計，宜昌購買對象中城區人口占20%，城區以外人口購房占比達到80%。

宜昌是湖北省第二大經濟強市，對周邊的農民工進城購房頗具吸引力。

記者從湖北農行獲悉，2016年，在52.13億元農行“農民安家貸”貸款中，44.11億元投向了三四線城市及縣域地區，通過金融支持帶動潛在農民購房群體入市，僅此一項產品幫助地方政府消化庫存約150萬平方米。

而在全省各地房地產去庫存行動的共同促進下，截至去年底，湖北省商品住房庫存5382萬平方米，平均消化周期8.5個月，較2015年同期減少6.2個月。

湖北農行行長朱正罡表示，湖北農行將抓住國家推進“去庫存”和“城鎮化”的機遇，力爭三年內在“農民安家貸”這一產品上投放貸款100億元以上。

(通訊員蔡瑰、向華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