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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國外媒體今天撰文稱，雖然風險投資行業近些年來的整體收益越來越好，融資也日漸增多，但主要源於少數表現最佳的基金，這也使得該行業的分化日益嚴重。
以下為文章全文：
Facebook能否幫助風險投資行業迎來一些久違的好友？
部分得益於一批高調的IPO(首次公開招股)交易，風險投資基金過去兩年間已經獲得不俗的業績。根據英國投資研究公司Preqin的數據，2011 年資本承擔達到329億美元，高於2009年的215億美元。與十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彼時的風險投資基金因為受到互聯網泡沫破裂的影響而處境慘 淡。
風險投資行業已經具備了迎來新一輪繁榮的部分條件。首先，云計算和社交媒體等重要技術變革都對基金融資起到了促進作用。Preqin的數據顯示，2011年的風險投資基金融資中，有35%都來自專注於科技行業的基金。
倘若IPO熱潮持續下去，風險投資基金的融資活動也將繼續受益。數據顯示，風險投資支持的企業2011年通過IPO融資99億美元，創下2007年 (103億美元)以來的最高記錄。諮詢公司Triago分析師維克多·奎羅噶(Victor Quiroga)表示，如果風險投資基金的投資組合中有最近上市的企業，其現有投資者都願意接受繼續融資。
但風險投資行業要迎來全面復興還需時日。儘管風險投資基金過去幾年的融資額有所增加，但真正實現融資的基金數量卻從2009年的203只下滑到2011年的139只。這或許反映出，該行業的基金融資活動正在向回報率較高的精英產品集中。
事實上，風險投資行業近期的業績提升主要來自於表現最佳的少數基金。根據投資顧問公司Cambridge Associates的數據，在2000年實現融資的風險投資基金中，表現居中者的年化收益率為-3.28%，排名前四分之一的為3.3%。2007年， 表現居中者的年化收益率為5.13%，而排名前四分之一的高達19.57%。
這種超額回報主要來自對Facebook這類企業的投資。在2005年向Facebook投資1270萬美元後，美國風險投資公司Accel Partners成為該公司的最大外部股東。Accel已經以350億美元的估值出售了少數股權，鎖定了250倍的收益率。據媒體報導，Facebook 將以750億至1000億美元的估值上市，屆時將給該公司帶來更高的回報率。
這就造成了少數聲譽卓著的風險投資公司可以融得更多的資金，甚至獲得更高的投資靈活度。拿全球最老牌的風險投資公司之一、LinkedIn投資者紅 杉資本來說，該公司2010年為旗下的3只基金融資13.6億美元，包括兩隻中國基金。去年，該公司又為一隻專注於晚期投資的基金融資9.51億美元。
但由於接觸頂級基金的難度較大，很多投資者根本沒有機會參與投資。但那些難以躋身其中的投資者或許也不願委身於二流基金。
既然如此，投資者又會去往何處？收購基金等其他投資渠道同樣遭遇了融資困境。根據Preqin的數據，自互聯網泡沫破裂以來，收購基金就一直在遭遇 融資難，去年融資總額僅為708億美元，創2004年以來的最低值。但與風險投資最大的不同在於，收購基金的融資分配較為均衡，而且從長期來看更具連貫 性。
目前，收購基金都在努力撤出現有投資，並且急需更為有利的信貸環境。如果這種情況最終改變，他們就將最先迎來曙光。(思遠)
“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比方說我先賺它一個億。”近日，王健林這句公開言論，在廣大民眾之間廣泛傳播，許多人以此自我調侃。
雖然王健林此言論有其上下文，可以讓這句話顯得沒那麽突兀。但這句話背後所反映的中國階層固化、富者愈富的“馬太效應”將在未來持續上演。
首先從王健林角度講，他作為2015年中國首富，將賺一個億認為是一個“小目標”，是有底氣的：統計顯示，2016上半年萬達集團收入1199.3億元(萬達百貨為王健林個人公司，收入未計入萬達集團)，也就是說萬達集團每天的營業收入大約在6個多億。而A股上市公司萬達院線上半年營業收入57.22億元，凈利潤為8.05億元。
萬達集團作為中國體量數一數二以地產為主的綜合型企業，其賺錢效應在行業與規模優勢下凸顯。然而，對於大部分中小企業，甚至不少A股上市公司，在中國經濟逐步進入低增長趨勢下，日子就沒那麽好過了。
以上市公司2015年年報為例，一年之內盈利不足1500萬的有300多家，超過上市公司總數的10%，1500萬是什麽概念?僅僅可以買到北上深主城區一套房產。如果看非上市的中小企業，境況可能還不及此，從前些年沿海地區外貿企業因出口放緩而紛紛倒閉，到去年以來因熱點城市房價暴漲，將不少制造業企業擠出。可以說，這幾年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國企業，尤其是制造業的日子並不好過。近期甚至出現不少深圳、東莞制造企業老板，在企業遭遇困境之際，感慨當初應該將賺到的錢買房，而不是擴大再生產。
與之相對應的是，今年7月企業新增貸款大幅度萎縮，在7月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4636億元當中，企業貸款沒有新增，且反而減少26億元，環比驟減6114億元。企業新增貸款負值這在歷史上僅是第二次，上一次還是十年前的2005年7月。
無疑，這說明實體經濟雕零、企業惜貸，盈利、償付能力都頗為艱難，金融體系市場化決定了他們必然的選擇。要麽企業死掉了，要麽自己主動關閉了企業，資金需求出現了斷崖式下跌，信心一旦崩塌，就算銀行願意貸企業也不願意要。
與此同時，寶能、恒大這類具備雄厚資金的企業，卻到處在搶購股權和資本運作，每一次金融資產的狂歡，都令他們受益匪淺。
大企業與小企業強者恒強、弱者愈弱是當前中國經濟的縮影。同時，富裕階層與大眾階層財富和資源分化加劇，則體現出中國階層的日漸固化。
萬達每年巨額收入，令王健林父子財富日益膨脹，類似情況在其他富裕人員中亦有體現。據統計，目前中國億萬富豪人數多達6.7萬人，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中超過美國，已是全世界億萬富翁最多的國家。
而此時，2015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21966元，人均GDP也不過5萬元。此外，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社會基尼系數為0.462，而國際公認的貧富差距警戒線則為0.4(基尼系數是國際通用、用來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的重要指標，全世界超過0.5的國家只有10%左右，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一般為0.24—0.36之間)。
另者，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漸大、央行持續釋放流動性，人民幣一直走低，貶值壓力不小。此時，高凈值的富裕階層，可以通過海外資產配置，來防範匯率等風險因素影響;但低凈值人群，也就是“窮人”，面對貨幣貶值等風險因素時，似乎沒有多少措施防範。
在國內投資渠道方面，大眾只能選擇股票、銀行理財等途徑，因此A股估值一直居高不下，而銀行存款和理財產品，則徹頭徹尾是為富人財富增值做“嫁衣”，因為大量的銀行理財資金，都流向金融市場的結構性產品。
一度成為中國首富的企業家嚴介和之子嚴昊近日稱，中國如今已告別“一夜暴富”時代。的確，隨著經濟增長逐步平穩，各行業各領域皆被觸及，“一夜暴富”情況很難像改革開放前幾十年一樣頻頻出現，這也是國家進入成熟階段的特征。
但是，嚴昊此言尚有話外之音：現在的窮人日後成為富人的可能性降低。降低到什麽程度，很難預測，但如果一個人憑借知識和勤勞不再能讓自己過上比較滿意的生活，上學無用論、奮鬥無用論、“拼爹”是王道論頻頻被驗證，那麽階層固化的負面效應將會顯現，後果不堪設想，甚至有可能陷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
階層固化，隨之而來的將是一個沒有活力的中國，這應該是絕大多數國人不願意看到的。
家庭規模日益小型化導致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在逐步弱化。在這樣的背景下，通過家庭政策和多樣化養老模式的完善，給中國人養老以更多的支持和選擇，是當前需要集各方之力去實施的要事。
10月28日至29日在海口舉行的應對老齡化與老齡政策全國學術研討會對上述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中國正在進入老齡化加速階段。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總量已經超過2.2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6.1%。按照全國老齡辦的估計，未來十幾年間，中國老人仍將以每年1000萬人的規模增加。
中國人養老的壓力日益加劇。2015年，全國的企業養老保險撫養比(參保職工人數與領取養老保險待遇人數之比)為2.88，也就是說，不到三個在職人員繳納養老保險，一個老人領取養老保險。這一比值在未來會迅速下降。在人口老齡化比較嚴重的東北，企業養老保險撫養比已經降至1.55。
一個問題擺在面前：中國總量達數億的老年人到底靠什麽養老?以什麽模式養老?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光是錢的問題，更大是人的問題，誰來照護老人，尤其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
10月9日，全國老齡辦公布的《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顯示，中國老年人口健康狀況不容樂觀，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數量較大。2015年，自評健康狀況“好”的老年人只有32.8%。全國城鄉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總量的18.3%，總量約為4063萬。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家庭規模在過去幾十年間迅速小型化。2015年，中國家庭人均僅為3.01人。國家衛計委《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顯示，超過60%的中國家庭為2至3人。這樣的家庭規模，加上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的421家庭結構，使得家庭的養老功能大大弱化，長期照護失能、半失能老人更成為難以承擔的重擔。
目前來看，可供中國老人選擇包括家庭養老(主要由家人照料)、居家養老(居住在家庭，但可享受到社會化養老服務)、機構養老、異地養老(老人自主選擇更適宜養老的地方)等。盡管選擇不少，但是從各方調查實際來看，家庭養老依然是大部分老人選擇的養老方式。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上海市老年學學會副會長桂世勛認為，現在養老服務機構的總量還難以滿足廣大老人的需求，尤其是失能、半失能的老人。下一步，養老服務機構在設計和建設中，要提高對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接收比例，減輕家庭長期照護的壓力。
南開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教授吳帆認為，中國家庭面臨的養老、撫幼等困境及其對政策支持的需求目前並沒有充分反映在社會政策的改革中。由於中國家庭普遍面臨家庭照料資源短缺、家庭生育成本高企、就業壓力大等問題，導致生育意願被壓低，這將會影響到全面兩孩政策的實施。
“通過完善提高家庭發展能力和福利水平的制度安排，將可以有效提高家庭的養老和撫幼能力，有助於人口的均衡發展。”吳帆說。
茶葉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作物，也是百姓的日常飲品，茶葉農藥殘留的問題也備受關註。
“農藥絕大多數是脂溶物，即農藥是不溶於水的，也就是說農藥不會溶於茶湯當中，因此拿茶葉固化物的超標來講中國茶葉的農殘超標，顯然是不科學的。”中國工程院茶界唯一院士、中國茶葉學會名譽理事長和國際茶葉協會副主席陳宗懋在解讀“茶葉有毒”的謠言時表示，中國人喝茶是泡飲法，喝的是茶水，而不是把茶葉研成碎沫吃掉，因此檢測農殘時一定是檢測茶湯里面浸出的成份是否農殘超標。然而現在的檢測方法都是把茶葉研磨成粉，檢測茶葉的固化物，這種方法是極易檢出農藥超標的。
他還介紹，作為全球最大的茶葉生產國，目前的標準與我國現有生產條件是配套的。從質量安全角度來看，殘留限量只要在限量值以內的茶葉，是不存在安全問題的，可以放心飲用。
在4月19日舉行的“2018年國際食品安全與健康大會”上，國際食品科技聯盟與中國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共同決定，向陳宗懋院士授予了“科學精神獎”。
進入21世紀，陳宗懋首次提出農藥水溶解度是決定茶葉飲用安全性的重要參數，獲聯合國糧農組織認可，並依托科學嚴謹的試驗與詳實的數據支撐，在幾年間修改了6項國際標準，使中國這個產茶、制茶大國在國際茶葉標準的制定上，擁有了真正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從而沖破國際對中國茶葉出口設置的技術貿易壁壘，從容而有效地維護了中國制茶行業的尊嚴與產業發展。
正因為擁有了制定國際茶業標準的話語權，使得中國的茶葉銷量在穩步增長。
海關出口信息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茶出口量為35.52萬噸，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了8.09%。2017年全年茶出口金額為16.14億美元，同比增長8.72%，增長速度比出口量快。縱觀2013~2017年，我國茶出口量呈先降後增的態勢運行，2014年我國茶出口量為30.15萬噸，為歷年來最低值。
事實上這個數據在陳宗懋看來依然不令人興奮。“為何中國(茶)產量那麽大，出口量卻不大？我認為，國外進口標準嚴苛，但主要問題是我們對農藥的限制不夠。茶葉產品安全質量問題，造成中國茶葉出口量多年來始終徘徊於30萬噸左右。”
2017年，全國18個產茶省（區）茶園總面積4588.7萬畝，比上年增加近135萬畝，其中開采面積約3707萬畝，同比增長約3.61%。2017年全國幹毛茶產量為260.9萬噸，比上年增加16.9萬噸，增幅6.1%。
陳宗懋表示，由於土壤及茶葉生產中的需要等原因，茶葉農殘、金屬物汙染的問題確實客觀存在。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茶葉中的農藥殘留等標準日益嚴格化，茶葉農殘已控制在安全範圍內。
陳宗懋以農藥殘留的MRL(農藥最高殘留限量值)標準為例，MRL值的產生過程是先用動物進行的對照毒理實驗得出某個殘留物的無作用劑量，考慮到不同動物、不同條件下的差異,這個無作用劑量會除以一個200甚至更大的安全系數來保證對人的安全。這樣得出每天允許攝入量（ADI）乘以人的標準體重（65kg）後還要除以膳食系數，才最終得出最大殘留限量（MRL）。
目前，吡蟲啉、啶蟲咪、三唑磷、樂果和敵敵畏等水溶性農藥已經逐步退出我國茶產業，改用的脂溶性農藥在水中的溶解度很低，因此泡茶時進入茶湯中的浸出率也低，低於MRL值的同時，人體的攝入量也就更低。
與此同時，農業部已全面禁止了高毒高殘留農藥在茶園上使用，國家標準對茶葉中的19個禁用農藥提出了限量要求。2017年，農業部茶葉質量安全風險評估專項在全國16個重點產茶縣取樣755個，驗證分析表明沒有一個產品禁用農藥殘留超過國家限量標準要求。
農業部還每年對全國茶葉質量安全進行二次例行監測，重點對春茶和夏秋茶進行農藥殘留監控，近3年茶葉農藥殘留監測合格率分別為97.6%、99.4%和98.9%，表明我國茶葉質量安全是有保障的。
“只要沒超過限量標準，即使長期食用，也不會對人體健康構成影響。因此，請放心喝茶。”陳宗懋表示。
生態環境部近日發布《中國機動車環境管理年報（2018）》，公布了2017年全國機動車環境管理情況。《年報》顯示，我國已連續九年成為世界機動車產銷第一大國，機動車汙染已成為我國空氣汙染的重要來源，是造成環境空氣汙染的重要原因，機動車汙染防治的緊迫性日益凸顯。
據《年報》統計，我國機動車保有量持續增長。2017年全國機動車保有量達到3.10億輛，同比增長5.1%。其中，汽車保有量達到2.17億輛，同比增長11.8%，新能源汽車保有量達到153.0萬輛，同比增長50.9%。
隨著機動車保有量快速增加，我國部分城市空氣開始呈現出煤煙和機動車尾氣複合汙染的特點，直接影響群眾健康。近幾年來，京津冀地區空氣質量總體改善，但二氧化氮（NO2）平均濃度下降幅度遠低於其他汙染物。重汙染天氣期間，硝酸鹽是PM2.5組分中占比最大且上升最快的組分。北京、天津、上海等15個城市大氣PM2.5源解析工作結果顯示，本地排放源中移動源對PM2.5濃度的貢獻範圍為13.5%至52.1%。
機動車汙染已成為我國空氣汙染的重要來源，未來我國新能源汽車替代己成趨勢。中汽協發布的4月汽車工業經濟運行情況顯示新能源汽車產銷繼續高速增長。4月，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8.1萬輛和8.2萬輛，比上年同期分別增長117.7%和138.4%。今年累計產銷達23.2萬輛和22.5萬輛，分別同比增長142.4%和149.2%。
此外，我國也從政策層面在推動新能源汽車的快速發展，進入補貼後時代後，《雙積分管理辦法》要求在2019年大幅提升至10%的水平，將大大提升我國新能源汽車的生產規模，刺激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需求。建議關註產業鏈上下遊龍頭華友鈷業（603799.SH）、贛鋒鋰業（002460.SZ）、宇通客車（600066.SH）和上汽集團（600104.SH）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