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宜昌生活工作十幾年的陳懷兵終於在這個“第二故鄉”有了自己的家。
十幾年前,重慶農民陳懷兵只身來到湖北宜昌打工。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雖然在宜昌待了十幾年,但由於沒有自己的房子,始終沒有歸屬感。2016年,陳懷兵和妻子向光芬在宜昌清江潤城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最初的貸款過程並不順利。
四處貸款無門的陳懷兵碰到了農業銀行“農民安家貸”。他申請的“一手房農民安家貸”20年期45萬元貸款,去年10月通過了審批。目前,他的房子正在裝修,再過幾個月,陳懷兵就能住進新房了。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陳政高近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新型城鎮化建設要支持、引導農民工和農民進城買房。據調查,去年,國內部分城市的商品房交易量中,農民工和農民買房占比達到50%,有的縣城更達70%。
國家統計局的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接近1.7億的外出農民工中,在務工地自購住房的農民工比例為1.3%,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
當然,這里的“務工地”包括大城市,更多的是地級市和小城鎮。粗略推算,這一人群數量有220萬人,且呈逐年增長之勢。
專家指出,隨著農民工就近就業者規模不斷增加,農民群體將成為三四線城市和縣城的商品房購買主力。中國農業銀行湖北省分行(下稱“湖北農行”)的最新數據證明了這一觀點。截至今年1月底,湖北農行“農民安家貸”貸款余額達到63.13億元,累計投放“農民安家貸”21800筆,較年初凈增3900筆,凈增11億元。
而陳懷兵僅僅是湖北農行支持的兩萬多名圓進城住房夢的農民之一。
農民進城購房的攔路虎
據了解,“農民安家貸”是中國農業銀行向符合條件的農民發放的、用於在城鎮購買商品住房的貸款,亦是目前國內首個專門針對農民群體的個人住房貸款產品。
農民工的買房過程會碰到不少現實問題,例如陳懷兵就卡在了首付款和收入認證上。陳懷兵的職業是木工,工資一般按現金結算,而且還是根據工程量來支付,不是發的固定工資,勞務公司亦不能出具收入證明;不僅如此,陳懷兵只有十來萬元的積蓄,只付得起20%左右的首付。因為這兩大“攔路虎”,他申請了好幾家銀行的貸款,最終都沒有通過審核。
眼看距離開發商規定的首付交款時限越來越近,陳懷兵心急如焚,他不想錯過這個在宜昌安家的機會。一天,他無意間聽到幾位工友在談論“農業銀行好像可以幫農民工提供住房貸款”的話題。陳懷兵抱著“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態,前往湖北農行三峽分行咨詢。
令他萬萬沒想到的是,針對農民工和農民的購房需求,農業銀行不僅首付要求和利率都低一些,收入認證上也較為靈活。“農民安家貸45萬元的貸款批下來了,購房合同也簽了,宜昌真的是自己的家了!”陳懷兵喜出望外。
23歲的劉舜亦曾遭遇多家銀行的貸款閉門羹。由於去年6月剛剛參加工作,很多銀行以其工作年限太短、達不到住房貸款準入標準為由,拒絕了劉舜的住房貸款請求。最終,農行“農民安家貸”為劉舜解了燃眉之急。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不僅貸款順利辦下來了,利息比普通貸款還要低5%,“真是大大緩解了我的還款壓力”。
“評分低”、“收入證明不符要求”、“銀行流水不足”……過去,農民群體進城購房的貸款需求,常常被這些攔路虎攔截,農行“農民安家貸”終於掃除了農民貸款的障礙。
房地產去庫存主力
農民進城購房不僅在農村成為主流,陳政高表示,新型城鎮化亦是房地產去庫存的根本途徑、重要途徑。
陳政高說,在這當中,中國農業銀行做了很多工作,他們推出的“農民安家貸”,去年為50萬農民工和農民家庭解決住房問題提供了貸款支持,有的地方還建立了貸款擔保機制。
去年4月印發的《湖北省房地產去庫存專項行動方案》指出,目前,該省每年有60萬左右的城鎮化轉移人口,農村還有求學、結婚和養老等人群有本地購房需求。為此,方案要求深化戶籍制度及相關配套制度改革,引導人口有序轉移,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對新市民進城購房,加大財稅金融支持力度,推動“農民安家貸”等產品落地。
在武漢,湖北農行與湖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簽署《“十三五”時期戰略合作協議》,銀政合作共同推進“農民安家貸”產品落地。
在黃岡,當地農業銀行采取“請進來”的方式,邀請政府領導、房管局、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樓盤銷售人員來農行,舉行產品推介會。
在宜昌,當地農業銀行引入政府增信機制,合力促進貸款投放給更多農戶。第一財經記者從湖北農行三峽分行了解到,該行計劃3年累計投放農民安家貸20億元。雖然投放數額大,面向農民貸款的審批流程卻相對快捷,70%以上的“農民安家貸”在受理後3個工作日內可達發放條件。而且要確保“農民安家貸”不受信貸規模和經濟資本限制,確保“農民安家貸”客戶準入評分降100分、貸款利率執行最優惠房貸利率等。
不僅如此,宜昌市政府還建立完善了農民工進城購房的信貸風險分擔機制;對農民工所購首套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按面積給予100元/平方米的財政補貼;住房公積金部門還將農民工納入住房公積金繳存範圍,滿足其購房貸款需求。
據宜昌市透明售房網的交易數據,宜昌近期的一手商品房價格區間主要集中在每平方米3000元以下和3000~5000元兩個層次,5000~8000元/平方米的商品房也有零星成交。作為湖北省第二大經濟強市和發展較快的三線城市,宜昌的這一價格對周邊的農民工進城購房頗有吸引力。
此外,當地政府從2014年有序放寬城鎮落戶條件,宜昌逐漸成為進城務工農民置業和外地人口選擇的居住地。
宜昌市去年6月公布了《關於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被稱為宜昌“史上最寬松的落戶條件”,包括“農民進城落戶不退地、企業人才落戶零門檻、大中專學生先落戶後就業、購房落戶全放開、居住證持有人落戶不設限、縣市農村人口引進城”等六大方面,按照“高端人才優先化、本地農民城鎮化、外來人口本地化”,放開建制鎮、放寬城區和投資落戶條件。其中,“購房落戶全放開”也幫“陳懷兵們”解決了一系列後顧之憂。根據購房人身份信息統計,宜昌購買對象中城區人口占20%,城區以外人口購房占比達到80%。
宜昌是湖北省第二大經濟強市,對周邊的農民工進城購房頗具吸引力。
記者從湖北農行獲悉,2016年,在52.13億元農行“農民安家貸”貸款中,44.11億元投向了三四線城市及縣域地區,通過金融支持帶動潛在農民購房群體入市,僅此一項產品幫助地方政府消化庫存約150萬平方米。
而在全省各地房地產去庫存行動的共同促進下,截至去年底,湖北省商品住房庫存5382萬平方米,平均消化周期8.5個月,較2015年同期減少6.2個月。
湖北農行行長朱正罡表示,湖北農行將抓住國家推進“去庫存”和“城鎮化”的機遇,力爭三年內在“農民安家貸”這一產品上投放貸款100億元以上。
(通訊員蔡瑰、向華對本文亦有貢獻)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健全農村“雙創”促進機制,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鼓勵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科技人員到農村施展才華。”“拓展產業鏈價值鏈,打造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新格局。”
2017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錫文在農業組小組討論中也表示,有兩點對當前做好農村工作具有特別的指導意義,一是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讓農村成為一個新的雙創空間,二是發展多種形式的規模化。
為增加農民收入來源創造機會
陳錫文稱,規模的城鎮化進程還沒有結束,現在這個階段,單純依靠農民工外出就業,增收可能會遇到很大障礙,而且農村土地流轉的進程也遇到障礙。農民工外出就業,坦率地來講,也是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因為他們見識廣了,技能學會了,有的還學會了經營,在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時候,這類群體的回鄉創業是非常有意義的。
陳錫文說,中國的大趨勢終歸是要實現城鎮化,但是這個過程可能很長,而且有曲折,每年千百萬的農民向城市轉移,這不是一個線性增長的關系。因此如何在農村創造新產業、新業態,讓農民有更多的就地轉向非農產業的機會,這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來,新產業、新業態在農村發展,比如,互聯網+、電商網購,還有鄉村旅遊。據統計,2016年,國內旅遊人次中30%是到鄉村,鄉村旅遊的收入超過4000億,帶動約4000萬人就業。
陳錫文分析稱,過去快速的城市化、工業化為農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現在情況改變了,就要采取新的舉措,避免思維慣性。如果不改變思路,一個勁的鼓勵農民進城,那麽農民的狀態就會發生變化。當前要把握的形勢就是,農民工開始回流,尤其是從沿海發達地區向內地回流,從內地的一些地方向本鄉鎮回流。要看到這個變化,考慮如何為增加農民收入來源創造機會。
陳錫文提出,當前的政策重點就是一方面要進行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覆蓋基本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就是要在財政上為農民找到更多的不依賴土地的收入來源。
多種形式的土地規模化
農業的競爭力是否強大,很大程度跟規模有關。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土地經營權流轉越來越普遍。截至2016年底,全國土地流轉面積占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的35.1%。相當於全國2.3億農戶中,超過7000萬的農戶部分或全部流轉出了土地。陳錫文稱,這樣的流轉速度和農民進城的速度相比並不慢。如果脫離了農民減少的速度去推動土地流轉,可能就會脫離實際。
在這一基礎上,中國將經營耕地面積50畝以上視為規模經營農戶。據農業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底,這一農戶群體超過350萬戶,經營耕地面積超過3.5億多畝。也就意味著每戶農戶的規模平均為100畝。顯然這樣的規模無法跟新大陸國家動輒上萬畝的家庭農場相抗衡。當然,戶均100畝的規模也是無法充分利用大型機械進行作業的。
相當多的業內人士認為,中國不太可能走美國大農場的道路。對比日本、韓國的農業, 盡管也實現了農業機械化作業,但是農業機械的閑置率高,導致成本很高。中國如果僅僅是依靠農戶間的土地流轉,形成幾十畝的規模,這樣也無法實現相當程度的規模效益。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陳錫文稱,必須擴大服務規模來彌補土地規模的不足。
在他看來,適度規模經營的多種形式,至少有兩種。一種是土地流轉,還得追求土地的規模經營,盡管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但要創造條件慢慢推進。另外就是要強調服務的規模化。最典型的就是麥收,機械化收割達到95%左右,原因就在於聯合收割機的跨區作業,使得經營小塊土地的農民可以花少量費用就可以享受到現代機械設備所帶來的便利,而且大型機械設備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這是一個雙贏的結果。
以無人機在中國農業的應用為例,陳錫文說,在這一方面,無論是購買的無人機數量,還是作業面積,中國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這是由於無人機的購買者,不論是個人還是合作社,只要能夠為農戶提供服務,達到相應規模,就可以充分利用無人機,農民也會因此節約農藥化肥的成本,而且還會更安全。
伴隨著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農民工的結構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國家統計局28日發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8171萬人,比上年增加424萬人,增長1.5%,增速比上年加快0.2個百分點。
其中,本地農民工11237萬人,比上年增加374萬人,增長3.4%,增速比上年加快0.7個百分點;外出農民工16934萬人,比上年增加50萬人,增長0.3%,增速較上年回落0.1個百分點。
隨著產業轉移和中西部經濟發展加快,農民工就近就業的比例日益提高。數據顯示,2011-2016年,外出農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趨勢,增速分別為3.4%、3%、1.7%、1.3%、0.4%和0.3%。外出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比重也由2011年的62.8%逐漸下降到2016年的60.1%。
從輸入地看,在東部地區務工農民工15960萬人,比上年減少48萬人,下降0.3%,占農民工總量的56.7%;在中部地區務工農民工5746萬人,比上年增加147萬人,增長2.6%,占農民工總量的20.4%;在西部地區務工農民工5484萬人,比上年增加275萬人,增長5.3%,占農民工總量的19.5%;在東北地區務工農民工904萬人,比上年增加45萬人,增長5.2%,占農民工總量的3.2%。
外出農民工中,跨省流動農民工7666萬人,比上年減少79萬人,下降1%,占外出農民工的45.3%,比上年下降0.6個百分點。
就近就業、就近城鎮化也是我國近幾年城鎮化的一個重要方向。要推動中西部的城鎮化,必須要有相應的產業進入。只有產業和城鎮緊密結合,才是有效的城鎮化。
2014年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試點工作座談會並作重要講話。李克強指出,要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在“十三五”時期重點向中西部傾斜;積極承接產業轉移,在有條件的地方設立國家級產業轉移示範區,鼓勵東部產業園區在中西部開展共建、托管等連鎖經營,以“業”興“城”,做大做強中西部中小城市和縣城,提升人口承載能力,促進約1億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鎮化,逐步減少大規模人口“候鳥式”遷徙。
對東部來說,促進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一方面可以緩解東部發達地區和特大城市的人口壓力。而且目前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勞動力成本很高,土地資源越來越稀缺,所以勞動密集型和加工組裝產能向中西部轉移,尋找新的空間,東部才能釋放出一些空間,發展新興產業。
“我們現在在武漢一個工人每月四千不到,包吃住,很多人願意來,工人也穩定。但是要是在沿海發達地區,就沒那麽好招人了。”武漢一家小型電商企業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另一方面,從就業的結構上看,從事制造業和建築業的農民工比重下降明顯。數據顯示,從事第二產業的農民工比重為52.9%,比上年下降2.2個百分點。其中,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比重為30.5%,比上年下降0.6個百分點;從事建築業的農民工比重為19.7%,比上年下降1.4個百分點。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工比重為46.7%,比上年提高2.2個百分點。
相比老一代農民工,80後、90後對於工作環境、生活交際的要求更高,勞動環境和就業條件更好的服務業更吸引他們。相比之下,建築行業雖然收入不算低,但工作強度大、危險程度高、就業環境差、社會地位低,而很多制造業工廠環境一般,工作強度大,因此對新一代農民工的吸引力顯著下降。
此外,數據還顯示,農民工月均收入3275元,比上年增加203元,增長6.6%,增速比上年回落0.6個百分點。分行業看,除制造業收入增速較上年提高,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增速與上年持平以外,建築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別比上年回落1.5、1.9、1.5和0.7個百分點。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天(2日)發布的《貴州藍皮書:貴州社會發展報告(2017)》稱,貴州脫貧攻堅首戰告捷,到2016年底,已減少貧困人口120.8萬人,同時有近一半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意願。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貴州省主要經濟指標增速位居全國前列,完成地區生產總值1.17萬億元、增長10.5%,固定資產投資1.29萬億元、增長21.1%。脫貧攻堅首戰告捷,減少貧困人口120.8萬人,在全國率先打響易地搬遷扶貧第一炮,對45.8萬農村人口實施搬遷,極大改變了貧困人口的生產生活條件。
此外,貴州省還獲批建設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和國家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為貴州省加快發展搭建好平臺提供了重大機遇。
貴州興義市萬峰林是中國西南三大喀斯特地貌之一,堪稱中國錐狀喀斯特博物館。攝影/章軻
近半農民工願意就地市民化
藍皮書介紹,相關課題組根據對貴州、湖南和安徽三省1601名農民工的抽樣問卷調查所獲得的數據資料,對農民工市民化模式選擇意願進行統計發現,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的意願。
“隨著農民工群體‘二次分化’的加劇,返回當地中小城鎮實現‘就地市民化’已成為農民工一種理性選擇。”藍皮書稱,已有研究也發現,雖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工選擇“願意放棄農村原有承包土地成為城市居民”,但選擇“更願意回老家”的農民工只約占調查樣本的1/4。
課題組分析,這是因為,我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已成為農村與城市改革的重要推動力,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城打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農民向城市轉移有效彌補城市工業化過程中的勞動力短缺。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一直滯後於工業化水平20%以上。城市化嚴重落後於工業化,導致現階段大多數農民工的生存狀態無法與作為城市化主體的市民相稱。農民工不能在一種合法的秩序中完成對城市經濟生活地融入,很難獲得對現代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習得以及身份認同的轉換,需要防範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處於一種“半城市化生存”的邊緣狀態。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農民在自家門前制作手工藝品。攝影/章軻
社會組織數量穩步增長
藍皮書表示,盡管貴州省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但近年來社會組織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數量穩步增長,重點領域的社會組織發展迅速。2015年,全省共有社會組織10533個,比2014年增加1109個,同比增長10.5%。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達2.98個,同比增長9.7%。
從社會組織登記的類型來看,社會團體6236個,占總數的59.2%,同比增長9.8%。民辦非企業單位總數為4251個,占總數的40.4%,比2014年增加491個,同比增長11.6%。基金會有46個,占總數的0.4%,較2014年增長13%,其中公募基金會31個,非公募基金會15個。
藍皮書介紹,從服務領域來看,貴州省社會組織主要集中在教育、農村發展、社會服務、工商服務、文教體衛、科研、環境、旅遊、民族文化及社會福利等領域。其中,教育類、農村發展和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數量居前三位,分別為3111個、1192個和1082個,占社會組織總數的29.5%、11.3%和10.3%。
社會組織種類繼續呈現多元化的特點,涵蓋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中的各行各業。這反映出公共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多,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
據統計,2015年貴州省社會組織共吸納從業人員27萬人;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占全省從業人員的比重達1.4%,比2014年提升0.5個百分點。總體來看,大學專科以下學歷的比例逐年下降,而大學專科和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從業人員比例逐年上升。按年齡來劃分,中青年從業人員總數達24.5萬人,占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總數的90.5%,中青年人才正逐步成為社會組織的主體。
此外,貴州省社會組織公共服務能力提升明顯,有力承接了部分轉移的政府職能。2012~2015年貴州省獲得中央財政支持項目64個,共計1954萬元,社會組織在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工作、助醫助學、環境保護等領域提供了公共服務和承接了政府轉移的部分職能。同時,社會組織自身的整體實力也不斷提升,充分發揮了對政府的協同作用。
貧困家庭“男性掌權”多
藍皮書稱,關於中國城市家庭夫妻關系的研究顯示,中國城市家庭夫妻關系表現出了與西方相似的趨於平等的特點,夫妻關系總體較好,婚姻滿意度較高。與之相比,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的夫妻關系表現出以下特點。
在夫妻權力方面,與一般城市家庭夫妻關系趨於平等不同,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受傳統夫妻權力規範的影響更大,“男性掌權”特點較突出,家庭決策模式趨於傳統,這與其所處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是相一致的。這很可能是因為城市貧困階層的男女雙方重塑夫妻權力的意識和能力都更弱,也因此更容易受到既有傳統夫妻權力規範的影響。
在家務分工方面,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男性參與家務勞動的比例相對偏高,家務分工模式趨於現代,表現出與所處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相一致的特點。大部分城市貧困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政府的低保金,與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不符,這很可能是城市貧困家庭男性承擔家務比例相對較高的重要原因。
在夫妻爭吵方面,對比中國城市家庭夫妻爭吵情況,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的夫妻爭吵並不像一般所認為的頻繁,雖然“經常吵”的比例高於一般城市家庭,但“從不吵”的比例高達41.6%,這一狀況並不意味著夫妻感情非常好,更可能的是城市貧困家庭滿足於較穩定的生活狀態而情感要求相對較低,同時“搭伴過日子”的婚姻定位帶來的夫妻互動較少,以致“從不吵”的比例遠高於一般城市家庭。
在婚姻滿意度方面,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婚姻滿意度明顯低於一般城市家庭。城市貧困家庭應對困難的資源和能力有限,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們婚姻生活的感受,婚姻生活滿足感相對較低。
課題組認為,今後城市的扶貧工作除了做好物質幫扶、就業服務等傳統服務外,還應當提供針對家庭的社會服務,重點在於協調家庭成員關系,協助營造和諧的家庭氛圍,幫助家庭發揮正常功能,這些對於幫助城市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具有深遠意義,同時也有助於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
新華社“中國網事”7月19日播發稿件《“我被58同城坑了”——農民工老張奇遇記》,引起社會強烈關註。當天,北京五八同城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發布聲明,聲稱這只是偶發性事件,該公司“一直對任何不合規業務操作保持零容忍的態度”,引發網民熱議。
平臺監管不力的後果,就是亂象叢生。(視覺中國/圖)
7月19日,58同城官方微博發布《關於“搶單神器”業務員違規操作聲明》,其整改措施強調,“張師傅此次遭遇屬偶發性事件”,該公司相關部門負責人也認為,“這完全是個案”。
然而,記者調查發現,類似農民工老張被騙經歷,並非個案。在北京從事搬家業務的農民工老劉,曾以2000元價格購買號稱8800元的58同城搬家信息套餐,“說好每天發送用戶信息,可交完錢後一個星期沒收到任何信息,催了幾次才發過來,都是網上能看到的免費信息,之前承諾的網頁也沒給做,感覺這錢打水漂了。”老劉隨後開始與老張類似的討錢之旅,不同的是,他最終把自己2000元錢全部討回來了。
“為討回血汗錢,光路費、夥食費都搭進去好幾百塊,軟話硬話都說盡。”老劉說,他再也不相信58同城這樣的網上平臺!
網民也紛紛曝光58同城亂象,稱自己或身邊的親戚朋友也曾遭遇過和老張類似的經歷。“這絕不是個案。”58同城官方微博評論區一位網友留言說,他在58同城“被騙過三次”。
記者梳理發現,在號稱“中國最大的生活服務平臺”58同城,網友自訴被騙的涉及多個生活服務領域,其中找工作、找兼職、租房等領域比較突出。
網友“Mutou”說他女朋友在58上找兼職,被騙了兩千多元,各種套路讓你交押金等各種費用,最後一分錢都要不回來,從此他對這個網站產生了“深深的惡意”。還有一位大學生網友說,找工作推薦培訓公司,培訓公司一開口就要一萬塊。網友“劉誌康”說:“我記得我在58上投簡歷,那些公司全是培訓公司,根本不打算招人,打著招人的名義,讓你交錢培訓。”
還有網友找工作遇上傳銷騙子。網友“少年無煩惱”說:“58同城里邊的騙子差點把我騙進傳銷,還打著別的公司旗號招搖撞騙。”網友“槑-梅生”有些後怕:之前在58上找工作,去面試結果是一個傳銷組織,以一個KTV門面做幌子,幸好他機靈跑了,“差點毀了我一生”。
租房也充滿陷阱。網友“張夢小晗晗”說,第一次去北京實習,就在58同城找的房子,說地鐵直達、公寓式酒店,等到了一看:五環外!野地里!鐵皮房!嚇得她趕緊跑了。網友“泥壕哇”說,2011年畢業要租房子,在58上面找的房源信息絕大多數都是假的,甚至是騙人的,他當年被騙了200元定金。
北京五八同城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在聲明中稱,“58同城一直對任何不合規業務操作保持零容忍的態度”。一些網友說,“零容忍”表態是好事,可惜多數時候難以落實行動。
“投訴58同城,根本沒用。”網友“九格的真心”說,他在58上找房子,被騙7500元,那時候他剛到成都,渾身上下加起來只有8000元,那可是接下來半年的壓兜保命錢;找有關部門投訴也難維權,因對方註冊信息全是假的,找不到人更追不回錢。
網友們說:出了這麽多問題,58同城卻很少給解決。網友“周家誌”說,他在58上租了一臺空調,1200塊押金,每年300塊租金,等天氣涼了要求退機,已經聯系不上對方,他找了好幾次58同城客服,除了推辭還是推辭,然後就不了了之。網友“ARIC”說,出了問題,58同城往往以業務員離職等借口搪塞。
一些網友反映,58同城發布虛假甚至違法廣告信息,曾受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處罰。
記者查詢北京市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得知,因為發布性病、痤瘡、美容隆胸等違法醫療廣告,2015年3月10日、8月27日,北京五八同城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陽分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責令立即停止發布違法廣告,分別處以3萬元、27萬元的罰款。
業內人士認為,北京五八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是“58同城”這個互聯網生活服務平臺的建設和經營主體,理所當然要負起監管責任,平臺出現亂象,難辭其咎。
據北京五八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相關人士介紹,58同城網站上設有“58反欺詐聯盟”“網上有害信息舉報專區”等欄目,進入網站評論區,客服有時會提示風險。
但知情人士告訴記者,58同城信息審核機制和監管機制存在較大漏洞,大量信息未經嚴格審查就發布。一位網友直言不諱地說,“58同城其實就是把貼滿小廣告的電線桿子挪到互聯網上來了。”人們不明白:一個好好的商業模式,怎麽就這樣“毀”了?網友“索倫巴斯”認為,58同城表面上是個技術公司,某種意義上是一家電話銷售公司,提供信息是表層,銷售才是核心目的,電話銷售員為了業績,發生上述情況並不意外。
“58同城網的一些變化,不利於打假。”一位網友說,以前,每個招聘方的獨立頁面里有個“評論”按鈕,可以發表對招聘方的評價,這個功能其實是用戶制約商家的有效手段,後來,就沒那功能菜單了,“被忽悠了也只能認栽”。
平臺監管不力的後果,就是亂象叢生。網友“Zyl”說:如此企業的“網絡經濟,別玩成騙子經濟。國家應嚴加整頓,嚴加監管。”
網友“木星totty”認為,“58同城的問題是沒有建立信用體系,像個農貿市場,買賣全憑雙方眼力。系統推薦的金牌商家並不是真正服務好的商家,用戶評價體系也不健全,用戶體驗差。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像購物中心一樣的優質品牌服務,而不是雜亂無章的‘農貿市場’。”
(來源:新華社)
4月27日,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17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8652萬人,比上年增加481萬人,增長1.7%,增速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農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比上年增加210元,增長6.4%,增速比上年回落0.2個百分點;外出務工農民工月均收入3805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長6.5%。
一、農民工規模、分布及流向
(一)農民工總量繼續增加,外出和本地農民工雙增長
2017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8652萬人,比上年增加481萬人,增長1.7%,增速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在農民工總量中,外出農民工17185萬人,比上年增加251萬人,增長1.5%,增速較上年提高1.2個百分點;本地農民工11467萬人,比上年增加230萬人,增長2.0%,增速仍快於外出農民工增速。在外出農民工中,進城農民工13710萬人,比上年增加125萬人,增長0.9%。
在外出農民工中,省內流動農民工9510萬人,比上年增加242萬人,增長2.6%,占外出農民工的55.3%,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自2014年以來占比逐年提高。新增外出農民工主要在省內流動,省內流動農民工增量占外出農民工增量的96.4%。分區域看,東部地區省內流動的農民工占82.5%,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中部地區省內流動的農民工占38.7%,比上年提高0.7個百分點;西部地區省內流動的農民工占49%,比上年提高1.2個百分點;東北地區省內流動的農民工占76.4%,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
(二)西部地區農民工人數增長最快,增量占新增農民工一半以上
從輸出地看,東部地區農民工10430萬人,比上年增加30萬人,增長0.3%,占農民工總量的36.4%;中部地區農民工9450萬人,比上年增加171萬人,增長1.8%,占農民工總量的33%;西部地區農民工7814萬人,比上年增加251萬人,增長3.3%,占農民工總量的27.3%;東北地區農民工958萬人,比上年增加29萬人,增長3.1%,占農民工總量的3.3%。西部地區農民工人數增長明顯快於其他地區,西部地區農民工增量占新增農民工的52.2%。
(三)西部地區吸納能力逐步增強,在京津冀務工人數增長較快
從輸入地看,在東部地區務工農民工15993萬人,比上年增加33萬人,增長0.2%,占農民工總量的55.8%;在中部地區務工農民工5912萬人,比上年增加166萬人,增長2.9%,占農民工總量的20.6%;在西部地區務工農民工5754萬人,比上年增加270萬人,增長4.9%,占農民工總量的20.1%;在東北地區務工農民工914萬人,比上年增加10萬人,增長1.1%,占農民工總量的3.2%。
從重點地區看,在京津冀地區務工的農民工2215萬人,比上年增加72萬人,增長3.3%;在長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5387萬人,比上年增加78萬人,增長1.5%;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4722萬人,比上年減少45萬人,下降0.9%。
二、農民工基本特征
(一)女性和有配偶的外出農民工占比均下降
在全部農民工中,男性占65.6%,女性占34.4%。其中,外出農民工中女性占31.3%,比上年下降0.4個百分點;本地農民工中女性占37.4%,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
在全部農民工中,未婚的占19.8%,有配偶的占77.8%,與上年基本持平。外出農民工中,有配偶的占64.5%,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比本地農民工低25.7個百分點。
(二)5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不斷提高
受農村人口結構變化、各年齡段特別是50歲以上農村勞動力非農勞動參與程度提高、農民工就地就近轉移增加的影響,農民工平均年齡不斷提高,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提高較快。2017年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9.7歲,比上年提高0.7歲。從年齡結構看,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為52.4%,比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1.3%,比上年提高2.2個百分點,自2014年以來比重提高呈加快態勢。從農民工的就業地看,本地農民工平均年齡44.8歲,其中40歲及以下所占比重為33.6%,50歲以上所占比重為32.7%,比上年提高3個百分點;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4.3歲,其中40歲及以下所占比重為72.3%,50歲以上所占比重為9.2%,比上年提高1.1個百分點。
(三)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首次過半
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主體,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50.5%,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老一代農民工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49.5%。
(四)大專及以上學歷農民工占比顯著提高
農民工中,未上過學的占1%,小學文化程度占13%,初中文化程度占58.6%,高中文化程度占17.1%,大專及以上占10.3%。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農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外出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3.5%,比上年提高1.6個百分點;本地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4%,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
(五)接受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比與上年基本持平
接受過農業或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32.9%,與上年基本持平。其中,接受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0.6%,比上年下降0.1個百分點;接受農業技能培訓的占9.5%,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農業和非農職業技能培訓都參加過的占7.1%,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其中,本地農民工接受農業或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0.6%,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外出農民工接受農業或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5.5%,比上年下降0.1個百分點。
三、農民工就業狀況
(一)從事制造業和建築業的農民工比重繼續下降
從事第二產業的農民工比重為51.5%,比上年下降1.4個百分點。其中,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比重為29.9%,比上年下降0.6個百分點;從事建築業的農民工比重為18.9%,比上年下降0.8個百分點。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工比重為48%,比上年提高1.3個百分點。其中,從事批發和零售業的農民工比重為12.3%,與上年持平;從事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農民工比重分別為6.6%、6.2%和11.3%,分別比上年提高0.2、0.3、0.2個百分點。此外,農民工在金融業,教育,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服務業的從業比重雖然較低,但占比在逐年提高。
(二)農民工月均收入保持平穩增長
農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比上年增加210元,增長6.4%,增速比上年回落0.2個百分點。分行業看,制造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收入增速分別比上年回落2.4、0.4和0.1個百分點;建築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別比上年提高1.2、2.9和1.0個百分點。
(三)外出務工農民工月均收入高於本地農民工
外出務工農民工月均收入3805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長6.5%;本地務工農民工月均收入3173元,比上年增加188元,增長6.3%。外出務工農民工月均收入比本地務工農民工多632元,高20%,增速比本地務工農民工高0.2個百分點。
(四)西部地區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長最快
分地區看,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677元,比上年增加223元,增長6.4%;在中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331元,比上年增加199元,增長6.4%;在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350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長7.5%;在東北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254元,比上年增加191元,增長6.2%。在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別比在東部、中部和東北地區務工的農民工高1.1、1.1和1.3個百分點。
四、進城農民工居住狀況
(一)人均居住面積有所提高
進城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為19.8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4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積5平方米及以下居住困難的農民工戶占4.6%,比上年下降1.4個百分點。城市規模越大,進城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越小。在500萬人以上城市,人均居住面積為15.7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2平方米;其中,人均居住面積5平方米及以下的農民工戶占5.7%,比上年下降1.7個百分點。
(二)居住和生活設施進一步改善
60.1%和58.4%的進城農民工戶擁有電冰箱和洗衣機,分別比上年提高2.9和3.0個百分點;87.0%的進城農民工戶有自來水,比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80.2%的進城農民工戶有洗澡設施,比上年提高2.3個百分點;71.4%的進城農民工戶有獨用廁所,比上年提高1.8個百分點;89.6%的進城農民工戶能上網(計算機或手機),比上年提高4.1個百分點;21.3%的進城農民工戶擁有汽車(生活和經營用車),比上年提高2.7個百分點。
五、進城農民工隨遷兒童教育情況
(一)隨遷兒童教育得到較好保障
3-5歲隨遷兒童入園率(含學前班)為83.3%,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3-5歲的在園兒童中,26.7%上的是公辦幼兒園,比上年提高1.3個百分點;33.8%上的是普惠性民辦幼兒園,比上年下降0.8個百分點。
義務教育年齡段隨遷兒童的在校率為98.7%,與上年基本持平。從就讀的學校類型看,小學年齡段隨遷兒童82.2%在公辦學校就讀,比上年提高0.4個百分點;10.8%在有政府資助的民辦學校就讀,比上年提高1.7個百分點。初中年齡段隨遷兒童85.9%在公辦學校就讀,比上年提高2.7個百分點;9.7%在有政府資助的民辦學校就讀,比上年下降0.4個百分點。
(二)隨遷兒童在學校總體不受歧視
96.7%的農民工家長認為子女在學校未受歧視,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0.4%的農民工家長認為受到歧視,比上年下降0.1個百分點;2.9%的農民工家長不了解情況,比上年下降0.2個百分點。從師資看,農民工家長對老師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占77.3%,比上年提高1.8個百分點;認為一般的占21.9%,比上年下降1.6個百分點;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占0.8%,比上年下降0.2個百分點。
(三)隨遷兒童上學面臨的問題有所緩解
對於義務教育階段的隨遷兒童,55.8%的農民工家長反映在城市上學面臨一些問題,比上年下降2.4個百分點。費用高、本地升學難、孩子沒人照顧是農民工家長認同度最高的三個主要問題,認同率分別為26.4%、24.4%和23.8%。其中,費用高和本地升學難認同率較上年分別下降了0.8和1.7個百分點,孩子沒有照顧的認同率較上年提高了2.4個百分點。
對於3-5歲的學齡前兒童,55.7%的農民工家長反映在城市入園面臨一些問題,比上年下降5.7個百分點。費用高、本地升學難、孩子沒人照顧是農民工家長認同度最高的三個主要問題,認同率分別為50.4%、37.3%和15.9%,分別比上年下降了3.4、5.9和0.9個百分點。
六、進城農民工社會融合情況
(一)進城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提高
進城農民工中,38%認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2.4個百分點。從進城農民工對本地生活的適應情況看,表示對本地生活非常適應和比較適應的占80.4%,一般的占18.3%,不太適應和非常不適應的占1.3%。分城市類型看,城市規模越大,農民工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越弱,對城市生活的適應難度越大。
(二)進城農民工的社會活動仍比較單一
在城市生活中,除家人外,進城農民工業余時間人際交往中,老鄉占34.7%,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當地朋友占24.6%,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同事占22.6%,比上年提高0.4個百分點;其他外來務工人員占3.5%,比上年提高0.4個百分點;基本不和他人來往占12.7%,與去年持平。
進城農民工業余時間主要是看電視、上網和休息,分別占40.7%、35.6%和28.4%。其中,選擇看電視和休息的比重分別比上年下降5.1和0.7個百分點,選擇上網的比重比上年提高1.9個百分點。選擇參加文娛體育活動、讀書看報的比重分別為5.3%和3.6%,分別比上年下降1.0和0.1個百分點;選擇參加學習培訓的比重為1.9%,比上年提高0.6個百分點。
(三)進城農民工依靠政府和法律維權的意識在增強
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難時,60.9%的進城農民工想到的是找家人、親戚幫忙,找老鄉的占28.3%,找本地朋友的占24.6%,找單位領導或同事的占10.7%,找工會、婦聯和政府部門的占7.8%,找社區的占2.6%。其中找工會、婦聯和政府部門以及找社區的農民工比重分別比上年提高1.0和0.3個百分點。當權益受損時,進城農民工選擇解決途徑依次是:與對方協商解決占36.3%,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向政府相關部門反映占32.7%,比上年提高2.6個百分點;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占28.3%,比上年提高1.1個百分點。
(四)進城農民工對生活狀況的滿意度提高
進城農民工中,對目前生活狀況表示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占56.1%,比上年提高3.8個百分點;表示一般的占36.8%,比上年下降2.3個百分點;表示不太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占7.1%,比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
近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先生在演講中談到當前的城鎮化問題。在演講中,楊先生談道:“我國現在還是中等收入國家,但已經呈現未富成本高的狀態。其中,人力成本的大幅度上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城市政策缺乏包容性,只讓農民工進城幹活,不讓他們在城市落戶,表面上看降低了城市公共服務費用,但助推了全社會人力成本超階段快速上漲,對保持競爭力十分不利。”
對於楊先生“只讓農民工進城幹活,不讓他們在城市落戶”“助推了全社會人力成本超階段快速上漲”的看法,筆者持不同意見。筆者認為,從用工方的角度來看,只進城幹活、不在城市落戶的農民工,其用工成本是最低的。
農民工收入不足以支撐在城落戶
農民工全家進城落戶,除了城鎮因此而增加的公共服務費用外,所增加的其他開支,包括日常生活支出與買房或租房的支出,也需要農民工家庭自己承擔。
在勞動力市場上,用工方是需求方,農民工是供給方。農民工的工資是用工方人工成本的大頭。
因此,進城落戶對農民工用工成本的影響,就可變成對全家不進城或進城條件下農民工所必需工資水平的比較。如果現有的、“家屬留鄉村”條件下的農民工工資水平,不足以維持他們全家進城落戶後最起碼的生活,就可以認定,那些不在城市落戶的農民工,其用工成本要低於全家進城落戶的農民工。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筆者對外出農民工2016年的收支作了估算。估算結果表明,絕大多數農民工現有的工資水平,不足以支付農民工全家進城落戶後的正常開支。具體如下。
假設進城落戶的外出農民工全家人口3人或4人,其中2人為農民工,其余1~2人為家屬。
2016年,外出務工農民工月均收入3572元,農民工年從業時間平均為10個月。則上述農民工家庭年收入為71440元。
外出農民工月均生活消費支出僅有2015年的數據。人均為1012元,增長幅度與當年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的增長幅度相同。假設該支出水平2016年的增長幅度也與當年外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的增長幅度(6.3%)相同,則2016年該支出為1076元。再假設農民工家庭進城落戶後,其家庭所有成員月人均生活消費支出都維持在上述水平,則其年人均(12個月)生活消費支出為12909元。扣除生活消費支出後,該農民工家庭可結余32713元(3口之家)或19804元(4口之家)。
2016年,全國商品住宅平均售價為6910元。如果進城落戶農民工家庭用當年結余買商品住宅,只能買4.73平方米(3口之家)或2.87平方米(4口之家)。這意味著,如果進城落戶農民工家庭想在城里買一套建築面積為60平方米的住房,需要12.67年(3口之家)或20.93年(4口之家)的年結余,其中還沒有考慮房價上漲與貸款買房利息的影響。
應該指出的是,農民工內部存在著相當大的收入差距。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全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3275元,其中農民工最高20%收入組的月均工資已經達到8823元。如果從全國農民工中扣除上述最高20%收入組,其余80%農民工的人均月收入就只有1888元。這意味著如果進城落戶,絕大多數農民工連維持家庭生活消費支出都捉襟見肘,更不要說買房了。至於收入位於前20%的農民工,其中不少人工作在工資水平相對高的一二線城市與沿海地區;這些城市與地區工資相對高、房價相對更高。如果城鎮化的含義是農民工在所工作的城市落戶,這些“高收入”的農民工仍然無能為力。來自國家統計局農民工市民化調查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進城農民工中,購買商品房的僅占16.5%。
以上分析表明,相對於全家進城落戶所需的收入水平,農民工現有收入水平明顯偏低。從勞動力市場用工方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現有用工成本要比農民工進城落戶後低得多。
農民工用工的兩難
“只讓農民工進城幹活,不讓他們在城市落戶”,盡可能把農民工工資維持在現有水平,這肯定對城鎮用工方有利。其代價,一是絕大多數農民工現有收入水平遠低於城鎮化所必需的生活支出水平,因而沒有進城落戶的經濟能力,從而阻礙了農民工城鎮化;二是在低工資條件下,農民工為減少消費支出,不得不把不能在城鎮工作的家屬留在家鄉,由此導致了與“三留守”人員(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妻子)相關聯的一系列問題;三是外出農民工無法同時照看留在家鄉的老幼病殘,因而無論家鄉是否有活幹,數以千萬計的鄉村勞動力都不得不留下照看家屬。
應該指出的是,就算有關方面為降低用工成本而情願付出上述代價,現狀也維持不了幾年了。理由如下:
以往農民工願意接受遠低於城鎮職工的工資,原因是“家屬留鄉村”,且鄉村生活支出大大低於城鎮。但經過30年的流動,近幾年流入城鎮的這類農民工多數年齡在50歲以上,甚至還有不少(僅2017年就有222萬)在60歲以上。60歲以上農民工年老體衰,屬於農民工中的弱勢群體。如今,連他們都能進城工作,說明鄉村中能夠把家屬留在家鄉、自己外出工作的農民工已所剩無幾。
如果城鎮用工方還需要更多的農民工,就只能寄希望於留在家鄉照看老幼病殘的鄉村勞動力。這類勞動力不可能丟下家里的老幼病殘而獨自進城工作,因而城鎮用工方必然面臨兩難局面。如果想利用這類農民工資源,就得讓他們帶著照看對象一起進城;城鎮生活開支遠高於鄉村,因而吸引這類農民工進城的必要前提,恰恰是農民工工資的一次性大幅度上升。反之,如果想維持目前農民工工資絕對水平低、增長速度不快的局面,就需要把農民工總量控制在3億左右,即控制在只需使用“家屬留鄉村”的農民工的水平。如果用工方既不想大幅度增加農民工工資,又希望招到更多的農民工,那他們能做的,也就是抓住最近3~5年了。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為了便利群眾就近就醫,異地就醫直接結算自2017年啟動以來,一直都在“快車道”上疾馳,受益人群和覆蓋範圍不斷擴大。8月2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決定將外出農民工和外來就業創業人員全部納入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範圍。
據中國政府網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這次常務會議上說:““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直接結算不僅是民生改善的重大舉措,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千萬別小看了這件事。”
24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例行政策吹風會,邀請國家醫保局副局長李滔解讀國務院場常務會議的相關政策。這是5月31日掛牌以後,國家醫保局的高層首次出席國新辦的發布會。
李滔表示,為了加快實現外出農民工和外來就業創業人員的全覆蓋,國家醫保局要求各地在10月底以前,取消所有需要就醫地的經辦機構或者定點醫療機構提供的證明或者蓋章,提高這兩類人員的備案率。
1.7億農民工納入異地就醫直接結算
8月2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將外出農民工和外來就業創業人員全部納入跨省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直接結算範圍,采用“就醫地目錄、參保地確定報銷比例”模式,促進人力資源自由流動。
李克強說:“人是生產力的第一要素,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放開了人口流動限制,讓人力資源自由流動,從而促進了市場的形成、發展和繁榮。而要實現人力資源自由流動,能夠就近就醫是重要保障之一。”
早在2016年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回答記者提問時鄭重承諾:爭取用兩年時間,使老年人跨省異地住院費用能夠直接結算。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提出:在全國推進醫保信息聯網,實現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直接結算。截至當年9月底,全國所有省份和統籌地區全部接入國家異地就醫結算系統並聯網運行,覆蓋全部參加基本醫保和新農合人員。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又將這一政策範圍再次擴大,要求把基層醫院和外出農民工、外來就業創業人員等全部納入。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報告,2017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7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71億。外出農民工主要流向收入較高的大中城市。長期以來,在戶籍地參加新農合的農民工,在就業地難以便利地享受到醫療保險待遇。
從國家醫保局公布的跨省異地就醫數據來看,新農合在國家平臺結算的人次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截至2018年上半年,經國家平臺結算的人次達到48.6萬,其中新農合為3.5萬人次。
李滔表示,雖然國家政策層面兩類人員已納入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範圍,但在實際操作中,兩類人員因流動性大、難以出具相關材料等原因,影響其在參保地進行異地工作備案,進而影響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
加快實現兩類人員全覆蓋是下一步異地就醫直接結算工作的首要任務。李滔表示,要通過“三個一批”的措施,提高兩類人員備案率,加快解決其跨省異地就醫直接結算。
首先是簡化備案納入一批,國家醫保局要求各地在10月底以前,取消所有需要就醫地的經辦機構或者定點醫療機構提供的證明或者蓋章。
其次是補充證明再納入一批。李滔表示,一些要外出務工或者工作的人員去備案的時候,還不知道在居住地或者工作地,或者拿不到工作證明,醫保部門也視同他可以備案,可以在參保地先備案。他到工作或者居住的城市,取得相關材料後,可以再補。
三是便捷服務幫助一批。通過電話、網絡、APP等各種方式逐漸實現備案服務不見面、零跑腿,可以面對面辦,也可以通過網上、電話等來辦。
基層醫療機構為重點
國家醫保局成立之後,進一步擴大了定點醫療機構覆蓋範圍,重點推進農民工較集中就醫地基層醫療機構入網,持續推動跨省異地就醫結算全覆蓋,為城鄉居民規範轉外就醫提供方便快捷服務,減少跑腿墊資。
截至2018年6月底,在國家平臺的備案人數超過267萬,定點醫療機構達到10015家,全國95%以上的三級醫院已經接入平臺,二級及以下定點醫療機構達7575家。
國家醫保局異地辦和監督組負責人黃華波在吹風會後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大醫院普遍存在看病難的問題,農民工難以付出那麽多的時間去排隊掛號,在基層醫療機構就近就醫更加適合農民工的現實。
李滔表示,國家醫保局要加快定點醫療機構覆蓋的範圍,下一步工作重點放在基層,把兩類人員集中的就醫地的基層醫療機構接入國家平臺,確保年底前所有縣級行政區至少有一家跨省就醫的定點機構。
“組織制定和完善異地就醫管理和費用結算政策”是國家醫保局的重要職責之一。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上也對國家醫保局提出要求:“國家醫療保障局要充分發揮好統籌協調作用,切實把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直接結算這件好事辦好辦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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