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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農民工以高齡為主成為難題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4206.html

如果農民工數量繼續上升,增加最多的是哪個年齡組的農民工?答案是: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

高齡農民工的話題是去年熱起來的,根據國家統計局去年公布的數據推算,2014年,全國高齡農民工數量為4685萬人,比2013年增加了597萬人,這一增加額比2014年全國農民工的增加額(501萬人)還要多。換句話說,如果不算高齡農民工,2014年其他年齡組農民工的總數是減少的。

單獨一年的數字可能有偶然性,所以筆者結合整個“十二五”相關數據一起分析。根據國家統計局今年公布的數據推算,從2010年到2015年期間,各年齡組農民工數量的變化態勢是:16~20歲,從1574萬人急劇減少超過1/3到1027萬人;21~30歲,從8696萬人減少到8102萬人;31~40歲,從5692萬人增加到6188萬人;41~50歲,從5135萬人急劇增加45%到7464萬人;50歲以上,從3125萬人急劇增加近60%到4967萬人。

就數量急劇增加的兩個年齡組而論,41~50歲農民工增加數量最多的年份是2011年,比上年增加了932萬人;此後增加量波動回落,2015年比上年增加232萬人。而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增加數量最多的年份是2014年,2015年則比上年增加282萬人。雖然比2014年大幅減少,但仍比其他各年齡組多。

新增農民工以高齡為主,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

與農民工就業有關的城鎮勞動力市場主要是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提供給農民工的工作往往不需多少技術,所需要的只是體力、反應靈敏度與動作準確度。青年農民工體力強、手腳快、反應靈敏、動作準確,與體力下降、手腳慢、反應遲鈍的高齡農民工相比,他們在進城求職時有優勢。

如果上述勞動力市場是供求平衡和充分就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年齡差異不會造成太大問題。供求平衡和充分就業,意味著同一個年份中,不同年齡組、不同勞動生產率的農民工都可以找到工作。全社會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應該是青年、壯年和高齡農民工各自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農民工的工資率取決於這個加權平均值。農民工年齡結構的變化,會影響到加權勞動生產率的高低,但與經濟增長的變動相比,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要緩慢得多,不至於對經濟造成突然的、激烈的沖擊。

但事實上,直到2004年全國性“民工荒”爆發前,城鎮勞動密集型行業一直處於勞動力嚴重供過於求的狀態。由於各年齡組都有大量勞動力沒活幹,只要允許靈活用工,用工方就可以專門使用高勞動生產率的青年農民工,並把定額提高到只有青年才能完成的高水平,從而壓低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根據中國社科院曲玥、都陽的研究,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的最低點,就出現在“民工荒”爆發前的2003年。

民工潮時期,用工方和政府的日子都很好過。對用工方來說,只要能招到青年農民工,就能夠提供低成本的產品或勞務,躺著都可以賺錢。對政府來說,青年農民工的競爭力強,他們的就業不用政府操心;即使這類農民工一時找不到工作,只要用工有利可圖,就會迅速湧現出更多的用工企業,去解決他們的就業。政府需要操心的,只是如何維持下崗工人(多數是與青年農民工競爭中的落敗者)的生計。考慮到一部分下崗工人自己也在謀職,而高校擴招又使他們子女的就業遠離勞動密集型行業,因而城鎮戶籍人口的就業壓力政府還能承受。

高齡農民工成為新增農民工的主力,意味著能工作的青壯年農民工差不多都已經找到了工作,剩下的因種種原因(如生育、哺乳)暫時不能進城幹活,這才使鄉村那些年老體衰、被某些人認為應留在家鄉“頤養天年”的高齡勞動力,有了進城當農民工的機會。

經濟學認為,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決定工資水平。新增農民工以高齡農民工為主,意味著當前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取決於高齡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而高齡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不僅低於青年農民工,而且低於所有農民工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值。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大量使用高齡農民工的結果,必然是農民工收入的增速高於其勞動生產率的增速。

收入水平高、收入增速快,對近年剛開始務工的90後青年農民工來說,當然是好事。但從全生命周期即一輩子收入的角度看,高齡農民工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

高齡農民工可以分成兩類。一類高齡農民工年輕時就外出打工。但當年他們年輕、體力強、勞動生產率高時,他們的工資率(計件工資標準)偏低;如今工資率漲上來了,可高齡農民工年老體衰,已經幹不動了。另一類高齡農民工年輕時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外出打工,是“民工荒”給了他們工作機會。因為務工時間短,他們掙的錢就更少了。

高齡農民工成為新增農民工的主力,給用工方和政府都出了難題。

對用工方來說,如果繼續按照青年農民工的勞動生產率確定高工作定額,則高齡農民工勞動生產率低、收入相應也低,一旦打工收不抵支,他們寧可回鄉閑著,也不會自己貼錢外出務工;如果根據高齡農民工的實際情況來確定工作定額,單位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就會上升,用工企業的利潤就會減少。國內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占大多數的是中小企業,這類企業沒有定價能力。即使在低勞動成本的民工潮年代,激烈的價格戰也使它們少掙了不少。現在青年農民工招不到了,用工成本大幅上升,這些缺乏企業家才能、只會在“豬都能飛上天”的年代掙省心錢的經營者,日子當然不好過。

對政府來說,高齡農民工是勞動力市場上的弱勢群體。經濟形勢一有風吹草動,高齡農民工將第一個找不到工作。如果像以往那樣,農民工沒有工作就回鄉,倒還不會給政府增加負擔。但現在為了城鎮住房去庫存,政府鼓勵農民工貸款進城買房。以農民工現有的收入水平,只有貸款期限長一些(20~30年)、年還款額低一些,農民工才還得起。但貸款買房的前提,是還貸期間農民工就業穩定、收入穩定或增長;還貸期長達20~30年,意味著現在和將來,相當多高齡農民工需要還房貸。這意味著沒有工作不僅影響到高齡農民工自己,而且影響到房產商的銷售、銀行的運營乃至整個地方經濟,這就夠讓政府頭疼了。如果買了房的農民工進城落戶,而又像當年的“高齡”下崗工人一樣找不到工作,那麽,不管是發失業經濟金、還是提供城鎮最低生活保障金,政府都脫不了責任。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民工潮時期相關勞動力市場非均衡(勞動力嚴重供過於求)導致的用工年輕化和失業中年化,曾使得用工方和政府得益;而隨著勞動力市場逐步走向供求均衡,用工方和政府將不得不為十幾二十年前勞動力市場非均衡的後遺癥——當前新增農民工以高齡為主——埋單。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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