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27日發布《中國影子銀行季度監測報告》稱,由於以社會融資總量衡量的信貸增長超過名義GDP增速,中國經濟的整體杠桿率持續攀升。
穆迪董事總經理/亞太區首席信用總監Michael Taylor稱:“社會融資總量並不包括某些迅速增長的影子銀行活動,因此經濟整體杠桿率的增長情況可能被低估。”
Michael Taylor稱,穆迪測算可能被低估的部分較為龐大,2015年底至少為人民幣16萬億元,占GDP的23%,相當於影子銀行總體規模的三分之一左右。
穆迪並稱,2016年影子銀行活動進一步擴大,不過各類活動的表現參差不齊。非銀行金融機構管理的資產規模增長,今年上半年信托貸款和委托貸款小幅上升。與之相比,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因監管收緊而大幅下降。
穆迪指出,在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背景下,社會融資總量受到常規銀行信貸的支撐,該趨勢在2016年上半年有所加快。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28日發布《中國RMBS:關於住房公積金RMBS的常見問題》報告表示,住房公積金有望在中國個人住房貸款資產支持證券 (RMBS) 市場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原因是住房公積金有著發放大量住房貸款的潛力,並且對這些貸款進行證券化的空間巨大。
穆迪分析師薛晨表示:2015年中國住房公積金共發放了人民幣1.11萬億元的住房貸款,而國內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已達人民幣3.29萬億元,而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僅有人民幣416.8億元規模的住房貸款實施了證券化。截至2015年底,公積金繳存總額人民幣8.95萬億元。
穆迪指出住房公積金亦可投資其他住房公積金發起的RMBS交易。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12日發布研報稱,中國移動上半年業績支持其Aa3本外幣發行者評級,但受負面的中國主權評級展望制約,其評級展望仍為負面。
穆迪的副總裁兼高級分析師Gloria Tsuen稱,數據服務仍是中國移動上半年收入增長的主要推動器。
中國移動上半年收入同比增長7%,達3250億元人民幣。當中,無線數據服務收入同比增長40%,在總收入的占比為43%,而去年同期為33%。該業務收入增長抵消了音頻服務收入同比下跌14%,以及短信息與多媒體服務收入下跌6%。
穆迪稱,中國移動的Aa3評級將其強勁的現金頭寸、低杠桿與在中國手機市場中的主導地位考量在內,但也受中國Aa3主權評級的制約。
穆迪投資者服務8月26日發布報告稱,已將萬科及其附屬企業的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同時穆迪並確認萬科“Baa1”的發行者評級,子公司Bestgain Real Estate Lyra Limited中期票據“Baa2”高級未擔保評級,以及子公司Bestgain Real Estate Limited與Bestgain Real Estate Lyra Limited發行的債券"Baa2"高級未擔保評級。
穆迪的高級信貸分析師與副總裁Kaven Tsang稱,該公司管理層與其大股東的糾紛可能會增加該公司現有管理團隊變更、商業策略與財務政策的風險,此次負面的評級展望反映了這種考量。
他又稱,只要該公司管理層與大股東的糾紛一日不解決,萬科的運營挑戰便會增加,而且即便該公司的管理層沒有變化,銀行對該公司的要求也會提高。負面的評級展望也反映了這個事實。
近日,穆迪將中國4家金融租賃公司評級進行上調,使其與母公司銀行評級一致。
至此,國銀金融租賃長期發行人評級從A1上調至Aa3,工銀金融租賃長期發行人評級從A2上調至A1,建信金融租賃長期發行人評級從A2上調至A1,招銀金融租賃長期發行人評級從Baa2 上調至Baa1。
穆迪今年8月9號公布的《穆迪公開評級的大中華區機構》文件顯示:國家開發銀行長期信用評級Aa3*,工商銀行長期信用評級 A1,建設銀行長期信用評級A1,招商銀行長期信用評級Baa1。
穆迪指出,此次評級行動是在重估上述 4 家金融租賃公司的母行支持因素之後作出的決定。從過去幾年管理控制、業務發展、運營和監管框架來看,這些金融租賃公司在受困情況下獲得母行特殊支持的水平已進一步上升。
根據最新數據,2016年上半年工商銀行實現凈利潤1502.17億元,居五大行之首。建設銀行與招商銀行上半年凈利潤分別是1339.03億元和352.31億元,增速雖緩,但仍保持穩步增長。此外,數據顯示,國家開發銀行2015年凈利潤為1020.77億元。
資金雄厚的母行為金融租賃公司提供流動性和資本金支持。中國銀監會2015年第6號規定,金融租賃公司發起人應當在金融租賃公司章程中約定,在金融租賃公司出現支付困難時,給予流動性支持;當經營損失侵蝕資本時,及時補足資本金。
除此之外,穆迪還上調了工銀租賃和建信租賃境外平臺所發行債務的評級,這些債務有境內租賃公司維好協議的支持。但是,可能存在票據持有人受償順序不確定以及資本管制等因素,在此次評級過程中,金融租賃公司評級與維好協議支持的境外平臺之間保持 1個子級的差距。
穆迪評級級別由最高的Aaa級到最低的C級,一共有二十一個級別。Aaa級代表信用質量最高,信用風險最低。C代表級前途無望,不能用來做真正的投資。
今年3月3日,穆迪繼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調降至負面後,又把中國38家國有企業及授予評級的子公司、25家金融機構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這25家非保險金融機構中有3家政策性銀行、12家國內商業銀行、3家處置不良資產的資產管理公司、3家金融租賃公司、3家證券公司及1家資管機構。值得註意的是,3家金融租賃公司為工銀金融租賃、建信金融金租和國銀金融租賃。
此次舉措遭到了國內很多專家和學者的質疑,有媒體質疑“這種誤讀在於缺乏用動態和發展的眼光看中國財政的穩健度”。
然而,時隔4個多月後,在7月28日,穆迪稱會把4家中國金融租賃公司的評級列入上調複評名單。本次上調後的金租公司所有評級的展望仍然為負面,與母行評級的負面展望一致。另外,穆迪認為,未來如果出現來自母行的流動性和資本支持削弱、 母行的管理控制或雙方的業務關系有所弱化、母行在租賃公司的持股比例大幅降至 50.1%這類情況,則可能會下調相關租賃公司的評級。
日前,穆迪地方政府和公共機構部副總裁諸蜀寧在上海的一場媒體見面會上對第一財經表示,如果考慮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支持,36個地方信用質量接近中央政府的信用(Aa3),相差最多不超過三個等級,即都是A級,為投資較高級別。
目前,在給36個地方政府發行的政府債券做信用評級時,國內評級機構均給出了最高的AAA等級。
但諸蜀寧也強調,如果不考慮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國36個省級和計劃單列市政府的信用質量差異仍然很大。
各地影響地方信用的要素差異很大
諸蜀寧稱,穆迪在考慮一個地方政府的基礎信用評估時,主要考慮三個重要因素,即經濟基本面、債務水平和財政狀況、其下屬國企的負債規模。
比如,在經濟基本面上,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人均GDP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這反映了這些城市的經濟實力。而相比之下,甘肅、貴州的人均GDP則約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
圖片來源於穆迪《影響地方政府個體信用實力的主要因素》
地方債務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穆迪根據國內各省財政部門的數據統計發現,貴州省直接債務率最高,達200.3%,遼寧省也超過了150%。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各地采取了有效防控地方債風險的舉措,包括發行政府債券來置換存量債務,對債務進行限額管理,積極化解存量債務,加強債務風險預警等,目前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安全可控。
在評估一個地方政府信用時,對當地經濟情況和債務情況進行評估是穆迪常用的方法。諸蜀寧告訴記者,穆迪認為,地方國企負債也影響著地方政府的信用。
他給出一組數據,2012年-2015年,全國超過10萬家匯編地方國企負債平均年增長14.1%,達到34.5億元,這是地方政府直接債務總額(16萬億)的兩倍以上。
地方國企,尤其是煤炭、鋼鐵等過剩產能行業的國企債務快速增長可能對地方政府具有負面信用影響。
在對比各個地方的國企負債水平和凈資產回報率後,諸蜀寧發現,像廣東等地國企凈資產回報率高而負債水平相對較低,對當地的基礎信用評估造成的風險較低。像北京和上海等地國企,由於企業整體凈資產回報率較高,同時負水平較高(負債規模是當地財政收入的近4倍),即使少數國企陷入財務困境,當地其他國企也能通過兼並等方式來消化這一風險,因此對地方政府的基礎信用評估影響也很小。
反之,像河南和四川等地,地方國企凈資產回報率較低,而負債規模龐大,或像重慶、天津等地方國企凈資產回報率較低而杠桿率甚高,則會對地方基礎信用評估產生負面影響。
圖片來源於穆迪《影響地方政府個體信用實力的主要因素》
如何對待國企違約影響地方信用質量
近期中國債券市場上出現一些國企違約重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將在違約後扮演何種角色引起市場關註。
去年10月,雲南煤化工集團在銀行和信托貸款違約後進行不良資產重組,今年2月,廣西有色金屬集團有限公司定向票據違約後破產。3月,東北特殊鋼集團有限公司公開債券違約。4月,渤海鋼鐵集團有限公司銀行貸款違約後,進行不良資產重組。6月,四川省煤炭產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短期融資券延期支付。
穆迪副董事總經理鐘汶權,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的地方國企,比如一些省的地鐵或基礎設施平臺公司,雖然公司不盈利且負債多,但由於其承擔了一部分政府職能,地方政府支持意願強,因此平臺公司獲得地方政府支持的可能性最高。而像房地產開發、鋼鐵、煤炭等商業競爭類國企,在不會產生系統性風險的情況下,中央基本不會支持,而主要看地方政府會否支持。
穆迪發現,近期有跡象顯示地方政府支持競爭類地方國企意願不盡相同,目前僅黑龍江省為受困的龍煤礦業提供直接財政支持和過橋貸款,其他6個地方選擇將受困國企與實力更強的國企合並,或允許其破產。
鐘汶權認為,因為中央政府公開表示希望避免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如果地方政府認為某國企違約會觸發區域性或系統性金融危機,則地方向其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更大。中央政府還要求地方政府確保其國企凈資產的保值增值。這些政策限制使得地方政府難以在國企受困時袖手旁觀。
圖片來源於穆迪《影響地方政府個體信用實力的主要因素》
繼今年3月國際評級巨頭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和38家國企、25家金融機構評級為“負面”之後,近日穆迪恢複了上述22家國企信用評級展望為穩定,但未涉及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調整。
出於對中國會出現經濟增長、推進改革、市場穩定的政策“三難困境”擔憂,國際評級巨頭穆迪曾於今年3月2日率先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為反映主權信用評級展望調整,次日穆迪將38家國有企業及授予評級的子公司、25家金融機構評級展望也由“穩定”調至“負面”。
這引起中國官方不滿,財政部認為穆迪下調評級展望理由並不充分,存在信息不對稱,高估了中國經濟遇到的困難。
10月19日,穆迪正式宣布將 22 家國企評級展望從負面調整為穩定。這22家國企包括中石化煉化工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中化香港(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等。
22家評級展望調為穩定的國企 資料來源穆迪
為何穆迪對上述22家國企恢複評級穩定展望?是否中國主權信用評級負面展望也將調整?
穆迪企業融資部高級副總裁胡凱10月25日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恢複上述22家國企評級展望為穩定主要基於三個因素。
首先是在近半年國企改革取得明顯進展後,上述22家國企涉及領域符合中央政策支持方向,政府支持水平將維持在較高水平。如主營業務為基礎設施建設的中國建築總工程公司。
其次,這些國企的個體信用狀況處於合理水平,擁有強勁的市場地位、穩健的運營實力、良好的財務與流動性狀況。比如中國持續的基建和房地產投資以及海外擴張將推動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等五家建築國企收入溫和上漲。
最後,上述22家國企的評級能夠抵禦假設情境下中國主權評級繼續下調一個子級所帶來的沖擊。
“下調中國主權評級只是假設情況,而非未來有的動作。”胡凱強調到。
穆迪企業融資部副總裁鄒吉明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在上調22家國企評級展望為正面之外,仍維持其他57家國企評級負面展望或下調複評。
鄒吉明進一步解釋道,這是因為部分國企評級與中國主權評級持平,若主權評級下調則影響將傳導至這些公司的評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公司。部分國企經營財務狀況惡化,個體信用狀況面臨壓力。比如中國中信集團負面展望正是因其金融服務業務信用狀況有所削弱。或因母公司信用質量下降,支持削弱,如越秀地產、綠地香港等公司。此外這些國企部分因為從事“商業類”業務活動,預計政府支持力度將會下降,如光明食品等。
穆迪近日發布房地產研究報告預計,盡管新一輪調控措施旨在抑制房價的飛漲,未來6-12個月一二線城市的售價與銷量不會大幅下降。政府將繼續在控制房價漲幅的意願與維持穩定的房地產業來支持經濟增長的目標之間取得平衡。
穆迪指出,一二線城市相對較低的庫存將降低短期內房價明顯下降的風險。此外,今年調控措施的嚴厲程度不及造成2011年初和2014年行業下滑時的措施。同樣,雖然房貸政策略有收緊,但房貸供應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總體上仍將支持房地產業。調控措施收緊會加大市場回調的風險,進而對開發商的銷售和現金流造成負面影響。
與2016年全年全國合約銷售額預測同比增長約25%的高基數相比,穆迪預計2017年全年全國合約銷售額會與2016年持平或略有下降。在2016年9月及10月大中城市收緊調控措施之後,銷量將小幅下降,但該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會被這些城市的低庫存造成的房價溫和上漲所抵消。同時,如果2017年大中城市房價繼續大幅上漲,政府可能會進一步收緊調控措施。
2016年前9個月全國合約銷售額達到人民幣6.9萬億元,同比增長43.2%,合約銷售建築面積為9.31億平方米,同比增長27.1%。上述兩項指標均處於多年高點。2016年前9個月全國平均房價同比上漲12.7%,一線城市均價同比上漲31.9%。目前約20個城市已收緊了購房或房貸標準,這些城市在2016年前8個月的全國合約銷售額中占比約為40%-45%。
穆迪還指出,盡管如此,今年早些時候調控措施的嚴厲程度不及造成2011年初和2014年行業下滑時的措施。鑒於房地產業對經濟的重要性,預計政府不會采取像當時一樣嚴厲的調控措施。在上述行業下滑時期,47個城市采取了限購措施 (這些城市貢獻了50%以上的全國合約銷售額) ,同時房貸和貨幣政策也偏緊。當時全國範圍內二套房貸最低首付比例提高到60%,高於目前20個調控城市中多數采用的30%-70%。中國當前的貨幣政策對房地產業更具有支持性,中國人民銀行的基準貸款利率和法定準備金率均處於多年低點。
融資方面,穆迪預計,未來12個月房地產業流動性與融資渠道依然良好。中國國內流動性將保持充裕,可支持開發商的融資及購房者的房貸供應。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未來6-12個月貨幣政策不大可能驟然緊縮。
盡管國內銀行可能會控制房貸增速,但銀行將繼續向房地產業放貸,包括發放住房按揭貸款,原因是房地產業與其他行業相比運營業績突出,而且中國家庭杠桿率較低。此外,房地產貸款通常由房產抵押。不過,銀行仍會有選擇性地放貸,傾向於財務狀況更健康的大型開發商、首次購房者及改善型購房者。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24日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3調降至A1,同時將評級展望從“負面”上調至“穩定”。穆迪提出調降評級主要有三個理由,即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地方債及企業債將增加政府或有債務。據新華社報道,專家認為,穆迪的觀點存在對中國經濟明顯的誤讀和誤判,評級結果存在偏差。
首先,穆迪在報告中預測,2018年中國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將達40%,2020年達到45%。但事實上,2016年中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36.7%,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今後,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進,政府舉債受到嚴格控制,政府債務有望保持合理規模,2018至2020年中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2016年相比預計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中國銀行全球市場部高級交易員李凡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只是“一家之言”。今年以來,中國5年期國債信用違約互換(CDS)的基準價格在80個基點左右,而這一指標幾年前曾高達150個基點,這說明國際市場認為中國經濟基本面在改善、信用風險在降低。穆迪公布下調中國評級的消息後,離岸人民幣微跌,總體來說市場反應平穩。
其次,穆迪認為,中國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中國經濟增速將持續放緩。這一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仍然延續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一季度GDP增長6.9%,同比加快0.2個百分點,充分顯示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斷顯現。隨著改革持續深化,中國經濟有望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
再次,穆迪在報告中稱,除了政府直接債務,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這更是對中國法律和相關法規缺乏必要的了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等規定,穆迪的上述觀點不成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財政事務部主任維托爾·加斯帕爾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國際標準來看,中國政府債務水平仍然比較低。同時,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要健康,中國政府持有的金融資產遠超負擔的金融債務,中國擁有充足的“財政火力”來管理債務風險。
自去年以來,不少西方機構和媒體多次談及中國債務風險。去年3月,穆迪就曾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至“負面”,中國經濟後來的實際表現卻是“穩中有進”。
穆迪此次在調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同時,上調了中國的評級展望,似乎在顯示其評級的平衡與公允。但業內人士指出,穆迪此舉更多是一個技術層面的變化,在對未來前景持同樣預期的情況下,調低當前評級,展望就會上調。
有分析人士認為,長期以來,西方評級機構對信用咨詢市場具有重大影響,但其評級方法存在缺陷,信譽早已受到質疑。
首先,西方評級機構過分看重制度因素,定性分析比重較大,主觀性較強,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存在一定的歧視性。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程偉力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2007年,新興市場國家獲得的評級通常比負債水平近似的發達國家低8到12個等級。隨著新興市場的蓬勃發展,這一差距有所改善,但截至2015年也僅僅縮小了兩個等級。
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2016年股東大會上,“股神”巴菲特被問及為何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沒有得到3A最高信用評級時說:“這種信用評級根本是錯誤的機制,而且是阻礙不前的機制。”
其次,評級機構過度依賴歷史數據,評級行為高度順周期,難以做出前瞻性的預警。例如,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穆迪評級沒能起到預警作用,仍一直將希臘的A1評級保持到2009年年底。要知道,A1評級是穆迪評級體系中的第五高評級,這說明穆迪評級存在滯後性,缺乏前瞻性。
當然,盡管西方評級機構對中國的信用評級存在偏差,我們不妨本著“兼聽則明”的精神,將這些機構的觀點視為對防範風險的提醒,把風險管控進一步做牢做實。
近年來,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管控債務風險,包括建立債務風險預警機制、全面構建債務監管體制、實施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等。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家加斯帕爾所說:“中國政府已充分認識到債務風險問題,並已采取相應措施。”
繼去年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由穩定調至負面之後,5月24日,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3下調一級至A1,並將展望從負面調整為穩定。
穆迪解釋,此次評級下調反映了穆迪預計未來幾年中國的財政實力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經濟體系整體債務將隨著潛在增長的放緩而繼續上升。雖然目前的改革進展可能會逐步促使經濟和金融體系轉型成功,但卻不大可能阻止整體債務進一步大幅上升,以及由此導致的政府或有負債增加。
財政部當日在官網發布《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就中國主權信用評級有關問題答記者問》,稱此次穆迪下調我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基於“順周期”評級的不恰當方法,其關於中國實體經濟債務規模將快速增長、相關改革措施難見成效、政府將繼續通過刺激政策維持經濟增速等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低估了中國政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的能力。
天風證券固收首席分析師孫彬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反映了它們不太理解中國發展模式和路徑。評級下調並不會帶來太大影響,因為中國經濟基本面穩定向好。
穆迪表示,A1 評級穩定展望反映了中國的風險較為均衡。中國信用質量的下降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穆迪預計改革的深入最終將控制其下降趨勢。由於中國的GDP增長率可能會保持在與其他主權政府相比較為強勁的水平,政府有相當大的政策空間來支持經濟,並且資本賬戶基本處於封閉狀態,因此中國仍可抵禦負面沖擊。
2020年政府債務風險指標不會大變
此次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主要出於判斷未來幾年中國經濟體系整體杠桿率將進一步上升,債務規模進一步上升,從而侵蝕中國信用指標。
穆迪預計,到2018年和2020年政府的直接債務將逐漸升至GDP的40%和接近45%。對此,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回應稱,2018-2020年我國政府債務風險指標與2016年相比不會發生大的變化。
該負責人解釋說,新預算法實施後,我國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規範的舉債融資機制,政府債務規模增長勢頭得到有效控制,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與上年相比變化不大。今後,隨著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推進,政府舉債受到嚴格控制,政府債務規模將保持合理增長,加上我國GDP有望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也將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提供根本支撐。
根據財政部數據,截至2016年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5.32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率(債務余額/綜合財力)為80.5%。加上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國債余額12.01萬億元,兩項合計,我國政府債務27.33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初步核算數74.41萬億元計算,2016年我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債務余額/GDP)為36.7%。
財政部上述負責人稱,這低於歐盟60%的警戒線,也低於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水平,風險總體可控。
近期,為了解決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財政部等部門首次問責涉事10余人,重慶市黔江區財政局局長等人直接被撤職。
5月,財政部、發改委、司法部、人民銀行、銀監會和證監會六部門近期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再次封堵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公司、PPP模式、各類政府性基金等違法違規融資渠道。
孫彬彬認為,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在不斷加強,總體來看風險可控。
或有債務增長是誤解
穆迪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另一個判斷是,預計政府的間接債務和或有負債將會增長。
穆迪估測 2016 年政策性銀行的貸款余額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 (平臺公司) 的未償債券余額在 2015年 GDP 中的占比合計增長了 6.2%,高於上年的 5.5%。除了平臺公司的投資之外,其他國企投資顯著增長。未來幾年公共部門融資和支出的類似增長可能會持續,從而將 GDP 增速維持在官方目標左右的水平。
對此,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表示,穆迪這一觀點說明一些國際機構對我國法律制度規定缺乏必要的了解。
該負責人解釋,一方面,關於或有債務範圍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已經作出明確規定。即,除經國務院批準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實施後,我國地方政府或有債務依法是指地方政府為使用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的擔保債務,除此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或有債務。
另一方面,對於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與政府債務之間的關系,我國相關法律制度也已經作出了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規定,除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
“因此,不論是中央國有企業、還是地方國有企業(包括融資平臺公司),其舉借的債務依法均不屬於政府債務,應由國有企業負責償還,地方政府不承擔償還責任;地方政府作為出資人,在出資範圍內對國有企業承擔責任。”該負責人稱,穆迪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等債務水平持續增長會增加政府或有債務的說法,是根本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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