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正計劃擴建其總部園區,並新招募6500名員工。為了應對門羅帕克市房地產需求不足,據CNET報道,Facebook宣布將為普通市民建造1500套住房。其中,15%的住房將提供給中低收入家庭。
“Facebook正致力於成為一個好鄰居”,Facebook的一位發言人說,“我們知道自己的成長壯大對周圍鄰居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影響,我們希望獲得人們的尊敬,並審慎思考我們的擴張方式。”
門羅帕克市部分官員支持Facebook的房地產計劃,認為這顯示該公司正加緊幫助門羅帕克市應對住房短缺問題。可是其他人(包括門羅帕克市前市長史蒂芬·施密特(Steve Schmidt))表示,Facebook此舉不足以應對其帶來的人口增長和房價激增問題。
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如何享受到市民化待遇?國務院近些年力推戶籍、土地、社保等一攬子改革來破除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障礙,8月又一相關重磅文件出臺。
國務院近日印發《關於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準備構建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實現“人錢掛鉤”,破解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難題,讓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中國只有實現了外來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才算真正的城鎮化。
教育等公共服務跟隨人走
中國城鎮化存在“半城鎮化”現象,即戶籍城鎮化率與人口城鎮化率存在差異。二者之間的數量差即是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轉變的農民工。
這一現象被中央高層重視,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被一再強調,而這一關鍵正是讓農業轉移人口平等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相關改革繞不開資金。根據2013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城市藍皮書》,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別為17.6萬元、10.4萬元和10.6萬元,全國平均為13.1萬元/人。財政支持因此成為農民工市民化關鍵一環。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在解讀《通知》時也坦言,當前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財政支持保障不健全有關。
《通知》從保障教育權利、創新城鄉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城鄉社保體系、加大就業支持等十個方面為財政政策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路線圖”。
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多數城市的外來人口不能享受應有的福利,比如像低保、廉租房等都與戶籍掛鉤,外來人口不能享受。
而此次新政的一大特點,是優先將持有居住證人口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範圍,做到公共服務提供隨人走,為人的自由流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
在農民工十分關心的子女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要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逐步完善並落實中等職業教育免學雜費和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政策。中央和省級財政部門按在校學生人數及相關標準分配資金,實現“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本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
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通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納入當地醫療救助範圍;對於農業轉移人口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保的,各級財政按照參保城鎮居民同樣的標準給予補助。
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國家已經對城鎮居民、農民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進行了整合,但農民輸入地和農民輸出地的補貼標準差異很大。比如北京和河北城鄉居民人均基礎養老金分別為430元/月和55元/月。
農民工市民化獎勵減輕東部財政壓力
人口流入地的東部發達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較高,農民工市民化將面臨很大的財政壓力。
上述財政部負責人表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利於促進流入地政府經濟社會發展,但要在短期內使得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成本較高,財政壓力很大。為妥善解決這一問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知》提出,中央和省級財政要通過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具體來看,中央的獎勵資金將根據農業轉移人口實際進城落戶以及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情況,並適當考慮農業轉移人口流動、城市規模等因素進行測算分配,向吸納跨省(區、市)流動農業轉移人口較多地區和中西部中小城鎮傾斜。
同時,省級財政要安排資金,建立省(區、市)對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縣級財政部門要將上級獎勵資金統籌用於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該負責人表示,這是引導地方政府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市民化、確保到2020年使1億左右已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重大舉措,也是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創新。
保證中西部困難地區財力不減少
中央財政在支持農民工市民化時,相關轉移支付資金向人口流入地的東部地區傾斜,這讓財力捉襟見肘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擔心財力減少。
上述財政部負責人稱,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人錢掛鉤”政策而減少,是此次改革必須堅守的一項基本原則。
根據《通知》,對享受均衡性轉移支付的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中央財政仍以戶籍人口而不以常住人口為基礎進行測算分配,並充分考慮各地區向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需求。
上述負責人表示,這基本可以實現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存量規模不會減少,同時隨著轉移支付規模的增加,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也將保持平穩增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現在農民也越來越看重附著在戶籍上的福利,比如宅基地財產權、土地承包權等,很多農民進入城市時並不願意放棄農村戶籍。
上述負責人強調,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能采取硬性措施或“一刀切”要求,不是要進城落戶農民放棄在農村的相關權益。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和自主定居權利,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面對中國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未享受當地市民同等待遇的現狀,國務院發文改革財政支出結構以達到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即“人錢掛鉤”,以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讓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
這份文件全名《關於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8月8日,財政部有關負責人通過答記者問的方式詳細解讀《通知》出臺的前因後果。
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跟隨人走
中國正在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而這一關鍵正是讓農業轉移人口平等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
不過,“當前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財政支持保障不健全有關。”上述財政部負責人稱。
7月27日,國務院印發了《通知》,給出十條硬舉措,以建立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政策體系。
該負責人表示,《通知》提出的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十條具體政策措施,不是幾項財政補助政策的簡單疊加,而是財政政策的系統重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政策支持體系,涵蓋了教育、醫療、社保、就業等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涉及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支出結構的重大調整。
此次新政的一大特點,是優先將持有居住證人口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範圍,做到公共服務提供隨人走,為人的自由流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
在農民工十分關心的子女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要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逐步完善並落實中等職業教育免學雜費和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政策。
另外,中央和省級財政部門按在校學生人數及相關標準分配資金,實現“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本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
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通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納入當地醫療救助範圍;對於農業轉移人口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保的,各級財政按照參保城鎮居民同樣的標準給予補助。
此外,《通知》加大對農業轉移人口就業的支持力度,支持完善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
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上述負責人稱,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利於促進流入地政府經濟社會發展,但要在短期內使得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成本較高,財政壓力很大。為妥善解決這一問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知》提出,中央和省級財政要通過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具體來看,中央的獎勵資金將根據農業轉移人口實際進城落戶以及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情況,並適當考慮農業轉移人口流動、城市規模等因素進行測算分配,向吸納跨省(區、市)流動農業轉移人口較多地區和中西部中小城鎮傾斜。
同時,省級財政要安排資金,建立省(區、市)對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縣級財政部門要將上級獎勵資金統籌用於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該負責人表示,這是引導地方政府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市民化、確保到2020年使1億左右已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重大舉措,也是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創新。
平衡發達和欠發達地區財力
中央財政為支持農業人口市民化而改革的財政轉移支付,必然觸及人口流出地的欠發達地區和人口流入地的發達地區間的財力,而這次新政在財政支出向人口流入地的東部發達地區傾斜的同時,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政策調整而減少。
上述負責人稱,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人錢掛鉤”政策而減少,是此次改革必須堅守的一項基本原則。
目前在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轉移支付政策主要包括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兩部分。
根據《通知》,對享受均衡性轉移支付的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中央財政仍以戶籍人口而不以常住人口為基礎進行測算分配,並充分考慮各地區向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需求。
上述負責人表示,這基本可以實現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存量規模不會減少,同時隨著轉移支付規模的增加,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也將保持平穩增長。
該負責人稱,對與農業轉移人口相關的專項轉移支付,雖然有的以常住人口為基礎、有的直接按人頭進行測算分配,相應減少人口流出地主要是中西部困難地區的義務教育等專項轉移支付數額,但考慮到人口流出地已經不提供戶籍在本地但持有外地居住證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這部分專項轉移支付的減少並不會影響當地實際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人均財力,相反還會因與人頭有關的配套資金減少使地方財力得到改善,如城鄉居民養老和醫療保險,人口流出地財政負擔的部分配套資金將轉由人口流入地財政負擔。
《通知》還維護了進城落戶農民相關權益。
該負責人強調,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能采取硬性措施或“一刀切”要求,不是要進城落戶農民放棄在農村的相關權益。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和自主定居權利,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原標題:明天起鄭州對部分區域實施住房限購
一、重啟住房限購的背景和目的
今年以來,全國一線和部分二線城市地價、房價上漲較快,我市也出現房屋交易量和房價較快上漲情況。為進一步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合理引導住房需求,抑制投資投機性購房,穩定市場預期,促進我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我市決定重啟市區住房限購政策。
二、住房限購政策主要內容
在市內五區、航空港區、鄭東新區、經濟開發區、高新區內,對以下兩種類型家庭,限制向其銷售18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擁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戶籍居民家庭;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
三、購房資格審查
(一)房地產開發企業、經紀機構應在簽訂商品住房買賣合同(認購)、存量房買賣合同前,根據購房人提供的證件,利用網簽查詢功能查驗家庭住房情況,嚴格查驗購房人提供的購房資格。查驗合格後,由購房人書面承諾,若出現提供偽造證明材料騙購住房的情形,同意註銷網簽合同。
(二)房地產管理機構在新建商品住房合同確認查驗或二手住房交易網簽確認時,複查購房人的購房資格。發現購房人提供偽造證明材料騙購住房的,不予辦理合同備案、網簽確認手續。
四、近期我市已采取的穩定房地產市場主要措施
一是擴大居住用地供應規模,調整優化布局,加快供應節奏,年底前采用多批次、集中供地的方式供應市場,增加住宅的供應,滿足市場需求。市政府正式下達了6090畝的新增商品住宅用地供應計劃,並分配到市內五區和三個開發區。將新增供應商品住宅面積1200萬平方米以上。截至目前,2016年鄭州市已計劃安排供應住宅用地11000余畝,是2015年供應量2.3倍。
二是修改完善現有土地競拍網掛系統功能,增加“限地價、競房價”、“達到出讓起始價150%時網掛熔斷”等功能,以實際行動向市民顯示政府調控房地產市場、穩定房價的決心,減少市民對房價快速上漲的擔心,進而減少盲目與非理性的消費行為。
三是強化房地產市場監管。嚴格商品住宅價格管控,引導開發企業合理定價,防止跟風漲價。多部門聯動加強對商品房項目開發實行全過程嚴格監管,發現違法違規行為嚴肅查處,並公開曝光。要求房地產中介組織不得與其他機構合作提供首付貸等違法違規金融產品和服務,不得散布虛假信息哄擡房價、誘騙消費者交易。近期通過媒體曝光了60余家企業的違規行為。
四是加大項目促動工、促銷售力度,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應量。
五是政府各相關部門加大信息公開力度,加強宣傳,引導居民理性消費,對編造虛假信息、造謠滋事者,要依法追究責任。
六是制定出臺調整公積金貸款政策的文件,限定單筆公積金貸款的最高限額等。
鄭州市處在新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期,市政府統籌鄭州市都市區產業發展、人口聚集和土地供應關系,通過“城中村”拆遷改造具備了較強的土地供應能力和房地產開發速度,隨著新階段鄭州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市工作“以建為主、提升品質、擴大成效”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點的展開,完全可以滿足全市統籌發展的住房需要。只要大家都理性消費,針對目前出現的房屋交易量和房價較快上漲勢頭的限購措施就會盡早結束,回歸房地產持續健康發展的常態。
4日據俄羅斯衛星新聞網援引《獨立報》消息,約10萬名紐約市民日前聯名簽署請願書,要求美國新當選總統特朗普的夫人梅蘭娜·特朗普(Melania Trump)在她的丈夫舉行完就職典禮後就離開紐約。
早前據《紐約時報》消息,特朗普過渡團隊的官員表示,明年1月份特朗普就職後,他的妻子梅蘭娜和他們的10歲兒子巴倫不會立即搬入位於華盛頓的白宮,而是繼續住在位於紐約的特朗普大樓,原因是擔心搬家會中斷巴倫本學年的學業。
官員們說,梅蘭娜和巴倫將繼續留在紐約至少六個月。特朗普也表示,“在他(巴倫)這學期結束之後,他們將很快搬來。”
特朗普與妻子梅蘭娜、兒子巴倫
雖然關註孩子成長是美國傳統價值觀,但紐約警方和特勤局會有點頭疼,因為他們必須派出人手在紐約照料這對母子。據央廣網此前報道,如果再考慮上特朗普的超大家族:女兒伊萬卡、女婿和三個孩子;大兒子小特朗普一家、二女兒Tiffany一家、二兒子Eric一家,他們各自有事業、生活,肯定沒辦法都去白宮生活,但特勤局要派人貼身保護,核算下來每天100萬美元費用。
因此,梅蘭娜要和兒子留在紐約的決定引起了紐約公眾的強烈抗議。紐約市民起草了致紐約州長和市長的請願書,要求在特朗普搬到白宮後,不要由紐約的納稅人來支付他家人在紐約的安保費。“如果特朗普夫婦做出這一決定,那麽他們就應該支付這個費用,而不是由紐約的納稅人來支付,納稅人的錢可以用到道路、學校、交通、就業等城市的其他開支”,請願書中如此寫道。
據悉,特朗普將於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職並入住白宮。
據上海發布微信公眾號,上海市人社局、上海保監局表示,上海市從2017年1月1日起將試行職工醫保個人賬戶資金自願購買商業醫療保險。試點初期,可自願使用個人賬戶歷年結余資金,為本人購買上海醫保賬戶住院自費醫療保險和重大疾病保險兩款專屬產品。
職工醫保個人賬戶資金購買商業醫療保險的相關產品,可使用個人賬戶歷年結余資金,也可用現金支付。參保人自願購買產品後,與經辦商業保險機構以合同方式來確定雙方責任、權利、義務,相關行為的責任主體為參保人和商業保險公司。
商業保險公司應定期向上海市醫保經辦機構報送經參保人確認的投保信息。上海市醫保經辦機構審核後,將參保人購買商業保險的個人賬戶資金劃轉至商業保險公司指定的銀行賬戶,並在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個人賬戶基本醫療待遇支出項目中列支。
兩款保險產品分別保障什麽?
一款是重大疾病產品,是改進型重大疾病,在擴展市場上現有產品保障病種範圍的基礎上,保費大幅低於市場同類產品價格。
另一款是住院自費費用保險產品,為全國首款覆蓋老年人群的住院自費費用個人健康保險產品,客戶在上海市醫保定點公立醫院普通病房或質子重離子醫院住院治療期間,所發生的合理且必要的自費醫療費用,按50%的比例進行賠付。
如果參保人同時購買兩款產品,上海職工個人的住院自費醫療保障、個人重大疾病保障當年度內將最多達到30萬保額。
產品一:上海醫保賬戶重大疾病保險
產品特色
低額保費,高額保障;保障自己,關愛家人
投保範圍
被保險人範圍:投保時已參加上海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且個人歷年醫保賬戶余額及身體健康符合承保條件者。特殊情況下,如參保人歷年賬戶結余不足,保險公司健康評估通過後,可作為被保險人參加本保險。
首次投保年齡範圍為16周歲(含)至65周歲(含)。但對於政策實施之日已滿66周歲(含)的人群,需在政策實施初期投保,首次投保年齡可以放寬至75周歲(含)。
投保人範圍:除另有約定外,投保人限被保險人本人。
保險期間:本產品保險期限一年。
續保條件
經保險公司審核後可以自動續保。續保最高投保年齡為65周歲(含),但如被保險人自55周歲(含)起連續續保本保險的,則續保最高年齡可延長至75周歲。已患重大疾病人員不再具有續保資格。
保險責任與保費
等待期90日後,對被保險人經二級及二級以上公立醫院初次確診發生合同所列的惡性腫瘤、冠狀動脈搭橋手術等45種重大疾病,保險公司將按保額給付保險金。其中,被保險人連續投保或因遭受意外傷害導致初次發生重大疾病的,無等待期。該產品提供10萬、20萬元兩檔保額可供選擇。
首次投保和續保時各年齡段保費表
(以10萬保額為例)
產品二:上海醫保賬戶住院自費醫療保險
產品特色
意外、醫療均可保,床位、自費可報銷;社保+商保,完美好搭檔;連續不間斷,保障到終身。
投保範圍
被保險人範圍:投保時已參加上海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且個人歷年醫保賬戶余額及身體健康、符合承保條件者。特殊情況下,如參保人歷年賬戶結余不足,保險公司健康評估通過後,可作為被保險人參加本保險。
投保年齡範圍為16周歲(含)至65周歲(含)。但對於政策實施之日已滿66周歲(含)的人群,需在政策實施初期投保,可以不受前述投保年齡範圍限制。
投保人範圍:除另有約定外,投保人限被保險人本人。
保險期間:本產品保險期限一年。
續保條件
經保險公司審核後可以自動續保。續保最高投保年齡為65周歲(含),但如被保險人自55周歲(含)起連續續保本保險的,則續保最高年齡無限制。
保險責任與保費
等待期90日後,被保險人經醫院確診必須住院治療的,在上海市公立醫院普通病房或上海市質子重離子醫院住院治療期間,所發生的合理且必要的自費醫療費用,按50%的比例進行賠付。其中,被保險人連續投保或因遭受意外傷害進行治療的,無等待期。該產品保額為10萬元。本產品在本公司內累計獲得賠付以20萬元為限。
首次投保和續保時各年齡段保費表
(10萬保額)
5家公司符合承辦條件
目前,共有五家公司符合經營職工醫保個人賬戶購買商業醫療保險業務的要求。具體經辦事宜,可直接向五家保險公司咨詢。
小貼士:醫保卡個人賬戶資金如何計入和結算?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天(2日)發布的《貴州藍皮書:貴州社會發展報告(2017)》稱,貴州脫貧攻堅首戰告捷,到2016年底,已減少貧困人口120.8萬人,同時有近一半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意願。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貴州省主要經濟指標增速位居全國前列,完成地區生產總值1.17萬億元、增長10.5%,固定資產投資1.29萬億元、增長21.1%。脫貧攻堅首戰告捷,減少貧困人口120.8萬人,在全國率先打響易地搬遷扶貧第一炮,對45.8萬農村人口實施搬遷,極大改變了貧困人口的生產生活條件。
此外,貴州省還獲批建設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和國家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為貴州省加快發展搭建好平臺提供了重大機遇。
貴州興義市萬峰林是中國西南三大喀斯特地貌之一,堪稱中國錐狀喀斯特博物館。攝影/章軻
近半農民工願意就地市民化
藍皮書介紹,相關課題組根據對貴州、湖南和安徽三省1601名農民工的抽樣問卷調查所獲得的數據資料,對農民工市民化模式選擇意願進行統計發現,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工有就地市民化的意願。
“隨著農民工群體‘二次分化’的加劇,返回當地中小城鎮實現‘就地市民化’已成為農民工一種理性選擇。”藍皮書稱,已有研究也發現,雖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工選擇“願意放棄農村原有承包土地成為城市居民”,但選擇“更願意回老家”的農民工只約占調查樣本的1/4。
課題組分析,這是因為,我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已成為農村與城市改革的重要推動力,數以億計的農民進城打工,已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農民向城市轉移有效彌補城市工業化過程中的勞動力短缺。
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一直滯後於工業化水平20%以上。城市化嚴重落後於工業化,導致現階段大多數農民工的生存狀態無法與作為城市化主體的市民相稱。農民工不能在一種合法的秩序中完成對城市經濟生活地融入,很難獲得對現代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的習得以及身份認同的轉換,需要防範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處於一種“半城市化生存”的邊緣狀態。
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農民在自家門前制作手工藝品。攝影/章軻
社會組織數量穩步增長
藍皮書表示,盡管貴州省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但近年來社會組織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數量穩步增長,重點領域的社會組織發展迅速。2015年,全省共有社會組織10533個,比2014年增加1109個,同比增長10.5%。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達2.98個,同比增長9.7%。
從社會組織登記的類型來看,社會團體6236個,占總數的59.2%,同比增長9.8%。民辦非企業單位總數為4251個,占總數的40.4%,比2014年增加491個,同比增長11.6%。基金會有46個,占總數的0.4%,較2014年增長13%,其中公募基金會31個,非公募基金會15個。
藍皮書介紹,從服務領域來看,貴州省社會組織主要集中在教育、農村發展、社會服務、工商服務、文教體衛、科研、環境、旅遊、民族文化及社會福利等領域。其中,教育類、農村發展和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數量居前三位,分別為3111個、1192個和1082個,占社會組織總數的29.5%、11.3%和10.3%。
社會組織種類繼續呈現多元化的特點,涵蓋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中的各行各業。這反映出公共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多,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大。
據統計,2015年貴州省社會組織共吸納從業人員27萬人;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占全省從業人員的比重達1.4%,比2014年提升0.5個百分點。總體來看,大學專科以下學歷的比例逐年下降,而大學專科和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從業人員比例逐年上升。按年齡來劃分,中青年從業人員總數達24.5萬人,占社會組織從業人員總數的90.5%,中青年人才正逐步成為社會組織的主體。
此外,貴州省社會組織公共服務能力提升明顯,有力承接了部分轉移的政府職能。2012~2015年貴州省獲得中央財政支持項目64個,共計1954萬元,社會組織在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工作、助醫助學、環境保護等領域提供了公共服務和承接了政府轉移的部分職能。同時,社會組織自身的整體實力也不斷提升,充分發揮了對政府的協同作用。
貧困家庭“男性掌權”多
藍皮書稱,關於中國城市家庭夫妻關系的研究顯示,中國城市家庭夫妻關系表現出了與西方相似的趨於平等的特點,夫妻關系總體較好,婚姻滿意度較高。與之相比,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的夫妻關系表現出以下特點。
在夫妻權力方面,與一般城市家庭夫妻關系趨於平等不同,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受傳統夫妻權力規範的影響更大,“男性掌權”特點較突出,家庭決策模式趨於傳統,這與其所處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是相一致的。這很可能是因為城市貧困階層的男女雙方重塑夫妻權力的意識和能力都更弱,也因此更容易受到既有傳統夫妻權力規範的影響。
在家務分工方面,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男性參與家務勞動的比例相對偏高,家務分工模式趨於現代,表現出與所處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相一致的特點。大部分城市貧困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政府的低保金,與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不符,這很可能是城市貧困家庭男性承擔家務比例相對較高的重要原因。
在夫妻爭吵方面,對比中國城市家庭夫妻爭吵情況,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的夫妻爭吵並不像一般所認為的頻繁,雖然“經常吵”的比例高於一般城市家庭,但“從不吵”的比例高達41.6%,這一狀況並不意味著夫妻感情非常好,更可能的是城市貧困家庭滿足於較穩定的生活狀態而情感要求相對較低,同時“搭伴過日子”的婚姻定位帶來的夫妻互動較少,以致“從不吵”的比例遠高於一般城市家庭。
在婚姻滿意度方面,貴陽市城市貧困家庭婚姻滿意度明顯低於一般城市家庭。城市貧困家庭應對困難的資源和能力有限,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們婚姻生活的感受,婚姻生活滿足感相對較低。
課題組認為,今後城市的扶貧工作除了做好物質幫扶、就業服務等傳統服務外,還應當提供針對家庭的社會服務,重點在於協調家庭成員關系,協助營造和諧的家庭氛圍,幫助家庭發揮正常功能,這些對於幫助城市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具有深遠意義,同時也有助於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
當地時間2017年7月8日,德國漢堡,民眾示威遊行,抗議舉行G20峰會。示威者焚燒障礙物,洗劫商店和向警察拋擲石塊。(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2月1日《南方周末》)
前幾個月的G20峰會令漢堡經歷了一個動蕩的周末。城市回歸平靜,而街道上被暴力破壞後痕跡仍然隨處可見。沿街被砸碎的玻璃櫥窗,遭到洗劫的超市,焚毀的汽車,言語粗暴的塗鴉,長久無法平複的震驚,憤慨和惶然仍在漢堡市民間蔓延。政治層面的後果也在繼續震蕩發酵。
漢堡這座上世紀六十年代曾被前西德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稱為“睡美人”的城市,有段時間幾乎占據了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漢堡本應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珍藏多年的美貌和易北愛樂廳這頂嶄新傲人的桂冠,而持續的城區暴亂卻占據了所有新聞版面。
G20峰會是漢堡的城市形象和政治文化地位的轉折點,一直富足無聞的漢堡登上了國際政治舞臺,易北愛樂廳幾乎使漢堡成為德國當代音樂和藝術朝聖之地,而激烈的示威和升級後的暴亂,無疑如一記當頭棒喝。
一切從何而起,又將去往何處?
漢堡自古以來就不是一座引人矚目的城市,不是政治中心,也非文化名城,而是一座貿易口岸,商人和市民是城市的主人。作為歐洲北方經濟和人口的重鎮,今天德國第二大城市,長久以來富足而無名。
城市肇建伊始,作為神聖羅馬帝國自由城市的漢堡遠離集權,保持獨立的地位,依靠精明務實得以持久繁榮。商人家族和市民是城市的主人,中世紀時漢堡的市民把城市貴族階級管理者趕出了城市,由大商人家族進行自治。從1276年起騎士便不允許在城墻內居住,直到1860年貴族不允許在城內購置房產。
從至今仍保留“自由漢薩市”的稱謂可以看出漢堡對古老漢薩貿易同盟自由城市市民精神的驕傲。“漢薩人”的稱呼在今天的漢堡仍然流行,其品質包括“靈活多變,不墨守成規”,“商人般的大膽與勇氣”,“內斂”以及“善於自嘲”……更早而言的含義還包括與權貴平起平坐的自信與高貴。
漢薩人輕蔑權貴和浮名,激賞腳踏實地履行商業契約付出勞動而獲得報酬。13世紀漢堡就立法禁止漢堡人受勛,因為這與“上無主人下無僕役”的市民精神背道而馳。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多次謝絕德國政府的聯邦十字勛章,被認為非常具有“漢薩風範”。直到今天,漢堡和不來梅是德國兩個沒有設立任何勛章的州。
但也因為漢堡一直遠離權力和市民社會警惕精英的傳統,漢堡在德國和世界上從未獲得與其經濟地位相稱的地位和名氣。
施密特在1960年代寫給媒體讀者來信中對漢堡發展前景危機和在德國政治層面的缺席發出了警示,措辭尖銳犀利又充滿了情感:
“漢薩人日漸無聞,阿爾伯特·巴林,思羅曼,萊茨(均是對漢堡城市發展做出極大貢獻的企業家),後繼者在哪里?
漢堡以航運為榮,但過於倚仗貿易航運,鹿特丹和不來梅都在超越漢堡……
貿易自由氣氛下信仰和思想的自由是城市的傳統……漢堡有著不可思議的潛力,精明務實,寬容同時自律,視野開闊,勇氣十足。漢堡人,你們意識到你們所擁有的力量嗎?
……漢堡人對財富低調,維護公正和平等的社會秩序的信念深植於民心,但並不夠,這些應該成為20世紀所有德國人的共識,以實現更大範圍的公正和平等……漢堡有人過於自傲並以自己為中心了,這是危險的……認識到這一點還並不為遲,漢薩遺產並不應該是歷史的典籍,當代的德國政治亟待漢薩人的參與。”
施密特一早提出的問題一直困擾了漢堡半個多世紀。直到進入新世紀才有所改變。進而十年間漢堡城市經歷了大刀闊斧發展更新。今天漢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德國排名第一,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超過德國平均水平25%,人口持續上漲,成為德國最具吸引力的城市。
在一個市民意識如此強烈、自由主義盛行的社會實現這樣大規模的城市開發建設和快速更新,市民和決策者從不是一個穩定的聯盟,政治家的政治遠見與市民社會對既得利益的堅守,如同兩股糾纏攪動的暗流,互相試探和撕扯,就是在這樣的張力之下,漢堡實現了在德國甚至是歐洲任何城市都難以想象的驚人發展。
G20在漢堡舉行,這場由來已久的交鋒和博弈,第一次以暴戾的形式暴露在全世界媒體面前,漢堡贏得了它渴望已久的聲名。“漢薩風範”所代表著的社會民主和市民精神究竟是以怎樣的機制在影響城市的發展呢?
故事要從港口新城的誕生說起。
2016年德國新書《機密項目港口新城》中披露了港口城開發過程,其中的原委令人瞠目結舌。
現在是漢堡的名片的港口新城,並非最初的規劃目標,其所在土地僅僅是由於在易北河南岸Altenwerder新建深水貨輪碼頭後補償給城市的一塊土地。
20世紀最後幾十年間,原有港口設施和港池規模落後了,時任漢堡第一市長Henning Voscherau和漢堡港務集團HHLA總裁Peter Dietrich意識到為了保證漢堡港的競爭實力需要新建大型的現代集裝箱碼頭,而最好的選址就在易北河南岸的Altenwerder一塊160公頃的地區。擬建巨型現代碼頭需要高額投入,同時還要拆遷民居,將有上百年歷史的城鎮村莊在地圖上抹去,這些一旦公布都將引起極大的公共反響甚至政治動蕩。漢堡市議員Oswald Paulig提出,港口既然得到了利益,也應該有相應付出,提議將港區東部也就是現在港口新城所在地的面積歸還城市。當時也正值東西德結束分裂,世界冷戰結束,大量人口湧入,漢堡迎來了城市化挑戰,亟須擴展城市空間。於是置換土地的提議在執政黨和港務集團兩者之間迅速達成了一致。
接下來的過程極富戲劇性,Dietrich和Voscherau兩人私下約定,由於Dietrich作為港務集團總裁有權作出商業決定而不對市民公布,他將負責港口開發所需地塊的收購,將用地準備妥當,之後市長Voscherau將代表市政府向市民公布規劃項目消息。這樣的運作方式僅僅在不出任何差錯按計劃全盤實現後才具有合法性。
在項目處於保密的五年內,Dietrich在港務集團名下成立子公司GHS,以各種精明高超的商業手腕輔以高價收購了Altenwerder所有的私有地塊,同時解決了城市和港口企業之間土地的複雜租賃合約問題,為下一步計劃的實施鋪平了道路。1997年5月,Voscherau市長代表漢堡市公布了港口新城開發計劃,漢堡著名建築師事務所gmp合夥人福爾克溫·瑪格在1996年受到秘密委托進行的港口城可實施性規劃設計草圖也同時被公之於眾。
Henning Voscherau和Peter Dietrich采用了高超的運作手腕,在1992到1997年的五年之間對項目進行保密,以幾乎觸及漢堡州憲法底線的方式避免了項目過早公開引起輿論關註,才令其順利付諸實現。
整個港口城項目的立項準備過程只有兩到三個人全部知情,完全繞過了城市議會、公眾,甚至市規劃局長對此都一無所知。2016年《機密項目港口新城》新書發布會上,現任漢堡第二市長Dorothee Stapelfeldt表示這在政務和法制如此透明的今天,是完全無法想象的。
但正如Henning Voscherau和Peter Dietrich當年所預料到的,“世紀項目”漢堡港口新城獲得了巨大的成功,2001年動工,十幾年間嚴格按照規劃階段逐步建成並且穩健發展,獨特而生機勃勃的街區氛圍逐漸形成,城市、企業和民眾各方都在其中獲得了利益,否則漢堡港將面對另一座漢薩名城不來梅內港一樣的衰落命運。
坐落在港口新城西側的標誌性建築易北愛樂廳2016年落成,在G20期間為20國領導人舉行了特別音樂會,成為城市形象的代言。
也許再沒有一座建築能像易北愛樂廳一樣承載太多漢堡市民的複雜情感。和港口新城的開發一樣,建造愛樂廳的最初想法來自一次私人聊天。在開發商Alexander Gerar夫婦與瑞士著名建築師普利策獎得主赫爾佐格的一次交談中,建築師在一張照片上信手塗畫的如同音波又如同海浪般的幾筆,激發出一個坐落於老倉庫之上的音樂廳的設想。
Alexander Gerar最初遊說漢堡市政府,希望政府出讓地塊,由他來投資興建一座音樂廳,提議得到了漢堡市的支持。正是為了避免公眾面對大項目天然的反感和憤怒,爭取民眾的支持,項目的推動者在輿論宣傳上采取了帶有欺騙和煽動性的公關策略,向公眾傳達出信息——僅需投入7700萬便可以獲得一座世界頂級的音樂廳。實際情況是7700萬僅是政府決定由財政支出支付的價格,整個項目預算造價為1.86億歐元。
之後隨著漢堡政府介入加深,一座普通的音樂廳已經無法滿足政客們的野心,城市希望音樂廳可以成為港口新城的地標——一座城市空間、建築、美學、聲學各個方面無可匹敵的世界建築奇觀,以定義和提升港口新城乃至漢堡的文化地位。
2014年項目正式收歸漢堡城市所有,在從私人項目變為城市公共項目的過程中造價一路攀升,後來又因為政治決策、責任分割、多方協調問題項目一度陷入了僵局,成為著名的“德國三大爛尾樓”之一。經歷了媒體介入,市民反對,調查聽證程序,法庭進行仲裁,直到開工十年之後,才在喧囂尖刻的批評聲中建成。最終造價8.65億,市政府支出7.89億,6800萬歐元來自德國民眾的自願捐助。
愛樂廳投入使用以來一票難求,37米高的市民廣場上總是遊客雲集,從開幕至今已經接待了200萬人次。根據統計易北愛樂廳的建成令漢堡旅遊收入增長了5.5%。易北愛樂廳成了城市最吸引人的地方。收回開發時的天價成本指日可待。而更多的商業的收入政府將用來資助漢堡音樂基礎教育。市政府提出漢堡所有中小學學生在上學期間都要至少來易北愛樂廳內接受一次音樂教育。
籌建期間來自民眾的批評除了造價過於高昂,還有就是認為愛樂廳會成為“精英和權貴”紙醉金迷的娛樂場所。這一點城市也以行動給出了回應。
在G20召開的前一周,易北愛樂廳舉行了《放歌長夜》的活動,一個晚上,愛樂廳大小音樂廳、市民廣場、餐廳的六座舞臺上,34個來自漢堡的業余合唱團整晚輪番登臺表演。合唱的形式包括古典、宗教、流行、爵士,豐富多樣,盡興之處,臺下觀眾也紛紛起立一起合唱。“每個人的音樂廳”的承諾得以兌現,每一個普通的市民都有機會登上世界最頂級的音樂殿堂的舞臺。進入音樂廳沒有任何穿著限制,吸引了更多年輕人和非古典音樂迷。同時政府給每一張音樂會門票進行補貼,保證票價低廉。
批評的聲音來自漢堡眾多私人劇院。漢堡早在17世紀普通市民就有了活躍的公共文化娛樂生活。今天聖保利港口區域仍是私人劇場林立,上演脫口秀、話劇、滑稽、音樂劇,被譽為漢堡的百老匯。但易北愛樂廳由城市主導的強勢的宣傳致使小劇院觀眾大量流失,同時聯邦和漢堡市對藝術事業的財政支持也主要流入包括愛樂廳在內的漢堡四大國立劇場。易北愛樂廳一票難求,而私人小劇場則受到了嚴重打擊。
易北愛樂廳成為了城市最成功的品牌,默克爾在決定G20峰會在漢堡舉行也考慮到了借易北愛樂廳開幕之勢,向世界展示德國大城市在歐洲經濟和文化領域領先地位和強勁的上升勢頭。而這時漢堡市民則看到了現代城市品牌經營模式正在入侵市民社會的精神內核,城市中反“縉紳化”(Gentrification)從思想暗湧到付諸行動也愈演愈烈。
港口城的成功開發為城市帶來了巨大的自信,漢堡市希望登上世界舞臺謀求更大的機遇。
2015年3月漢堡擊敗柏林,成為2024年夏季奧運會的申辦城市。漢堡申奧方案十分迎合民眾,核心理念“位於城市心臟的盛會”,一改以往奧運村設在舉辦城市近郊的慣例,將奧運村、開幕式主體育場、主體育館、遊泳中心和醫療中心集中選址在城市中心易北河中央的約130公頃的島嶼小格拉斯布魯克上。河心島上建立奧運村,可以貫通漢堡的南北軸線,釋放出大量極具發展潛力的城市空間。也正符合漢堡——“跨越易北河”(Sprung über die Elbe)的城市發展戰略。
政府和建築師為民眾呈現了一幅迷人的奧運願景,在體育場館的建設方面也做了充分的可持續性考慮。利用現有設施,以維修和現代化改建為主,減少新建場館數量。新建主體育場設計之初都考慮了賽後的改建。保證耗資巨大的公共工程在賽後將不會成為毫無用處的現代遺址,試圖扭轉奧運鋪張和炫耀的負面形象。
但隨著政府對申奧宣傳的深入,市民中贊同和反對的聲音此消彼長。反對的市民首先質疑政府對大型項目時間和預算控制能力,同時更加擔心的是日常生活秩序被打亂。
反奧運民間組織Nolympia甚至在網站上羅列了所有可能在奧運舉辦過程中獲利的個人和企業。提醒民眾資本的參與可能在奧運之後將已開發的地塊和基礎設施私有化。而後奧運時期,主要奧運城區的縉紳化(Gentrification)進程將導致地價和租金的上漲。這對於外來人口占大多數的漢堡,是城市租房居住的人們最為無法接受的。
當年11月公投結果公布,130萬擁有選舉權的市民中65萬人參與了公投,超半數的51.7%的民眾投了否決票。
漢堡G20舉行期間總共登記了29場遊行集會。大多是溫和而組織有序的和平示威。而導致局面失控並升級為暴動的原因,要歸咎於漢堡Schanze以及周邊區域長久以來固守此處的城市自治主義者和左翼自由主義分子。
G20會場所在的市中心Schanze區在漢堡以多元文化著稱,這里新建築不多,城市保留著儉樸親和的一面,密集著平民化的酒吧餐廳,各式各樣的店鋪,是漢堡年輕人最喜愛的街區,也是漢堡市民氣氛最活躍的區域。Schanze最著名的景點是一座廢棄的建築——紅色弗羅拉劇院,1980年代末期有投資者希望將其重建成現代化劇院,為抗議新建劇院將帶動周邊租金上漲,一部分居民和左翼分子進駐占領了劇院的廢墟,同時宣布自治。此後的幾十年內城市多次以談判和強行驅逐占領者的方式,試圖收回建築都沒能成功,直到今天紅色弗羅拉劇院廢墟成為了漢堡左翼自由主義和亞文化中心,庇護著來自各方聚集於此的無政府人士、自治分子和無家可歸者。
紅色弗羅拉代表了在城市政治和文化身份邊緣遊離的少數群體,而城市對其寬容的背後除了對不同生活方式、政治傾向的尊重外,也表達著居民對商業和資本入侵社區生態持有拒絕姿態。大部分時間紅色弗羅拉與居民們相安無事,它的存在更像是一個溫和的符號,反對資本的霸權,反對“縉紳化”城市發展模式下地價擡升、租金上漲,消費結構改變,低收入者和少數族裔被驅趕出社區,原有的人際關系地域文脈被破壞瓦解。
G20期間紅色弗羅拉的自治主義者邀請了來自德國和歐洲的左翼分子來漢堡參加反G20大遊行,遊行升級,爆發了騷亂,遊行隊伍中的暴徒有組織地進行了大規模打砸破壞,超市被洗劫,銀行被攻擊,幾十輛車被縱火焚燒。警察逮捕了186名暴徒,其中54人來自歐洲其他國家。平日寧靜而繁華的街道黑煙滾滾,一片狼藉。黑衣暴徒與警察的對峙,尖叫聲,燃燒瓶的爆炸聲,這一切成為了漢堡G20峰會留給世界的印象。
G20過後德國內政部要求漢堡清理關閉紅色弗羅拉,漢堡市長碩爾茨雖受到多方面的壓力仍反對立即關閉,不少市民的態度也開始轉變,但大多數市民在譴責暴力的同時,仍然接受漢堡城市文化符號一部分的紅色弗羅拉繼續存在。
如果沒有G20峰會期間在72小時內爆發的各種遊行和沖突,市民意誌和政治決策的撕扯在漢堡僅僅是一種社會民主生活的日常形態和儀式。這樣的例子很多,無法一一列舉。
黑格爾晚年在《法哲學原理》中描述了市民社會,“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但是,如果他不同別人發生關系,他就不能達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過同他人的關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並且在滿足他人福利的同時,滿足自己。”在這種民主社會,共識從來不存在,社會一直分裂為不同階層與群體,人們因為利益和意識形態或連結為暫時的同盟,或彼此視為對手。
市民意誌構成政治社會中一股勢能,松散的聚集,又順勢而變。市民社會可能總是處於一種爭論之中,時而表現出理性而公正的一面,時而又局限於自私與短視中。然而這種爭論從來都不會影響自身的文化領導權,而這種領導權又常被現代媒體形式無限地放大,對於城市的管理者和專業設計人員如同一道堅固的堡壘。如何在透明公平的機制下實現城市可持續穩健發展,達成居民利益和福祉,同時保持城市自身精神活力,漢堡半個世紀以來的發展也許提供了一個觀察的視角。
2017年漢堡G20的故事最終還是有了一個溫暖的結局,峰會結束後的周日,市民通過臉書發起“漢堡大掃除”活動,2萬人響應,當天8000個大人和孩子自發走上街頭,用從家里帶來的工具仔細地洗刷不友好的塗鴉,清掃滿街的垃圾,修複損壞的城市設施。商店和社區準備了飲料和零食免費分發給大家。在這一刻城市再次將人們凝聚在一起,這座自由城市又得到了人們的珍視。
(作者為旅德建築和城市規劃工程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