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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市民福祉與城市升級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33075

當地時間2017年7月8日,德國漢堡,民眾示威遊行,抗議舉行G20峰會。示威者焚燒障礙物,洗劫商店和向警察拋擲石塊。(東方IC/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2月1日《南方周末》)

前幾個月的G20峰會令漢堡經歷了一個動蕩的周末。城市回歸平靜,而街道上被暴力破壞後痕跡仍然隨處可見。沿街被砸碎的玻璃櫥窗,遭到洗劫的超市,焚毀的汽車,言語粗暴的塗鴉,長久無法平複的震驚,憤慨和惶然仍在漢堡市民間蔓延。政治層面的後果也在繼續震蕩發酵。

漢堡這座上世紀六十年代曾被前西德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稱為“睡美人”的城市,有段時間幾乎占據了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漢堡本應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珍藏多年的美貌和易北愛樂廳這頂嶄新傲人的桂冠,而持續的城區暴亂卻占據了所有新聞版面。

G20峰會是漢堡的城市形象和政治文化地位的轉折點,一直富足無聞的漢堡登上了國際政治舞臺,易北愛樂廳幾乎使漢堡成為德國當代音樂和藝術朝聖之地,而激烈的示威和升級後的暴亂,無疑如一記當頭棒喝。

一切從何而起,又將去往何處?

漢薩風範

漢堡自古以來就不是一座引人矚目的城市,不是政治中心,也非文化名城,而是一座貿易口岸,商人和市民是城市的主人。作為歐洲北方經濟和人口的重鎮,今天德國第二大城市,長久以來富足而無名。

城市肇建伊始,作為神聖羅馬帝國自由城市的漢堡遠離集權,保持獨立的地位,依靠精明務實得以持久繁榮。商人家族和市民是城市的主人,中世紀時漢堡的市民把城市貴族階級管理者趕出了城市,由大商人家族進行自治。從1276年起騎士便不允許在城墻內居住,直到1860年貴族不允許在城內購置房產。

從至今仍保留“自由漢薩市”的稱謂可以看出漢堡對古老漢薩貿易同盟自由城市市民精神的驕傲。“漢薩人”的稱呼在今天的漢堡仍然流行,其品質包括“靈活多變,不墨守成規”,“商人般的大膽與勇氣”,“內斂”以及“善於自嘲”……更早而言的含義還包括與權貴平起平坐的自信與高貴。

漢薩人輕蔑權貴和浮名,激賞腳踏實地履行商業契約付出勞動而獲得報酬。13世紀漢堡就立法禁止漢堡人受勛,因為這與“上無主人下無僕役”的市民精神背道而馳。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多次謝絕德國政府的聯邦十字勛章,被認為非常具有“漢薩風範”。直到今天,漢堡和不來梅是德國兩個沒有設立任何勛章的州。

危機和警示

但也因為漢堡一直遠離權力和市民社會警惕精英的傳統,漢堡在德國和世界上從未獲得與其經濟地位相稱的地位和名氣。

施密特在1960年代寫給媒體讀者來信中對漢堡發展前景危機和在德國政治層面的缺席發出了警示,措辭尖銳犀利又充滿了情感:

“漢薩人日漸無聞,阿爾伯特·巴林,思羅曼,萊茨(均是對漢堡城市發展做出極大貢獻的企業家),後繼者在哪里?

漢堡以航運為榮,但過於倚仗貿易航運,鹿特丹和不來梅都在超越漢堡……

貿易自由氣氛下信仰和思想的自由是城市的傳統……漢堡有著不可思議的潛力,精明務實,寬容同時自律,視野開闊,勇氣十足。漢堡人,你們意識到你們所擁有的力量嗎?

……漢堡人對財富低調,維護公正和平等的社會秩序的信念深植於民心,但並不夠,這些應該成為20世紀所有德國人的共識,以實現更大範圍的公正和平等……漢堡有人過於自傲並以自己為中心了,這是危險的……認識到這一點還並不為遲,漢薩遺產並不應該是歷史的典籍,當代的德國政治亟待漢薩人的參與。”

施密特一早提出的問題一直困擾了漢堡半個多世紀。直到進入新世紀才有所改變。進而十年間漢堡城市經歷了大刀闊斧發展更新。今天漢堡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德國排名第一,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超過德國平均水平25%,人口持續上漲,成為德國最具吸引力的城市。

在一個市民意識如此強烈、自由主義盛行的社會實現這樣大規模的城市開發建設和快速更新,市民和決策者從不是一個穩定的聯盟,政治家的政治遠見與市民社會對既得利益的堅守,如同兩股糾纏攪動的暗流,互相試探和撕扯,就是在這樣的張力之下,漢堡實現了在德國甚至是歐洲任何城市都難以想象的驚人發展。

G20在漢堡舉行,這場由來已久的交鋒和博弈,第一次以暴戾的形式暴露在全世界媒體面前,漢堡贏得了它渴望已久的聲名。“漢薩風範”所代表著的社會民主和市民精神究竟是以怎樣的機制在影響城市的發展呢?

故事要從港口新城的誕生說起。

機密項目港口新城

2016年德國新書《機密項目港口新城》中披露了港口城開發過程,其中的原委令人瞠目結舌。

現在是漢堡的名片的港口新城,並非最初的規劃目標,其所在土地僅僅是由於在易北河南岸Altenwerder新建深水貨輪碼頭後補償給城市的一塊土地。

20世紀最後幾十年間,原有港口設施和港池規模落後了,時任漢堡第一市長Henning Voscherau和漢堡港務集團HHLA總裁Peter Dietrich意識到為了保證漢堡港的競爭實力需要新建大型的現代集裝箱碼頭,而最好的選址就在易北河南岸的Altenwerder一塊160公頃的地區。擬建巨型現代碼頭需要高額投入,同時還要拆遷民居,將有上百年歷史的城鎮村莊在地圖上抹去,這些一旦公布都將引起極大的公共反響甚至政治動蕩。漢堡市議員Oswald Paulig提出,港口既然得到了利益,也應該有相應付出,提議將港區東部也就是現在港口新城所在地的面積歸還城市。當時也正值東西德結束分裂,世界冷戰結束,大量人口湧入,漢堡迎來了城市化挑戰,亟須擴展城市空間。於是置換土地的提議在執政黨和港務集團兩者之間迅速達成了一致。

接下來的過程極富戲劇性,Dietrich和Voscherau兩人私下約定,由於Dietrich作為港務集團總裁有權作出商業決定而不對市民公布,他將負責港口開發所需地塊的收購,將用地準備妥當,之後市長Voscherau將代表市政府向市民公布規劃項目消息。這樣的運作方式僅僅在不出任何差錯按計劃全盤實現後才具有合法性。

在項目處於保密的五年內,Dietrich在港務集團名下成立子公司GHS,以各種精明高超的商業手腕輔以高價收購了Altenwerder所有的私有地塊,同時解決了城市和港口企業之間土地的複雜租賃合約問題,為下一步計劃的實施鋪平了道路。1997年5月,Voscherau市長代表漢堡市公布了港口新城開發計劃,漢堡著名建築師事務所gmp合夥人福爾克溫·瑪格在1996年受到秘密委托進行的港口城可實施性規劃設計草圖也同時被公之於眾。

Henning Voscherau和Peter Dietrich采用了高超的運作手腕,在1992到1997年的五年之間對項目進行保密,以幾乎觸及漢堡州憲法底線的方式避免了項目過早公開引起輿論關註,才令其順利付諸實現。

整個港口城項目的立項準備過程只有兩到三個人全部知情,完全繞過了城市議會、公眾,甚至市規劃局長對此都一無所知。2016年《機密項目港口新城》新書發布會上,現任漢堡第二市長Dorothee Stapelfeldt表示這在政務和法制如此透明的今天,是完全無法想象的。

但正如Henning Voscherau和Peter Dietrich當年所預料到的,“世紀項目”漢堡港口新城獲得了巨大的成功,2001年動工,十幾年間嚴格按照規劃階段逐步建成並且穩健發展,獨特而生機勃勃的街區氛圍逐漸形成,城市、企業和民眾各方都在其中獲得了利益,否則漢堡港將面對另一座漢薩名城不來梅內港一樣的衰落命運。

差點爛尾的易北愛樂廳

坐落在港口新城西側的標誌性建築易北愛樂廳2016年落成,在G20期間為20國領導人舉行了特別音樂會,成為城市形象的代言。

也許再沒有一座建築能像易北愛樂廳一樣承載太多漢堡市民的複雜情感。和港口新城的開發一樣,建造愛樂廳的最初想法來自一次私人聊天。在開發商Alexander Gerar夫婦與瑞士著名建築師普利策獎得主赫爾佐格的一次交談中,建築師在一張照片上信手塗畫的如同音波又如同海浪般的幾筆,激發出一個坐落於老倉庫之上的音樂廳的設想。

Alexander Gerar最初遊說漢堡市政府,希望政府出讓地塊,由他來投資興建一座音樂廳,提議得到了漢堡市的支持。正是為了避免公眾面對大項目天然的反感和憤怒,爭取民眾的支持,項目的推動者在輿論宣傳上采取了帶有欺騙和煽動性的公關策略,向公眾傳達出信息——僅需投入7700萬便可以獲得一座世界頂級的音樂廳。實際情況是7700萬僅是政府決定由財政支出支付的價格,整個項目預算造價為1.86億歐元。

之後隨著漢堡政府介入加深,一座普通的音樂廳已經無法滿足政客們的野心,城市希望音樂廳可以成為港口新城的地標——一座城市空間、建築、美學、聲學各個方面無可匹敵的世界建築奇觀,以定義和提升港口新城乃至漢堡的文化地位。

2014年項目正式收歸漢堡城市所有,在從私人項目變為城市公共項目的過程中造價一路攀升,後來又因為政治決策、責任分割、多方協調問題項目一度陷入了僵局,成為著名的“德國三大爛尾樓”之一。經歷了媒體介入,市民反對,調查聽證程序,法庭進行仲裁,直到開工十年之後,才在喧囂尖刻的批評聲中建成。最終造價8.65億,市政府支出7.89億,6800萬歐元來自德國民眾的自願捐助。

愛樂廳投入使用以來一票難求,37米高的市民廣場上總是遊客雲集,從開幕至今已經接待了200萬人次。根據統計易北愛樂廳的建成令漢堡旅遊收入增長了5.5%。易北愛樂廳成了城市最吸引人的地方。收回開發時的天價成本指日可待。而更多的商業的收入政府將用來資助漢堡音樂基礎教育。市政府提出漢堡所有中小學學生在上學期間都要至少來易北愛樂廳內接受一次音樂教育。

籌建期間來自民眾的批評除了造價過於高昂,還有就是認為愛樂廳會成為“精英和權貴”紙醉金迷的娛樂場所。這一點城市也以行動給出了回應。

在G20召開的前一周,易北愛樂廳舉行了《放歌長夜》的活動,一個晚上,愛樂廳大小音樂廳、市民廣場、餐廳的六座舞臺上,34個來自漢堡的業余合唱團整晚輪番登臺表演。合唱的形式包括古典、宗教、流行、爵士,豐富多樣,盡興之處,臺下觀眾也紛紛起立一起合唱。“每個人的音樂廳”的承諾得以兌現,每一個普通的市民都有機會登上世界最頂級的音樂殿堂的舞臺。進入音樂廳沒有任何穿著限制,吸引了更多年輕人和非古典音樂迷。同時政府給每一張音樂會門票進行補貼,保證票價低廉。

批評的聲音來自漢堡眾多私人劇院。漢堡早在17世紀普通市民就有了活躍的公共文化娛樂生活。今天聖保利港口區域仍是私人劇場林立,上演脫口秀、話劇、滑稽、音樂劇,被譽為漢堡的百老匯。但易北愛樂廳由城市主導的強勢的宣傳致使小劇院觀眾大量流失,同時聯邦和漢堡市對藝術事業的財政支持也主要流入包括愛樂廳在內的漢堡四大國立劇場。易北愛樂廳一票難求,而私人小劇場則受到了嚴重打擊。

易北愛樂廳成為了城市最成功的品牌,默克爾在決定G20峰會在漢堡舉行也考慮到了借易北愛樂廳開幕之勢,向世界展示德國大城市在歐洲經濟和文化領域領先地位和強勁的上升勢頭。而這時漢堡市民則看到了現代城市品牌經營模式正在入侵市民社會的精神內核,城市中反“縉紳化”(Gentrification)從思想暗湧到付諸行動也愈演愈烈。

盛會的破產

港口城的成功開發為城市帶來了巨大的自信,漢堡市希望登上世界舞臺謀求更大的機遇。

2015年3月漢堡擊敗柏林,成為2024年夏季奧運會的申辦城市。漢堡申奧方案十分迎合民眾,核心理念“位於城市心臟的盛會”,一改以往奧運村設在舉辦城市近郊的慣例,將奧運村、開幕式主體育場、主體育館、遊泳中心和醫療中心集中選址在城市中心易北河中央的約130公頃的島嶼小格拉斯布魯克上。河心島上建立奧運村,可以貫通漢堡的南北軸線,釋放出大量極具發展潛力的城市空間。也正符合漢堡——“跨越易北河”(Sprung über die Elbe)的城市發展戰略。

政府和建築師為民眾呈現了一幅迷人的奧運願景,在體育場館的建設方面也做了充分的可持續性考慮。利用現有設施,以維修和現代化改建為主,減少新建場館數量。新建主體育場設計之初都考慮了賽後的改建。保證耗資巨大的公共工程在賽後將不會成為毫無用處的現代遺址,試圖扭轉奧運鋪張和炫耀的負面形象。

但隨著政府對申奧宣傳的深入,市民中贊同和反對的聲音此消彼長。反對的市民首先質疑政府對大型項目時間和預算控制能力,同時更加擔心的是日常生活秩序被打亂。

反奧運民間組織Nolympia甚至在網站上羅列了所有可能在奧運舉辦過程中獲利的個人和企業。提醒民眾資本的參與可能在奧運之後將已開發的地塊和基礎設施私有化。而後奧運時期,主要奧運城區的縉紳化(Gentrification)進程將導致地價和租金的上漲。這對於外來人口占大多數的漢堡,是城市租房居住的人們最為無法接受的。

當年11月公投結果公布,130萬擁有選舉權的市民中65萬人參與了公投,超半數的51.7%的民眾投了否決票。

紅色弗羅拉Rote Flora

漢堡G20舉行期間總共登記了29場遊行集會。大多是溫和而組織有序的和平示威。而導致局面失控並升級為暴動的原因,要歸咎於漢堡Schanze以及周邊區域長久以來固守此處的城市自治主義者和左翼自由主義分子。

G20會場所在的市中心Schanze區在漢堡以多元文化著稱,這里新建築不多,城市保留著儉樸親和的一面,密集著平民化的酒吧餐廳,各式各樣的店鋪,是漢堡年輕人最喜愛的街區,也是漢堡市民氣氛最活躍的區域。Schanze最著名的景點是一座廢棄的建築——紅色弗羅拉劇院,1980年代末期有投資者希望將其重建成現代化劇院,為抗議新建劇院將帶動周邊租金上漲,一部分居民和左翼分子進駐占領了劇院的廢墟,同時宣布自治。此後的幾十年內城市多次以談判和強行驅逐占領者的方式,試圖收回建築都沒能成功,直到今天紅色弗羅拉劇院廢墟成為了漢堡左翼自由主義和亞文化中心,庇護著來自各方聚集於此的無政府人士、自治分子和無家可歸者。

紅色弗羅拉代表了在城市政治和文化身份邊緣遊離的少數群體,而城市對其寬容的背後除了對不同生活方式、政治傾向的尊重外,也表達著居民對商業和資本入侵社區生態持有拒絕姿態。大部分時間紅色弗羅拉與居民們相安無事,它的存在更像是一個溫和的符號,反對資本的霸權,反對“縉紳化”城市發展模式下地價擡升、租金上漲,消費結構改變,低收入者和少數族裔被驅趕出社區,原有的人際關系地域文脈被破壞瓦解。

G20期間紅色弗羅拉的自治主義者邀請了來自德國和歐洲的左翼分子來漢堡參加反G20大遊行,遊行升級,爆發了騷亂,遊行隊伍中的暴徒有組織地進行了大規模打砸破壞,超市被洗劫,銀行被攻擊,幾十輛車被縱火焚燒。警察逮捕了186名暴徒,其中54人來自歐洲其他國家。平日寧靜而繁華的街道黑煙滾滾,一片狼藉。黑衣暴徒與警察的對峙,尖叫聲,燃燒瓶的爆炸聲,這一切成為了漢堡G20峰會留給世界的印象。

G20過後德國內政部要求漢堡清理關閉紅色弗羅拉,漢堡市長碩爾茨雖受到多方面的壓力仍反對立即關閉,不少市民的態度也開始轉變,但大多數市民在譴責暴力的同時,仍然接受漢堡城市文化符號一部分的紅色弗羅拉繼續存在。

集體意誌所在

如果沒有G20峰會期間在72小時內爆發的各種遊行和沖突,市民意誌和政治決策的撕扯在漢堡僅僅是一種社會民主生活的日常形態和儀式。這樣的例子很多,無法一一列舉。

黑格爾晚年在《法哲學原理》中描述了市民社會,“在市民社會中,每個人都以自身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來都是虛無。但是,如果他不同別人發生關系,他就不能達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為特殊的人達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過同他人的關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並且在滿足他人福利的同時,滿足自己。”在這種民主社會,共識從來不存在,社會一直分裂為不同階層與群體,人們因為利益和意識形態或連結為暫時的同盟,或彼此視為對手。

市民意誌構成政治社會中一股勢能,松散的聚集,又順勢而變。市民社會可能總是處於一種爭論之中,時而表現出理性而公正的一面,時而又局限於自私與短視中。然而這種爭論從來都不會影響自身的文化領導權,而這種領導權又常被現代媒體形式無限地放大,對於城市的管理者和專業設計人員如同一道堅固的堡壘。如何在透明公平的機制下實現城市可持續穩健發展,達成居民利益和福祉,同時保持城市自身精神活力,漢堡半個世紀以來的發展也許提供了一個觀察的視角。

2017年漢堡G20的故事最終還是有了一個溫暖的結局,峰會結束後的周日,市民通過臉書發起“漢堡大掃除”活動,2萬人響應,當天8000個大人和孩子自發走上街頭,用從家里帶來的工具仔細地洗刷不友好的塗鴉,清掃滿街的垃圾,修複損壞的城市設施。商店和社區準備了飲料和零食免費分發給大家。在這一刻城市再次將人們凝聚在一起,這座自由城市又得到了人們的珍視。

(作者為旅德建築和城市規劃工程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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